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本的英国历史以我所知最佳者有三本，一为伽地纳的《学生用的英国史》，二为格麟的《英吉利人民的短史》，三即我现在所译屈勒味林·乔治·马可雷著的《英国史》[1]。三位著者都是英国名史家，三书亦各有特长之处。格麟的《短史》因能注重于全民的生活，因能不限于政争，兵争，及君主政客的起伏，故为著史者辟了一个新的途径，而为他自己博得了极大的声誉。伽地纳的书固属于课本一类之书，但他为精博宏通的史家，且其取材的宏富，抉择的精密，条理的清晰，究非一般教科书所可比拟，故我亦不能因其为教科书而遽不列它为最佳的单本历史之一。然而无论你怎样推崇伽地纳或格麟，无论你怎样力称它们特有的优点，如同伽地纳之宜于初学，及格麟之特辟一径，屈勒味林的《英国史》一出版而最佳单本历史之誉便舍它莫属。
屈勒味林自己于序言中尝提过于数百页中记述英国整部历史之不易，它深恐所著者不成为教科书，便成为一篇极长论说。实则他无须虚衷过甚，无须怀着恐怕。他的书同时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及一篇极佳的论说——或者我们可说中含无数篇无数段极佳论说的长文。它没有教科书的流弊，它也没有论说的缺陷；熟知英史者可以读之而多所启发，而稍具英史知识者亦可读之而完全了解。有人也许不肯承认它是教科书，但这是一种主观的见解，我们不易赞同，也不易否认。如果教科书定须是一本没有读过英国历史的人可以彻悟的书，那屈勒味林的当然不是，但伽地纳的又何尝是？一些英国历史不知道的人读伽地纳时也不见得能全懂。如果书之能给读者以整个的有系统的简单知识者便是教科书，那么屈勒味林的确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以和伽地纳的比起来，它有新颖准确之妙，而伽地纳的则已嫌陈旧。
但《英国史》决不单是一部教科书，一个课本而已，它的最优之点也不是课本的优点。乔治·马可雷的父亲乔治·鄂图（george otto）为一名史家，而乔治·鄂图则为马可雷贵族的外甥，所以乔治·马可雷可当系出史家之名而无愧。他自己又终身致力历史，而不像他父兄[2]之有志政治。他的史作极富。他固尝以关于意大利的历史著作著名，然这只是说他为英人治意大利史者中之首屈一指者，并不是说他关于本国史的著作尚不及关于意大利的之佳。而且1926年的《英国史》，除了被推为近10年来英国最伟大的著作[3]外，一般人更公认为屈勒味林一生的巨著。名史家名著的价值于此盖不难推想而知。
《英国史》这样被世推崇的原因甚多，其最重要者，一为范围的广大，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无不包纳在内；二为材料的宏博，凡1926年以前出版的书籍，发现的文书，地下的掘获皆在直接或间接利用之列；三为文笔的卓绝，流畅的叙述，生动的摹绘及深刻的论评无一或缺；四为涵义的深长，著者绝不是平铺直叙之人，更不好为武断之语，故其令人深长思之处为独多。格麟以能注重社会史的方面得名，其行文亦极佳，但无论在哪一方面，屈勒味林，据我观察所及，实胜他几筹。世人每称耶教《圣经》为万书之书，而孔子则为圣之时者也，我如以“英史中之时者也”称屈勒味林我想也不会有人愿驳我罢！
但《英国史》的完美为一事，而我的译本又为一事。屈勒味林的应译为一事，而译文的好坏又为一事。屈勒味林之书本为能读英文之人——尤其是英美之人——而作，故译成中文后，即使译笔极佳，了解上势必有不少的困难，何况像我那样不敏更何敢有绝无困难之望？
译书者的两大责任，一为忠实，又一为通顺，至于文章格调之宛如原著则已是一种应有而不易有的奢侈品。我的首要的关心在忠实。关于此点我相信我还没有多大的失败。遗漏之处即绝无仅有，牵扯误会之处我自信也不至于多——如果有的话。至于第二点——通顺——我已没有如许多的把握。我当然力求通顺；我固不欲以文害意，因求通顺而失了忠实，我也绝不敢专事直译致有文字不通，真义无可索解之苦。我所用的是语体文，但也不是纯粹的语体。我以为中国人读书，不论出声或不出声，其实总和朗声循读无别，如果语体文所习用之“的”“底”“吗”“呢”一套虚字太多，则读时极难顺口——至少在今日能读稍深之书的一代。但为准确不涉含糊起见，我有时于一句中所用的字——以此为例——常有三四之多。为不失原意起见我又常被迫而用西文“·”“——”等等的符号，及造句方法有类德文的长句。我明知这些与读书时的流畅有妨害，但它们都是为忠实而有之不得已的牺牲！说到格调，我更不敢说什么话。如果细心的校读者，以为我的译文于有几处尚多少带些原文的文气，那我只能以意外的鼓励视之了。
末了还有关于翻译的几件琐事要说一说。原书中对于年月日无一定的规则，有时放在本文之内，有时则附注于页边，译本亦大多照样办理，未多变更。原文中的附注亦十之九仍旧，但一部分被并入正文，更有一部分则因无关重轻而被节去。原书中暗射经典说部之人名地名及事迹之处甚不少，在英人读之固不难了解真义，但在我人读之不免有味同嚼蜡之感，一方为保存原书本来面目，一方又为助读者的理会起见，好些文学及历史上的暗射，译者另于附注中加以说明。为保存本来面目起见，诗歌等等亦一仍原来的排印方式，没有删去，也没有改穿散文的服装。不过我要声明，旧时的格式非但不适于准确的译文，也非译者之所能，而新诗则译者更是门外汉，故译文中的诗虽穿了诗的服装，恐怕也只能以散文看待。又著者所引用的诗文词句往往没有注明出处所在，译者择其重要者特为查出注明，但亦未能全数加以注明。地名人名之难译在语言庞杂的我国为极难解决的问题，在本书中凡习用的名辞概从习惯，其余英法德三种的名辞从其原文之音，而别种文字的则从其英文的译音。凡从人名地名变化来者，如詹姆斯主义（jacobitism）等，左旁俱加“——”，但从普通名辞演化出来者，如罗拉特主义（lollardry）及呼格诺徒（huguenots）等俱无“——”的记号。地图中的地名亦概用中译，但懂西文者自以参看原图为易于认识。
《英国史》译成中文后已成60万言的巨著，翻译中错误，矛盾，及其他不妥之处自是难免。译者极欢迎读者们的指正。
钱端升
1931年，4月，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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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r.gardiner：a student history of england；t.r.green：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a history of england.
[2] 乔治·鄂图为格拉德斯吞（gladstone）内阁中的阁员，他的长子查理爵士（sir charles），即著者之兄，则尝长首次及二次的工党内阁。
[3] 见1926年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或同年的《每年记事》（annual register）的文学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