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
斯图亚特时的日常生活，以和我们今日的生活比较起来固充满了艰难困苦及残忍闭塞，但也有它的好处。它既不丑陋难看也不失了自然。那时的为乡居的生活，凡人们之所增加于自然界者绝不减损它固有之美。当时的匠工能役使工具以服从他们的心裁，不若今日的工人则为机械所役使而失了自主；然而美观及精巧的仇敌本不是工人自己而是那役使他的机械。在机械时代以前普通的匠工本可算是艺术家，他的工作比近代从事于大规模生产的雇工所做者要高贵，要自动得多。因此他颇能安于所遇，虽则他生活的好多方面，从近代人道主义的眼光看起来是无可容忍的。
工艺在当时并不集中于巨大的，自然界之美已无存的都市区域。在17世纪末人口已有50万的伦敦为当时堪称为城市区域的惟一地方。即在伦敦，居民仍可游散于泰晤士河之上；泰晤士在当时不啻为全城最壮丽的交通要道。如果他力不足以置游艇，则他可以走出市肆栉比的奇普赛第（cheapside），而就靠近夜莺常至之山冈，而猎人群趋以弹击沙及鹧鸪的草地以取乐。当时即伦敦人亦得不赖机械的运输而得和自然接触，和自然相恋。[1]
当时英吉利别的城市如和伦敦相比起来都比今日有几个城市和伦敦相比起来为小。它们都不能称为都市，它们仿佛是哈第·托玛斯（thomas hardy）所摹写他幼年时的道彻斯式（dorchester）：
卡斯忒布立治（casterbridge）也依农业为生，和四邻的农村初无二致，不过离水源更远一筹而已。市民对于村民生活的变化无一不懂，因为这种变化不特影响到工人的收入，也同样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乐十哩以外华族人家的乐，而忧他们之忧。……卡斯忒布立治是四围田家生活的补充品，而不是和田家生活相对的都市生活。市高头五谷地上的蜜蜂及蝴蝶如要飞到市梢的草地上时，可一直沿大街飞去，无须绕道，也无须觉得有任何的不自然，好像入了任何不相宜的境界似的。[2]
村民生活
此即自依利萨伯至乔治三世英吉利市镇的景象。这种市镇只能容纳全人口的极小一部分，因为在推铎尔及斯图亚特之世，工艺及制造之在乡下者日盛，而在有特许状的城市中者反比较的日衰。有好些的乡村及农村所制造之物能销行于全国的，甚或国际的市场。农夫在中古时代的隔绝渐次解除，即在他自己的农村中他也得和从事于各种和远邑有关的职业之人相往来。贸易的共同利益使全国彼此接近起来，使村民的智慧锐利，而他的人生观广阔。所以当第一个斯图亚特即位时，我们闻当世之人互语道：
唉，我告你，和累细奥（horatio），这三年中我注意到一件事......农夫的趾和朝臣的踵已快要接触，后者的冻疮竟在发痛起来。
当同代的法兰西及德意志农民犹未尽脱离陈腐的封建主义之桎梏时，英吉利的村民已有充分作独立发展的预备，无论在宗教或政治方面，在工业或殖民方面。所谓“始迁祖”（“pilgrim fathers”）的大部分皆为英吉利村民出身。中古的农奴决不能建立新英格兰自由且自给的乡区（townships）。同于17世纪中创立的法兰西加拿大仅为中古农民的搬家，故领袖者仍为贵族及僧侣；但英吉利的殖民运动则为近代社会的移植，故殖民者能自治，带半工业的性质，且熟谙经济及知识上的变动。
新的农业及圈围运动，自大体上说起来，增加了小康的佃农及自由农民之人数及重要。大内战开始时佛勒·托玛斯（thomas fuller）关于自由农民曾有下列的记载：
自由农民为英国独有的等级。法兰西及意大利好比一种只有一点及五点之骰子，只有贵族及农民而居中无其他的等级。……自由农民虽穿黄褐色的敝衣，但其钮扣却以锡制成，囊中藏着银子，而计值且以金货。……在他所居的地方他为陪审团中的主要分子。他很少会出游国外，但他的信用之所布远广于足迹之所及。他是不会去伦敦的，除非奉派为陪审员。他之所以去乃为免得受罚。他如去伦敦而得一睹国王的圣容，则便可终身矢忠矢勇，为国王祝福的了。
在各邑中享有国会选举权的所谓40先令自业主中甚多这班强毅的自由农民。自由农民在西部曾替国王查理出力，在罕普登的巴京汗邑及克伦威尔的东盎格利亚则曾为国会尽瘁；他们都能发挥他们独立的精神，而英吉利农民中较良一部分之已能由农奴的昏愦及依赖进至自由人的开明及独立，之已能完全挣脱诺曼诸男欺凌高压时代农奴的苦况，也于此可见。
无产阶级
小乡绅，自业农民，典业农民及匠工综合起来，成为乡村人口中的一大部分。但业农的无产阶级也同时存在着。当斯图亚特朝的末年，据政论家金·格列高里（gregory king）的约计，“草屋户及极穷户”远过于自业农民及小康佃农之数，而略过于“雇工及仆役”之数。各地的情形不同，各阶级的地位也不准确，而且除了金·格列高里的猜度以外，也无任何数字可凭；但个个农村都有大批穷民，或则无毫厘之地，而待雇以为生，或则仅于公田中有少许的条地，须终日孜孜才能饱口腹，或则须赖公共荒地上的牧畜权或僭用以为生，则殆为无疑的事实。此外更有往来于道路上的流动户口，——溪谷中的帐居者，补锅匠及游方工匠，来自远方的吉泊西人，强梁霸道的盗贼，沿路歌唱者，卖膏药者及卖西洋镜者，——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当他们的盛时，他们的浪漫及色彩尝得莎士比亚的爱赏；当他们因不能敌近代的“进步”而衰萎时则尝得波洛·乔治（george borrow）[3]的详细描述。
渔猎
乡村社会的各阶级又可藉渔猎以获得一种外加的生计及自娱，胆大者窃取兽园及园林中的禽兽，谨慎者则于野地捕捉野兔野禽之类。在内战之时，自乡村无产阶级中招募来的所谓“穷步兵”，不论在那一方，皆尽量踏破对方绅士所有的鹿囿，而取其所有；结果鹿数大减，永不恢复，故复辟以后，猎狐和取鹿同为行猎最普通的形式。在此以前，狐只有因必要而被屠杀，然从未保存起来供狩猎之用。同时，短铳的进步使猎人除了设阱及放鹰而外，更可以射击为常用的方法。早期的放枪者恒于禽鸟静止时放射；山鸡在栖息时被射，而鹧鸪则在地上时被射或被网去。但到了查理二世时，好些的绅士已能用飞射之法，用最雅尚的猎鸟方法。[4]
在斯图亚特时的英吉利都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并不怎样分得开来。自城市生活及采地府的封建生活衰败以来，乡村及市镇俱受治于国会制定的法律，而并无所谓地方立法，因此两者能纳入于一种的经济系统之内，以全国为区域，而不虞有任何冲突。[5]
交通
英吉利在政治上及经济上虽已统一，然而交通的方法仍幼稚万分，所谓道路者崎岖至于极点，所以各地方间仍有语言，风俗及性质的不同，而生活亦因而饶有奇趣。因为缺乏新闻纸和普及一致的教育制度之故，各地的传习亦得保存下去。邑与邑不同，市与市不同，即小村和小村间亦不同。当时社会中的个性，至少在表于外形者而论，实比今日为多。
个性及自由
人们散居于全岛之中，彼此间的接触少，而独居隔绝之时候多，故人人有回动的余地，不必太以俗例为意，亦不必为俗例所拘，犹之大地中独生的橡树之可任意发展。当时诚“人人可以率性而为”。在那自由农民，农夫及匠工所度的而也可以代表时代的经济生活中，个人所可获的独立及自动比在中古市民及农奴所度的会社生活中所可获者为大，而比在今日劳资都有大集合的生活中所可获者亦大。
妇人
但当时的个人主义虽比人烟稠密的今世为大，而妇人则仍受男人的高压。中上阶级的妇人在大体上此时仍无自选丈夫的自由，别人替她选定的丈夫，一经选定后，在法律及习惯的范围中，便是她的主翁。不过事实虽如此，莎士比亚中的妇人及17世纪可靠传记中的妇人，如味内诸氏及哈钦孙诸氏（the verneys and hutchinsons），似都非缺乏品格及个性者。
殖民北美者的性格
这个富于精力，自由及自动力的新英吉利社会树立了不列颠帝国及北美合众国的基础。早期斯图亚特时的移民为一世界的运动，就其重要而论，颇类千年前诺斯人之迁居于英格兰。外移之海路已于依利萨伯时修好，故在随后的几朝中，人民得以自由向外出发。
首批自英吉利迁美的盎格鲁·美利坚人来自英之西南部，且可代表全英诺狄克种气最盛部分的人民。[6]他们不习惯于西北两部小村或独立农庄的生活，而习惯于西南及米德兰两部的大村生活，所以他们到了大西洋彼岸之后能建立新英格兰的乡区制。[7]他们之能建立此制本很自然的，随后亦卒赖此制的推行而形成全北美运命的大部。要树立坚固的制度于旷野的大地本不是易事，然他们实为最能负起这种重任之人，因为他们在祖国之时，一方聚居于农业，工艺及贸易共繁共荣的大村中，而一方又富有自恃力及经济的个人主义。“始迁祖”去美之时本不希望有一种专门的，特殊的职业等候着他来担任，他预备有什么事做什么事；只消有田地，便无事不可做。然田地固到处皆是，固不费而可得者。
詹姆斯及查理一世时的移民大部不往新英格兰，而向百慕大群岛（bermudas），西印度群岛，及剌里首辟而1607年又重建的维基尼亚。在这一带的纬度之下，气候在种种方面本能引人；而维基尼亚的烟草及诸岛的糖业又可与少数人以立即致富的机会。非洲黑人的奴工本为逐渐发展而成的制度，但这一带的移民自始即有喜用一种所谓“有约佣工”（“indentured servants”）——无论应约者为罪犯或为其他——以替华族在“垦殖地”上工作的倾向。西印度有些的移民为清教徒，有些为表示同情于王党的盎格力干教徒，有些则曾在旧世界失败，而欲在新世界重起炉灶者，但后者对于殖民地发生的影响往往不良。地方自治在初年即成为维基尼亚及诸岛中英吉利居留地的异彩，而和别国的殖民地截然不同。
新英格兰的早期生活
但这些半热带的殖民地，虽有它们的重要，究没有使北美全部采用英吉利法律及语言的力量。那株日后可以枝叶遍北美全洲自海徂海的大树，其根蒂的最深处在新英格兰密接的，民主的及清教的乡区之地，而不在近热带的南部之地。新英格兰的冬令长，地质瘠而坚硬，森林下沿及海岸，无所不蔽，红印度人又到处掠取，不特孤僻的农庄被所蹂躪，即无防御的乡镇有时亦供其牺牲。每亩之地须费斧锯耒耜之劳才可耕种，须藉刀枪之力才可保卫。但这种种一开始即须克制的艰难困苦殖民者居然能一一克制，一因他们的本性强毅习劳，再因他们自英移来的目的，即在要有这种地方来居住。劳德的诛除使一部分最优良的小绅士，自由农民及匠工愿意出国而不愿留居祖国。且这些人亦非不知新居之种种便利，及合乎理想的一斑。当日英吉利的清教徒愿成立一种大小相当的群社，大不至于庞杂，而小不至于漫无保护，庶几他自己可以度他愿度的特殊宗教生活，而他的邻人也有度同样生活的可能。白领田地及取到经济机会固亦为引诱英人移美的一部分理由，但仅此决不足以使荒野的新英格兰满布了英民。1640年诛除停止而后，移民亦随而停止；此可为宗教引诱大于经济引诱的一证。幸而在前20年内已到的人民为极善于繁殖者，故北美来日的关钥是卒握于此辈的手掌之中。
这样一类耐劳习苦的移民不难应付那多雪，多森林，多岩石地的严冬。他们都是特出的男妇，个个有自信力，能互信，而又有共同的坚强目标。他们中有些是很充裕的，而且马萨诸塞特殖民地又深得祖国的财富，粮需及善于组织者之助。有钱的清教华族，乡绅及伦敦商人虽不出国门而仍乐于为助，因殖民事业既可以发挥他们的宗教，又是一种有利的投资。
清教主义
查理一世对于这种行动并不阻碍，因为他极愿见危险分子之自行放逐。他专制的起初12年中人民之无反抗，诚可以他们的远离来作重要的解释。自依利萨伯以后，盎格力干教诛除异己的动机政治的为多，而宗教的转轻。罗马教社之诛除异己为的是救护灵魂，故不容妥协之存在。罗马不能让异端存在，不能让它存在于世界的任何一隅，所以路易十四不能让呼格诺徒避居于加拿大，而西班牙不能让抗议教徒立足于南美洲。但查理一世及日后的克拉稜敦则尽可容信清教及罗马公教的移民存在于大洋的彼岸，只消盎格力干教在英吉利本国得为国人所奉行。因为宗教方面如能服从国教，则政治方面亦必会服从相关的制度；为达到政治的目的计，移民的灵魂固可置诸不问。
民主精神
新英格兰的精神自首至踵都是民主的。萨克森的乡区制固自东盎格利亚移了过来，但乡绅制则留在祖国未动。北美早日的民主制度以土地的均分为牢固的基础。那里有的是土地，而缺的是人口，故凡有力开垦种植的健者都可得到充足的自业田。乡绅之所以能在岛国继续存在，实因人口太多而田地太少，故前者贱而后者贵，但新英格兰的情形正完全相反。黑暗时期封建主义之所以起，乃为自卫；当时的社会须居于能战的地主之下才有保护。但在新英格兰，则群社可以有团体的行动，乡区及殖民地可自动的组织起来以御红人，而祖国则助他们打败荷人及法人。[8]
教社的民主尤有特殊的重要。宗教本为建立殖民地的动机，故在早年的马萨诸塞特，民主教社所享的政权，比在同时的苏格兰更大一筹。在全体人口中所谓“教社分子”本占一大部分，凡是“教社分子”都有完全的参政之权。但宗教容忍则为殖民地所不知之物。和马萨诸塞特的一派清教不合的教徒，为求宗教的自由起见，因不得不随威廉斯·罗求（roger williams）移居于罗得岛（rhode island），而另立清教容忍的殖民地。因此在新英格兰两种的清教主义都有，有狭窄的，也有自由的。
新英格兰是一个两栖的群社。良好港湾甚多的海岸以及附带的渔场，可使人民聚居于沿海一带，而成为耐劳的航海者。他们的都会波士顿（boston），乃一商贾辐辏的港市。紧靠海岸的森林又助兴造船之业，直至铁舰盛行后，形势始变。他们的房子和居英吉利森林中的早期萨克森人的房子一样，两者都以木造。
新英格兰的昌隆
新英格兰及美洲沿海所有英吉利殖民地的居民固深爱沿海一带之地，但事实上他们因有高山为阻，也不能向内地前进。阿帕拉契安和阿利甘尼（alleghanies）山系，及直至圣罗凌士（st. lawrence）湾连续不断的高山深林，使早期的英吉利殖民绝不知内地尚有广袤的原野及土壤肥沃的俄亥俄（ohio）流域。而且他们不像居北边的法兰西人，后者可藉圣罗凌士河以入内地，而他们则无此种便利的河道。地理上的形势使他们不得不蹙居于沿海一带。沿海的殖民地因亦个个得以繁荣而成为强盛有力的组织。到了18世纪，沿海英人一旦突过阿帕拉契安山而向俄亥俄流域及中部的原野进展时，他们盖已羽毛丰满，故能一举而驱逐在那些地方的法兰西前驱者，再举而横亘全洲；他们几不费吹灰之力。而且他们又能到处传布新英格兰的理想，虽则这理想是时时在受新边陲生活的影响，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理想。
加拿大的法兰西人
法兰西人之移殖圣罗凌士两岸，虽和英吉利人之移殖新英格兰同时，然趋向则适相反。后者为沿海的垦殖，而前者则为沿河流直入内地的殖民。早期英吉利移民株守于虽大而有一定限度的地方，故能繁殖极速，且能竭全力以发展以农为业的乡区；但法兰西的传教士或皮货商则溯圣罗凌士而上，发现诸大湖及密细细必河（the mississippi）并沿河下航以至海。贩皮货为他们经济上的目的，他们和红印度人之捕兽取皮者相交易，两者间的关系亦极佳。但新英格兰人的利害正相反，他们欲得红印度人的猎地来耕种，故势不能两立。他们视本地人为半人半兽之人。英吉利人对于异色的歧视本比法兰西民族重些。
法兰西加拿大之为封建的且罗马公教的，正如新英格兰之为民主的且清教的。布勒通（breton）的农民在旧法兰西中本为最信宗教，最能服从的人民；他随了他的主翁及他的僧侣之后而至加拿大，故圣罗凌士两岸新建的社会也是封建的及僧侣的社会。只有这种社会他才能了解。在18世纪末叶以前，法兰西人的北美既不知有自治，更无所谓民治；这些思想要到英人征服该地后始流入于法兰西移民的脑海中。法兰西的王家政府本为殖民的主动者且津贴者，故殖民地须受严格的管束，而每个男人须服强迫的军役。要入殖民地者须得国王路易的准许，而呼格诺徒则无人能得到他的准许。
新英殖民地和祖国的统治权
英吉利的美洲诸殖民地本为异教（dissent）的后裔，故不能如法兰西的，西班牙的甚或荷兰的殖民地之易于顺从祖国。英吉利殖民地不由政府主动，而为合资公司或单独主人的事业。当它们渐渐地归于王家政府统治时，殖民地内的自治习惯须得不断的和王室督臣的权力成立一种的调和。两者之间的冲突自不可免，但时势也不能令殖民地永远散漫不受指挥。
在实行上，督臣虽设，而殖民地对内的自治权仍不能侵犯。劳德尝有铲除新英格兰的宗教自主之意。如果查理一世的专制政治能在祖国牢固的树立起来，大概他会扩张这种政治于海外，而危机殆即会发生。但祖国的内乱使殖民地得有20年的独立来培植自主的精神：马萨诸塞特竟得自由作战，自由并吞新殖民地，而不必禀命于伦敦。固然，1649年得胜的国会，为重申帝国对于弑君的一致起见，尝发表一种新奇的理论，尝说，英吉利的国会可为殖民地立法，也可以统治殖民地；但奥力味当护国者时尝极力尊重新英格兰的独立，而不让国会干涉。复辟而后，殖民地又直接属于国王，而和国会的关系较疏。
马萨诸塞特
马萨诸塞特在事实上早即采取迹近自主独立的态度，因此终查理及詹姆斯二世两朝，它和英政府间发生不断的风潮。到了1683年时，托立反动正盛的英政府竟把它的特许状和许多英吉利城市的特许状一起取消，旧有的各种自由归于乌有。它有时固然也太不客气，激怒之处也极多，然而取消它的自由而纳之于专制政府之下也是过分的惩罚。幸而英国不久有1689年的革命，故马萨诸塞特和祖国的争论亦得随其他许多问题而解决。它得了一个新的特许状，自治之权亦同时恢复，惟一的条件是政权不许只由“教社会员”行使，而须公诸殖民地的全体人民。亚当斯·屈勒斯罗（truslow adams）尝写道：“我们应当谢谢英吉利，经此一举，神权政治在法律上也受了致命之伤，而真正自治及宗教容忍的基础亦于以大立。”
克伦威尔的政策
新英格兰会有脱离祖国而独立的一天，达者自始本可以隐约料到的；自查理二世复辟，新英及旧英间社会及宗教的不同固定化而后，脱离的可能性更形显著。清教主义及民主政治在祖国重受盎格力干主义及华族政治的压制，即1689的革命亦不过将其间的关系稍变缓和，但也没有整个推翻。克伦威尔尝觉得不难和清教及民主的马萨诸塞特立于友好的地位，只维基尼亚及不慕大须经武力的压迫，才肯服从弑君的共和国。如果一种和护国政治的理想相一贯的社会及宗教制度能永远在祖国存在着，则新旧两英间即使必须发生社会上及宗教上意见的参差，也决不至如在18世纪中叶所发生者之剧烈。
在英吉利的统治者中，克伦威尔实为首先主张帝国主义者。在他以前，政府对于殖民运动的态度只是消极的容许，而不是积极的提倡。但护国者则以武力来并乍美喀（jamaica），经此一举而英国在西印度群岛中的领地之重要骤增。[9]他又并吞了阿加底亚（arcadia），但复辟而后，其地又归法有。
中部殖民地
阿加底亚固然还给了法国，但查理二世的诸政府，在克拉稜敦及沙甫慈白利（shaftesbury）的势力之下，也很富于克伦威尔殖民政策的精神。它们对于美洲的事务又明了又关切，它们的主要目的则在替英货找销路而振兴英吉利的商业。鲁柏特亲王及朝廷俱力赞英吉利皮货商之进至哈特孙湾（hudson’s bay），以抄加拿大法兰西杀兽取皮人之背。最为重要的是中部诸殖民地的取得。新英格兰及维基尼亚间的诸殖民地本属荷兰，但今则荷人悉被驱逐，新阿姆斯忒丹（new amsterdam）成为新约克（new york，即纽约），而北起缅因（maine）南迄新拓的喀罗勒拿（carolina），延长数千哩的海岸悉悬不列颠的旗帜而无间断。在那一溜的沿海殖民地之背后有一最奇怪的殖民地；当托立的反动政治在英吉利正达沸点之时，查理二世的政府却准夸刻的朝臣及组织者本·威廉（william penn）去建立本薛文尼亚（pennsylvania），以作被诛除的朋友会徒之乐土。朋友会徒亦居然能很成功的实行他们公道待人的理想，故红人大受其惠。
中部殖民地的吞并及续有树立，产生了对于不列颠帝国有异常重要的两大原则；一为不同的种族可共戴不列颠国旗而享受平等的权利，二为人人可以得到宗教容忍。这些原则并不是新英格兰的贡献；它们在并吞的中部殖民地中始有大规模的发展。在那些地方的荷兰人本不知何谓自治，但归顺不列颠后，不但他们的风俗习惯仍被征服者所尊重，他们且也享有自治之权。在纽约殖民地，在本薛文尼亚，在玛利兰（maryland），及在纽求西（new jersey），英人，荷人，瑞典人，德意志人，法人及厄耳斯忒的苏格兰人一炉共冶，不分彼此，换句话说，盎格力干派，清教派，喀尔文派，路德派，罗马公教派，夸刻派及长老派，皆处于平等的地位。不能忍受路易十四的欧洲之公教诛除的呼格诺徒，以及不能忍受限于不列颠诸岛之盎格力干诛除的清教徒及罗马教徒，亦视中部诸殖民地为乐土而相率来归。
18世纪背叛大不列颠的北美由三种的殖民地——新英格兰，中部殖民地，及南部蓄奴的华族——集合而成。日后自大西洋远播太平洋的美国特有精神，实自新英格兰民主的乡区制度及自立的清教主义所产生之思想习惯，和首在中部殖民地养成的种族平等及宗教容忍之开明思想混合而成的。
边陲精神
除此而外，边陲精神可说是第三种的原质；此为自缅因以迄喀罗勒拿各个殖民地所共有的。美国历史上之所谓边陲，和欧洲哨兵防守的边陲截然不同，后者是固定的，而前者则是永在向前移动的；白种人群社之所至即为边睡。但边陲虽日在推进，而边民则老是那一类的人物。无论离海岸多近或多远，无论在17世纪或在随后的两世纪，先大众而西进的开辟者（pioneers）都有几种特殊的性质。艰苦卓绝及多谋有勇；穷困及不日升迁的希望；民主的平等及厌恶一切样式的权力及纪律，不论是政治的或智识的；随意的大量及机警的自助；私刑法（lynch law）及义气；对于欧洲情形的完全隔膜——联合起来汇成一种特殊的性格。这种习闻的性格往往和留居于沿海一带比较舒适的居民的固定而保守的习惯相反。边陲地方稍一安定而后，其居民往往即脱离开辟的风气而转于保守，于是真正的边陲则又向前推进。
如果贵族的不列颠一旦和它的殖民地发生严重的冲突起来，它至少可于沿海诸市镇的固定而且富有的人民中得到若干的赞助者，因为沿海诸市的人民愈富足则愈易就范而无反叛之念。但它的死对头则除了新英格兰的清教农夫而外，尚有素被高等社会所遗忘的边民，站在每个殖民地后背的民主边民。社会向不关切边民的利益，且从而加以鄙视，及要把他们放在眼中之时则早已无可挽回。
英人对美洲殖民地的态度
在17世纪的后半，英吉利的政客商人都很重视美洲诸殖民地的价值。然他们都不能预料日后出乎寻常的膨胀；没有一个人能梦想到1700年人口仅25万的沿海诸殖民地，有成为人口达亿余的大国之一日。阿帕拉契安山脉不特阻住了英吉利政客的眼界，且限制了盎格鲁·美利坚人自己的视力。所以自英吉利看起来，产蔗诸岛的价值正可和沿海诸殖民地的等量齐观而不容歧视。
英人重视海外的领土，因为它们有两重的用处。第一，它们可以容纳一切有大志的，持异议的，被压迫的，负债务的，犯罪的及在旧英失败的人物。凡因太好或太坏而必致在故国兴波作浪之人都可在海外发展他们的个性。他们之去于他们及故国都是有利的。但英吉利当时盖尚未发生人口过剩的问题。第二，殖民地可充供给原料而收容制造品的市场，它们于英吉利的工商业都可帮助。察坦姆（chatham）说过：“我愿告诸位以美洲的重要；它是双料的市场：既是消费的市场，又是供给的市场。”此话克伦威尔及克拉稜敦，沙甫慈白利及索美斯（somers）都会赞同。
重商政策
英国的国外政策本渐渐的在为重商主义所趋使。即1660年旧社会的势力的恢复也不足以阻止这倾向的前进。槐特和尔及韦斯敏斯忒皆尝取政府干涉的政策以指导国外贸易的倾向，而所谓《航海法》者即是干涉政策中的一部。然这种政策初无一定的结果：有时大陆上的诸殖民地占了便宜，有时则祖国及产蔗诸岛占了便宜；——在此场合之下新英格兰人势必群趋于私运，其自然犹如鸭之游水。
英荷法的竞争
在斯图亚特末期英吉利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制造国家，伦敦则超过阿姆斯忒丹而为全世界最大的交易中心。当时欧洲和东方，和地中海及和美洲诸殖民地的贸易都甚繁盛，贸易的基础为英吉利纺织品的销售，而载运这种货品者则为可以远航海洋的新式大船。英国的贸易，无论在美洲或在别地，大抵为本国制造品的销售；以英吉利和别的航海先进国比起来，英之实力盖即在于此。威尼斯因居欧洲的尽头之故，尝为全欧及亚洲市场的运货人。西班牙完全恃掠获，贡献及开采贵重金属以繁荣。荷兰虽真为经商之国，然终因腹地太小，人口不繁，制造不盛而缺乏真正的力量。
路易十四的侵掠更使荷兰不得不竭全副的精力及物力以作陆上的自卫；故于此事它更落在英吉利之后而渐失了商业领袖国的地位。荷兰于航海事业上虽为英之敌国，但英国为自利起见仍不得扶掖它的独立，而不使西班牙的尼德兰落入于法兰西之手。如法能获得莱因河的三角洲，则法之势将大盛，而英之海权及独立将不易永保。在这方面英荷实是唇齿相依，利害相共的国家；虽查理和詹姆斯二世不能见及这层，但英之人民则已看得清清楚楚。荷法在海事上及商业上本为英之两大劲敌；它们在此严重时期之竭力扩张军备，——法兰西由于自愿而发于野心，荷兰则迫于不得已而为自卫——从英之私利方面看起来，固为极应欢迎之事。
同时，在复辟及1689年革命以后的英吉利中，统治阶级也不惜尽全力以扩张海军，虽则陆军的军费则愈省愈欢迎。
* * *
[1] 伦敦之所以在17世纪之末能远过于一切城市乃因它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海港，及批发和零售贸易的分配中心。然它的制造业仍和别地一样，仍基于家庭工业制而不基于工厂制。18世纪工业革命而后，北英及米德兰亦先伦敦而完全取消家庭制，而伦敦之人口和别城比较起来亦无昔日的悬殊之甚。
[2] 译者按，哈第所著《卡斯成布立治的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中的卡斯忒布立治实指道彻斯忒，为著者幼年所居之地。
[3] 译者按，为19世纪初叶英之旅行家。
[4] 1686年出版的《绅士的消遣》（the gentleman’s recreation）说：“飞射已成为最时髦的方法。从经验上说来，这也是最高明的方法，因为当鸟在飞翔时，两翼充分展开，故射中较易。射中后，鸟虽不死亦必下落，而你的小犬即可收拾了它。”但有些人则颇以飞射为难；在tom jones第八卷第十一章中，我们听见一个生于1657年的绅士在说飞射之难于坐射。
[5] 见上第304页及317页。
[6] 在1640年留居新英格兰的英人总数约25000；此中据统计家及世系家的研究，约50%来自色福克，厄塞克斯及赫特福德三郡；20%来自诺福克，林肯邑，诺定昂，约克邑，弥德尔塞克斯，肯特，色来及色塞克斯。接近苏格兰及威尔士边界的诸邑只供给少数零星的移民。这初去的25000人我们可统称为“始迁祖”（“pilgrim fathers”），他们都善于生育，他们的子孙于合众国在1870年以前向阿拍拉契安山脉（appalachians）以西的发展中功力最大，而合众国政治社会的气派亦大部受他们的影响。
[7] 译者按，乡区（township）以一小市为中心，而附近数十哩以内之地属之。
[8] 见上第105页。
[9] 自克伦威尔时起，至塞治穆耳（sedgemoor）之战及战后的数年止，因数十年中的内战而产生的政治犯及战俘常被流至西印度为“有约佣工”；在合同期内他们不啻即奴隶。藉了这残酷的办法，英人在西印度的族类也增加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