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的诸大战

近代英吉利尝4次为防止某一强国之征服全欧而大战，又尝4次获胜；腓力及宗教查办（the inquisition）的西班牙，雄主（grand monarch）及耶稣会徒的旧制法兰西，雅各宾党及拿破仑的革命法兰西，及我们今世的德意志军国皆先后失败，而未获逞志于欧洲。这4次的大战，英吉利次次抱着两重的目标——一为欧洲均势的建立或恢复，又一为它日后经商殖民所必需之海上势力的夺得或保持。为保全欧洲及维持海权起见，英吉利又次次须防止尼德兰及莱因三角洲之落于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军及海军国之手。尼德兰之次次成为英吉利武力干涉欧事的主要战场，无论在依利萨伯时，在威廉及安时，或在乔治五世时，盖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由于它之能危及我们的海岸及我们海军之控制海峡。由于同一的理由，乔治三世时我们和革命的法兰西之战亦以1793—1794年我们在尼德兰的挫败始，而以我们在同部的滑铁卢之胜终。但在中亘的20年间，则法军有力地占领着比利时及荷兰，而不容我们的军队在那个利益斗争的神经中心插足；我们所派往的，如阿尔克麦（alkmaar）及瓦尔牵稜（walcheren）等的远征军，虽算入了尼德兰，然都是不足重轻，且又无一成功。

拿破仑之战和马尔巴罗之战的比较

拿破仑之战（the napoleonic wars）在时间上，大小上及性质上都处于马尔巴罗之战及我们今世的大战（great war）之间。它们和马尔巴罗之战间的近似尤为显然，因为那两时期所用的海陆武器十分相类，而敌人又都为法国。击破拿破仑的海陆军事行动所用战略及所处地势和击破路易十四的因此亦多相似。再者，在庇特及卡斯尔累时抗法大同盟的两大要素，为出没全欧海岸的不列颠海军及充实全欧半数国库的不列颠津贴，而在威廉及马尔巴罗时亦是如此。尝以列炮在屈拉法加打败敌人的不列颠大帆船和尝在拉·和格攻破对方的船只同一结构，而“稀薄的红色阵形”[1]及不列颠的骑军所用以制胜于滑铁卢的战术和布林亨及剌米宜的战术亦仿佛如一。此次又有一个富于天才的不列颠大将，统率了一支精而不多的不列颠陆军来在大陆诸国较盛的陆军中大显威风，决胜致果。此次不列颠的军队又出现于尼德兰及西班牙，于地中海诸岛及美洲海岸。1815年和局之于英国其有利亦一如1713年的和局：第一尼德兰仍有一个它无所用其畏惧的国家安然存在；它的殖民帝国又因而增加了不少的领地，而海上霸权不少的威望。

拿破仑之战和世界大战的比较

但拿破仑之战不仅是过去战争的重温，而且也是未来战争的演习。英人反对路易之战的争点固在在受英法间商业竞争的影响，但百年而后，商战之为战争的武器比前更为彰明且有关胜负。不列颠之封锁拿破仑所把持的欧洲及它以断英粮食为目的的《柏林》及《米兰敕令》，都为和今世不列颠之封锁中欧各国及德之潜艇政策有同一普通性质的作战行动；它们扰乱全世界的经济，而对于交战国家和合众国及其他本可中立的国家间之关系有严重的影响。

海军的掩护

由法兰西革命所发生出来的战事更含着一种近代才有的原素。法兰西的新局面，无论它的缺陷若何的大或它的罪恶若何的重，能使最微贱的法兰西农民及市民充满着公民的矜负及志士的热忱，使奇才异能之士得以出头露角，经文纬武，而无需乎裔胄，到了波那帕脱（bonaparte）的领政政治（consulate）之下，更使新国家得有一簇新的，有力的行政系统。反之大陆别国的人民之入战场则以雇兵或农奴的资格，而不居于公民军士的地位。能以民族的爱国主义，而且是较老的爱国主义，和法兰西的新精神抵抗者只有不列颠一国。但英人“征服的意志”（“will to conquor”）又不是常存的，又只能为保护海权及商业而激起；所以我们自1794年被逐于尼德兰后，我们虽不至于如别国之屈服于法，虽仍继续作战，我们的陆军却有12年的藏庇于海军之后，而不践欧陆的土地。当马伦哥（marengo）及奥斯特里齐（austerlitz）联盟两次失败时，我们除了给联盟以海军及财政的援助而外，并没有认真参加。在1808年的半岛之战（the peninsular war）以前，我们始终未以主要分子的地位来参加陆战，即到了1808年我们所出的陆军每次仍不过3万。

同盟各国的命运要等到西班牙，俄罗斯及德意志诸国的人民，因不胜法兰西的高压而发生民族观念时始入蔗境。他们初本为法人的改革所诱服，但到了后来则又反抗起来，而拿破仑之战遂亦变成自觉的各民族间之战，其性质和我们今日的大战并无大异。战祸之惨及残杀之烈则随各民族的甘愿作战与否为正比例，人民愈愿战，或也为自身而不仅为帝王而战，则惨酷亦愈甚。莫斯科及来比锡（leipzig）两大役，不啻即预示民族主义的欧洲于日后将自相残杀，而况近世的欧洲又有近代的科学及交通方法为助？

海上霸权的重要

在20年战事的大半时期中，新法兰西的民族精神及国家组织固能远驾旧局面下大陆各国奄无生气的旧式机械而上之之故，英吉利所乐于赞助以抗法国的各国联盟俱先后失败。要到了半岛之战及俄德人民俱群起抗法之时，威灵吞及卡斯尔累的伟大策略始得实施；在此以前英吉利行动之能有实效者几以海上为限。但英吉利之能维持它四海上的权力于全欧已尽成法兰西的属国之时，即已不是等闲之事。它赖有它的海权，故它的势力可直达敌人的海岸，因而它也可不承认欧洲独立取消的已成事实。不列颠民族的两大目标，海军的胜利及法兰西称霸的力拒，在纳尔逊及庇特两人而有具体的表现。两人之能通力合作实免了不列颠帝国于危亡。

庇特的战事观念

时势造英雄：纳尔逊实生于适当的时势，为己立功，为国亦立功。他素长于海事，且亦永活在海上。庇特则适相反。他是一个和平时的能臣，作战非他始愿，被时势所迫，他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负起战事的重担。他首10年贤明的内政及加拿大印度的立法[2]尝使英吉利及帝国有支持大战的充分能力；但他决未预料着，也决不会愿见，不列颠于失了美洲属地未久而后，重又卷入战争的漩涡。在1792年时他尝拒绝和反动各国联合起来共攻革命的法兰西；他在那年的首月且尝预言英国将有长期的和平，故尝削减海陆军士的人数。但法兰西之攻尼德兰使他于1793年开始时不得不战。

到了此时庇特已成为剧烈的反雅各宾党，日日害怕本国改革派之会骚动。但他从不能使柏克满意，而把战事当做十字军看待，他也绝不顾问法人所要的政体。他的目的在保全欧洲各国独立而不让法兰西来侵略，尤其不让它来并吞荷兰及奥大利尼德兰，顺便则可抢来法兰西在西印度的几个殖民地，而稍轻不列颠人民的担负。

为祸为福固不易说，然庇特缺乏柏克的想象力则是事实。他把此次的祸变看做7年之战的重临，他以为政治情形虽已改变，而大体的形势则仍一致；因此他仍袭用他父亲的成规，他拟以维持海上霸权及征服殖民地方为主要的工作，欧洲各国则只消接济以少许的军队和巨量的金钱便可望其自助。但他既没有他父亲的作战天才，而他所极须应付的法兰西又已大不相同，并且我们这边又无像大腓特烈那样一员大将。在1793年时如有人能自尼德兰直趋巴黎，则历史将整个大变，而噶诺（carnot）也将绝无改组好叛善变华族官长已逃的旧日王家军队，而使之成为新的平民劲旅之机会。但好机会任令错过，而革命则得及时把它的潜势组织起来。当时在法兰德斯奥英军队的训练领袖两俱不足以语这种出奇的步骤；如果有威灵吞，甚或穆尔·约翰爵士（sir john moore）在场，则他也许可率日后经改编而移驻西班牙的英军来克奏肤功。

西印度的战事

庇特于1793年又把不列颠可用军队的一大部分遣至西印度。他不在仿效马尔巴罗的作战计划，而在抄袭察坦姆的计划：西印度于他犹加拿大之于他父亲，他父亲征服了加拿大，他则将举西印度以赠帝国。在他的一世时英吉利的垦植者常有在蔗糖群岛致巨富者，故世人亦往往视之为比加拿大更有价值。庇特保持并征服这些岛屿时所需的巨大牺牲，虽为近代史家所严厉批评，而在当时则却被视为应当。但他对于西印度地方的战斗情形极为隔膜，初不如乃父之熟知征服加拿大及俄亥俄流域的方法。不列颠军士之死于疫疠疾病者以千计，而英属法属各岛上的黑奴亦有反叛者，杀戮愈惨则成功亦愈不易，而军队亦无可撤退，一撤退则丛岛之全体势将如海地（haiti）之沦落为黑奴的野蛮世界。西印度之役要历时3年之久，死亡4万之多后，始获结束，然而牺牲虽如许之巨，而帝国几无所得。威灵吞6年中在两班牙死亡之数亦不过如是，然而威灵吞则已能使拿破仑的军力不留于西班牙。

革命军的胜利

这次在热带的大损失，再加以当时军制的不善，效率的低微，竟使英吉利在欧洲的作为大受牵制。依庇特的计划，俄普亦应自动攻法，然它们方在瓜分已亡的波兰，故无暇于共御大敌。不列颠及奥大利的军队竟闻《马赛歌》而却步，而被逐出于低地诸国。荷兰及莱因各邦且被法人引起了革命，居民且半表同情。末了，波那帕脱之征服意大利及于该处建立若干附庸之国，更引起了一个法兰西征服及国际政治的新时代。1797年奥大利也被这年轻的神人所败绩，于是英吉利成了惟一未屈的敌人。

比尝被威廉及马尔巴罗所降服的“雄主”还要厉害的“雄国”（“the grand nation”现已以执政政府（the directorate）为统治机关。执政俱为断头台下的余生，富有能力，而不顾信义；他们决心抢掠欧洲以恢复法兰西的财政；他们是近代战争及征服的始祖。他们最能干最出力的臣仆，即不久将居他们之上的拿破仑，是时已在因意大利的经验而习知建立一法兰西欧洲帝国之道。他在意大利一方替人民取得革命的社会利益，一方又予以在执政政府下人民所不能享的宗教容忍及政治安定。如果两者可以得兼，则法兰西帝国的建立自是可能。

海事与庇特

是时英吉利适处于奇窘的状态中。它的船只不能驶往地中海中，西班牙则已和英之敌人联合作战；停舶在斯匹特赫德及诺尔湾（spithead，the nore）的内海舰队则因恨政府之忽视及薄待而有哗变之事；在陆上则它的陆军名誉亦已一败涂地；从种种方面看起来，它似乎有不能独力抵御并力谋它的西欧全部之势，除非它能得一同盟。

但适在多难之秋，庇特的勇毅及庇特善处海军之天才幸而替它解脱了重围。他一方平复了哗变，一方又宽以济严，而予船员以较佳的待遇，故船上的生活亦不无改善。曾经哗变过的船员居然又随了当坎（duncan）而出征，而毁荷兰的舰队于干伯尔敦（camperdown）。庇特的军事外交，由丹达斯（dundas）主持的军事，及由格稜维尔主持的外交，固俱迟钝而多失事，但我们如视他为不称职的战时大臣，则我们未免将他对于海事——英政治家所视为战务中较重要的一半者——之功一笔抹杀。他所托以海事的斯宾塞及泽维斯（jervis）既是适当的人物；他又助他们以提拔当时仅为海军旗将之一而又年事较轻的纳尔逊；他更力持派他到法人已经把持年余的地中海去为我们恢复势力。结果则有尼罗河之海战。

尼罗河之战

尼罗河之战为全战中主要的一战。它恢复了英之海权于动摇之际，于已失之地；而屈拉法加反而不过是锦上添花，一种最光荣最美满的圆成而已。

波那帕脱尝安稳地由法兰西护送到埃及，且自圣约翰·的·武士（the knights of saint john）出发而道经马耳太尝夺后者为法有。所以自大亚历山大而后野心最大之人似乎尽可东取君士坦丁堡及印度而曾无阻碍之可言。但纳尔逊一把它舶在尼罗河口的舰队击毁后，他的东向大梦竟不容继续存在。到了次年波那帕脱且以能溜回法兰西为幸事，而他军队之暂时被锁于埃及者亦不暇顾及。他回故土后，立即变了他的方向，而改图实现其野心于西方；经了好几年的努力后他始复有取道于俄以入东方的计划。此外，纳尔逊那年夏夜埃及海岸左近之炮攻，际卖索尔（mysore）的替浦萨喜布（tippoo sahib）正在作乱而卫尔兹力（wellesley）弟兄所主持的马拉沙诸战（the maratha wars）进行正逢紧急之时，又有确立不列颠的霸权于印度半岛之作用。

尼罗河一役之又一结果为地中海上不列颠优势的恢复。我们海军的势力以马耳太及西西利为稳固的根据地，马耳太我们于1800年由法夺来，从未放弃，而西西利则为纳普而斯王室之逋逃薮，纳尔逊与王室极善，而王室则成为英吉利的保护者。

拿破仑之称雄陆上

尼罗之役除了拉着南意波旁王室为我同盟外，我们更藉以得了较有力的同盟。奥俄乘法之败而有二次反法联盟的组织。联盟初曾于索服劳夫（suvoroff）统率之下于北意获过胜利，但在马伦哥（marengo）则又惨败于波那帕脱而解体。波那帕脱今已为第一领政，有指挥法兰西文武势力的全权，故他于他一生最得意的4年内改组一切文武制度，集中一切财力物力，使法国成为极强极盛的国家，更给它以新颖有力的行政机关。在此以前，别的国家盖从未这样的整饬过者。

其次复有俄罗斯及斯干条那维亚诸国“武装中立”的纠纷。它们之采此行动半固由于海上霸者在实行它的海上检查时尝于中立国民的权利多所侵害，但半亦由于它们之钦佩波那帕脱，且有与之同盟之意，而俄帝保罗（paul）尤具和他亲善的狂热。保罗被暗杀，而丹麦舰队被纳尔逊于哥本哈根（copenhagen）要塞的火线以内轰毁而后，那部分的危险才算除了，而不列颠的势力亦于南北两洋俱成无敌。法兰西及西班牙，荷兰及丹麦，诸国的舰队俱已击散，而不列颠亦可任意收取法兰西的不幸诸同盟国的殖民地而毫无拘束。好望角及锡兰（ceylon）即于是时取诸荷兰以保障赴印海程的安全。

亚目民条约

在陆上则波那帕脱尚没有敌手足以抗衡，所以海陆称霸的两雄于《亚眠条约》（treaty of amiens）中互相承认彼此的势力范围而停止战事。然英人对于和约虽表欢迎，而久望的和平实只是空洞的休战。英人虽希冀有全部的和平，虽以为法兰西自后再不得任意扩张，但波那帕脱则另有一种的解释；他以为有了英人订立《亚眠条约》而后，便将退隐于海军的护盾之后而不复作战，而他则可以任意并吞他所欲并吞的欧洲国家。这种解释既与商订和约的英吉利政治家之用意不合，则两国之重又作战自为无可避免之事。

特拉法尔加战役

屈拉法加

英吉利重又须以只身而和法兰西对阵。波那帕脱把他的无敌大军驻在部罗涅（boulogne）以遥制“背信的阿尔背温”（“perfidious albion”）[3]，但他暂时尚无须劳动他们。他的用意在先将控制海峡之权取得，不幸他的很有魄力的计划失之于粗率及不合海军军略。他令布勒斯特及土伦两舰队会师于西印度，但纳尔逊及“弟兄帮”（“band of brothers”）能随处严防并尽力抵抗，故他的计划终不得售。我们的船只紧追法兰西的船只于西印度，复追之回欧，往来大西洋两岸之间，竟丝毫不予放松；故被追者急急逃入法兰西及西班牙的海港而不复敢出，而入侵英吉利的计划再也不能听见。但一切似乎都已了结之时，拿破仑加诸海军大将微尔涅甫（villeneuve）的怒骂又把法兰西及西班牙的主力舰队激了出来。孰知它们一次的出港应战，竟为最后的一战？它们竟被歼于屈拉法加角的洋面。此役益使欧人深信英吉利海军之不可挫，而于余后10年中的封锁工作中英人也省了许多的绳索及木材。欧人愈迷信于英吉利海军的常胜，则不列颠人亦愈易获得安全及和平；即于百年的繁荣及文明重又被一大战所中断之时，这个迷信也使不列颠人得占着不少的便利。

纳尔逊像

1805年10月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1758—1805）指挥地中海舰队同法、西联合舰队作战，摒弃传统的战列线战术，采取分队穿插的机动战术（称为“纳尔逊战法”），并以劣势兵力，彻底粉碎拿破仑一世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巩固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地位。

纳尔逊

纳尔逊实是英吉利人最喜闻的一个名字。我们和他的关系绝不能仅以他的天才及我们对他的感激来解释。就才力及功德而论，马尔巴罗及威灵吞也不见得亚于纳尔逊，然而前者不为人民所喜，后者虽得人民的尊敬钦仰，而尊敬钦仰之中仍含有苦干的害怕成分。威灵吞之尽瘁于王事公务实来自一种可敬的但并不十分可爱的华族骄傲；因为矜持过甚故他不与世人接近。威灵吞固因此而得免于纳尔逊所常犯的错误，并因此而可保持纳尔逊所常失的尊严，但纳尔逊可直入凡人的腹心，而威灵吞则不能。有一段故事可以充分表示纳尔逊的性格，当他正在盼望着屈拉法加之战时，他偶然地发现他坐船“胜利”上最良舵手之一，因忙于捆扎邮包之故，反把他自己给他妻子的家书忘了放入。及至他发现这个遗忘之时，邮船已张帆向英开出。纳尔逊知道此事时便发令道：“扯起信旗来把它叫回！谁能保险他明日不会阵亡？他的家书应令同别人的信一起寄出。”那个邮船也居然因此区区一信而折回一次。

同时，拿破仑，今已成了法帝，也把部罗涅无用的驻军移作于奥斯特里齐（austerlitz）征服东欧之用。他的胜利堪和纳尔逊的相比，而且当时的人也无从预知他的帝国将万不及已死英雄在海上所建帝国那样的永久可靠。当日为英吉利喜惧交并，哀荣并至之时。世变饱尝，又病又失望的庇特旋亦死于职守。他的及纳尔逊的死亡，实是念年恶战的前半之终点，而无结果的《亚眠条约》转不能算做一种段落。

国会及战事

伟大的对法之战，——在庇特和纳尔逊主持的初期，及在卡斯尔累和威灵吞主持的末期，——全是众议院肩负的战争。当时受过教育者没有一个人的心目中不存罗马元老院大战汉尼拔（hannibal）的比较。凡得下院信任之人，只消他们能把他们的政策向数列长凳上的四乡绅士解释而得其赞同，便可运用国家的武力财力。因此之故，所谓国会的辩才在此时为极盛。大庭广众间的演说，除了于少数公开选举区域的选场每逢选举时会得用着外，此时尚不重要；至于公众的集会则更是没有。战事继续时，甚且在战事告终后的数年内，改革派尚绝少言论及出版的自由。科柏特尝因痛斥德意志佣兵之鞭挞不列颠民军而获得二年的监禁。限制民众自由及宣传的用意只一半在预防战时的反动，所以在战事告终而后限制并不取消。用意的又一半乃在防止改革内政运动的复活。在反雅各宾人的心目中改革和通敌并无多大分别，故用以预防通敌的方法也可用以防止改革。

但自由尽管不完全，尽有一部分失效，而国会的权力则无人改作缩减的尝试，丧失美洲殖民地的国王亦无人愿助之恢复大权。不过乔治三世也不是毫无权力。即在老年疯病常作之时，他仍能阻挠庇特，使不能解放爱尔兰的公教徒，他于国会各派互争阁席也仍能参与若干意见。

党派的起伏

两党制的暂时不振及多派制的暂时复活为这时期的特色之一。派别愈纷歧则国王愈得以仲裁人自居，因之他的势力也稍有恢复的趋势。两党制的所以不振乃由于辉格党内部因改革及法兰西革命而起的分裂，分裂而后福克斯派的党员仅有百人左右，故无攫取政权的希望者竟有一世之久。辉格党在1793年至1830年间的蛰伏，堪和托立党在1714年至1760年间的蛰伏相比，而其促成众议院之分成多数的派别之处，亦和托立党的蛰伏，如出一辙。托立党长期的衰微使辉格党人分成窝尔坡尔及反窝尔坡尔两派，所以托立党在19世纪的首年亦分成庇特派，阿定吞派（addingtonians）及附从格稜维尔氏的辉格·托立派。这些派别只有不同的领袖，而无各别的政见，所以它们在战事的余后十数年中尝先后和《福克斯派》结合以组织政府或以反对政府。

处这种情形之下老王自然会有若干的选择大臣之权，及至他的疯病成为不治之后，则摄政的乔治亲王继有此权。他们两人都利用此权来歧视有福克斯派辉格党人在内的结合。庇特死后的1年中乔治三世固尝不获不起用“全是人才”（“all the talents”）的混合内阁，连垂死的福克斯也在其内，结果奴贩亦卒获禁止；然国王仍能于短期中将他所极不喜欢的大臣赶跑。他免除他们的根据固极不正，但其结果却不见得怎样恶劣，因为辉格党的诸领袖及格棱维尔派的同事都不是战时的能臣。自波那帕脱屯兵部罗涅而后，福克斯派固尝承认对法作战的必要，而他们长过外部数月的党魁于临终之时，亦已改变他向日的眼光而深信拿破仑之不能与言和议，但继他而起的辉格首领如荷兰及曷累两贵族的仍太易于消极，欲支持历久的战事者所必需的沉静及锐敏，他们两皆缺乏。[4]

1807年而后纯粹的托立各派又结合起来以当国，更藉众院之力以抗拿破仑。滑铁卢的大捷及最后的胜利终须归功于那个始终不屈，始终不肯绝望的国家。根据世界可靠的判断，倔强的岛民之所以终得胜利，不由于国王，也不由于摄政，而由于不列颠的国会制度，不列颠的华族，及不列颠中等阶级沉着的性格及激增的财富。

的尔西特

拿破仑称帝而后，跟着有东欧东至俄国的征服。这为3年长的工作，每年

有一致命的痛击！

而赫赫的帝国又倒了一个。

奥大利败于奥斯特里齐，普鲁士败于耶拿（jena），而俄罗斯则败于腓利德兰（friedland）。他的工作告成于1807年之夏的《的尔西特条约》（treaty of tilsit）。当他和俄帝亚历山大泛舟尼门（niemen）河上，互抱以示亲爱，而成立此约时，其踌躇满意之态诚有可以想见而不可以摹写者。亚历山大年少易受感动，而又富于诚挚，故于欧洲的悲剧中虽其扮演的身份有多种，而其深重之态则始终如一，且俱本良知。在最初的4年他以得为拿破仑的同盟及欧洲全洲的并治者为荣。当是之时，东自乌拉尔山西迄庇里尼斯山，所有的文明世界悉联合以难英国，而英之航运及货物亦不得与此世界相通。然而即在这广袤的敌人版图中，它也有好多秘密的友好，而它政治家的主要努力即为如何而可以煽动这班密友，使之造反。不列颠的津贴为一种的引诱，因为他们一举事便可有得着接济的希望，又一的引诱是反面的，而且是苛刻的；他们如果一日不抵抗法国而甘为它的附庸，则他们也一日不能得到茶及咖啡，糖及棉布。

封锁战

英法今俱从事于封锁战以绝对方的粮食，其规模的宏大盖为前此所未见，良因前此的历史中亦从未见有如屈拉法加以后的英国那样大的海军国，也未见有如的尔齐特以后的法国那样大的陆军国。自有拿破仑的《柏林》及《米兰》敕令（berlin and milan decrees）而后，中立国及法之同盟国皆不许和大不列颠或其殖民地通商。不列颠则以枢密院院令为报复，后发者又比早发者为严峻。其倾向则为把拿破仑的欧洲全体封锁起来，而不令和外界交通。

因两方封锁战而受着灾难的有三种人，究竟哪一种人将率先反抗呢？拿破仑的德意志附庸及莫斯科同盟呢？还是合众国呢？还是英吉利的中下阶级呢？拿破仑的附庸及同盟已因他一人之故而牺牲奢侈品的享用及舒适的生活。合众国为当时硕果仅存的中立运货人，它恨英人的封锁比恨拿破仑的大陆制更甚，因为拿破仑尚无潜水艇相助为理，故不能禁止美人之和不列颠通商，而英吉利的军舰则可有力地阻止央歧（yankee）商船之出入大陆海港。至于英吉利的中下阶级则际此作战的数年中亦在在受极大的牺牲，他们的事业，及真正的工资都因战时物价的涨落及市场的伸缩而摇动无定，所以拿破仑在1811年时诚有希望他们将因不能再忍而骚动的理由。

英美1812之战

到了1812年时，俄罗斯诚已对于拿破仑的敕令表示反抗，而合众国亦诚已起而抵抗不列颠的枢密院院令及不列颠船长的检查，但不列颠“内国阵线”上因战事而受苦的阶级则仍屹立不动。经商群社拒绝屈服于拿破仑，他们只极力要求拍息发尔（perceval）政府末减枢密院院令的严峻，以避免和合众国的战争。但中等阶级此时大多尚未取到选权，他们不是托立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故他们的忠告不易即获政府的采择，而英美间战事也就爆发而无可挽救。战事起后，英国贸易断绝，故一时极感痛苦。但贸易的断绝及加拿大边境和美国沿岸之海陆用兵俱不足牵动英国在欧的大势，而使之不能获胜，因为在英美作战的数年中，俄德亦相率而叛法。下一世的英人每不把对美之战牢记心上，他们只把它看做拿破仑战中一个不必有的枝节；但美人则视为国耻，视为新国长成时的挫折之一，而世世牢记不忘。从日后盎格鲁·美利坚关系的观点讲起来，新共和国第一战之仍须和祖国对仗，仍须如独立之战之以祖国为敌人，诚是一件至为不幸之事。

新奥尔良之战

“1812年战争”最血腥的战役发生在1815年1月8日的新奥尔良。在这场战役中英国军队死伤逾2000人。

战时死亡的人数

拿破仑之战对于不列颠有时虽也危险万分，如同我们今世的大战一样，但群社的生活则并不如此次之多方受着影响，而丁壮的死亡尤不及此次大战之烈。在12年之间我们在大陆上，除了不常有的，小规模的袭击所需者外，几没有军队。全战22年之间死亡之总数仅有10万左右；此中几有半数死于庇特时的西印度之役，而4万人则死于6年的半岛之战。英吉利最大的损失不是丁壮而是人民所遭经济上的痛苦。为了作战的缘故，工业革命在最紧要的二十余年内竟离了正道而成为弯曲发展。

战时的社会生活

但经济上痛苦并不由各阶级来平均负担。上等阶级因租金提高之故照常能过其舒适的生活。他们也只付了小部分的战时赋税，因为国用的大部来自消费税，而消费税的负担仍归于须付腾涨的物价之穷人。庇特的所首倡，且至战事告终始行撤除的所得税，固可稍稍调剂富人与穷人间的担负，但尚不足以得其平。在1815年时直接税的收入仅有2500万镑，而间接税则有6700万镑。出身高贵的治者阶级都有租金可以收入，什一之税可以享用，所以他们的生活绝少受战事的影响。

战事期内岛国的文化诚有惊人的昌隆。历战争的期间，伟大的风景油画师，诗人及小说家都在尽力写作，而以出品供有闲及富有阶级的娱乐欣赏。乡居生活从未有过如此时的愉乐，猎狐射鸟而外，你更可于收藏极富的图书馆中消磨余暇。游腊生活亦从有未过如此时的有趣，你可趋车于新筑的马路之上，你也可参加贵族所提倡的拳艺。从奥斯腾女士所绘的一幅客厅画图中，实不易找出些小因战事而生的烦恼或操心的痕迹。

中等阶级所受的痛苦较大。许多商人，如同《虚荣市》（vanity fair）[5]中的塞德力（sedley），皆因市场的骤伸骤缩，时价的变幻无定而破产。但也有许多在此时期中致富的商人，有的因了新设的工厂，有的因了和全世棕人黑人的通商。英人的布匹贸易在此时尚无人与之竞争，而棕人黑人的衣料亦几全赖英人的供给。

受痛苦最大者实为劳工阶级。政府对于他们，除了柏克邑诸法官所始创于斯聘纳兰（speenhamland）的津贴政策已经通行各地而外，丝毫不想法予以救济。然始自斯聘纳兰的津贴金虽或可稍稍补助工资之不足，而使合家不致成为饿殍，但工人的生活仍无改良，甚或维持的可能。最低工资的规定自为较好的政策，但只见讨论而不见采择，国会且以旧式及不科学视之。同时，庇特的法律又使职工会成为违法的结合，所以工人也不敢冒犯宫廷的虎威，而为随物价以提高工资的运动。

我们今在大战中各阶级间所具有的一种博爱精神，在那时反雅各宾人的心目中是绝对不存在的，替他打过胜仗的士兵，在威灵吞的眼光中，只是“世上的渣滓”，只为“谋得酒饮而才当兵”[6]；这种语调可以代表当时上等人对于贫贱阶级的同情的一班，虽则纳尔逊对于舵手之信的故事完全又是一调。而且不但上司待遇常受鞭挞的兵士海员恒从苛刻，即世人对于拉德派（luddites）[7]及一般“工作穷人”的态度亦是如此。所以在致力于打败拿破仑时，当国者对于不获饱食的庶民自认有一种双关的义务，——一方须维持他们于不死，一方又须压服他们而不使作乱。

半岛之战

拿破仑为厉行“大陆制”——他所可借以惩创傲慢无礼的岛民之惟一方法——以禁不列颠货物之进入欧洲起见，竟致闯出他毕生最严重的两大乱子，一为不顾西班牙的民意而作并吞他们国家的企图，再为远攻俄罗斯。他本已把各国的国王收拾得服服贴贴，但这两件事却激成各国的民反。时间较前而且作孽也较大的一件事给了英吉利以开始半岛之战的良机。我国的军事行动在始规模极小，我们的目的在始只在遵守传习的政策，而维持旧盟葡萄牙的独立。历此后的6年内葡萄牙始终成为我们的根据地，而海军则为全役成功的条件，此其情形和马尔巴罗之战时不列颠军队在西班牙的行动如出一辙，不过昔时的成就不及此次的宏大而已。

葡萄牙人因能甘受不列颠军官的训练指挥之故，在此次的战事中居然成为不可厚侮的临阵军队。西班牙人则反是；他们很少能成为过得去的正式军队，但他们却长于混战。然正因西班牙民族的性格及社会比别的民族要幼稚草昧之故，拿破仑所瞧不起的国家转予占领的法军以莫大的困难；他们可以践踏文化较盛的近欧洲诸国，而不能逞志于这民性单纯的西班牙。所以法兰西在西班牙的30万大军大都皆须散作扼守交通之用，而从不能厚集起来以痛击摩尔或威灵吞所统率的不列颠3万永不消灭的军队。当英军年复一年地自葡萄牙袭击西班牙，而半岛上法军的压迫亦因拿破仑被俄德所牵制而逐渐轻减时，威灵吞的胜利，——塔拉味剌，萨拉曼加，维多利亚（talavera，salamanca vitoria），——亦一个比一个地重大起来。在革命诸战开始时本已降落到极低的不列颠军力及军威，至是又恢复到克伦威尔及马尔巴罗为主将事的高度。半岛上的诸战及围攻益巩固了我们的团伍传习而使之传诸久远，不列颠陆军在未来百年中的精神盖尽是这种可贵的传习。

横队对纵队

不列颠军在西班牙的连捷，虽多半由于约克公爵及摩尔·约翰爵士的陆军改良及威灵吞自己战略及战术上的奇才，但不列颠横队之优于法兰西纵队亦为致胜的一因。两军阵列的不同尝经过一有趣的蜕变。本来18世纪的朝代战争，自马尔巴罗以迄大腓特烈。皆沿用横队的阵列——初则为三重的横队，到了世纪之末则减为两重。但这种作战的方法虽为当时文明军队的不二方法，然非济之以专门军士的熟练便不易成功。所以当法兰西共和国初年的陆军以富于精神而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以农民及店员临阵时，他们只能用纵列密集的阵形，而以哨兵站于阵前索战。他们的人数极众而精神极饱满，所以竟能以这样粗疏的阵势来攻克行伍整齐作横队式的奥大利步军于疆埸。欧洲诸君主国于败绩之余，遽以为法军的制胜由于他们的新式阵形，遂仿行他们不足取的战术，而法军所由成功的精神则自然仍付缺如。只有不列颠军队，半由于保守的天性，半由于正确的判断，仍牢守他们向有的横队阵形。所以他们偶于埃及及南意的战场上和法军对垒时，他们得占着它国所没有的优势。及至半岛诸役，英法两军常常相遇之时，前者红色长列横队所发的密集枪弹更常足以扫退法军纵队的头尖。近代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从不想改革他步军的战术，也诚是值得注意的一事。

滑铁卢战役

滑铁卢战役最终粉碎了拿破仑军队的实力，法军和盟军伤亡都很惨重。

来比锡

半岛之战之所以得获最后胜利，乃因法兰西在俄德的继续被挫使它不得不继续减少在西班牙的军队。同样的，我们同盟者之能于来比锡大败拿破仑，亦因于威灵吞之能在南方牵制一部分的法军。1814年的初月法兰西遂被联军所侵入，威灵吞越庇里尼斯山以入法，奥人，普人及俄人则渡莱因河以入法。我方最后的成功更有赖于卡斯尔累1813—1814年在中欧的外交，因了他的聪敏及努力，互相疑忌的诸国君侯亦卒能联合起来以赴共同的目标。

滑铁卢

拿破仑第一次推倒而后又继以他之自厄尔巴（elba）潜回巴黎，及老兵宿将的归附，虽则法兰西人民的从违则显然未能一致。他的百日的复辟于滑铁卢一战而告最后的结束。此次最后一战之所以能历时甚短应当归功于不列颠政府的当机立断，立即宣战，并立即遣派威灵吞联合布吕协（blücher）的普军共卫荷兰比利时，以待大军之自东方开来。滑铁卢一役的结果决定了全局的形势，而战事亦突然告终，因为法人于败后也不甚热心于战事的复作。

不列颠之力抗拿破仑，不屈不挠，本已早获好评，它的名誉于滑铁卢尤为卓绝无伦。所以在和会中，卡斯尔累及威灵吞的意见得以十分有力，即帝王们亦望尘莫及。《维也纳和约》的优点大半盖须归功于这两位盎格鲁·爱尔兰的华族。

维也纳的解决

1815年解决中最值注意的优点即为对于被征服者的公平宽大，及欧洲之因此而得享长时期的和平。威灵吞和卡斯尔累俱力主宽大，俄帝亚历山大助之，而布吕协和德人和一大部分的不列颠民众则自然要想报复。波旁王室已经复辟而革命的社会关系则未更张的法兰西，按照和约，得以保持1792年的旧界，并且不必放弃亚尔萨斯或洛林（alsace，lorraine）。英吉利在战时曾经占领的非洲及两印度的殖民地也大半归还于它。它所需担负的赔款自始即定得极低，所以在3年之内联军已完全撤退。而它的疆土完整如昔。和约避免了报复，但联盟诸国又相约以防拿破仑之复回，以保各国的安全。至于拿破仑本人则今被英人幽禁于窎远的圣·赫勒拿（st. helena），故作乱亦自不易。

1815年解决的大缺陷即为大陆各国，除了法国以外之不顾民族的界限及人民的自由。英国不算外，得胜的列强都为反动专制的国家，而且即卡斯尔累本人对于英吉利以外的国会也不屑一为关心。俄普奥三国的帝王把波兰，德意志及意大利任意分割，一若这些国的居民仅若干的人口而可以由至尊的论价人自由交易割让者。教皇对于中意的世俗权力今也恢复。民族及民众自表的希望竟完全抹杀不问，虽则这种的希望是西班牙及德意志人民群起抵抗法国的理由之一部分。

维也纳解决的优点给欧洲以40年的和平。它的过缺则使战事仍无可幸免于后。——为民族独立及民众自由而起的战争即梅特涅（metternich）的制度也不能永久防免。[8]

1815年诸条约中的又一点亦为不列颠所特别关心者，这即袒英的奥伦治王室之复王荷兰及比利时之并入而成为尼德兰王国。莱因的三角洲今又重归于英吉利毋庸畏惧者之手。但最后的解决尚须待至15年之后，待至比利时和荷兰分裂，而另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

维也纳会议场景

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举行维也纳会议。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上得到的许多经济上和军事上的重要地区，使它进一步确立了在世界上作为第一号殖民强国的地位。这样，自17世纪末以来同法国争夺殖民地的长期斗争，就以英国的胜利而结束了。

但不列颠最大的关心在海外，而在海外它是最高无上的裁断者，它所在战时占得的殖民地，它一人有决定何者留给自由，何者还诸旧主之权。在大体上它不能不算是宽宏大量之人。它虽留了锡兰，好望角，星加坡，并以300万镑购了几内亚（guiana）的一部，它仍以爪哇及别的东印度群岛归还荷兰，而为荷兰日后在海外的主要富源。法兰西及丹麦亦得还它们最有价值的岛屿。但英吉利又留了毛里西亚及黑耳郭兰（mauritius，heligoland）以及地中海的要害，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及马耳太两处。不列颠海军，航海，及经商的——不久而后更用作装煤的——港岛场所此时盖已在星罗棋布于全世起来。库克海校（captain cook）和平得来的澳大利亚洲亦正在移殖之中。上加拿大则渐被英吉利人及苏格兰人所居住。第二帝国盖渐在代已亡的帝国而兴起，而新帝国的基础亦如旧帝国之建立于海权，商业及自由之上。

* * *

[1] 译者按，指步军，因步军穿红色军衣，而阵形不密。

[2] 见下第663—666页。

[3] 译者按，阿尔背温即英吉利的别名，其源不可考。

[4] 辉格党人于西班牙人民初起抗法时，颇抱乐观，但转瞬即有摩尔（moore）的撤退，而他们对于半岛之战也就气馁起来。他们且以为威灵吞的作战必将无成。

[5] 译者按，即塔刻立（thackeray）所著的小说。

[6] 但我们也不应忘了公爵的又一句话，“我们之能把这班人锻炼成为优良人物诚是可惊之事。”此句虽紧随在后，而世人却不常引用。

[7] 译者按，拉德派为1811—1817年间的一派工人，专以打毁代替人工的机器为事，其首领为拉德（lud）故名。

[8] 尝为卡斯尔累作传得名的韦白斯忒（webster）教授于congress of vienna，第147页中写道：“自治观念的钳制尤比民族观念的忽视为无可恕，因为自治观念在当时更为人民所习知。只有亚历山大及其顾问人员对这个观念表些同情；而法之所以得有“《宪章》”者亦完全是他及塔力篮（talleyrand）之功，塔力篮盖亦深知革命而后，民权已属不可忽视者。其他的政治家都把民治和无政府及革命混作同义之辞，而深致反对；不列颠的托立大臣也属于这种反动的政治家。即曾得不列颠使臣的暗中赞助而始成立的宪法，托立大臣仍私下鼓动别人来加以攻击。此后各国民众运动之所以不是人民意志的表示，而踏入奇异的途径者盖亦上述的政策有以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