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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讨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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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亨德森九岁那会儿,有阵子觉得装死是最浪漫的事情,小伙伴们也这样看。他们发现警察抓强盗的游戏中真正有意思的就是假装被枪打中,扔掉手枪,捂住胸口,卧倒在地。不久,大家就撇开游戏的其他部分不玩了,如选择站在哪边,偷偷摸摸地到处躲藏什么的,麻烦得很,他们只玩游戏的精华部分。结果这游戏就成了一场个人表演,几乎像门艺术。每次会有个人从山顶上冲下来,跑到指定的地方,受到伏击:许多把准备好的玩具手枪同时扣动扳机,喊哑了的嗓门接二连三地响起来——一种沙沙的轻声“砰!砰!”——这是男孩们在模仿手枪的声音。接下来,表演者要站住、转身、摆出优雅的痛苦姿势,并停顿片刻,然后一头栽倒,手脚并用滚下山坡,卷起一阵尘土,最后趴在地上,成了一具皱巴巴的尸体。然后他站起来,掸去身上的泥土,这时其他伙伴就开始评论他的形体姿势(“好极了”或“太僵硬”,或“不太自然”),然后轮到下一个上场。这就是整个游戏了,沃尔特很喜欢。他个头瘦小、协调能力差,这是唯一他能胜任的、有些类似于体育运动的活动。他蜷着身子滚下山去的样子,没人能比得上他的那种沉醉,他赢得了大家的欢呼,这让他着迷。后来,年纪大点的孩子嘲笑他们,终于其他孩子厌倦了这个游戏;沃尔特只有勉强地加入到其他更健康的游戏中去,不久他也把这给忘了。

自讨苦吃二十五年后一个五月的下午,在列克星敦大道的办公大楼里,沃尔特坐在桌前假装工作,等着被炒时,他突然想起了这个游戏,而且印象鲜明。现在的沃尔特看上去是个沉着冷静、头脑灵活的年轻人,身上的衣着有股东部大学校园风,褐色头发干净整齐,只是头顶有点稀疏。多年的健康让他结实了不少,虽然他的协调能力还是有点小问题,但主要都体现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像戴帽子、掏钱包、拿戏票、找零钱等,总要让妻子停下来等他;还有,门上明明标着“拉”,他却总是用力去推。不管怎样,坐在办公室里,他看上去还是一副心智健全、颇有能力的样子。现在没人能看得出他背后冷汗直流,也看不到他左手藏在口袋里,慢慢捻着、扯着纸板火柴,直弄得火柴纸板湿乎乎、黏嗒嗒,揉成一团。好几周前他已明白这迟早会发生的。今天早上,从步出电梯那一刻起他就有种预感,就是今天了。当他的几个上司对他说“早上好,沃尔特”时,他看到他们微笑下隐藏的一丝微弱的关切之情;下午,他从工作的格子间里往外瞟了一眼,正好与部门经理乔治·克罗威尔对上眼神。克罗威尔在他的办公单间内,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正犹豫不决。一对上眼神,克罗威尔便立即转过身,但沃尔特知道他一直在看着自己,虽然看似有点烦恼,可一副主意已定的样子。沃尔特肯定,几分钟之后,克罗威尔会叫他进去,公布这个消息——当然有点困难,因为克罗威尔是那种总以平易近人为荣的老板。现在没什么可做的,只能顺其自然,尽可能体面地接受。

儿时的回忆就在这时袭上心头,因为他突然想到——这想法让他的指甲深深掐入口袋内的纸板火柴里——顺其自然,体面地接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了他一种生活风格。甚至无需否认,做一个体面的失败者对他诱惑力太大了。整个青年时代,他都擅长此道:与比他强壮的男孩打架时,总是勇敢地输给对方;打橄榄球时无心恋战,心底下偷偷渴望受伤,被抬出场外(“不管怎样,你们得给亨德森这家伙一下,”高中教练曾哈哈笑着说,“他可真有点自讨苦吃”)。大学为他的这种才华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考试不及格、竞选落败——后来,空军又让他名副其实地品尝了一次被淘汰的滋味,没能进入空军士官学校。现在,看起来,他不可避免地要再体会一次了。在这份工作之前他所干的都是初级入门活,不容易出错;得到这个工作机会时,用克罗威尔的话说,这份工作“是一次真正的挑战”。

“好啊,”沃尔特曾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当他将谈话的这部分告诉他太太时,她说:“哦,太棒了!”有了这份工作,他们搬进了位于东六十街的高级公寓。近来他回家时总是神情沮丧,阴沉着脸宣布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能坚持下去,她总是嘱咐孩子们不要去打扰他(“爸爸今晚很累”),给他拿上一杯喝的,用一个妻子的小心安慰让他平静下来,尽量掩饰她的恐惧,从不猜测,至少从不流露出她是在与一种慢性强迫失败症打交道,是在与爱上崩溃心态的古怪小男孩打交道。而令人惊异的是,他想——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他自己之前还从没那样看待过自己。

“沃尔特?”

格子间的门给推开了,乔治·克罗威尔站在那里,看上去有点不太自在。“你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

“好的,乔治。”沃尔特跟着他出了格子间,穿过办公室,感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保持尊严,他提醒自己,重要的是保持尊严。接着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就他们两人单独在克罗威尔的专用办公室里,房间里铺着地毯,很安静。从二十一层的楼下远远传来汽车喇叭声,其他能听到的就是他俩的呼吸声、克罗威尔绕过办公桌在转椅上坐下时鞋子的咯吱声、椅子的叽嘎声。“沃尔特,你也拉把椅子坐下,”他说。“抽烟吗?”

“不,谢谢。”沃尔特坐下来,两手交叉放在膝盖中间。

克罗威尔啪的一声合上香烟盒,把它推到一旁,自己也没抽。他俯身向前,两手摊开,撑在桌上的玻璃板上。“沃尔特,我还是直接跟你说了吧,”他说。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有趣的是,即使早就有准备,它还是让沃尔特一惊。“我和哈维先生考虑了很久,我们觉得你跟不上这里的工作,我们都不愿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你好,当然,也为了我们,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走。不过,”他飞快地加上,“这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看法,沃尔特。我们这里的工作非常专业,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得心应手。特别是你,我们真的觉得你在——能力所及的位置上,会更快乐些。”

克罗威尔抬起双手,往后靠去,玻璃上留下两只湿乎乎的手印,像骷髅手。沃尔特盯着手印,它们吸引了他,他看着它们慢慢变小,消失。

“哦,”他抬起头来,说道。“你说得很对,乔治。谢谢。”

克罗威尔的嘴挤出一个老好人歉意的笑。“发生这种事情,”他说。“真的很抱歉。”他开始摸索办公桌抽屉的把手,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最难说出口的已经说了。“现在,”他说,“我们开了张支票,是你这个月和下个月的薪水。它能给你一点——可以说是解雇费吧——让你在找到工作之前渡过难关。”他递过来一个长信封。

“您真是太慷慨了,”沃尔特说。接着一阵沉默,沃尔特认识到该由他来打破这沉默,于是站起来。“好吧,乔治。那我就不耽误你了。”

克罗威尔立即起身,绕过办公桌,伸出两手——一手握着沃尔特的手,一手搭在他肩上,就这样走出了办公室。这姿势,看似友好,实则令人窘迫,让沃尔特血直冲上喉咙,有那么一刻他十分难受,以为自己会哭出来。“好吧,伙计,”克罗威尔说,“祝你走运。”

“谢谢,”沃尔特说,听到自己的声音还很平静,他松了一口气。于是他又微笑着说,“谢谢你,再见,乔治。”

回他的格子间大概要走五十英尺的距离,沃尔特·亨德森颇有风度地走完了。他感觉得到,在克罗威尔眼里,他的背影相当整洁、笔直;他也意识到,当他穿行于办公桌时,那些办公桌的主人要么不好意思地扫他一眼,要么让人感觉他们很想这样;他也知道自己脸上每一个表情都控制得很好,很微妙。整个事情看上去像是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摄影机从克罗威尔的角度开始往后移动,拍摄出办公室的全景,沃尔特的背影在画面中孤独而庄严地走过;现在是沃尔特的脸部特写,定格了很久,然后再给同事们转动的头几个简单的镜头(乔·科林斯看上去很担忧,弗雷德·霍尔姆斯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开心),接着镜头切换到沃尔特的角度,看到他的秘书玛丽那平凡、毫无疑心的脸,她手里拿着一叠他交待要打印的东西,正站在他办公桌前等他。

“我希望你能满意,亨德森先生。”

沃尔特接过来,扔到桌上。“别管它了,玛丽,”他说。“听着,接下来你还是歇着吧,明天早上去找人事经理。他们会给你安排份新工作的。我刚被解雇了。”

她听后脸上展露出一丝略带疑惑的笑——她以为他在开玩笑——但她马上脸色发白,有点哆嗦。她还很年轻,人也不太机灵;秘书学校里可从没人教过她,老板也可能被解雇。“为什么,这太可怕了。亨德森先生。我——呃,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噢,我不知道,”他说。“有许多小理由,我猜。”他在不停地打开、合上抽屉,清理他的东西。没有多少东西:一沓从前的私人信件、一枝干了的自来水笔、一个没有打火石的打火机、半块包着的巧克力。她在边上看着他将这些物品一一清点出来,装在口袋里,他意识到这些物品让她十分伤感,他觉得要保持尊严,便挺直腰,转身从衣帽架上取下帽子戴上。

“对你不会有影响的,玛丽,”他说。“明早他们会给你安排新工作的。好了,”他伸出手,“祝你好运。”

“谢谢你;你也是。好,那么,晚安”——说到这儿她掩着嘴吃吃地笑了,手指甲被咬得歪歪斜斜的,笑得不太肯定——“我的意思是,再见,亨德森先生。”

接下来的场景发生在自动饮水机旁。当沃尔特走近乔·科林斯身边时,科林斯清醒的双眼充满同情。

“乔,”沃尔特说。“我走了。被开掉了。”

“不!”但科林斯震惊的表情只不过是一种友善的表示;它不可能是出于吃惊。“天啊,沃尔特,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

弗雷德·霍尔姆斯插话说,语调十分低沉遗憾,显然这个消息让他很满意:“呀,伙计,真他妈不像话。”

他们一路跟着沃尔特到了电梯口,他按了“下行”键;人们突然从各个角落冲向他,他们的脸因惋惜而拘谨,一双双手都伸出来。

“太遗憾了,沃尔特……”

“好运,伙计……”

“保持联系,好吗,沃尔特?……”

点头、微笑、握手,沃尔特不停地说“谢谢”、“再见”还有“我当然会的”;这时红灯亮了,随着叮的一声电梯到了!接下来几秒钟之内,电梯门缓缓地滑开,操作员的声音在说:“下行的!”他退进电梯里,微笑定格在脸上,朝那些热情的、表情丰富的脸轻松地招了招手,这个场景最后以电梯门缓缓合上、关紧而告终,电梯在沉默里一路下行。

电梯下来时,他和一位脸色红润、目光明亮、心情甚佳的男子并排站着;直到他走到大街上,飞快地走着,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多么享受。

这个想法让他吃惊,脚步也慢下来,他在一幢大楼前停下,站了大半分钟。头皮在帽子下阵阵发痒,手指开始摸索着领结和大衣的钮扣。他好像为自己做了什么隐晦可耻的勾当而惊诧万分,从没这般无助,这般害怕过。

于是他又猛然做出一连串举动,理理帽子,动动下巴,在人行道上跺着两脚,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像忙于工作,火急火燎的样子。如果大下午的,有人企图在列克星敦大道中央对自己来番心理剖析,那他简直疯了。现在唯一可做的是马上让自己忙碌起来,开始找工作。

他又停下来,四处看看,发现唯一的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他现在站在四十街上段的一个拐角上,路边的花店和不断驶过的出租车使这里显得十分明快,来往行人衣着光鲜,英姿焕发,走在春光明媚的大街上。首先他需要一部电话,于是他冲到街对面,走进一家杂货店,在香皂、香水、调味番茄汁和火腿的混合气味里穿行,来到后面靠墙的一排电话亭边;掏出地址簿,找到记有几家职业中介电话号码的那一页,他已在那几家中介那里填过登记表;接着他准备好零钱,把自己关在电话亭里了。

但是所有中介说的话都一样:眼下没有适合他专业的工作机会;没有他们的电话通知,就是去他们公司也没用。当他打完一圈电话,他又到处摸索地址簿,想找一个熟人的电话号码,那人一个月前跟他说过,他们公司可能很快就会有个职位空出来。可是小本本不在他的内口袋里;他又伸手到大衣的另一个口袋里、裤子口袋里找,手肘撞在电话亭的墙上生疼,但找到的只有那沓旧信件和他办公桌里的那块巧克力。他嘴里咒骂着,把巧克力扔到地上,仿佛它是烟蒂,还蹭上几脚。就这样他在闷热的电话亭里折腾得呼吸急促起来。就在他有点头晕时,突然看见地址簿就在他前面,在投币箱顶上,是自己搁在那里的。他一只手哆嗦着拨着号码,另一只手扯开衣领,脖子上早已汗津津了,等他张口说话时,声音听上去已像个虚弱而焦急的乞丐。

“杰克,”他说。“我想问问——只是问问而已,你前阵子说过的那个职位空出来了吗?”

“什么空出来?”

“职位。你知道。你说你们公司可能会有个工作——”

“噢,那个呀。没有,没什么消息,沃尔特。如果有,我会跟你联系的。”

“好吧,杰克。”他推开电话亭的折门,靠在压花锡墙上,对着迎面而来的一股冰凉的新鲜空气,大口喘气。“我以为你可能忘了这事,”他说。现在声音几乎正常了,“抱歉打扰你了。”

“见鬼,没什么,”电话那头传来热情的声音。“你怎么啦,伙计?是不是你那儿有什么麻烦?”

“噢,没有,”沃尔特发现自己在这样说,他马上为此高兴起来。他几乎从没撒过谎,现在吃惊地发现原来撒谎竟这样简单。他的声音听上去有几分自信了。“没什么。我在这里很好,杰克。我只是不想——你知道,我以为你可能忘了,仅此而已。家里还好吧?”

电话打完后,他觉得除了回家无事可干,但还是在敞开着门的电话亭里坐了好一会儿,脚直伸到杂货店的地面上去了,直到他脸上浮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狡诈的微笑,这微笑渐渐消失,脸上又恢复了正常表情。刚才那么容易地说谎让他有了个主意,他想来想去,这主意就慢慢变成了一个意味深长、颇具革命性的决定了。

他不告诉妻子这件事。运气好的话,这个月他可能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同时,这可是他生平第一次自己独个儿承受困难。今晚,当她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他要说“啊,还好”,他甚至会说“不错”。早上他要在平时那个时候出门,在外面呆上一整天,找到工作前他要一直这样。

他想起“打起精神,振作起来”这几个词,在电话亭里,他振作起来,收拾好硬币,理直领带,走到外面的大街上,这神情远不止于一种决心:这还是种高贵的姿态。

在按时回家前还有几个小时要打发,他发现自己正沿着四十二大街往西走时,决定去公共图书馆消磨这几个小时。他神气活现地爬上宽宽的石头台阶,一会儿就置身于阅览室,开始翻阅起去年《生活》杂志的合订本了,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他的计划,扩充它,让它更完美。

他显然知道,日复一日的欺骗可不容易,这需要罪犯般保持持续的警惕与狡诈。但不正因为计划如此困难才显出这样做的价值么?最后,当一切结束后,他会告诉妻子。这可是对每分钟严酷考验的回报。他知道在他告诉她时,她会怎样看着他——开始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然后,慢慢地,她眼中会逐渐浮现出多年没有过的一丝尊敬。

“你是说这么久你一直独自承受着这一切?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沃尔特?”

“噢,”他会很随意地说,甚至会耸耸肩,“我觉得没必要让你操心。”

到时间该离开图书馆了,他在出口处晃荡了一会,深深吸了口烟,看着下面五点钟的交通和人群。这个场景让他产生了别样的怀旧之情。因为就是在这里,五年前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和妻子在这里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你能在图书馆最上头的台阶上等我吗?”那天早上她在电话里问他,直到好几个月后,他们结了婚,他才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约会地点。当他问起时,她朝他笑了。“去那里当然不太方便——可正因为不方便,我才选的那里。我想站那里,摆个姿势,像城堡里的公主那样,让你爬上那么多级可爱的台阶,来带我走。”

情况确实是那样。那天他提早十分钟从办公室开溜,急冲冲赶到中央火车站,在昏暗的地下更衣室里梳洗一番,还刮了胡子;那个年老矮胖、行动迟缓的服务员接过他的衣服,熨烫时,他直等得不耐烦。接着,给了那服务员一笔不菲的、自己平时难以承受的小费后,他冲出去,上到四十二街。当他大步经过鞋店和奶品店时,紧张得喘不上气,他一阵风似的在慢得无法忍受的人群中穿梭,他们可不知道他的任务有多紧急。他害怕迟到,甚至还有点担心这是她耍的花招,她根本不会在那里等他。但当他走到第五大道,远远就看到她站在上面,一个人,站在图书馆台阶的最上头,穿着件时髦的黑色大衣——身段苗条、黑色头发光彩夺目。

于是他放慢脚步,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故作悠闲地穿过大街,步履像运动员般轻松随意,没人想得到他几小时前还那样着急;也没人想得到为了这一刻,连日来他花了多少时间进行战略战术筹划。

他确定她看得到他走过来时,他抬起头来看她,她笑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看见她那样笑,但这肯定是她第一次特意为他这样笑。一股快乐的暖流涌上他心头。现在他已不记得他们见面打招呼时说了些什么,但他记得很清楚他们还行,一开始就很好——她那闪亮的大眼睛望着他,正是他想要的那样。他说的那些话,不管是什么,都给她留下机智幽默的印象;而她说的话,或她说话的声音,让他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强壮,肩膀比以前要宽阔得多。当他们一起转身,走下台阶时,他紧挽着她的胳膊,领着她,每走一步,他感觉到手指后她胸脯在轻轻起伏。夜晚来了,夜色在他们脚下铺开,在等着他们,它长得不可思议,浓得不可思议,昭示着他们的美好前途。

现在,他一个人走下台阶,发现回顾过去这次完胜使他勇气大增。那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拒绝了失败的可能性,赢了。他穿过大道,沿着四十二街缓缓的斜坡往回走时,其他的回忆也涌出来:那天晚上他们走的也是这条路,走到巴尔的摩去喝点东西,他还记得在鸡尾酒吧里她坐在圆沙发椅上,酒吧里半明半暗,她靠着他,当他帮她脱大衣袖子时,她身子向前扭动,然后往后一靠,长发甩向脑后,她举起酒杯,搁到唇边,同时向他飞了一个媚眼。过了一会,她说:“噢,我们去河边走走吧——我喜欢一天当中这个时候的河边。”他们离开酒吧,往河边走去。现在他也朝那边走,走过叮叮当当的第三大道,朝都铎城走去——这段路一个人走起来好像长得多——直到他站在小栏杆边,俯看着东河大道,那里车流如织,灰色的河水在它旁边缓缓地流着。当时,正是在这里,皇后区灰暗的天幕下有艘拖船在某处轰鸣,他一把拉过她来,第一次吻了她。现在,他转过身,俨然是个焕然一新的男人,他动身回家。

走到家门口,迎面扑鼻而来的便是芽甘蓝的味道。孩子们还在厨房里吃晚餐:他从盘子的叮当声里分辨出他们大声的吞咽声,还有妻子哄他们吃饭的声音,话语里透着疲劳。他关上门,听到她在说,“爸爸回来了,”孩子们开始叫着,“爸爸!爸爸!”

他小心地取下帽子,放在门厅的壁柜里,刚转身,她就从厨房走出来,在围裙上擦干手,疲惫地笑着。“第一次准时回家,”她说。“我以为你今晚又要加班。”

“不,”他说。“我今晚不用加班。”他听着自己的说话声,古怪又陌生,在他耳朵里放大了好几倍,好像在一间回声室里说话。

“不过你看上去确实很累,沃尔特。好像精疲力竭似的。”

“走路回家的,就这样。可能是我还不太习惯。都还好吧?”

“噢,还好。”可她自己看上去也累得够呛。

他们一起走进厨房,他立刻觉得被厨房的湿润明亮给包围住,陷于这湿润明亮之中。他的眼睛忧郁地扫过牛奶纸盒、蛋黄酱罐、汤盆和麦片盒,窗沿上桃子摆成一排,还没熟,两个孩子柔弱娇嫩,叽叽喳喳说着话,小脸蛋上沾着点土豆泥。

进到卫生间,情况好多了。他在卫生间里呆了好久,远远超出洗手准备吃饭所需的时间。在这里至少他可以自己再单独呆上一会,他往脸上浇了点冷水让自己振作一点;唯一的干扰是妻子对大儿子不耐烦地提高了嗓门:“好了,安德鲁·亨德森。今晚你不把蛋奶糕吃完,你就没有故事听。”不多久,传来拖椅子、码盘子的声音,孩子们吃完晚饭了。又是一阵踢踢踏踏的鞋子声和摔门声,他们给放回自己房间,洗澡前要在那里玩上一小时。

沃尔特仔细擦干双手;走回起居室的沙发处,拿了本杂志窝在沙发里,他缓慢深长地吸了几口气,自己控制得还不错。没多久,她走进来,围裙已取下,补了唇膏,还带着一只装满冰块的鸡尾酒大杯。“哎,”她叹了口气说。“谢天谢地,总算忙完了。现在可以安静会了。”

“我要喝点酒,亲爱的,”他说着,一跃而起。他希望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正常,但还是像在回音室里一样嗡鸣着。

“不行,”她命令道。“你该好好坐着,让我来伺候你。你回家时看起来那么累。今天过得怎么样,沃尔特?”

“噢,还行吧,”他说,又坐了下来。“挺好的。”他看着她量好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分量,把它们倒进鸡尾酒杯里,搅动起来,手法简洁利落,然后摆好托盘,端着它从房间那头走过来。

“给,”她紧挨着他坐下来,说。“能劳你大驾吗,亲爱的?”他往冰冷的杯子里倒好酒,她举起手中酒杯,说,“噢,太好了,干杯。”这种明快的鸡尾酒情调是她精心设计的,他知道。在带孩子们吃晚饭时,她的严母形象也是如此;大清早她快速扫荡超市,那轻快实用的效率也是如此;今天晚些时候,她倒在他怀里时的温柔也是如此。她生活中许多种情绪都在小心有序地转换,或者可以说,这本来就是她的生活。她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有偶尔这样近距离地看着她的脸,他才能看到为此她付出了多少。

酒开始起作用了。他呷了一小口冰凉的酒,开始很苦,但让他平静下来,手里的杯子看上去深得让人安心。他又抿了一两口,才敢再看她,她的目光鼓舞人心。她的微笑里几乎没有一丝紧张情绪,不久他们就像一对快乐的情侣放松地聊起来了。

“噢,这样坐下来,完全放松,多美啊!”她把头埋到沙发靠枕里说。“星期五的晚上多么可爱啊!”

“当然,”他说,但是立即低头饮酒来掩饰自己的惊慌。星期五晚上!这意味着还要过两天他才能出去找工作——两天软禁于家中,在公园里骑三轮童车,吃冰棍,根本没指望摆脱他的秘密。“真好笑,”他说,“我差点忘了今天是星期五。”

“噢,你怎么能忘掉?”她极为享受地缩进沙发里。“我天天都盼望着这一天。再给我倒一点,亲爱的,我又得干活去了。”

他又给她倒了一点,给自己倒了一大杯。他的手直哆嗦,洒出来几滴,但她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也没意识到他的回答越来越干巴巴,只剩她在自说自话。她回去干活了,往烤肉上抹油,给孩子们洗澡,收拾房间准备睡觉,沃尔特坐在那里,杜松子酒的沉醉让他的思维不知不觉地陷入混乱。只有一个想法执意浮现出来,只有一个自我忠告,像他一口接一口喝着的酒一样冰凉清冽:挺住。无论她说什么,无论今晚或明天或后天发生什么,一定要挺住。挺住。

但是随着孩子们洗澡时泼水的声音飘进房间,挺住越来越不容易;到他们给领进房来说晚安时挺住更为艰难。孩子们手里抱着泰迪熊,穿着干净的睡衣,小脸亮光光的,一股香皂的清香味,看到这一切之后简直不可能再在沙发上坐得住。他跳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听着隔壁房间里,妻子在绘声绘色地念着睡前故事,声音清晰:“你可以从田野里走,也可以走小路,但千万不要走进麦克格里高先生的花园……”

她将身后孩子房间的门关上后,又走进来,看见他站在窗边,像一尊悲哀的雕像,望着下面黑漆漆的院子。“怎么啦,沃尔特?”

他转身过来,咧开嘴假笑一下。“没什么,”声音还是像从回音室里传出来的,电影摄影机又开始滚动了,先是他紧张的脸部特写镜头,接着切换到她这边,观察她的行动,她站在咖啡桌旁不确定地徘徊着。

“嗯,”她说。“我打算先抽支烟,再端菜上桌。”她又坐下来——这次没有往后靠,也没有笑,这是她忙碌、端菜上桌时的表情。“沃尔特,你有火柴吗?”

“有。”他走过来,在口袋里掏了半天,好似给她他珍藏了一天的东西。

“天啊,”她说。“看看这些火柴。它们怎么啦?”

“火柴?”他盯着那一团糊里巴拉、揉成一团的纸板火柴,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肯定是把它们撕了什么的,”他说。“紧张时的习惯。”

“谢谢,”她接过他颤抖的手递过来的火,然后她睁大眼睛、严肃地盯着他。“沃尔特,出什么事了,是吗?”

“当然没有。怎么会有什么——”

“说实话。是工作上的吗?是不是——你上周担心的?我是说,今天出了什么事会让你觉得他们可能——克罗威尔说什么了吗?告诉我。”她脸上的细纹似乎更深了。她看上去那么严肃,有魄力,突然老了许多,甚至也不再美丽——一个惯于处理紧急事件,随时准备承担责任的女人。

他朝房间里一把舒服的椅子走过去,背影明确宣告失败即将到来。他在地毯边停下脚步,看似直挺挺的,一个受伤的男人正努力撑着;然后他转过身,面朝她,给她一丝忧郁的笑容。

“嗯,亲爱的——”他开口道。他的右手伸出来,摸着衬衣中间的钮扣,好像要解开它,接着长叹一声,向后颓然倒进椅子里,一只脚耷拉在地毯上,另一只脚蜷在身下。这是他一天中做过的最体面的事。“他们找我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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