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号日暮时分，就在布朗宁将军与蒙哥马利元帅的会谈结束数小时之后，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召开了“市场”行动的第一次基本规划会议。他的指挥部位于森宁希尔（sunninghill）公园，附近就是上流社会使用的阿斯科特赛马场，距离伦敦56公里。27名高级军官挤进了布里尔顿摆放着成排地图的大办公室里。布朗宁简要介绍了蒙哥马利的计划之后，布里尔顿告诉军官们，由于时间紧迫，“现在做出的重大决定将无可更改——而且这些决定还必须立即做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没有什么先例可循。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派出一支庞大的空降部队，连同车辆、火炮和装备，深入到敌军战线后方独立作战。与“市场”行动相比，以前的空降作战是小巫见大巫，即便如此，策划那些行动都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现在，为了准备这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伞降和机降步兵行动，布里尔顿和他的计划制订者们却只有7天的时间。

布里尔顿最关切的不是最后期限，而是这次行动有可能像以前的几次行动一样被撤销。长时间闲置的空降部队急切地想参加战斗，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士气问题。他的几个训练有素的精锐空降师已经撤出战斗有几周时间了，与此同时，欧洲大陆上的地面部队却横扫法国和比利时。人们普遍感到胜利在望，战争可能在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参战之前就结束了。

将军毫不怀疑他的参谋部有能力满足这个棘手的、为期一周的“市场”行动进度表。在制订以前的空降计划时曾经有过许多次“预演”，因而他的指挥部和各师参谋班子的工作已经进入了迅捷高效的阶段。除此之外，在为“彗星”行动和其他被取消的行动所制订的计划中，有大量内容可以立即被“市场”行动采用。例如，在为流产的“彗星”行动做准备的时候，受命参加行动的英军第1空降师和波兰伞兵旅就曾对阿纳姆地区做过彻底研究。尽管如此，“市场”行动的主旨还是意味着要极大地扩充计划，而这一切都是要消耗时间的。

布里尔顿将军表面上平静自信，但参谋人员却注意到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的桌子上有一段镶在相框内的语录，将军经常向他的参谋提及，上面写道：“一万名士兵从天而降，在还没有来得及造成极大损害之前，国君就能够把一支部队聚集起来，把他们击退，这样一位有能力用部队覆盖国土、保卫国家的国君在哪里呢？”[1]这段话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4年写的。

布里尔顿被这位18世纪的政治家兼科学家的想象力迷住了。“甚至在160年以后，”他告诉参谋们，“这个理念还是一成不变的。”不过富兰克林若是活到现在，也会为“市场”行动的复杂性和庞大规模感到眼花缭乱。为了从空中袭击荷兰，布里尔顿计划空降大约35 000人，参战的伞兵和机降步兵几乎是进攻诺曼底时的两倍。

正如布里尔顿指出的那样，“雷霆般出其不意地夺取桥梁”，然后为参加“花园”行动的英军地面部队坚守那道只有一条公路的狭窄的进军“走廊”——从他们在荷兰—比利时边境附近的出发线一直到北面103公里外的阿纳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使用3个半空降师，其中两个是美军空降师。马克斯韦尔·达文波特·泰勒（maxwell davenport taylor）少将的第101空降师，就在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的第30军坦克部队的前方，该师的任务是在艾恩德霍芬与费赫尔之间24公里长的路段上，夺取各条运河与河流上的桥梁。在他们北边，詹姆斯·莫里斯·加文（james maurice gavin）准将的经验丰富的第82空降师，将负责赫拉弗（grave）和奈梅亨之间约16公里长的地段。他们要夺取马斯河和瓦尔河这两条大河上的桥梁，特别是要夺取位于奈梅亨的那座巨大的多孔大桥，算上引桥部分，该桥几乎有800米长。“市场—花园”行动最为重要的目标是阿纳姆及其横跨在365米宽的下莱茵河上的重要桥梁，算上水泥坡道，那座钢筋水泥筑成的三孔公路桥长约610米。夺取它的任务被安排给了英国人和波兰人——罗伯特·埃利奥特·“罗伊”·厄克特（robert elliott “roy” urquhart）少将的第1空降师，以及由他指挥的斯坦尼斯瓦夫·弗朗齐歇克·索萨博夫斯基（stanislaw franciszek sosabowski）少将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距离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最远的阿纳姆就是这次行动的“奖品”。倘若没有莱茵河上的桥梁，那么蒙哥马利解放荷兰、包抄齐格弗里德防线、跃进到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大胆尝试就会失败。

要把大军运到480公里以外，就必须制订一个复杂精细的空降计划，要实施3项不同的军事行动：运输、护航和再补给。机群起飞需要至少24个机场，布里尔顿计划使用麾下所有可出动的滑翔机——由2 500多架滑翔机组成的庞大机群。除了运送吉普车和火炮这样的重装备之外，这些滑翔机还要运送那支35 000人的部队中的三分之一以上兵力，其余的兵力将通过伞降着陆。要检测所有的飞机，把载荷空间分配出来，把重装备和货物装载进去，还要准备好预备兵力。

滑翔机只是制订空降计划的问题之一。运送伞兵的飞机和牵引滑翔机的牵引飞机必须从为不断前进的地面部队提供补给品的正常任务中抽调出来，停飞后为“市场”行动随时待命。在进攻之前以及进攻期间，轰炸机中队的机组人员必须保持警惕，简要了解他们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任务，来自英格兰各地的大批战斗机中队——1 500多架战斗机——要为空降部队护航。复杂精细的空运模式最为重要，要设计出英格兰与荷兰之间的航线，以避开敌人的猛烈防空炮火，以及同样危险的撞机事故。海空营救行动、再补给任务，甚至为欺骗敌人而在荷兰的其他地区进行的假伞兵空投也做好了计划。据估计，总共将有约5 000架各型飞机参加“市场”行动。要制订出计划并准备好规模如此庞大的机群，起码需要72小时。

在布里尔顿看来，这次会议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行动究竟应该在白天还是晚上进行。以前重大的空降行动都是在月光下进行的，但昏暗导致寻找空降区域时一片混乱，部队难以集结并产生了一系列不必要的伤亡。因而将军下令，这次宏大的空降突击将在光天化日下进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在空降作战的历史上，这种规模的昼间空投还从未进行过。

除了希望避免混乱之外，布里尔顿还有其他理由。计划实施“市场”行动的那个星期是没有月光的，因而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夜间空投。除此之外，布里尔顿之所以选择昼间进攻，还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头一次出现了这样做的可行性，盟军战斗机在战场上空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制空权，实际上德国空军连进行干扰都做不到。但德国人拥有夜间战斗机，在夜间空投的过程中，对于排成纵队缓慢飞行的运输机和滑翔机来说，那些夜间战斗机可能是灾难性的。德国的地面防空力量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前往“市场”行动空投区域的航线图上布满了防空阵地，那些图是根据空中照相侦察以及轰炸机组乘员途经荷兰飞往德国时的经历绘制而成的，看上去令人生畏——特别是滑翔机，除了座舱之外并没有装甲保护，而c―47人员运输机和牵引飞机也没有自封油箱。尽管如此，布里尔顿还是认为，在突击之前和突击期间，敌人的防空阵地能够被轰炸机和战斗机的集中打击压制住。无论如何，大多数高射炮都是由雷达来引导的，因而其效率在夜晚和白天没有区别，不论什么时候，损失都是可以预料的。另外，昼间行动时，空降部队能够非常准确地在空降场空投，确保部队迅速集中到那条走廊，除非受到恶劣天气和大风干扰。“其优点，”布里尔顿对手下的指挥官们说道，“远远大于其风险。”

布里尔顿最后宣布，任命自己的副手——时年47岁的英军第1空降军军长，作风一丝不苟、绰号“男孩”的弗雷德里克·布朗宁中将负责指挥此次宏大的行动。尽管这会让马修·邦克·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少将[2]感到失望，但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李奇微是这个空降集团军中的另一个军——第18空降军的军长。不过布朗宁曾经被推荐指挥那次流产的“彗星”行动，虽然是一次小规模行动，所投入的仅仅是英国和波兰的空降部队，但在概念上却与“市场—花园”行动类似。现在，根据蒙哥马利策划的扩充后的新计划，美国空降兵将首次接受英国空降部队指挥官的指挥。

布朗宁向聚在一起的空降兵指挥官做了乐观的总结。他以那种绘声绘色的自信语言结束了自己的讲话，一直以来，这种自信让他在部下心目中树立了英雄般的形象。他的参谋长阿瑟·戈登·沃尔克（arthur gordon walch）准将记得：“布朗宁将军情绪高涨，为我们终于要出击而意兴盎然。他告诉我们，‘目标就是要在地面上铺一块空降部队的“地毯”，让我们的地面部队从上面通过’。他相信，这一行动是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所在。”

布朗宁的热情是具有感染力的。这次大型会议结束以后，又连夜开了几次小型参谋会议。散会的时候，还没有几个军官意识到，在布里尔顿和布朗宁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次的摩擦。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成立之初，英国人对布朗宁被任命为集团军指挥官抱有很高的期望，因为他既是英国的资深空降作战权威，又是运用伞兵的先驱之一。然而，由于这个新组建的集团军里，美国人在兵员和装备上占有优势，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就落到了美军中将布里尔顿的手中。

论军衔级别，布朗宁比布里尔顿早6个月晋升中将，尽管这个美国人是一名杰出的战术航空兵军官，但以前从未指挥过空降部队。除此之外，两个人在个性上的差异也很巨大。布里尔顿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先是在远东和中东，后来又在英国担任美军第9航空队指挥官。但他坚韧不拔、意志坚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热情却为一种安静、冷漠的举止所掩盖。现在，布里尔顿将以美国职业军官特有的决心和碾压性的战术去执行这项令人生畏的任务。

布朗宁是英军掷弹兵禁卫团的军官出身，也是一位完美主义者，虽然以前他从未指挥过空降军，但同样决心证明空降兵的价值。与布里尔顿形成对照的是，“男孩”布朗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物。他举止优雅，服饰整洁得无可挑剔，浑身上下充满了一种潇洒自信的派头，但这往往被误解为傲慢——不仅美国人会这样误解，手下的部分指挥官也同样如此。虽然他性情不够稳定，有时过于急躁，但作为空降战术理论家在仰慕者中成了传奇。尽管如此，相比其他军官他还是缺乏实战经验，例如英军第6空降师师长理查德·纳尔逊·盖尔（richard nelson gale）少将，经验丰富的美军指挥官加文准将和泰勒少将。而且布朗宁还需要证明，他同样拥有所有空降兵指挥官中最有经验的李奇微少将那样的管理天赋。

几天前发生的事件凸显了布里尔顿与布朗宁之间的差别。9月3日，布朗宁已经向布里尔顿申明，下达通知36小时后便试图发动一次空降突击是危险的。自诺曼底登陆以来，已有17次准备好的空降行动被取消了。布里尔顿上任不过33天便急于投入战斗，计划几乎以每周一个的速度被制订出来，却没有一个能进入实施阶段。布朗宁注意到空降计划的大批量制订，对其中的仓促和风险极其关切。“红雀1号”行动是计划在比利时境内的英国军队前方进行空降，当这次行动于9月2日被取消的时候，布里尔顿又迅速在快速推进的军队前方找到了新的目标，提议用“红雀2号”行动替代“红雀1号”行动，并定于9月4日上午发动进攻。

对于这件事，布里尔顿后来回忆说：“布朗宁对‘红雀2号’行动感到非常不安，认为行动计划中严重缺乏情报、照片，尤其是地图，结果‘男孩’声称无法向他的部队恰当地介绍情况。”布朗宁断言，空降行动“不应该试图搞临时通知”。布里尔顿对此原则上表示同意，不过他告诉自己的副手，“敌人的瓦解需要我们冒风险”。两个人意见不合的结果，就是最终布朗宁生硬地说他要提出书面抗议，几个小时后他的辞呈就递交了上来。由于“我们在观点上的尖锐分歧”，布朗宁在信中说，他再也无法“继续担任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副司令了”。布里尔顿并没有被吓倒，立即开始考虑接替布朗宁的人选，他提醒李奇微要“做好接手的准备”。当“红雀2号”行动被取消时，这个微妙的问题也一并得到了解决。第二天，布里尔顿说服布朗宁撤回他的辞呈。

现在，他们的分歧被搁置一旁，两个人都肩负着准备“市场”行动这个艰巨复杂的任务，不论布朗宁有什么保留意见，在任务面前都是次要的了。

在最初的会议上，有一个决定布里尔顿无法做出：构成那块“地毯”的空降部队究竟应该怎样被运送到目的地。在解决这个最大的问题之前，空降部队的指挥官们无法制订出具体计划。空降部队的机动性实际上取决于运送他们的飞机的机动性，除了滑翔机之外，布里尔顿没有属于自己的运输工具。为了达成完全的突然性，理想的计划要求参加“市场”行动的三个半师应该在当日的同一个小时内被运送到空降区域。然而，此次行动的庞大规模却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不论是飞机还是滑翔机数量都不足，因此飞机必须飞行多次，其他因素还迫使他们要采取不同的航线。每个师都有不同的作战要求，例如进攻伊始运送第101空降师的飞机运载的士兵必须多于装备，这样该师才能完成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在最初的几小时内与参加“花园”行动的地面部队会合。此外，泰勒将军的部下必须迅速与在他们北边走廊上的第82空降师会合。在那里，加文将军的部队不仅必须夺取马斯河和瓦尔河上不那么好抢的桥梁，还得坚守东南方的赫鲁斯贝克（groesbeek）高地，那里的地形能俯瞰周边的乡村，因此不能让德国人占据。布置给加文的特殊任务也带来了特殊要求，由于在会合之前第82空降师的作战时间要长于第101空降师，因而加文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部队，还有火炮。

在更北边的地方，厄克特少将率领的英军第1空降师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该师要坚守阿纳姆大桥直到解围为止，要是走运的话，德军的反应会很迟缓，如此一来在敌人的援兵上来之前，地面部队就能够与这些仅配备了轻武器的英军会师。不过，在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达之前，厄克特的士兵必须独自坚持下去。厄克特不可能派部队到南边与加文会合，因为那样会分散他的兵力，也就是说，英军第1空降师在空降“地毯”的最远端必须比其他部队坚守更长的时间。这样一来厄克特麾下的兵力将是最多的，不但得到了波兰伞兵的加强，还要再加上第52苏格兰低地步兵师。一旦简易机场在阿纳姆地区选好位置并做好准备，第52苏格兰低地步兵师就将被空运过来。

11日上午，在对可用的飞机进行了通宵忙乱的评估和分析之后，负责“市场”行动所有空运任务的美军第9部队运输机司令部司令保罗·兰登·威廉斯（paul langdon williams）少将，把他的报告交给了布里尔顿。他在报告中说，滑翔机和运输机数量严重不足，即使全力以赴，在d日充其量也只能把布朗宁总兵力的一半空运进去。必不可少的物资，诸如火炮、吉普车和其他原定由滑翔机运送的重型装备，只有级别绝对优先的才能被包括进去。布里尔顿敦促航空兵指挥官们探讨在d日进行两次空运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这个建议是不现实的。“由于白昼缩短以及空运行动涉及的航程，单日进行多次空运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威廉斯指出那太冒险了，将没有时间保养或者修理战损的飞机，而且几乎可以肯定“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疲劳会造成伤亡”。

布里尔顿被飞机数量短缺和时间限制捆住了手脚，他做出了综合评价：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拍摄荷兰桥梁和地形的航空侦察照片；必须用两天时间来准备各地区的地图并分发下去；必须将情报搜集起来进行分析；必须制订出详尽的作战计划。所有决定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布里尔顿被迫修改“市场”行动的计划，使之适用于现有的空运能力——他必须分批运送兵力，在三天的时间里把三个半师空运到他们的目的地去。风险是巨大的：德军增援部队到达“市场—花园”行动地区可能比任何人预料的都快，防空炮火可能会增强，而且天气恶劣的可能性一直存在，雾、大风、突如其来的风暴——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全都可能出现——都会导致灾难。

更糟糕的是，一旦到了地面，没有重炮或坦克支援的伞兵和机降步兵将会极其脆弱。由于霍罗克斯将军的第30军的坦克纵队使用的是一条狭窄的公路，除非布里尔顿的人夺取了那些桥梁，并让进军路线保持畅通，否则该军无法猛冲103公里到达阿纳姆或更远处。若非如此，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给空降部队解围。由于被隔绝在敌军战线后方很远的地方，补给又依赖空运，因而可以预料每过一天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增加，被包围的空降兵充其量只能在他们的“空降场”里坚持几天。如果英军装甲部队的突进被挡住，或者推进得不够快，那么空降部队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打垮和歼灭。

还有其他的事情可能出错。如果泰勒少将的“呼啸山鹰”没能夺取英军第2集团军坦克先遣队前方的桥梁，那么加文准将或厄克特少将麾下的部队能否夺取他们各自在奈梅亨和阿纳姆的目标就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们的部队将陷于孤立。

还有一些典型的空降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各师可能在错误的地区跳伞或机降；桥梁可能在进攻刚开始的时候就被敌人摧毁；恶劣的天气可能导致飞机无法进行再补给；而且，即使所有的桥梁都被夺取了，那条走廊也可能在任何地点被切断。这些只不过是所有变数中的几个而已。计划者们在速度、大胆、精确性和突然性上下注——所有这一切全都源自一个地面和空降行动同时进行的精确计划，而这个计划又相应地把赌注押在德军的瓦解和兵力不足之上。“市场—花园”行动的每个环节都与下一个环节丝丝相扣，一着不慎，就有可能满盘皆输。

在布里尔顿看来，这样的风险必须接受，机会可能只此一次。此外，根据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发来的敌军兵力的最新通报，空降集团军指挥部仍然觉得布里尔顿的部队将会遇到“五花八门的无组织之敌”。据估计，“在地面部队赶来为空降部队解围以前，能够集中起来的敌军机动兵力不会超过1个旅级战斗群（大约3 000人），而且坦克和火炮数量甚少”。预计“飞行和空投过程中将会危机四伏，完好无损地夺取目标桥梁与其说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毋宁说是一件乘其不备浑水摸鱼的事情”。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计划者们不曾考虑到的，情报总结中最后的话几乎多余——“如果空降行动获得成功，地面部队的推进将会非常迅速”。

布朗宁中将的英军第1空降军军部里的乐观主义氛围令布赖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他与英军第1空降师师长罗伯特·厄克特少将毫无亲缘关系）少校深感不安。这位25岁的情报处长觉得自己几乎是参谋部里唯一对“市场—花园”行动持有某种怀疑的人。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基本上每天都会发来对德军实力的乐观估计，厄克特对此并不苟同。9月12日，星期二上午，距离d日只有5天时间了，这时他对“市场—花园”行动的疑虑已经接近惊恐。

他的感觉源自邓普西将军的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发来的一份令人警惕的情报。邓普西的情报参谋引用了荷兰人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德军在“市场—花园”行动地区增强了兵力，并提及出现了“受到重创的装甲部队，据信将在荷兰休整”。诚然，这份情报是含糊不清的，邓普西部下的报告无法从其他途径进行确认，因此无论是蒙哥马利还是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最新的情报总结都没有将其包括进去。厄克特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他在军部一直都能从荷兰联络官那里收到类似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和邓普西的参谋们一样相信这些情报。厄克特少校结合自己的情报和从邓普西的指挥部收到的情报，认为有理由确信至少有两个德军装甲师所部正在阿纳姆地区的某个地方。由于证据不足，那些单位的番号无法确认，兵力状况也不得而知，而且他也说不清那些德军究竟是在那里重整，还是仅仅路过阿纳姆。然而，正如厄克特后来回忆时所说的，他“确实非常震惊”。

自“彗星”行动开始，直到其演变为“市场—花园”行动，厄克特少校的恐惧与日俱增。他对此次行动一再表达反对意见，并对“参谋部里任何一个愿意倾听的人”阐述他的异议。他“非常坦率地承认被“市场—花园”行动吓坏了，因为此次行动的命门似乎就在于德国人不会进行有效抵抗的臆断”。厄克特确信德国人正在迅速恢复元气，其荷兰境内的兵力和装备数量可能比任何人意识到的都要多。在他看来，整个计划的实质就是“依赖于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设想，即一旦各处桥梁被拿下，第30军的坦克就能在这条令人深恶痛绝的狭窄‘走廊’里长驱直入——实际上这条‘走廊’只不过是一条堤道，在上面根本无法机动——然后就能像新娘进入教堂一样进入德国。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德国人会滚过来投降”。

在计划会议上，“每个人都不顾一切地想要实施空降行动”，对此厄克特少校越来越焦虑不安。当前的形势不断被人拿来与德国人在1918年的崩溃进行比较。厄克特记得布朗宁将军也许反映了蒙哥马利的观点，还有“其他几位英军指挥官的看法，他考虑要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突破”。似乎忧心忡忡的情报官身边的每个人都认为，战争到冬天就会结束，“对阿纳姆的进攻可能是空降部队投入战斗的最后机会”。在提到“市场—花园”行动的时候，大家甚至用了一个轻松的比喻——“它被描述成一次‘聚会’”——厄克特对此惊骇不已。布朗宁将军的声明尤其令他不安，前者说空降突击的目标是“在地面上铺一块空降部队的‘地毯’，让我们的地面部队从上面通过”。他认为，“这种单调的陈词滥调能产生这样的心理效果，让许多指挥官陷于被动和毫无想象力的精神状态。如此一来，对德国人抵抗的应对除了顽强勇敢之外就别无他法了”。他觉得指挥部里的气氛严重脱离现实，因而在一次计划会议上，他诘问道：“那张‘地毯’到底是由活着的空降兵构成，还是死掉的空降兵构成呢？”

他后来说：“让他们面对现实的形势是绝对不可能的，那种要在战争结束前参加战斗的渴望彻底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但年轻的厄克特确信，邓普西将军的警告是准确的。他认为在阿纳姆附近的确存在德军装甲部队，但他需要获得更多的证据来核实这份报告。厄克特知道，附近牛津郡的本森（benson）驻扎着一个装备可以从空中成45度角拍照的特殊相机的喷火战斗机中队，这个中队此时正沿着荷兰海岸搜寻导弹发射场。

9月12日下午，厄克特少校要求皇家空军对阿纳姆地区进行低空侦察。为避免被发现，敌人的坦克会隐蔽在森林里或伪装网的下面，很有可能躲过高空侦察照相。厄克特的要求被批准了：将在阿纳姆地区上空进行低空飞行，而且会尽快进行照片判读。如果有坦克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些照片就能向所有相关人员证明，厄克特少校的恐惧是有道理的。

空降师的指挥官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核实情报机构的原始报告，他们依赖军部或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进行最新评估。每个指挥官都明白，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收到这些消息时已经是几天前的事情了。尽管如此，众人普遍认为宣称敌人还会进行有力抵抗的预测是没有依据的，如此一来，“市场—花园”行动所涉及的风险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了。

一旦布里尔顿和布朗宁提出了计划纲要，确定了攻击目标和空运能力，每个指挥官就要立即制订出自己的作战计划。首先要考虑的是空投场和空降场的选择，老练的空降部队指挥官从以前的行动中得出结论，获得胜利的最好时机取决于进攻部队能够在离目标多近的地方空投。理想情况下，他们应该就落在目标上，或者通过快速冲锋就可抵达的距离内，如果要夺取桥梁的话就更应该如此。由于没有足够的运输车辆可用，因而这些地点的准确定位极其重要。

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非常清楚，必须选择效果最好的空投地点。在d日，虽然泰勒拥有“呼啸山鹰”师的空降兵主力，但他的工兵部队、炮兵和第101空降师的大多数运输工具却要在一两天后才能到达。泰勒研究了第101空降师将要在艾恩德霍芬和费赫尔之间坚守的“走廊”东南部分，注意到在那条24公里长的路段上，他的部队必须夺取两个主要的运河渡口，还有至少9座公路桥和铁路桥：在费赫尔，阿河和南威廉斯运河上有4座桥梁，一个重要的运河渡口；在南方8公里处的圣乌登罗德，必须拿掉下多默尔河上的1座桥梁；6.5公里外是第二个重要的运河渡口，就在索恩镇（son，又译松镇）附近的威廉敏娜运河上；西边的小村贝斯特（best）附近也有一座桥要控制住；再往南8公里的艾恩德霍芬，上多默尔河上的4座桥梁都得夺下来。

泰勒研究了艾恩德霍芬与费赫尔之间平坦的地形，以及该地密布的水道、堤岸、沟渠和林荫路，决定把主空降场定在目标地区的中央，就在离索恩只有2.4公里的一片树林边缘，大致在艾恩德霍芬与费赫尔中间。他打算让第502伞兵团和第506伞兵团在这里跳伞，前者奉命拿下圣乌登罗德和贝斯特的目标，后者负责夺取索恩和艾恩德霍芬的目标。第三个团，也就是第501伞兵团将在费赫尔北边和西边的两块地区跳伞，离那4座极其重要的桥梁只有几百米。对他的部下来说，在没有支援单位支持的情况下，在d日夺取它们是一项可怕的任务，但泰勒相信“要是走运的话，我们就能够成功”。

第82空降师的任务更加错综复杂。其16公里宽的作战区域要比第101空降师的战区更大。在“走廊”的中央地段，必须夺取赫拉弗的马斯河大桥——457米长的巨大的九孔桥，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4座较小的铁路和公路桥中，最起码要攻占一座。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几乎就在这座拥有9万居民的城市中央，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除非奈梅亨东南3公里处的那座能俯瞰周边的赫鲁斯贝克高地能够坚守，否则这些桥没有一座可以说是“被夺取了”。而东边是沿着德国边境绵延的巨大森林带——帝国森林（reichswald）——德国人可能在那里集结，准备发动进攻。当加文准将向指挥部中的军官们表明自己对他们的期望时，他的参谋长罗伯特·亨利·威内克（robert henry wienecke）上校提出了异议，表示“要完成所有任务，我们需要两个师”。加文的回答言简意赅：“就这样，我们要用一个师来干。”

加文对第82空降师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作战记忆犹新，当时他的部队四散飘离，远离空投场达56公里（该师常说的一句笑话是“我们总是使用瞎子飞行员”）。这回他决定让他的部下就近在目标上方空降。按照优先级顺序，他划分的目标是：第一，赫鲁斯贝克高地；第二，赫拉弗的大桥；第三，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那些桥梁；第四，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由于敌人也许会迅速做出反应，”加文后来回忆道，“所以我决定把兵力最大的一股伞兵空投在赫鲁斯贝克高地和帝国森林之间。”他在赫鲁斯贝克附近选择了两个空降场，第一个距离高地不到2.4公里，在奈梅亨东南5～6公里处，第508伞兵团和第505伞兵团，外加师参谋部将在那里跳伞；第504伞兵团将在赫鲁斯贝克高地西边跳伞，空降场是马斯河和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之间的三角地带，此地距离赫拉弗大桥东端约1.6公里，在马斯河―瓦尔河运河的大桥西边3.2公里处，德军可能已经做好了将那座极其重要的赫拉弗大桥爆破的准备。为了确保夺取这座大桥，他又对自己的计划进行了补充，第504伞兵团的一个连将被空投到距离大桥西端数百米的地方。在敌人做出反应之前，第504伞兵团将从两端向大桥猛冲。

显然，那座巨大的奈梅亨大桥是所有目标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整个“市场—花园”行动的关键。但是加文同时意识到，要是不能牢牢守住其他目标，单凭这座瓦尔河上的大桥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布朗宁将军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最初的几座桥梁没有拿下，如果敌人坚守着赫鲁斯贝克高地，那么供“花园”行动部队通行的那条“走廊”将永远不会开放。因此，布朗宁特别指示，在夺取主要目标之前，加文不得尝试对奈梅亨大桥发起攻击。

加文虽然对他的部队过于分散感到担忧，但对整个计划感到满意。只有一个方面令他和泰勒都颇伤脑筋：支援部队在d+1和d+2日[3]到达之前，他的整个师将无法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战斗，而他还不知道自己的部下会做何反应——他们对“市场—花园”行动尚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在经验丰富的第82空降师里，士气一如既往高涨，许多官兵在此之前已经进行过3次战斗跳伞。“蹦跳吉姆”加文[4]时年37岁，是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准将，他毫不怀疑自己那些“不拘常规[5]的人”——他们这样称呼自己——能够完成任务。

最艰险的任务分配给了一位谦虚且沉默寡言的职业军官——42岁的罗伯特·埃利奥特·“罗伊”·厄克特少将，他是英军第1空降师及配属的波兰旅的指挥官。

与布朗宁将军以及他的美国同事们不同，厄克特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他是一位资深的职业军人，曾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有过出色表现。这次他将首次指挥一个空降师作战。布朗宁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打起仗来兴奋”。但厄克特却对此任命感到惊讶，他一直认为空降部队是“结构紧密的组织、封闭的团体、完全排斥外人的”。然而他有信心带好这支精锐部队，一旦这支部队降落到了地面上，基本的作战规则仍然是一样的，他把自己的空降师看做是“训练有素的步兵部队”。

尽管厄克特作战经验丰富，但他却在为一件事情苦恼：他从来没有跳过伞，也没有乘坐过滑翔机。“我甚至会晕机。”他后来说道。9个月以前，即1944年的1月份，厄克特担任了第1空降师师长，当时他向布朗宁将军建议，作为新任师长，自己也许应该接受一些跳伞训练。布朗宁给厄克特的印象是一个“动作灵活优雅、衣着非常洁净整齐的人，显露出一副不安分的鹰派人物的样子”。他给厄克特的回答是，后者的任务就是让他的师做好随时进攻欧洲大陆的准备。他看了看眼前身高1米83、体重90千克的苏格兰大汉，接着说道：“把跳伞留给年轻人去干吧，你不仅个头太大，还上了岁数。”[6]

在几个月的漫长训练过程中，厄克特“经常感到自己像一个局外人，军事上的旱鸭子”。他意识到自己“被密切关注着，那种关注并非怀有敌意，只是一些空降兵军官对他有所保留，还有几名军官并不掩饰这一点。我在接受考验，我的行为正在被评判。这是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职位，但我接受了”。慢慢地，厄克特对该师自信而又从容的管理把军官们争取了过来。而在空降兵当中，厄克特得人心的程度远比他自己所知道的要多。第1伞兵旅第2伞兵营的詹姆斯·w. 西姆斯（james w. sims）二等兵仍然记得“将军的超级自信以及他的镇静”。师部的约翰·拉特（john rate）中士的印象是“厄克特将军做了任何需要做的工作，他并不只是让其他人去做，将军不会墨守礼法”。通信兵肯尼思·约翰·皮尔斯（kenneth john pearce）称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大个子，他叫我们‘孩子’，要是知道我们名字的话就直呼其名”。厄克特在滑翔机飞行员团的罗伊·欧内斯特·哈奇（roy ernest hatch）中士那里赢得了最高的赞誉。哈奇断言说：“他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将领，不在意干一名军士干的活。”

令厄克特失意的是，他的师并没有被选中参加诺曼底登陆，“那个夏天就这么乏味地过去了，行动策划了一个又一个，却眼睁睁地看着它们都被取消了”。现在，他的“红魔鬼们”正“渴望战斗”。他们几乎要放弃了。“我们称自己是‘夭折之师’，”第4伞兵旅156伞兵营c连连长杰弗里[7]·斯图尔特·鲍威尔（geoffrey stewart powell）少校回忆说，“我们料想自己被留下来用于胜利大游行了。”按照厄克特的看法：“有一种混合着倦怠与愤世嫉俗的危险，正缓慢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训练充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参战就会失去那种状态。我们准备好了，并且愿意接受一切，包括所有的‘假设’。”

厄克特的主要目标——“市场—花园”行动的“奖品”——就是阿纳姆下莱茵河上的那座钢筋混凝土公路桥。除此之外，厄克特的部下还有两个次要目标：附近的一座浮桥和上游的一座双线铁路桥，后者距离市区4公里。

分派给厄克特的任务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两个特别令人担心。关于该地区拥有强大的防空力量的报告表明，一些敌军部队就在阿纳姆大桥附近集结；而把英国和波兰伞兵全都空运到目标地区需要3天时间，这一点令厄克特感到不安。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着厄克特对空降地点的选择。与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不同，他无法在主要目标区空降，甚至靠近主要目标的地方也不行。让部队在阿纳姆大桥附近的两岸落地显然是理想的办法，但那里的地形却很不理想，大桥的北出口直接进入了人口稠密、建筑物密集的阿纳姆市中心，按照报告的说法，南出口附近低于路面的圩田对伞兵和滑翔机来说都过于湿滑松软了。“我的许多指挥官，”厄克特记得，“都非常愿意在南边空降，即使那里湿滑松软。也确实有一些指挥官准备冒受伤的风险在北边跳伞——就在城镇上空跳伞。”

一周前，执行其他任务的轰炸机机组成员报告说，在阿纳姆大桥附近及其北边11公里外的迪伦机场，防空炮火增加了30%。因此，那些手下的飞行员被安排驾机牵引运载厄克特所部滑翔机的皇家空军指挥官，强烈反对把空降区域定在靠近阿纳姆大桥的地方。如果空降场位于大桥南出口附近，那么牵引机在放下滑翔机之后转向北方的时候，就会遭遇机场上空的猛烈高射炮火；而转向南方几乎同样糟糕，因为机群要冒与空投第82空降师的飞机相撞的风险，后者那时正在近18公里外的奈梅亨空投。厄克特进退两难：他要么坚持让皇家空军把他的部队送到临近大桥的地方，要么在距阿纳姆更远的地方选择空投区域，但做这样的选择又会带来种种其他危险——时间的延误、攻击突然性的丧失，以及德国人可能做出的抵抗。实际上风险将大大增加，因为在d日厄克特的师并不完整，他手头只有部分兵力。“我的问题在于，在首轮空运时要有足够的人空降，”厄克特回忆道，“不但要夺取城里的主要桥梁，还要为随后进行的空投行动警戒空投场和空降场，能用于首日夺取主要桥梁的兵力减少到了仅剩一个伞兵旅。”

面对种种限制，厄克特向布朗宁申请更多的飞机。他告诉军长，在他看来“美国人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布朗宁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他向厄克特保证，飞机的分配“完全遵循轻重缓急，而非美国人的高压”。他解释说，整个行动必须从南到北、“由下到上”进行计划；走廊南部和中央地段的目标必须“首先夺取，以便让地面部队通过。否则的话，第1空降师将会被消灭”。

布朗宁将军把穆尔公园高尔夫球场附近的一家俱乐部充作自己的军部驻地，厄克特的指挥车就在高尔夫球场上，他坐在车里仔细查看地图，思考着当前形势。阿纳姆北边的国家公园里有几片开阔地，但面积太小了，地形也不合适，它们充其量只能供一支小规模的伞兵部队伞降，但无法容纳滑翔机机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阿纳姆西部和西北部的开阔区域着陆，这些开阔的荒野和牧场四周是松树林，海拔约有76米，荒野的地面坚硬而又平坦，对滑翔机和伞兵来说堪称完美。它们在各方面都很理想——只有一处例外，该地区距离阿纳姆大桥约有10～13公里。皇家空军一再反对在大桥附近空投，因此，厄克特不得已才决定在这些较远的地点空投。“别无他法，”他回忆说，“只有冒这些风险，并为此做出计划。我别无选择。”[8]

9月12日，厄克特的计划已经准备完毕。他在地图上勾勒出5个空投场和空降场，大致位于阿纳姆西北6.5公里处的沃尔夫海泽附近，分布在阿纳姆—阿姆斯特丹铁路线的两侧。其中3处地点在沃尔夫海泽北边，两处在南边，而南边的两处区域又构成了一个约2.6平方公里的不规则盒状地带。这些地点距离阿纳姆大桥最少都有9.6公里之遥，最远的在沃尔夫海泽西北，有差不多13公里路程。

d日该师将投入两个旅——昵称“皮普”（pip）的菲利普·休·惠特比·希克斯（philip hugh whitby hicks）准将的第1机降旅，按计划该旅将坚守空投场；杰拉尔德·威廉·拉思伯里（gerald william lathbury）准将的第1伞兵旅，该旅将负责控制阿纳姆城以及阿纳姆的公路、铁路和浮桥。打头阵的是一支由吉普车和摩托车组成的摩托化侦察中队。厄克特期望，由昵称“弗雷迪”（freddie）的查尔斯·弗雷德里克·霍华德·高夫（charles frederick howard gough）少校指挥的，拥有275名官兵分为4个分队的高度专业化部队——英国陆军中唯一一支此种性质的部队——能抢占公路桥并坚守至旅主力到达。

第二天，也就是d+1日，昵称“沙恩”（shan）的约翰·温思罗普·哈克特（john winthrop hackett）准将的第4伞兵旅和机降旅的余部将会到达；第三天，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将会空降着陆。厄克特为波兰人标出了第六处空降场——按照预期，到d+2日，大桥将被攻占，高射炮群将被摧毁，所以波兰人要在下莱茵河南岸的埃尔登（elden）附近空投，该村就位于阿纳姆大桥南边约1.6公里处。

尽管必须冒很大风险，但厄克特感到有信心，他相信自己有了“一个合理的行动和一个不错的计划”。他认为部队伤亡可能在“30%上下”；考虑到这类进攻错综复杂的性质，他认为这个代价并非过于高昂。9月12日傍晚，他向指挥官们简要介绍了这次行动，厄克特记得，“每个人似乎都对这项计划非常满意”。

然而，仍有一位指挥官深感疑虑。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这位身材修长、时年52岁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旅长确信，“我们免不了要经历一场激烈战斗”。这位前波兰军事学院的教授在第一次听闻“彗星”行动的时候，就向厄克特少将和布朗宁中将阐明了他的立场。当时他要求厄克特给他下达书面命令，这样“我就不会为这场灾难负责”。他同厄克特一起拜访了布朗宁，并说“这项任务不可能成功”。布朗宁问为什么。索萨博夫斯基记得：“我告诉他，用我们手头的这点兵力进行尝试将是自杀，而布朗宁回答说：‘不过，我亲爱的索萨博夫斯基，“红魔鬼”和英勇的波兰人无所不能！’”

一周后的当下，索萨博夫斯基在听厄克特讲话的时候觉得“英国人不仅严重低估了阿纳姆的德军兵力，似乎还对阿纳姆对于德国人背后的祖国所具有的意义一无所知”。索萨博夫斯基认为，对德国人来说，阿纳姆代表着“通往自己祖国的门户，我估计德国人是不会让它敞开着的”。他并不认为“该地区的部队水准很低，只有几辆破旧的坦克呆坐在那里”。当厄克特告诉聚集起来的旅长们，第1空降师的空投地点“距离目标起码有9.6公里”的时候，他不由得大惊失色：主力部队要抵达大桥，将要“行军5个小时，如何才能够达成突然性？德国人再傻也会立即知道我们的计划”。

计划中还有一个方面索萨博夫斯基也不喜欢。他的旅所属的重装备和弹药要在早先用滑翔机运进去，这样的话，当他的部队在南岸着陆时，所需的补给品却还在北岸的空降场里。如果波兰人着陆的时候大桥还没有被夺取会怎样呢？当厄克特详细地解释计划的时候，索萨博夫斯基吃惊地得知，如果到那个时候大桥仍然在德国人手中的话，就指望他的波兰部队去夺取大桥了。

尽管索萨博夫斯基感到焦虑，但在9月12日的情况通报会上他却一言不发。“我记得厄克特要大家提问题，但没有人提任何问题，”他回忆道，“每个人都若无其事地坐着，跷着二郎腿，显得很不耐烦。我想就这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说点什么，可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不得人心，我说的话有谁会听呢？”

后来，当整个空降行动在布朗宁中将的军部接受全体指挥官审查的时候，其他人也对计划中的英军部分深感疑虑，但他们同样保持沉默。美军第82空降师师长詹姆斯·加文准将获悉厄克特选择的空投地点时大吃一惊，对他的作训科长约翰·诺顿（john norton）中校说：“天啊，他可不能真这么干。”诺顿也同样震惊。“他是当真的，”他神色严肃地说道，“我可不愿意这样做。”在加文看来，“不论是在大桥上面空投，还是在靠近大桥的地方空投，即便一开始就蒙受10%的伤亡，都比冒在远处的空降场着陆的风险”要好许多。他“感到吃惊的是，布朗宁将军并没有对厄克特的计划提出质疑”。尽管如此，他同样一言不发，“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英国人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当然完全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1] 言外之意就是，大规模兵力的突然空降，是谁也无法抵挡的，因为你无法在国土之内处处、时时设防。

[2] 此处原文是中将，李奇微当时的军衔仍是少将，他晋升中将要到1945年6月4日。

[3] 即进攻开始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

[4] 加文的教名是詹姆斯（james），吉姆是詹姆斯的昵称。

[5] 这里的“常规”，原文是“law of averages”，也可译作“有胜必有负(或有负必有胜)的规律”，他们自称“不拘常规的人”，言外之意就是他们总是赢。

[6] 在他们第一次面谈的时候，厄克特还佩戴着准将军衔，穿着苏格兰高地师的格子呢紧身裤，套着鞋罩。会见结束的时候，布朗宁指着厄克特的裤子说道：“你不妨穿得合适一些，脱下那条格子呢紧身裤。”——原注

[7] 原文中作者将他的名字写成了乔治（george），应该是杰弗里的昵称。

[8] 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团长乔治·斯图尔特·查特顿上校回忆，当时他想搞奇袭，“用一支由五六架滑翔机组成的突击队在大桥附近着陆，并夺取桥梁。我看不出不这样做的理由，但显然其他人谁也看不出这种需要，我清楚地记得，由于我提出了这个建议，因此被人称为血腥的谋杀犯和刺客”。——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