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 过分开心

阿加特自然而灵巧地利用了社交界提供给她的有利条件。她的兄长喜欢她在一个极其傲岸自负的圈子里的这种稳重态度。她作为外省中学教员夫人的岁月似乎已经脱离她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乌尔里希则暂时耸耸肩膀把这个结果用这样一句话加以概括：“人们称我们连体双胞胎，这称上层贵族的心意：它总是对动物展览比譬如对艺术更有兴趣。”

他们达成默契，把正在发生的一切事只当作一个插曲看待。本来是有必要在居室布置方面作许多变更或作重新安排的，对此他们在第一天就已经心知肚明；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重新进行一次不着边际的谈话。乌尔里希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了阿加特，自己则睡在放柜子的房间里，和他妹妹隔着洗澡间；事后他还让出了他的大部分柜子。他以圣劳伦斯[39]的烤架为鉴，拒绝接受别人因此而对自己表示的同情；但是阿加特根本没认真想到她可能已经妨碍了她兄长的单身汉生活这样的念头，因为他向她保证说他很幸福，还因为她对他在这之前可能已经感受到的幸福程度只有一种很不明确的概念。现在她喜欢这所房屋，喜欢它那非平民式的寓居方式，喜欢它除了不多几间有用的、如今已是过分拥挤的房间外还有一些闲置不用的装饰性房间和小贮藏室；它有着某种过去时代的繁缛礼仪的特性，这个过去时代对享乐至上、年少气盛地对待它的当前的时代毫无抵抗能力，但是有时候这些漂亮房间对这强行闯入的杂乱无章也表现出无声的悲戚，就像雕刻得线条活泼强劲的乐器上方那断裂、混乱的弦线。后来阿加特看出，她的兄长完全不是无动于衷、不明不白地选择了这所远离街道的房屋，虽然他试图劝说阿加特相信是这么回事，而从旧的内壁中则生出一种激情的语言，它既不完全哑然无声，也不完全可以听得见。但是无论是她还是乌尔里希都一口咬定自己喜欢杂乱。他们起居饮食不方便，自阿加特闯入以来便从饭店订饭并且做什么事都带着一种有些过头的开心，就像人们野餐时的那种开心，虽然在野外不如在家里吃得酒足饭饱。

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用人好好侍候。对那位乌尔里希在迁入这所房屋时只是雇用作短期服务的经验丰富的仆人——因为这是一位老人，他已经想退休，只是在等待一件什么尚还有待解决的事情的处理结果——不能期望太多，乌尔里希尽量不去劳动他；而婢女的角色则必须由他自己充当，因为能安顿一位品行端正的姑娘的这间房间和一切其余的事物一样，也还只是处在计划的阶段；试图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几次尝试都没有取得好结果。乌尔里希作为骑士侍童在为他的女骑士取得社交上的成功作准备方面取得了大的进步。而且，这期间阿加特也已经开始补充起她的装备来，屋里装满了她采购来的东西。如果说这所房屋结构就是这样，哪儿也不适宜一位女士居住的话，那么，她却是已经养成习惯，把它从整体上当作更衣室使用，这使得乌尔里希不管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参与了这些新采购运动。各房间之间的房门敞开着，他的体操用具当作挂衣架和挂架，他从写字台前被请来作决断，就像辛辛纳图斯[40]从耕地里被请来作决断。这种打乱他的始终还从容不迫地存在着的工作意愿的做法，他不仅因假定它是一时的现象而加以容忍，而且也让他感到愉快，这对他像一种返老还童术那样完全是新鲜事儿。他妹妹的这种看似无所事事的活力像已经冷却下来的炉子里的一个火花那样在他的孤寂中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明亮的优雅快活之波、幽暗的人类信任之波占满了他生活于其间的各个房间，并使它们失去了一个房间的性质——迄今为止他只是凭着自己的性子在这个房间里活动。但是尤其使他诧异不已的却是，当前这种无穷尽性具有这样的特点：组成这一特点的无法合计的琐事在其总量上构成一个巨大数目，它完全别具一格；正在丧失自己的时间的这种焦躁心情，这种永远抑制不住的感觉，这种不管他做什么事都一辈子不曾离开过他的感觉，这种被认为是伟大和重要的感觉，令他诧异不已地竟完全消失了，而他则第一次完全下意识地喜爱他的日常生活。

是的，每逢阿加特以女人为此而具有的那种严肃态度让他来欣赏她采购来的各种各样优美物件，他便总是甚至殷勤有加地屏住气息。他装出这一奇特的滑稽现象不可抗拒地迫使他参与的样子：在判断能力相同的情况下，女人天生就比男人感觉敏锐并且恰恰因此也就更容易产生以一种粗暴的方式打扮自己的想法，这种方式比男人的方式更远地偏离井井有条的人性。也许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因为他感受到的这些众多、零星、温存可笑的想法：用玻璃珠装饰自己，用烫头发，用愚蠢的花边刺绣，用简直是招惹人的发鬈颜色——这些与年市上游艺靶场上的星像靶相似的美丽装饰，它们会让每一个聪明女人看透，却并不会因此而丧失一丁点儿对她们的吸引力，它们开始用其闪光的疯狂之线把他缠绕。一切东西，哪怕痴傻和趣味低劣，如果人们认真与之打交道并与之平等相处，就都会展现其独特的美好秩序，散发其自尊的醉人芬芳，显示其内心蕴含着的戏耍和讨人喜欢的意愿。乌尔里希忙碌着与装饰他妹妹有关的事务时就遭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忙前奔后，他赞叹、鉴定并被咨询，他协助试穿衣服。他和阿加特一起站在镜子前面。现在，在妇人的形象让人想起一只燎净鸡毛、不给人带来许多麻烦的母鸡的形象的时候，就难以想象她从前的形象中那久被延搁了的胃口的全部魅力，现在这魅力已经陷入滑稽可笑境地：似乎已经让裁缝缝牢在地上、却由于一个奇迹而在活动的长裙最初包含隐蔽的、轻薄的裙子，它们是彩色丝绸花瓣，它们轻轻一晃动便突然变成白色的、更柔软的织物并形成细柔的泡沫才触及身体；如果说这件衣服在这一点上与波浪相似：它既有某种移动诱人的成分又有某种拒斥目光的成分，那么它也是围绕着被巧妙维护住的神奇事物四周的一个有高度艺术性的系住和系紧带的网，并且尽管有着种种不自然特性仍还是一出巧妙遮盖着的爱情剧，它那令人窒息的黑暗只被微弱的幻想之光所照亮。即使一个女人的秘密对他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甚至恰恰是因为他在他的一生中只是像匆忙经过前厅或前花园那样匆忙体味了这些秘密，所以现在没有通道、没有目的地，它们便产生出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在所有这些事物中存在着的紧张急速地往回摆。乌尔里希恐怕难以说清楚，她造成了哪些变化。他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男性感受能力的男人，并且他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这样的男人会受到引诱，也从另一方面去看一看这如此频繁地被渴求的东西。但是有时候这变得几乎阴森可怕，于是他就面带着笑容奋起反抗之。

“仿佛一夜之间一座女子寄宿学校的围墙在我四周长入高空并把我彻底包围住了！”他表示异议。

“这可怕吗？”阿加特问。

“我不知道。”乌尔里希回答。

随后他便称她是一朵吃肉的花，称自己是一只可怜的昆虫，爬进她的光亮的花萼里了。“你用花萼把我包住，”他说，“于是我就坐在颜色、香味和光亮的中间并等待着——这时我已经违背自己的本性变成你的一部分——夫君的到来，我们会将他们引诱来的！”

每逢他成为他妹妹给男人们留下的那种印象的见证人，他心里确实有一股奇特的滋味，他，正是他恰恰惦记着要给她“找一个主人”。他不嫉妒——他以什么身份去嫉妒呀——他把自己的幸福放回到她的幸福的后面并希望她不久会找到一个相称的男人，这个男人将会把她从这种过渡状态中解救出来，她是因离开了哈高厄尔而陷入了这种状态的：可是尽管如此，当他看到她在一群向她献殷勤的男人的中间，或者在大街上一个男人为她的美貌所吸引，全然不顾这位陪同者，紧盯着她的脸看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由于这条男人嫉妒的简单出路禁止他通行，所以在这种时候他也常常觉得，仿佛一个他还从未进入过的世界把他合围住了。他凭经验对男人的疯癫和女人的较为谨慎的逗情卖俏一样颇有了解，而每逢他看到阿加特受到男人追逐、看到她施展这种伎俩，他便在内心感到痛苦；他以为是在经历马或鼠的求婚，马的鼻息声和嘶鸣声，陌生的人们既噘嘴又咧嘴地相互显示着各自的沾沾自喜和讨人喜欢之态，这些都使他感到反感，他冷眼旁观这些事，就像一种深沉的、从身体内部向上蔓延开来的昏迷状态。如果说他尽管如此仍还感到跟他妹妹想法一致——这符合他的情感的一种深切需要——那么，他又有时差一点事后迷惑于这种宽容而体验到一种羞耻，这是一个正经人在一个不正经人借故接近他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羞耻。当他把这种想法透露给阿加特时，她笑了。“在我们的圈子里也有几个女人在竭力讨好你嘛。”她回答。

发生什么事了？

乌尔里希说：“归根到底，这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抗议！”

乌尔里希还说：“你认识瓦尔特：我们早就互不相投；但是即使我气恼他并且同样也知道我在刺激他，一看见他我还是会有一种亲切感，仿佛我与他的看法一致还是不一致，这全都无所谓。你瞧，人们在生活中懂得这么许多东西，却并不赞同它们；所以，人们还不了解某个人，可一开始就赞同这个人，这是一种童话般美丽的失去自制的行为，犹如春水从四面八方流向山谷！”

他感觉到：“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他想：“一旦我获得成功，对阿加特根本不再抱有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想法，并且不再有一丁点丑恶—漠不关心的情感，那时她就会像磁石山[41]吸引船上的铁钉那样把个性从我体内吸引出来！我将在道义上被化作一种原始原子状态，我就既不是我也不是她！也许这样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境界？！”

但是他只是说：“在一旁看着你，这多开心啊！”

阿加特通红着脸说：“这有什么好‘开心’的呢？”

“啊，我不知道。你有时候在我面前感到害羞，”乌尔里希说，“但是然后你就想，我不是‘只是你的兄长’嘛。另一回，我把你撞个正着，你正处在对一个陌生男人很有吸引力的状态，你恰恰不害羞，但是你还是突然想到，我不宜看见这个，我应该立刻转过脸去……”

“那么这有什么好开心的呢？”阿加特问。

“也许用眼睛注视另外一个人，而又不知道为什么，这让人感到快活吧，”乌尔里希说，“这就像儿童对自己的玩意儿的喜爱；没有儿童的精神软弱……”

“也许让你感到开心的，”阿加特回答，“只是玩兄长和妹妹的游戏，因为你玩男人和女人的游戏玩腻了？！”

“也是，”乌尔里希说并注视着她，“爱情本来就是一种简单的接近欲望和捉摸本能。人们把它分解为男人和女人这两极，带有在这两极间产生的癫狂的紧张、拘束、痉挛和越轨。今天我们对这种膨胀起来的意识形态厌烦了，它几乎已经像一种享受饮食哲学一样滑稽可笑。我确信，大多数人会乐意看到一种皮肤刺激与全体人类的这种联系可以被撤销，阿加特！一个朴实的性友好气氛的时代迟早会崛起，那时男孩和女孩将会和睦而不解地面对一堆破旧发条，一堆从前的男人和女人造成的破烂！”

“但是如果我现在要告诉你，哈高厄尔和我曾是这个时代的先驱者，你又会因此而生我的气的！”阿加特莞尔一笑回答，这笑容酸涩得像不加糖的优质葡萄酒。

“我不再为任何事生气，”乌尔里希说，他微微一笑。“一个脱下铠甲的武士！很久很久以来破题儿头一遭他感觉到贴在身上的不是铁甲而是大自然的空气，并且看到他自己的身体疲倦、细嫩得简直可以让鸟儿们驮走！”他信誓旦旦地说。

他就这样微笑着，简直是忘情地打量着他的妹妹，看着她坐在一张桌子的边缘并来回晃动那条穿黑色长统丝袜的大腿；除了一件汗衫和一条小裤衩，她身上什么衣服也没穿：但是这简直就是脱离了她自己的使命的、变得生动而零散的印象。“她是我的男友，使人心醉神迷地给我扮演一个女人，”乌尔里希心中暗想，“多么现实而又错综复杂：她确实是一个女人！”

阿加特问：“真的没有爱情吗？”

“有！”乌尔里希说，“但是那是一种例外情况。人们必须这样来区分：首先，这是一种身体上的经历，它属于皮肤刺激这一类；这也可以在没有道德附属物，甚至在没有感情的情况下，作为纯粹的舒适感被唤醒。其次，通常存在着内心激动，它们倒是和那肉体的经历有紧密的联系，但仅仅是如此而已，即它们在所有人身上大同小异；我始终还是宁可把这些带有必然同样性的爱情的主要瞬间归入肉体而机械的范畴而不归入心灵的范畴。但是最后，这也是爱情的真正心灵的经历：可是这跟另外那两部分完全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可以爱上帝，人们可以爱世人，甚至人们也许压根儿就只可以爱上帝或世人。无论如何，人们爱一个人，这不是一种必须。但是如果人们这样去做，那么这肉体的东西便会把整个世界据为己有，致使整个世界仿佛倒翻个个儿——”乌尔里希顿住。

阿加特脸红了。

如果说乌尔里希说这样一席话的意图是虚情假意地把与这些话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恋爱过程想象说给阿加特听，那么他想必是实现了他的意愿了。

他找一根火柴，只是为了可以使这意外产生的关系因某种干扰而重又被打断。“总之，”他说，“爱情，如果这是爱情的话，爱情是一种例外情况，不能充当日常普通事件的样板。”

阿加特抓住桌布的两头并将它裹住自己的大腿。“陌生人若看见并听见我们，不会说这是一种反常的情感？”她突然问。

“胡说！”乌尔里希断言，“每一个人从我们身上所感受到的，是他的具有相反本性的自我的双重虚幻形成。我是男人，你是女人；人们说，与每一种个性相对应，人人在自身也都有带虚幻色彩的或受抑制的反个性：总之，他拥有对它的渴望，如果他不是对自己极度不满意的话。于是我的已经显露出来的反作用人已经溜进你的身体，你的也溜进我的；他们在对换了的体内感觉好极了，简单说这是因为他们对他们从前的环境以及从那儿可以眺望到的景色并不怀有太多的敬意！”

阿加特心想：“这些事有一回他曾说得更透彻，为什么他缓和了呢？”

乌尔里希所说的，和他们像两个同伴所过的那种生活很相称。这两个同伴在恰好别人的社交聚会给他们时间的情况下有时会对他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但同时是双胞胎感到惊异。如果在两个人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认可，那么，他们的与世人的分开的关系就会获得存在于别的隐蔽状况中的看不见的一致的魅力，获得衣服和身体之更换的魅力以及获得两个一致的人对懵然无知的人的那种明快的、隐藏在表面现象的两种假面具后面的欺骗的魅力。但是这种游戏似的并且过分突出的欢乐情绪——就像儿童有时发人来疯——和这严肃态度不相称，这严肃态度从高处落下的阴影有时无意间使兄妹俩的心沉寂下来。一天晚上，他们在睡觉前偶然再一次交谈，乌尔里希看到他妹妹身穿长睡袍，于是他就想开一个玩笑，便对她说：“若是在一百年前我现在一定会喊一声：我的天使！可惜，这个词儿已经不流行了！”话音刚落，他便沉默不语，愕然地在心中暗想：“这不是我用来描绘她的唯一的一个词儿吧？！不是女友，不是妻子！人们也说过：哦，天仙！很可能这会有点儿既可笑又富有生气，但却比压根儿没勇气相信自己好！”

阿加特心想：“一个穿睡衣的男人不会看上去像天使的！”但是他看上去有野性、肩膀宽，她突然为自己希望这张有着满头浓密头发的强壮的脸会模糊自己的视线而感到羞愧。她的春情不由自主地荡漾起来；她的血汹涌着流贯身躯并且一边夺走着内心的力量，一边向全身散开。由于她不是一个像她兄长这样偏激的人，所以她感觉到她所感觉到的。如果她温柔多情，她就是温柔多情；不是思维敏锐或道德贤明，虽然她既喜欢又害怕他身上的这种品性。

一而再，日复一日，乌尔里希把一切归纳为这样的想法：从根本上看来，这是对生活的一种抗议！他们臂挽臂地在市内行走，身材相称，年龄相当，观点相配。并排行走着，他们相互看不见多少各自的形象。魁伟的、互相愉悦的形象，他们只是因为高兴才走上街头，每走一步就感觉到他们在周围这个陌生世界中间轻微地一接触。我们是一对！这种一点儿也不异乎寻常的感觉使他们感到幸福，乌尔里希半顺着她、半拧着她说：“真滑稽，我们对于当兄长和妹妹竟如此心满意足。对于世人而言这是一种极平凡的关系，而我们则将某种特殊意义置于其中！”

也许他说这话伤害了她了。他补充说：“可是我曾一直这样希望。少年时代，我曾下定决心只娶一个小时候就被我收为养女并抚养大的女人。我固然以为，许多男人有这样的想法，它们简直平庸乏味。但是有一回，我作为成年人真正爱上了一个这样的孩子，即使只有两三个小时之久！”他继续给她讲这件事，“事情发生在电车上。一个小女孩向我这边登上车，也许十二岁吧，她的很年轻的父亲或兄长陪着她。她上车，坐下，漫不经心地递钱给售票员打了两张票，俨然一副贵妇人模样；但是没有丝毫儿童的装模作样之态。她也以同样的方式和她的陪伴者讲话或默默听他讲话。她漂亮极了；棕色的皮肤，丰满的嘴唇，浓密的眉毛，一个有点儿翘的鼻子：也许是个黑头发波兰人或南方斯拉夫人。我认为她也穿了一套像某种民族服装的衣服，但这身衣服，它那长上衣、窄腰身、小紧身胸衣拷边和脖颈和手上的摺边，其整个形态就像这小女孩一样完美无缺。也许她是阿尔巴尼亚人？我坐得太远，听不见她讲话的声音。我注意到，她的神情严肃的容貌超过她的年龄并且完全显出一副成年人的模样；尽管如此，这却并不是一个矮小女人的脸庞，而是毫无疑问一个儿童的脸庞。另一方面，这张儿童脸全然不是一个成年人的不成熟的最初阶段。看来有时女人脸在十二岁上就成熟了，即便是心灵上也已让大师的大手笔在第一张草图上塑成，致使一切后来添加上去的笔画只会毁坏原来的价值。人们可能会热烈地爱恋上这样一种现象，爱得极深，其实并没有什么贪欲。我知道，我曾胆怯地四下张望别人，因为我当时觉得，仿佛一切秩序都已经从我这儿退缩回去。后来我尾随那小女孩下车，但她在街上人群中消失了。”他结束他的小故事说。

等了一会儿下文之后，阿加特微笑着问：“这怎么跟这种情况相吻合呢：爱情的时代已经过去，只还留下性欲和友谊？”

“这跟这根本不相吻合！”乌尔里希笑道。

他的妹妹略一沉吟便用极其生硬的口吻说——这听起来像是在故意重复他自己的在他们重逢的晚上所说过的话：“所有的男人都愿意扮演小兄弟和小姊妹。这想必确实意味着某种荒谬。小兄弟和小姊妹在微有醉意时互称父亲和母亲。”

乌尔里希一愣。阿加特不仅说得对，而且有才干的女人也是她们所爱的男人的不讲情面的观察者；她们只是没有理论而已，所以除非受刺激，否则她们一般不利用自己的发现。他觉得自己有点儿受侮辱。“人们当然已经从心理学角度解释过这种现象，”他迟迟疑疑地说，“无非也就是会认为，我们俩在心理上有嫌疑罢了。乱伦倾向，跟不符合社会需要的素质和对生活的抗议态度一样，在童年时代便有据可查。也许甚至不够牢固的单性特性，虽然我——”

“我也不！”阿加特插话并且又笑了起来，即使其实并非有意，“我根本不喜欢女人！”

“也全都是一码事，”乌尔里希说，“充其量精神的内脏。这时你也还可以说，有一种苏丹式的需要：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完全独自礼拜和接受礼拜；在古老的东方它产生出后宫，而今天人们则有家庭、爱情和狗。我可以说，完全独自占有一个人，不让别人靠近，这种欲望是在人类社会中一种个人孤独的征象，连社会主义者也很少否认这种征象。如果你愿意这样看问题，那么我们无非就是一种市民的放荡不羁的行为。瞧，多美妙！”他顿住并拽她的胳臂。

他们站在旧房屋间的一家小市场边上。某一位才能卓越者的古典主义立像的四周摆放着五颜六色的蔬菜，撑开着市场摊位大粗麻布伞，水果滚动，筐子被拖来拉去，狗被人从陈列出来的美味珍馐前驱走，人们看见粗鲁人的红面孔。喧闹声、刺耳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并且有太阳的气味，这太阳照耀着尘世万物。“人们只要看到并嗅到这人世生活，会不爱的吗？！”乌尔里希内心激动地问。“我们不能爱它，因为我们不同意这些人脑子里的思维活动——”他补充说。

这不是一种那么合阿加特口味的隔绝，她没吭声。但是她一压她兄长的胳臂，两个人把这理解成为，仿佛她用手轻轻捂住他的嘴。

乌尔里希笑着说：“我连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是总是对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结果。但是我也得有能力爱什么呀，这时来了一个连体孪生妹妹，这既不是我也不是她，也可以说既是我也是她，显然是一切线与面的唯一交点！”

他又高兴起来了。通常他的性情也会感染阿加特。但是他们永远也不会再像他们重逢时的头一个夜晚那样谈话了。这种情况空中楼阁般地消失了：当他们不是高居于孤独的土地而是一座城市的热闹喧嚷的街道之上时，人们便不太相信他的这种性情了。原因也许只是在于：乌尔里希不知道，他可以认为这些使他感动的经历具有多大的坚定性；可是阿加特却常常认为，他只还把它们看作一种想象的越轨行为。她不能向他证明这是不一样的：她越来越比他少讲话，她讲不到点子上，她没有这个信心。她只觉得，他避免作决断，他不可以这样做。就这样，他们俩其实都躲在他们那诙谐风趣、轻盈飘摇的幸福之中，而阿加特则由此而变得一天比一天更悲伤，虽然她和她兄长一样笑口常开。

二九 哈高厄尔教授拿起笔

但是，这种情况因阿加特的在这时很少被考虑到的丈夫而有了变化。

一天早晨——它结束了这几天的欢乐——她收到一封沉甸甸公文用纸标准尺寸大小的信，信封用大而圆的黄色火漆印封口，火漆印上用白色字母赫然写着“皇帝及国王的鲁道夫高级中学”字样。还在她手里拿着这封未开启的信的时候，一片空白的脑海里顿时便又浮现出房屋，三层：有保养照管得很好的窗户的无声反光；外面棕色窗框上都有白色温度计，每层一只，便于让人了解天气状况；窗户上方有希腊式三角楣饰和巴罗克式贝壳状墙面，还有从墙上突显出来的脑袋和神话中的哨兵，它们看上去，就仿佛是在细木工车间里制造出来并油漆成石头模样的。一条条街道透着棕色和湿意穿过城市，它们作为公路伸展进来，带有行驶过久而出现的车辙，街道两侧是一家家带有崭新陈列商品的商店，尽管如此看上去却像三十年前的妇人，她们撩起她们的长裙，却下不了从人行道走进大街上污泥里去的决心：阿加特脑海里的外省！阿加特脑海里的幽灵！无法理解的“没有完全消失”，虽然她自以为已经永远摆脱了它！还有更无法理解的：自己居然曾经与这联结在一起过？！她看到那条路从她家宅大门沿着熟识房屋的墙一直延伸至学校，这段路她丈夫哈高厄尔每天走四次，开始时她也曾经常走这条路，从他家里陪他去上班，在她小心翼翼不放过一滴那剂苦汤药的时期。“现在哈高厄尔会不会正在去饭店吃午饭呢？”她暗自思忖，“现在他是不是正在撕往常都是我每天早晨撕下的日历呢？”所有这一切一下子又具有了某种极其值得考虑的性质，仿佛它永远也不会消亡似的；她怀着隐藏在内心的恐惧看到那熟悉的恫吓感觉正在自己心中苏醒，这种感觉由冷淡、丧失的勇气、对丑恶的餍足和一种自己的一丝儿无把握状态组成。她怀着一种渴望打开这封她丈夫写给她的厚厚的信。

当哈高厄尔教授参加过他岳父的葬礼并在首都作简短逗留后又返回他的居住地和工作地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完全就跟每次他作完短途旅行那样地对待他；怀着妥善料理了一件事、如今可以脱下旅行鞋换上穿起来倍感舒服的便鞋的这种愉悦意识，他转向他周围的人。他到他的学校去；他受到守门人的恭敬问候；当他遇到他属下的教员时，他觉得自己颇受欢迎；在校长办公室里各种案卷和事务等着他来了结，他不在时没有人敢去碰它们；他急匆匆走过过道时，伴随着他的是他的脚步给学校带来勃勃生机的这种感觉：戈特利布·哈高厄尔是一位名人并且知道自己是名人；他的额头闪耀出激励和欢乐的光芒照亮着这幢受他领导的教学楼，而当他在校外被问及他夫人现在何处，身体可好时，他便总是俨然一个知道自己光荣地结了婚的男人，十分镇静地作出回答。众所周知，一个男人，只要他还有生育能力，便会觉得婚姻生活的短暂停歇，犹如一副轻便的枷锁从他身上之被取下，而且他也根本不怀有什么恶意并且在休养生息之后精神为之一爽地又承担起他的幸福。一开始，哈高厄尔也是这样毫无邪念地对待阿加特的缺席的，而且起初他根本没发觉，他的妻子多久没回家了。

确实是那份挂历才把他的注意力引到这上面来，这一天一天撕下来的日历纸在阿加特的记忆中表现为可怕的生命象征；它挂在餐室里成为一个不该附着到墙上去的斑点——自从哈高厄尔将它从学校拿到家里以来，它便作为一家文具纸张商店的新年礼品而黏着不动了；尽管它索然无味，阿加特却不但容忍而且甚至还照管它。假如哈高厄尔在他妻子启程后自己接管了从这本挂历上撕下日历纸的工作，这倒本来是完全符合他的本性的，因为让这部分墙壁简直是变得十分荒芜，这违背他的习惯。可是，另一方面，他是一个随时都知道在无穷尽的时间海洋里自己处在哪个星期和月份等级上的人；另外，他反正在学校办公室里有一本日历，于是他终于恰恰在自己尽管如此还是想举起手来整理好自己家里的计时系统的时候微笑着在心头泛起一种特殊的想突然中止的感觉，这是一种冲动，一如后来情况表明的那样，是那种可以预示命运的冲动，但是他起先却认为这种冲动只是一种细腻的、骑士般的感情，这种感情使他感到吃惊并自动使他感到满意：他决定在她回来之前不去触动这一页表明阿加特离家日期的日历纸，以示尊敬和纪念。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挂历渐渐变为一个化脓的伤口，哈高厄尔一看见它便想起，他的妻子已经离家出走多久。节省情感、勤俭持家的他给她写明信片，向阿加特报告有关自己的消息，并渐渐越来越迫切地向她询问她的归期。他没有收到回音。此后不久，当熟人们遗憾地问他是否他的夫人还将长期服丧不归，他也就不再喜气洋洋的了；但是令他感到幸运的是，他总有许多事情要干，因为除了学校日常工作和他所属各协会的任务以外，他每天也还经邮局收到大量邮寄来的邀请、询问、声援、抨击、校样、杂志和重要图书：哈高厄尔其人虽然生活在外省，作为他有能力给一个陌生的过路旅客留下的不美好印象的一个部分，但是他的精神是定居在欧洲的；这在长时间内妨碍他领悟阿加特离家出走的全部含义。然而，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乌尔里希寄来的信，乌尔里希在信里干巴巴地通知他必须通知他的情况：阿加特不想再回到他身边并请求他同意离婚。这封信尽管在形式上礼貌周到，但却撰写得如此无情和简短，以致哈高厄尔愤怒断定，乌尔里希在写这封信时恰恰只照顾到这么一丁点儿他这个收信人的情感：就好像想去掉一片树叶上的一条小虫。他的第一个内心抗拒动作就是：不认真看待，耍脾气！这条消息像一个愚弄人的幽灵躺卧在一大堆像白昼一样明亮的刻不容缓的工作和光荣涌流而来的表彰中。晚上，哈高厄尔又看到他那空落落的寓所，他这才坐到写字台前，言简意赅地告知乌尔里希：最好还是就当他没作过这样的通知。但是不久乌尔里希又寄来一封信，他在信里拒绝这种观点，在阿加特不知情的情况下重申了阿加特的要求，仅仅是作了较为礼貌和详尽的说明，要求哈高厄尔在采取必要的法律步骤方面尽可能给予方便，说是一个有他这样道德水准的人理当如此行事，而且这样做之所以可取也出于这样的原因：可以避免一场公开争论的恶劣伴随现象。哈高厄尔这才意识到形势的严重并拿出三天的时间，写好了一封回信，一封事后既挑不出任何毛病也没任何令人惋惜之处的回信。

在这三天中的两天里他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有人朝他心口上捅了一下。“一场噩梦！”他多次感伤地自言自语；每逢他不是很凝神留意时，他便不正视这个现实要求。在这些日子里他心头笼罩着一种酷似失恋的极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还加上一种类属不明的嫉妒，这种嫉妒分明不是针对那个情人的——他猜想这是阿加特的态度的因由——而是针对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他觉得自己受到它的歧视了。这是一种羞臊，就像羞臊一个非常正派的人，这个人打碎或忘记了什么东西：某种东西——它很久很久以来就在头脑中有其牢固的位置，这个位置人们不再觉察，但许多事物依赖于这个位置——它一下子破碎了。脸色苍白、精神恍惚，怀着真正的痛苦——绝不可以因为这种痛苦缺乏美感就低估了它——哈高厄尔到处游逛，避开熟人，畏畏缩缩，怕作不得不作的解释、怕忍受不得不忍受的羞辱。在第三天上他才终于坚定了态度：哈高厄尔对乌尔里希有一种大的、自然的厌恶感，完全就跟乌尔里希对他有这样的厌恶感一样；虽然这种情况还从未怎么明显表现出来，但是现在却昭然若揭了，因为他预感不祥地把阿加特的态度统统归罪于他的这位内兄，阿加特显然是让她这位吉卜赛人般生性好动的兄长搞得神魂颠倒了；他在写字台前坐下，用寥寥数语要求他妻子立刻返回，斩钉截铁地表示，一切其余的事宜他作为她的丈夫将只跟她本人讨论。

乌尔里希来信表示拒绝，措辞同样简短而斩钉截铁。

于是哈高厄尔便决定对阿加特本人施加影响；他制作与乌尔里希信件往来的副本，并附上一封字斟句酌的长信，这一切加在一起，便是阿加特打开这只用正式火漆印封好的大信封时所看到的。

哈高厄尔本人的心情，就仿佛眼看就要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办完公务下班回家后，晚上他坐在这“荒凉的寓所”里，面前摆着一张信纸，一如当时乌尔里希面前摆着另一张信纸那样，他不知道该如何下笔。但是在哈高厄尔的一生中这众所周知的“纽扣方法”已经反复获得过成功，这一回他也用上了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要领就是：人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自己的思想施加影响，而且也在面对令人激动的任务的时候，就像一个人让人在他的衣服上缝上纽扣，因为假如他误以为没有这些纽扣可以更快地把这些衣服从身上脱下来，他也只会对损失时间感到惋惜。譬如英国作家索维——哈高厄尔把此人论述这一方法的文章拿过来，因为即便在忧伤中他依然觉得把它跟他自己的观点进行比较是件重要的事情——这位英国作家指出在成功的思维的过程中有五个这样的纽扣：一、对一个事件的观察，这些观察直接让人感觉到解释这一事件的一种困难；二、这些困难的进一步界定和确定；三、推测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四、理智地展开这一推测的结果；五、为了接受或拒绝这一推测而作进一步观察并从而获得思维的成功。哈高厄尔曾成功地把一种类似的方法应用到像草地网球这样一项文雅的活动上，当时他在国家文职人员俱乐部里学会打草地网球，感到这项运动有一种显著的精神方面的魅力，但是在纯粹涉及感情的事情上他还从未使用过这种方法；因为他日常的内心经历绝大部分由业务关系组成，在较有个人色彩事件上则由那种“正当的感情”组成，这种感情是一种所有白种人身上在适当情况下可能会有的以及正在流行的感情的混合物，适当增加上某些与地方、职业或身份相当的近在眼前的感情。所以这些纽扣是可以在缺乏练习的情况下应用到他夫人要和他离婚的这种不寻常的要求上的，这种“正当的感情”在遇到使一个人感到悲伤的困难时甚至显示出容易分裂的特性：一方面，它告诉哈高厄尔，说是一个像他这样合乎时代精神的人受到许多方面的约束，有义务不给取消一种信任关系的要求设置任何障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不愿意，它也会说许多可以使人摆脱这种义务的话，因为今天已经蔓延开来的在这种事情上的放荡轻浮行为是绝不应该加以纵容的。哈高厄尔知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新派的人必须“松弛精神”，就是说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采取一种放松的身体姿势并仔细倾听从内心深处传来的声音。他小心翼翼止住自己的思绪，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本孤苦伶仃的挂历并倾听着自己的心声；过一会儿也确实有一个声音在回答他，这声音来自内心一个位于有意识思维之下的深处，回答他的，恰恰正是他心里已经想过的：这声音在说，说到底像阿加特这样的无理要求他没有必要加以容忍！

但是这样一来哈高厄尔教授的精神也就已经猝然被置于索维的纽扣一至纽扣五或一排等值纽扣的前面并清醒而活跃地感受到在解释这个有待他去观察的事件时的种种困难。“难道我，戈特利布·哈高厄尔，”哈高厄尔问自己，“对这起令人难堪的变故负有责任吗？”他审察自己，没发现自己的行为上有任何瑕疵。“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是这个因由吗？”他继续就一个可能的答案作种种猜测。但是他难以接受这种看法，因为，如果他迫使自己客观地想一想，那么他实在看不太出来，另一个男人会比他向阿加特提供什么更好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问题跟任何别的问题不一样，它很容易让个人虚荣心给搞模糊，所以他极端精细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时，他还从未想到过的前景展现在他眼前，而哈高厄尔则突然感到自己按索维的第三点找到了一个可能的答案的痕迹，它越过四和五继续伸展：自他结婚以来，一系列现象第一次引起了他的注意，据他所知只听说女人有这种现象，在这种现象中对异性爱完完全全不是什么深切或感情强烈的爱。令他感到痛心的是，他在自己的记忆中找不到那种充分敞开、耽于梦想的倾心相爱的唯一表示，而从前在单身汉时代他却曾在那些生活作风无可非议的女人身上体验过这种倾心相爱，但是这却也让他占了这个便宜：如今他抱着有充分科学依据的镇静态度把第三者插足破坏他的美满婚姻排除在外。阿加特的态度由此而自动降低到反对这种幸福的一种纯个人行为上；而尤其是因为她是在没有一丁点儿这方面的先兆的情况下动身离去的，在此后的这么短促的时间内不可能会产生一种有根据的意识的改变，所以哈高厄尔便产生这样一个他不再离弃的信念：阿加特的不可思议的态度只能被解释为那些渐渐积聚起来的厌世诱惑中的一种，听说那些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人会有这种厌世情绪。

可是阿加特真的是一个有这种秉性的人吗？这还有待考察，哈高厄尔若有所思地用钢笔杆轻轻地搔自己的胡子。她通常给人以一个如他所称谓的“容易相处的同伴”的印象，然而却甚至在这些他最为关切的问题上表现出一种不说是懒散也应该说是满不在乎的态度。这其实是她身上的某种东西，是它与他、与其他人、与他们的利益不相称；它也不抗争；她一起笑或者该严肃时便神情严肃，但是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在所有这些年里她总是给人以一种有些精神涣散的印象。她似乎倾听别人告诉她的话或向她作的解释，但却似乎从不相信。仔细一考察这种情况，他便觉得她简直是病态冷漠。有时人们对她产生这样的印象：她根本就不理解她周围的人……突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笔便刚劲有力地在纸上急速舞动起来。“你以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这样写道，“你想得太美了，你竟不愿意热爱这种生活，这是我有能力提供给你的生活，这种生活尽管简朴，但却是一种纯正、圆满的生活：你似乎总是用火钳去夹它，如同我现在感觉到的那样。你拒不接受一种简朴生活也能提供的丰富的人性和道德，而即使我不得不假定你可能会有某种理由觉得自己有权利这样做，你仍还是让人感到缺乏合乎道德的改善意愿，反倒选择了不自然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解决办法！”

他又考虑了一下。他仔细筛选他亲手教育过的学生，想从中找出一个可以给他启示的实例来；但他刚要着手这样做，他便自动想起了他迄今一直怀着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快惦记着的那一份短缺的思考。此时此刻，阿加特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事件；因为如果他考虑到，她并没有让一种激情迷惑了自己的心智，却有决心放弃多少东西，那么，令他高兴的是，他鬼使神差般地作出了这一基本的、为现代教育学所熟悉的假定：她缺乏超主观思考的能力和与周围世界的可靠的精神上的联系！他迅速写上：“很可能你即使在做你现在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也完全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什么事；但是我警告你，趁你还没作出永久性的决定！你也许是与我自己所描述的那种面向生活、熟悉生活的完全相反的那种人，但是恰恰因为如此你就不应该轻率地放弃我给你的支持！”本来哈高厄尔想写点别的什么。因为一个人的才智并非是一种自成一体的、与外界没有关系的能力，才智方面的缺陷引起道德方面的缺陷，因为人们是在说道德上的愚笨嘛，就如同道德的缺陷——这一点当然很少受重视——能够任意转移理解力的方向或迷惑它！哈高厄尔看到在自己的有才智的眼睛前面浮现起一种自成一体的类型的人，依据已有的规章他最容易把这一类型人说成是一种“从整体来看有足够才智的道德愚笨的特殊类型人，而这种道德愚笨则随后只是表现在某些机能缺失现象中”。他只不过就是没有勇气使用这个富于启发的词语罢了，部分是因为他想避免进一步激怒已逃走的夫人，部分也是因为一个门外汉通常会误解这样的术语，如果它们被应用到他的身上的话。但是实事求是地来说依然得坚持这样的看法：这些遭谴责的现象都应该归入不富有充分含义这个大的类别。最后，哈高厄尔终于想到了一个摆脱道德心和骑士精神之间的这种对立的办法，因为他妻子身上的那种值得重视的机能缺失现象按照一种广泛流行的女性能力较差的理论也完全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低能！他抱着这样的观点用激烈的言语结束他的信。怀着遭鄙弃的情人和教育家的预见的愤怒他把阿加特天生就有的那种与社会敌对的、缺乏团结友爱精神的以及受到败坏的资质描绘成一种“负变体”，它绝不是以有力和创新的姿态去对待生活中的问题，一如“今天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人”所要求的那样，而是“被一块薄玻璃跟现实分隔开”，陷于高雅的自我孤独之中，经常处于病理学的危险的边缘。“如果你不喜欢我身上的什么东西，你完全可以加以抵制的，”他写道，“但是实际情况是，你的情感对付不了当代的活力并在躲避它的要求！我曾警告你提防你的性格，”他最后写道，“现在我重申：你比别人更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支柱。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我要求你立刻回来，我声明，我作为你的丈夫所承担的责任禁止我对你的愿望让步。”

哈高厄尔在署名前把这封信又通读了一遍，觉得它在把握这种有问题类型人方面很不充分，但不再作任何改动，他只是最后——从小胡子里有力地呼出一口气，表明为对他的妻子进行思考作出了不寻常的、骄人的努力，一边还在考虑，究竟对“新时代”这个问题还得再说些什么——在写着“责任”这个词儿的地方再补上一句有骑士风度的短语点了一下尊敬的已故父亲的尊贵遗嘱。

当阿加特读罢这一切时，奇异的事发生了：这些论述的内容对她并非没有留下印象。她没顾得上坐下，站着逐字逐句又通读了一遍，然后她便慢慢放下这封信，将它递给乌尔里希，后者已经惊诧地看出他妹妹心情很激动。

三〇 乌尔里希和阿加特事后寻找一个理由

在乌尔里希读信的时候，阿加特胆怯地观察着他的脸部表情。他低下头读信，脸部的表情似乎还在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决断，是该讥讽、严肃、忧愁呢，还是该蔑视。这时，一个沉甸甸的分量向下压在她身上；它从四面八方挤涌过来，仿佛在先前存在过一种不自然地使人感到轻快的无忧无虑情绪之后，空气正在凝缩而变得极其沉闷：阿加特在她父亲的遗嘱上所做的手脚第一次让她良心感到不安。但是如果说，她一下子估计出，她实际上犯下了什么过错，这恐怕是不够的；更确切地说，她在与一切事物的关系中都感受到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估价，也在对她兄长的关系中，她感觉到一种难以描绘的清醒。她所做过一切事她都觉得不可理解。她曾经说过杀死她丈夫这样的话，她伪造了一份遗嘱，她跟她的兄长搭伴儿过日子，却没问一问这样做是否扰乱他的生活：在一种充满幻想的如痴如醉的状态中她做了这些事。这时尤其让她感到羞愧的是，她这样做时完全缺乏最亲近、最自然的想法，因为每一个别的女人，在甩掉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时，都会要么寻找一个更好的男人，要么通过别样的、但同样十分自然的行动使自己得到补偿。乌尔里希甚至曾相当频繁地亲自指出这一点，可是她总是听不进去。如今她站在这儿，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她觉得自己的态度很像一个对自己的行动确实并不完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态度，所以她认为哈高厄尔以他自己的方式指责她的所作所为指责得对；而他的这封在乌尔里希手里的信则使她感到震惊，这就犹如一个人，他本来就已经受到控告，如今还收到他从前的老师的一封信，这位老师在信里明白无误地表示自己的鄙视。她当然从来也不曾承认哈高厄尔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力；尽管如此，这作用却是这样的，就仿佛他可能会对她说：“我把你看错了！”或者：“可惜我从未把你看错并且总是有这样的感觉：你将不会有好下场！”怀着摆脱掉这个可笑和可悲印象的愿望，她提前打断还一直在专心致志读信并且看样子怎么也读不完的乌尔里希，她不耐烦地说：“其实他描写我描写得完全正确。”她假装满不在乎地说，但却带着一种明显挑逗的口吻，它清楚地泄露出想听到与此相反的话的愿望，“即使这话他没说，也依然是符合事实的：要么在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嫁给他时，我一定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要么我现在就是这样，我离开他同样没有什么理由。”

这时乌尔里希正在第三次通读信中无意间使他的想象能力成为与哈高厄尔的紧密关系见证人的那些段落，他心不在焉地回答了几句令人不解的话。

“可是你得留点神！”阿加特请求他，“我是合乎时代精神的、经济上或精神上有某种活动能力的女人吗？不。我是热恋中的女人吗？也不是。我是善良的、补偿性的、简化性的伴侣和母亲吗？更不是。我还能是什么呢？我干吗活在这世界上？我们参加的这种社交聚会，这一点我必须马上就告诉你，从根本上来说这社交聚会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我几乎相信，使有教养的人入迷的音乐、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也完全可以不要。譬如哈高厄尔就不然，光为了引经据典他就需要它们。他至少具有一个陈列馆的令人愉悦、整齐规则的特性：他说得不对吗，他指责我，说我无所事事，说我拒绝‘大量美的和有道德的东西’，说我充其量还能在哈高厄尔教授那儿找到理解和宽容？！”

乌尔里希把信还给她并心平气和地回答：“让我们正视这件事情：一句话，你确实在社会问题上是低能儿！”他微微一笑，但是在他的声调中却可以感觉得到对这封机密信件的感悟在他心头留下的那种恼怒。

但是她的兄长这样回答却让阿加特心里感到不悦。这加深了她的忧伤。她用腼腆中带着嘲笑的口吻问：“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没对我说什么就坚持要我离婚、让我失去我唯一的保护人呢？”

“啊，也许之所以这样做，”乌尔里希闪烁其词说，“是因为用一种坚定的男人方式你来我往，这是一种简单而又绝妙的做法。我用拳头敲了桌子，他用拳头敲了桌子；当然随后我就不得不加倍使劲敲桌子，我以为。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迄今为止，阿加特一直——虽然她情绪恶劣自己不能察觉这一点——对此感到十分高兴，甚至是感到不可抑止的高兴：她的兄长私下里做了与他在戏谑调笑做兄妹游戏时期公开表现出的姿态相反的事；因为他伤害哈高厄尔的感情这件事似乎只能有这样的目的：在她身后设置一个障碍，从而排除了任何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但是现在，连这种隐蔽的欢乐也荡然消失，剩下的只有空泛的失落感，于是阿加特沉默不语。

“我们绝不可以忽略了，”乌尔里希继续说，“哈高厄尔多么成功地以他自己的方式，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贴切地误解了你。当心点，他会用自己的办法，不用求助侦探事务所，他只需开始考虑你在人际关系中的弱点，便会发现，你对父亲的遗嘱做了什么手脚。我们怎么来给你辩护呀？”

自从他们再次相聚以来，兄妹之间第一次谈起阿加特对哈高厄尔搞的这一场既不幸又幸运的恶作剧。她猛烈地一耸肩膀，做了一个不明确的抗拒动作。

“哈高厄尔当然是对的。”乌尔里希用温存、有力的口吻请她考虑。

“他不对！”她情绪激动地回答。

“他部分是对的，”乌尔里希调和说，“处在如此危险的境地，我们就必须充分而明确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把我们俩都投进监狱的。”

阿加特惊恐地睁大着眼睛望着他。这个她其实是知道的，但是这还从来没有这样无可置疑地说出来过。

乌尔里希回答时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他继续说，“可是我们如何让你做的这种事以及你这种行事方式不受指责，以免——”他寻找一个能满足他要求的措辞，却没找到，“唉，我们姑且就说，以免出现有点儿像哈高厄尔所说的那种情况；以免出现向阴暗面，向机能缺失现象方面，向从某种丢失的东西中产生的错误方面倾斜的情况？哈高厄尔代表世人的意见，尽管这意见从他的嘴里说出听起来滑稽可笑。”

“现在用得着烟盒了，”阿加特小声说。

“是呀，现在该用它了，”乌尔里希坚定地说，“我得给你说说早就憋在我心里的话。”

阿加特不愿意让他说话。“我们挽回此事，这岂不更好？！”她问，“也许我可以和他好好谈谈，向他随便怎么道一个歉？”

“现在为时已晚。现在他会把这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迫使你回到他身边去。”乌尔里希说。

阿加特沉默不语。

乌尔里希开始讲述烟盒的故事，一个富有的人在饭店里偷了一只烟盒。他发明了一种理论，认为只有三个原因会使人做出这样一种侵犯产权的行为来：贫困、职业，或者，如果两者都不是的话，那就是一种受损坏的精神素质。“有一次我们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你曾向我表示异议，说是人们也可能会出于信念而这样做。”他补充说。

“我说过，人们会简简单单就这么做的！”阿加特插话。

“是呀，根据原则。”

“不，不根据原则！”

“对呀，事情就是这样！”乌尔里希说，“人们做出这种事情来，至少得有一种信念嘛！我实在不明白！没有任何事情人们是‘简简单单’做的；做什么事不是有其外部的就是有其内部的根据。这恐怕是不容易分开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想对此进行哲学探讨；我只是说：如果人们认为某种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是对的或者如果一个决定简直好像是从虚无缥缈中产生出来，那么，人们便是怀疑自己有一种病态的或者有缺陷的素质。”

不过这一席话却是说过了头，其糟糕程度远远超出乌尔里希的愿望；这只是在方向上与他的顾虑相一致。

“就这个问题你要告诉我的话，就这些了吗？”阿加特平静地问。

“不，还不止这些，”乌尔里希愤慨地回答，“如果没有原因，那就得找一个！”

两个人当中谁也不怀疑，他们得在哪儿寻找这个原因。但是乌尔里希有别的招儿，过了一小会儿他打破沉默若有所思地说：“就在你走出与别人一致这种境况的这个瞬间，你就永远也不会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想行善，那你就得相信世界是善的。我们俩没有这样的信念。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不是在瓦解便是在痉挛的时代。但是，为了一个可能就要来临的世界的缘故，人们应该洁身自好！”

“难道你认为，这对这个世界会不会来临有什么影响吗？”阿加特表示异议。

“不，可惜我不这样认为。充其量我这样认为：如果连看到这一点的那些人也不正确行动，那么，这个世界肯定不会来临，衰落就不可阻挡！”

“五百年后世界变样还是不变样，你从中会得到什么呀？！”

乌尔里希迟疑不决：“我尽我的义务，你懂吗？也许像一个士兵。”

很可能这是由于阿加特在这个倒霉的早晨需要得到一种不同于乌尔里希给予的更温柔的安慰吧：她回答说：“说到底只像你的将军？！”

乌尔里希沉默不语。

阿加特不愿就此罢休。“可是你对这是不是你的义务没有把握，”她继续说，“你这样做，因为你就是这么个人，因为这让你感到愉快。别的什么事我也没做过嘛！”

她突然失去自制。不知道什么事情很令人伤心。她一下子噙着眼泪，喉咙哽得说不出话来。为了将这掩饰住并不使其暴露在她兄长的眼前，她用胳臂搂住他的脖子并将自己的脸藏在他的肩头。乌尔里希感觉到，她在哭、她的背在颤抖。一种令人难堪的困窘向他心头袭来：他感到自己毛骨悚然。不管他自以为对他妹妹怀有多少温柔和美好的情感，在这个势必会让他怦然心动的时刻这种情感却没有出现；他的感觉受到扰乱，运作不起来了。他抚摸阿加特，悄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但是他很不愿意这样做。由于短缺了精神上的共同激动，他便觉得这两个身体的接触就像两个稻草扎的草帚挨在一起。他把阿加特带到一把椅子跟前，自己则在离她几步远的另一把椅子上坐下，从而结束了这个尴尬局面。他刚落下座，便对她所表示的异议作出回答，他说：“遗嘱这件事根本不会让你感到高兴的！而且也永远不会让你感到高兴，因为它是某种无秩序的东西！”

“秩序？！”阿加特含着眼泪嚷嚷，“是义务了！”

其实她完全不知所措了，因为乌尔里希表现得如此冷淡。可是她已经又在微笑。她领悟到，她必须独自料理好自己的事。她感觉到，她脸上绽出的这笑容在她那冷冰冰的嘴唇前面很远处飘浮着。而乌尔里希则相反，现在他摆脱了困窘，他甚至觉得在自己身上没出现通常的身体上的激动，这实在是件好事；他感悟到，他们俩之间的这种状态也得变变样子。可是他没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看到，阿加特神情十分颓丧，所以他开始说话。“你不要为我用了这样的词儿伤心嘛，”他请求，“别因这些词儿生我的气！我选择了秩序和义务这样的词儿，这很可能是我的不对；这也让人觉得好像是在布道。但是为什么，”他立刻又话锋一转，“见鬼，为什么布道是可鄙视的呀？它们应该是最可让我们感到高兴的事呀？！”

阿加特根本没有兴趣对此作出回答。

乌尔里希放弃他的这个问题。

“你别以为我想在你面前硬充公正的法官！”他请求，“我并不曾想说我没做过任何坏事。只是不得不偷偷地干，这个我不喜欢。我喜欢道德强盗，不喜欢窃贼。我想把你造就成为一个符合道德准则的强盗，”他开玩笑说，“你可千万别因性格上的弱点而犯错误！”

“在这方面我不要什么脸面！”他的妹妹藏在离她很远的微笑后面说。

“有意思极了，居然会有像我们这样的时代，所有的年轻人居然会都对坏事有好感！”他笑着插嘴说，想把谈话从个人问题上引开，“今天的这种对道德上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的偏爱当然是一种弱点。很可能是市民对善厌倦了，是他们走上了邪道。我自己原本也曾以为，人们对一切都得说不；所有今天在二十五岁和四十五岁之间的人都曾这样以为；可是这当然只是一种时尚：我想象得出来，现在风向马上就会起变化，随后就会出现一代青年人，这一代青年人将不是把不道德而是把道德又插在纽扣的扣眼里。最年老的蠢人们一辈子从未感受过道德的令人激动的力量，有机会时只是发表一些道德方面的陈词滥调，他们随后将突然成为一种新的性格的前辈和先驱者！”

乌尔里希站起来，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他建议，“按其本性而言，善几乎已经是陈词滥调，恶却依然是批判！不道德的东西作为一种道德的严厉批判正在获得其极大的权利！它向我们表明，生活也正在以别的方式进行。它在戳穿谎言。为此我们用某种宽容报答它。存在着无可非议地讨人喜欢的遗嘱伪造者的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财产的牢不可破性有点儿不对头。也许这不需要什么证明；但是这一下任务也就开始了：因为我们必须设想开脱了罪责的罪犯有可能犯每一种罪行，甚至也可能犯杀婴罪或者别的什么令人憎恶的罪行——”

他用提及遗嘱来打趣他妹妹，试图捕捉住她的一束目光，但他白费了力气。现在她做了一个不由自主的抗拒动作。她不是理论家，她只能觉得她自己的罪行得到开脱，她其实是因他的比喻重新受到了伤害。

乌尔里希笑了。“我们能够这样玩弄概念，”他说，“这看上去像是闹着玩儿，但却有着重要意义。这证明，在对我们的行为的评价上有些不对头。这也不是真的：仿佛在一群遗嘱伪造者中间你就会毫不含糊地维护法律规定的不可侵犯性，只是在一群公正的人的中间这才会变模糊、才会颠倒。是呀，倘若哈高厄尔是个流氓，你甚至会非常公正；他行为正派，这简直是一种不幸！人们就这样被推过来撞过去！”

他等待着一个回答，可是这回答没出现；于是他就耸耸肩膀并重复说：“我们给你寻找一个原因。我们已经注意到：正派的人太喜欢——尽管自然只是在幻想中——参与犯罪了。我们可以添上一句：而罪犯们，如果人们听他们自己陈述，几乎无例外地都想被认为是正派的人。所以人们简直可以下定义：罪行就是一切别人任其在小不端行为中流去的东西在罪人先生们内心的联合，这就是说在幻想中以及在成百上千个日常的思想品质上的无耻行径和恶意行为中。人们不妨说：罪行正在酝酿中，只是在为自己寻找一条反抗最小的路，这条路将把它们引到某些人的身边。人们甚至可以说，它们虽然也是没有能力进行道德教训的个人行为，但是本质上它们却是在区分善与恶方面某种一般的通情达理的不和谐态度的集中表现。就是这种东西，是它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将批判精神充满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同时代人没有超越过它！”

“可是什么是善和恶呢？”阿加特脱口而出，乌尔里希没有觉察，他正在用他那落落大方的态度折磨着她。

“呦，这我可不知道！”他笑着回答，“我刚刚才说明，并且是第一次说明，我憎恶恶。我对它的了解迄今确实没达到这样的程度。啊，阿加特，你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若有所思地抱怨，“譬如拿科学来说吧！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减五不比加五坏。一个研究人员不可以厌恶任何事物，面对一个有研究价值的癌症病人时其欢乐而激动的心情可能不亚于看到一位美丽的妇女。一个有知识的人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只有在世界的末日才有完整的真实。科学是非道德的。这种整体的、美妙的对陌生事物的深入探究使我们戒绝对我们的道德心的个人研究，甚至它连可以完全严肃地对待科学的这种满足感也不给予我们。那么艺术呢？它难道不是永远意味着一种与生活图像不一致的图像的塑造吗？我并不是在谈论虚伪的理想主义或者是说在人们身穿严实得连鼻尖都裹住的服装的时候大画特画裸体像，”他又开玩笑说，“但是你不妨想一想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你从来也没有这种感觉吗，好像这件艺术品上的某种东西令人想起你在一块磨刀石上磨一把刀的时候刀上冒起来的那股烧焦的气味？这是一股怪里怪气的、气象的、有雷雨似的气味，无比美妙而阴森可怕！？”

这里是唯一的一段话，阿加特这时主动打断他。“你不是从前自己就曾写过诗吗？”她问他。

“你还知道这个？我什么时候向你承认的？”乌尔里希问，“是呀，不过我们大家都会在某个时候做诗的。我甚至还在当数学家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诗了，”他承认，“但是我年纪越大，那些诗也就变得越坏；我认为，并非由于没有才能以及由于对这种情感偏离的杂乱和吉卜赛人式的浪漫气质的日益增长的厌恶——”

他的妹妹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但是这让乌尔里希觉察到了。“然而，”他毅然地说，“一首诗却应该完全和一桩善举一样不仅仅是一种例外情况！但是，如果我可以这样问的话，振奋的瞬间在下一个瞬间到哪儿去了呢？你喜欢诗，这我知道：但是我想说的是，人们不只是可以在鼻子里有火的气味，直至它渐渐挥发。这种不完善的态度完全就是与不停地作未作完的批判的道德态度相配对的一种态度。”突然回到主要的事情上，他回答他的妹妹说：“倘若我在这个哈高厄尔事件上采取如你今天所期盼于我的那种态度，那么我就得持怀疑、懒散和讽刺态度。你或我也许还可能会有的一定很有道德的孩子们就真的会说我们理应生活在一个对于市民来说很安全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忧虑或者充其量只有多余的忧虑。我们已经在我们的信念上花了这么多的力气！”

乌尔里希很可能还想说许多话；他其实只是犹豫着没说出他为他妹妹准备好的话来，他若是向她泄露了这个秘密，那恐怕倒就好了。因为她突然站起来，匆匆找了个借口准备外出。“还是这句话：我在道德问题上是低能儿？”她勉强试图用开玩笑的口吻问，“你对此所说这一切，我再跟不上趟了！”

“我们俩在道德问题上是低能儿！”乌尔里希客气地声言。“我们俩！”他的妹妹匆匆离他而去，没说她什么时候回来，对此他颇感不悦。

三一 阿加特想自杀并结识了一个男人

其实她急忙离去，是因为她不愿意再次让她兄长看到她的眼里噙满眼泪，她几乎抑制不住这眼泪。她伤心已极，就像一个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为什么，这她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在乌尔里希讲话的时候发生的。为什么，这她也不知道。他本不该说话，本该做点别的什么。做什么，这她不知道。他做得对，他没认真看待她的激动与这封信的这种“愚蠢巧合”，他一如既往地继续这样讲话。但是，阿加特不得不逃跑。

起先她只是觉得需要走一走。她离开寓所径直向前走去。每逢她受到街道和房屋的阻挡而不得不转弯时，她便总是保持原来的方向。她逃跑；那样子，完全就像人和动物逃脱一个不幸。为什么，这个她不考虑。当她疲倦了的时候，她才明白自己有什么打算：不再回去！

她想一直走到天黑。一步一步越走离家越远。她假定，天黑下来她停住的时候，她的决心也就下定了。这是自杀的决心。这其实不是自杀的决心，而是对决心将会在晚上下定的期盼。在这个期盼的后面是她脑海里的一阵绝望的翻腾。她身上连可以用来自杀的物件都没带着。她那只小小毒药盒不知道是在哪个抽屉里还是在哪只箱子里。她的死只是满足了可以不必回去的渴望。她想从生命里走出去。行走的目的就在于此。她行走，一步一步，似乎已经在脱离生命。

她累了，这时她渴望草地和森林，渴望独自在郊外行走。但是到那儿去就得坐车。她上了一辆电车。她受过这方面的教育，知道应该在陌生人面前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人们从她打票和问询的语声上听不出什么激动情绪来。她挺直身子、安安静静地坐着，她的手指头没有一个在颤动。就在她这样坐着的时候，她浮想联翩。倘若她可以喧闹，也许就会觉得更舒服一些；捆住了手脚，这些思想仍然像一个个大包，她徒劳地尽力从一个洞口把它们挤进去。她因他说过的话而对他生气。她本不愿意因此而生他的气。她不承认自己有这个权利。他从她那儿得到什么好处了？！她占用了他的时间，却没给他任何回报；她妨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一想到他的生活习惯她便感到痛心。只要她在寓所里，显然就没有别的女人到这寓所里来过。阿加特深信，她的兄长得永远占有着一个女人。他为了她的缘故而约束了自己的行动。由于她不能给予他任何补偿，她就自私和冒坏水。此时此刻，她真巴不得能折回并亲亲热热地请求他原谅。但是她转念又想起，他方才态度多么冷淡。显然他后悔把她接来了。在他还没有烦腻她之前，他一切设想得多好，他什么话没说呀。如今他再也不谈这些事了。伴随这封信而来的那种头脑的极度清醒又在啃噬着阿加特的心。她嫉妒，失去理智地、极端地嫉妒。她原本可以迫使她的兄长接受自己的，如今却感觉到了一个抗拒自己遭拒斥的人的那种既感情强烈又软弱无能的友情。“我可以为他去行窃或者当野鸡！”她心中暗想并认识到这简直可笑，但却没有别的办法。乌尔里希的谈话连同其中的那些玩笑话以及那种看似公正的优越感对此起着犹如一种讥诮的作用。她钦佩这种优越感和所有这些精神上的需要，这些需要超出了她的需要的范围。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思想总是要同样地适用于所有的人！她感到有失脸面，便要求得到个人的安慰，不要求泛泛的说教！她不想做个勇敢的人！过了一会儿，她责备自己竟是这样的人，她幻想自己不配有更好的下场，就只配受到乌尔里希的冷落，从而加深了自己内心的痛苦。

这种自我贬低——乌尔里希的态度也好，哈高厄尔的令人难堪的来信也罢，都不曾为此提供足够的因由——是一种突然爆发的感情冲动。阿加特迄今在自她不再是孩子以来的不很久的时间内，作为她在集体生活要求面前的失灵所感受到的一切，都由此而引起：她怀着没有或者甚至违背她的最真诚的爱好生活着的这种感觉度过了这段时间。这是献身和信任的爱好，因为她从未像她兄长那样如此熟悉孤独；但是如果说她迄今一直不可能委身于一个人或专心致志地从事一件事，那么，这仍然还是因为，她自身具有一种更大的献身的可能性，哪怕这种可能性如今将胳臂伸向世界或伸向上帝！人们与自己周围的人不相投，这是一条知名的献身于全人类的路；而一个孤僻的人具有一种热烈的爱，从中同样可能生出一种隐蔽的、真挚的渴求神明：在这个意义上的宗教罪犯，其荒谬程度并不甚于找不到男人的笃信宗教的老太太；而阿加特的对待哈高厄尔的态度则具有完全无意义的一种自私行动的形态，同样也是一种焦灼意志的爆发，犹如那激烈的言行——她用这样的言行谴责自己让兄长唤起了生的希望、却因性格软弱而不得不又失去它。

她没有在缓慢行驶的电车里待多久；当路边的房屋开始变得较低矮和带乡村风味时，她便离开车厢，步行行走余下的路程。庭院敞开着，通过门廊、从低矮的篱笆上，人们可以看到手艺人、牲畜和玩耍的儿童。空气中充满着一种宁静，在这一片宁静中有讲话的语声和器具的敲击声；这些声音伴随着一只蝴蝶的不规则的和轻柔的飘动在清澈的空气中回荡，而阿加特则觉得自己像一个阴影那样乘着这些声音的翅膀向着那渐渐向上伸展的一排葡萄园和森林行走。但是有一回她站住，站在一个有箍桶匠和用头敲击箍桶木的悦耳声音的庭院前面。她生平喜欢观看这样一种美好的工作，感到从事这种朴素而有意义的、优越的手工劳作是一种乐趣。这一回，她听有节奏的敲击声、看男人们在四周行走的动作也没有个够。它让她在瞬间忘记了自己的忧愁并使她陷入一种愉悦和漫不经心的与周围世界紧密相联的状态。她对能够做这样一种多种多样地、自然地来自于一种普遍受赞许的需要的事情的人总是感到钦佩。她只是自己不想有所作为，虽然她具有一些才智上的和有用的灵巧。生活没有她也是完善的。突然，她还没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便听见钟声响起，费好大劲才没有又哭起来。郊区的这座小教堂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敲响它的两座钟，但是阿加特现在才注意到；而与此同时她简直直接被吸引住了：这些无益的声响，这些游离于良好、热情的尘世之外的、在空中热情飘荡的声响，它们与她自己的生活何等相近。

她急匆匆又走起自己的路来；在这不再从她耳中消失的钟声的陪伴下，她迅速从最后几幢房屋之间向外面的那座山丘走去。这座山丘的山坡，下端为葡萄蔓和零星的小径边上的灌木丛所覆盖，而上端则是葱茏的林木。如今她也知道自己想上哪儿去；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仿佛她在一步一步地深入大自然之中。她的心喜悦和惊吓得怦怦直跳，有时她停下并证实，钟声还一直在陪伴着她，虽然隐蔽在高空，几乎听不见了。她觉得好像还从未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听见钟声响起，简直是没有特殊的、喜庆的因由就民主地参与这自然和自信的事务中了。但是这座千百种声音的城市的所有声音中，如今这个声音在最后对她讲话，其中有某种东西，它将她攫住，仿佛它想把她扶起，把她扶上山去；但是随后它却每次又放开她并渐渐变为一个微弱的铿锵作声的响声，这个响声比唧唧叫的、哞哞叫的或者当地的呼呼作响的其他响声没有任何优异之处。就这样，阿加特可能还向山上漫游了一个小时。这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片荒芜的灌木丛前面，这正是她记忆中的那片灌木丛。它将林边一座荒废的坟茔围住，几乎是在一百年前一位诗人曾在这里自杀并按其遗愿被安葬在这里。乌尔里希曾说，这位诗人虽然受赞扬，但却不是一个好诗人，而表现为渴望埋葬在一个眺望处的这种不管怎么说总有些短视的诗歌则曾受到他尖锐的评判。但是，自从他们在一次散步途中共同辨读出墓碑上被雨水冲刷得模模糊糊的漂亮的毕德迈耶尔风格的字迹以来，阿加特就一直喜欢大墓碑上的铭文；她向那黑黢黢的、由大块的有棱角的环节组成的链条俯下身去——正是这些链条划定了这个死亡四角形对生命的界线。

“我对你们微不足道”，这位厌世的诗人让人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了这样一句话。阿加特心中暗想，人们也可以把这句话用在她身上。这个想法——在一座林中高台的边缘，在繁荣茂盛的葡萄园的上方以及在这座陌生的、无法度量的在早晨的阳光下缓慢移动其烟雾尾巴的城市的上方——重新拨动着她的心弦。她猝然跪下并将额头顶在一根作链条支座用的石柱上；这个不平常的姿势以及触碰石头的凉意在她心头引起一种有些僵硬的、无意志的宁静死亡的错觉，而这种宁静死亡则正是她所期望的。她试图凝一凝神。但是她不能马上就聚精会神：鸟叫声传进她耳朵里，有这么许多不同的鸟叫声，她惊讶极了；树枝晃动，由于她没觉察到风，所以她便觉得，仿佛树木自己在摇晃其桠杈似的；在一片突然出现的寂静中可以听得见一阵轻微的短步急走的声音；她静寂地触及的这个石柱是如此光滑，以致她竟产生这样的感觉：在它和她的额头之间有一块冰，这块冰不让她趋近。过了一会儿她才知道，在这种分散她的注意力的东西中恰恰体现着她想清楚想象的那种感觉，那种她多余的基本感觉，如果人们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它，那么它就只能用这样的话来表示：没有她，生活也十分完善，所以她在生活中无事可做、无所作为。这种残酷无情的感情其实既不是绝望的也不是受了伤害的，而是一种倾听和观望，一如阿加特一向所了解的那样，只是没有任何推动力罢了，甚至没有可以付出自己全部努力的这种可能性。在这种不可能性之中几乎蕴含着一种安全，一如一种惊愕、一种忘却一切询问的惊愕。她也能离去。去哪儿？总会有一个去处的。阿加特不是这种人：在这种人身上，即便对一切幻觉微不足道的这种令人信服的概念也能够引起一种满足，它与一种好斗的或恶意的节制相同，这是人们对待自己的不理想的命运所采取的那种节制。在这类问题上她是气量大的、毫不迟疑的，不像乌尔里希：他尽量给自己的情感制造种种困难，以便一旦自己的情感经受不住考验他就可以不让自己产生这种情感。她就是愚蠢！是呀，她就是在心中这样想的。她不愿意思考！她执拗地将低垂的额头紧紧贴住铁链，铁链有些往下弯，随后便又绷紧。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她开始用某种方式又相信起上帝来了，但却并没有想到上帝。某些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她总是觉得世界和它给人的表面印象不一样，致使她随后也不再过着没有信仰的生活，而是完全生活在一种辉煌的信念之中——由于乌尔里希而接近于一种内心的变态和完全的转变。她本来是愿意想象一个像一个隐蔽处那样敞开自己的世界的上帝的。但是乌尔里希却说，这是不必要的。只不过，想象的比人们能了解到的还多，这是有害的。对这样的事作出判断，这是他的事情。但是随后他也得引导她，不离开她。他是两种生活之间的门槛，而她所感受到的对这两种生活中的一种生活的种种渴望以及对另一种生活的种种逃避都首先通向他。她以一种像人们热爱生活那样不害羞的方式爱他。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她便感到自己内心被他占满。现在他也在从她的忧伤的暗沉沉的镜子里注视着她：这时阿加特才又回想起，她想自杀。她觉得，当她怀着自杀的意图离开家宅时，仿佛是违反了他的意愿从家宅奔向上帝。但是这个意图如今分明已经失去并且又沉陷在它的根源上：她受到了乌尔里希的伤害。她生他的气，这个她还一直感觉得到，但是鸟儿们在歌唱，她又听见这鸟叫声。她像以前那样迷惘了，但是如今是既高兴又迷惘。她想做点什么事，但是这件事应该伤害乌尔里希，不仅仅伤害她。她站立起来的时候，她双膝下跪时那无尽的僵硬便渐渐消退，一股暖流流贯她的全身。

她抬头一看，只见一位男士站在她身旁。她感到难堪，因为她不知道他已经在一旁观看自己多久了。当她那因情绪激动而尚还模糊的目光从他身上掠过时，她发现，他正怀着毫不掩饰的同情在打量她并且显然是想博得她的真挚的信任：这位男士身材瘦长，穿一身深色衣服，一部金黄色短胡子盖住下巴和面颊。在这部胡子的中间人们不难觉察到那噘起的、柔软的嘴唇，它们与已经在金黄色头发中处处搀杂进去的灰白头发形成奇特的对照，让他看上去显得年轻，仿佛让她忽略了头发所显示的年龄。这张脸压根儿就不是轻易可以让人捉摸得透。初步印象让人觉得这是一位中学教员；这张脸上的严酷表情不表明他心肠硬，它反倒更像某种软心肠，由于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种种的小小不愉快而硬化了。但是，如果人们从这种软和心肠出发——在它的烘托下这部男人胡子看上去像是移植上去的，为了满足一种胡子拥有者所赞同的秩序——那么就会在这种原本女人气的资质中看到一个模型的几乎是禁欲的细部，这个模型显然是被一种不停地活动着的意志用软和的材料制造出来的。

这模样简直让阿加特摸不透，吸引力和推斥力也在她内心中保持着平衡，而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则仅仅是：这个人想帮助她。

“生活既提供加强意志也提供削弱意志的机会；人们永远也不应该逃避困难，而是应该设法战胜它们！”陌生人说，边说边擦拭蒙上一层雾气的眼镜镜片，为了可以看得更清楚些。阿加特惊异地望着他。显然他已经在一旁观察她很久了，因为这些话完全来自于一次内心谈话。说着，他大吃一惊并脱下帽子，补做了这个人们绝不可以忘记的动作；但是他迅速回过神来并重新采取直言不讳的态度。“请您原谅，我想问您一下，我是否可以帮助您？”他说，“我觉得，人们更容易将一种痛苦，甚至往往是一种自我的内心震动向一个陌生人倾诉！”

事实表明，这位陌生人讲起话来并非不费力气；他与这位美丽的妇女交往，似乎履行了一项乐善好施的义务，而现在，就在迈步走去的当儿，他简直是强忍着没说话。因为阿加特已经干脆站立起来并且已经开始在他的陪同下慢慢离开这座坟茔，从树林走到外面山丘的边缘，可是他们却决定不了，现在是否也要选择一条通往低地的道路以及要选择这些下山的路中的哪一条。他们反倒边谈边沿着顶峰走了一大段路，然后他们便折回，后来他们朝着原先的方向又走了一遍；没有哪个人知道对方想往哪儿走，可是却想照顾对方的意愿。“您不愿意告诉我，您为什么哭了？”陌生人用询问病人哪儿疼痛的医生的那种温和的语气问。阿加特摇摇头。“这个我没法用三言两语向您解释清楚，”她说并突然请求他，“可是请您回答我的另一个问题：什么使您确信您不认识我却能帮助我？我倒是以为，人们帮不了哪个人的忙的！”

她的伴送者没有马上作出回答。他多次准备讲话，但是似乎他在强制自己等候。他终于说道：“人们也许只能帮助某一个人——这个人的痛苦人们自己曾亲身经历过。”

他沉默不语。阿加特嘲笑这样的想法：这个人竟然声称曾经历过她的痛苦，倘若他了解这种痛苦，那么它一定会引起他的反感的。她的伴送者似乎没有听见这种嘲笑声或者是认为这是一种神经系统的失礼行为。他略一沉吟并心平气和地说：“我当然并不是认为，人们可以自以为能够向某个人显示，他应该怎样行事。但是您瞧：在一场灾难中的恐惧会传染给别人，可是——脱险也会传染给别人！我是指像在一场大火中那样的纯粹的脱险。大家都没头没脑地奔进火海：这是多么巨大的帮助啊，如果有一个人站在外面招手，一个劲儿招手并令人不解地向他们喊叫，说是有一条出路……”

阿加特听到这个好心人怀有的这些可怕的想象几乎又失声笑了起来；但是恰恰是因为它们并不与他协调，所以它们使他那张柔软如蜡的脸几乎阴森地突显出来。“您讲起话来像一个消防队员！”她回答并故意模仿一位女士的戏谑和肤浅，以掩盖自己的好奇，“但是对于我处于什么样的灾难之中，对此您想必一定有某种想象的吧？！”语气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严肃认真的嘲讽，因为认为这个人想帮助她的这一质朴的想象由于在她心头萌生的那种同样质朴的感激之情而使她感到气愤。陌生人惊异地看着她，然后他凝一凝神并用几乎是教训的口吻回敬她：“您大概还太年轻，不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很简单的。只有当人们想到自己时，我们的生活才不可避免地变得杂乱无章；但是在人们不是想到自己而是考虑人们如何才能帮助别人的这个瞬间，我们的生活是很简单的！”

阿加特默默不语，沉思着。不知是她沉默的缘故还是因为他的话中带有鼓励劝导的味道，陌生人不看着她，继续讲下去：“过高估计个人的作用是一种现代迷信。今天对性格文化，对尽情享受生活和肯定人生谈论得很多。但是它们的信仰者们仅仅是用这样模糊不清的、多义的话语泄露出，他们需要用烟雾来掩盖他们反抗的真正含义！应该肯定什么？乱糟糟全部一起肯定？一位美国思想家曾说，显示始终受到反作用力的约束。不抑制我们的本性中的另一面的增长，我们就根本不能显示它的这一个方面。要尽情享受什么？精神还是欲望？情绪还是性格？自私还是爱？如果说我们的较高级的本性应该尽情享受的话，那么低级的本性就得学会舍弃和服从。”

阿加特考虑为什么为别人操心比为自己操心更简单。她属于那种完全不自私的人，他们经常想到自己，但却不为自己操心；这比为自己周围的人操心的那些人的心满意足的无私离普通的、为利益担心的利己主义远得多。所以她的伴送者所说的话从根本上就让她感到陌生，但是这不知怎么地还是触动了她，而零散的话语，这些讲得坚毅有力的话语则令人不安地在她面前移动，仿佛它们的意义可以在空中看到却不可以听到似的。况且他们是在沿着一道田埂行走，这道田埂使阿加特极好地看清了这深而隆起的山谷，而她的伴送者则显然感到这个位置犹如一座布道坛或一座讲台。她站住脚并用她那顶在这期间她一直拿在手里漫不经心挥动着的帽子划出一条线，打断了这位陌生人的话。“您已经对我，”她说，“有了一个印象：我看见这印象透射出光亮，它并不讨人喜欢！”

大个子男士吓了一跳，因为他并不曾想伤害她，而阿加特则摆出一副笑脸望着他。“您似乎把我跟自由人的权利混淆了。而且是跟一个有些神经质的、相当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人混淆了！”她断言。

“我只是讲到了个人生活的基本条件，”他道歉，“看到了我遇见您时您所处的那种状态之后，我当然便觉得，也许我能给您出个主意、为您效个劳。生活的基本条件今天受到多方曲解。现代的全部紧张不安连同它那全部不法行为都仅仅来自于一种内在的拖沓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没有意志，因为不特别尽力使用意志就没有人会赢得那种使他超出有机体的黑暗混乱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又出现了两个词儿，统一性和连续性，它们就像对阿加特的渴望和自责的一种纪念。“您给我解释一下，您对这个是怎么理解的，”她请求，“实际上只有当人们已经有了一个目标的时候才会有一种意志吧？！”

“我怎么理解，这无关紧要！”她得到这样的回答，这答话的语调既温和又生硬。“人类的伟大文献难道不是已经以晓畅明白的语言说了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了吗？”阿加特一愣。“制定基本的生活理想，”她的伴送者解释说，“这需要有一种透彻的鉴别生活和人的能力，并且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对激情和利己主义的十分英勇的克制力，在几千年的历程中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物做到了这一点。人类的这些导师都曾在各个时期承认过这同一个事实。”

阿加特不自觉地进行自卫，一如每一个认为自己的青春朝气强似已故智者的骸骨的人所做的那样。“但是几千年前产生的待人处世的准则不可能适合今天的情况！”她叫喊。

“丝毫也不像怀疑论者们所断言的那样，他们脱离了活生生的经验和自我认识！”她的这位萍水相逢的同伴用既痛苦又满意的口吻回答，“深刻的处世之道不是通过辩论促成的——柏拉图就已经这样说了；人类把它理解为他自我的生动解释和实现！您相信我吧，使人类真正获得自由的，以及夺走人类自由的，给人类以真正的幸福的，以及毁灭这种幸福的：这不受进步的制约，这一点每一个过正直生活的人都在心中十分明白，只要他仔细倾听！”

“生动解释”这个词儿中阿加特的意，但是她突然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念头：“您也许笃信宗教吧？”她好奇地望着她的陪同者。他不回答。“说到底，您总不会是个神职人员吧？！”她又问了一遍，看到他的胡子就平静下来，因为她突然觉得凭着他其余的形象他也是有能力做出这样一件令人惊异的事的。人们必须原谅她，因为她不会感到更惊讶的，假如这位陌生人在谈话中顺便说了“我们的显赫的君主，神圣的奥古斯都[42]”：她虽然知道，宗教在政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但是人们是如此习惯于不认真对待服务于公众的思想，以致认为各宗教派别由笃信宗教的人组成的这一猜测很容易就会显得十分夸张，就像要求一个邮局职员必须是邮票爱好者的那样。

过了一个长时间的、不知怎么地动摇不定的间歇之后，陌生人回答说：“我还是不回答您的问题了吧，您离题太远了。”

但是阿加特已经为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所攫住。“现在我想知道，您是谁？”她要求了解这一情况，这无疑是一种女性的特权，实在是无法抗拒的。从这位陌生人身上又看到了方才他用帽子补作致意时的那种同样的、有些可笑的缺乏自信的举止；他似乎觉得胳臂上痒，他再次稍稍脱一下帽子，但是随后什么东西僵硬了，一支思想大军似乎在顽强地抗击另一支思想大军并最终取得胜利，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发生了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我叫林特讷尔，是弗兰茨-费迪南德高级文科中学的教师，”他回答，略一沉吟后又添上一句，“也是大学讲师。”

“那您就也许认识我的兄长吧？”阿加特高兴地问，并给他说了乌尔里希的名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久前曾在教育协会讲过数学和人性或类似的题目。”

“只知道他的名字。是呀，这报告我听过。”林特讷尔承认。阿加特觉得，这个回答中似乎包含着一种拒绝，但是一听到下面这句话，她便把这忘掉了。

“令尊大人是著名的法学家吧？”林特讷尔问。

“是的，不久前他去世了，现在我住在我兄长家里，”阿加特无拘束地说，“您不想到我们家来看看？”

“可惜我没有时间进行社交活动。”林特讷尔语气生硬、疑惑不定地低垂着眼睛回答。

“那您可就不会有什么不同意的了吧，”阿加特不顾他反对，继续说，“如果我到您家里去的话：我需要忠告！”他还一直称呼她小姐。“我已结婚，”她添上一句，“我丈夫叫哈高厄尔。”

“原来您就是，”林特讷尔叫喊，“有功勋的教育工作者哈高厄尔教授的夫人？”开始讲这句话时他怀着极大的喜悦，结尾时则压低了声音。因为哈高厄尔有两重身份：他是教育工作者，而且他是个进步教育工作者；林特讷尔其实是对他怀有敌意的，但是如果人们在一颗方才产生了要到一个男人家宅去的奇思妙想的女人心灵那朦胧迷雾中发现一个如此熟悉的敌人，这多么令人感到神清气爽呀：在他的这个问题的声调中再现出来的，正是这种从第二情感向第一情感的下降。

阿加特觉察到了这一情况。她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林特讷尔，她与她丈夫的关系处于怎样一种状态之中。如果她把这一情况告诉他，那么她和这位新朋友之间可能一切马上就会宣告结束：她很清楚地有这个印象。这会让她感到遗憾的；因为是林特讷尔通过某些途径激起了她的嘲弄癖，所以他也引起她的信任。这个人似乎不想为自己谋取任何好处，这个通过他的表现令人信服地得到证实的印象奇特地迫使她采取真诚态度：它使一切渴望寂静下来，于是真诚便完全自动地浮上来。“我正准备离婚！”她最后承认说。

随后是一片沉默，林特讷尔显出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阿加特觉得他太可怜了。林特讷尔终于强作笑容说：“我遇见您时，心头立刻就闪过类似的想法！”

“原来您归根到底也是一个反对离婚的人？！”阿加特喊叫并发泄自己的怒气，“当然，您一定是个这样的人！但是您得知道，您这样确实是有些守旧啦！”

“我起码不能像您那样觉得这是件不言而喻的事，”林特讷尔若有所思地自我辩解说，摘下眼镜，擦拭它，又戴上它并打量阿加特。“我认为，您太缺乏意志力。”他断言。

“意志力？我正好有离婚的意志力呀！”阿加特大声说并且知道，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回答。

“这不是这样来理解的，”林特讷尔温和地责备她，“我很愿意相信您有正当的理由。但是如今我有不同的想法：人们今天给自己提供的这种自由的风俗习惯在使用过程中总是只会导致一个这样的标志：个人一动不动地锻合在他的自我上并且没有能力从较宽阔的视野出发去生活、去行动。诗人先生们，”他嫉妒地补充说，带着一种戏弄阿加特的朝山进香热情的尝试，这种尝试在他嘴里变得酸溜溜的，“迎合年轻女士们的鉴赏力并且因此而受到她们的高度评价，他们的日子自然比我好过，如果我告诉您，婚姻是对自己行动的负责能力的以及人类对激情的控制能力的一种规章的话！但是在个人宣布自己摆脱人类在正确的自我认识中为反对其自身的不可靠性而建立起来的对外预防性措施之前，他应该考虑到：孤立主义和拒绝服从更高的整体，其危害的程度甚于我们十分惧怕的身体的失望！”

“这听起来就像是给天使长规定的一种军事法规，”阿加特说，“但是我不认为您说得对。我将陪您走一段路。您得给我讲一讲，人们怎么会这样想的。您现在去哪儿？”

“我必须回家。”林特讷尔回答。

“我送您回家，您的妻子会有什么意见吗？我们可以在下面城里乘车。我还有时间！”

“我的儿子就要放学回家，”林特讷尔义正词严地说，“我们总是准时吃饭，所以我必须在家里。顺便说一句，我妻子已在几年前突然去世了。”他纠正了阿加特的不准确的猜测，他看了看表便胆怯而气恼地补充说，“我得赶快回家！”

“那您就改日把这个问题给我说说清楚，这对我至关重要！”阿加特竭力申明，“如果您不愿意到我们家来，那我就去拜访您好啦。”

林特讷尔张着嘴大口喘气，但是他没说出什么话来。最后他终于说：“可是您作为妇人是不能来拜访我的！”

“能拜访！”阿加特明确声言，“您将会看到，有一天我来登门拜访。我现在还不知道哪一天。这肯定不是什么坏事！”说罢，她辞别他，和他分道而行。

“您没有意志力！”她小声说并试图模仿林特讷尔，但是“意志力”这个词儿在嘴里既新鲜又凉爽。骄傲、严厉、信心这样的情感和这联系在一起；心灵的一个骄傲的语调：这个男人曾让她感到愉快。

三二 将军带领乌尔里希和克拉丽瑟参观精神病院

当乌尔里希独自一人在家时，国防部来询问，军事教育司司长大人是否能亲自和他谈话，如果他半小时以后到他府上来的话；三十五分钟以后，封·施图姆将军的马车便急匆匆从小斜坡驶上来。

“麻烦事儿！”将军向他的朋友叫喊，他的朋友立刻注意到，带着精神面包的传令兵这一回没来。将军身穿军服，甚至佩戴上了勋章。“你给我惹了麻烦了！”他重述了一遍。“今天晚上你表妹府上有重要会议。我压根儿还没能够向我的上司报告这件事。现在突然来了这个爆炸新闻：要我们去参观疯人院；最晚在一个小时后我们必须到达那儿！”

“可是这是为什么？”乌尔里希问，他这样问毫不奇怪，“通常都是要约定一个时间的呀？”

“别问这么多啦！”将军恳求他，“你还是马上给你的女友或表妹或别的什么人打电话吧，我们得去接她们！”

乌尔里希给小食品店老板——克拉丽瑟惯常在他那儿买些食品——打电话并等候她来接电话，这时他了解到了将军所诉说的不幸事件。为了满足由乌尔里希转达的克拉丽瑟的意愿，将军曾求助于军医处处长，此人又与他的著名的平民同行、大学医院院长取得联系，莫斯布鲁格尔正在等待这所医院给他作出首席鉴定。由于这两位先生的一个误会，联系过程中也就马上商定了日期和钟点，而施图姆则在最后一刻才无可奈何地了解到了这一情况，而且同时还出了这么一个差错：这位著名的精神病医生以为他自己要去参观，如今正极其愉快地期待着他的光临。

“我觉得恶心！”他说。这是一句旧的习惯用语，表明他想喝一杯烧酒。

喝过烧酒之后，他的紧张情绪便松弛了下来。“一座疯人院与我有什么相干？只是为了你我才不得不去！”他抱怨说，“如果这位傻呆呆的教授问我，我为什么也来，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呀？”

这时，电话机的另一端响起一阵欢呼声。

“好极了！”将军恼怒地说，“可是另外我还急需和你谈谈今天晚上的事。我还得向部长阁下报告情况。四点钟他就走！”他看了看自己的表，无可奈何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

“我已经准备好了！”乌尔里希说。

“令妹不一起去？”施图姆惊奇地问。

“我妹妹不在家。”

“真可惜！”将军惋惜道，“令妹是我见过的最值得钦佩的女人！”

“我以为，狄奥蒂玛才是吧？”乌尔里希问。

“也是，”施图姆回答，“她也是最值得钦佩的。但是自从她沉溺于性科学以来，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学童。我乐意景仰她，因为，我的上帝，一如我一直所说的，战争是一门简单而又粗糙的手艺；但是恰恰在性的领域，被人当作门外汉看待，这简直是与军官的荣誉相抵触的！”

然而，这时他们已经登上马车并疾驰而去。

“你的这位女友至少长得好看吧？”施图姆疑惑地打听。

“她与众不同，你会看到的。”乌尔里希回答。

“今天晚上，”将军叹息道，“会有所动作。我估计有事。”

“每一回你到我这儿来，都说这样的话。”乌尔里希笑着抗辩说。

“可能是这样，但是，尽管如此，这却是真的。今天晚上你将亲眼目睹你的表妹与德朗萨尔教授之间的会晤。这方面我已经对你说过的话，你总没有全忘记了吧？这个德朗萨尔——我们，你的表妹和我，这样称呼她——这个德朗萨尔死死缠住你的表妹不放，不达目的不罢休；她对所有的人都纠缠不休，今天这两个人就要倾心交谈。我们只是还等候着阿恩海姆，好让他也作出自己的判断。”

“噢？”这件事乌尔里希也不知道，原来阿恩海姆回来了，他很久没见过他了。

“当然啰。回来待几天，”施图姆说，“于是就不得不过问这件事——”他突然顿住，用一种简直谁也不会相信的迅猛速度从摇摇晃晃的坐垫上向马车夫的高座冲撞过去。“你这个蠢货，”他矜持地在传令兵的耳朵边上吼叫。这传令兵装扮成平民车夫驾驭着部里的马，将军对马车的摇晃一筹莫展，便抓住挨骂的人的后背，“你绕远儿啦！”这位穿平民服装的士兵将后背绷直得像块木板，对将军所作的这些公务外的救护尝试无动于衷，将脑袋丝毫不差地甩过去九十度，致使他既不能看见他的将军也不能看见他的马，骄傲地向一条延伸至无限远的垂直线报告说，这一路段街面在翻修，这条近路无法行驶，但是一会儿又可以上近路了。“你瞧，还是我说得对吧！”施图姆向后一倒大声说，部分是对传令兵，部分是对乌尔里希掩饰自己徒劳发作的急躁情绪：“这家伙不得不绕远儿，可我今天还要向上司汇报情况，他想在四点回家，可自己还得先向部长作汇报！……部长阁下已经宣布今晚要亲自出席图齐家的集会！”他小声补充说，只让乌尔里希听见。

“你说什么？！”乌尔里希显得对这则消息感到惊讶。

“我早就告诉你了，正在酝酿着什么事。”

现在乌尔里希想知道什么事正在酝酿之中。“那你就说说，部长想干什么？！”他要求。

“这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施图姆悠闲地回答，“部长阁下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总参谋长同样也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如果许多人有这样的感觉，那这就可能是真有其事了。”

“可是干什么事是时候了呀？”乌尔里希继续探问。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需要知道！”将军劝导他，“这绝对是印象！顺便问一句，我们今天一共是几个人？”他这样问也许是因为心不在焉，也许是因为若有所思。

“这个你怎么能问我呢？”乌尔里希惊讶地问。

“现在我是指，”施图姆说，“我们一共几个人去参观疯人院？对不起！真滑稽，产生这样的误解。有些日子里，一个人会忙得晕头转向！我们几个人去？”

“我不知道谁一块儿去，可能三至六个人吧。”

“我是想说明，”将军为难地说，“如果我们超过三个人，就得再雇一辆车。你知道吗，因为我穿着制服呢。”

“是呀，当然。”乌尔里希安慰他。

“我坐车不可以像是挤在一个沙丁鱼罐头里那样。”

“没问题。但是你说，你怎么会有这绝对印象的？”

“可是我们在城外也弄得到一辆车吗？”施图姆思索着，“这地方极其偏僻！”

“我们在途中雇一辆，”乌尔里希断然回答。“现在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你们怎么会有这个绝对印象的：现在是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了？”

“这根本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施图姆回答，“如果我说什么事绝对是这样不是别样，那么这恰恰就是说明，我无法进行解释！人们至多可以补充说明：这个德朗萨尔夫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大概是因为多蒙她提携的费尔毛尔写诗歌颂人的善良吧。这一点现在许多人都相信。”

乌尔里希不愿意相信他的话。“你不久前才对我说了与此相反的话：现在人们在行动中赞成有所作为，拥护铁腕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

“是也说过，”将军承认，“很有影响的各界人士都替这个德朗萨尔说话；对这种事情她简直是体察入微。人们要求爱国行动完成一次合人情的善意的行动。”

“噢？”乌尔里希说。

“是呀，你也是根本就什么事也不再过问！别人在操这份心。譬如我提请你注意：一八六六年那场德意志内战是由于所有的德国人在法兰克福议会上宣布自己是兄弟而发生的。当然我这么说丝毫也不意味着我认为，也许国防部长或总参谋长在操这份心；要是这样说，那就是我在胡说八道。但是无风不起浪：事情就是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这不清楚，但这是正确的，将军随后又添上几句很明智的话。“瞧，你总是要求清楚明白，”他责备他的邻座，“我欣赏你这种作风，但是你也得从历史的角度想一想：直接参与一个事件的人怎么会预先知道这是否会成为一个重大的事件？充其量也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如果我可以用似是而非的话来表述我的观点，那么我想断言，写世界历史的时间比发生世界历史的时间早；初时它总是这样一种闲言碎语。所以有进取心的人就面临着一项很艰难的任务。”

“你这话说得对，”乌尔里希称赞，“现在你把一切全讲给我听听！”

将军本人愿意谈这件事，但是就在马蹄开始踩在软和街面上的这些负荷过重的时刻，他突然又被别的忧愁所攫住：“部长派人来叫我时，我已经为他穿扮得像一棵圣诞树，”他嚷嚷并指了指他那身浅蓝军服和挂在军服上的勋章，以强调这句话的分量，“你不认为，我穿着这一身制服出现在疯子们面前，会引发令人难堪的事端吗？譬如有一个疯子侮辱我的制服，我怎么办？我总不能把佩剑拔出来吧，而保持沉默，这对我来说也是极其危险的！”

乌尔里希安慰他的朋友，他许诺说，可以设法让他在制服外面罩上一件医生的白大褂；但是就在施图姆还没来得对这个解决办法表示满意的时候，他们就遇上了穿宽大夏装的克拉丽瑟，她在西格蒙德的陪同下焦灼地在车行道上向他们走来。她告诉乌尔里希，说是瓦尔特和迈因加斯特拒绝同往。在也搞到了第二辆马车之后，将军满意地对克拉丽瑟说：“夫人，您方才顺路走下来时，看上去就像一个天使！”

但是当他在医院门口下车时，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却面红耳赤并有些惘然若失的样子。

三三 疯子们欢迎克拉丽瑟

在乌尔里希付租马车车费的当儿，克拉丽瑟用指头搓自己的手套，顺着窗户向上望去，一刻也不安静地站着。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不想让乌尔里希付款，这两位先生在你拉我扯，而马车夫则坐在驾驭台上等候着并露出得意的微笑。西格蒙德照例用指尖刷掉衣服上的一小撮灰尘或呆呆地直望着。将军小声对乌尔里希说：“你的女友是一个怪女人。一路上她向我解释什么是意志力。我一句话也没有听懂！”

“她就是这么个人。”乌尔里希说。

“她长得好看，”将军悄声说，“像一个十四岁的跳芭蕾舞的小姑娘。但是为什么她说，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忘情于我们的‘幻觉’？世界太‘缺乏幻觉’，她说。你知道这方面的什么详细情况吗？真让人感到难堪，我简直一句话也没法回答她。”

将军显然之所以迟迟不打发马车走，仅仅是因为他想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在乌尔里希作出回答之前，一个以院长名义来欢迎来访者们的院方代表就解除了他作出回答的义务；此人以工作繁忙脱不开身为由替院长向施图姆将军请求原谅，随即就带领来访者们走进一间会客室。克拉丽瑟密切注意楼梯和过道的每一块石块，在摆着褪了色的绿天鹅绒椅子颇像铁路车站一等候车室的小接待室里，她的目光也几乎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一直在缓慢移动着。在院方代表离他们而去之后，这四个人便坐在这儿；起初，他们没说话，后来乌尔里希为了打破沉默而打趣地问克拉丽瑟：就要与莫斯布鲁格尔面对面站在一起，她是不是现在已经感到有点儿毛骨悚然。

“啊！”克拉丽瑟轻蔑地说，“他只认识作替补的女人，所以必然会发生这种事！”

将军想恢复自己的声誉，因为他事后想起什么来了。“现在意志很时髦，”他说，“在爱国行动中我们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克拉丽瑟对他笑了笑并伸展胳膊，以舒展筋骨。“如果人们必须这样等候，就会在内心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事，就好像用望远镜在观察。”她回答。

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思索着，他不愿意又落在后面。“对！”他说，“这也许与现代体育有关联。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研究！”

后来，枢密顾问带着他的一队助理医师和女实习生风风火火走进来，非常客气，对施图姆尤其和蔼可亲，说是什么有紧急事务缠身，对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仅仅出席这一欢迎仪式、不能亲自带领客人参观表示道歉。他介绍了弗里腾塔尔博士，说是博士将代替他带领大家参观。弗里腾塔尔博士是个身材高大、细长并且有些柔弱的人，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在介绍时笑眯眯的就像顺着梯子爬上去就要表演死亡之跳的一名杂技演员。枢密顾问一走，立刻就送来了白大褂。

“为了不致扰乱病人。”弗里腾塔尔博士解释说。

克拉丽瑟在穿自己的白大褂时感到力量奇特地增长了。她像个小医生站在那儿。她觉得自己很男性、浑身雪白。

将军找镜子。很难找到一件适合他的高度与宽度的特殊比例的白大褂；当终于完全把身体裹住了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穿了太长的睡衣的孩子。“您不认为我应该把靴刺脱下？”他问弗里腾塔尔博士。

“军医也穿带靴刺的靴子！”乌尔里希反驳。

施图姆还困惑、茫然地使劲看了一眼自己的后背，医生外罩在那儿的靴刺上方被蹾实成宽厚的褶裥；然后，他们开始参观。弗里腾塔尔博士要大家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要惊慌失措。

“到现在为止一切进行得还算可以！”施图姆低声告诉他的朋友，“但是其实我对这根本不感兴趣；我本来完全可以利用这时间和你谈谈今天晚上的事。当心，你曾说过，我应该把一切情况如实告诉你；其实这很简单：全世界都在扩军备战。俄国人有一支崭新的野战炮兵队伍。你注意到了吗？法国人利用他们的两年服役期大大扩建了他们的陆军。意大利人——”

他们又顺着他们来时走过的那道有王公气派的旧式楼梯下去，不知怎么地拐向一边并来到一处有一些小房间和弯弯曲曲的过道的地方，刷成白色的梁木从天花板上突显出来。他们迈步穿行过的大都是后勤业务房屋和行政办公室；但是由于在这座旧楼里普遍缺乏空间，所以它们显得有些古怪和阴沉。阴森森的人，有的穿院服，有的穿便服，待在这些房间里。一扇门上写着“住院处”，另一扇门上写着“男人”。将军言语枯竭。他有一种预感，感到意外事变随时都可能发生并因其非凡的性质而要求大家极其沉着镇定。他不由自主地也想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迫使他与世隔绝，之后他就独自一人并在没有专家陪同的情况下在一处人人都平等的地方与一个精神病人发生冲突，他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克拉丽瑟则相反，她总是走在弗里腾塔尔博士前面半步。他曾说过，为了不惊吓病人，他们必须穿白大褂，这就像一件涌流的印象中的救生衣那样把她抬起来。她转悠着自己最喜爱的想法。尼采：“有强者的悲观主义吗？一种对生存的严酷、恐怖、凶恶、疑难的有理智的偏爱？像渴望可尊敬的敌人那样渴望可怕的事物？精神错乱也许并非必然就是一种蜕变的征兆？”她不是按字面意义去想这些问题，但是她却是在总体上回想它们；她的想法将它们压紧成一个极小的包裹并将其压缩在像一个强盗的作案工具那样的最小的空间上。对她来说，这条道路一半是哲学一半是通奸。

弗里腾塔尔博士在一座铁门前站着并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钥匙。他一打开门，强烈的亮光便向漫游者们袭来，他们从房屋的保护伞下走出来；在这同一个瞬间克拉丽瑟听到一声刺耳的、可怕的喊叫，这样的喊叫声她生平还没听见过。她虽然胆大，但是还是吓了一跳。

“只是一匹马！”弗里腾塔尔博士笑了笑说。

他们确实在一段街面上，它从车道沿着办公楼向后通往杂用建筑大院。它跟有旧轮辙和安适的野草的别的街段没有任何不同，太阳热辣辣地照在这上面。尽管如此，除弗里腾塔尔以外的所有其他人却感到特别惊异，甚至以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方式对此感到气愤：他们在已经挺住了一长段冒险的路程之后竟然站在一条正常的、普普通通的街道上。这种自由的氛围在最初的瞬间具有某种令人感到诧异的东西，即使它令人感到无比舒适；人们不得不首先又使自己适应于它。在一切冲突来得更为突然的克拉丽瑟的内心深处，紧张情绪化解为一阵响亮的哧哧笑声。

弗里腾塔尔博士微笑着在前面穿过这条街并在街道的对面打开一扇嵌在一堵公园墙上的沉甸甸的小铁门。“现在才来真格的了！”他用温和的声音说。

于是他们真的置身在那个已经不可思议地吸引了克拉丽瑟几个星期之久的世界之中，并且不仅怀着那种对无可比拟的和封闭的事物的恐惧，而且是这样，就仿佛她注定了要在那儿经历某种她事先想象不到的东西。但是暂时，已经进来的人看不出这个世界跟一座古旧的大公园有任何不同之处，这座公园顺着一个方向向上伸展并在掩映在巨大树木丛中的顶点显现出小巧、白色、别墅式的房屋。房屋后面那突起的天空使人领略到远处一片旖旎的风光，在一个这样的观景点上，克拉丽瑟看到和护理人员在一起的病人，他们分几组站着和坐着并且看上去像白衣天使。施图姆将军认为现在正是重新和乌尔里希进行谈话的合适时机。“我还是想让你对今晚作好思想准备，”他说，“意大利人、俄国人、法国人以及英国人，你明白吗，他们都在扩军备战，而我们——”

“你们想拥有你们的炮兵部队，这我已经知道了呀。”乌尔里希打断他。

“没错！”将军继续说，“但是如果你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我们马上又到了疯子们的身边，就没法心平气和地讲话啦。我是想说，我们夹在中间，处于一种军事上十分危险的境地。面临着这样的处境，人们在我们这儿——现在我在说这个爱国行动——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人的善心！”

“你们反对这样做！这个我已经领悟到了。”

“但是相反！”施图姆明确地声称，“我们并不反对这样做！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和平主义。可是我们想使我们的炮兵草案获得通过。如果我们可以与和平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密切合作做这件事，那么，我们就可以最有效地免遭帝国主义式的误解，因为否则他们马上就会断言，说是扰乱和平！所以我向你承认，我们确实有点儿与德朗萨尔夫人同谋。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必须谨慎从事；因为另一方面，与它持相反立场的党派，民族主义潮流党，现在也参加我们的行动，这个党反对和平主义，但却赞成军事锻炼！”

将军没有把话说完，不得不哭丧着脸把余下的话吞下肚去，因为他们几乎已经到达顶峰，弗里腾塔尔博士在等候他的这一班人马。天使们待的地方原来是用栅栏简单围起来的，而向导则满不在乎地穿过这个地方，仅仅把这看作一种前奏。“一个‘和平科’。”医生说。

这个科里只有妇女；她们的头发披散着垂在肩上，而她们的脸则令人厌恶，现出肥胖、畸形、柔软的容貌。这些女人中的一个立刻向这位医生走来，塞给他一封信。“总是这老一套，”弗里腾塔尔说并朗读，“阿道夫，亲爱的！你什么时候来？！你把我忘了？！”这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妇神情呆滞地站在旁边，仔细倾听着。“你马上把他运送来？！”她请求。“一言为定！”弗里腾塔尔博士允诺，就在她眼前便把信撕碎，向监护护士笑了笑。克拉丽瑟立刻质问他：“您怎么能这样干？！”她说，“人们必须认真对待病人！”

“您过来！”弗里腾塔尔回答，“不值得在这里浪费时间。如果您愿意，我一会儿让您看一百封这样的信。您已经看到了嘛，我撕信的时候，这位老妇毫不在意。”

克拉丽瑟无言以对，因为弗里腾塔尔说的话是对的，但是这扰乱了她的思绪。她还没来得及理顺自己的思绪，它们就再次受到扰乱，因为就在他们离开这地方的时候，已经在那儿窥伺着的另一位老妇撩起她的罩衫并向从一旁走过的男士们显露粗羊毛袜以上直至腹部的她那丑陋的老妇人大腿。

“这么一头老母猪！”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小声说，愤慨和厌恶得一时间忘掉了政治。

但是克拉丽瑟却已经发现，这条大腿就像那张脸。它跟那张脸一样，很可能都显示出同样身体肥胖衰败的征象，然而在克拉丽瑟内心却第一次产生出异样联系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的情况跟人们用平常观念所理解的不一样——的印痕。此时此刻，她也想起，她没有看到白天使是怎样变成这些女人的，甚至，虽然她从她们当中穿行而过，都不曾区别出，她们之中哪些是病人，哪些是女护理员。她转过身去并朝后看，但是再也没能看见什么，因为道路已经绕着一所房屋拐了一个弯；她像一个扭过头去的孩子那样跌跌撞撞地在她的陪伴者们后面继续行走着。从一系列由此而开始的印象中，如今不再形成各事件的透明涌流的小溪——这条被人们承认为生命的小溪——而是起了一个泡沫状的旋涡，从中只是偶或有平滑的平面突现出来并滞留在记忆之中。

“同样是一个‘安静科’，这一回是男人科，”弗里腾塔尔博士说，他将他的随行人员聚集在屋门前；当他们在第一张病床前站住时，他彬彬有礼地压低着声音向参观者们把他的病人介绍为“抑郁痴呆麻痹症”。“一位老年梅毒病人。犯罪行为的和虚无主义的妄想。”西格蒙德悄声对他妹妹解释这个词儿说。克拉丽瑟置身在一个老年男子的对面，此人看样子曾是上流社会的人。他笔挺地坐在床上，约摸年近花甲，脸上皮肤很白净。他那张修饰得整洁的、充满内心生活的脸庞周围长着一头浓密的同样是白色的头发。他的脸庞看上去十分高贵，只有在最坏的长篇小说里人们才会读到对这种脸庞的描写。“不能让人给这个人画像吗？”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问。“地地道道的精神美：我想把这幅画送给你的表妹！”他对乌尔里希说。弗里腾塔尔博士报之以忧伤的一笑并说：“高贵的表情来自于绷紧的脸部肌肉的放松。”说罢，他还匆匆做了个手势给参观者们看了反射性的瞳孔僵直并带领他们继续参观。因为参观的内容很多，所以时间仓促。这位对在他床前所说的所有的话都忧郁地点了点头的老先生还在小声而悲伤地作着回答，而这时这五个人却已经在弗里腾塔尔挑选出来的隔着几个床位的另一个病人那儿站住。

这一回是一个自己献身于艺术的人，一个神情愉快的胖乎乎的画家，他的床摆放在挨近明亮窗户的地方；他在被子上摆着纸和许多笔，整天都在侍弄这些东西。立刻引起克拉丽瑟注意的，是这种动作中的那种愉快的不安宁。“瓦尔特就应该这样画画！”她心中暗想。发觉她神情关注的弗里腾塔尔迅速窃得胖画家的一页画稿并将它递给克拉丽瑟；画家吃吃一笑，举止像个让人拧了一把的荡妇。但是克拉丽瑟却惊异地在自己面前看到了一幅卓越油画的一张画得完美而准确无误的、完全是有内容的、甚至在审美情趣上是平庸的草图，画着许多按照透视法互相缠绕在一起的人物和一座样子极其精确的大厅，整个画面显得健康而有学究气，仿佛是一幅国家艺术学院的作品似的。“技巧好得出奇！”她情不自禁地叫喊。

但是，弗里腾塔尔却得意地笑了笑。

“嘿嘿！”尽管如此，画家还是对他大声说，“你看，这位先生喜欢！再多拿点给他看！他说好得出奇！拿给他看！我已经知道，你只是笑我，但是他喜欢！”这话他说得无拘无束，并且似乎和医生——如今他把自己的其他的画也递给这位医生——处得不错，虽然这位医生并不赏识他的艺术。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和你闲谈，”弗里腾塔尔回答他；他向克拉丽瑟转过身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看法，“他不患有精神分裂症；可惜我们眼下没有别人，这些人往往都是著名的、很新派的艺术家。”

“却有病？”克拉丽瑟表示怀疑。

“为什么不呢？”弗里腾塔尔伤感地回答。

克拉丽瑟咬住嘴唇。

其间，施图姆和乌尔里希已经站在下一个房间的门口，将军说：“看到这幅情景，我确实为我方才骂我的传令兵是傻瓜而感到抱歉；我再也不会干这样的事了！”原来他们正在朝一间有重度白痴的房间里观看。

克拉丽瑟还没看见这情景并且在想：“甚至一门如同学院式艺术这样可尊敬的、得到承认的艺术都在精神病院里有它的遭否认的、被剥夺的、然而还是相像得叫人容易搞错的姐妹？！”比起弗里腾塔尔的“下一回可以给她看表现主义艺术家的作品”这句话来，这几乎给她留下更多的印象。但是她决心也要再提到这个问题。她低下头并且还一直咬着嘴唇。这方面有些不对头。把如此有才干的人关起来，她觉得这显然是错误的举措；医生们会治病，她想，但是大概不会在总体上把握艺术的重要价值。她觉得，必须在这方面采取点什么行动。但是她实在还不清楚该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她没有失去信心，因为胖画家立刻就称她“先生”：她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弗里腾塔尔好奇地打量她。

当她感觉到他的目光时，她微微一笑抬起头来并向他走去，但是她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一个可怕的印象便将全部考虑抹去。在他们的床上，在这间新的房间里呈现出一派恐惧的景象。身体上的一切都歪斜，不干净，畸形成僵硬。变质的牙齿。摇摇晃晃的脑袋。太大的、太小的以及完全变态的脑袋。松弛耷拉下来的颌骨，唾液从嘴角滴落下来，抑或嘴的野兽般的研磨动作，嘴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言语。在这些人和周围世界之间似乎隔着几米厚的铅条，在另一个房间里的轻微的笑声和嗡嗡声之后，一阵沉闷的沉默也引人注意，一片沉默中只有低沉的咕咕声和咕哝声。这样的高度白痴群集的厅堂是人们在疯人院的丑陋中看到的最令人震惊的景象；克拉丽瑟感到自己简直是坠落进一片恐怖的黑暗之中，黑得什么也分辨不清了。

但是向导弗里腾塔尔在黑暗中看得见，他指着一张张床解释说：“这是白痴，这儿这个是克汀病。”

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仔细倾听：“克汀病患者和白痴不是一码事吗？”

“不，这在医学上是有些不一样的。”医生教导他。

“有意思，”施图姆说，“这种事日常生活里根本碰不上的！”

克拉丽瑟从一床走到另一床。她死死盯住病人，尽量使劲看去，对这些对她毫不在意的面孔一窍也不通。全部想象都破灭了。弗里腾塔尔博士轻声跟随她并解释：黑蒙性家族痴呆症、结节性硬化症、麻痹性痴呆……

这期间以为已经看够了“傻瓜”并假定乌尔里希亦然如此的将军看了看表并说道：“我们究竟说到哪儿啦？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时间！”他有些突然地说道：“请你记住：国防部一方面注意到了和平主义者，另一方面注意到了民族主义者——”

不能像他这样灵活地摆脱对周围环境的约束的乌尔里希不解地望着他。

“可是我不开玩笑！”施图姆说，“我所说的，这是政治！必须采取某种行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到过。如果不马上采取某种行动，皇帝的生日一到，我们就丢尽脸面。可是该采取什么行动？这个问题是合乎逻辑的，对不对？如果我现在粗略地总结我已经对你说过的所有的话，那么就是，一部分人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去爱所有的人，而另一部分人则要求我们允许他们去虐待别人，好让高贵的血统取得胜利，或者别的诸如此类的理由。两者都有一定的道理。所以，简短说吧，你得想办法把这统一起来，免得让事业受损！”

“我？”乌尔里希在他的朋友这样引爆了他的炸弹之后表示抗拒；若是这地方允许的话，他本来是会大肆嘲笑他一番的。

“当然是你！”将军毅然回答，“我很愿意助你一臂之力，但是你是行动的秘书，是莱恩斯多夫的左膀右臂！”

“我将在这里给你安排一个住所！”乌尔里希斩钉截铁说。

“好哇！”将军说，他从兵法中得知，躲避意外抵抗的最好办法是不显出自己惊慌失措，“如果你在这里给我弄一个位置，我也许就会结识某个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的人。在外面，他们反正不再喜欢高贵的思想。”他又看了看表，“据说这里有这样的人，他们是教皇或宇宙，有人这样说：这样的人我们还一个都没见过，而我则恰恰曾高兴地期盼过这样的人！你的女友认真细致已极。”他抱怨。

弗里腾塔尔博士小心翼翼把克拉丽瑟从这一幅智力发育不全症患者景象中引开。

地狱是没有趣味的，它是可怕的。如果说人们不是使它具有了人的属性——像但丁，他让文学家和社会名流居住在那里并从而将注意力从量刑技术上引开——而是试图为它提供一个原始的概念的话，那么连富于想象力的人也没有超越稚气的痛苦和思想贫乏的世俗特征的扭曲。但是恰恰是这个不可想象的、所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无穷尽的惩罚和痛苦的空洞思想，一种对所有相反的努力麻木不仁的向坏的方面变化的条件，有着一个深渊的吸引力。疯人院也是这样。它们是贫民院。它们带有某种地狱的无幻想性的特性。但是许多不了解精神病原因的人，除了害怕可能会失去自己的金钱，最害怕的莫过于有朝一日他们可能会发疯；奇怪的是，有多少人受到这样的想象的折磨：他们以为，他们会突然失去自我。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过高估计很可能导致对健康人以为笼罩着病人房屋的那种恐惧的过高估计。克拉丽瑟也有点儿受到一种轻度失望情绪的折磨，这种失望情绪来自一种不确定的、与她所受的教育有关的期望。这在弗里腾塔尔博士身上恰恰相反。他习惯于走这条路。像在一座兵营里或每一个别的群众性机构里那样井然有序，迫切的痛苦和申诉的和缓，免遭可避免的状况的恶化，稍稍恢复健康或痊愈：这就是他每日劳作的基本特点。大量观察、了解大量情况，但对内在联系找不到充分的解释，这就是他的精神领域。在巡视病房时，除了治咳嗽、感冒、便秘和外伤的药，开一些镇静剂，这便是他的日常工作。他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鬼魂般的邪恶只有在一接触普通世界对比被唤醒的时候他才感受到；这样的事不会天天有，但是参观活动却是这样的机会，所以克拉丽瑟所看到的，并非是在没有一种编导感的情况下安排好的并且在他将她从沉思中唤醒之后立刻又带着某种新东西和极具戏剧性的东西继续进行下去。

因为他们刚刚离开这个房间，便有好几个长着丰满肩膀、友好的上士面孔和身穿干净白外套的高个子男人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件事一言不发地进行着，好像是一阵鼓声把他们召来似的。“现在参观一个不安静科，”弗里腾塔尔宣布。话音刚落，他们就也已经开始向一阵叫喊声和嘎嘎声走近过去，这声音似乎是从一只巨大的鸟笼里传出来的。当他们站在门口时，他们没看到门上有门把手，但是一位看守用一把凿子打开门，克拉丽瑟当即就要如同她迄今所做的那样第一个走进去，但是弗里腾塔尔博士倏地一把把她拉回来。“在这里应该等一等！”他没有表示歉意便意味深长、神情疲倦地说。开门的看守只把门开出一条窄缝，他的魁梧的身体将这条缝遮住；在他先朝里听了听，然后又看了看之后，便急忙挤进去，第二个看守紧随其后，在门口的另一边占据阵地。克拉丽瑟的心怦怦跳了起来。将军赞许道：“前卫，后卫，侧翼掩护！”受到了这样的掩护，他们走进去，由巨人看护从一个床位带领到另一个床位。都在床上坐着，兴奋地叫喊着，颤动着胳膊和眼睛；这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每一个人都在朝着一个只为他而存在的空间叫喊，可是似乎所有的人正在进行激烈交谈，就像陌生的、关在同一只笼子里的鸟儿，它们之中的每一只鸟儿都在讲着另一个岛屿的语言。有些人自由自在地坐着，有些人被绳套系在床沿上，双手只有少许活动空间。“因为有自杀的危险，”医生解释说并列举这些疾病：脑软化、妄想症、痴呆等等，这就是这些陌生的鸟儿们所属的物种。

克拉丽瑟起初觉得自己让这个杂乱无章的印象又给吓住了，并找不到立足点。所以这也就像一个友好的征兆：远远地就有一个人向她招手并大声叫喊着向她说话，这时她还和他隔着许多张床位。他在他的床上迅速来回滑动，仿佛拼命想解放自己，以便向他奔来；他用他的控告和冲天怒气凌驾于合唱之上并越来越强烈地把克拉丽瑟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她越走近他，这个印象便越让她感到不安：他似乎只是在对她讲话，而她却根本听不懂他想对她说什么。当他们终于到达他身边时，看守长小声对医生讲了些什么，克拉丽瑟没听清楚；弗里腾塔尔神情很严肃地作了某种安排。但是随后，他便用戏谑的口吻与病人攀谈。疯子没有马上答腔，但是他突然问：“这位先生是谁？”并做一个手势表示他指克拉丽瑟。弗里腾塔尔指着她的兄长并回答说，这位是斯德哥尔摩的医生。“不，这个！”病人回答，用手指着克拉丽瑟。弗里腾塔尔微微一笑并说，这是一位维也纳女医生。“不，这是一个男人。”病人反驳说并沉默不语了。克拉丽瑟感到自己的心怦怦直跳。这个人也认为她是个男人！

这时，病人慢条斯理地说：“这是皇帝的第七个儿子。”

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碰了乌尔里希一下。

“这不对，”弗里腾塔尔回答并继续进行这场游戏，他转身对克拉丽瑟说，“您自己告诉他，他搞错了。”

“这不对，我的朋友。”克拉丽瑟小声对病人说，她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你就是第七个儿子！”他固执地回答。

“不，不。”克拉丽瑟一迭连声说并激动地对他微笑，像在一个爱情场景里那样用嘴唇微笑，因怯场这嘴唇完全是僵硬的。

“你就是！”病人又这样说并用一种她说不出是什么样的目光望着她。她简直不知道她还能回答什么，她茫然而亲切地望着这位疯子的眼睛，此人以为她是皇子；她一直在微笑着。这时，她内心产生某种奇怪的思想活动：正在形成认为他的观点正确的可能性。在他一再断言的压力下，某种东西在她心头正在消散，她在不知什么东西上失去了对自己的思想的控制；新的关系正在形成，端倪渐显：他不是第一个想知道她是谁并认为她是一位“先生”的人。但是，就在她还沉溺于这种特殊的亲密情感，还盯着他的脸的时候——她既不清楚此人的年龄也不了解还在这张脸上显现出来的院外另一段余生——在这张脸上以及在整个儿这个人身上正在发生某种完全不可理解的情况。看上去，似乎她的目光对于被它盯住的眼睛而言突然太沉重了，因为这双眼睛骨碌碌转动起来了。但是嘴唇也开始强烈地动了起来；一如浓密的雨点，在越来越稠密地合流，在一阵短促的嘎嘎声中搀和进能清楚听见的淫词秽语。克拉丽瑟对这一偏离正道的转变感到十分震惊，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脱离她自身似的，于是她不由自主地用双臂向着这个遭厄运的人做了一个动作；说时迟那时快，病人也迅速向她跳过来：他掀去被子，刹那间便跪在床头并用手玩弄自己的阴jing，如同被囚禁的猴子手淫那样。“别耍流氓！”医生迅速而严厉地说；与此同时，看守们一把抓住此人和被子并在转眼间把这两样捆成一个一动不动地躺着的包裹。但是克拉丽瑟脸红耳赤了；她觉得头昏脑涨得像在一座电梯里，突然失去了脚踏实地的感觉。她突然觉得，她已经巡视过的所有的病人都在朝她背后喊叫，而其他的她还没有探视过的病人则在向她迎面喊叫。或许是偶然巧合，或许也是激动情绪的感染力使然吧，下一个病人，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他们还在附近站着时他就曾对来访者们说过一些善意的玩笑话，在克拉丽瑟急匆匆从他身旁走过时他竟跳过来并破口大骂，骂的尽是污言秽语，一边还令人厌恶地口吐白沫。看守们的像捣碎任何反抗的重杵的拳头也抓住了他。

但是魔术师弗里腾塔尔很会加强自己的演出的效果，跟进来时一样地在陪同人员的保护下，他们在另一头离开这座厅，这时耳朵一下子似乎沉浸在温和的寂静之中。他们置身在一道清洁的、铺地毯的、令人悦目的走廊里，并遇见了穿节日衣服的人和好看的儿童，他们满怀信任且彬彬有礼地问候医生。这是来探视病人的人，他们在这里等待着被放进去看望他们的亲人，而这健康世界的印象则又是一个很令人惊讶的印象：这些态度谦逊、举止有礼并身穿最漂亮衣服的人一眼看上去就像玩具娃娃或摹拟得很好的人造花。但是弗里腾塔尔迅速迈步穿行过去并向他的朋友们宣布，说是现在他要带领他们去参观一群杀人犯和犯类似重罪的疯子。当他们随后不久站在一座新铁门前时，陪伴者们的小心翼翼神态也确实预兆不佳。他们走进一个封闭的院落，一道回廊围绕着这院落，它就像一座现代园林，有许多石头和少量花卉。起初，空荡荡的空气像一个沉默立方体那样凝固在其中；过了一会儿，人们才发现这儿有人，他们默不作声地坐在墙边。在大门附近蹲着白痴少年，拖着鼻涕，不干净且一动也不动，仿佛一个雕塑家在一个怪诞念头的驱使下将他们安在这些门柱上了。在他们近旁，第一个靠墙坐着并离其他人远远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子，还穿着他那身深色的星期天穿的衣服，只是没有领子；他一定是不久前才被送进来的，他那一脸茫然的神态极其令人感动。克拉丽瑟突然想象，她若离开瓦尔特，将会给他带来多大的痛苦，想着想着她几乎哭起来了。这种事第一次发生在她身上，但是她迅速摆脱掉这种情绪，因为其他人——她被人带领着从这些人身旁走过——只给人留下沉默适应的印象，这是人们在监狱里会有的那种印象；他们胆怯地、有礼貌地打招呼并提出一些小小的请求。其中只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只有他缠磨人并申诉了起来；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从哪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冒出来的。他要求医生放他出去，还要求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当后者闪烁其词地回答说，这件事不是他，而是只有院长才有权决定，提问的人不依不饶；他的请求像一条越来越迅速放开的链子那样开始反复讲述，催逼的口吻渐渐渗入他的语声中，增强为言语威胁，最后甚至无知兽性发作要动起手来。当他已经达到这一程度时，巨人们把他摁在长凳上，而他则没有得到回答，像一条狗那样夹起尾巴、默不作声了。克拉丽瑟如今已经了解这种情况，只不过这正在渐渐变为她感觉到的普遍的激动情绪。

她也没有时间去做什么别的事，因为庭院的一端是第二座铁门，看守们已经在敲这座门。这是桩新鲜事儿，因为他们迄今为止只是小心翼翼地、但却没有事先通知地开门。可是在这座门上他们却用拳头敲了四下并仔细倾听传出来的骚乱声。“一听到这个信号，所有在里面的人都必须靠墙站好，”弗里腾塔尔解释说，“或者坐到沿墙摆放着的长凳上。”果然，当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转动时，情况表明，所有先前或沉默或吵吵嚷嚷乱作一团的人都像训练有素的囚犯那样服从命令。尽管如此，看守们在进来时还是如此谨慎从事，以致克拉丽瑟竟突然抓住弗里腾塔尔的袖管并激动地问，莫斯布鲁格尔是否在这儿。弗里腾塔尔默不作声地摇摇头。他没有时间。他急急忙忙叮嘱参观者们，说是他们必须至少和每一个病人保持两步的距离。对这一行动所承担的责任似乎使他感到心情有些沉重。他们是七对三十；在一个脱离现实生活的、用墙围起来的、只有疯人居住的院子里，几乎所有这些疯人都犯过一次谋杀罪。习惯佩带武器的人若没佩带武器便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不安全：所以这也不是把自己的佩剑放在会客室里的将军的过错，他问医生：“您随身带着武器吗？”“注意力和经验！”对这个恭维性的问题感到称心如意的弗里腾塔尔回答，“一切的关键是，在萌芽状态就将任何反抗行为扼杀。”

果然，一旦有人哪怕只是做了一个极微小的动作试图走出行列，看守们就马上向他扑过去并迅速将他摁在他的位置上，其速度之快，简直让人觉得这些突袭就是所发生的唯一的暴力行为似的。克拉丽瑟不同意这些做法。“医生们也许并不理解的是，”她心中暗想，“这些人虽然整天在无人监督的情况被关在一起，可是他们却互不伤害；只有对于我们，对于来自他们不熟悉的世界的我们，他们才具有危险性！”她想与一个人攀谈；她突然觉得，她一定会成功的，她会以适当的方式使他听明白自己的话的。有一个人站在紧靠门口的角落里，这是一个健壮的中等个儿男人，蓄着一部棕色络腮胡子、眼睛露出咄咄逼人的目光；他交叉着胳臂靠在墙上，沉默不语并忿忿地看着来访者们的一举一动。克拉丽瑟向他走近过去，但是弗里腾塔尔博士当即用手拉住她的胳臂，制止住她。“别找这个。”他小声说。他给克拉丽瑟另挑选了一个杀人犯并与他攀谈。这是一个矮小结实的人，有着一颗头发剃得光光的瘦削的囚犯脑壳，医生大概知道他容易接近，因为此人立刻笔直地站在医生面前并边热诚地回答着，边显露出两排牙齿，它们令人忧虑地让人想到了两排墓碑。

“您问他一下，他为什么在这儿。”弗里腾塔尔博士低声告诉克拉丽瑟的兄长，于是西格蒙德就问这个宽肩膀尖脑壳：“你为什么在这里？”

“这你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回答十分简单。

“我不知道，”西格蒙德回答得相当愚蠢，他不想马上让步，“你就说吧，你为什么在这儿？！”

“这你知道得很清楚！”他加强语气重复了一遍。

“你为什么对我不礼貌？”西格蒙德问。“我确实不知道！”

“真会撒谎！”克拉丽瑟心中暗想，她感到高兴，因为病人干脆回答说：“因为我愿意！我能够做我愿意做的事！”他龇牙咧嘴又说了一遍。

“可是人们不应该毫无道理地采取不礼貌的态度！”不幸的西格蒙德重说了一遍，其实他也不比这个疯子更有主意。

克拉丽瑟对他感到愤怒，他这是在扮演一个愚蠢的角色，这个人在一座动物园里挑逗一头被捉住的动物。

“这跟你没有关系！我做我愿意做的事，你懂吗？！我愿意做的事！”这位精神病人像一个下级军官那样嗷嗷直叫并用他脸上的不知什么部位笑了起来，但既不是用嘴也不是用眼，这两个部位反倒是充满着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愤怒。

连乌尔里希也在暗中思忖：“现在我可不想跟这个家伙单独待在一起。”西格蒙德难以坚守自己的岗位，因为疯子已经向他走近过来，而克拉丽瑟则巴不得此人掐住她兄长的咽喉、咬他的脸呢。弗里腾塔尔满意地听任事态发展，因为对一位医生同行他不妨来这么一下，他津津有味地看着后者窘态百露。他以高超的技艺让事态发展到最高潮，在这位同行再也说不出话来的时候才开始发出中止的信号。可是这时克拉丽瑟心头又萌生出要插一手的愿望！随着这连续急促的回答，这个愿望不知怎么地变得越来越强烈，她突然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病人走过去并说：“我从维也纳来！”这就像人们从一支小号诱出的任意一个声音那样毫无意义。她既不知道说这句话要达到什么目的，也不知道怎么会想起这句话来，她也不曾考虑过，这个人是否知道他在哪座城市；如果他知道，那么她的这句话就更没意义了。但是她说这话时感到很有自信。即便在疯人院里，有时确实也还会出现奇迹：当她说这话并热烈而激昂地站在这位杀人犯面前时，他脸上突然一亮；他的碎石机牙齿缩到嘴唇下面，而咄咄逼人的目光中则露出一丝亲善。“噢，金色的维也纳！一座美丽的城市！”他带着前中产阶级人士的那种虚荣心说，这种中产阶级人士很会逢场作戏说些客套话。

“我祝贺您！”弗里腾塔尔博士笑道。

但是对克拉丽瑟而言，这个惊人的事件已经变得很重要。

“现在我们去见莫斯布鲁格尔！”弗里腾塔尔说。

可是这事儿办不成了。他们正小心翼翼又离开这两座院落并在公园顶峰向一座看似偏僻的园亭奔去，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一个看守向他们跑过来，他好像已经找了他们好久了。他走到弗里腾塔尔跟前并轻声低语用较长的时间向他转告一个情况，按有时用问题打断看守讲述的医生的表情来判断，所报告的情况一定重要且令人不愉快。弗里腾塔尔带着一脸的严肃和遗憾走回到等待者们的身边，通知他们，说是他要到一个科里去处理一个意外事件，说不好什么时候能处理完毕，所以他不得不遗憾地中止向导。他这话主要是对在医生白外套里面穿着将军制服的那位德高望重的人说的；但是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满怀感激地说，他反正对院里杰出的纪律和秩序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有了这些体验之后多见一个还是少见一个杀人犯也就无所谓了。可是克拉丽瑟却露出一脸失望和惊惶的神色，弗里腾塔尔见此情景便提出补充建议，说是可以以后再来会见莫斯布鲁格尔并参观其他几个项目，日期一定下来，他就打电话通知西格蒙德。“承蒙您关照，”将军代表大家致谢，“只是就我个人而言我确实不知道，我是否会另有公务，不能一同前来参观。”

事情就这样有保留地约定了；弗里腾塔尔当即辞别而去，很快便在顶峰那一边的一条路上消失了，而其他人则在医生留在他们身边的那位看守的陪同下向大门口走去。他们离开道路，走最短的线路顺着生长着山毛榉和梧桐树的斜坡向下走去。将军已经脱去白外套，高高兴兴地将它搭在胳膊上，就像出游时搭着的一件风衣，但是交谈实在是交谈不起来了。乌尔里希没有表示有兴趣还愿意再次为即将来临的晚上聚会作什么思想上的准备，而施图姆自己则已经一门心思想着要回家；他只觉得自己应该对克拉丽瑟——他殷勤有礼地走在她的左边——说几句解闷的话。可是克拉丽瑟心不在焉、沉默不语。“是不是她说到底还在因那个下流货而感到不好意思？”他暗自寻思并且觉得需要用某种方式说明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他不可能像骑士那样为她说话；可是话又说回来，这种事人们最好还是慎言为妙。就这样，往回走的时候大家沉默不语、心头蒙着阴影。

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登上自己的马车并把关照克拉丽瑟和她的兄长的事托付给了乌尔里希，这时他的愉快心情才回归，而随着这种愉快心情的回归也产生了一个观念，这一个个让人感到憋闷的经历便是从这个观念中感受到某种秩序。他从随身带着的大皮烟盒里拿出一支香烟，坐在靠垫上就把一圈圈蓝色的烟雾吐进阳光灿烂的空中。他悠然自得地说：“这样一种精神病一定很可怕！此时此刻我才注意到，我们在那里面的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不曾看见一个人抽烟！只要你身体健康，确实就会身在福中不知福！”

三四 一个重大事件正在酝酿。莱恩斯多夫伯爵和因河

随着这不平静的一天之后而来的，是图齐家的一个“著名晚会”。

平行行动色彩纷呈；眼睛闪闪发光，首饰闪闪发光，名字闪闪发光，思想闪闪发光。一个精神病人可能会由此推断出，眼睛、首饰、名字和思想在这样一个社交晚会上说到底是一码事：他这样想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除了不多几个认为在这个时候、在旺季快要结束的时候不会再出现什么“事件”的人，所有没有去里维耶拉或上意大利湖滨度假的人都来了。

另外，还来了一大批人们还从未见过的人。长时间的间歇使出席者名单上出现了缺口；为了填补这些缺口，便匆匆忙忙召来了新人，而这样匆忙召人是不符合狄奥蒂玛审慎从事的习惯的：莱恩斯多夫伯爵本人曾给过他的女友一份名单，他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要她邀请名单上的人；既然她的沙龙的孤高性原则已经为这些更崇高的理由作出了牺牲，对别的事她也就不像以往那样重视了。只有伯爵阁下独自一人才是这一盛大聚会的因由；狄奥蒂玛认为，只能对人类成双地进行帮助。但是莱恩斯多夫伯爵坚持这样的论断：“产业和教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尽自己的本分；我们必须对它们作最后一次试验！”

莱恩斯多夫伯爵每一回都提到这个问题。“我亲爱的，您还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他惯于这样问，“是时候了。各色各样的人已经带着破坏性的倾向出现：我们必须给教育最后一次机会，使他们保持内心平静。”但是，让人类交配的丰富形式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的狄奥蒂玛对别的事情一概记性不好。

最后，莱恩斯多夫伯爵提醒她：“您瞧，我亲爱的，我真没想到您会这样？现在我们已经在所有的人那儿发布了行动口号；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让内政部长——我可以把这个秘密透露给您——我已经让他引退；所以这已经波及高层，波及很高层：可是这也确实已经是一桩丑闻，谁也不曾有勇气去结束这桩丑闻！现在我把这个秘密透露给您，”他继续说，“总理已经请求过我，他要我们自己更努力地参加确定居民中有牵连阶层对内政改革的愿望所进行的调查，因为新部长还不可能十分了解情况：难道现在恰恰是您，一向最有毅力的您要将我弃置不顾？我们必须给产业和教育一个最后的机会！您应该这样理解：不是这样便是别样！”

这个有些不完整的结束句他用如此具有恐吓性的口吻说出，以至于可以明白无误地认为，他知道他想干什么；狄奥蒂玛也一口应许要赶紧进行，但是随后她却又忘记了，没去做。

于是，有一天莱恩斯多夫伯爵为他的有名的活动力所攫住并继续向她进言，受到四十匹马力的驱动。

“现在已经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他问，狄奥蒂玛不得不作否定的回答。

“您知道因河吗，我亲爱的？”他问。狄奥蒂玛当然知道这条河，这是除多瑙河以外所有河流中最著名的一条河，与祖国的地理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有些怀疑地打量她的这位来访者，虽然她努力露出笑容。

但是莱恩斯多夫伯爵依然神情极其严肃。“撇开因斯布鲁克不谈，”他向她直言不讳说，“这都是些因河河谷里的多么可笑的小城镇啊，可是我们这儿的因河却是一条多么壮观的河流！我自己就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他摇摇头。“因为我今天偶然看到了一张公路地图，”他终于把话挑明了，“我发现，因河来自瑞士。这个我当然是已经知道了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从来也不去想它。这条河发源于马洛亚，是条微不足道的小溪，我亲眼在那儿见过它；就像在我们这儿的卡姆普河和莫拉瓦河。但是瑞士人把它变成什么啦？恩加丁！世界著名的恩加丁！恩加丁-因河河谷，我亲爱的！您可曾想到过：整个恩加丁是从因河这个词儿来的？！今天我算明白了：我们用我们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奥地利式的谦逊当然是也不会从属于我们所有的东西中搞出什么名堂来的！”

在这次交谈之后，狄奥蒂玛急忙召集了这个拟议中的社交聚会，部分是由于她认识到，她必须赞同伯爵阁下的看法，部分是因为她担心，她若现在还拒绝，可能就会把她这位高贵的朋友惹急了。

但是她答应他时，莱恩斯多夫说：“我请您，我的尊敬的，请您这一回别忘记也邀请那个，喏，那个您称之为‘德郎萨尔’的人；她的女友，瓦尔登男爵夫人，已经为了这个人的缘故搅得我几个星期不得安宁！”

连这个狄奥蒂玛也答应了，虽然在别的时候她是会把容忍她的女竞争对手视为对祖国玩忽职守的。

三五 一个重大事件正在酝酿。内阁参议梅瑟里彻尔

当一个个房间里充满辉煌的灯火和社交界名流的时候，“人们”不仅发现了伯爵阁下以及在他关照下前来与会的上层贵族，而且也看到了国防部长先生阁下以及他的随从中的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将军的那颗很有思想的、有些过劳的脑袋。人们看到了保尔·阿恩海姆。（简单朴素、没有头衔最有效。这个“人们”曾特意考虑过这一点。人们管这叫反语法，有高度艺术性的朴实无华的措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们没从自己身上拔去任何东西，就像国王从手指上脱下戒指，并将它戴在另一个手指上。）然后人们还看到了各部的所有的头面人物。（教育部长已经在上院亲自向伯爵阁下请假，因为在这一天他必须到林茨去出席格子形大祭坛的落成典礼。）然后人们还看到，各外国使领馆派遣了一位“优秀分子”。然后就是“工业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一个古老的勤奋譬喻蕴含在这种不容更改的三类平民活动的组合中，然后这支熟练的笔将这些女士的名字一一登记在册：拜格、罗莎、基尔施、克蕾默……在阿德利茨伯爵夫人和商务顾问韦克胡伯夫人之间来到的，是知名的梅拉尼·德朗萨尔夫人，世界著名的外科医生的遗孀，“甚至习惯于和蔼可亲地在自己家里给精神安排一个活动场所”。终于，在这一组的最后，也还来了个带着妹妹的某某乌尔里希，因为“人们”曾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写上，“对此人的为这项有高度才智的、令人欣喜的爱国事业服务的富有牺牲精神的活动人们有所耳闻”或者干脆“一个前途无量的人”；人们早已听说，对莱恩斯多夫伯爵的这个宠儿许多人都认为，他可能会再次诱使他的恩公去做一件极欠考虑的事，而证明自己及时知情的这种诱惑则是大的。但是知情人的最深刻的满足始终是沉默，尤其是如果他谨慎从事的话；多亏了这个，乌尔里希和阿加特才作为迟到者使其名字紧挨着社交界和精神界那些上层人物的前面获得一个光亮的位置，这些上层人物的名字不再一一在此列举，而是只是被选定进入“所有有声望和地位者”的万人墓。进入其中的有许多人，其中有知名的刑法学家兼枢密官施翁教授，他参加一项政府部门的调查工作在首都作短暂逗留；这一回还有年轻诗人弗里德尔·费尔毛尔，因为虽然众所周知，他的思想促进了这个晚会的召开，但是仍然应该严格区分清楚：这还远远不是已经获得了与华丽礼服和头衔相称的较为强劲的地位。像仅有空衔的银行经理莱奥·菲舍尔及其家人这样的人——他们经过巨大努力并在格达的推动下，没劳神乌尔里希，就是说只是由于一时流行着的漫不经心情绪才得以获准进入狄奥蒂玛的沙龙——压根儿就仅仅是被草草掩埋在一个眼角。只有一位知名的、在这样的社交场合但是尚还位于感觉阈以下的法学家的夫人，带着她那连“人们”也陌生的“博娜黛婀”这个名字，事后又被挖掘出来并被置于华丽礼服之列，因为她的形象引起人们普遍的注意并受到赞赏和欢迎。

这个“人们”，起监督作用的公众的好奇心，自然是一个人；通常有许多这样的人，但是当时在卡卡尼的这个大都会里有一个人鹤立鸡群，这个人就是内阁参议梅瑟里彻尔。这位由他创建的“议会和社会通讯”的出版者、主编和首席记者出生于瓦拉希施—梅瑟里希，他的名字保留住了这个地名的痕迹。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他作为年轻人进入首都，这是一个为了从事记者职业而放弃了接管父母亲在瓦拉希施-梅瑟里希的小酒馆机会的年轻人，受到了当时气焰很盛的自由主义的吸引。他建立了一家以给各家报刊发送公安性质小地方新闻起家的通讯社，从而很快就为这个时代作出了他自己的那一份贡献。他的通讯社的这一原始形式由于其创建者的勤奋、可靠和认真不仅让报界和警察感到满意，而且不久也被其他高层机构注意到了，被用来传播某些它们不愿意自己为之承担责任的值得想望的消息，最后受到优待并被供给材料，直至它在非官方的、但却有官方来源的新闻报导领域取得一种特殊地位。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充沛的精力和不懈的勤奋的人，梅瑟里彻尔在看到这一成果正在展现的时候却也就已经拓宽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宫廷和社交活动新闻报导方面的内容。倘若这种情景不是曾经一直在他脑海中浮现，那么，很可能他永远也不会离开梅瑟里希来到首都。他堪称是一部人事方面的活字典。他对人以及人们所讲述的有关这些人的事情的记忆力是非凡的，这使他得以轻易地就与上流社会的沙龙和监狱保持着同样的极其良好的关系。他对上流社会的了解，胜似它自己对自身的了解；怀着无穷尽的爱，他能够在第二天介绍头天在社交聚会上相遇的人互相认识，像一个老绅士——自几十年以来人们就一直把全部结婚意图和缝制新衣事宜向他透露。就这样，在节日庆典上，这个勤勉、灵活、经常殷勤周到并讨人喜欢的小个子先生终于成了一个全市知名的人物；在他的后来的岁月里，这类活动压根儿就由于他和他的出席才产生其不容争辩的效果。

这一生涯以梅瑟里彻尔被任命为内阁参议而达到了顶峰，因为这个头衔有一个与此有关的特殊情况：卡卡尼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它怀着不再有战争了的这个深刻而无辜的信念想出了一个主意：将其公务员划分成与军官军衔相称的等级，并且甚至已经授予他们同样的制服和证章。一个内阁参议的级别此后就相当一个皇帝和国王的中校的级别；但是即使这就其本身而言不是很高的级别，在梅瑟里彻尔被赐予这个级别时，它却有其异乎寻常之处，这就是：按照一个坚定不移的传统，一个像一切坚定不移的东西那样在卡卡尼只是作为例外被打破的传统，梅瑟里彻尔本来是应该成为皇室参议的。而皇室参议则并不如人们按这个词儿的含义所判断的那样比政府参议更高，而是更低；皇室参议只相当于大尉军衔。而梅瑟里彻尔本来是应该成为皇室参议的，因为这个头衔除了授给公务员以外只授给自由职业者，譬如授给宫廷理发师和车辆制造者，但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也授给作家和艺术家；而政府参议当时却是一个真正的公务员头衔。尽管如此，梅瑟里彻尔作为第一个和唯一获得这个头衔的人，其意义超出单纯的头衔的高低程度，甚至也超出别太过于认真看待此地所发生的事的这种日常的要求：这个不正当的头衔以一种微妙和谨慎的方式向不疲倦的编年史作者证实了他对宫廷、国家和社会的亲近的从属关系。

梅瑟里彻尔曾对他那个时代的许多记者起过表率的作用，他是某些权威的作家协会的主席团成员。据传，他定做了一套带一个金衣领的制服，但只是有时在家里穿穿。不过这也许不是真的，因为从他的本质上来说，梅瑟里彻尔一直对梅瑟里希的酒类零售业保持着某些印象；一个好的酒店老板自己是不喝酒的。一个好的酒店老板也知道他的所有的顾客的秘密，但是他并不利用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他从不带着自己的观点参加辩论，但却讲述并惬意地记住一切事实、轶事或笑话。就这样，被人们在各种庆典上作为美丽的女人和显贵的男人的公认的发言人遇到的梅瑟里彻尔，就他个人来说，从来不曾哪怕只是想到要试图为自己雇一个好裁缝，他了解各种政治上的内幕秘闻而自己则丝毫也不从事政治活动，他知道他这个时代的种种发明和发现而自己却一样也不懂。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现实存在着，这对他来说完全足够了。他真诚地热爱他的时代，他的时代也以某种爱报答他，因为他天天报导它，使人感到它的存在。

当他走进来并看见狄奥蒂玛时，她立刻示意他到她身边去。“亲爱的梅瑟里彻尔，”她说，让音调尽量显得悦耳动听，“您总不会认为伯爵阁下在上院所作的讲话是我们的观点的表露或者甚至从字面上去理解它的吧？”

原来是，伯爵阁下联系到部长的下台并受到自己的忧愁的刺激，在上院不仅作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讲话，指责他的牺牲品，说是他对缺乏建设性的真正的乐于助人精神和严格精神不闻不问，而且也一时兴起不由自主地对一些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不知怎么地居然是对报刊重要性的评价，他差不多对这个“已经晋升为大国地位的公共机构”提出了一个骑士般地思考的、独立和不偏袒的信基督教的人对一个机构所能提出来的种种指责，按他的意见这个机构并不如他所设想的那样。这就是狄奥蒂玛试图用外交手段加以弥补的；她找到越来越漂亮、越来越难以理解的言词来阐述莱恩斯多夫伯爵的真实观点，而梅瑟里彻尔则在一旁若有所思地仔细倾听。但是他突然把手放在她的胳臂上并大大方方地打断她的话说：“夫人，您有什么要着急的，”他概括说，“伯爵阁下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大大地夸张了；作为廷臣他有何不可呢？！”为了马上向她证明他与伯爵阁下有着纯真的关系，他补充说：“我现在去他那儿！”

这就是梅瑟里彻尔！但是他在出发前再次用亲密的口吻问狄奥蒂玛：“费尔毛尔究竟怎么啦，夫人？”

狄奥蒂玛面带微笑耸了耸漂亮的肩膀。“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亲爱的内阁参议。我们不想授人话柄，让人家说我们将某个怀着良好的愿望接近我们的人拒之门外！”

“‘良好的愿望’是好的！”梅瑟里彻尔边向莱恩斯多夫伯爵走去边这样想；但是他还没有走到此人跟前，甚至他也还没只是把他的这个他自己很想知道其结果的想法想到底，这一家的主人便笑嘻嘻地挡住他的去路。“亲爱的梅瑟里彻尔，官方消息来源又一次失灵啦，”图齐司长笑道，“如今我向半官方新闻报导请教：您能给我讲点儿费尔毛尔的情况吗，他今天在我们这儿？”

“我能讲些什么呀，司长先生？”梅瑟里彻尔抱怨。

“据说他是个天才！”

“我洗耳恭听！”梅瑟里彻尔回答。如果人们想有能力迅速和准确地报导新闻，那么新东西就不可以跟人们已经知道的旧东西太不一样。在这方面天才也不例外，这就是说，真正的和公认的天才，对这样的天才的意义天才所处的时代迅速取得一致意见。不是马上被每一个人认为是一个这样的天才的天才就一样啦！这几乎可以说有某种完全非天才性的东西，可是连这也没什么可取之处，结果就是人们可能会在各方面把他看错。所以对于内阁参议梅瑟里彻尔来说天才是有固定存货的，他对这些固定人选报以满腔的爱和关注，但他不愿意接纳新人。他年龄越大越有经验，他便甚至越明显地养成这样的习惯：他把奋发努力的艺术上的天才，尤其是跟他职业上接近的文学天才，只看作干扰他的报导任务的一种轻率尝试；他怀着他那颗善良的心憎恨这种天才，只要这种天才还不能为“人物”栏目所用。但是当初费尔毛尔还远远没有到这个程度，还得先历练。内阁参议并不随随便便地便同意这样做。

“有人说，他是一位大诗人，”图齐司长不肯定地又说了一遍，而梅瑟里彻尔则用肯定的语气回答：“这话谁说的？！这话是文艺小品栏的评论家们说的！这算得了什么，司长先生？！”他继续说，“专家们说这话。专家算什么？有些人在说与此相反的话。我们有这样的例子，专家们今天这样说明天就那样说。他们的话算数吗？真正享有盛名的东西必须已经为缺乏理解力的人所接受，只有这样这种东西才是可靠的！我不妨告诉你我在想什么：对一个著名人物人们不可以知道他正在干什么，而是只可以知道他正在到达、正在出发！”

他心情沉重地越说越激昂，他的眼睛盯住图齐司长。图齐司长沉默不语。“今天究竟出什么事啦，司长先生？”梅瑟里彻尔问。

图齐面带笑容、心不在焉地耸了耸肩膀。“没什么事。其实没出什么事。少许虚荣心。您读过一本费尔毛尔的书吗？”

“我知道书里写些什么：和平、友谊、善良，等等。”

“您对他评价不高？”图齐问。

“天哪！”梅瑟里彻尔转过身来说，“我是专家吗？”可是这时候德朗萨尔夫人向着这两个人走过来，图齐不得不彬彬有礼地向她迎上去几步；发现围住莱恩斯多夫的圈子里有一个缺口的梅瑟里彻尔当机立断利用了这个时机，他没让自己再次受到耽搁，便在伯爵阁下身旁抛锚停泊。莱恩斯多夫正在和部长以及其他几位大人谈话，但是一俟内阁参议向所有的人表示完敬仰，他便立刻微微转过身来，把他拉到一边。“梅瑟里彻尔，”伯爵阁下急切地说，“您答应我，别生出误解来，报界的先生们永远不知道他们该写些什么。是这样的：自最近那次聚会以来事态不曾有过些微的变化。也许将会有一些变化。这个我们不知道。眼下我们不可以受到干扰。我请您注意，即使您的同事中有人问您，今天的整个晚会只是图齐司长夫人的一桩家务事！”

梅瑟里彻尔的眼皮缓慢而忧虑地证实，他已经明白统帅作出的这一安排。因为在一件事情上受到信任，就有望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受到信任，所以他的嘴唇湿润了并带着本应在眼睛上闪现的闪光，他问：“如果可以知道的话，伯爵阁下，请问费尔毛尔是怎么啦？”

“这有什么不可以知道的呀？”莱恩斯多夫伯爵惊讶地回答，“费尔毛尔根本没什么事！他的受邀请，只是因为瓦尔登男爵夫人不肯罢休。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因由不成？也许您知道点什么？”

内阁参议梅瑟里彻尔迄今一直不愿意重视费尔毛尔事件，而是认为它只是他天天接触到的众多社交场上的明争暗斗事件之一。但是如今莱恩斯多夫伯爵居然也还这样矢口否认这件事有重要意义，这就再也不容许他依然持这一观点啦；如今他确信，这里正在酝酿着某种重要的事情。“他们会有什么打算呢？”他边继续漫步边思索，并让内政外交方面最意想不到的可能发生的事件在自己脑海里一一过筛子。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毅然决然地暗自思忖：“不会有什么事的！”于是他专心致志于新闻报导活动不再使自己分心。因为不管这似乎与他的生活内容多么矛盾：梅瑟里彻尔不相信重大事件，他根本就不喜欢重大事件。如果人们确信人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美好和非常伟大的时代，人们就受不了这样的想象：在这个时代可能还会发生某种特别重要、美好和伟大的事。梅瑟里彻尔不是登山运动员，但是倘若他是的话，那他就一定会说，这跟这个事实一样正确：人们将眺望塔设在中等高度的山上，而从不设在高山山脉的山顶上。由于他缺乏这样的比较，所以也就满足于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和这样的决心：绝不在他的报导中提及费尔毛尔的名字。

三六 一个重大事件正在酝酿。人们遇到熟人

当他们一瞬间单独待在一起时，在他的表妹与梅瑟里彻尔谈话期间一直站在她身旁的乌尔里希问她：“可惜我来得太晚了：第一次会见德朗萨尔夫人进行得怎么样？”

狄奥蒂玛抬起沉甸甸的眼睫毛现出仅有的一个厌世的眼神并又将其垂下。“当然是热烈而愉快的，”她说，“她探望过我。我们将在今天约定点什么事。都是些不关痛痒的事！”

“您瞧！”乌尔里希说。这听起来像是旧日里谈话的口吻；这似乎是要对这些谈话作一了结。

狄奥蒂玛把头扭向一边并疑惑地注视着她的表兄。

“我以前已经给您说过。一切几乎都已经结束并且不曾存在过，”乌尔里希断言。他觉得需要说话；当他下午回到家里时，阿加特在家并且很快又出去了；他们只简短交谈了几句，便乘车到这里来了；阿加特请来了园艺师妻子，在她的帮助下穿好了衣服。“我警告过您的！”乌尔里希说。

“警告什么？”狄奥蒂玛慢条斯理地问。

“啊，我不知道。什么都警告过！”

这是真的，他自己不再知道什么没警告过。警告过她的理念，警告过她的虚荣心，警告过平行行动，警告过爱情，警告过精神，警告过世界年，警告过各种事务，警告过她的沙龙，警告过她的激情；警告过多愁善感以及漫不经心、听其自然，警告过无节制和准确无误性，警告过通奸也警告过结婚；没有什么他不曾警告过她的！“她就是这样的人！”他心中暗想。他觉得她所做的一切都滑稽可笑，可是她却如此美丽，所以这令人感到悲伤。“我警告过您，”乌尔里希又说了一遍，“据说您现在只还对性科学问题有兴趣！？”

狄奥蒂玛旁顾左右而言他。“您认为德朗萨尔夫人的这个宠儿有才华吗？”她问。

“当然有，”乌尔里希回答，“有才华、年轻、不成熟。他的成功和这个女人会把他给毁了的。在我们这儿婴儿就已经在受糟蹋，因为人们对他们说，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本能人，发展才智只会使他们失去价值。有时候他有一些奇思妙想，但是不在十分钟里胡言乱语一番他简直就要受不了。”他凑近狄奥蒂玛的耳朵，“您了解这个女人的底细吗？”

狄奥蒂玛以一种几乎觉察不出来的方式摇摇头。

“她虚荣心强得要命，”乌尔里希说，“但是您有新的研究课题，她会在这方面引起您的兴趣的：在漂亮女人从前有一片无花果树树叶的那个地方，她如今有一片月桂树树叶！我憎恨这样的女人！”

狄奥蒂玛没哈哈大笑，她甚至没露一点笑容；她只是注意倾听这位“表兄”讲话。“您觉得他作为男人怎么样？”他问。

“令人悲伤，”狄奥蒂玛悄声低语，“像一头提前发福的羔羊。”

“干吗不呀！男人的美只是一种第二位的性特征，”乌尔里希说，“男人身上第一位的令人激动的东西是对他的成功的希望。费尔毛尔十年后将是一位国际上闻名的大人物；德朗萨尔夫人会利用种种门路为此操劳的，然后她就会嫁给他。如果他保持住荣誉，那么这将是一门美满的婚姻。”

狄奥蒂玛想了一想，严肃地改正说：“婚姻的美满与否取决于一些条件，人们不是没有守纪律的工作就会学会对这些条件作出判断的！”说罢，她便离他而去，就像一艘骄傲的船离开它曾停靠过的码头那样。她得去履行自己的作为家庭主妇的责任；她解开缆绳时没正眼看他一眼，只微微点了点头。但是她并没有恶意；相反，她觉得乌尔里希的声音像一种旧日里的青年音乐。她甚至在内心里说，用爱情科学来阐述他本人，这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奇怪的是，她迄今还从未把她的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他挂起钩来。

乌尔里希抬眼一看；从熙攘人群的一个缺口，顺着一种光的波道——狄奥蒂玛在有些突然地离开自己的位置之前也许就已经用眼睛跟踪过它——他在再下一个房间里看到了保尔·阿恩海姆在和费尔毛尔交谈，德朗萨尔夫人则赞许地站立在一旁。她把这两个人带到一块儿来了。阿恩海姆举着拿雪茄的手，这看上去像一个无意识的抗拒动作，但是他十分和蔼可亲地微笑着；费尔毛尔热烈地讲着话，用两个手指头夹住雪茄并在语句之间带着一头将其口鼻推向母牛乳房的牛犊的那种贪婪吸上一口。乌尔里希能够想象得出来他们在讲什么，但是他不花费这个气力。他孤寂而幸运地站住，他的眼睛搜索着他的妹妹。他发现她和几个他相当陌生的男人在一起，他的涣散的神情中顿时便注入某种冷漠凝固的东西。这时，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用指尖轻轻捅了他一下；与此同时，内廷参事施翁教授从另一边走近过来，但在离他不多几步路处让一个首都的同行拦住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将军如释重负地小声说，“部长想知道，什么是‘定向形象’。”

“为什么定向形象？”

“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是定向形象？”

乌尔里希下定义：“永恒的真实性，它们既不真实也不永恒，而是适用于某一个时代，使这时代有所依傍。这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词语，很少使用。”

“啊哈，这就对了，”将军说，“因为阿恩海姆曾声称：说人是善良的，这种信条只是一种定向形象。费尔毛尔则回答说：什么是定向形象，他不知道，但是人是善良的，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接着，莱恩斯多夫曾说：‘这完全正确。其实根本就没有恶人，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当恶人的；这只是些误入歧途的人。今天的人都神经过敏，因为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正在产生这么多的怀疑者，他们不相信任何永久不变的东西。’我心中暗想，今天下午他应该和我们一起去参观的！但是此外他自己也认为，人们必须对那些不愿意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实施强制。所以部长现在想知道，什么是定向形象：现在我只是赶快回到他那儿，我马上就返回来；你在这儿站着，好让我找到你！我还有点别的事要赶紧和你谈谈，然后带你去见部长！”

乌尔里希还没来得及要求说明情况，从一旁走过的图齐就已经边说着“很久没在我们这儿见到您了”，边用手拉住他的胳臂并继续说：“还记得吗，我曾向您预言过，我们会遭到和平主义的入侵的？！”他边说也边友好地盯着将军的脸，可是施图姆急匆匆，只回答说，虽然他作为军官有另外一种定向形象，但是他并不反对值得尊敬的信念……这句话的其余部分随着他一起消失，因为他每一回都生图齐的气，而这是不利于思想的形成的。

司长兴冲冲地望着将军离去的背影，随后又向这位“表兄”转过身来。“油田一事当然只是一个骗局。”他说。

乌尔里希惊讶地注视着他。

“您根本对这则石油故事还一无所知吗？”图齐问。

“我知道，”乌尔里希回答，“我只是对您知道这件事感到奇怪而已。”为了不显得不礼貌，他添上一句：“您一向很善于隐瞒这件事的！”

“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图齐颇有些得意地说，“这个费尔毛尔今天在我们这儿，这当然是阿恩海姆通过莱恩斯多夫促成的。您读过他的书吗？”

乌尔里希给予肯定的答复。

“一个铁杆和平主义者！”图齐说，“而德朗萨尔夫人——我的妻子这样称呼她——则用极大的虚荣心呵护他，必要时，为了和平主义，她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虽然她本来对此根本不感兴趣，而是只对艺术家感兴趣。”图齐略一沉吟，然后他向乌尔里希披露：“和平主义当然是主要的事，油矿只是一种牵制行动；所以人们把这个费尔毛尔和他的和平主义推到前台，因为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会想：‘啊哈，这是牵制行动！’并以为暗地里则事关油矿！干得漂亮极了，但太聪明了，人家没法不有所察觉。因为如果这个阿恩海姆有加利西亚油田和一份与军方财政部门签署的供货协议，那么我们当然就必须保护边界。我们也必须在亚得里亚海边建立海军基地并使意大利感到不安。但是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刺激我们的左邻右舍，和平需求和和平宣传当然就会增长，而如果随后沙皇要宣布一个什么永恒和平思想，他就会发现基础已经在心理上作好了准备。这就是阿恩海姆要干的事！”

“您反对这样做？”

“我们当然不反对，”图齐说，“但是您也许还记得，我已经向您解释过：最危险的莫过于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我们必须防止门外汉们来干涉我们的事务！”

“可是阿恩海姆却是个军火工业家。”乌尔里希笑着回答。

“他当然是的！”图齐有些被激怒地小声说，“可是您千万别把这些事想简单了！他那份协议他有了。至多是左邻右舍们也还会扩充军备。您将会看到：在关键时刻他会摇身一变成为和平主义者！和平主义是一笔持久不变的、牢靠的军火生意，战争则是冒风险！”

“我倒是认为，军方根本没有这样糟糕的想法，”乌尔里希调和说，“它只想通过与阿恩海姆的这笔交易使炮兵装备改进进行得容易一些，仅此而已。说到底，今天在全世界人们只是在为和平而扩充军备嘛；所以军方很可能以为，如果人们也在爱好和平的人士的帮助下来做这件事，这是无可指摘的！”

“那些先生们打算如何将这付诸实施呢？”图齐探问，他没理会这句玩笑话。

“我认为，他们还根本没有到这个地步。暂时他们才只不过是凭感觉表表态而已。”

“当然！”图齐懊恼地确证，仿佛这早就在他意料之中似的。“军方不为任何事打算只为战争打算，并使用一切其他手段求助有关职权部门。但是就在他们这样做之前，这些先生们就宁愿用他们的半瓶醋的知识使整个世界陷入危险之中。我给您再说一遍：在外交上最危险的莫过于不切实际地谈论和平！每当这种需求达到一定的高度并且一发而不可收，便总是还会从中生出一场战争来！这一点我可以向您证明，这是有案可查的！”

这时，内廷参议施翁教授已经摆脱他的那位专业同行并最真诚地利用乌尔里希，让他把自己介绍给这一家的主人。乌尔里希顺从他的意愿，用这样的评语介绍他：不妨说，这位刑法领域里的著名学者对和平主义的批判，跟政治领域里的权威司长颇有相似之处。

“嗳呀！天哪！”图齐笑着抗辩，“您这么说就是完全把我理解错了。”施翁在等待了片刻之后也一本正经地表示不同意，说是他不想看到他的减低刑事责任能力的观点被说成是凶残的和不人道的。“相反！”他作为一个在讲台上演戏的老手用一种代替伸展出来的手臂起着加强语气作用的声音大声说，“恰恰是对人的绥靖促使我们采取某种严厉手段！我可以假定，司长先生对我目前在这件事情上所作的现实努力有所耳闻吗？”现在他直接对图齐说话，对有病的罪犯的减低了的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只能在此人的想象中或者只能在此人的意愿中才有其正当理由，对围绕这样一个问题的这场争论图齐虽然没有听说过什么，但却越发彬彬有礼地对一切表示同意。对自己产生出来的这种效果感到很满意的施翁，随即就开始称赞今天这个晚会所显示的严肃人生观念给他留下的印象，并说，他有时候听别人谈话，频频听到“男人的严厉”和“道德的健康”这样的话语。“我们的文化让劣等人、道德迟钝的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他自己添上一句并问，“可是今天这个晚会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从三三两两的人群旁边走过时，我不时听到人直截了当地在说卢梭的人性本善的观点？”

图齐——这个问题是专门向他提出的——笑而不答，而这时将军恰恰返回到乌尔里希身边，想溜之大吉的乌尔里希便介绍他与施翁认识并称他是在所有在场的人当中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合适的人选。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一个劲儿抗辩，可是施翁和图齐都不放过他。这时一位老朋友一把拉住乌尔里希说：“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在这里。”乌尔里希不禁喜出望外，赶紧迈出头几步，撤出圈外。他这才看清，原来是银行经理莱奥·菲舍尔。

“汉斯·塞普已经参加过国家考试，”他说，“怎么说呢？现在他还只缺一门考试便可当博士！我们都坐在那儿那边的一个角落里，”他指了指那个最远的房间，“这儿我们认识的人太少。况且我们也很久没在我们家里见到您啦！令尊大人，对不对？汉斯·塞普给我们搞到了一份今晚的请柬，我的妻子很想来：这么看来，这个小伙子并非完全是无能之辈。格达和他，他们现在已经半正式地订了婚。这个您大概根本不知道吧？可是格达，您瞧，这丫头，我简直不知道，她是不是爱他，或者说，她是不是已经下定了这个决心。您到我们那边来看看吧——”

“我过一会儿去。”乌尔里希应允。

“好，您来啊！”菲舍尔重说一遍，便沉默不语。然后他轻声低语：“这大概是这家的主人吧？您可不可以介绍我和他认识？我们还不曾有过机会。我们既不认识主人也不认识主妇。”

乌尔里希正准备作介绍，菲舍尔却拦住了他。“还有这位大哲学家？他在干什么？”他问，“我的妻子和格达当然完全让他给迷住了。可是油矿是怎么回事？现在听人说，这是一则虚假的谣言：这种说法我不信！否认总是要否认的！您知道，是这么回事：如果我的妻子生一个女仆的气，那就是因为，她撒谎，她不道德，她放肆——可以说纯粹都是心灵上的毛病。但是当我为了得到安宁暗地里答应给那女孩子增加工资时，心灵便突然消失！不再谈论心灵了，一下子一切都井然有序，我的妻子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吗？是这样的吧？油田含有太多商业上的可能性，人们实在没法相信这种否认。”

由于乌尔里希缄默不语，而菲舍尔却披上了知情者的外衣急于返回到他妻子身边去，所以他再次开了腔：“人们必须承认，这里令人感到愉快。可是我的妻子想知道为什么这里有人在说离奇古怪的话？这个费尔毛尔究竟是什么人？”他立刻又添上一句，“格达说，他是个大诗人；汉斯·塞普说，他根本什么也不是，一个追求名利的人，人们都上了他的当了！”

乌尔里希说，两种说法取其中大致就是真实情况了。

“这才是一句中听的话！”菲舍尔感谢他，“因为真实情况总是在中间，今天大家都把这个给忘了，人们只会走极端！我每一回都对汉斯·塞普说：观点人人都可以有，但是具有永久性价值的，从长远来说，只是那些可以使人挣得什么的观点，因为这证明，它们也使别人心明眼亮！”莱奥·菲舍尔身上已经有某种不知什么重要的东西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是遗憾的是，乌尔里希没有及时去探究它，只是急急忙忙地将格达的父亲转交给图齐司长一伙便算了事。

这期间，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已在那儿被人说服，因为他抓不着乌尔里希，可又迫切渴望说出自己的想法，一吐为快。“人们应该如何解释今天这个晚会吗？”他呼叫起来，重复着内廷参议施翁的这个问题，“我可以说是想按照他自己的教育得良好的意愿断言：最好是根本不去解释它！诸位先生，这不是开玩笑，”他诠释自己的这句话，不无朴素的自豪，“今天下午我陪同一位年轻女士参观我们大学的精神病医院，在谈话中我偶然问她，她究竟想到那儿去干什么，好让人家给她好好讲解；她给我作了一个巧妙的回答，很引人深思。她是这样说的：‘如果人们什么都要解释，那么人类就丝毫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施翁摇摇头不同意这一论断。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施图姆抗辩，“我不想认同这种看法，但是人们在这上面径直感觉到某种真实！您瞧，譬如我感谢我的这位给伯爵阁下从而给行动当过顾问的朋友，”他礼貌地指指乌尔里希，“他对我作过许多劝导，但是今天这里正在形成的，却是对劝导的某种嫌恶。这样我就回到我开始时曾说过的话上来了！”

“可是您却希望，”图齐说，“我是说，有人在说，国防部的先生们想在今天激发一个爱国决定：募捐公共资金，诸如此类，新装备一支炮兵。这当然只应具有一种示范性的价值，为了用公众的意愿将议会置于某种压力之下。”

“我当然也想这样来理解某些我今天听到的话！”内廷参议施恩附和说。

“这件事要复杂得多，司长先生！”将军说。

“那么阿恩海姆博士呢？”图齐不加掩饰地问，“我可以坦率地说：您有把握吗，阿恩海姆不图别的只图可以说是和大炮问题构成一揽子计划的加利西亚油田？”

“我只能谈我的事和与我有关的事，司长先生，”施图姆再次抗辩，“在这方面一切要复杂得多！”

“这当然要复杂得多！”图齐笑着回答。

“我们当然需要大炮，”将军激动起来，“以您所暗示的那种方式和阿恩海姆合作，这可能有好处。但是我重申，我只能从我的教育司司长的立场出发来讲话，现在我问您：大炮没有思想管什么用！”

“可是为什么这样重视借助费尔毛尔先生的力量呢？”图齐用讥讽的口吻问，“这是鲜活的失败主义！”

“请原谅，我有不同看法，”将军正色道，“这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今天有两股潮流。伯爵阁下——他在那边和部长站在一起，我刚才才从那儿来——就说，人们必须发布一个行动口号，时代发展要求这样做。今天大家对人类的这些伟大思想喜欢的程度也确实远不如，譬如说，一百年前。但是，另一方面，博爱精神自然也有其可取之处，可是伯爵阁下却说，如果某人不希望得到幸福，那么人们或许也得强迫他去获得幸福！伯爵阁下拥护这一股潮流。可是他也不避开另一股！”

“这个我没有完全理解。”施翁教授表示反对。

“这也不是轻易可以理解得了的，”施图姆心甘情愿地承认，“我们也许还是再次从这个事实出发吧：我发现两股时代精神潮流；一股潮流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如果我们几乎可以说是不去打搅他的话——”

“为什么善良呢？”施翁打断他，“今天谁会有这样天真的想法？我们不再生活在十八世纪的观念世界里？！”

“这种说法我不能同意，”将军感到受辱地为自己辩护，“您只要想想和平主义者们，想想吃素的人，想想反对暴力的人，想想生活方式改革家，想想反知识分子，想想拒服兵役者……匆忙间我根本想不齐全；所有这些可以说是对人类具有这种信任的人加在一起构成一股大的潮流。但是请原谅，”他以在他身上显得十分亲切的那种热心补充说，“如果您愿意，我们也能从相反情况出发。我们也许就从这个事实出发吧：人必须受奴役，因为他绝不会单独和自动地去做好事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群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们需要领袖，对它采取果断态度、不是仅仅讲话的领袖，一句话，他们需要凌驾于自己之上的行动精神；人类社会可以说是只由一小批也接受过必要的预备性教育的志愿者和成百上千万没有更大的虚荣心、只是强制效劳的人组成：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吧？！由于这种认识渐渐地根据已有的经验也已经在我们的行动中得到贯彻，如今第一股潮流（因为我现在所描述的，已经是时代精神中的第二股潮流）几乎可以说是被这样的忧虑吓住了：伟大的爱情和信仰的观念在人类身上可能会完全丢失。于是，一些人士便行动起来，他们派遣费尔毛尔参加我们的行动，以便在最后一刻拯救尚还可以拯救的东西。这样来理解问题，一切就显得比起初简单得多了，对不对？”施图姆说。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图齐问。

“我看，没啥事，”施图姆回答，“我们已经在行动内部有过许多股潮流。”

“但是在这两股潮流之间存在着一个难以忍受的矛盾！”施翁教授表示反对，他作为法学家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模糊不清的说法。

“严格地讲不存在这样的矛盾，”施图姆驳斥他，“另一股潮流当然也愿意爱人类；只不过是它认为，人们必须为此而先用暴力改造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区别。”

这时，菲舍尔经理说话：“由于我是后来才参加进来的，所以可惜我不了解全貌；但是如果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的话，那么我想说，我觉得对人的尊敬基本上比它的反面更崇高！今天晚上我从一些方面——即便一定是些特殊情况——听到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以及尤其是不同国家的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他蓄着一部让一个光溜的下巴分开的络腮胡子，斜戴着一副夹鼻眼镜，看上去就像一个坚持人性自由和贸易自由的伟大思想的英国勋爵，他没说，这些受抨击的观点他是从汉斯·塞普，从他未来的女婿那儿听来的，此人正是这“时代精神的第二股潮流”中的弄潮儿。

“粗野的观点？”将军作好答复准备地问。

“极其粗野。”菲舍尔证实。

“也许是谈到了‘锻炼’，是很容易把这互相混淆的。”施图姆说。

“不，不！”菲舍尔叫喊，“完全是无礼的，简直可以说是革命的观点！您也许不了解我们的受到煽动的年轻人，少将先生：我感到奇怪，人们居然容许这样的人来这儿活动。”

“革命的观点？”不爱听这种话的施图姆问，并摆出一副他那张圆脸能摆得出来的那种冷漠的笑脸，“经理先生，我可惜得说，我根本并不完全反对革命性的东西！当然这就是说，只要人们不真的让它干革命！其中往往蕴含着极多的理想主义。至于说到容许不容许，那么，应该涵盖整个祖国的行动根本无权将有志于建设国家的人士拒之门外，不管他们以什么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

莱奥·菲舍尔沉默不语。施翁教授并不重视一个不属于民事行政部门的显贵的意见。图齐曾梦想：“第一潮流，第二潮流。”这使他回忆起两个相似的词语：“第一阻塞，第二阻塞”，却没想起这些词语的出处，或者说，没想起和乌尔里希的谈话，这些词语是在和乌尔里希的谈话中出现的；只有一丝对他妻子的不可理解的嫉妒在他心头萌生并通过看不见的、他无法解开的中间环节与这位没有危害的将军有关联。当他从这一阵沉默中苏醒过来时，他想向这位军方代表表明，他是不会让人用荒诞无稽的言论把自己引入歧途的。“我把这总结一下，将军先生，”他开了腔，“那么，军人派是想——”

“可是司长先生，没有什么军人派！”施图姆立刻打断他，“我们总是听人说：军人派，军人按其整个性质而言是超党派的嘛！”

“那就是军方吧，”图齐因说话被打断而没好气儿地回答，“您说过，军队光有大炮是不够的，军队也需要有与此相关的精神：您想让您的大炮受什么精神操纵呢？”

“离题太远啦，司长先生！”施图姆竭力申明，“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应该向诸位解释今天这个晚会，我说了，其实没什么可以解释的：我所维护的，就是这一点点东西！因为如果时代精神确实有这两股潮流，有我谈到过的这两股潮流，那么，这两股潮流也都不是赞成‘解释’的。今天人们赞成推动力、惨虐力等等。我当然不会随波逐流，但是这是有点名堂的！”

一听这话，菲舍尔经理又冒起火来，觉得这不道德：为了得到大炮，军方也许也愿意和反犹主义和解呢。

“可是经理先生！”施图姆安慰他，“第一，既然大家压根儿都在反对别人，德国人反对捷克人和匈牙利人，捷克人反对匈牙利人和德国人，如此这般地每一个人反对所有的人，那么有一点儿反犹主义确实也就没什么了不起。第二，恰恰是奥地利军官团始终都是国际性的，人们只需看看这些众多的意大利的、法国的、苏格兰的，还有谁知道什么国家的军官，就全明白了；我们也有一位叫封·科恩的步兵将军，此人是奥尔米茨的军团司令！”

“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图齐打断施图姆的插话，“他们是国际性的和好战的，但却想和各种具有民族意识的潮流以及和平主义的思潮做一笔交易：这几乎比一位专业外交家所能做到的还多。用和平主义来推行军事政策，今天欧洲最老练的专家们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可是根本就不是我们在推行政策！”施图姆又一次为自己辩护，用对这么多的误解感到厌倦的抱怨口吻，“伯爵阁下想给产业和教育提供一个统一其精神的最后的机会：这就是这个晚会的根由。当然，如果平民精神根本不能统一起来，那我们就会处于一种境地——”

“唔，处于什么境地？这倒是很值得知道的！”图齐叫喊，仓促煽起这个就要说出口来的词儿。

“当然是处于一种艰难的境地。”施图姆谨慎而谦逊地说。

就在四位先生这样闲谈着的时候，乌尔里希却早已悄然离去，去寻找格达，绕道避开伯爵阁下和国防部长身边那一群人，以防被人招手叫过去。

他从远处就已经看见她靠墙坐在她的呆呆地望着客厅的母亲的身旁，而汉斯·塞普则烦躁、倔强地站在她的另一边。自从与乌尔里希的那次不幸的最后相聚以来，她显得更瘦了，他越是走近她，她便越是失去魅力；但是不知怎么恰恰因此而更具致命的吸引力，她这颗无力的肩膀上的脑袋在房间的衬托下更显突兀。当她看见乌尔里希时，她的脸颊上腾地泛起一片红晕，随后又现出更深沉的苍白；她不由自主地一扭动上身，像一个心口疼痛、却又不知由于什么情况不能伸手去抓摸心口的人。那个场面闪过他的脑海，那时他狂暴地沉醉于他使她的身体激动起来的这种兽类的优势，曾滥用了她的意愿：如今这个身体——他看得见衣服下面的这个身体——正坐在一把椅子上，接到受侮辱的意愿要它现出骄傲神态来的命令，并且颤抖着。格达并不生他的气，这一点他看得出来，但是她要不惜一切代价与他“一刀两断”。他悄悄放慢脚步，以便可以尽可能长久地品尝这种种滋味，而这种肉欲的延缓则似乎是与这两个永远不能完全合拢的人的相互关系相合的。

当乌尔里希已经靠近她并看见那张期待着他的脸在一个劲儿震颤时，某种轻飘飘的东西落到他身上，它像一个幻影或一股暖流；他看见了博娜黛婀，她默默地、但大概不是无目的地从他身旁走了过去，并且很可能曾密切注视过他的行踪，他问候她。世界是美好的，如果人们按其本来面目看待它的话：霎时间，他觉得体现在这两个女人身上的茂盛和贫瘠之间的质朴的对立跟草地和悬崖上的岩石之间的对立一样大，他感到好像自己正在从平行行动中升起，即使带着一丝自知有罪的微笑。当格达看到这一张笑脸垂下来并向着她的伸过去的手垂下去时，她的眼皮颤动了。

这时，狄奥蒂玛看到，阿恩海姆正领着年轻的费尔毛尔向伯爵阁下和国防部长那一伙人那儿走去；她让全体招待员拿着冷饮和点心闯进各个房间，从而作为有经验的策略家中止了各种建立联系的活动。

三七 一个比喻

这样的如以上所描述的谈话有好几十个，所有的谈话都有某种共同之处，而这种共同之处不是轻易可以描绘得出来，但也不是能隐瞒得了的，如果人们不像内阁参议梅瑟里彻尔那样善于只通过罗列现象来刻画一个精彩的社交聚会的话：某某人出席，穿了某某衣服，发表了某某意见；当然，导致这一结果的恰恰就是被许多人认为是最最地道的叙述艺术的东西。弗里德尔·费尔毛尔不是低劣的谄媚者，他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人，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些合乎时势的想法，如果他在梅瑟里彻尔面前这样说梅瑟里彻尔：“其实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荷马！不，完全是认真的，”他添上一句，因为梅瑟里彻尔显出要做一个不乐意的动作的迹象，“这个史诗般不可动摇的‘而’——您用它把所有的人和事件彼此靠紧排列成行——在我的心目中有着某种很伟大的内容！”他已经把议会和社会通讯的主管人抓住，因为此人没拜见过阿恩海姆是不愿意离开这幢房屋的。但是，尽管如此，梅瑟里彻尔还是没把他归入有名有姓的客人之列。

不用深入探究白痴和克汀病患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就可以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一定程度的白痴不再有“双亲”这个概念，但是他却还完全熟悉“父亲和母亲”这个观念。但是也正是这个质朴的、紧靠着排列的“而”，使梅瑟里彻尔把种种社会现象联结起来。另外，还应该考虑到：具有思维物性的白痴们拥有某种按所有观察者的经验会以神秘的方式合人心意的东西；诗人们也特别合人的心意，甚至以一种同样的方式，只要他们以一种尽可能清楚明了的思想方式见长。如果作为诗人的弗里德尔·费尔毛尔合梅瑟里彻尔的心意，那么，这本来是同样也会合——这就是说，出于同样的感受，模糊地在他脑海里又在一种突然领悟中浮现在他眼前的感受——作为白痴的他的心意的，而且是以一种也对人类有重要意义的方式。因为所涉及的这种共同的东西，是一种不是通过广泛的概念固住、不是通过离析和抽象化得到澄清的精神状态，一种最低级接合的精神状态，它最生动地体现在这个具有约束性的最简单的连接词上，这个困惑地紧靠着排列的“而”上，这个词儿代替痴呆人的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断言，这世界尽管有着种种包含在其中的精神，它也仍还处在一种这样的与中等程度低能近似的状态，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如果人们想从整体上来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话。

倒并不是仿佛这样一种研究的倡议者或参加者是仅有的聪明人！这根本不取决于个别人，也不取决于他所做的以及也由每一个今晚到狄奥蒂玛这儿来的人带着或多或少的机智所做的事情。因为如果譬如封·施图姆将军在休息时立刻与伯爵阁下交谈，在交谈过程中他友好而固执地、恭敬而直爽地反驳说：“请原谅，阁下，我最强烈地否认这一点；但是在人们对其种族的自豪感中不仅蕴含着一种狂妄，而且也有某种可亲而高贵的成分！”就这样，他完全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他不完全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因为这种普通老百姓的话有一个好处，它们像手套，人们戴着这样的手套试图从一盒火柴中摸出一根来。而莱奥·菲舍尔在发现施图姆焦急地向伯爵阁下趋近过去时并没有离开这位将军，这时他补充说：“人们不可以按种族，而是应该按贡献区分人！”而伯爵阁下的答话也是合乎逻辑的；伯爵阁下不顾刚刚才介绍给他的菲舍尔经理，接着施图姆的话茬儿说：“平民要种族干什么用？！一个侍从官必须有十六个贵族祖先，这一向被平民们指摘为一种非分要求，而他们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呢？他们想仿效之并且做得有过之无不及。比十六个祖先还多，这简直是假绅士派头了嘛！”因为伯爵阁下生气了，所以他这样讲话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人是有理智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有争议的问题，问题仅仅是，人在与别人相处时如何保持理智。

伯爵阁下对他自己造成的“民族”分子闯入平行行动感到恼火。种种政治方面的和社会方面的考虑迫使他这样做了；他自己只承认“全体国民”。他的政界朋友们曾劝他：你仔细倾听他们对种族和血统的纯正说些什么，这无关紧要；谁压根儿会认真看待一个人在说些什么呀！“但是他们谈人简直就好像人是牲畜似的！”莱恩斯多夫伯爵抗辩说，他对人的尊严持有一种天主教的观点，所以虽然他是个大地主，他却认识不到人们也可以把养鸡和养马的理想运用到上帝的孩子们的身上。随后，他的朋友们说：“你不必立刻就作这样深入的探究。也许这甚至比他们谈论人性和这类外国的革命概念还强呢，迄今为止这种事一直层出不穷！”这终于使伯爵阁下明白了。但是伯爵阁下也对这感到恼火：这个费尔毛尔——他曾强使狄奥蒂玛邀请此人——只是把新的混乱带进平行行动并使他失望。瓦尔登男爵夫人把他讲得神乎其神，而他终于扛不住她的催迫。“您这话说得完全正确，”莱恩斯多夫承认，“按现在的方针政策我们很容易被认为是在搞德国化。您这话说得也对，这也许无关紧要，我们尽可以邀请一位诗人，此诗人说，人们必须爱所有的人。可是您看，我不能使图齐夫人遭这份罪啊！”但是瓦尔登男爵夫人不松口，想必是找到了新的显而易见的理由，因为交谈结束时莱恩斯多夫答应她让狄奥蒂玛发出邀请。“我并不乐意这样做，”他说，“但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也需要说一句漂亮话，以便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意思：我赞同您的这个观点。您这话说得也对：最近一切进行得太缓慢，再也看不出有什么满腔的热情！”

可是现在他不满意。伯爵阁下并不认为别人笨，尽管他认为自己比他们聪明。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聪明人聚集在一起会给他留下这样坏的印象。没错，整个生活给他留下这个印象，仿佛除了在个体上的以及在官方预防措施——众所周知，他把信仰和科学也归入此列——中的一种聪明状态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在整体上的完全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状态。这时，一再出现人们还不认识的观念，情绪激昂起来，很久以后又消失；于是人们时而追随这个人，时而追随那个人，并从一种迷信坠入另一种迷信；他们这一会儿向陛下欢呼，下一会儿在议会发表令人恶心的煽动性讲话：可是还从未搞出过什么名堂来！如果人们可以把这缩小百万倍并几乎可以说是使其达到一个个人的规模，那么，因此就会确切地出现不可揣度、健忘、无知和疯疯癫癫、跳跳蹦蹦的景象，这是莱恩斯多夫伯爵曾想象过的一个疯子的形象，虽然他迄今一直很少有机会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他闷闷不乐地站在包围住他的那些先生们的中间，心中暗想：恰恰是平行行动本应该揭示真实，却无法说出某一个关于信仰的想法来，关于这个想法他只有某种像一堵高墙的阴影那样的愉快的安全的感觉，而这很可能是一道教堂围墙。“奇怪！”过一会儿他放弃这个念头，对乌尔里希说：“如果人们保持着某种距离来看待这一切，那么这就会让人不知怎么地想起欧椋鸟来，它们在秋天成群地蹲在果树上。”

乌尔里希已经从格达那儿返回。谈话没有按开头预示的那样进行下去；格达没多讲什么，只作了简短的、被某种像是胸中的一个楔子的东西砍得支离破碎的回答。汉斯·塞普反倒讲得多，他以她的守护人自居并当即显示出，他没让周围这批老朽不堪的人给吓住。

“您不认识著名的人种研究者布雷姆斯胡贝尔？”他问乌尔里希。

“他居住在哪儿？”乌尔里希问。

“拉河边上的谢尔丁。”汉斯说。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乌尔里希问。

“这无关紧要！”汉斯说，“现在正在出现新人！他是药剂师！”

乌尔里希对格达说：“我听说，您现在已经正式订婚了！”

而格达则回答说：“布雷姆斯胡贝尔要求严厉镇压所有不同种族的人；这肯定不比体谅和蔑视更残忍！”勉强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句话来时，她的嘴唇又颤抖了。

乌尔里希只是看了看她并摇了摇头。“这个我不明白！”他边和她握手告别边这样说，而如今他站在莱恩斯多夫身旁，觉得自己内心纯洁得像无限大的宇宙空间里的一颗星星。

“但是如果人们不保持着距离来看这件事，”过一会儿莱恩斯多夫伯爵继续阐述他的想法，“那么人们就会觉得天旋地转，像一只想抓住自己的尾巴末端的狗，”他补充说，“我现在对我的朋友们让步了，对瓦尔登男爵夫人让步了，但是如果人们这样倾听我们正在说着的话，那么这零零星星地给人以一个很有理智的印象，但是恰恰是在我们要寻找的宝贵的精神关系上这给人以极其随意和极不连贯的印象！”

在国防部长和费尔毛尔——阿恩海姆把他带到部长这儿——的周围聚集了一组人，费尔毛尔正在那儿高谈阔论并热爱着所有的人，而在阿恩海姆本人的周围，在他又退回来之后，在一处较远的地方则形成了第二个小组，后来乌尔里希发现汉斯·塞普和格达也在这一组里。人们听着这边的费尔毛尔在大声说：“人们不是通过学习，而是通过善良来了解生活的；人们必须相信生活！”德朗萨尔教授夫人笔挺地站在他后面并证实说：“歌德也没有当博士！”在她眼里费尔毛尔压根儿就与歌德有许多相似之处。国防部长也很笔挺地站着并一个劲儿地微笑，就像他习惯于在阅兵时长时间地将手搁在帽檐致意那样。

莱恩斯多夫伯爵问：“您说说，这个费尔毛尔究竟是什么人？”

“他的父亲在匈牙利有好几家企业，”乌尔里希回答，“据我所知，生产磷什么的，那儿没有一个工人能活过四十岁的：骨坏死职业病。”

“那好吧，可是这男孩呢？”工人的命运没牵动莱恩斯多夫的心。

“要他上大学；法律吧，我想。父亲是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人，据说孩子不喜欢学习，这使他很伤心。”

“他为什么不喜欢学习？”莱恩斯多夫问，今天他对什么都要刨根问底。

“我的老天爷，”乌尔里希耸耸肩膀说，“很可能是‘父与子’吧。父亲穷，儿子就喜欢钱；爸爸有钱，儿子就爱所有的人。伯爵阁下还丝毫没听说过我们这个时代里儿子的这个问题吧？”

“听说过，我听说过一点。但是这个阿恩海姆为什么提携费尔毛尔呢？这跟油田有关系吗？”莱恩斯多夫伯爵问。

“伯爵阁下知道这件事？！”乌尔里希呼叫。

“我当然什么都知道，”莱恩斯多夫耐心地回答，“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人们应该相亲相爱而政府则需要一个铁腕人物，这是大家一直就知道的嘛；为什么这一下子成了‘非此即彼’了呢？”

乌尔里希回答：“伯爵阁下一直希望出现从整体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意志显示：它想必看上去就是这样的！”

“啊，这不对！”莱恩斯多夫激烈反驳，但是他还没来得及继续说下去，他们的谈话就被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打断了，他从阿恩海姆小组那儿来，急匆匆地要向乌尔里希了解什么情况。“对不起，伯爵阁下，我打搅了，”他请求，“你倒是给我说说，”他向乌尔里希转过身去，“真的可以这样断言吗：人只按内心冲动，从来不按理性行事？”

乌尔里希恍惚地看着他。

“那边有这么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施图姆解释说，“此人竟然断言说，一个人的经济基础完全决定了他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则反驳他；此人声称，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完全是人的本能的基础的一个产品。”

“这不这么简单。”乌尔里希说，他想脱身。

“我也一直是这样说的！可是这一点儿也没有管用！”将军立刻回答并盯着他。但是莱恩斯多夫也又讲起话来。“是呀，您看，”他对乌尔里希说，“类似这样的题目我恰好也曾想提供大家讨论。因为就我个人来说不管现在的基础是经济的还是性的——我先前想说的，就是为什么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这些人是如此不可靠？！因为，人们谚语式地说：世界疯了。而到头来人们可能会以为这是真的！”

“这是群众的心理学，阁下！”博学的将军又介入进来，“凡是涉及群众的事，我都很在行。群众只受欲念驱使，而且当然是受大多数个人共有的欲念驱使：这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说，这是自然而不合逻辑的：群众是不合逻辑的，它恰恰只是利用合乎逻辑的思想作装饰！它在实际上受什么支配，这是独一无二的诱导性提问！如果您把报纸、电台、电影工业以及也许还有几种别的文化媒介交给我，我保证在几年内——如我的朋友乌尔里希有一次说过的那样——把人变成吃人生番！正因为如此，人类就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伯爵阁下自然比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据说或许是身居要职的个别人物也不合乎逻辑，这个我不能相信，虽然这位阿恩海姆也这样断言。”

乌尔里希曾给他的这位朋友提供过什么材料参加这场很偶然的论争呀？犹如缠在一根钓竿上的不是一条鱼而是一小把草，悬在将军的问题上的是乱糟糟的一把理论。是否如同人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人只按自己的内心冲动行事，只做、只感觉，甚至只思考下意识的渴望之流或荡漾的春意驱动他去从事时事？是否同样如同人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莫不是他倒还是凭理性和意志行事的？是否如同人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他特别凭一定的内心冲动，譬如凭性的内心冲动行事？抑或同样如人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主要不是按性的内心冲动，而是按经济条件的心理效果行事？人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看一个错综复杂如性冲动这样的形体，并在理论性的形象中选这样和那样的事情作轴；产生出部分真理，从它们的互相渗透中真理渐渐增强：可是它真的在增强吗？假如人们把一个部分真理视为唯一有效的东西，这每一次都曾造成恶果。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人们没有过高估计这个部分真理，那么人们是几乎不会获得它的。所以真理的历史和情感的历史以多种多样的形态互相发生关联，但是情感的历史依然模糊。是的，按乌尔里希的信念，它根本不是什么历史，而是一片杂乱。譬如令人发笑的是，中世纪对人所作的种种宗教的，所以很可能是狂热的思考对人的理性和意志有很坚定的信念，而今天许多学者——他们的癖好至多就是抽烟太多——却把情感看作一切人性的基础。乌尔里希在脑海里转悠着这样的念头，他当然不想对施图姆的这一席话作出反应，况且施图姆也根本没作这样的期待，只不过是在决定返回去之前先凉快凉快罢了。

“莱恩斯多夫伯爵！”乌尔里希柔声说，“您记得吗，有一回我曾给您出过一个主意，劝您建立一个总书记处，负责处理所有需要有感情和精确性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当然记得，”莱恩斯多夫回答，“我曾给红衣主教阁下讲过这件事，他哈哈大笑。但是他说，您来晚了！”

“可是这恰恰就是您先前曾惦念过的，伯爵阁下！”乌尔里希继续说，“您发现，今天的世界不再记得它昨天曾希望得到的东西，它处在没有充足的理由更迭着的情绪之中，它永远激动，它从不取得一个结果，而如果人们以为人类的一个个头脑里正在思考着的在他自己独一无二的头脑里集于一体了，那么他确实就会显而易见地揭示出一系列大家都知道的机能缺失现象，人们把它们算作精神上的低能——”

“对极了！”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说，眼看着自己又让对自己下午获得的知识的自豪感给耽搁住了。“这分明就是一种精神病的样子——喏，我又忘记这种精神病叫什么名字，可是这分明就是这种精神病的样子！”

“不，”乌尔里希笑道，“这肯定不是某种精神病的样子；因为一个健康人不同于一个精神病人的地方，恰恰就是健康人有种种精神疾病，而精神病人只有一种精神疾病！”

“很有见地！”施图姆和莱恩斯多夫异口同声地叫喊，即使所说的话略微有所差异，然后他们同样添上一句，“可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就是，”乌尔里希声称，“如果我可以把道德理解为对所有那些包含情感、幻想等等的关系的调节，那么，个人在其中以别人为准，按这种方式看来具有一些坚定性，但是所有的人加在一起在道德上没有超越幻想的状态！”

“嗯，这扯得太远了！”莱恩斯多夫伯爵温和地说。将军也说：“可是听着，每一个人必须自己有自己的道德。人们不能给别人规定他该喜欢一只猫还是一条狗！”

“人们能给别人这样规定吗，伯爵阁下？！”乌尔里希迫切地问。

“能，从前，”莱恩斯多夫伯爵用外交辞令说，显然这动摇了他的认为在各个领域都有“真实”的深信不疑的信念，“从前更好。可是今天呢？”

“那剩下的就是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啦。”乌尔里希说。

“您把这称为一场宗教战争？”莱恩斯多夫好奇地问。

“还能称之为别的什么吗？”

“那好吧，一点儿也不坏。一个描述今日生活的相当好的名称。此外，我一直知道，您骨子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坏天主教徒！”

“我是一个很坏的天主教徒，”乌尔里希回答，“我不相信上帝曾存在过，我只相信上帝现在才正在来临。但是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我们必须比迄今为止更加缩短他的路程！”

伯爵阁下用这样威严的话把这驳回：“这对我来说太难理解了！”

三八 一个重大事件正在酝酿。但是人们没有察觉

而将军却叫喊：“可惜我现在必须立刻回到部长阁下那儿去，但是这一切你无论如何也还得再给我解释解释，我不放过你！如果诸位允许，待会儿我还来！”

莱恩斯多夫让人觉得似乎他想说什么话，思绪在他脑海里翻腾，但是乌尔里希和他刚刚单独留下一会儿，他们便看到自己已被众人包围住，这些人被这普遍的旋转带领过来并被伯爵阁下吸引人的人格吸引住。乌尔里希方才所说过的事自然没有人再在谈论，除了他以外没有谁还在想它，这时一条胳臂从后面挽住了他的胳臂。只见阿加特站在他的身旁。“你已经找到一个为我辩护的理由了吗？”她亲热中带着恶意地问。

乌尔里希不松开她的胳臂并和她一道转身离开他身边的那些人。

“我们不能回家去吗？”阿加特问。

“不能，”乌尔里希说，“我现在还不能走。”

“大概是即将来临的时代不让你走，你得为这个时代的缘故在这里保持心灵的纯洁吧？”阿加特打趣他。

乌尔里希一压她的胳臂。

“我觉得，我不宜来到这儿，而是应该进监狱！”她咬着他的耳朵说。

他们寻找一个他们可以单独待在一起的场所。聚会现在真正沸腾起来了。渐渐地把参加者们搞得晕头转向。总的说来，还一直可以分为两组：在国防部长周围谈论的是和平和爱情，在阿恩海姆周围谈论的是，德意志的宽容在德意志的力量的阴影里生长得最好。

他友好地倾听着，因为他从不反驳一种诚实的意见并且对新的意见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他担心的是，油田交易会不会在议会遇到麻烦。他估计，斯拉夫政治家们将不可避免地采取反对态度，并希望摸清德国人的情绪。在政府圈里情况良好，只有外交部里有一股敌意，对此他并不怎么重视。第二天他将去布达佩斯。

在他和其他主要人物的周围，敌对的“观察员”大有人在。他们可以最迅速地从这个特征上被辨认出来：他们对什么都说“是”并且是最讨人喜欢的人，而其他人则往往有不同意见。

图齐试图用这样的话来说服他们之中的一个：“正在说的话，这根本毫无意义。这从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对方相信他的这句话。这是一位国会议员。但是他不改变他已经带来的这个看法：尽管如此，这里正在发生邪祟的事。

而伯爵阁下则在与另一个发问者的谈话中用这样的话来捍卫晚会的意义：“我的尊敬的，自一八四八年以来甚至连革命也只还通过多讲话来进行！”

把这样的差别只看作是对生活平素可能有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允许偏差，那就错啦；然而这个后果严重的错误却经常有人犯，其频仍的程度几乎跟使用“感情用事”这句话一样，而没有这句话我们的精神机制根本就无法想象。这句不可缺少的话把生活中必须有的东西同生活中可能有的东西分开。“它把，”乌尔里希对阿加特说，“稳重的秩序同一种提供给个人的活动余地分开。它把得到合理安排的东西同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东西分开。按通常的方式来使用，这句话就是供认：人性在主要的事情上是一种强制，但在次要的事情上却是一种可疑的专断。人们认为，倘若我们在生活中不能随意决定喝酒还是喝水，当无神论者还是假虔诚的信徒，那么这生活便是一座监狱，而人们却丝毫也不是因此而就认为，这种凭感情处理的事真的就听凭人任意处置了；相反地，倒是有经许可的和未经许可的感情用事，虽然界线并不清楚。”

在乌尔里希和阿加特之间的是一种未经许可的感情用事，虽然这两个人一边臂挽臂地徒然寻觅着一个隐蔽场所，一边只谈论着这聚会并以一种放荡不羁的、心照不宣的方式感受着在他们的不和之后又言归于好的喜悦。而人们是该爱他周围的人还是先消灭他们之中的一部分的这种选择则显然是具有双重许可的感情用事，因为要不然的话大家也就不会在狄奥蒂玛的府上并且当着伯爵阁下的面如此热烈地讨论它了，虽然它还为此而把社会分成两个敌对的派别。乌尔里希声称，“感情用事”这个说法给这种感情上的事帮了迄今它曾得到过的最大的倒忙；当他着手向他妹妹解释这个晚会在他心中激起的这个离奇的印象时，他以一种无意间继续进行早晨中断的谈话并很可能可以表明这谈话有理的方式来谈这件事。“我确实不知道，”他说，“我该怎么做才不致使你感到无聊。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怎么理解道德的吗？”

“请讲。”阿加特回答。

“道德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行为调节，但尤其已经是其内部推动力的，即情感和思想的调节。”

“这是不多几个小时内的一大进步！”阿加特笑着回答，“今天早晨你还说，你不知道什么是道德！”

“我当然不知道什么是道德。尽管如此，我照样可以向你作出十几种解释。最陈旧的说法是，上帝已经向我们启示了生活秩序的全部细节——”

“这也许是最美好的解释！”阿加特说。

“但是最合理的解释是，”乌尔里希强调，“道德跟所有别的秩序一样通过强制和暴力而产生！一批取得统治地位的人干脆要别人遵守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的规章和原则。但是这批人同时眷恋那些使他们取得高贵地位的规章和原则。他们同时因此而起着榜样的作用。他们同时通过反作用而发生变化：这种情况自然比较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描述得了的，而由于这并不是在没有精神的情况下发生的，但也不是通过精神，而是通过实践，最终就产生出一张极为巨大的网，它看上去就像上帝的天空那样独立地张在万物的上空。如今一切都针对这个圈子，但是这个圈子不针对任何事物。换句话说：一切都符合道德准则，但是道德本身却不符合道德准则！”

“这种说法颇有吸引力，”阿加特说，“可是你知道吗，我今天找到了一个好人？”

乌尔里希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感到有些惊异，但是当阿加特开始向他叙述与林特讷尔相遇的经过时，他便试图首先将这纳入自己的思维进程。“好人你今天也能在这里找到好几十个，”他说，“但是你应该获悉，为什么同时也有坏人存在，你让我再说几句吧。”

说到这里，他们躲避乱哄哄的人，已经来到前厅的边上，而乌尔里希则必须考虑，他们还能往哪儿躲；他想到了狄奥蒂玛的房间，也想到了拉喜儿的房间，但是这两个房间他都不想再进入，所以阿加特和他就暂且站在挂在穿堂的空荡荡的衣服之间。乌尔里希不知如何将谈话继续进行下去。“我还是从头说起吧，”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无可奈何的手势说，“你不愿意知道你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而令你感到安心的是，你没有坚定的原因正在做着这两件事！”

阿加特点点头。

他抓住了她的两只手。

在他眼前从剪裁得略微露出胸背的连衣裙露出的他妹妹那闪着黯淡光泽的皮肤，连同他陌生的植物的气味，瞬间失去了世俗的概念。血液的一阵阵搏动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一条非世俗来源的深沟似乎正在把她和他禁锢进一个理想国。

他突然缺乏想象力，不知该怎样认定这种状态；连他为此曾经常使用过的那种想象力他也不拥有。“我们不想凭瞬间的灵感，而是想凭延续至最后的状态行事。”“我们就这样被带领到中心，人们不再从那儿回来，不再后撤。”“不是从边缘和他的变化无常的状态，而是从唯一的恒定不变的幸福出发”……这样的话大概会上他的口，而且他本来也会觉得有可能使用这些话的，只要这可以在交谈中用得上；但是就在眼看就要在他和他的妹妹之间直接使用它们的时候，这突然不可能了。这使他感到一筹莫展、激动不安。但是阿加特清楚地理解他的心情。他的外壳第一次完全打碎，她的“严酷的兄长”像一只掉在地上的鸡蛋那样露出了内核，这本来是一定会让她感到高兴的。但是令她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回她的感情并不完全乐意与他的感情相投相合：在早晨和晚上之间横卧着与林特讷尔的奇特相遇，而虽然这个人仅仅是激起了她的惊讶和她的好奇，然而这样一颗小颗粒也就已经足以不让遁世修行式爱情的无穷尽影像生成。

还在她回答什么之前，乌尔里希就从她的手上感觉到了这一点，而阿加特没回答任何话。

他猜着了：这种意外的拒绝与他刚才不得不听她述说的那个经历有关。感到了羞愧并且对他的未得到回报的感情的反冲感到了迷惘，他摇摇头说：“这真不像话，你对这样一个人的善心抱着这么大的期望！”

“很可能是这么回事。”阿加特承认。

他注视着她。他明白，对他妹妹来说，这个事件比她迄今在他的保护下所经历过的各次求婚都更重要。他甚至有点儿认识这个人；林特讷尔是个有知名度的人；他就是当初在爱国行动第一次会议上作了那个简短的、受到冷落的发言的人，那个发言涉及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如此等等，不明智、真诚和无足轻重……乌尔里希不由自主地向四下里看了看；但是他记不得曾在在场的人当中见到过这个人，并且也知道他不再受到邀请。他一定有时在什么地方遇到过他，很可能在学术会议上，并且读过他的一些东西，因为就在他搜索记忆的当儿，从超显微的微量记忆中形成了一个坚韧、可憎的判断：“一头枯燥无味的驴！如果人们想处在生活状态的某个高度上，那么就跟不能认真看待哈高厄尔教授一样，也不能认真看待这样一个人！”

他把这话告诉阿加特。

阿加特没吭声。她甚至握了握他的手。

他有这样的感觉：其中有些情况很荒谬，可是这阻挡不住！

这时有人走进前厅，兄妹俩便依次退出。“要我再把你送进去吗？”乌尔里希问。

阿加特说了“不”并寻找一条出路。

乌尔里希突然想起，他们只要躲进厨房就能避开众人的耳目。

那儿大批酒杯斟满了酒，托盘里装好了糕点。厨娘忙得不可开交，拉喜儿和索利曼等候待命，但没像从前在这种场合所做的那样互相窃窃私语，而是一动不动地分别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兄妹俩走进来时，小拉喜儿行了一个屈膝礼，索利曼只愣愣地瞪大了他的黑眼睛；乌尔里希说：“里面太热，我们可以在你们这儿讨一杯饮料喝吗？”他和阿加特在窗台旁边坐下并假意摆上碟子和杯子，以便万一有人发现他们，这看上去就会像是这一家的两个至亲好友在此躲清静。当他们坐定时，他轻轻叹一口气说：“这样一位林特讷尔教授是好还是不能忍受，这只是凭感觉！”

阿加特用指头玩弄一块裹着的糖果。

“这就是说，”乌尔里希继续说，“感觉不真或者假！感觉依然是私事！它依然听任意志移植，听任想象，听任劝服！你和我跟里面的那些人没有什么两样！你知道，里面的这些人想干什么吗？”

“不知道。可是这不是无所谓的吗？”

“这也许不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形成两派，其中的一派跟另一派一样正确或不正确。”

阿加特说，她觉得相信人的善良比只相信大炮和政治要好一些：哪怕这样子显得可笑。

“你结识的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乌尔里希问。

“啊，这根本没法说；他善良！”他的妹妹笑着回答。

“你可以像不把莱恩斯多夫觉得善良的东西当作一回事那样，也不把你觉得善良的东西当作一回事！”乌尔里希恼怒地回答。

两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激动而拘谨的笑容：礼貌而明朗表情的轻微涌流受到更深的逆流的阻碍。拉喜儿在她小便帽下的头发根上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她感到自己愁绪满怀，所以这种情况也就显得比从前轻缓得多，恰似较美好时代里的一个印象。她的美丽而圆润的面颊不为人注意地凹陷了，她的充满激情的黑眼睛因胆怯而失去了光泽：倘若乌尔里希有兴致将她的美和他妹妹的美加以比较，那么他一定会注意到，拉喜儿昔日的黑色光彩像一小块遭重型车辆辗压过的煤炭那样变得憔悴不堪了。但是他没注意她。她怀孕了，这件事除了索利曼以外谁也不知道，不理解这场灾祸的现实意义的索利曼对此报以富于浪漫色彩的、幼稚的计划。

“几个世纪以来，”乌尔里希继续说，“世人就知道思想真实，并且因此也就合理地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了思想自由。与此同时，感情却既没受过真实性的严格训练，也没受过行动自由的严格训练。因为每一种道德只为其时代将感情准备到这种程度。况且在这个范围内还顽固、受到控制，而某些原则和基本感情却对它喜爱的行动是必要的；可是它却听任个人感觉、个人的感情游戏、艺术的无把握的努力和学院式的讨论去处置其余的事。所以道德已经使感情适应了道德的需要并与此同时忽略了发展感情，虽然道德本身有赖于感情。道德是感情的秩序和统一。”但是说到这里他顿住。他感觉到拉喜儿的热情的目光滞留在自己激愤的脸上，即使她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对大人物们的事情表现出满腔热忱。“这也许滑稽可笑，我居然在这儿厨房里谈论道德，”他神情尴尬地说。

阿加特急切地、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他俯身趋近他的妹妹并露出一丝诙谐的微笑小声补充说：“但是这只是另一种表达方式，表达了一种针对全世界把自己武装起来的激情状态！”

他并不怀有这种意图，可是早晨的对立面还是重新出现了，在这个对立中他以表面上传授知识者的并不令人愉快的形象出现。他没有别的办法。对他来说道德既不是统治，也不是思想才智，而是生存可能性的无边际的整体。他相信道德有上升能力，相信道德的经历的等级，而且不只是像通常那样相信道德认识有等级，仿佛道德是某种完善的东西，而人类只是由于不够纯洁才无法理解它。他相信道德，却并不相信某一种确定的道德。通常人们把它理解为一种维护生活秩序的警察要求；而由于生活根本不服从这些要求，所以它们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它们不是完全可以得到满足，并且以这种寒酸的方式也给人以似乎这是一种理想的印象。但是人们不可以把道德提到这个等级上来。道德是幻想。这就是他想让阿加特看到的。而第二点则是：幻想不是专横。如果人们听凭幻想受专横支配，人们将自食其果。在乌尔里希的嘴里颤动着这样的话。他曾打算谈论这个太不受重视的差别：不同的时代按各自的方式发展了理智，但却按各自的方式把道德的幻想固定并锁闭了起来。他曾打算谈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结果就是：一条尽管有种种怀疑依然或多或少笔直由历史的种种变迁中产生的理智的和理智形体的线条，与此相反的则是一堆感情、观念、生活可能性的碎片，它们在那儿层层码放着，它们作为永存的次要的事便是这样产生并又被离弃的。因为另一个结果就是：这一达到原则生活的领域，最终就有大量不管怎样形成一种意见的可能性，可是没有一个可以将这些可能性统一起来的可能性。因为一个结果就是：这些意见互相大打出手，它们根本就没有取得一致的可能。因为总而言之，结果就是：人性中的情感像一只没有固定位置的大圆木桶里的水那样来回晃荡。乌尔里希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已经在他脑海里萦绕了整整一个晚上；而且是他的一个旧有的想法，它只是在今晚不断被证实而已；他曾经想向阿加特指出，错误在哪里，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这错误该如何消除；其实他也就是仅仅怀有这样一个痛苦的意图而已：去证明倒不如说是人们也不可以相信他自己的幻想的发现。

阿加特说，轻轻叹了一口气，就像一个受逼迫的女人在投降前迅速再抗拒一次：“人们做什么事都必须‘根据原则’？！”她注视着他，回敬着他的微笑。

他却回答说：“是的；但是只根据一个原则！”这句话跟他本来打算要说的话完全不一样。这又来自连体双胞胎和生命像一朵花那样在令人着迷的寂静中生长的千年王国的范畴，而这虽然不是凭空捏造，但这却恰恰指明了思想的界限，指出它们是孤单的、虚假的。阿加特的眼睛像一块开裂的玛瑙。假如他在这一秒钟里只要还略微多说了几句或者把手搁在她身上，那么就会发生某种事，她在这之后很快就再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它又消失了。因为乌尔里希不想多说什么。他拿起一个水果和一把刀并削了起来。他为不久前还曾把他和他妹妹隔开的距离融合为一种无法测度的亲近感到高兴，但是当他们在此刻被打断时，他也感到高兴。

是将军，他带着一位在临时宿营地偷袭敌人的侦察队司令员的那种狡黠目光向厨房窥视。“对不起，打搅了！”他边走进来边说，“不过和兄长喁喁私语，太太，这不可能是一种大罪过！”说罢，他转身对乌尔里希说：“人家像大海捞针一样找你！”

于是，乌尔里希就对将军说了他曾想对阿加特说的话。但是他先问：“谁是‘人家’？”

“要我带你去见部长！”施图姆对他悻然说。

乌尔里希一挥手表示拒绝。

“哦，事情也已经过去了，”这位好心肠人说，“老先生刚走。但是太太一旦选中了一个比你更好的陪同她聊天消遣的人，我就还得好好问问你，你所说的‘宗教战争’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还记得你的话。”

“我们正在谈论这方面的事。”乌尔里希回答。

“真有意思！”将军嚷嚷，“难道太太也研究道德？”

“我的兄长压根儿就只谈道德。”阿加特笑着作纠正。

“这简直成了今天的议事日程啦！”施图姆叹息，“譬如莱恩斯多夫才在几分钟前就说过，道德和吃饭一样重要。这种说法我未敢苟同！”说罢，他喜滋滋向阿加特递给他的甜点弯下身。这本来就是一句玩笑话。阿加特安慰他：“我也未敢苟同。”

“一个军官和一个女人必须有道德，但是他们不喜欢谈论这件事！”将军继续即席演说，“我说得不对吗，太太？”

拉喜儿给他拿过来一把厨房椅子，她使劲用自己的围裙擦拭它；他的话说到她的心坎儿上，她几乎流下眼泪。

施图姆则重新激励乌尔里希：“宗教战争这个说法是怎么回事？”然而乌尔里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已经又用这样的话打断他：“因为我觉得，你的表妹也在房间里游荡，在找你，只是多亏了我的军事素养我才先她一着。所以我得充分利用这时间。现在里面正在发生的事，它不再令人感到愉快！人们简直是在出我们的丑。而她，我该怎么说呀？她一味地放松控制！你知道，决定了什么事了吗？”

“谁作了决定了？”

“许多人已经走了。有些人留下来了并且正在十分仔细地倾听事态发展的过程，”将军委婉地说，“没法说谁在作决定。”

“那么也许这样做更好，你还是先说说，你们作了什么决定了。”乌尔里希说。

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耸耸肩膀。“那么好吧。可是幸好这也不是一项符合议事规程的决定，”他阐述说，“因为所有负责任的人，谢天谢天，都已经及时撤退。所以不妨说，这只是一个部分人作出的决定，一个建议或一种少数人表示的意见。我的意见将是：我们根本没有正式获悉这件事。可是你得把这话告诉你的秘书，为了记录，别让任何这类话写进记录。对不起，太太，”他转身对阿加特说，“我用这样官方的口吻讲话！”

“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啦？”她也问。

施图姆做了一个具有广泛深意的手势。“这个费尔毛尔，如果太太记得这个年轻人的话，其实我们邀请这个人，只是由于——啊呀，我该怎么说呢——由于他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还由于我们反正不得不也邀请对立的代表人物：所以人们可以希望不顾一切地并且甚至带着某种精神上的激励来谈论某些如今可惜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您的兄长知道这个情况，太太；本来是要介绍部长和莱恩斯多夫以及阿恩海姆认识，以便看一看，莱恩斯多夫是否不反对某些爱国主义观点。绝对地说来，我也完全不是不满意，”他如今又亲密地对乌尔里希说，“总的来说事情还可以。但是这件事正在进行的时候，费尔毛尔却和别人——”说到这里，施图姆不得不为了让阿加特听懂再补上几句，“认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和平的和慈爱的、必须受到人们善待的生物，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和别的代表人物持相反的观点，人们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拳头以及其他必不可少的东西才能在他们之后得到安宁——这个费尔毛尔和这些其他的人争吵了起来，而在人们还没来得及制止之前，他们就已经作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

“一个共同的？”乌尔里希查问。

“是的。我只是把这讲得像一则笑话而已，”施图姆担保说，他自己事后对他这种非故意的诙谐叙述颇感得意，“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如果我给你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你一定不会相信！由于我今天下午在一定程度上是出公差拜访了莫斯布鲁格尔，所以所有部里的人反正也就不会以为我自己在幕后策划！”

一听这话，乌尔里希哈哈大笑起来并且时不时地按同样的方式也打断施图姆的进一步的讲述，这只有阿加特完全理解，而他的朋友则一再有些委屈地对他说，他似乎神经过敏。但是所发生的事，与乌尔里希方才给他妹妹勾画的样式太吻合了，他没法不感到高兴。费尔毛尔一伙在最后时刻公开亮相，以便抢救尚还可以抢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目标通常比意图更模糊。年轻诗人弗里德尔·费尔毛尔——但在熟人圈里叫佩皮，因为他向往老维也纳并竭力让自己看上去像舒伯特，虽然他出生在一座匈牙利小城市里——相信奥地利的使命，此外他还信人类。这是明摆着的事。不请他参与一个像平行行动这样的行动势必一开始就会让他感到不安。一个带奥地利特色的人类行动或者一个带人性特色的奥地利行动没有他如何能顺利发展！这话他当然只是耸了耸肩膀对他的女友德朗萨尔夫人说了，可是这个德朗萨尔作为给她的家乡带来光荣的寡妇和一家去年才被狄奥蒂玛的沙龙超越的精神审美沙龙的女主人，她却把这话告诉了每一个同她接触的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出现了一个传闻，说是平行行动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不是——这个“如果不是”和那个“危险”，如同可以理解的那样，依然有些不明确，因为人们必须先迫使狄奥蒂玛邀请费尔毛尔，然后也许就能看到什么。但是预告爱国行动有危险，这件事让那些警觉的政治家们注意到了，这些政治家不承认祖国，而是只承认一个小老妪“人民”，它同国家过着强加到头上来的婚姻生活并受到国家虐待；他们很久以来就一直猜疑平行行动只会产生新的压迫。即使他们客气地隐瞒这一情况，他们却并不注重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意图——因为绝望的人道主义者在德国人当中一直是有的，但是他们在整体上仍然是压迫者和国家寄生虫——而是注重这个有用的指示：德国人自己承认他们的民族性有危害。所以德朗萨尔教授太太和诗人费尔毛尔对他们所作出的努力有一种参与感，他们没有深入探究这种努力，却欣慰地感受到了。而费尔毛尔，一个公认的重感情的人，则一心想着这个念头：人们必须将某些劝人奉献爱心和热爱和平的话说给国防部长本人听。为什么偏偏是国防部长以及打算让此人扮演什么角色，这又仍然是一桩模糊不清的事，可是这个念头本身却是极妙的创造并具有戏剧性，所以它确实不需要别的支持。对此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也有同感，这是一位不忠实的将军，出于对教育的热情他有时背着狄奥蒂玛走进德朗萨尔夫人的沙龙；此外，他促成了军火工业家阿恩海姆是一个危险要素的这个原始观点被思想家阿恩海姆是一切善举的一个重要要素的观点所取代。

所以一切就这样发生了，大体上与参与者们的愿望相符合，而且就连部长与费尔毛尔的对话在今天进行的时候，尽管有德朗萨尔夫人从中撮合，所产生的结果也无非就是几个费尔毛尔精神的奇迹以及它们得到部长阁下的耐心倾听，而且就连这种情况也符合人之常情，是常有的事。但是费尔毛尔自身还有潜力；并且由于他招募来的大军由年轻的和上了年纪的文人，由内廷参事、图书馆员和几个和平之友，简言之，由各种年龄各种身份的人组成，一种对古老的祖国以及它的人类使命的情感把他们联合在一起，这种情感是同样也会为恢复昔日的三驾公共马车或者为振兴维也纳瓷器而竭尽全力的，还由于这些忠实的人在晚会过程中通过种种关系与对手们联结了起来，这些对手们也不是立刻就在手中握着小刀，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曾出现过许多谈话，各种意见盲目交叉、乱成一团。国防部长已经辞他而去，德朗萨尔夫人的看管则让陌生的情况一度转移了方向，这时候费尔毛尔发现了这一诱惑。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只知道是，他和一个年轻人极其热烈地交谈了起来。听他对此人的描述，不能排除此人就是汉斯·塞普的可能性。这无论如何是一个那样的人，这种人利用一只替罪羊，他们把一切他们对付不了的弊端的责任都推在替罪羊的身上；民族的骄傲自大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人们纯粹出于信念选择这样一只替罪羊，它跟某一个人有血缘关系并且压根儿尽可能跟某一个人本人没有相似之处。众所周知，这可以让人感到一种莫大的宽慰，如果人们生气，向某人发泄自己的怒气，即使他对此不应承担责任；但是爱情上的这种情况就鲜为人知了。尽管如此，在这方面情况也一样；爱情必须经常向某个对此不应承担责任的人宣泄，因为爱情除此之外找不到别的机会。所以，费尔毛尔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年轻人，在争夺利益的斗争中会相当的不客气，但是他的爱情羊是“人”，而他一旦一般地想到人，便对失望的善意感到心满意足。相反，汉斯·塞普基本上是个善良的人儿，他都不忍心蒙骗菲舍尔经理，而他的替罪羊则是“非德国的人”，他把对一切他改变不了的东西的宿怨发泄到这样的人的身上。天晓得，他们起初互相交谈了些什么；他们一定骑着各自的羊互相斗了起来，因为施图姆说：“我确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下子别人也都来了，然后一转眼之间聚集了乱哄哄的一大群人，而最后所有在房间里的人竟把他们团团围住！”

“你知道他们争论了什么？”乌尔里希问。

施图姆耸耸肩膀。“费尔毛尔向另外那位叫喊：‘您想恨，可是您根本不会恨！因为爱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而另外那位则对他嚷嚷：‘您想爱？可是您才不会爱呢，您，您——’这些话我实在说不确切，因为身穿一身制服不得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哦，”乌尔里希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事！”他转过身去，盯着阿加特的眼睛说。

“可是最重要的事是那决定呀！”施图姆提醒说，“他们几乎把对方一口吞下，却居然不管三七二十一作出了一个共同的、完全平庸的决定！”

施图姆因他那圆滚滚的身躯而给人以一团严肃的印象。“部长当场就走了。”他说。

“哦，他们决定了什么事？”兄妹俩问。

“这我说不准确，”施图姆回答，“因为我当然也立刻走了，我走时他们还没谈妥。这种事人们也是根本看不出来的。不知是什么有利于莫斯布鲁格尔和针对军方的东西！”

“莫斯布鲁格尔？噢，那怎么做呀？”乌尔里希笑道。

“‘那怎么做呀？’”将军恶狠狠地重说一遍，“你笑得轻巧，可我就要受不了啦！或者至少一整天没完没了地写报告。谁知道这些人会‘怎么做呀？’也许是这位老教授的过错，他今天到处发表主张绞刑反对宽容的言论。抑或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最近几天报刊又开始报导这个怪物的事了。反正一下子都在议论他了。这必须撤销！”他用平常没有的坚定的口吻说。

这时，阿恩海姆、狄奥蒂玛，甚至图齐和莱恩斯多夫伯爵先后依次走进厨房。阿恩海姆在前厅里听见了讲话声音。他正打算悄悄离去，因为已出现的骚动诱惑他萌生这样的希望：这一回他还可以逃避与狄奥蒂玛交谈，而第二天他又将出门旅行一些日子。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往厨房里看了一眼，而由于他已被阿加特看见，所以出于礼貌也就不便撤身退回。施图姆急忙上去向他询问事态的进展情况。“我甚至可以用原话把情况向您通报，”阿恩海姆笑道，“有些话实在滑稽，我禁不住就偷偷把那些话记下来了。”

他从皮夹子掏出一张小明信片，一边辨认着他的速记记录，一边慢慢朗读拟定的声明的全文：“根据费尔毛尔先生和——另一个人的名字我没听明白——的提议，平行行动作出决定：为了捍卫自己的观念，人人都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谁促使人去为别人的观念而死，谁就是杀人凶手！这就是他们的建议，”他补充说，“我没有觉得这还会有什么改动。”

将军嚷嚷：“原话就是这么说的！我听到的也只是这样的话！这些精神领域里的辩论，实在令人恶心！”

阿恩海姆温和地说：“这是今天的青年人对坚强意志和领导权的渴望。”

“可是在场的不单单是年轻人，”施图姆反感地回答，“而且甚至还有秃顶的人站在四周打边鼓！”

“这正好就是对领导权的普遍需求，”阿恩海姆说并友好地点点头，“这在今天是普遍现象。顺便说一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决议是一本同时代人的书里的话。”

“是吗？”施图姆问。

“是的，”阿恩海姆说，“我们当然必须把它当作不曾发生的那样看待。但是如果人们善于利用表露在其中的这种精神上的需求，那么作这个尝试也许是值得的。”

将军显得有些放下心来了，他转身问乌尔里希：“你有什么想法吗，人们可以做些什么？”

“当然有！”乌尔里希回答。

阿恩海姆被狄奥蒂玛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

“请吧！”将军小声说，“你开始讲吧！我宁愿让领导权保留在我们手上！”

“你必须回忆一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乌尔里希不慌不忙说，“一个指责另一个，说是他只要有能力爱他就可以爱，而另一个则回敬这一个，说是同样的道理也完全适用于恨。这压根儿就适用于一切感情。恨今天自身就含有某种平和的成分，而另一方面，为了对一个人有确实是爱的情感，人们就得——我断言，”乌尔里希简单扼要地说，“这两个人还没出现呢！”

“这肯定很有意思，”将军迅速打断他，“因为我绝对不能理解，你怎么能这样断言。可是我明天必须写一份报告，汇报今天的情况，所以我恳请你多多关照！在军队里最重要的是，人们总是能够报告事情有进展；某种乐观主义即使打了败仗的时候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职业的需要。那么我怎么能够把已经发生的事描绘成事情有进展呢？！”

乌尔里希眨巴着眼睛建议：“你就这样写：这是道德幻想的报复！”

“可是这样的话在军队里是不能写的！”施图姆气恼地回答。

“那就删去这句话，”乌尔里希神情严肃地继续说，“你就这样写：所有创造性的时代都是严肃的。没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是不伴随着强烈的道德的。如果道德不可以从某种强劲有力的东西中派生出来，那就不会有道德。没有哪种幸福不建立在一种信念的基础上。没有道德连动物也生存不了。但是人类今天不再知道，哪种道德——”

施图姆也打断这一段表面上四平八稳的口授：“亲爱的朋友，我可以谈论一支部队的风纪，谈论战斗士气或一个女人的德行；但总是谈具体的。在军人写的报告里人们就像不能谈论幻想和上帝那样不能谈论没有一种这样的定规的道德：这个你自己就知道！”

狄奥蒂玛看到阿恩海姆站在她厨房的窗口，在他们整个晚上只是小心翼翼交谈了几句之后，这情景便显得奇特而诡秘。这时，她突然在心头产生一种充满矛盾的渴望，她要继续进行那中断了的与乌尔里希的谈话。她的头脑里充溢着那种令人愉快的绝望情绪，它同时向好几个方向突进，几乎削弱和化解为一种可爱而安静的期盼。群英会的早已在预料中的垮台，她无所谓。阿恩海姆的不忠实，她如她以为的那样也几乎无所谓。当她走进来时，他向她望去；瞬间便出现了这旧有的情感：把他们联结起来的活生生的空间。但是她又回想起，几个星期以来阿恩海姆一直躲避她，而这个念头——“薄情郎”——使她的膝头又有了力量，她神态高傲地向他走过去。阿恩海姆看到了这个过程：发现、踌躇、距离消释；虽然无数联结他们的途径已经冻结，但是人们却有一种预感：它们可能会重新解冻。他已经转身离开其余的人，但是在最后一刹那间他和狄奥蒂玛转变方向，朝待在另一边的乌尔里希、施图姆将军和其余的人走去。

从不平常的人的灵感到联系各民族的庸俗艺术作品，都是乌尔里希称之为道德幻想的东西，或说得简单点，是情感构成一种唯一的、几个世纪之久的没有止境的骚动情绪。人是一种不是没有热情也能过得去的生物。热情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的全部情感和思想有着同样的精神。你认为，几乎是相反，热情是一种情感超常强大的状态，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情感，是这种——着迷的情感——把别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不，你对此根本什么话也不愿意说吗？无论如何，情况是这样。情况也是这样。但是，一种这样的热情的强度是没有依靠的。情感和思想只有通过相互作用才会在其整体上赢得持续的存在，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整流并互相吸引。人类力求用各种手段，用麻醉剂、想象、意志移植、信仰、信念去创造一种与这相似的状态。他相信观念，并非因为它们有时是真的，而是因为他必须相信。因为他必须维持好他的感情的秩序。因为他必须用一个错觉来堵塞他的生命墙之间的窟窿，否则情感就会从这个窟窿向四面八方涌流出去。正确的做法是，不沉醉于暂时的虚假状态，至少去寻找真正热情的条件。但是虽然总的说来取决于情感的决断和数目比那些可以用纯粹的理性作出的决断的数目多得不计其数，而且所有扣动人类心弦的事件都产生自幻想，可是只有重理智的问题才证实是有超个人的秩序的，而对于其他事件来说则没有发生任何情况，没有发生理应得到一种共同努力的名声或哪怕只是暗示对其绝望的必要性的认识的任何情况。

乌尔里希大致就是这样讲的，伴随着将军的可以理解的抗议声。

他把晚上的这些事件——尽管它们不无狂热性并且通过猜忌的解释甚至还会带来严重后果——只看作是一种无止境的混乱的例证。此时此刻，他觉得费尔毛尔先生跟人类之爱一样无关紧要，民族主义跟费尔毛尔先生一样无关紧要，而施图姆则徒劳地问他，人们该如何从这个完全是个人的意见中提炼出一个具体的进步的思想来呢。“你就写报告，”乌尔里希回答，“说这是一场千年宗教战争。人类还从来没有像在这个时代对这场战争准备得如此差劲的，因为一个又一个时代留下的‘徒劳感知’垃圾已堆积成山，而世人却没对此采取任何措施。国防部面对下一场集团灾难，心里完全可以感到安适。”

乌尔里希预言这命运，却对此毫无所知。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他也毫不在意，他在为永恒的幸福而斗争。他试图将一切可能妨碍它的事物插进来。所以他也笑并试图用这个假象来迷惑其他人：他嘲笑和夸张。他为阿加特夸张；他继续进行他和她的谈话，不仅是最近这次谈话。其实他在建立抵御她的思想堡垒并且知道，堡垒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小闩：一拨开这个小闩，一切就会被情感淹没和埋葬！其实他一直在想着这个门闩。

狄奥蒂玛站在他身旁，微笑着。她对乌尔里希为他妹妹所作的努力有所感觉，心情颇感忧郁，忘记了性科学；什么东西敞开着：这大概是未来吧，但是这无论如何多少也有点儿是她的嘴唇。

阿恩海姆问乌尔里希：“您认为人们可以对此采取某种措施？”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表明，他透过夸张看到了严肃，但总也还觉得这种严肃是夸张。

图齐对狄奥蒂玛说：“无论如何得设法别让这些事情公之于众。”

乌尔里希回答阿恩海姆：“这不是很容易理解的吗？今天我们面对着太多情感的和现实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困难岂不是跟理智面对大量事实和一系列理论时要克服的困难一样的吗？我们已经为理智找到了一种不封闭的、但却严厉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不需要向您描绘。现在我问您，对于情感来说不是也可能会出现某种相似的情形的吗？我们毫无疑问会想到，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世界上全部暴力行动的一个主要源泉。别的时代用其不充足的手段已经作过这种尝试，但是从其精神出发获得经验的这个伟大时代却压根儿还没有——”

悟性快并喜欢打断别人说话的阿恩海姆情意恳切地把手搁在他的肩膀上。“这恐怕是一种正在升高的与上帝的关系！”他压低声音用警告的口吻说。

“这总不是最可怕的事吧？”乌尔里希说，并非完全没含有对这种过于匆忙的恐惧的辛辣讽刺之意，“可是我根本没走得这么远呀！”

阿恩海姆立刻敛一敛神，微微一笑。“好久不在了，如今一见面看到某人没有变样，这真让人感到高兴；这在今天极为罕见！”他说。顺带说及，他高兴是高兴，可是他几乎没有因这种友好的抗拒而觉得自己安全了，真的。乌尔里希原本也可以再回过头来谈这个难堪的表态的；阿恩海姆为此而感激他：他怀着不负责任的超然不屑任何同尘世的接触。“我们必须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他热情地对自己的话作补充，“我不清楚，您如何设想把我们理论上的态度用到实际生活上去。”

乌尔里希知道，这件事确实还不清楚。他既不是指一种“研究者的生活”也不是指一种“学术光辉”的生活，而是指一种“情感寻觅”，恰似那真理探求，只不过关键是探求而不是真理。他望着向阿加特那边走去的阿恩海姆的背影。狄奥蒂玛也站在那儿；图齐和莱恩斯多夫伯爵来回走动着。阿加特和所有的人闲谈并在心中暗想：“为什么他和所有的人说话？！他本该和我一起离开这儿的！他这是在贬低他对我说过的话！”她在这边听到的一些话中她的意，但是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使她感到痛苦。来自乌尔里希的一切现在又使她感到痛苦；在这一天她再次突然觉得需要逃避他。她气馁了，因为他可能会忍受不了她的片面性，而一想到过一会儿他们就只会像两个泛泛议论逝去的这个晚上的人那样回家，她便感难以忍受！

但是乌尔里希继续在心里说：“阿恩海姆将永远不会理解这个！”他补充上：“注重科学的人恰恰在情感方面受局限，注重实际的人尤甚。这是十分必要的，犹如人们用双臂去抱住什么东西时两条腿必须牢牢站稳。”他自己在通常情况下就是这样。一旦他在思考，而且这种思考超出情感化身的范围，他就只会小心翼翼容许情感参与。阿加特把这称为冷酷；但是他知道：人们若想完全成为另外一个样子，那么就必须宛如作一次致命的冒险活动时那样事先放弃生命，因为人们无法想象，这桩冒险活动将怎样继续进行下去！他有这个兴趣，此刻他不再怕它。他久久地望着他的妹妹。一本正经的脸上呈现出的是一副生动的讲话游戏模样。他想请她和他一道离去。但是他还没能来得及离开自己的位置，又向他这儿走过来的施图姆就来找他搭讪。

这位好心的将军喜欢乌尔里希；他已经原谅了他针对国防部说的玩笑话，关于“宗教战争”的说法不知怎么地很称他的心意，因为这种说法有某种如军帽上的橡树叶或皇帝生日时的乌拉欢呼声般的军人过节的喜庆色彩。他把自己的胳臂靠在朋友的胳臂上并把乌尔里希拖曳到别人听不到他们讲话声音的地方。“你看，你说所有的事件都产生自幻想，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好，”他开了腔，“这当然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私人看法，不是我的官方看法。”他敬乌尔里希一根香烟。

“我得回家了。”乌尔里希说。

“你的妹妹正在热烈交谈，你别去打扰她，”施图姆说，“阿恩海姆正在卖力地向她献殷勤。我想对你说的是：现在大家不再怎么喜欢人类的伟大思想，你应该再推动一下。我是说：时代正在获得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你应该把握住嘛！”

“你怎么会想到这上头去的？！”乌尔里希满腹狐疑地问。

“我就是这么想的，”施图姆没正面回答，急切地继续说，“你也是赞成秩序的，这一点可以从你所说的一切话上看得出来。另外，我觉得有人在问我：人是更善良呢，还是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这里面包含着今天对坚定性的某种需要。总而言之，我已经对你说过，如果你重新担当起运动的领导责任，那我就放心了。到头来人们竟不知道，说这么多话究竟会有什么结果！”

乌尔里希哈哈大笑：“你知道，我现在要干什么？我不会再到这儿来啦！”他兴冲冲回答。

“为什么？”施图姆急忙问，“他们说得对，他们说，你从来就不曾是一股实际存在的力量！”

“假如我向那些人透露我现在是怎样想的，那么他们说起话来就更有理啦！”乌尔里希笑着回答并挣脱他的朋友。

施图姆生气了，但是随后他的好心肠占了上风，他边告别边说：“这些事情复杂得要命。有时候我简直以为，最好的做法恐怕是，让一个真正的傻瓜来解开所有这些解不开的疙瘩吧，我指一种贞德式的人物，这样的人也许能帮我们的忙！”

乌尔里希的目光搜索他的妹妹，没找到她。当他向狄奥蒂玛打听她时，莱恩斯多夫和图齐又从房里出来并通知大家，说是人们正在纷纷起身告辞。“我当即就说，”伯爵阁下高高兴兴告诉家庭主妇，“那些人说的话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的看法。德朗萨尔太太后来想到了一个真正解围的主意，这就是说作了决定，下一回继续进行今天这个聚会。可是费尔毛尔，不管他叫什么吧，将在聚会上朗读不知哪一首他自己写的长诗，这样气氛就会平静一些。我当然不揣冒昧地因事情紧急立刻就以您的名义表示同意！”

然后乌尔里希才得知，阿加特已突然告辞并在没有他陪同的情况下离开了这所府邸；人们向他转告，说是她不想他来扰乱她的决断。

* * *

[1] golgatha，耶稣被钉死的地方。

[2] 拉丁语，白野芝麻。

[3] august wichelm schlegel（1767—1845），德国著名浪漫派作家，莎士比亚翻译家。

[4] pindar（前522—前443），古希腊抒情诗人。

[5] 西格蒙德是常见的犹太人名字。

[6] selma lagerlöf（1858—1940），瑞典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7] 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作家、剧作家、画家。

[8] icarus，希腊神话中能工巧匠代达罗斯的儿子，在逃离迷宫时，由于飞得太高，用蜂蜡做的双翼被太阳晒化，伊卡洛斯落海而死。

[9] 牲畜宰前的重量。

[10] minerva，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等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11] juno，罗马神话中大神朱庇特之妻，等于希腊神话中的赫拉。

[12] 旧银币，在奥地利曾等于百分之一克朗。

[13] 英语，爵士，与德语中“奴仆”一词谐音。

[14] 为了不让老管家听懂，在这段话里阿加特用“马尔维讷姨”暗指她父亲，用“亚历山德拉”暗指阿加特自己。

[15] george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

[16] benjamin disrael（1804—1887），英国政治家。

[17] raymond poincare（1860—1934），法国政治家。

[18] “anziehen”在德语中既有“穿衣”也有“吸引”或“吸附”的意思；所以，“我穿衣服比男人快”也可理解为“我吸附我比男人快”。

[19] löw，狮子。

[20] bär，熊。

[21] meier，管家。

[22] gelb，黄色。

[23] blau，蓝色。

[24] rot，红色。

[25] gold，金色。

[26] 指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的前夜，巴黎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派的屠杀。

[27] mortadella，一种意大利干香肠，猪、牛肉混合做成的熏肠。

[28] logistik，在现在西方哲学中广泛流行的对数理逻辑的一种形式主义歪曲。

[29] saul，《新约》中人物，原名扫罗，后改称保罗。他本来敌视基督教，后皈依基督教，到各地传教，成为向异国人传播福音的使徒。

[30] the sword of damocles，源出古希腊民间传说，叙拉古国王狄奥尼索斯一世命达摩克利斯坐在一根马鬃悬挂的剑下，以示位高多危。现比喻幸福中隐伏着的危险、临头的危险。

[31] genoveva，德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被控犯了通奸罪，与她的儿子一道生活在荒山野岭，直至获得昭雪。

[32] pygmalion，古希腊神话中的雕刻家，塞浦路斯之王。他爱上了自己雕刻的象牙女郎，爱神满足了他的要求，将象牙女郎赐给他为妻。

[33] hermaphroditus，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阴阳神，因俊美而引起湖中水仙萨耳玛西斯的爱情。

[34] isis，古埃及的生命和健康之神。

[35] osiris，古埃及神话中的冥王。

[36] 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与伊索尔德》。

[37] 德语中的“强奸谋杀”也有“喜悦谋杀”之意。

[38] maenades，古希腊神话中的植物神和酒神巴克斯的伴随者，她和另外几位伴随者一起合起来称为巴克斯狂女。

[39] saint lawrence（？—258），罗马基督教殉道者之一，据传在通红的烤架上被折磨致死。

[40] cicinnatus（前519—前430），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41] 民间传说中的山，据说能把具有铁制部件的船只吸引过去而使之撞碎。

[42] augustus（前63—前14），古罗马帝国开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