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欧洲的陵替

今日的欧洲固分成若干独立的国家，——每个在它的领土内有无限制的主权，且每个自以为可代表一种种族或民族，——但中古之世的欧洲则横分为僧侣，贵族，佃奴，市民的诸种等级及会社——在他们的修道院，堡寨，采地府，及有墙之城中各治其群，各依其法，而绝少相混。在这种会社的组织之下，被野蛮人所摧残的上古文化得重获培植，并得在新的形式之下繁茂起来。但在封建的乡村之中个人绝少自由，在寺院之中则更少；即在依特许状而成立的市及行会中，发展个性的可能亦极有限，外人更不能混迹其间，而享受市民或会员的权利。这种门罗式的会社一日不丧失其固有的权力，或中古教社对于全体人民身体思想之束缚一日不放松，则进步，个性，及向新世界的伸张亦一日不可能。

欲有进步，个性，及伸张，必须先有社会革命，而有担任这样的伟大革命之能力者，舍民族国家外亦无由。国家的专制诚为自由的一种限制，但个人在国家之下所能活动的余地，究比在中古世界中的为大。二百余年的社会解体及重行建设，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所能激起的感觉及良知，会社势力之受制于国王国会两者所能代表的民族意志：凡此种种即为新时代的肇因，而和掘类克（drake）及剌里（raleigh），莎士比亚及培根一班人相提并论的冒险事业及盖世天才实为以上种种的结果。

中古制度之所以陵替，并不由于偶然的事变，或起于一个国王之急于离婚，[1]而基于英吉利人民习惯上的大变动。这种变动，我们在上面已经见过，多半发端于14、15两世纪时。佃奴之解放；伦敦之长大；受过教育的，而且心灵甚活动的中等阶级之兴起；有状（特许状）各市以外织布业及别种贸易之广播；通常法，王家行政，及全民国会之统一作用；百年之战所能引起之民族自觉；英吉利弓箭手因战胜乘骑贵人而激起之平民自恃心，有智识阶级之采用英吉利文字；足以打破贵族之坚城之炮，及足以破坏教士包办学问的印刷机之发明；一方可以使宗教真谛因直接研习经语而益明，而一方又可使世人知在中古耶教社会中所不能知之古希腊及古罗马的理想之文艺复兴；亘古所未有，而且能引起新的知识观念，及新的商业习惯之大洋航线及新大陆之发现——以上种种变化，无论是精神上的或是物质上的，集合起来可使英吉利中古社会之组织解体。

英吉利之分道扬镳

同时西欧的全体也在分立成几个民族国家——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在每个新的国家的内部，权力渐渐在集中于国王的手中。但在此，英吉利和别的国家不同。法兰西及西班牙的王室和旧的教社相联盟，而英的王室则和旧的国会联盟。在法兰西及西班牙，中古的宗教一仍其旧，而中古的国会则日就衰颓，罗马帝国时的法律则被视为君权专主的基础。在英吉利中古宗教虽一变旧观，而中古的国会，本土的通常法，及立宪性质之君主制反一一保存弗替。英吉利和大陆间之不同，尤其是几被诺曼征服所消灭的英吉利和拉丁欧洲间之不同，重因海峡两岸各异的发展而显著。英吉利文化及法兰西文化在前几世纪中本不甚可分，今则不但重又判然可分，而且互相不容，互相憎恶。

民族国家的得势

推铎尔英吉利于社会制度上固然掀起了一个伟大的革命，但在形式上，甚或精神上，则旧时的文物仍多保留。曾为中古生活中主要媒介的各种会团，会社，组织，及制度大多仍得存在而不遭摧残，惟一的条件即是它们须得受制于国家的无上主权。有几种组织，如满布全世的寺僧或行脚僧的会团，则因不能和新的国家制度相容之故，被国家所消灭净尽。有几种权利，如僧侣的特惠及教堂寺宇庇护逃亡人之权亦或废或受限制，因为它们足以障害国家法律的一般执行。在新的状况之下，无论贵贱，无论僧俗，在法律上俱为平等。不受法律保护的佃奴阶级固然逐渐不见，而贵族嗾使家人威胁王家法院之举亦成为过去的陈迹。宗教法院对于世俗人虽仍旧享有较前大削的法权，但此法权系根据于国王的授与而非根据于教皇的权力。大同的封建主义及大同的教社一变而为民族国家的思想，民族的教社则又附属于此国家。中古僧侣及贵族之享受所谓“自由”实等于私人及会社之分据主权；但今则主权尽归于国家，而自由则为通常的英吉利人民所享的自由。

同样的，贸易或商业的管理约束亦不由有状各市或行会各自为政，而由国家的机处负责。我们在上面见过，不兰他基奈时的诸国会尝颁发《工人法》，并以国王的治安法官为执行者；他们以为这样便可节制工资及物价。他们的初愿固然没有成功，但这种国家监理经济生活的前例，则在推铎尔时更有迈步的前进。关于艺徒的法规在先本由各个地方上的行会自定，今则全国一体奉依利萨伯朝国会所通过的《技工法》（statute of artificers）。穷民的救济在前时仅寺院，行会，及慈善家尚有过问，今则视为全体社会的责任，而国家亦以权力强迫此责任的执行。替国家执行此种管束人民的经济生活的法律者，其主要机械为无给的治安法官；即关于司法及政治他们也是主要司吏。他们由国王任命。他们为中央政府的观点及地方行政的事实的联络者及调和者。封建男族昔时根据自己的权利而担负的事务，今则多由治安法官以国家的臣仆名义执行。

国王之能假手国会，改革许多宗教上的制度及设施，即为国家已得无限制的主权之明证。在中古之时这样剧变的立法为绝不可能之事，且将视为英吉利任何权力所不可及之事，无论在法律方面，或在道德方面着想。但推铎尔时代正为国家大张权力之时；他把一切的外国权力驱除，一切的地方群社消灭后，他可以坚持在境内有为所欲为的权力。这种闻所未闻的新要求，要求民族之完全独立，及国家之无所不能，实具体于君主之一身，君主为民族独立，亦为国家万能的具体化。16世纪尊君的观念亦以这种变化为主要理由。

在事实上新国家的大权在那一个时期也只能由国王行使。半像辩论会半为法院的国会，既无实力也无野心去担负这样的大任。在前一世纪中真正的治理松懈已达极点，所以在16世纪中推铎尔诸王及他们的枢密院（privy council）的主要职务即为训政，训诲韦斯敏斯忒的国会议员和四乡的治安法官以如何治理国家之法。国会之于国王犹之学徒之于师父，国会自愿稍假时日，稍事预备，俾日后可做国王的共事者及承继者。

宗教改革与新国家

那过渡时代的特殊宗教情形亦利于英国王权的发展。亨利八世时的反僧侣革命曾一举而把教社的中古权力及特权推翻净尽；亨利八世因能自居于那革命的首领地位之故，不特能承继权力的大部，且能得继起时代诸种重要势力，如伦敦，中等诸阶级，航海人民，新教教士，及乡绅大户——新得僧寺田地为贿而实力大充的乡绅大户——之好感，而联合他们为新王国的同盟。国王和他们联合之后，其力量可当旧势力——寺僧及行脚僧，北部残余的封建贵族及绅士，及离伦敦最远的各地方间之旧教虔敬心——而有余。世俗僧侣初则居于中立的地位而默认一切的经过，但在长期的依利萨伯朝的过程中，牧区僧侣及学校教师成为宣传新教的主要工具。

亨利八世袭击教社之际，正为罗马旧教在英吉利最乏热心之时。他的女儿玛利虽与旧教以重起的机会，然他终不能复振。直到依利萨伯朝耶稣会（jesuit）反动之焰大张时，旧教始稍稍恢复其向有的魄力，但不幸会徒来得太晚了30年，故已于大局无补。且耶稣会来自大陆，更足以构民族主义方在勃发之英吉利人民的仇恨。在无知之人看起来，旧教教徒即耶稣会徒，而耶稣会徒即西班牙人。教皇之以一纸谕告把新世界分给西班牙及葡萄牙尤足惹我国方谋占据海上势力及新获大地之海员之怒，而使宗教之争益形复杂。英吉利的新的商业及海事野心，形诸实体者如推铎尔的王家海军，掘类克及他部下的诸船长，伦敦的许多贸易公司，见诸文字者如剌里的殖民帝国的预言，亦在在和旧宗教处仇敌的地位，而转奉新王国的旗帜以进行。

就推铎尔时期的全体说起来，旧教深中老迈之病，新教则未离幼稚之病，故两者的宗教热俱微弱无力。是时法国的旧教徒，苏格兰的新教徒，及后日英国的清教徒俱敢对抗王室，但推铎尔时的英国耶教徒，无论新旧，俱不敢为违抗的尝试，因此之故，推铎尔朝诸王的信仰有更动，则宗教亦随而更动；宗教虽代有更动，而僧侣及世俗人俱降心相从，甚像今日国人之接受内阁的更动而不稍反抗。推铎尔诸王自以为有为臣民代定信仰之权，惟一的有效果的对抗，为玛利朝三百新教徒之被焚就义，然这对抗之所以有效果，亦因为他是消极的对抗。崴阿特（wyatt）的新教变叛，其失败正如公教徒的奉神游行之乱[2]及诸伯之乱。那时在英吉利本不是有宗教热心的时代，本不像柏克特或克伦威尔的时代，然而英史中最重要的宗教问题却于是时一一发生而求彻底的解决，所以伊拉斯莫斯式[3]君主之责任綦大。自教皇之权推翻后，君主本已代之而起；他今又必须联络国会而担负为全体人民决定信仰之大责任。人民因缺乏宗教热心之故，大多亦乐得由君主代决一切。人民在未能超脱中古一教独尊之谬误思想以前，教士宰制社会之惟一代替为伊拉斯莫斯式的国家。只有在伊拉斯莫斯式的国家和各派各类的宗教热心相持之中，信仰自由始会渐渐的演化出来。

直要到依利萨伯朝将终之顷我们始可看出众议院在日后或会有相当的政治力量及充分的宗教信心以和国王争管理教务之权。有争夺则必有纷乱，在纷乱之中个人的良知才可有崭然自露的可能。我们在今日看起来，国家只能暂时享有旧日教社的诛除异己之权；即一时无人否认此权之行使，但私人的，个人的，良知愈发达，则容忍为必然的结果，而诛除异己之习终不能不为时代所淘汰。

向海外的拓展

推铎尔诸王更给英吉利人民外向的精力以新的发展途径。他们对于法兰西的征服不复认真尝试；人口仅有四五百万的小小英吉利，在法兰西及西班牙两大王国对峙之欧洲中只能退居自守的地位，为保持英国的安全，而避免大陆上方兴的大国之侵略起见，自武尔塞（wolsey）以迄塞西尔（cecil）的英国新派外交悉操“权势均衡”之政策。半因恐怕大陆诸国的势力之故，亨利八世复建造英史中首有之真正王家海军。亨利八世本为能人，且又熟知威尔须的事情，故能建立治安于塞尔特的威尔士及纷乱的威尔须边地，且把他们归并于英吉利为平等的部分。威尔士的来归实为近代式的英吉利帝国主义的成功第一幕。亨利误解了苏格兰，但在依利萨伯朝时苏格兰断绝了他的法兰西的旧关系，而转和英吉利在新教的共同利益上互结为友好之国，因之两国将来的合并亦于此种源。未来的大不列颠及和大陆专制国家并行的海权国，其梗概于此时盖已可窥见一班。已经忽略了4世纪之爱尔兰征服亦于同时认真进行，惟为时实已太晚，于两方（征服者及被征服者）的福利已无可复图。

最末，但不是最小，新世界的发现亦足以一变英吉利的风气。当国中诸种社会变迁及经济发展正在解放各个阶级而使人民得以自由行动，得以向远方从事新事业之时，新的海洋大道亦一一开展在冒险或贪得的人民的眼前，而使英人的好动不安定的精神得以有新的用武之地。他们无须与法兰西以新的阿琴库尔的重创，他们也无须使英吉利本国受新的陶吞及新的巴涅特之灾害；他们的精力尽可发泄于新的世界。弓箭手及“家人们”的子孙群趋而为海员；远航至西班牙美因（spanish main），[4]至莫斯科伐（muscovy），至利凡得，或至远东的商船尽为这班人的用武地。英吉利不复为世界的极边，世界地图愈新，英吉利亦愈和冲要的中心相接近。西班牙的阿马达（armada）沉没海底之顷亦即英吉利踏进新的运命及较广的世界之时。探险于人所未至之地，求知于人所未知之林，此种好奇好胜的观念，实足激发新时代人的精力，而使他们秉自由独立的精神以穷探新的土地，新的水路，新的知识，及新的想象。适当那个良辰，英吉利的语文亦藉人们的口舌达到最有力，最漂亮，最完美的程度；适当那个吉时莎士比亚亦降生于世上，而运用此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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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按，此指亨利八世之离婚及随后的宗教改革。

[2] 译者按，1536年公教徒为保护他们的宗教起见，聚众游行，公然违抗政府，但他们的行动如朝山谓神之徒，故称pilgrimage of grace.

[3] 译者按，伊拉斯莫斯（thomas eramus）为德国一种新教派之一个领袖。他曾主国家对于宗教有无上的权力。凡同此主张者人辄以伊拉斯莫斯派目之。国家之谋主持宗教事务虽不由于他，但世人恒和他相提并论。

[4] 译者按，西班牙美因指南美洲北岸一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