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原始文化的展开

世界的石器时代

地球上最初出现的人类据说是在洪积世初期，距今已有数十万年。当初的人类在体质上同类人猿相当类似，但他们显然具有使用火和制作石器这样的文化，这一点就是使他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家在划分人类文化的发展阶段时，把石器时代作为开端是很恰当的。考古学家根据所用利器质料的不同，把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阶段。石器时代又进一步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或者是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三个阶段。旧石器时代相当于地质年代上的洪积世，石器是打制的，到了末期才逐渐使用骨角器，于是狩猎捕捞文化才开始发展。新石器时代相当于冲积世，制作磨制石器和土器，开始农耕畜牧、发明编织技术以及建造巨石坟等，在这些方面比旧石器时代有了显著的进步。进入中石器时代，因地区不同而呈现多样化，但大体上相当于冲积世的开始，石器仍以打制为主，开始出现磨制的萌芽，已有简单的植物栽培、狩猎捕捞盛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被认为是世界上新石器文化出现最早的地方之一，其确切的年代据说可以上溯到纪元前10000年乃至5000年。

打制石器 半磨制石器

无土器文化

在日本，迄今仍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所以最古的文化认为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与石器同时出土的土器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样式，其出土的地层也有上下之别，所以把这种土器大致分为绳文式和弥生式两类。一般认为，绳文式文化与弥生式文化显示了在时代上先后连接的两个文化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考古学家的热心探索，终于查明在日本也存在类似旧石器的东西。昭和二十四年（1949）群马县新田郡笠悬村岩宿遗迹的挖掘，证实了可能从洪积世末期堆积的关东红土层中出土的手锤、刃形石器等并没伴有土器。接着报告说，从东京都板桥区茂吕、长野县诹访市茶臼山、该县南佐久郡川上村和北海道寿都郡樽岸村等地，也都发现了并没伴有土器的石器。这些石器是旧石器时代的还是中石器时代的，这还有待今后的研究来决定（根据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研究的结果，认为关东红土层自不必说，就连最新的立川红土层，也至少是10000年以前的堆积层；也就是说，关东红土层都是属于洪积世的，因此对出土的石器，应认为是洪积世时代的，是后期旧石器时代，不能再称为无土器时代。1962年版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中，芹泽长介已正式使用这旧石器时代的名称。——译者），不过，在比绳文更早的时代，有过使用这些石器的文化阶段，则是毫无疑问的。学者们把它称为前绳文文化或无土器文化[1]。

无土器文化石器的出土地点，目前密布于关东、长野县和山梨县等地，在北海道也有不少，西部则延伸到冈山县、香川县等濑户内海沿岸地区。随着今后调查的进展，出土地点肯定会进一步增加，但仅据目前所见就可以推断，这种文化遍及日本的广大地区，这或许不会有错。

无土器文化时代的石器

出土石器的种类有：呈梨形或椭圆形的手锤（手斧），用纵长的石片剥削而成的带刃石刀（刀片），特别是把它做成近似小刀形的刀片，类似尖端斜刃小刀刃的刃形石器，顶端尖锐用于刺扎的尖头器，属于小型石器的细石器等等。在欧洲，很早就开始了对旧石器的研究，有精密的分类编年，但日本还没有能做到这一步。不过，把到现在为止见到的加以整理的话，那么，以关东地方为中心，根据出土地层的上下不同，可以认为，其发展顺序是：手锤→带刃石刀→刀片→刃形石器→尖头器→细石器。

由于没有其他的资料，对这一时代的生活方式等情况几乎不详，但基本可以肯定，已使用了火。从遗址的所在地可以推测，其居住地已不是在岩石后面和洞窟，而是在开阔的台地上。[2]

线刻小石偶 绳文时代早期

绳文式文化

代表日本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绳文式文化。绳文式的名字是根据与石器同时出土的土器表面留有条纹而来的。关于这种文化与无土器文化的关系，目前还谈不上有什么肯定的说法。但是，以无土器文化最新时期的细石器为媒介来推断它与绳文式文化的联系，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是关系到日本民族是否一系相承的重要课题。

绳文式文化的时代大约开始于距今六七千年之前，延续了四五千年。根据土器式样的变化，一般将其分为早、前、中、后、晚五个时期。

早期以捻线纹、刻板型纹、无纹、贝壳纹等土器群为代表，这些名字都是根据土器表面留下的花纹而起的。捻线纹→刻板型纹→无纹→贝壳纹的顺序，除了表示发展阶段以外，其分布的地区也不尽相同。捻线纹土器不仅大量存在于关东地方，并几乎遍布全国，但刻板型纹土器只分布在九州到关东之间，东北地方没有。这说明除了时代不同以外，文化圈也不相同。另外，这些土器是尖底深钵形的，这点和欧洲最早的土器形状有共通之处。

前期土器在胎土中掺有机物纤维，形状上也由尖底改为平底或高底深钵状，从花纹上也可看出绳纹十分发达。中期是日本石器时代的黄金时代，其具有代表性的土器是胜坂式土器。这种土器壁厚，形状多为筒形、深钵形，器口边缘格外突出，带有装饰把手，表面有雄浑的隆起纹，缠以黏土绳，在整体上给人以雄浑、壮观的感觉。但这大都出土于关东到中部山岳地带，北海道和东北的土器虽也有隆起的花纹，但没这么复杂，西部的土器则没有隆起的花纹。

到了后期，器形变得纤细，增加了带有注口、台座等异形土器，而且精制装饰品与粗制什器有了明显的区分。晚期土器在东北地方以带有美丽装饰的龟冈式土器为代表，在西日本则盛行无纹土器。

古坟

以上是土器编年的梗概。这种发展顺序不仅限于土器，可以说也反映了以它为背景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各个阶段。现在来谈谈这一时代的生活环境。

最能够反映这一时代生活环境的，可以说是贝冢和居住地的遗址。自古以来，日本到处都有名为贝冢的地方，而且有时在丘陵上部等处也发现过有贝壳的堆积物。不过，真正了解那是原始时代的遗址，却不是很早的事。明治十年（1877），美国动物学家摩斯（e.s.morse1838—1925）得知在东京的大森有贝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这是把贝冢真正的意义介绍给日本的开始，也是广泛进行石器时代遗址研究的开端。贝冢是石器时代人吃完贝类后丢弃的贝壳和其他食物残渣自然堆积的地方，也就是垃圾场，它说明附近有人类居住，有部落存在。贝冢在南面日本分布得很广，在东北的松岛湾，关东的东京湾、霞浦，中部的渥美湾，中国（这里的中国地方，包括现在的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岛根县和鸟取县在内的一带地区。——译者）地方的儿岛湾，九州的有明海等周围地区很多。其中有的地区，现在看来是在远离海岸的内陆地方，遗留有咸水产贝类的贝壳，这说明那时平原很狭小，海水一直流入腹地。还有，概括说来，贝冢多数位于面临河谷沼海的丘陵上，这说明这些地方最适于当时的人们居住。[3]

居住地址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竖穴住处，将地面挖下几十厘米，做成土屋地面，上面搭上屋顶。穴的形状早期的是方形，中期以后变成圆形或椭圆形，宽度直径有5—6米的，也有达7—8米的，中间都设有火炉。这种住处冬暖夏凉，据说可能是当时最理想的住处。另外还有一种平地住处、铺石住处，将地面画成圆形或椭圆形，铺上黏土夯实，或是铺上石子。这种住处从中期末期到后期很多，不过，关于这种居住遗址，还有待今后研究。

土偶 绳文时代

岩偶 绳文时代

试从这些住居遗址来推测一下当时集落的情况。早期的集落规模很小，一个集落通常只有几户。从前期到中期，集落规模逐渐扩大，并坐落在面积很大的平坦高地上，似乎一般是长期定居在同一场所，在这里可以看到制造那种豪华壮大土器的能量取得发展的社会基础。从后期到晚期，由于人们都致力于捕鱼，所以集落也都迁到湖沼岸边、河川流域和海岸等地。特别在东日本，这一时代的遗址大都是在鲑鱼和鳟鱼回游的河流弯曲处。

绳文时代，人们靠狩猎和捕鱼为生。供他们食用的鸟兽种类达60种以上，鱼类达30余种，贝类有220余种。[4]狩猎的工具基本是弓箭。制作石箭头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石质也因地而异，形状更各具特色，大小一般是2—3厘米，也有达6厘米的。除弓箭外，可能还用过石枪。另外，贝冢里发现有家犬的骨骼，这说明还使用了猎犬。捕捞的方法除用渔叉刺，用钓钩钓以外，还用过网。渔叉和钓钩是用鹿角和兽骨大量制造的，形状和大小也是多种多样，从后期到晚期，随着捕捞生活的发展，其变化尤为显著。

除狩猎、捕捞外，当然还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和根以供食用。有的学者认为，中期大部落的形成同某种植物的播种栽培有关。人们很有可能从甘薯、芋头等芋类吃剩扔掉的碎块发芽，得到启发，从而进行栽培。[5]这一时期打制的石斧刃很钝，充其量只能用来作为挖土的工具，这从侧面得到了证明。石器除打制外，从中期起磨制的也多了起来，做成的斧、手斧、凿子等除了用来伐木、制造建筑材料和工具以外，也用来作为武器、宝物，用途十分广泛。

其次，他们是怎样烹调食物的呢？可能是用石器中的石匙、小石刀等刮去动物的皮，把肉切碎，用磨石、石皿把植物的果实和球根等磨碎，做成淀粉。土器最初就是作为煮沸工具而发明出来的，除了煮食或烤食鸟兽肉以外，贝类也可能是启开贝壳放在土器里煮食的。到了中期，土器的用途多了起来，成为保存食物的用具，为了盛装食物，另外还用了碟子和小钵之类。还有，带嘴的土器，专门用来盛装发酵植物果实而酿造的酒类。

火焰纹平底深钵 绳文时代

再次，谈一下他们的服装。有的学者认为，中期以后大量制作的土偶，好像穿着衣服，因而想象他们可能是身穿筒袖上衣和短裤了。不过，那时还不懂得编织技术，可能是以毛皮或树皮为材料。身上戴的装饰品好像已大量使用，现在发现的有贝制的手镯、石制和土制的耳饰、石制和骨角制的颈饰、发饰等等。另外，直接在身体上装饰的，还有拔除特定的牙齿或是把牙齿磨尖等等。

埋葬方式还不是特别讲究，只在住处附近挖个小洞掩埋遗骸，既无棺椁，也不修坟丘。尸体多是由膝部把下肢弄弯，即所谓屈身葬，也有胸部抱石块的。关于屈身葬，众说纷纭，还没有定论，抱石大概是恐惧亡灵，想让它抱块石头以抑制出现在地面上。土偶是一种和他们信仰有关的遗物，中期以后，数量大增，其中有不少是表现女性的，可能具有咒物一类的意义，同母性崇拜、生殖器崇拜的原始信仰有关。

以上是从遗物、遗址见到的绳文时代的生活概况。他们并不是漠然想象的那样，沉湎于未开化的蒙昧生活之中。尽管材料有限，却能在仅有的材料上尽量发挥美的意识，制作出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日用器具和祭器。也能同相隔很远的各个地方交换物资，取得材料，备置必需品。只是关于社会组织和政治体制，则完全不详，也许是几个人组成一个家族，几个家族聚成的同族集团形成一个部落，但是统治各个同族集团的政治性组织可能还没有发达。要弄清这些，当是今后的课题。

铜剑

铜剑，祭祀用，弥生中期，香川县瑜珈山遗址出土。

弥生式文化

在绳文式文化陆续开展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压倒绳文式文化的弥生式文化首先出现在北九州，并逐渐由西向东传播，一直达到奥羽南部。（奥羽是陆奥、出羽的略称，即今日本的东北地方，包括青森到山形、宫城一带地区。——译者）弥生式的名字也和绳文式一样，是根据象征这一文化的土器而起的。所谓弥生式土器，是为纪念明治十七年（1884）最早在东京本乡区的向冈弥生町发现的土器而命名的。

这种弥生式文化，很明显的是从一开始就伴有铁器，进行农耕，特别是栽培水稻，因此，不能将其看作是由绳文式文化直接发展的结果，无疑是以某种形式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从文化阶段看来，石器始终是用来作为有力的利器的，但这时使用了铁器和青铜器，因而不能叫作石器时代；而青铜器也不像青铜器时代那样成为主要利器；金石并用时代这个名称，从各外国所用的含义看来，也不够确切。[6]它是一种在长期闭锁的环境中，突然接受高度的外国文化时出现的异种文化的混合物，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变形。在日本历史上，后来也常常有过这种情况。这里且不拘泥于其属于哪个阶段，具体地叙述一下这种文化的状况。

首先，根据土器的样式，在编年上把这一时代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以福冈县远贺郡水卷町立屋敷为中心，以在远贺川流域大量发现的土器即所谓远贺川式土器为代表。这种土器首先在北九州发展起来，不久传到畿内。唐古式土器中最初的就属于这一类。中期在北九州是以和中国、朝鲜有很多相似处的须玖式土器为代表，从畿内到濑户内海周围，盛行的是像梳子痕纹那样的栉目纹系统的土器。东日本的弥生武士器也创制于这一时期，但必须注意的是，它不像畿内和北九州等处的土器那样具有鲜明的特性，在受到栉目纹影响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绳文式土器的传统。到了后期，畿内的无纹土器风靡全国，将以往九州和畿内的两个中心合而为一，进一步发展成为下一个时代的瓦器。

七枝刀

在日本出土的东晋时期的七枝刀。

弥生式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金属器，在这一点上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铁器与青铜器并存这一事实。以往的学说重视青铜器，轻视铁器。但最近各地都有铁器出土，这说明具有普遍性的不是青铜器，而恰恰是铁器。铁器好像从这一文化阶段初期就有了，例如在工具方面，有铁斧、枪刨、刀等；在农具方面，有锄头、镰和掐谷穗用的刀形铁器；在武器方面，有箭头、铁刀、铁戈等，都已实际应用了。另外，从大和的唐古、静冈的登吕等遗址的出土物来看，木器在这一时代已大量使用。这些木器的制作，由于使用了铁制工具而有显著的进步。

铜镜

铜镜，前汉后期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最早舶来品，佐贺县二冢山遗址出土。

青铜器有铜剑、铜矛、铜戈、铜铎、铜镜、铜箭头等，其中可以清楚地分出舶来品与国产品，实用品与非实用品的区别，并且其分布的区域也不相同，自古以来著名的青铜器是铜剑、铜矛、铜戈与铜铎。

铜铎

铜铎，水鸟鹿纹，弥生时代。

剑、矛、戈三种在中国都是用作利器的，先是传到朝鲜，不久又传到我国的北九州。在我国出土的遗物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样式，剑有细型与平型之分，矛、戈有狭锋与宽锋之别。细型、狭锋的器身细长而尖端锋利，是用作武器的，是舶来品；平型、宽锋的器身扁平、尖端很钝，刃在铸造后未经加工，根本无法切割，当然无法用作武器，它是国产品，这点已由在北九州发现了铸模而得到证明。剑、矛、戈的出土地点以九州为中心，集中在四国、中国地方、近畿等西日本地区，特别是供实用的舶来品，绝大多数都在以福冈县为中心的地区，在坟墓中作为随葬品发现的。非实用的国产品虽在北九州也很多，但还进而分布到四国、中国地方，有的甚至更往东部地区。不过，这些似乎都与坟墓无关。

铜铎的形状好像是从侧面压成扁平状的寺钟，小的高度有12厘米左右，大的高达150厘米。大体上有三种样式：第一种小而厚，呈黑色，在周围横带之间铸着各种各样的花纹。第二种形状稍大，刻着流水纹或纵横花纹。第三种大而薄，呈青绿色，一律是纵横花纹。这种类型的含锡量低于其他类型，似乎为了便于制作而减少了合金中锡的分量。铎的出土地点与剑、矛、戈的出土地点，有明显的地域性区别，即西在岛根、广岛、香川、高知各县的连接线以内，东在石川、长野、静冈各县的连接线以内。这三种类型各有其分布中心，第一类是在中部濑户内海地方，第二类是从东部濑户内海到畿内，第三类是在南海地方与东海地方。从小而厚到大而薄的形式演变，与从中国地方到畿内、从畿内到东海、四国这种地域的扩大相适应，说明了铜铎的发展过程。

铜铎有什么用处？其祖型是什么？向来就议论纷纭，现在都认为它起源于中国战国时代的乐器——编钟。还发现过几例铜铎内部带有下垂的舌，可见其原来的用途是用作乐器的。不过，超过1米的大型铜铎，已经失去了实用性，而具有祭器或礼器的性质了。铜铎没有舶来品，全都是国产品。因为国产青铜器所使用的原材料可能都是把舶来青铜器回炉熔化的，所以，在制作大量铜铎的背后，恐怕牺牲了大量的舶来铜利器。

铜铎的出土地点多数在远离部落的小丘陵的斜坡上，一般是单独一个埋在地下，但也有十几个，七八个埋在一起的情况，显然这都不是偶然埋藏的，而是人为地埋下的。究竟他们为什么埋藏的呢？现在这样解释似乎比较稳妥，即：靠土地生活的农耕民为了保护共同社会的安全，出于迎神、祭神的意图，把用作祭器的铜铎埋下了土中。这种解释也适用于国产的剑、矛、戈等利器。而在坟墓中发现的舶来铜利器，可以解释为是用来显示个人的荣誉和权势的，而国产的铜利器其所以与坟墓无关，而在丘陵等处发现，可能是出于人们怀着祈求守护一个部落和共同体的愿望而埋藏的。从时代看来，铜利器与铜铎的制作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铜铎是后来发现的，最初北九州的人们接触到舶来铜利器，是用来供实际应用的，但不久有了铁利器，就不再用铜利器，而制作一些非实用的国产铜利器。后来传播这种制法的中国地方、畿内的人们，又通过独自的想法制出了铜铎。青铜文化的传来，输入了制作青铜器的技术，这一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尤其是他们不满足于输入品，自己制出了仿制品以至新制品，这一点是应对弥生时代人们的才能做出应有评价的。[7]

铜镜作为青铜器也是不应忽视的。在这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铜镜有两种，一种是汉镜，是经朝鲜输入的，在北九州，是作为随葬品而出土的。另一种是多钮细文镜，这种铜镜在中国没有类似品，而朝鲜有，可能是从朝鲜传来的。当时日本还没有进步到能制作仿制镜的水平，在了解弥生时代的真实年代上，舶来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即根据墓中有汉镜存在，可以了解其年代的上限不能超过公元前2世纪。另外，由于王莽时代的货币与弥生式土器同时出土，可以作为旁证，确定其年代在公元1世纪。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弥生式时代延续的时间是以公元1世纪为中心，前后各延伸二三世纪。

弥生式文化的另一特点即农耕的开始，特别是水稻栽培的开始，过去是根据附着在土器上的稻谷痕迹来推测的，现在已经有了从遗迹中出土的炭化米、各种农具、水田遗迹等丰富的材料，相当清楚地了解了其真实情况。水稻的原产地是印度，广泛地栽培在亚洲南部的热带地方。但日本产的稻米形状一开始就和那里的不同。南方品种谷粒细长，而日本种则略呈圆形。这一品种据说和分布于中国北部到中国东北部及朝鲜的相同。水稻栽培是怎样在日本盛行起来的呢？往昔的学者向来认为是从南方直接传来的，但其品种和南方的不同，这种说法就很难成立。（根据最近日本学者的研究，直接由中国东南地区传到日本的说法，又很盛行。水稻是怎样传到日本的，迄今没有定论，因此这里只是著者的看法。——译者）莫如说同金属文化从朝鲜传来一样，它是一种适合在中国北部、东北部、朝鲜寒冷地带栽培的品种，和技术同时经过朝鲜传入北九州。这种想法也许比较合理。有人举出许多与水稻栽培有关的南方习俗，但这可以解释：适于寒冷地带的水稻原来也是从南方传来的，后来竟把南方的习俗原封未动保存了下来。水稻栽培需要很高的技术，要受自然条件的支配，难度是很大的，而刚开始进入农耕生活的弥生式时代人竟能出色地完成了水稻栽培，可以说是一种奇迹。大概是西日本的航海者们在同朝鲜交易的过程中，接触了那里生产的稻米，知道了它的美味，便学会了栽培方法，传到日本的。由于米食适合人们的口味，所以很快就推广到了各地。在接受铸铜技术时表现出来的弥生式时代人的灵巧性，在这里也发挥了它的特色。

木制农具

简单的木制农具，象征水稻农耕文明的开始，奈良县平城宫址出土。

滑石制人形模造品

由于种植了水稻，这一时代的饮食生活比绳文式时代有了显著的进步，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到的。他们把米煮成粥，或是放到蒸罐里做成饭。虽说，作为食物，稻米在全部食品中占有多大比重不得而知，但日本人从这时起就同稻米结下了不解之缘，想到这一点是很有兴趣的。稻米以外的食用植物还发现有麦、粟、豆等等，好像也是栽培的。还栽培了桃、甜瓜、瓠子等等，此外胡桃、橡子、榧子、栗子等野生植物的果实可能也被当作食物了。

绳文式时代盛行的渔猎，这一时代还在进行，鱼类、贝类和鸟兽的肉仍然是重要的食物。在铜铎的表面铸有手持弓矢的猎人图像，出土的石箭头、铜箭头也很多，从各地遗留的贝冢可以推测捕捞也很盛行。从后期的遗址中，还发现有大量的土坠子和大型石坠子，可知已使用渔网进行大规模的捕捞。

弥生式时代的集落，因水稻耕作这一条件的影响，已从绳文式时代的山丘上移到了低平的地带，除住处之外，水田也包括到生活圈内了。住处和绳文式时代没有很大差异，仍有竖穴住处与平地住处两种。竖穴中方形圆角的最多，大型的长边约7—10米，小型的在3米左右。平地住处似乎是建在洼地，一挖竖穴就出水，其代表性的有登吕和瓜乡（爱知县丰桥市）的。根据铜铎表面上画的房屋，可以推测，此外还有高床建筑，登吕就曾发掘出这样的两处遗迹，其用途恐怕是用来贮藏谷物的仓库。登吕是由12户平地住处和两个高床仓库组成的部落。唐古遗迹中所见到的，同时存在的住处，据说不超过20户，由此大致可以推测出这一时代部落的规模。福冈市的比惠遗迹，则在几户竖穴周围，还设有濠沟和栅栏，表明这是构成部落单位的若干住户的集合体。

服饰与绳文式时代不同，由于纺织品的出现，有了很大进步。以构树、楮树、苧麻等的纤维为材料，用类似坐式纺车那样的原始织机，将其织成类似现在麻布那样的布。

瓮棺葬

随身装饰品却不像绳文式时代那样复杂，形状和材料几乎都固定下来，最普通的随身装饰品有用以装饰胳膊的贝环；带在颈部和腕部的管玉、勾玉、小玉等等。另外，拔牙的风习在这一时代还继续存在（《魏志.倭人传》中栽有“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这里却没有提到。——译者）。

埋葬制度也比绳文式时代有了进步，已经确立了把遗骸装进棺材里的风习。棺材有用大型土器做的瓮棺和用石板围成的箱式棺材两种，都是以北九州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同样的棺材，朝鲜也有，因而可以认为，是从大陆传来的。瓮棺是以一米左右的大瓮为瓮身，用同形或小形的瓮做盖儿封口，也有用土器的碎片或石头盖上口的。箱式棺是将石板组装成大小可容下遗骸的箱子状，然后上面盖上石板。这些棺材大都是在部落附近的高地上成群发现的，由此可以推测，他们辟有共同的墓地。这些墓群附近都有堆土、围石，好像是用来作为标志的。最显著的是支石墓，它是在地面上用几个小型基石支撑着板状巨石，最近在北九州发现了很多例子。支石墓是盛行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墓制，这也进一步说明北九州文化大部分均来自大陆。

瓮棺和箱式棺的式样一样，似乎社会的贫富之差还不太大，但确切说来，应该是贫富的差别还没有发展到表现在棺材样式上那么显著。偶尔发现在瓮棺内有许多镜、剑、矛、玉、璧等随葬品，可以推测这是表示特定个人的财力、权力的，而这种权力人物正在逐渐产生。同样还可以想象，将支石墓的巨石由原产地运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说明已经存在着能够集结这些劳动力的权力。经营水田也需要动员部落的全部力量，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者是办不到的。因此，在部落内部可能已产生了身份的分化，各个部落之间力量也有大有小，在这阶段，大概已开始产生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通过遗物、遗迹了解到的弥生式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已经具有政治社会萌芽的时代。[8]

《日本书纪》片段

《日本书纪》，日本现存最早的历史典籍之一。7世纪天武天皇授意编写，8世纪舍人亲王、太安万侣等人奉命修成，成书于720年。该书是基于政治需要，对内强化国家观念、对外树立国家形象而修的官方史书。全书共30卷，记载了日本上古时代至持统天皇（约690—701）间的神话与史实。内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1—3卷）为神话传说；第二部分（4—13卷）是虚构的纪年史事；第三部分（14—30卷）多为历史沿革的实录。形式上模仿中国史书，采用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相结合的体例，全部用汉文撰成，语言比较抽象，缺乏生动性。文学价值远不及《古事记》。唯书中插入的歌谣，可与《古事记》的歌谣相媲美。故后人常将二者并提为“记纪歌谣”。该图为第10卷残卷。

第二节 统一国家的建立

文献的性质

日本最早的历史文献是《日本书纪》和《古事记》，但是，要想从这些书籍中，充分了解国家形成前后的历史事实，则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书中所载有关国家建立的情况，不是神话，就是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的主要部分中，或许含有若干史实。但多年以来，在辗转传播承袭之间，已加润色和修改。汇编成史书时，又进行了加工、整理。所以，从中虽然可以了解到产生这些神话，或编撰这些史书人们的思想，但要想从中了解历史的事实，却不啻沙里淘金，十分困难。

这样，国内的文献，无法寄托很大期望，但幸而外国的文献却弥补了这种缺陷。所谓外国，这里指的是中国。当时中国在东方，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与周围各国之间的交往也十分活跃，并且还具备能记录和保存这些事实的方法和机构。现在这些记录，仍都保留在历代正史之中。虽说其中也有因传闻和观察不正确而导致的错误，或故意做了夸大或者缩小的处理，但还不至于毁损整个客观事实的质和量，倒是还能从中帮助我们进行自己国民意识不到的宝贵的客观观察，因而是我国历史的珍贵材料。

《古事记》片段

《古事记》，日本现存的最早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内容包括日本古代神话、传说、歌谣、历史故事和帝王家谱，撰写者太安万侣（？—723）。

7世纪天武天皇时期曾对“本辞”（神话与传说）和“帝纪”进行整理。8世纪初奈良时期，元明天皇命太安万侣撰写《古事记》，以发扬“邦家之经伟，王化的鸿基”。太安万侣根据熟知“本辞”和“帝纪”的女官稗田阿礼的讲述，加以撰录整理，于712年成书。

本书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记录了神代纪，记载很多的神话和传说；中卷和下卷则记录了天皇的历史。《古事记》是一部具有多层意义的文献：第一，《古事记》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第二，《古事记》是日本散文文学的起点。第三，《古事记》是韵文文学的起点。图为现存的最古版本真福寺本。

汉代的倭

在中国古代文献里，日本被称为倭。据《汉书》记载，前汉时，倭分为百余国，定时与汉通交。汉王朝在武帝（前140—前87）时达到极盛，向四方扩大了版图，在东方，朝鲜亦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在北朝鲜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发达的中国中原文化由此便传播到远东，对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列岛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汉朝之所以知道有倭人的存在，以及倭人和汉王朝通交，都是通过乐浪郡进行的。到后汉时，光武帝中元二年（57），倭奴国向后汉派遣使节，光武帝赐予印绶，这事见于《后汉书》。《后汉书》中的倭奴国应该读作“倭之奴之国”，是百余个倭国中的一国，其地点就是现在的博多，古代称作傩县、那津等，可能是占据着北九州大门口的一个部落国家。江户时代的天明四年（1784），偶然在博多湾口志贺岛发现了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金印，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这段记载的准确性。印文上的委字，可能是倭字的简写，无论从金印的形状特征，还是从出土地点来看，不能不说很有可能就是光武帝所赐的金印[9]。总之，公元57年，应该是倭国中的一国与汉开始通交的确切年代。此后还有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中的一国前往贡献的记载[10]。但到了桓帝和灵帝时（147—188），倭国大乱，攻战不已，其间自然杜绝了与汉的通交。这时在中国，后汉也已灭亡，魏、蜀、吴三国鼎立；在朝鲜，四郡中的三郡早已撤废，只剩乐浪一郡，在其南面又新设了带方郡，乐浪和带方二郡都在当时称雄辽东的公孙氏统治之下。这一时代可作我们史料的文献，便从《汉书》和《后汉书》转到《三国志》的《魏志》中，这就是著名的《魏志·倭人传》（《魏志·倭人传》是通用的略称，正式应作《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倭人。——译者）。

蛇纽金印 汉委奴国王

魏代的倭

《倭人传》详细记载了魏时与魏通交的倭人国的地理、历史、政治、风俗等事实，今天读来，仍然会给读者以新鲜的兴趣。记载的中心内容是各倭人国中的盟主邪马台国的情况，和其国女王卑弥呼的动向，由此也说明了当时倭人国的国家结构等情况。魏所知道的倭人国是从带方郡到邪马台国沿途的对马、一支（壹岐）、末卢（松浦）、伊都（怡土）、奴（傩）、不弥（宇美）和投马等7国[11]。此外，在沿途以外，还有斯马、己百支等21国。关于这21国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对沿途7国的记载很详细，其位置，除投马外都可以明确地在北九州找到。还记载着其户数和官吏的称呼等。特别是关于伊都国，记载着它有世袭的王，隶属于邪马台女王国。伊都国内驻有女王任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总督，这个总督监督上述7国的行政，并掌管女王国的外交事务。带方郡及魏的使节前往邪马台国时，通常首先要在这里停留，通过总督把文书和赐物交给女王。在女王国的南面有狗奴国，由男王统治，不属于女王国。在女王国的东面隔海还有倭人国。这些就是《魏志》记载的各个倭人国的外部情况；必须承认，汉时分成百余国，并各自与汉通交的部落国家分立的状态，当时也明显地有了趋向统一的情势。女王之所以出现，原是2世纪后半叶倭国内乱的结果。内乱是由于金属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武力的增强，激化了部落国家之间争夺土地和人口的矛盾。内乱的终止，并不是凭靠强大武力的征服，而是归服于神秘的女王卑弥呼的宗教权威。因此，部落国家仍然以原来的形式继续存在，以部落国家形式参加到以女王卑弥呼为盟主的类似联邦国家的组织中。这时女王是盟主，掌握外交权，当然要废止过去各国分别与大陆的通交，实行统一的交往。在南面和东面，还存在许多不属于女王国的倭人国，这也是很自然的。卑弥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控制整个日本列岛的程度，邪马台国的国力也还没有那么强大。这样一考虑，那么，邪马台国究竟在哪里这个历史上的难题，也就自然有了解决的端倪。学术界至今还存在着邪马台国在畿内的大和说和九州的山门说，两种说法互不相让，我则毫不踌躇地采取九州说。如果邪马台国是在畿内的大和，那么，在从北九州到畿内这条漫长道路上的各个国家，都应该在女王国的统辖之下；对这些国家的情况，也应该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这样大的一个联邦国家不会总也征服不了南方的狗奴国，竟向带方郡申诉其攻战情况，暴露自己无能为力吧。还有，接待外国使节也不会只在伊都国，完全可以在濑户内海的鞆津，武库的泊，难波的浜等地设立第二站、第三站的接待设施[12]。

这些暂且不谈，现在看一下女王国与魏的外交关系。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等出使带方郡。在郡使带领下来到了魏都，明帝对他特下诏书，授予卑弥呼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紫绶，所赐礼品的贵重，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女王所贡献的。明帝的这种优厚待遇，在对待外夷上是一个例外，可能是对久已杜绝的倭人来贡感到高兴，想要利用它来支持刚刚归魏统治的乐浪和带方，牵制高句丽。这时开始的魏倭间的交往，后来在友好的气氛中继续下去，仅记录所载，双方的使节就有数次往来。正始八年（247），卑弥呼遣使到魏，申诉与狗奴国的战争情况。不久，卑弥呼就死了，立了一个男王代替她。国中不服，又立卑弥呼的宗女台与（或作壹与。——译者）为王，于是国中才渐渐稳定。台与上台后立即派使向魏贡献，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代魏而兴的晋代。史书记载到晋武帝泰始二年（266）遣使为止。从此以后，在中国史籍中，就暂时完全见不到倭的名字，再次出现倭的名字是在147年以后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从双方历来的友好关系来看，这147年应该说是不正常的，一定是有某种阻止两国通交的异常情况，这可能同日本国内广泛开展的国家统一运动和在此基础上女王国的消亡有关。

好太王碑

好太王碑，又称广开土王碑，全称高句丽广开土王境平安好太王碑。此碑为高句丽第二十代长寿王为纪念其父广开土王的功绩，于414年（长寿王二年，东晋义熙十年）立于好太王陵东侧。它由一块巨大的天然角砾凝灰岩石柱略加修琢而成，碑体呈方柱型，四面环刻碑文，字体介于汉字隶书与楷书之间。

天照大神

这幅三联图表现的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从其蛰居的洞中出来，再一次使世界沐浴在阳光中的情景。太阳女神是日本神话中最核心的女神，被奉为日本皇室的祖先，尊为神道教的主神。

统一国家建立的年代

公元266年到413年之间，以畿内的大和为中心进行了国家统一的运动。建立统一的日本国家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但遗憾的是，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其详细情况。因此，目前除了根据有数的神话、传说和遗物、遗迹来加以推测以外，别无他法。不过，这一年代的下限413年，还可以再进一步上溯到4世纪后半期。一个能够证实的材料就是高句丽好太王碑的碑文（好太王，就是朝鲜史上的广开土王（391—412）。好太王碑是他死后不久，树立在其陵前，歌颂其生前功业的碑文。由于碑石风化颇多，拓本有不清处，故目下对碑文解释，尚有争议。——译者）。好太王是4世纪末到5世纪初高句丽极盛时期的国王，记载其功绩的古碑树立在现今鸭绿江流域的辽宁省集安县通沟地方。碑文详细记载了高句丽与倭十余年间在朝鲜半岛上互相攻战的经过。战争始于辛卯年（391），倭渡海侵入半岛，击败百济、加罗、新罗，奴役其人民。由此可知，公元391年，倭人已经具有能够向半岛派出大军、取得重大战果的强大国力，这决不是北九州的联邦国家所能办到的，只有全日本统一之后的强大的集权国家才能做到。这就是把在413年才见到的统一国家的存在向上推了二十多年的根据所在。再进一步设想，要想收到391年时完成的军事成果，需要进行相当长的准备，至少朝鲜半岛南部的所谓任那地方，在此以前就作为日本的前进基地发挥了巨大作用。《日本书纪》载有丙寅年（366）到壬申年（372）7年间，百济与日本开始国交的经过，特别是己巳年（369）日本大规模出兵的事实。这段记载中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年代、人名、地名以及基本情节是根据百济的记录而来的，是可信的。这一事实也应该看作是统一国家的行动。这样又可把391年上溯到366年，可知到4世纪中叶，日本已经完成了统一；4世纪后半期，已经在朝鲜半岛上占有自己的位置。3世纪末到4世纪，本是东亚各地民族发展、国家统一的运动广泛开展的时代，在中国的中原，胡族入侵，演成16国兴亡；高句丽于313年吞并了乐浪和带方二郡，占领了北鲜的广大领土；百济从290年到372年间，统一了马韩50余国而强大起来；新罗从286年到377年间，统一了辰韩十二国而兴起，日本同这一东亚普遍的时代潮流也绝不会是无关的。

统一的过程

统一国家的中心势力是畿内大和的部落国家，它具有高度的文化和强大的武力，拥有地利与人和。因此，逐步扩大其统治范围，是在想象中的。可是，这一过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松村武雄博士认为，日本的神话大体上由三个主要的神话圈融合而成，一是高天原系（天孙民族系）神话圈，二是出云系（国津神系）神话圈，三是筑紫系（南方民族系）神话圈。其中高天原系神话圈占有最优越的地位，明显地吸收了其他两个神话圈的特点，并将其加以改造[13]。这种神话圈的存在，清楚地说明了有创作这些神话的部族存在。也可以从这些神话中看出，在出云和九州南部也存在着强大的部族集团，他们同畿内大和的部族集团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以后，被畿内的势力所统一的情况。另外，以盘踞在北九州的邪马台国为盟主的联邦国家也绝不是轻易能够征服的。传说景行天皇和仲哀天皇巡幸九州的故事，是把熊袭当作主要敌人的。熊袭当然不能不考虑，但邪马台国也应包括在内。传说中主要讲的正是如何历尽艰辛，才统一了这些地方的故事。传说中说的熊袭的半岛依存主义，只要降服了新罗，熊袭就自然会归顺的说法，无论从地理位置或从历史事实来看，比熊袭更符合邪马台国，在这里不是可以依稀看到传说中邪马台国的影子吗？巡幸时看到有许多女酋，这恐怕也同女王国的事实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日本创世神话

此画描绘的是日本神话中的“秋天的男人”和他的妹妹及妻子“秋天的女人”，将饰以珠宝的矛浸入天堂高原的水域中，从矛上甩掉的水滴就变成了一块坚实的陆地。

王者形象

如图所示持剑、怀镜、垂玺的王者形象是日本正统皇室的传统象征。

统一势力的所在地

以上就是国家统一的过程。完成统一的中心势力是大和的部族集团，他们是起首就生活在大和的呢？还是从其他地方移居到那里的呢？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对神话体系中的要点——天孙降临和神武天皇东征的意义，是不能等闲视之的。神话里说，大和朝廷的祖先是从高天原降临到九州日向的高千穗峰，在日向国定居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到神武天皇时，为了寻求东方的美好地方而移居到畿内大和的。这个故事从神话体系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但对于历史事实，会有什么贡献呢？学者们对这点众说纷纭，不过，日向是古代史所传熊袭的住地，是反抗大和势力的根据地，而且是一片荒凉贫瘠的不毛之地。把这样的地方说成是皇室的发祥地，按常理是很难接受的。因此，有人说这纯粹是编造的故事，与史实毫无关系。也有人说，故事是根据从大和临时去九州巡幸停留这一历史事实而制造出来的。但我不同意这些看法。我认为日向意味着朝向太阳，是一种观念上的产物，与史实无关；大和朝廷的祖先在久远的古昔，只是漠然自西向东迁移，并定居在大和的，这想是历史事实。这个故事可能就是以东迁这一事实为主要内容而形成的。考古学家认为，包括大和的畿内有大量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金属文化的遗物也很多，文化发展的程度总是高于其他地方。因此，有人很自然地认为，优秀的部落国家萌芽最初就产生于畿内。不过另一方面，考古学家承认，弥生文化最早发生于北九州，后来传播到东面的。因此，有人推测，存在着一个肩负新文化而由西向东迁移的部族，这种想法也不无道理。最近，在主张邪马台九州说的人中，有一种说法，认为邪马台国在台与以后，就向东迁移[14]，形成畿内大和的势力。我认为这在时代上未免太晚，西力东移是在更早的年代，至迟也在2世纪的内乱以前。3世纪时，九州的邪马台与畿内大和是同时并存的。

国家统一与天皇的系谱

上面只是就统一国家建立的过程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下面想谈一下我个人对《纪》、《记》中传说的历代天皇系谱同这一过程的关系的看法。《日本书纪》从神武天皇起开始有精确的纪年，记载天皇出发东征的时间是甲寅年（前667），即位的时间是辛酉年（前660），以后历代天皇的名字都有相应的纪年。但一般都知道，这些纪年是故意延长了的，很不可靠。本居宣长和藤贞干等人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明治以来特别引起了学者的关心，发表过许多论文，试图纠正《书纪》的纪年，以断定古史的确切年代。但由于缺乏确切的材料，许多地方要靠推测，结论在细节问题上往往因人而异，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在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卷里，有关朝鲜记载的正确纪年是向下推干支两周120年，这就大体上得出了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的确切年代。另外仁德天皇的确切年代，可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确定为始于413年，即在和中国通交中断了147年后又恢复起来的第一年。由此上溯，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的时代，应在4世纪后半期到5世纪初，这是可靠的。因此由3世纪后半期到4世纪前半期进行国家统一运动的时代，应该是与神功皇后的时代相距不远。根据《纪》、《记》中所载的系谱，这一段时间在位的是崇神、垂仁、景行几位天皇。关于崇神天皇的传说，极其丰富，有祭政分离，派遣四道将军，创立税制，任那归服，在完善国家机构方面取得划时代的进展等故事。在《日本书纪》中有御肇国天皇这一称号，在这一点上同神武天皇是一致的。要使统一国家建立的年代同天皇的系谱一致起来，崇神天皇恰恰起到一种媒介作用。崇神天皇对完成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他的许多故事记载在《纪》、《记》中的崇神天皇卷里，写得有声有色。

铜镜

这面8世纪的铜镜，制作精美。它与另外两件东西剑和玺一起，是日本皇权信物的三种神器。这面镜子是古代日本皇权与神权的一种象征。在三件东西中，镜子是最强有力的，它与日本民族的太阳女神天照有关系，太阳女神是皇家的神话中的女祖先。

天皇的系谱，在崇神天皇以前还有九代，关于第一代的神武天皇记载了不少事迹，但以后的各代，即从绥靖天皇到开化天皇的八代，却什么记载也没有，形成了所谓阙史时代。这说明与崇神天皇的伟大事迹相比，这八代里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东西。即使是神武天皇的事迹，也有好多可能是影射了崇神天皇的事迹。当然我并不是单纯怀疑神武天皇以下八代天皇的实际存在。崇神天皇以前，天皇作为大和国家的首长，其位置也是世袭的。《纪》、《记》中的系谱所载的历代天皇，当然是确有其人的。我想说的只是，《纪》、《记》中有关神武天皇的事迹实际上究竟是不是神武天皇所为，值得怀疑。鉴于《纪》、《记》中对崇神天皇以前的天皇及其以后的天皇记载雷同，神武天皇是不是统一国家日本的首长也令人怀疑。本来，我们在进行议论时，使用天皇这个后世加上的称号，会引起概念上的混淆。正式使用天皇这个称号是在推古天皇时代（7世纪初），这个称号，是为了强调统一国家日本的元首在宗教方面的权威而加的独特称号。古时称“君”、“大君”等等，稍后则称“皇尊”，假如，崇神天皇能称得上“御肇国天皇”的话，那么，他以前的历代统治者应该是大和国家的“君”和“大君”，崇神天皇的功绩正是建立在大和国家历代的“君”所蓄积的武力和财力，特别是世袭的宗教权威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历代统治者存在的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而这个意义上的世代也绝不止天皇系谱所规定的八代或九代，可能更多。所谓神代乃是说明存在着那些世代的一种方式，这样考虑似可触及神话与史实之间关系的线索。

神功皇后像

神功皇后像，木造，平安时代。

提起天皇称号的起源，顺便说一说日本的国号。日本古时自称国号为大和，这是把统一全日本的核心部族居住地的地名，加以扩大的。外国所称的倭，则与此无关。倭是九州联邦国家时代以来的称谓，就是到以畿内为中心变成统一国家，国家的性质改变之后，他们仍然不加区别地沿用过去倭的称谓。为什么要称倭，其原因没有确切说法，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字同倭人的自称和韩人的称呼等等在发音上有关联而选择的。到了7世纪初叶，由于吸收中国文化和保全文明国的体面，在政府及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用大和这个旧称作为统一国家的正式称呼不太妥当。这同那种认为以往的“皇尊”称号不太妥当完全一样，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的产物。从这时起开始与隋朝交往，在给隋朝的国书中用“日出处”和“东”来代表国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时好像还没有决定使用日本这个国号，但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即不满足于大和这一称呼而去探求新的名称，最后终于决定称为日本，其间经过了50年时间，这在政治上恰好是从推古天皇的新政到大化改新的酝酿准备阶段，到大化时正式决定国号为日本。大化元年（645），在给高句丽和百济使节的诏书中明确使用了日本这一称号。不久中国和朝鲜也接受了这个称号，在他们的文献中把倭改称为日本[15]。关于国号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但有一点可以基本肯定，即日本人确定日本这个国号是在7世纪建设文明国家运动中所取得的众多成果之一。

第三节 古代国家的发展

入侵朝鲜半岛

日本于4世纪中叶完成了统一，不久便出兵半岛，与北鲜强国高句丽进行角逐；说明当时日本的国力，已十分强大。正如前章所述，369年，应百济之请向半岛出兵，征讨新罗，平定了洛东江沿岸7国，西灭济州岛交给百济。于是百济王与日本使节同坐在磐石上，发誓永称西藩，朝贡日本。这一年，日本重新领有了曾在其羁绊之下的任那各国，使百济成为隶属的朝贡国，在日本的半岛政策上具有重要意义。391年，为谴责百济王背信弃义，再度出兵，确立对南朝鲜的宗主权。这就意味着同在这一年即位、准备大举南下，以实现其野心的高句丽好太王军队发生激烈的冲突。396年与400年，高句丽采取攻势，但404年，日本军又深入侵到带方郡故地。日本完全是由海路进军的，沿半岛西岸北进的日军船只很多。

统治半岛的消长

以上是4世纪后半到5世纪初日本在朝鲜半岛活动的概况。须知它需要靠强大的武力去完成，对日本来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到了5世纪，日本频繁地向中国南朝宋、齐、梁等国派遣使节，进行直接交往，这从另一方面看来反映出统治半岛的困难。与南朝的通交情况见于中国史籍，那里提到的倭王有赞、珍、济、兴、武五位；试把它同日本天皇的系谱对照一下，可知赞是仁德天皇（日本历史学者中，也有认为赞是应神天皇的。——译者），珍（弥）是反正天皇，济是允恭天皇，兴是安康天皇，武是雄略天皇。这些天皇在421年到502年间派遣的使节，共有12次，这些使节的一个共同目的就是请求授予爵号，南朝各国所授的是“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那样很威严的称号。日本之所以需要这个称号，是想通过这个称号，说明中国承认其统治半岛各国的正当性，然后借中国的权威君临各国，充分表现出丧失了自主性的事大思想。强大的武力是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的，而且半岛各国的利害关系也随时在变化。百济为对抗高句丽的侵略，需要日本的保护，但这种威胁一旦减弱，臣服的诚意也就随之动摇。任那各国也是一有机会就要单独行动。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时，我国对半岛的统治达到极盛时期后不久，实力就开始下降，于是日本的地位也就迅速恶化。《日本书纪》中记载的许多派出官吏的无能堕落事件，反映了这种情况。其中最典型的事情是，百济请求割让任那四县（全罗南道西半部），大连大伴金村接受百济的贿赂竟同意了。百济就这样通过外交手段，逐渐蚕食任那西部，而新罗则凭借武力侵略任那东部。特别是532年，日本所占任那的根据地金官国（金海）投降了新罗，这在任那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此后恢复任那就成了大和朝廷所面临的重大事情，虽然曾力促百济王同派到那里的日本使臣、任那各王共同商议复兴的方策，但由于他们都从各自的利害出发，以致无法达成一致的协议。当他们正在为商讨浪费时间时，高句丽已南下进迫百济，新罗与百济的睦邻关系也破裂了。554年，百济王死于同新罗的战争中，这就决定了百济的颓势和新罗的优势，也决定了任那各国的命运，钦明天皇二十三年（562），各国中的最后一国高灵的伽耶投降了新罗，从此结束了任那的历史。《日本书纪》记载说，新罗灭亡了任那的官府。而任那正是天皇的“屯仓”。任那的前身是《魏志》上所说的弁辰十二国的后身。正像那里的马韩和辰韩发展成为百济、新罗那样，它们没有发展成为统一国家。日本在这里的势力，阻止了其内部兴起的统一力量。各个部落国家始终保持着原来的形式，像日本国内的屯仓一样，成为天皇的直属领地。对日本来说，任那的灭亡意味着丧失了取得大量贡纳品的天皇直属领地，并宣告了日本统治南朝鲜霸权的结束。它象征着统一以后随即到来的日本国家多灾多难的命运[16]。

归化人贵族们的坟墓

在日本的平原上，在4至7世纪，出现数以千计的形状古怪的坟墓——一些高达30米，从一头到另一头延伸至半公里。墓中石棺里在无价的珠宝、武器、家用工艺品的围绕下，躺着那个时代的首领和贵族，可能是3世纪侵入日本的亚洲大陆上的勇猛骑手的后代。

前方后圆的形状可能是起源于他们的实践，就是把死者先送到一个临时性的坟墓，而后在旁边开始兴建一个圆形的坟丘，再把尸体运入坟丘中之后，两部分也就连接在一起了。坟墓及其周围都被视为神圣的地方，因此要小心地加以保护。旁边的深沟中注满了水使世俗的侵犯者无法接近，同时，名叫哈尼瓦的泥塑像站在那里守护以防恶魔。

国内形势的演变

由4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日本的对外活动已如上述，那么这一时期国内的形势怎样呢？首先应该说，在这个时代，天皇的权威有了显著的提高。其证据就是留存至今的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的陵墓。两天皇的陵墓虽然都是当时普遍的前方后圆形式的古坟，但其形式最为完备，规模宏大。应神天皇陵周围有两道壕沟，前后长415米，后圆直径267米，高36米；仁德天皇陵周围有三道壕沟，前后长475米，后圆直径245米，高30米，恰似自然形成的山。其雄伟胜过世界上任何一座帝王的陵墓。建造这样巨大的陵墓，除了要集结大量劳动力和进步的技术以外，还应该想到要有能指挥这一切的强大政治力量和天皇的高度权威。日本在南朝鲜的称霸，也可以说是这种政治力量和天皇权威在外部的扩展。这内外两方面的事实加在一起，说明了当时国家权力的强大和象征这种权力的天皇的高度权威。

国家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呢？如前所述，天皇的先祖最初是大和一个部落国家的首长，凭借武力、财力以及宗教权威，逐步兼并了周围的小部落国家，最后将其统治扩展到全国。兼并统治的方式会有几种，有时是以武力消灭了反抗国家的首领之后，将其领地置于统治之下。这时或者将其人民归由天皇直接统治，委任管理者进行管辖；或者分给皇族和贵族领有，天皇则间接地征收贡纳。不过，大多数的情况则是，各国的首领以归属于天皇的宗教权威形式服从其统治，这时各部落国家原有的内部体制不变，天皇让原来的首领仍安居其领地，只负担贡纳及其他义务。就是说，全日本的人民是以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两种方式归属于天皇。间接统治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天皇身边的新领主，一种是通过旧领主来实现，这和后来的谱代（同族家臣）、外样（外族家臣）的区别一样。统一初期，直辖领的管理者都忠实地履行其职责，与天皇关系很深的新领主也没有擅专的行动。而归服于天皇的权威后，仍被承认领有其地的旧领主，则更加提高归顺的心愿，拥戴天皇。由于领内的下层组织保持不变，旧领主的命令能够很好地贯彻到基层。这种封建郡县并用的国家机构，依靠各下层统治者的忠诚，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率，使国家的权力高度地集中到天皇手里。

哈尼瓦武士泥塑像

仁德天皇的坟墓由两万多个图片中所示的圆柱形卫兵守护着。5世纪日本已频繁地与中国南朝交往，中国史籍提到的倭王有赞、珍、济、兴、武五位；把它同日本天皇的系谱对照可知赞是仁德天皇，也有日本历史学者认为赞是应神天皇。

图片中的哈尼瓦泥塑像：一把短剑从他的腰带上垂下，手里把着弓与箭袋，穿着宽松的裤子与紧身短外衣形的铠甲。这样的塑像被固定在匙孔形坟墓的周围，从头至脚，这个武士的高度能达到现代人肩部，其比例强调着他的地位高于动物与无生命的物体。

这个时代的地方区划有国、县、村等名称，文献中还留有当时其首长的称谓是国造、县主、稻置、村主。村无疑是构成国与县的下级区划，但在国与县之间是否也有这种上下从属关系，则不太清楚。说不定是表示上述那种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的区别。至少被称为国造的人许多是原来小国的首领，是其地位得到天皇承认的外族大名那样的人。据《旧事本纪》（《旧事本纪》，又称《先代旧事本纪》、《旧事纪》，共10册，是古代史书，一般认为是平安初期的伪撰。从神代记述到推古天皇，其中《天子小本纪》、《国造本纪》载有其他史书看不到的传说。——译者）载，国造的总数有144个，但计算这一数字的时间不明确，因此很不可靠。然而可以想象，这个时代的国，要远远多于后世固定的六十余国，因而其地域也很狭小，并散在各处。县是不是天皇的直属领地，也不清楚；但屯仓和御县，则显然是天皇的直属领地。屯仓的意思是皇室的所有地及仓库、宫邸，御县则是指定皇室生活资料的供给地，它们同是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的。但从统治的直接与间接这方面来看，再也没有比这更直接的，在当时土地与人民紧密结合的情况下，屯仓和御县实际上可能都带有几分地方区划的意义。屯仓最初可能是在国和县的范围内或其范围外新开垦的，或者是由接受捐献而建立的皇室领地，随着国造们归顺天皇的精神日趋薄弱，屯仓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就日见增大，成为皇室权力在地方上的有力基础，管理屯仓的叫屯仓首。

哈尼瓦战马

在以国造为代表的准封建势力与皇室贵族所代表的同族集团势力紧密结合的基础上，统一国家的能力大大提高，但这种情况不久就呈现出崩溃。国造的子孙越来越不驯服，巩固的封建秩序开始动摇，而皇室贵族的子孙则背离了同族集团的结合，疯狂地争取私有地和私有民，在领地内建立起复杂的私有制统治关系，这些事实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国造的背叛行为，从经常把应献给天皇的贡纳攫为己有，竟发展成大规模的背叛，如筑紫国造磐井的叛乱，国造的性质变了，以国造的归顺为重要支柱的国家机构，因而势必发生动摇。臣、连和伴造纷纷设置部曲和田庄说明皇室贵族的背离，部曲和田庄的设置意味着在以往天皇的直接和间接统治之外，又出现了完全不受天皇控制的土地和人民，它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分裂。在4世纪后半叶，曾发挥了伟大国力的日本，仅仅经过两个世纪就开始走下坡路，落得丧失海外领土的悲惨结局（这里所谓“丧失海外领土的悲惨结局”的海外领土，无疑是指朝鲜半岛上日本侵略夺取的土地。日本氏族集团利用朝鲜半岛上局势的分裂、各氏族集团间互相争战而侵占的土地，怎能称为其海外领土？更如何能说丧失？这完全是著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沿袭过去帝国主义强盗逻辑的反映。——译者），这应该说是上述那种国内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

埴轮 套屋

这座哈尼瓦住宅模型，显示的是归化人贵族宽敞的住宅，反映出上流社会居室的精致考究。

社会组织

这个时代的社会组织已被公认为是氏族制度。但如果从构成原始社会特点的血缘共同体含义上来使用这个词，那么对这个时代并不适用。如果由父系家长的家族之间，在居住地区上，在举行祭祀以及其他宗教仪式上，以及在确定先祖，承袭氏名等同族集团的共同性方面来说，那么可以说使用这名词是合适的。不过，新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关系常常试图冲破这种同族集团体制而表现出来；而旧的同族集团制却仍顽固地留存着，时代就在这两种力量的交错之中向前推移。这个时代的“氏”，具有观念的和现实的两种含义，必须分别加以理解。在观念的意义上，是指有着或是相信有着同一父系祖先的全体家族和人们；而在现实的意义上，则指这些家族的某些成员聚集在一起，组成部落的形式，这种同族集团性质的部落也可以看作“氏”。另外，这些家族中的某些成员为加强自身势力、谋求政治上的地位而结合在一起，这种政治性的团体也可以称作“氏”。在现实意义上，是否真正拥有同一祖先，并不成问题，只是假设而已，不过是利用同族集团的意识而结合在一起的。与增加“氏”的政治、经济机能有关的是“姓”和“部”。“姓”是表示“氏”的尊卑的一种标志，由对“氏”自发的敬称或职名发展而来的。在十分完善的姓的制度中，以历代天皇为祖先的所谓“皇别”的氏中，有臣、君、别等姓。以神代史上的神为祖先的“神别”的氏，则以连为姓。祖先为归化人的“蕃别”的氏，多姓“史”、“村主”等。其中臣和连是最高荣誉的“姓”，有这两个姓的氏被合称为“臣连”，居贵族阶级的首位；臣连中参与最高政治的是大臣和大连，他们代表着中央贵族的最高意志。与大臣和大连一起构成贵族阶级，并同时参与国政的是伴造和国造。国造已如前述是地方君主的后裔，是准封建领主，伴造同下面要讲的“部”的制度有关，是政府官员，或准封建领主。“部”在抽象的意义上，是为了政治、经济目的结合在一起、生活在同一条件下的人民的集团。但在现实中，它分为好多种，有隶属于天皇以及各氏而负有贡纳义务的农民集团；有世代承袭某种特定的工艺技术，负有贡纳其制品义务的半农半工的人们；还有靠某种技术或手艺为政府服务的下级手工业人员集团。这些集团，一般称为“伴”，但也有称为“部”的，特别是属于第三种形式的，因为它类似百济官署中的“部”。后来则全都称部了。这也同“部曲”这一名称的流行有关，部曲本是中国对第一种形式的自己私属民的称呼，后来日本也采用了，部曲的名称便流行起来，因而也助长了“部”这一名称。伴造就是“伴”亦即“部”的首长，它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隶属民的主家，即所有者，二是指直接统辖隶属民和手工业人员的人。前者主要是中央的强大贵族，后者则没有那么高的身份，前者拥有许多隶属民集团，正如国造领有其国一样，不同的只是在当时土地与人结合的情况下，重点是放在人这方面还是在土地这方面，实质上二者每多类似，在这个意义上，伴造与国造一样，都是准封建领主。由于后者是统率隶属民和手工业者人员的直接首长，所以大多是政府官员。一般提到臣连、伴造、国造时，这个伴造可能是指前者。伴造的这种性质，是和前面提到的皇室贵族背离了与天皇同族集团的结合，疯狂地攫取私有地私有民有因果的关系；伴造的势力同国造叛离中央一起与日俱增，其中有的人从第二类上升为第一类，也有的一身兼有两种特质。伴造所代表的贵族阶层为增强其经济基础，大量攫取部民，这不仅分裂了国家权力，而且也削弱了氏的同族集团的结合，促进了它的瓦解。“部”动摇了社会结构的基础，推动了时代的进展，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一种势力[17]。

这个时代的社会阶级可以分为贵族、平民、奴隶三个阶级。皇族和臣、连、伴造、国造属于贵族，他们拥有很高的“姓”，担任中央和地方的官职，拥有大量的私有地、私有民，是统治阶级。平民的主体是部民，部民中，有些实际地位接近于不自由民，但部民的名称只是区分政治属性，并不表示身份的尊卑。他们负有向天皇和主家贡纳的义务，或须到官署和工房服务，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和家族在一起组成自己的家庭，过着自由的生活，原则上属于平民阶级。还有些是有姓者中属于低等姓的人，国造领地和皇室直辖领地内的人民，还没有编入“部”的，虽不是部民，但他们的阶级属性仍是平民。平民阶级占有国民人口的大部分，他们从事工农业生产，在国家的生产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奴隶阶级即文献中的“奴”，数量似乎并不多。三世纪时邪马台国向魏进献的物品中有奴隶一项，说明在国家统一以前已有奴隶存在，只是在日本，取得奴隶的来源并不如外国那样广泛，并没有产生过奴隶大量存在，足以左右生产的阶段。

文化的进步

从石器时代起，日本文化就是凭大陆文化的传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到了这个时代，由于在朝鲜确立了政治优势，大陆文化的传入更加活跃，传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朝鲜半岛各国的国王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贡献新文物；来自半岛各国的归化人带来的文化；往来于朝鲜半岛的日本知识分子带回来的文化等等。传入的文化，无论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给日本文化以划时代的影响。精神文化方面，汉字、汉籍以及儒教和佛教的传入决定了后来日本文化的性质。在物质文化方面，水利、灌溉、养蚕等农业技术，建筑、雕刻、织布、冶金、制陶等各种工艺技术及其制品，都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下面就以这些传入的文化为转机，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来详细谈一下当时发展起来的新文化的内容。

精神文化

一般都认为汉字和汉籍最早传入日本是在应神天皇时期，这并不正确。我国人民接触汉字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在汉代时各倭国与汉通交就需要以汉字为媒介，邪马台国与魏通交时，显然已有国书的收受和爵号的授予。尽管人数很少，范围很窄，但已经理解和使用了汉字。统一国家建立后，与南朝的通交当然也需要使用汉字，其中雄略天皇致刘宋的国书，是一篇优美的四六骈体文。在日本国内，履中天皇时已在各地设置了国史。国史是指掌管记录的书记官，由此可见，当时记录工作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熊本县玉名郡江田町古坟出土的大刀上的铭文以及和歌山县伊都郡隅田八幡宫所藏古镜的铭文，都是足以说明当时使用汉字情况的实际遗物。大刀铭文是用汉字来拼出日本固有名词，而且是音训并用的，借助汉字表现了日本的思想，大刀的制造时间估计是反正天皇时（5世纪初），它有力地说明，在这时代，对汉字的使用已不单是机械地移植，而是自主性的应用。特别是这柄铁制大刀，其铭文是在刀背上用银镶嵌的，制作十分精致，说明在日常生活和政治工作方面已能自如地运用汉字。隅田八幡宫镜上的铭文也是音训并用地使用汉字的。例如地名有意柴沙加宫（忍坂宫）和人名开中费直秽人（河内直汉人）等等。制造的年代记有“癸未年”，当指武烈天皇五年（503）。

汉籍传入的年代，由于没有史料，无法确定其正确年代。据说应神天皇时百济进献了《论语》10卷、《千字文》1卷，但它只能表示儒学是我国汉学的主流，后世人把这两部书作为汉籍中最基本的书籍，此外并不能说明更多的史实。6世纪初，百济又给日本派来五经博士，并规定他们轮流常驻日本。由此可知日本知识阶层对五经讲义的追求，以及儒教思想的渗透和汉籍的大量流入。6世纪中叶，百济又派来了易博士、历博士、医博士和采药师等等，这说明儒教以外的历学、医学也已经传到了日本。到6世纪末至7世纪初，推古天皇时代，以这些传入的学问为基础的日本古代学术，已初步开展起来。

隅田八幡宫的人物画像镜和铭文

佛教也是从百济传来的。关于佛教传来的时间，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是钦明天皇十三年。但对这段记载，仔细一研究，结果发现里面录有唐长安三年（大宝三年，703）翻译的《最胜王经》的经文，说明这段记载是长安三年以后撰写的，因此这段记载是否真实，很值得怀疑。此外，除钦明天皇十三年壬申这个年代外，还有法王帝说和戊午年传来等等的说法，同时还同《书纪》中对继体、安闲、宣化、钦明四朝天皇的年代记载有误等情况结合起来，现在在学术界，认为钦明天皇十三年壬申（552）应改为538年戊午（《书纪》中的纪年是宣化三年，改定后的纪年是钦明七年）的说法颇为有力。但我认为，并没有充足的根据能够说明戊午绝对正确，而壬申完全错误。戊午和壬申都有佛教传入的事实，都分别有不同的史料流传到现在。本来所谓佛教的传入，从内容上来说，就是指佛像、经卷和僧侣的传入，所以多次传来是很自然的，在当时朝鲜半岛那种紧张的形势下，百济要大力把新文化传到日本，就更是这样。把佛教的最初传来限定在某一段时间以内，似乎要比限定在某一年更合乎情理。

佛教刚传入时，保守派物部氏与进步派苏我氏之间，围绕着可否崇佛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本书纪》对此有详细记载。不过，这种记载也有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比如它的中心意思即物部氏所说的，我国自古以祭祀神衹为根本，祭祀异国之神会惹怒本国之神，这种想法果真是佛教传来当时的思想吗？那些眼见端庄的佛像，接触深奥的经典的人们，可能会为那种异国的风情和神秘的理想世界而欢欣鼓舞，但这会同融汇到日常生活仪礼中的神祇祭祀之间感到有抵触吗？早期的佛教信徒圣德太子和天武天皇也都同时笃敬神祇，同时信奉两者并不感到有任何矛盾。由此看来，我想佛教刚传来时，立即产生强烈的敌对意识，采取了排斥和打击的态度，并非事实。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后来人们意识到佛教和神道是对立的，才有意那样说的。从佛教起初遭迫害，最后却以胜利告终这个发展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可能是佛教徒对律令精神——崇尚儒教、神道而贬斥佛教作法的一种报复思想的表现。苏我、物部二氏的斗争当然是事实，但这主要是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而来，把它完全归咎于佛教问题，可能是经过后世佛教徒的润色、夸大所致。

圣德太子像

圣德太子于6世纪引进大陆佛教，积极吸收中国文化，到了平安时期佛教更为流行。1109年为纪念弘扬佛法的圣德太子于法隆寺灵院内，塑造了图片中的塑像。

最后说一下传统的民族宗教。把它称为神道是在佛教传来以后，和它对立而产生的一种概念，古时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种道或教。这种古老的民族宗教，我想同至今仍流行在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一带的萨满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萨满教是一种以信仰称为萨满师为司祭来作法为特征的宗教。萨满师是一种女巫。萨满教把世界分为上界、人间和下界三部分，上界有许多神，下界有恶魔恶灵。萨满师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为人们预言、卜卦、治病。日本古老的民族信仰与萨满教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日本民族的祖先把这种宗教和语言一起从北方大陆带到日本，后来在日本特殊的风土和民族性的影响下，这种宗教获得了独自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神道的基本特点。不洁与“祓濯”的思想和仪式，用鹿骨和龟壳进行占卜，建立神社以及崇敬氏神等等，都是吸收新的外来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宗教现象。传统的民族宗教既没有发达的教理也没有神格的限制，与其他不同的异种宗教也并不是水火不兼容的，而是经常加以吸收，和它们共存的。无论是儒教、佛教，还是基督教，它都能够接受，并允许它们独自发展，这正是传统宗教最大的优点。

神道教

神道教起源于日本早期的万物有灵论。神道教的核心是对神的膜拜，这些神即是将自然现象拟人化，也包括人在内，日本人称之为“神力”。这其中包括天照大神、明月神和暴风雨神。图片为位于宫岛市神道教殿堂的鸟居（日本神道教神社入口处的牌坊），这是献给暴风雨神的三个女儿的。

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的基础条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纪》、《记》中记载着崇神天皇到仁德天皇时历代开凿池渠的史实，说明了统一国家为提高水稻产量而致力于技术方面的情况。其中还有使用归化人开凿韩人池的传说，说明在这一方面，从大陆传来的技术发挥了巨大作用。农具除木制的以外，铁制农具也逐渐普及了，现在见到的遗物有镐、锄、犁。其中，犁又叫“唐犁”，这就可以知道是从中国传入的。《魏志》中记载，邪马台国已有养蚕、纺织等技术。统一国家建立后，更直接从中国江南地方传入了这方面的优秀技术和制品。对早期的归化人秦人和汉人，流传有许多传说，直到今天，有关纺织的词汇中还保留着“机”、“绫”（机（八夕），绫（ァャ）和秦、汉在日语训读中是同音，说明过去是由他们传入使用，所以就用他们姓的读音来命名。——译者）等词，说明他们参与这方面的关系该是多么密切。由于秦人、汉人的努力，衣料的质和量肯定都大大地提高了。此外，关于锻冶，据说是从朝鲜锻工传入的，所以名为“韩锻”，制鞍和制陶的也都是归化人传人的。各种工艺，由于受大陆技术的影响，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直到现在，还残存着不少这方面的遗物，现在就通过考古学的成果，从实物来考察一下这个时代的文化。

这个时代考古学的中心问题是高冢式古坟。考古学者据此把这个时代称为古坟文化时代，它是继绳文式文化、弥生式文化之后的一个文化阶段，其确切的年代是从3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其间一般又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18]。有趣的是，它恰好同日本国家开始统一、大和朝廷昌盛，最后走向衰亡这一过程是一致的。

所谓高冢式古坟就是在地面上堆起很高的土丘，里面放着装有遗骸的棺与椁的坟墓。这种古坟，首先在畿内突然出现，后来就普遍地扩展到四方。根据其堆土的形式，有圆坟、方坟、前方后圆坟、上圆下方坟等的区别。其中前方后圆坟的规模最雄伟，形状也十分优美，再加上它是国外没有的日本独特的形式，所以可称之为日本高冢式古坟的代表。

前方后圆坟，从外形上可分成几种类型，按照后藤守一博士的分类方法，首先可以大致上分成后圆部的高度约为前方部高度一倍的和后圆部高度基本上与前方部相等两种。前者还可以进一步分成前方部的长度极短（帆立贝式），和前方部的长度长于后圆部的直径（柄镜冢式），以及前方部的长度与后圆部的直径基本相同，其外形也呈长方形（铫子冢式）三种。后者也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一种是前方部的长度与后圆部的直径基本相同，前方部前端的宽度大于后圆部的直径（瓢冢式）；另一种是从整体来看呈萎缩状，前方部前端很窄，两边的隅角坍塌，好像是两个圆坟并列（二子冢式）。这五种类型，分别表示了时代的变迁。第一类古，第二类新，其中第二类的瓢冢式是最盛期的样式。二子冢式是衰微期的样式。换言之，本来后圆部是主体部分，低小的前方部是附加的；但后来，前方部逐渐发达，变高变宽，形状雄伟，不久，又整个萎缩下去。了解了这个变迁过程，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会产生前方后圆这种特殊的坟丘式样。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各种说法，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是祭坛说，认为前方部是一个附加的祭坛。起初是在前方部举行祭祀，但后来则失去了这个意义，前方部也同后圆部一样成为坟丘的主体部分。在坟丘周围挖有壕沟，这同外形的变化也有关系。另外，修建这种坟墓的具体场所，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前期的前方后圆坟，利用山冈和丘陵，修建在高处，把自然地形稍加改变做成坟形。随着时代的发展，修建的位置也逐渐移到低平地上；中期的瓢冢式坟，建在高地和平原上，坟丘完全是靠人工堆土而成，取过土的地方就成了坟丘周围的壕沟。我国最大的前方后圆坟——可以说是中期瓢冢式古坟典型的仁德天皇陵，周围挖了三道壕沟。后期的坟墓又回到丘陵上，但与前期不同，不是从远方可以仰视的，而是隐蔽在山坡后面。

古坟壁画

古坟壁画，乳房神，古坟石棺内壁右侧。

古坟的外部设施有土俑和石人石马。《日本书纪》中说，制作土俑，最初是根据野见宿祢的建议，用来代替殉葬者的。但人马俑是在中期以后的古坟中发现的，前期的只是圆筒。圆筒俑的作用是为了固定土堆和划定墓界，也可以说是立在坟墓周围的栅栏。由圆筒发展起来的象形土俑有人物、动物、房屋、器具等，种类繁多，这些土俑，究竟有什么意思，并不是明确的。比较有力的说法是，墓上举行的仪式是为拜谒祖灵的，所以房屋、器具等土俑是作为常设的，装饰性的东西而放在那里的，而人形土俑是用来表示参拜者的[19]。

不管土俑的起源如何，今天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这个时代的遗物，表现了在其他物品上见不到的宝贵的事实和思想。器具和房屋是直接显示当时生活和文化的极好资料，人物也是有立体服装和形态，从中能见到绝非文献和绘画中所能见到的东西，特别是人物的表情和动物的姿态上表现出来的纯真朴素的美，不能不引起人们亲切和喜爱的心情。土俑是日本人生活和心灵的表现，它有着超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埴轮 追猪的犬

埴轮，日本古坟时代一种特殊的陶制丧葬用品，排列在古坟坟丘上部及其周围，流行于4世纪至6世纪。名称来自《日本书纪》（卷6，垂仁天皇三十二年条）。主要为“土师部”的人所制作。

埴轮分圆筒埴轮和形象埴轮两大类。圆筒埴轮又可分为通体呈圆筒状的和上部敞开呈牵牛花状的两种，前者系仿真器座形陶器，后者系仿真敞口的壶形陶器。形象埴轮可分房屋埴轮、器物埴轮、动物埴轮、人物埴轮四种，分别仿真房屋（住房、仓库）、器物（华盖、盾、箭袋、护腕、甲冑、扇、凳、盒、高脚杯、船）、动物（马、牛、鹿、猪、猿、犬、鸡、鸟、鱼）和男女人物（武士、农夫、巫女、乐师）。图为古坟时代的埴轮，追猪的犬。

石人石马在福冈、熊本、大分三县的古坟中可以见到，它的制作可能同象形土俑出于同一目的。这些石人石马是当地熟练的石刻工人用石料制作的。中国的坟墓旁边，就立着石人石兽，因此谁都认为这大概是受了中国的影响，可是考古学家并不一定赞成这种看法[20]。

古坟的内部设施有棺与椁。棺根据不同的材料可以分为木棺、石棺、陶棺、干漆棺等等；又因形状的不同而分为箱形、劈竹形、船形、长箱形、房屋形等多种。各种材料中石棺最多，而形状中，箱形棺是继承了弥生时代的箱式棺形状，从古一直流行下来的；劈竹形和船形的石棺流行于前期的后半叶到中期；长箱形石棺在中期；房屋形石棺在后期曾广泛流行。

埴轮 舞者 古坟时代

埴轮 盛装的女人 古坟后期

椁是覆盖棺的设备，有黏土椁、砾石椁、木炭椁和石椁等等。黏土椁是在把劈竹形木棺埋在土里时，盖在厚厚的黏土台上的，所以即使木棺腐烂以后，在黏土台上仍能留下棺的塌陷外形。砾椁、木炭椁分别是用砾石和木炭制成的。石椁是在棺的周围堆石，最近一般称之为石室。石室有竖穴式和横穴式两种。竖穴式石室是在棺的前后左右堆成石墙，上面用石块覆盖，前期古坟中就能见到，以后又一直流行到后期。横穴式石室是在竖穴的一方设有信道，留一入口。横穴式石室本来在大陆上流行，5世纪时从朝鲜半岛传到北九州，6世纪到7世纪时十分盛行。放置遗骸的墓室通常很宽阔，而通向那里的墓道却长而窄，但两者的长短宽窄、外形、堆石的形式等等并不相同，十分复杂，这和地区、时代的变迁具有微妙的关系。横穴式石室的形状远比竖穴式石室要进步，墓室内设台、架和枕等等，墓壁上还描有花纹和绘画。北九州有许多施以装饰的古坟，用彩色颜料描出花纹和绘画，这也可能是吸收了朝鲜流行的做法。横穴式石室中也有用巨大石料构筑而成的，具有代表性的是奈良县石舞台古坟，据传是苏我马子的墓。

后期的横穴式石室中，也有不修坟丘，只在山麓或丘陵的一侧凿出墓穴的，其分布受到地质条件的限制，多在软质的石山和垆坶层边缘等处。所谓横穴古坟即是这样。埼玉县东松山市吉见的百穴，就是许多这样的古坟集聚在一起，呈现出蜂窝形状。

古坟中有许多随葬品。这个时代的随葬品同棺椁模仿死者生前的房屋一样出于同一种想法，即为了不让死后的生活有什么不便之处，尽量把死者生前使用的物品多多装入棺内。其种类很广泛，从随身装饰品到日用器具、武器、甲胄以及马具等等。这些都是同当时的文化有直接关系的遗物，为我们说明宝贵的史实。下面就以随葬品中数量最多的镜、剑、玉为中心，谈一下这个时代物质文化的一斑。

在古坟内发现的镜是属于中国汉代到三国、六朝时流行的式样，有舶来品和在我国仿制的所谓仿制镜。这些镜都是用白铜或青铜制作的圆形镜，背面中央有一个钮，周围施有各种花纹。根据花纹的种类可以分成几种样式，有内行花纹镜、方格规矩镜、神兽境、画像镜、兽带镜等等。这些花纹都是根据中国思想而来的。日本制作的仿制镜中，除了模仿这些花纹以外，还有开创了日本独自境地的。如周边带铃的铃镜，有房屋图案的家屋花纹镜，表示人们狩猎和舞蹈情景的狩猎花纹镜，用直线和弧线配合组成崭新花纹的直弧花纹镜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仿制这种镜表明了日本国内制镜工匠的技术和创造性。镜的作用似乎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日常用具和装饰品的限度，而成了具有神奇魔力的物品，将其纳入坟墓中可能就是为了驱邪。

勾玉 古坟时代

刀剑都是铁制的，而且是没有翘曲的直刀。制作时最花费心力的部分是刀把头，其中也有多种式样，模仿大陆式样的有环头形、圭头形、方头形等等。环头形的刀把头呈环形，有单纯的环和环中带龙、凤等装饰图案的几种，也有用金铜精制的，这就是古语中说的“狛剑”，是大陆传来最普遍的样式。圭头形类似中国古玉器的圭头，方头形柄端呈方形。除上述大陆样式外，还有日本独自的样式，比如用鹿角做成刀把头的鹿角把和用拳形物做成刀把头的头椎形等等。头椎形深受我国国民的喜爱，十分流行也有些精巧的制品。

玉类从形状上可以分为勾玉、管玉、圆玉、小玉、枣玉和六角玉等等，其中最多并且最受重视的是勾玉。勾玉从石器时代起就已经有了，到了这个时代，其形状更加优美，做工也更加精致。以硬玉为材料，配以青翠欲滴的绿色，十分美丽。这种形式的玉，在国外没有见过有类似的，是日本独自发展起来的，至于其形状是从何而来，还没有定论。

家屋纹镜 古坟前期

狩猎纹镜 古坟时代

人物画像镜 古坟时代

这些镜、剑、玉是古老的、普遍存在的古坟随葬品，表示这些东西已不仅是实用的随身装饰品，而且还具有魔力和神秘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是权力的象征。据说景行天皇和仲哀天皇亲征九州时，当地的土豪把这三种物品挂在庙里的常绿树上恳请归服，说明土豪把这些物品看作是权力的象征。作为皇位象征的三种神器（所谓三种神器是作为皇位的象征历代流传下来的三种宝物，即八咫镜、草雉剑、八坂琼曲玉。——译者），是和它具有完全相同性质的。各地的土豪都归服于天皇，天皇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君主而高高在上，这种情况象征性地表现了吸取土豪的这些神器，使天皇的神器成为唯一的、最高的权威。

除上述物品以外，随葬品还有弓、箭和矛等武器，甲胄和盾等武具，冠、耳饰、带金属扣和履等服饰品，辔、鞍和镫等马具，瓦器和陶器等素陶，这里就不——细述了。在服饰和马具中发现了高级的金铜制的带有兽头和蔓藤花纹的透雕和浮雕制品。由此可见，绚烂的外国文化的输入，使我国文化也取得了飞跃的发展。我国古代人用“耀眼的金碧辉煌的国家”这样的词句来形容新罗国，表达了对它的羡慕之情。这种用金银装饰的物品在朝鲜南部大量出土的同时，在我国也有所发现。在耳饰等物品中，有发源于埃及而后传播到东西方的极为精致的金工艺品。玉类材料中也有最早出现在埃及，后来向东西方传播的玻璃制品。带金属扣等物品最早出现在西伯利亚。可见输入到日本的文化，其来源不仅限于中国和朝鲜，而更广及其他地区。这些物品的出土，不由得使我们想到当时上层阶级的豪华生活情况。滋贺县高岛郡水尾村稻荷山的古坟，据说是六世纪继体天皇时建造的，里面有弧形房屋的大石棺，随葬品中有黄金耳饰一对、玉类50余个、金铜制冠一具、金铜制双鱼佩两个、金铜制鞋一双、金铜制环头形大刀一口、鹿角把的大刀两门、鹿角柄小刀八把、金铜制鞍具、铁制镫、辔等等[21]。用这些金光灿烂的装饰品装饰起来的墓主，大概是当地的一个土豪，他生前所过的那种富有异国情调的奢侈生活，也可想而知。在这些充满着异国情调的物品中，还保留着日本古老的简朴的鹿角把的大刀和小刀，表明被葬者心中还存有对古老传统的怀念。这种具有两面性的趣味，在当时并不只限于某一个人，而是从日本文化中可以看到的一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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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芹泽长介《无土器文化》（考古学笔记i，先史时代i，昭和三十二年，日本评论新社出版）。

[2] 杉原庄介“日本文化起源”（《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i，昭和三十一年，小学馆出版）。

[3] 江坂辉弥说，贝冢并不单是个垃圾场，也是古代人祭奉食物的灵魂，祈祷食物资源丰富的祭祀场。见江坂辉弥《绳文文化》（考古学笔记2，先史时代2，昭和三十二年，日本评论新社出版）。

[4] 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学概说》（昭和二十六年，创元社出版）。

[5] 江坂辉弥《绳文文化》（前引书）。

[6] 清水润三、仓田芳郎《弥生文化》（考古学笔记3，原史时代i，昭和三十二年，日本评论新社出版）。

[7] 小林行雄认为，舶来的铜利器回炉后制成了铜铎，所以在铜铎出土的地方就见不到剑和矛的出土，本来应该有大量的剑、矛、戈的。见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学概说》（前引书）。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回炉的是铜镜，埋藏剑与铎是为了贮藏制铜材料。见水野祐《日本民族的源流》（昭和三十五年，雄山阁出版）。

[8] 日本考古学协会为了对弥生式文化进行综合调查，设立了弥生式土器文化综合研究特别委员会，动员了全国的专家，在从昭和二十六年到三十三年的8年时间里，对西日本的25个主要遗迹进行了发掘调查，在弥生式土器的编年以及其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这一成果见于《日本农耕文化的形成》本文篇、图录篇2册（昭和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东京堂出版）。

[9] 最近有人提出金印是不是后世伪造的，不过，这一说法还没有完全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即使印是伪造的，也丝毫不影响《后汉书》的记载。

[10] 关于永初元年的通交，《后汉书》记载是倭国王。通过与其他文献对照，推断原来写的是倭面土王，内藤虎次郎博士把它读作邪马台国王。白鸟库吉博士经过考证，把它读作倭之回土（怡土）之国王。把倭面土读作邪马台有些牵强，而把面土解释为怡土也不合适，但可以肯定它是倭中的某一国。

[11] 一般认为从带方郡到邪马台国沿途有7个国家，但最近榎一雄氏提出，奴、不弥、投马和邪马台四国在伊都国周围另一放射状上，投马在邪马台的南边。他的根据是《倭人传》中有关里程的记载在伊都前后采用了不同的写法。（《邪马台国》，昭和三十五年至文堂出版）

[12] 关于《魏志·倭人传》和邪马台国的研究，明治以来十分活跃，有关的著作和论文很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内藤虎次郎的“卑弥呼考”（《艺文》一之二——|四，《读史丛录》）；白鸟库吉的“倭女王卑弥呼”（《东亚之光》五之六、七）；“卑弥呼问题的解决”（《东方》一、二）；桥本增吉的《东洋史中的日本上古史研究》（昭和三十一年，东洋文库出版）。最近的有榎一雄的《邪马台国》（前引书）；井上光贞的《日本国家起源》（昭和三十五年，岩波新书出版）等等。有关邪马台国的文献目录详见和田清、石原道博编译《魏志倭人传、后汉书倭人传、宋书倭国传、隋书倭国传》（昭和二十六年，岩波文库出版）；古代史谈话会编《邪马台国》（昭和二十九年，朝仓书店出版）；桥本增吉的《东洋史中的日本上古史研究》等等。另外，有趣的是，主张邪马台九州说的人多是东京大学出身的文献史学家，如白鸟、桥本、和田、榎一等；主张畿内说的多是与京都大学有关的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如内藤、梅原、肥后、小林等。

[13] 松村武雄《日本神话研究》第一卷，序说篇（昭和二十九年，培风馆出版）。

[14] 主张邪马台东迁论的一个有力证据是，国号大和是九州的部族迁移到畿内后，由其原来的名字邪马台（山门）演变而来的。但我认为像邪马台这样的地形词是随处可见的，畿内的大和与九州的山门可能是一种偶然的一致。

[15] 在《旧唐书·东夷传》中，倭国与日本国是分别立传的，在日本国条中，有倭国自恶其名不雅而改为日本的记载；日本本小国，并倭地等等臆测。倭国传止于贞观二十三年（大化四年）的遣使，日本国传则始于长安三年（大宝三年）的遣使，这两个时间暗示了国名由倭改为日本的时间。

[16] 末松保和《任那兴亡史》（昭和二十四年，大八洲出版株式会社出版），是以任那为中心说明古代日鲜关系的著作，对了解当时情况是有益的。池内宏《日本上代史的研究》（昭和二十二年，近藤书店出版），是在对史料做严格筛选的基础上，叙述了古代日鲜关系的好书。

[17] 太田亮《全订日本上代社会组织研究》（昭和三十年，邦光书房出版）一书，史料丰富，是研究这一时代社会组织的著作。津田左右吉《日本上代史研究》（昭和二十二年，岩波书店出版）、井上光贞《大化改新》（昭和二十九年，原书房出版）、直木孝次郎《日本古代国家的结构》（昭和三十三年，青木书店出版）等书，都是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性研究著作。

[18] 后藤守一《古坟编年研究》（《古坟及其时代》（一），昭和三十三年，朝仓书店出版）。

[19] 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学概说》（昭和二十六年，创元社出版）。

[20] 吉田章一郎、大冢初重《古坟文化》（考古学笔记4，原史时代2，昭和三十三年，日本评论新社出版）。

[21] 滨田耕作、梅原末治《近江国高岛郡水尾村古坟》（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报告第8册，大正十二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