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乔治三世时的经济生活_英国史(特里维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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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乔治三世时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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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乔治三世，1760—1820。

工业革命

在英吉利始于乔治三世，而自后且扩及于人类世界之全体（虽则程度有差）的工业革命及其对于生活状态所引起的变化实为史家所难于着手的一笔。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及社会的变迁固然也是有进无已，但它的进行好比一缓缓流动的河流；到了瓦特及斯蒂芬孙（watt，stephenson）时，则它好比堤水闸旁边之水，滔滔下泻，令观者深感不宁。而且它不但流动奇速，它也永不于底下积成水池而回复其固有的缓缓不急的流动。它至今仍是瀑布。法兰西革命固然也是剧变，但经十余年而即达止境，但工业革命则可再继续数百年之久而不止，创造新的经济及社会生活以替代旧的，更创造更新的以替代新的，如是层层出新，永无止境，而史家亦永不能说：“这个或这个是近代英吉利的常态。”今以交通为例。在百六十年之内四种不同的文明——骑乘用路，运河及大车路，铁路，及汽车路——已新阵代谢而为我人移动的方法。

经济史之难求翔实

因为缺乏统计的及经济的材料，故早日的史家转易于作史，不过他的范围不能不狭小，而他的推论也不尽可靠。蓝皮书（blue-books）[1]的时期始于19世纪。大不列颠的首次户口调查在1801年。我们的经济材料到了工业革命首期的中年时始属可靠，所以乔治三世末数年以前大多数英人的物质状况我们实少估量的资料。经济史家所给予我们一幅科柏特时英吉利的图画，自许多重要的方面看起来，固十分不能悦目；但它为英吉利社会史的电影中的首次“特写，”所以任何早一时期的一幅准确而合乎实情的图画之是否能不会像那幅图画那样的触动今代人的情感，我们殊不能说定。以诚实为怀之人决不肯以近似武断的语调来答复这问题。

自然，你尽可置农村生活于都市生活之上，而痛惜于农夫及匠工之大都已为修补机器之匠所填补；然你如反过来而称美都市生活也同样的可以言之成理。我们固应一致伤叹机制物品之失却形体的美观及外表的多样，一致伤叹风景之被工业主义所损坏，而昔日贫富都可赏鉴的最纯粹的赏美快感之不复存；但如没有近代的机器，则不特4200万的众庶不能生存于1921年的不列颠而仍得享受其舒适的物质生活，即千四百万生活标准在我们今世视为极低的人民亦将无法生存于1821年。

户口的增加

附带于机械的革命，及经济组织的改变，而生的种种变化中要以大不列颠人口在乔治三世一朝约自750万至1400万余的激增为最惹眼目。但人口的增加和当时工农革命间的准确关系，无论孰为因果，却不易答复。某几种的解释在前时曾得公认，但到了今日又发生疑问。我们务须记得在同一时期内塞尔特爱尔兰的人口也有异乎寻常的增加，然而在塞尔特的爱尔兰工业革命固尚未发生。如以人口的激增归功于“斯聘纳兰”按儿童数目以地方税补助工资的制度亦不妥当，第一因为那个制度于1795年始行开始，于好些年以后始充分有效，第二因为它从不推行于苏格兰，爱尔兰或北英，然而那些地方的人口，其增加之速丝毫不下于英吉利中南两部“斯聘纳兰”诸郡的人口。而且自1790年以后，生产率稍有减少；户口的继续增加乃赖于死亡率的锐减。

1760年以后人口空前的激增由于早婚及较高的生产率者少——虽则这两者在1790年以前也尝有相当的影响——而由于增高的生活标准及因医学及医术的进步而获保全的生命者多。制造品之因有新的机械发明而较前便宜实为生活标准提高之一部分的理由。至于医学医术的进步则成绩更著。疫疠之不再光临于它向日所特别照顾的我岛；血斑病及天花之先后克制；因田土泄水而寒热疟疾之减少；清洁习惯的进步及廉价棉衣的服用；伦敦及别地公共卫生之比前进步，虽然豪厄德[2]的时期在今人看起来仍是十分不讲卫生；尤甚于一切者，医院的增多及改善和产妇婴儿之得受较佳的医药，及产蓐病，惊风，软症及别种婴儿病之因而减少：凡此种种俱为18世纪及19世纪初年的特彩。[3]

也许在20世纪将至以前，历代的生产糙率向少变更，而人口在近代的增加乃由于社会之善自保生；这不是不可能的。在乔治三世的末年法兰西的死亡率高于英吉利者有百分之二十之多。英吉利在18世纪后期时尽多瑕疵，但那时也为科学，清洁，及人道大有改进的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史家，如马可雷（macaulay）等，之深以民族的社会生活及舒适之能继续不断的进步为荣，终亦不见得会比近人工业革命随带产生较苛刻的生活状态之见解离全部分的真相更远；两者盖各有一部分的真实，然而都不能代表全部分的真相。生死统计本不是惟一的考虑根据，然而就它而论，则它对于旧派人比较乐观的见解并没有什么不利。[4]

集市

这幅插图描绘的是英国林肯郡劳斯的一个热闹集市。它创作于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正在撰写有关人口增长著述的年代。

运河及煤炭

但是，这些及其他在今尚未明了的原故即可以引起历史上空前的人口增加，而所增加的数百万人口决不能在我岛，甚或在殖民地中，维持他们的生存，如果没有新时代的农业及工业改革的话。如果旧的经济制度在1760以后仍继续不变，我们诚恐连已有的700万居民也不易继续享着他们向日的舒适。不列颠林木的用罄已在产生一种燃料荒，而令许多人家无力生炉，并驱冶铁业远适美洲及斯干条那维亚未经开辟的森林地。那时的不列颠幸得运河来解救困难。藉了运河的深入，南英内地的家庭火炉及黑国（black country）[5]一带的熔铁炉灶皆得了煤炭的供给。

罗马时代[6]而后运输上的首次大改良替工业革命也开了一条必需之路。自乔治三世初年起，一个运河网渐渐的伸张到各处，于是伦敦藉它沿海的地位及自海运来的煤炭而得坐享的种种利益，别地亦得同享。最后，运河且遍及于全岛，但股息超过一分的运河几尽在北部及米德兰的矿业工业区域，或则为衔接泰晤士流域的诸运河。因为所谓“内地航行”（“inland navigation”）[7]之制宛如近代航海的商舰，它也得藉运煤以发财。铁道在其初起之时，其用处亦在助煤炭的流通，故其敷设每以衔接运河或补助运河之不及为准则。但在斯蒂芬孙·乔治的早年，有识者早已能料到运河在英吉利之不会长命。

运输

该画展示了1831年间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火车正在运载着牛、羊、猪驶过英国北部地区的情景。

马路及马

因为同样的理由，平坦坚硬的马卡丹路（即碎石路）之光荣是短命的，而自伦敦大客店的院中开往巴斯，或和力赫德（holyhead），或约克，或格勒那·格麟（gretna green），或奔驶于窝尔忒爵士的苏格兰大道，每小时疾驶12哩的得尔·呼（tally-ho）[8]驿车和不可一世的御者亦不长久。碎石路和当时的运河也同属资本主义家集资合办的公司，故旅客也须逢卡缴纳路捐，以充股东的利润。但筑路运动也深得邮政部之助，邮政机关盖为各部中之首能对于政府向公众所负的义务作近代的见解者。英吉利马路上愉乐及疾速的生活到了拿破仑之战时始臻至善之境，但20年而后铁路的倡用又明示它的末日不远。那时马也得到了万众热烈的崇拜，何恩卡斯尔赛会（homcastle fair）则为它的麦加（mecca），而猎狐者，御驿车者，及赛马时的骑手则为新宗教的教士。国民为这最高贵的畜生所倾靡的时期固不甚长，却是十二分的英吉利。后世至今仍有惓惓于那时代而视为“嬉乐的英吉利”之最末一世者，这种人盖已忘了那时也为彼得庐的时期，而工业革命的流弊方在最严重之时。

纱厂的渐兴

我们于考察过去的社会状况时，诚不易将花样繁杂，而于同时存在着于复杂的民俗生活中之新事旧事——记在心里。我们有时以工厂制度为乔治三世末数年主要的特点，但它虽是新的特点，虽有伟大的将来，然除了一二区不计外，它尚未有胜过其他一切的发展。郎卡邑的棉布业固已一跃而起，首有利用盆宁斯河水力而起的小规模“磨坊”，[9]继有下流平地中规模较大而机械较全的纱厂；利物浦因为由美来的原料由此入口，而行销海外的制造品由此出口，因得为新工业的海港之故，亦有同样的发展；然在彼得庐惨案的那一年，英吉利的人家之有人参加棉业者尚不到二十分之一。农业犹为最大的职业，而建筑业及家庭服役次之；织毛的工作犹尚未完全属于工厂，虽则纺织机已将农民中许多勤劳妇孺的农舍工作破坏；犹为国中最大行艺的裁缝业及制鞋业也属于家庭工业而和工厂无关；而业赛马，御马，养马，贩马等等之人其数也必可观。

工业革命不是一个事变，而是一种进程。威灵吞时代特有的而且有力的不列颠乃是新旧生活状态混合的结果。19世纪逐渐前进时，为数较巨的人夫始逐渐为机械服务，为大企业驰驱，而工厂之制亦年有扩张，而家庭及户外的职业则逐年减少。幸而在工厂成为代表的工作场所时，它的最坏的弊病也在以次改正；自1833年而后国家视察及规制之权愈增加，则工厂的情形亦愈改良，且能令在家庭中工作的旧式工人欣羡不置。

纺织厂

约克郡的设菲尔德区钢铁生产基地

冶铁及机器师

乔治三世时最大的，比郎卡邑纱布业更大的，发展要推于米德兰西部各邑造成黑国之化炼铁矿的革命。在四十年之中铁在不列颠的产量增加有十倍之多。黑国为这个新发展，及日益依赖煤铁而生存的各种五金器，磁器等等的工业之主要场所。全岛各处新的企业如蜂起，如潮涌，而又各得力于瓦德·詹姆斯的蒸汽机之助力。一种新的行业——近代的机师——亦随铁及机械而产生。伟大的经济变动对于工厂中的童工及煤矿中的男妇童幼也许尚没有多少的好处，但却创生了一个薪资甚优，教育颇高，而为数极众的工程界，而他们的专门知识亦深为散处全岛各工业的雇主们所无任钦佩，所乐于就教。泰因河畔的斯蒂芬孙大族盖即属于这个依工资为生的阶级。那位火车头的发明家出身本极贫贱，于17岁时始知识字读书，故绝无“布尔乔亚”的色彩可言。将临时代的格言为“自助”或“机会自由”，而它的德泽也并不为“布尔乔亚”或中等阶级所专利。新时代的成年教育盖以在“机师的学院”[10]所习者为起点。

北部的发达

自盎格鲁·萨克森时期而后，英吉利西北半壁，即古代的麦细亚及诺森伯利亚，之能和南部东部的五谷地及伦敦和其附庸各郡，重要相比拟者，今尚为首次。[11]到了机器时代时，即东盎格利亚，索美塞特及科次窝尔山地一带旧有的纺织业亦不能当北部谷地有力的竞争。向为边境流寇，封建家人，及牧人所先后为家的泽地今则成为近代式的财富及专门智识之中心。这个地理上均势的移动将为下一时期中要求改革政治及重行分配国会议席的主要原因。但当拿破仑战正酣之时及战事结束后的十多年内，新兴的阶级方专注于财富的积聚，故未尝认真地反抗华族之垄断政治社会，及摈斥他们之参加。集中于新的工业区域内的无产阶级虽为穷困所迫而趋附于科柏特及韩德（hunt）所领导的激烈激动，但在他们未得中等阶级的赞助，或没有他们自己合法的职工会组织以前，压服他们也是不难的。

厂工及矿工状况的恶劣

历乔治三世一朝动力既愈趋愈大，男妇亦愈向克来德河畔（clydeside），北部煤区，郎卡邑，黑国，南威尔士，伦敦等等的工业区以及人们可以得到开河造路的“航行”工作的任何其他地方集中。在这些工业区的四邻本来十分微小的农作工资亦得增高若干，而非别无它种雇役可与竞争的远乡可比。然而新的工业的无产阶级之状况仍是十分恶劣，而且拿破仑之战又引起了剧烈的经济起伏，以致物价，工资，及雇役俱流动无定，而他们的状况更恶劣难堪。

1848年某工厂内殴打童工的画面

新经济制度第一期中的弊恶固极严重，然它们只是旧弊的集中增厉，而不是新生的弊恶。煤矿本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矿工的居住，工资，及工作时间亦素向是可骇的恶劣刻薄，预防意外之法既绝无仅有，而遇有意外发生时亦无多少的调查。[12]在1815年以前，达剌谟及诺森伯兰的矿中向无调查死案的习惯。在苏格兰，则快到18世纪收束时，矿工仍是卖身的工奴，尽管这种情形极难令人置信！即在英吉利，妇孺也于黑暗潮湿的矿穴中工作如牛马，其状况亦有不堪以言语形容者。工业革命骤把开矿的人口大大增加，而他们的状况却没有先为改良，所以开一新纪元的《矿业报告书》中所述的虐待情形深能使较前重视人道，较前富于求知心的一世感受不安。赤贫的儿童前时在布郎立格太太及克莱姆斯·彼得家[13]长似的爱护督责之下，所受待遇当然不至过于严峻，但在新时代则他们的雇主可为一个坚苦备尝的北方工人而借资设立纱厂者，他自然只知叫他们拼命工作，而不会有良心的谴责。有父母待养的儿童之“自由工作”[14]亦正在自家庭趋于工厂；在大多的情形——虽则未必是所有的情形——之下，这种改变，在1833年有了工厂检查以前，自然也只能由恶变成更恶。这时期中穷人的困苦如和前世的穷人比起来究作若何的比例，我们因对于前世无确切的事实之故，不易估计。但此时好多穷人之绝对的不堪则是毫无疑义的。

人民的移动

趋向工业区域的移民实代表大不列颠自1760年以后居民的继续增加所产生出来的人口过剩。他们成为新的工业世界的人力，他们纵须“为面包而垂首鞠躬”，他们仍乐于逃出只有坐饿待毙之农村的英吉利，苏格兰，威尔士及爱尔兰。至少自斯图亚特时以来，爱尔兰人的入移久为伦敦生活及英苏收获时的一种特色，但它在汉诺威时它更成为显著的行动。中欧及东欧的犹太人亦开始作大规模的入侵，所以到了18世纪的终局伦敦已有二万之多，且大多均属极穷者。幸而在19世纪时美洲吸引这两种种族之力更大，不然英吉利群社中犹太人及爱尔兰人的混合必将更甚于现有的混合。爱尔兰人的生活及工资标准本极低下，故他们之来有促成贫民区之功。他们在伦敦所居的地窖至少和他们弃在昆涅马洛（connemara）的茅舍有同样的御风避雨的功用，而面包及牛乳饼总比番薯为高一等的食品。半因他们有降低英吉利工人本就十分可怜的工资之倾向，故攻击他们的暴动常发生于伦敦及农作手中。大不列颠民众在戈登·乔治贵族之时及后此好几十年中之所以对于罗马公教徒有深烈的恶感者，工农对于爱尔兰劳动者的仇视盖即为原因之一。

乡村工业的衰灭

工业中心人口的增加和被雇的机会既然同时并进，可见英吉利人之自农村区域入移为无可置疑之事。但乡村本身的经济同时亦在生极大的变化，而乡人向城市出移的步伐亦多方受着影响。此时的变化有两层：一为机械及组织发生革命后，工业自乡村向都市区域的移徙；二为公共田地及公开田地之被圈围起来以多种五谷。这两种运动联合起来便革了英吉利农村生活之命，但两者间却没有因果的关系存在。

工业革命引入机械，因此更助成了工业之集中于工厂及都市区域，而两类的乡村工业亦遂渐渐的为革命所革除。第一，农家的妇孺再无从从事于纺织及其他的农事以外的副业；第二，村民向日全时经营的职业，例如造钟，织篮，造车轿，制革，磨谷及酿酒，制鞍，制鞋，裁缝，及织布的民族大工业等等亦不能维持下去。这些工艺中有几种专为供给乡村自己的需要，有些本可供给全国及世界的市场。但自乔治三世即位起的170年间，不列颠的工业几已悉数搬到城市之中。

工业及手艺的迁移使乡村重又只有农业，有如《土地调查书》的时代。农村的眼光重又狭窄起来，村民的知识及独立性重又低减。近年的学校教育固然给了他以单方面的补救，但在百年以前英吉利的乡村尚无像样的学校。工徒制度及技艺在旧日本为有力的教育势力，但今则渐在消灭。它们所赖以生活的工业既离乡村而它适，许多本可自立的家庭也不能不如窝次卫斯（wordsworth）“可怜的苏省”[15]溪旁的农舍，

她举世惟一喜欢的住宅，

而掩没于近代城市毫无异致的街道中。其留居乡下而受农夫之雇以作田事者则因家中别无副业之故，再不能坚求工资的提高，也不能另有所获以补充他们所得的工资。19世纪乡村生活的单调多半由工业之移往都市区域，而这移徙在英国终且比在欧洲任何一国尤为彻底。

圈围的必要

乔治三世去世时工业之离乡村它徙仅成功了一半，而土地的圈围则比较将近于完成。国会以个别法圈围公田及公共荒地的时期约和乔治三世一朝相适合，虽则在两端不无前后出入的余地。

中古早期公田耕种制度[16]之至今犹存于米德兰及东盎格利亚产谷最盛的区域实为不能再予容忍的反常状态。圈围可以增加生产，最后并可繁殖人口的好处在推铎尔及斯图亚特时已在好多的区域中充分表现[17]。到了老庇特时岛上人口开始骤增之时，五谷生产的增加成为国民最急切的需要。我们须知在拿破仑战以前俄罗斯或任何其他海外的国家仍不能大规模的供给不列颠以五谷，所以我岛如不能自给，则必至饿死。

所以在乔治三世一朝米德兰及东盎格利亚，及北英和苏格兰田势的大部都变为棋盘的式样，无数以篱笆或石墙“圈围”起来的田地犹如棋盘的格眼。当时的式样已和今日无大异。岛的极东南部及西方好多群邑则在早几世纪即已成为棋盘式的田势。[18]

圈围的善果

乔治三世时的趸当圈围，犹之推铎尔及斯图亚特时零星圈围，给农夫以整块的业田，而使之得有改良农业的可能。改良的机会也并不错过。18世纪为“改良地主”的时代，他们既肯投资于田地，复肯研究，实习，并推广科学的农业及畜牧之智识。马而外，牛羊在这个“改良的世纪”的英吉利亦臻于最完善之境。举凡在公田制度下尽是不可能的人工草，根产物，及种植五谷的正当方法今成为一般英吉利农夫的常习，而不复是他们中偶有的成绩。新农业的预言家为杨格·亚搜尔，而它的代表角色则为“诺福克的科克”（“coke of norfolk”）。科克为一忠实的辉格党员，而乔治三世的仇人。自美洲革命以迄比耳做首相的60年内，他为有名之和尔坎（holkham）的主人；（他把一片多沙的兔囿改成为模范的田庄，而不列颠及欧洲各处的农业家都来此参观）。他的租税自2000增至2万镑，他成了巨富，而同时又得四邻的爱戴。

苏格兰当乔治三世初即位时犹为无篱无树的大地。它不像中英，它不是大村邻立的国家；它像北英，它多小村及散处的农庄，而四邻尽是荒野。苏格兰地主的权力极大，佃户往往只有一年的租期，且随时可被断租。但科学农业的精神在苏格兰更比在英吉利为有力，故地绅们常利用他们的权力来把田地圈围，而耕种采用近代的方法。长期租佃的新规则有鼓励农夫力图自立之功。苏格兰之坚实的农家屋宇，田地间的墙，以及垦植地盖皆为乔治三世初年以后之物。

农村的威尔士在此期的变化较英吉利及苏格兰为少，因为在塞尔特的山地中圈围和农业同年，而并不是本期中的特有运动。但威尔士正在养成它自己的“黑国”，沿南岸一带所开之煤可直驱于海。

圈围运动为饲养日在繁殖的人口之必要步骤。它不但增加了投资于庄产的地主之财富，即在运动中充他们主要经理人的大佃户亦大大发财。科柏特为极不满意于当时的现状者，但他亦深为乔治三世末年过舒适生活之农夫的数目所动容。这班农夫住于新而漂亮的砖屋——即常称为“滑铁卢农庄”者——中，去市场时则驾一二轮的单马车，食桌上有酒，而客室中则有钢琴可供女儿之用。然而这些都是财富，舒适及教育大有增进的象征。旧式的小“耕农”（“husbandsman”）虽久已在减少，但也尚未完全消灭。1831年的民情统计告诉我们全体业农者之中，不受雇亦不雇人的耕者和雇人的农夫及他们的雇农比较起来仍占一与六之比。即迟至1851年，大不列颠的农庄仍有兰分之二在百英亩以下。

圈围对于农村穷人的恶果

圈围固是一种必要，但圈围之地并没有能给大家以同等的利益。穷人所得的好处实太过于微小。我们已经讲过乡村工业的它迁，他们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穷困俱由于此故。但圈围的方法常失之于未能充分顾及小农夫的利益，而且政府也未尝多多想法来把他们留于田地。当年丹麦发生同样的变动时，各阶级（连极贫的也在内）的利益俱获仔细的考虑，故今日重农的丹麦得有极优良的结果。但乔治三世的英吉利和丹麦完全不同，丹麦受治于以民为贵的君主，而英吉利的统治阶级，无论为托立党人，辉格党人或“国王朋友”，于组织及同情上俱属于极端的华族。通过圈围法的国会两院按法律非相当的大地主不能获选。于邻里中作威作福的治安法官则只属于一种的阶级。英吉利大部的田地又仅为少数“伟大的有田家族”所有。在此种社会及政治的情形之下，圈围之仅依大地主阶级的意思而执行诚亦无可或免之事。他们诚然能见到增加粮食生产之急需，然而他们不能见到小田产或小业产之维持及增加对于国家亦为必要。

在把公田及公共荒地重行分给业主及农夫时，骗取小农的用意固是没有，但也没有衡平的处置。小农往往对于他在公共草地上所享的权利不能举出法律上的证明。更往往他在那里养牛养鹅，或他个人在乡村公田中耕种一二条地的合法权利只能以之换得为数极微的代价，此数供他在麦酒肆中痛饮一月或已足敷，但供他自立为资本主义的农夫或加篱于分给他的一块地皮则不足。因此他便成一个无地的劳工者。杨格·亚搜尔为圈围运动的主要布道者，但他自己也为运动的某几种结果所震骇。他于1801年时写道；“20个圈围法中，19个都对于穷人极不公道，且损害极大。”[19]

斯聘纳兰制度

农作工人自其妻儿失却昔日所营的职业后，其情况的穷困诚达极点。活命工资的强迫执行本和英吉利旧日的理论及实行毫不冲突，且庇特禁止结合的诸法既使职工会不能作合法的活动，则为公道起见，劳工者更应受着保护。但由治安法官所代表的地主阶级不欲强令农夫付给可藉以生活的工资于工人，而仅采用以地方税补助微薄工资的政策，此即柏克邑的法官于1795年在斯聘纳兰所推敲出来的政策。为维持穷人的生存起见，他们决计令纳税者共同负担，而不强迫农夫及其他的雇主负他们所应负之担。这样一来，农夫益不肯提高工资；在1834年新的《贫穷救济法》将这制度取消以前，农村的工人竟成依人为食的贫民，不知有廉耻，也不知节俭自立。自助是难以成功的，而仰给于官厅的拯济转成为维持生存的较易方法。但此恶制幸未推行于苏格兰及北英，故是地的业农工人，虽境况亦奇苦，而于道德及社会上尚不致如他们南邻的流落。

贫富的悬殊

财富在市乡间俱有极快的增加，所以富人生活及穷人生活间的反衬比昔时尤为明显而含有戏剧性。在工业社会中，新兴的中等阶级不复住在工场中，不复和他们的工徒及工友合组一个家庭；他们也起了第宅别墅以模仿绅士阶级的生活。有地的绅士阶级也在扩大他们的第宅以居冢子，扩大本牧区中的牧师馆舍以居幼子。他们也往往拆卸300年来局部添造而于今已将跌落之三角式的屋顶，而易以新帕拉第奥（neo-palladian）式华丽的“绅士府”（“gentlemans’seat”）。他们不顾人口众庶的饥饿而仍力图鸟兽之保持，于是竟有不以人命或肢体为重而于荆棘丛树中设陷阱及弹簧枪以保山鸡者，驯致庶民因偷猎而和地主起武装的交绥，而每年因犯偷猎而被定罪者数亦恒以千计。新时代的激烈主义盖即由这种贫富生活状态的悬殊中产生出来，此所以在早期汉诺威的英吉利，穷人的生活虽未必较胜于后期，而激烈主义则未之前闻。

伦敦

北部及米德兰诸邑的煤铁固然造成不致如斯图亚特时诺利支及布里斯托尔那样不能和伦敦相比的城市，伦敦固不复能如昔日之远在其他城市之上，但伦敦仍在一日千里的膨胀，而令举世为之咋舌。它的繁荣依旧如工业革命以前之基于二者；第一，它为世界商业及商货分配的中心；第二，它富于各种犹在家庭中制造的精巧手工艺。因此它仍旧能吸引两种绝不相同的移民——最粗的搬运工人来服务于船坞中及运输事业，及最精巧最有知识的工人来服务于精巧工艺。伦敦的居民中，书记，组织家，公务员及有教育之人所占的比例亦比世界任何城市的为大。

英吉利的住宅

沿伦敦四围，砖料及胶泥常不绝的经绿草地而入市。当乔治三世去世之时，伦敦差不多已和罕麦斯密，德特福德，亥给特及帕庭吞（hammersmith，deptford，highgate，paddington）户廛相接起来。伦敦和别的英吉利城市一样，它向来只往外开拓而不向上膨胀。巴黎及别的外国城市，常因不能在城堡以外造屋之故，不得不向上发展，于是中等阶级有层屋（flat）而穷人只能住杂屋[20]（tenement）。但英吉利人则从传习向住于他自己的屋宅中，无论它如何鄙陋或离工作之地如何辽远。就大体而论，英吉利的诚是最良的制度，虽则不是最廉价的制度。[21]

草率盖起的居屋也许是工业革命最严重的弊害。固然，使激增的人口人人得有住处已不是等闲的事情，固然，从严格的物质意义说起来，人类此时在新的都市区域所获的栖宿平均也不见得劣于他们或他们的父兄昔日所住破旧的农舍，但下级工人，无论在伦敦，格拉斯哥，曼彻斯忒或在矿区，举家住在地窖或一间的杂屋究不是健全之事。工资阶级的一大部分及全部的商务“书记”固有较好的住居，但即他们寓所的外表也是单调污秽得很。城市设计及装饰街道的外观为当时人意想以外之事。有出息的雇主只求他所欲雇用之人有屋可住。建筑者只想谋利。至于别的人更不曾想到这个问题。而新的英吉利竟从这种随意及忽略中产生。

放任主义及其原因

放任主义，或反对政府的干涉，固成为一种理论，但在初时则完全是实事。18世纪英吉利的整个组织和富有效能的行政不能相容。一个近代的国家盖尚处于推铎尔机械——或者我们可说，那个机械经200年后而仍遗留下来的残余部分——的治理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民对于国家或市府已有的小小管理已觉讨厌，更何敢再要求加增？直要到了1832年中央及地方的政府机械开始改良以后，舆论始稍稍改变；在此以前则根据于经验的舆论总以政府愈少动作则愈妙。在政府近年所做的事情中一为以法律来取缔职工会，二为以租税来补充工资，三为1815年的《谷法》（corn law）：此三者皆非民众所喜之事。至于城市设计，工厂视察，公共教育及卫生等等，则政治机械没有大改以前，万难希望国家或市府会想及。必须先诞生了新代的人物及新代的意见，然后有其他之可言。

英吉利18世纪的政治精神——贵族的权力，再调和以国会的监督及个人的权利——和大陆的专制主义或我们今日民主官治的主义极少相同之处。所以改革派，受了边沁，科柏特及布鲁安的灵感，而谋解决旧的政治制度和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事实两者之间应有何种关系之大问题时，他们原先的信仰以为解决之法在减少租税及国家的干涉。许多人也预料这将为国会改革的必有结果。但事实适得其反。自由主义对于政府的范围日后不但没有减削，且从而增加。但政府亦须先被改做共同意志的工具。许多服务社会机关之逐次增设，及公帑之拨用于新设的服务机关日后固成为19世纪对于社会公益的主要贡献，但这种发展无人能于1816年时有先见之明，故是年布鲁安犹在强迫政府取消所得税以当对于平民公意的一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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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按，为英国的官文书，有此而后国民的各种活动始有详尽翔实的记载。

[2] 译者按，即豪厄德·约翰，18世纪的慈善家，参看上第684页。

[3] 参看s. talbot griffith的population problems of the age of malthus，cambridge press，1926.更参看mrs. george的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1—61页。

[4] 卫生的改进在爱尔兰虽不是完全没有，但不及在英吉利远甚。爱尔兰人口的增加多半由于番薯饥荒之不发生于18世纪。1846—1847年番薯因害虫为患而发生大荒后，移民美洲之风大盛，而人口亦自800万余突降至500万以下。番薯在爱尔兰盖为维持标准极低的生活之极易方法，然一遇荒年，则人口便又不能不锐减。

[5] 译者按，即中部的冶铁区域。

[6] 见上第51—53页。

[7] 因此大帮开凿运河的工人叫做“航行者”（“navigators”或“navvies”）。

[8] 译者按，原为猎人嗾狗之声，后来御者用以呼喝驾车之马，故车转以此得名，盖形其快之意。

[9] 译者按，纱厂原文作纱磨（cotton “mill”）者盖因其原先利用水力，有类水磨之故。

[10] 译者按，指在机师处所得的经验知识，非真有学院。

[11] 见上第72页。

[12] 但当时地面上的煤积却愈在减少，矿工愈在深入，而危险愈在增加。

[13] 见上第587页，及第593页注(18)。

[14] 译者按，即别于工徒之工作之意。

[15] 译者按，出the reverie of poor susan一诗。

[16] 见上第173—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