这里所收辑的大都是纪行的文字。

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在济南，济南危急的时候我随学校迁到泰山下边。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是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在敌机狂炸中又离开了泰安。以后辗转南下，由河南而入湖北。我们在汉水左岸的郧阳城住过半年，又徒步两月而入川。离郧阳时是十二月一日，又正值严寒的日子，到达目的地后，却正是遍地菜花。

在这小集子里所写的，就是由郧阳到四川的沿途情形。

这是一段极其难行的道路。

古人有“蜀道难”之叹，但我这里所说的却非指“蜀道”而言。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大公报载：“中央社成都二十八日电，中央社记者二十八日由宝鸡经川陕公路，抵达成都，历时凡五日，沿途作一简略之视察，深觉该路之建设，已突飞猛进，虽有秦岭、凤岭、酒奠、梁紫关岭、七盘山与巴山诸海拔二千公尺之崇岭，但路面平阔，畅行愉快，汽车每小时行驶三十公里，全路任何小桥，亦均可驶过七吨以上之车辆，此为贯接西北与西南之惟一陆地交通线。沿途商旅运输工具，计有汽车、骡车及人力车三种，交接往还，络绎不绝，几有车水马龙之盛。该路系衔接古秦连云栈与剑阁栈所筑成，栈道遗迹，今已无复存在，昔人所记天梯鸟道之险，蠶丛蜀道之难，亦当随而消逝矣。由宝鸡至成都，计七百公里，二十六年始改筑石基路面，今迢遥长途之中，随时均可睹及民众凿山修桥，继续努力于新建设。时仅两载，而交通已有隔世之感，此实为我抗战建国之一显著成绩。沿途驿站均有新设之旅社……旅行便利……”

汉中宝鸡之间，我们不曾走过，汉中至成都一段，是我们一步一步踏过来的，正如上文所引，确已并不难行，我所认为难行的是从湖北郧阳沿汉水而至汉中一段。这一段完全是走在穷山荒水之中，贫穷，贫穷，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也正因为这种情形，我这里所记的，汉中以上，或者可以更缩短些说，安康以上者较多，以下所谓“蜀道”一段则极少，因为一进入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也就算回到“圈内”来了。但假如我们由此推开一点想，想想中国有多少农村，有多少边远地方，是不是也正在所谓“圈外”呢？何况圈子里边也并非决然和圈子外边没有相同的情形，结果，曰内，曰外，实在也有些不大容易分辨了。但这话也已超出圈外，此处自不必深论。

在一个学生的手册里，我曾读到下列一段对话：

“‘你们是当兵的吗？’一个中年男子问。

‘我们是学生。’

‘洋学生呀！’一个中年妇人惊诧地说。

‘你们是啥子地方人？’

‘我们是山东人。’

‘是中国人吗？’是另一个男子的问题。

‘是中国人，咱们都是中国人啊，哈哈……’我们都笑了，他们也都莫名其妙地笑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圈外”人民的表现之一。他们这样的可悯，——但我们切不可忘记，他们的物质生活之可悯比较其精神生活之可悯为尤甚，——然而他们又是这样的可爱，他们的糊涂也是可爱的，一点也不错。他们不知道国家，然而他们也许并未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但是，我们的国家却不应当让大多数人民永远如此，尤其在抗战建国的今日。

我在痛苦的情绪中走过了这一段路，结果所得就只是这几篇苦涩的记载。当然，假设有人读到这书本，恐怕也难免掩卷而叹曰：“此诚一令人不快之书也！”这倒是无可如何的事。现在，正是我们的光明时代，而且最灿烂的明日即将到来，但我这里却只记下了这么一个并不完全光明的侧面，或者说只是描下了那美丽面孔上的一个斑疤，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因为我所见如是，所写也只能如是，何况所见闻者犹未能一一道出。果戈里曾经引用过一句斯拉夫古谚说：“请不必责备那镜子吧，假如你的面孔本来是丑的！”我自然不敢说这些文字还多少有一点镜子的作用，但我确未立志专写黑暗，相反，我却在努力从黑暗中寻取那一线光明，并时常想怎样才可以把光明来代替黑暗。我只恨我所见者不广，所发掘者更不深，而且我又缺乏一个可以画得更宽，刺得更深的笔尖，我只是在匆匆地行过后又匆匆地写了这么一点点，而这一点点实在又未能记好。如此而已，是为序。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四川叙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