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人杰地灵。谁来到这块充满魔力的土地，谁都会脱胎换骨。

这样一个民族，它的存在完全就像一件工艺品——一个原本是寒冷、贫瘠的北极小岛，被建设成为了整个世界上最盛产、最奢侈、最威风的国度。

他们的思维不会自我迷失，而是专注在结果上。

英国人眼界开阔，他们能握着很多股丝线却不会让它们缠绕在一起。他们讲究规律，井然有序；他们逻辑分明，绝对不会混淆轻重；他们目标明确，有的放矢；他们胸怀坦荡，海纳百川——这是一个“度”的科学。

撒克逊人和挪威人都属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由于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我们无从知晓这两个名称的使用界限，但从居住在法国的这两个民族中的部分人群以及那片伟大土地对他们血统和习性的影响中，我们可看到这么一条规律：在英格兰，诺曼人一般用来代表贵族，而撒克逊人则代表平民。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我敢肯定，那就是，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是由这两种人组成。不过我们在使用这两个名称时总是带有点神秘色彩：一个是指劳动者，一个是指享受者。

这个岛屿是对卓越种族的一个奖赏，曾有许多种族在这里轮流坐庄，对它实行统治。腓尼基人、凯尔特人和哥特人曾捷足先登，后来罗马人在其鼎盛时期也来统治过该岛。罗马人眼瞪瞪地看着这个后来又取代了他们的新种族。罗马军团登陆后，在岛上设营扎寨，但不久，意大利就传来噩耗，并每况日下，最后，他们不得不把建好的公路和城墙拱手相让，便匆匆离开了。而撒克逊人凭着日耳曼人的真诚和坚韧，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他们修屋建房、开垦土地、张网捕鱼，并开展贸易。后来丹麦人又来了，与他们划界而治。最后，诺曼人，也就是法籍丹麦人，到了这里，才算正式地征服、侵占和统治这个国家。一个世纪以后，才知道，撒克逊人在这片土地最为牢固也最长久，他们不仅仅使征服者使用这里的语言、接受被统治者的律法和行为规范，而且还迫使贵族们向诺曼国王陈述撒克逊人的办事规矩，并一步一步地创建和稳固了国民自由的基本保障。这一功绩来自于这个种族和这片土地的聪明才智。这个岛屿是属于自由劳动者的，其他人都不配拥有它。这个种族拥有如此非凡的智慧，致使一切封建王朝和军事政权都随着战争而灰飞烟灭。尽管撒克逊—丹麦人的力量在战争中受到了彻底的重创，以至于英国人的名字成了佃农的代名词，但这里的人民一直坚强不屈，迫使国王通过了民主宪章。一个理性和经济的社会必须由理性和经济来统治。银行家以7%的利率可以把贵族赶出城堡；皇家军队不能镇压具有精明科学意识的群体；斯蒂芬森和布鲁内尔为那些拥有蒸汽机的纺织厂主和一群魁梧的利物浦商人设计火车机头和圆管构桥，而血统联姻来对付他们又有何意义呢[1]？

大卫·劳的漫画

英国人勤劳、坚忍、自信，但同时也有着不可一视的自大。

正在工作的工厂工人

这幅壁画描绘的是英格兰北部纽卡斯尔港区工人努力工作的情景。

这些撒克逊人是人类的双手，他们对勤劳情有独钟，他们厌恶享乐和无所事事，即便收获十分渺茫，也同样感到喜悦。凭借各自独特智慧的打拼，他们成了财富的创造者。撒克逊人酷爱劳动，或者说是为自己而劳动，他们为了设法让自己去从事劳动，为了在这块贫瘠的不列颠土地上使自己惊人的价值展现出来，所有的羞辱、烦恼以及障碍都得清除干净，然后开始大展宏图。

斯堪的纳维亚人幻想自己的周围都是巨人——一种神通广大的怪物，有超强的工作能力和生产技艺，也许他们就是超凡的搬运工、木匠、收割者、铁匠和泥瓦匠等，他们会迅速地用金钱来回报他们所获得的每一次善行。通观英国历史，这一梦想在不断地实现。一些善变而聪明的人，以阿尔弗雷德、贝德、卡克斯顿、布莱克顿、克姆敦、德雷克、塞尔顿、达格堆尔、牛顿、吉本、布林德里、瓦特和维吉伍德[2]的名义，盘踞在不列颠的巨人山上，他们把辛劳的汗水变成了荣誉和力量。

这里人杰地灵。谁来到这块充满魔力的土地，谁都会脱胎换骨。荒芜的沙滩、恶劣的天气让每个探险者都不由自主地变成了劳动者，来到这里的流浪汉要么弯下腰来为财富拼死拼活，要么就会被这里的环境压得喘不过气来。强者生存，弱者消亡。就连英格兰的浪荡之徒和酒鬼之流也拥有某种坚韧顽强的性格。撒克逊人和撒克逊—丹麦人由此养成了一种坚强的气质，并影响到那些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法国人和诺曼人。

在英格兰能发现许多令人钦佩的行事方法或手段，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这个种族扩张思想的发展或是其不可避免的衍生。具有这样头脑的人就是这样思维、这样行事的，他们乐意用平和的心态和公正的行为对待他的家仆和佃户，尽管这么做是多么违背他作为贵族所要表现出的一种权力意志。同样，他的邻居，即便很富有、位居高爵，也同样被这种思维所缠绕，拥有同样的想法。

在古代，这个岛屿就以饲养猛犬品种而闻名于世，这种猛犬特别凶猛，一旦它咬紧了牙关，只得砍下它的头来才会把牙齿分开。人如其狗。英国人就有那种强健、暴躁的气质。这一点医护人员很清楚，若要使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屈服于他人的意愿，那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英国人举行的比赛也是贴身肉搏，针锋相对，在公开的地方进行公平的竞赛——这是一项没有欺骗、不可逃避的较量，直到一方或双方都败下阵来。当埃塞瓦尔德国王在温波恩安顿下来时，他用他自己的语言说道：他“得二者选一，要么在这里生存下来，要么就在这里倒下去”。他们憎恨阴谋诡计，他们不会暗中下毒，不会设伏陷害，也不会冷箭伤人；就算有时互相打得鼻青脸肿，之后他们也会握手言欢，结成终生不渝的挚友。

在学校里、在农村集市上、在议员竞选活动中，以及在国会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哥特式特质的踪迹。在这里，没有阴谋诡计，大家真诚相待，和平相处，甚至连无记名投票选举也难以容忍。在议会上，反对派的策略就是无情地抨击政府，抵制它的每一个主张；在商贸交易中，追逐利益是商家的命根子，然而他们一旦得知自己被人欺骗，那就是莫大的耻辱。

克勒尔姆·狄格比爵士是查理王朝和詹姆斯王朝的两代朝臣，曾取得过斯堪德隆海战的辉煌胜利，是当时英国人的英雄典范。“他相貌英俊，身材魁伟，善于雄辩，语言华美。无论他降临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会受到尊重。他精通六国语言，文韬武略博览贯通。”[3]克勒尔姆爵士写过一本书，名为《论肉体与灵魂》，他在书中指出：“推理孕育了不同的人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七彩的人生，一步步推理就是我们人生道路的一级级阶梯。人，之所以为人，只不过就是在编织着人生的各个链条。人无论做什么，只要背离这种工作，他做什么都像背离人的天性一样不完善。然而，假如他除此之外不做什么，而是把自己解脱出来只关注各种各样的外在行为，他却能在简单言论的背后发现人生的艺术、缘由、规则、界限以及原型。”

是英国的天才们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凡事必须合乎逻辑。即便是喜从天降，如果不合逻辑，他们也不会喜欢——因为这种喜事与他们的自我价值判断相矛盾，使他们难以理解。他们有种出于本能的恐惧：如果他们的思想掺入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就会分散他们持续的专注力，因而他们妒忌那些能自由联想的心灵。他们对天才缺乏耐心，不能容忍那些冥思苦想的人，也无法掩饰对活跃思想的轻蔑，因为尽管这些思想有理有据，但常与他们步调不一。他们也不喜欢无休止的推理，因为他们非常看重事实根据，他们的推理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汤里放盐，锤子敲钉子，用桨划船，这是厨师、木匠、化学家遵循的自然逻辑。在这里，能言善辩是没有一点作用的。他们的思维不会自我迷失，而是专注在结果上。他们喜欢像大学博士塞缪尔·约翰逊这样的人，当他的主要命题处于危急之时，他会立刻跳出他“三段论”推理，不顾一切地去拯救它。英国人眼界开阔，他们能握着很多股丝线却不会让它们缠绕在一起。他们讲究规律，井然有序；他们逻辑分明，绝对不会混淆轻重；他们目标明确，有的放矢；他们胸怀坦荡，海纳百川——这是一个“度”的科学。在法庭上，法官的自主与起诉者的忠贞同样精妙；在议会里，自由是他们最妙的发明，这是一个合乎宪章的反对手段。就当法庭和议会都装聋作哑，起诉人也不会缄默不语。他们镇定而又有耐心，他们年复一年的答辩武器就是用累计和估价来顽强地再现他们的冤情。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考虑他们的人头和开支，当无计可施时他们就会下定决心，就会亮出底牌——采取革命这种极端行为了。他们一定要看到他们的理想得以实现，就算斗争延续好几个世纪，他们也会坚持到底。

宪章运动请愿书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宪章运动高涨，有数百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然而，英国人的逻辑里还注入了正义的成分，这在其他民族中并不明显，——他们相信对立统一、公平竞争。在每个问题上，他们都要寻求各方的主张，直到事情水落石出。如果他们怀疑某一理论，就会对它不屑一顾，然而却对事实顶礼膜拜。这是一台机器吗？是一份特许状吗？是比赛场上的拳击手吗？是议员候选人吗？——英国人的普遍做法就是在得到验证之前不做出任何判断。他们不会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奏效的工作计划，一台有用的机器，一个可操作的宪章，他们会一直等到最后结果，并遵从其结论，摒弃所有臆测之论。政治上，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提出一些非答不可的问题：谁来纳税？采取什么方法来促进贸易？怎样提高粮食产量？要为纺织工人做些什么？

英国人这种独特的正义感及其影响令法国人惊诧不已。菲利浦·德康敏[4]说：“我认为，在我所知道的主权国家中，英国是最关注大众利益、最少对民众使用暴力的国家。”生命能得到保障，人权也有保障；如果没有安全感，谈何自由？然而在法兰西，“平等”、“博爱”和“团结”正是实施暗杀的口实。孟德斯鸠曾经说过：“英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在英国，哪怕一个人的敌人多如牛毛，他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英国人自尊心强，相信因果，奉行现实逻辑，把目的与手段紧密结合，这一切，使他们成为了现代世界的领头羊。孟德斯鸠说：“除了英国人，其他民族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常识。”这常识指的是对我们现实存在状况的一种感知，对可以说明的自然法则的一种感知，对不可以说明但能通过实践才能证实的自然法则的感知（当然，实践会出现差异也允许差异存在）。他们对所怀疑的理论不屑一顾，也不在乎那些让他们感到束缚手脚、枯燥乏味的权威部门；他们只注重事实，为了实现目的，他们会不择手段；他们工作起来就像蚁群和蜂群一样勤劳，令人钦佩。

改良羊的品种

都铎王朝时期，人们在改良羊的品种。

这个民族的偏爱就是热衷于实用。他们喜欢杠杆、螺丝、滑轮、佛兰德斯[5]的役马、瀑布、风车、水磨以及承载他们货船的大海以及风力。比起他们皇冠上闪闪发光的印度克伊奴尔大钻石，他们更喜欢比人聪明的天然粗水晶，它的两极指向地球的两极，它的轴线与世界的轴线相平行[6]。现在，英国人最热衷的就是蒸汽和电流。他们在精美雅致的艺术上显得笨手笨脚，但是在原生艺术方面却独具匠心；他们不是珠宝或是镶嵌方面的高手，但是在整个欧洲，他们是冶炼、采煤、羊毛加工、制革等方面的能手。他们致力于农业，致力于灌溉，学会了怎么抵制海水的侵蚀，怎么治理狂风、流沙以及寒冷的沼泽地；学会了捕鱼；学会了制造那些生活必需品，如盐、石墨、皮革、羊毛、玻璃、陶器、砖等，学会酿蜜和养蚕，并依靠他们紧密合作，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工厂主穿着一套西服坐下来吃晚餐，而这套衣服在早上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还是羊背上长着的羊毛呢。你和一位绅士共进美餐，桌上会摆着鹿肉、雉鸡、鹌鹑、鸽子、家禽肉、蘑菇、菠萝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出产于他的庄园。他们持家有道，所有家用或农用工具都得到妥善保管，不会缺失，也不会过多而浪费。在住和穿方面，他们注重和谐、适用。法国人发明了饰边褶裥，而英国人创造了更为实用的衬衣；当英国人穿外套时，他们会非常规矩地把扣子一直扣到下颚，尽管布料粗糙，但经久耐用。如果是一个贵族，他还会穿得更差一些。他们对朴素结实的帽子、鞋子以及外套的嗜好，影响了整个欧洲。人们认为他们的穿着非常得体、非常合身，但又不可能去刻意记住他们穿的到底是什么。

他们把这些精华深藏在日常饮食、艺术创作和生产制造之中。从每一件刀具的外形，我们就可以看出工匠们的想法和丰富经验。他们把钱都花在刀刃上，比如说花钱制造蒸汽轮船，花大价钱提高其机器的稳固性和轮船的动力。他们北极船队的装备令人钦羡不已，似乎要把伦敦带到了极地一样。他们修筑道路、水渠，建造暖和又通风的房子。他们直率而又务实的态度对现代文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生意场上，英国人相信，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也别想。他们还坚信，如果你不能为了生意准备一切，那么生意将使你一事无成。他们有着全局思维，注重细节，但也知道轻重缓急，不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德国人就是这样）。这使他们在生意场上灵活多变，这也是英国商业强盛之所在。

在战场上，英国人时刻注重自己的作战方法。他们持着他们的德国先祖西维利斯的观点，塔西佗是这样陈述西维利斯的看法的：“众神是站在强者一方的。”——这句话却被波拿巴想当然地翻译为：“他已注意到上帝总是偏袒最强的军队。”他们的军事科学也是这样认为的，当进攻军队的御重大于防守部队的时候，后者就会被消灭。因此，当威灵顿在西班牙军队带兵时，他首先把每个士兵和所带装备一起过磅，然后再称他们的净重。他相信，一个军队的战斗力取决于每个士兵的重量和能力，而不在于重枪大炮。帕默斯顿勋爵曾对下议院说，英国军队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军队都更关心士兵的健康和舒适程度，因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战争来临之时，英国军队就能比其他任何军队拿出更多的兵力。就在轰炸波罗的海丹麦军事要塞之前，尼尔逊亲自上船，花了许多天的时间，不辞劳苦地测量航道。爱尔丁著名的海战战略家约翰·克拉克的击破敌舰队列战术，只不过是把波拿巴集中兵力的作战原则应用于海战而已；尼尔逊前后夹击每一艘敌舰的战术，就是把舰队一部分安排在敌船的外前方，一部分安插在其尾部；科林伍德公爵经常告诉其麾下，如果他们可以在5分钟内发射3颗能直接命中敌舰侧舷的炮弹，那么，没有任何船舰能抵御他们的进攻，经过不断地训练，结果他们只用三分半钟就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英国人认为世上根本就不存在能与他们势均力敌的民族，所以他们只凭借最简单的手段，不喜欢采用一些困难繁琐的战略战术，而喜欢短兵相接来解决争端，因此，对他们来说，胜利就是依靠士兵的力量、勇气和耐力[7]。尽管他们尽力改善装备，提高性能，加强火力，但是他们心底里还是相信，海战的法宝就是把你的战舰靠近敌人，然后用全部火力进攻，决一胜负。这是古老的作战方式，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其他国家，这种方式都不会过时。

英国人通常不会为了所谓的荣誉、宗教情绪或一时冲动去流血牺牲，而一般是为了财产，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才去造反闹事[8]。他们没有印第安人跳战斧舞的兴致，也不像法国人激情浪漫——为一个徽章或是为了一个什么宣言。英国人只是安安静静地干着自己的工作，挣他每天的工资。假如你想动他的工资、动他的牛群、动他享有的公共权利或是他的店铺，那么他会和你没完没了，一直拼到法庭上去见高低。大宪章、陪审团、人身保护权、星室法、船税、教皇制度、普利茅斯殖民地以及美国革命，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涉及到了一个自耕农基本生活的权利而产生的问题，如果不触及到这一点，就不会激起不列颠民族的愤怒和反叛。

特拉法尔海战

这是一场海军史上名垂青史的战斗，大英帝国因为此战的胜利而走上了海洋霸主的道路。图为英军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场景。图为蒙·坦格·佐森的画作《特拉法尔海战》。

循规蹈矩和精于盘算是英国人的本能，当然我们也得承认他们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放纵使他们付出代价、引起了危机，也使他们绞尽脑汁。一般来说，给马戴上眼罩，它会把活干得更好。英国人脑子里所考虑的事情也只不过就是我们日常的问题：“先生，请问，你呆在家里靠什么生活呢？”有关自由、课税、特权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钱的问题。那些牛高马大的家伙，天天沉溺于吃喝玩乐，已经变得耳目迟钝了。他们那昏沉的脑袋需要战争、贸易、政治甚至是迫害来刺激一下，他们只有在刀光剑影的烽火岁月中才能领悟这些真理。

塔西佗是这样评价德国人的：“心血来潮时他们会勇猛无比，但缺乏耐心和毅力。”这样一个受命运摆布的民族，如果头脑中没潜伏有一点耐心的话，他们也不可能建成伦敦城。我不知道是哪一个部落和哪一种习性影响了这个民族，致使他们形成了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但是我知道他们会把每一颗要钉的钉子钉得牢牢的。他们不会去碰撞运气，也不会急于求成，他们会花很多时间来做好准备工作，然后耐心地等待一点一点的回报。他们生产的皮革要在大缸中鞣制七年之久。在谢菲尔德，我参观了罗杰斯的工厂，看到了制造剃刀和小刀的整个过程。他们告诉我，在制造绝好钢材的时候，绝不能心怀侥幸，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只有这样，制造出来的刀子才万无一失，这也是他们在所有工作中的表现——多做少说。

神话传说，当托尔和他的同伴们到达乌特加德[9]时，有人告诉他们：“要想能在世间存活，不仅要身怀一技，还要胜人一筹。”[10]这个问题依然摆在托尔的子孙后代面前。一个劳作的民族，每个人都要学习掌握某种技艺或具体细节，并力图精益求精，胜人一筹。他们宁愿万事俱废，也要坚持把这一样事情做好、做精。我想没有一个民族能具备这样的彻底精神——全国上下，人人都想技艺精通。

在辩论中法国人最后会这样说：“这是为了显示我的能力。”英国人马上会反驳道：“不！这是为了全力以赴，促就事业成功。”塞缪尔·罗米利爵士拒绝在公众场合发言，他把自己限定在议会下院，在那里可以通过演讲来表达自己的提议。议会下院的事务主要由几个人来完成，但那是很繁重的工作。罗伯特·皮尔爵士“能把英国政府蓝皮书倒背如流”，而他的同事和政敌也能把《英国议会议事录》牢记心头。高级的行政和法律职务并不是一个个轻轻松松的岗位，而是一些需要惊人的脑力劳动的工作。许多伟大领袖，比如皮特、卡宁、卡瑟雷和罗米利，都在这个职位上心力交瘁过早而死。他们是鉴别一名优秀劳动者的行家，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位像克拉雷登、菲利浦·沃里克爵士、威廉·科温特利爵士、阿什雷、伯克、瑟娄、曼斯菲尔德、皮特、艾尔顿、皮尔或是罗素那样的人，那再好的工作、再高的职位，都不为过。

英国人在追寻公共目标上有着极大的热情。个人在科学和文物考古上表现出来的顽强毅力就和这个国家在与欧洲结盟共同反对波拿巴帝国时的执着一样，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东山再起，直到第六次最终把波拿巴拉下皇位。

约翰·赫歇尔爵士为了完成父业——他父亲制作了北半球星云图，他一人独自在好望角工作多年，完成了南半球的星云图，然后回到家，又花了8年的时间整理修缮，直到30年后其价值才显露出来，并从那以后，创了有史以来投入最高的一项记录。海军部每年都要派遣北极探险队搜寻失踪的约翰·富兰克林爵士[11]，最后，他们绘制出了通过极地浮冰和白令海峡的航线，解决了一个地理学难题。埃尔金勋爵在雅典看到那些即将毁坏的希腊遗址，不顾别人的讽刺，自己搭起台架，用了5年的辛苦劳动，把它们收集起来，并把这些大理石搬上船只，途中又不幸触礁，船沉海底，他又花巨资，雇工把所有的东西打捞上来，并运至伦敦。他当时并没想到，就连海顿、福斯利、卡诺瓦以及世界上所有的知名学者后来都为他的壮举而喝彩。在同样的精神支撑下，查尔斯·法罗斯爵士和莱亚德分别对土耳其的赞西亚纪念碑和古巴比伦亚述王朝的尼尼微石刻做了研究和挖掘[12]。

这个民族就居住在他们所建造的伟大城市里，无论这里的人们住在凡·代曼（van dieman’s land），还是住在开普敦，伦敦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脑海之中。他们自己信守诺言，同时要求别人也一样言出必行，以此来表明大家平等相处。现代世界是他们的，是他们建造起来的，他们还在一天一天地建造这个现代世界。全球商业往来都被紧紧地吸引到伦敦来，世界上的每一元货币都助长了英国政府的实力。假如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财富都在战争或洪水中被毁灭，英国人依然自信他们有能力把这所有的财富再次创造出来。

英国人通过他们的远航本领，证实了他们的撒克逊血统；通过他们世袭的铁器技艺，证实了他们是铁神欧丁的后代；通过他们的耕作和丰收，证实了他们的不列颠身份；通过他们卓越的本领和世界精神，证实了他们坐落在世界的中央。他们耕种土地、建造房屋、锻造金属、纺织布匹，他们把这个小岛变成了天堂，把伦敦变成了商铺、法庭、档案馆、科研中心，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客人。这里是各种政治和宗教难民的避难所，几乎每个国家里每一位精力充沛之士，都会在某个时候意识到自己该去英国的伦敦看一看。

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先声，也开启了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大门。

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都最为出色。任何战争的决胜要素，都在他们的股掌之中。瓦特的蒸汽机、斯蒂芬森的火车机头，还有罗伯茨的走碇棉纱机，皆服务于全人类。在文学、科学或实用技艺领域，他们都出版过一流的书籍。这就是英格兰，人们翘首以待她能为人类做出新的创造发明和科学进步。在这个巨大的帝国里，商业和政治关系相当复杂，他们采取协商和行动来处理每一个紧急事件。无论是灵光闪现的一念，还是精巧的发明创造，都在这个民族里凸现，这是他们的运气吗？是他们天生的智慧吗？——总之这就是他们的商业优势。他们是一个受命运眷顾的家族，班西[13]发誓说过，他们绝不会缺少男性后嗣。他们有大量的男性，可以从事一些重要的职位，而党派之争，又确保他们能够遴选出有能力、能胜任的人选。

大不列颠民族的活力体现在整个组织的高度人为的结构。我曾说过，这里的气候和地貌不是天然的，而像人工安排出来的，类似的东西遍及整个王国。培根说：“罗马是一个没有矛盾的国家。”而在英格兰恰恰相反，充满着对立和矛盾。这个国家的伟大之源就是那滚滚的波涛，自始至终，它就是一个不规则事物的博物馆。这个多雾多雨的国家为整个世界提供天文观测数据；它的河流虽短，没有多少水力资源，但是这片土地却在水车的轰鸣声中颤动；这里没有重要的金矿，但是英国的金子却是最多的；这里因靠近北极而无法种植葡萄，但是它的码头上却运来了世界各国的葡萄酒。法国的德·劳拉涅伯爵曾说：“除了将苹果烤熟之外，在英国找不到熟透的水果。”但是，伦敦橘子和菠萝的价格却像盛产水果的地中海一样便宜。《马克—莱恩快讯》或海关报告不折不扣地证实了蒲柏曾经所夸下的海口：

让印度去吹嘘她的棕榈吧，我们也不要忌妒

那多彩的琥珀，或者是香料树，

在我们的橡木舟上，满载着这些珍贵的物品，

那美丽的领土也受我们的支配。[14]

火车机头

英国人乔治·斯蒂芬森1825年制造完成的“旅行”号。

棉纺织工厂

19世纪英国的棉纺织工厂，从这里生产出的棉纺织品被运往世界各地。

这个岛上的家养牲畜绝种了，到处都是人工繁殖的品种。农学家贝克威尔为绵羊、奶牛和马匹设置了生长规律，喂养它们除了经济实惠，其他一概不管。奶牛贡献乳房、公牛捐献腰肉。牛在圈养中繁殖，牛厩变成了化学车间。河流、湖泊或水塘里的鱼由于过分捕捞或因工厂污染而越来越少，但是这里到处都是人工投放的鲑鱼、大比目鱼和鲱鱼的卵。

查特沼地[15]和林肯郡以及剑桥郡的沼泽地对人体有害，且贫瘠荒芜，无人愿意花钱租来开垦。但是通过修建一些柱状的排水沟并安装杜促胶管，这方圆五百万英亩的废地排干了积水，变成了良田，栽种着油菜和草皮。气候也是一样的，人们认为大量燃烧煤炭使气候变得暖和且干燥，现在听说连雾和暴雨也没有了。在一定的时候，整个英格兰会再把积水排干，让土地露出水面。然后就用蒸汽机来协助农业生产，蒸汽机就相当于一位英国公民，但我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它送进议会去制定法律。蒸汽机可以用来纺纱织布、锻造金属、驱动锯子、进行锤打，还可以鼓风，而现在它则要为农民抽水、磨面、钻井、耕地了。由工业人口创立的市场把农业变成了一个巨大繁荣的消费产业。在英格兰，房价与地价基本是一致的。各种人造产品都比天然产品更廉价。有了一英里一便士的廉价列车，谁也不愿意去步行了。在城市数不清的高楼大厦里，煤气灯比日光还要便宜。在伦敦，家家户户必须为使用水而付费。英国人的商业贸易不仅出口本地产品，还有自己的加工制造业，出口世界其他地方无法生产的产品。他们为墨西哥人制造雨布，为印度人生产大手帕，给中国人栽种人参，给印第安人制造水珠，给比利时的佛兰芒人生产花边饰带，替天文学家制造望远镜，替国王铸造火枪大炮。

商务部从希腊和意大利引进了各种精良的生产样品，只要制造商需要，都可以得到这些样品；他们把慕尼黑、柏林以及巴黎最好的制造工艺翻译过来，并配上详尽的插图；他们搜遍意大利，寻找最新的款式，装饰本地生产的布匹、陶器和铸件，使之更加优雅美丽。

我们观察得越仔细，就越会发现这个社会体系的人为痕迹。他们的法律是一个虚拟的网络，他们的财产就是人们肉眼看不到的、能证明财产权的一张契约或证书；他们的社会阶层是由法律制定的；他们的权力或是代表比率也是依据历史传统或法律而定；最新的改革法案剥夺了一个坟墩、一个遗址、一堵石墙的政治权力，尽管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工厂为英国出战欧洲战场出资，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一个席位。议会选举的纯洁性是通过花钱购买席位而得以保证[16]。殖民地的武装保证了在国外的权力，随时待命的警察部队则保证了国内的权力。乞丐过得比自耕农好，小偷过得比乞丐好，流放罪犯过得比在押罪犯好。罪恶也是人为的，如走私、偷猎、不信奉国教、信奉异教、叛国等等。他们说，在英国杀个人比杀一只野兔强。国家的海上主权通过强征水兵得到维持。艾尔顿勋爵[17]说：“强征海员是我们海军的生命线。”国家的偿付能力是通过国债来维持的。他们的逻辑是：“如果你不借钱给我，我怎么还钱给你呀？”在司法部，塞缪尔·罗米尼爵士清理大法官法庭事务欠款的权宜之计就是把大法官统统赶出法庭。他们的教育体系也是任人摆布，大学把已经消亡的语言激活，表现出一副活语言的模样。他们的教会也充满虚假，社会礼节和行为习惯也虚伪做作——做作的人，做作的举止——因此，整个都伯明翰化（birminghamized）了。这样一个民族，它的存在完全就像一件工艺品——一个原本是寒冷、贫瘠的北极小岛，被建设成为了整个世界上最盛产、最奢侈、最威风的国度。

英国人甘愿成为一种政治经济的产物。在凄凉的荒野上，先是盖起一个工厂，然后银行开张，人群就如泄闸之水涌进来，这样城市就形成了。人成了伯明翰式社会的一颗纽扣。人口急剧增长始于瓦特发明蒸汽机时代。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却认为：土地出租不赚钱，就用它来养羊！他们拆除房屋，把农业人口海运去美洲。这个国家对于顷刻暴富，一点也不惊奇。他们经济学家的座右铭就是：“英国现在的大多数财富是在最近12个月内靠国民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但与此同时，三四天的雨水，会使伦敦街头饿殍遍地。

英国力量的另一个秘密就是他们彼此之间良好的理解力。当然聪明才智并非英国人所特有，其实所有的人都有灵智的一面。每个民族都会拥有自己的智慧，然而很多民族只拥有一种智慧。而英国的智力结构却能使知识和思想在他们所有人之间相互交流，每一个思想火花会把所有智慧融化在一起，把各自贮藏的力量汇集到一起，并运用于实际，发挥其效力。他们国家虽小，但他们自豪而仁爱，他们能紧密团结，互相依赖，互相信任。

哈维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英国著名的医学家。1628年发表的《动物心血运动解剖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详细描述了血液循环和心脏的功能，被称为全部生理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

英国人的智慧就像是羊毛织品，染色之后更持久。他们怀着坚韧的毅力拥抱他们的事业，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生命。选举投票可以把一个平民百姓造就成一个军人。这些沉默寡言、保守而顾家的人，为了公共利益会拿出自己的全部热情，这种友爱之力成就了他们许多英雄事迹。人虽层次有别，但这并不会撕裂整个民族的情感。丹麦诗人俄莱希拉格曾抱怨：用丹麦语写作，只有两百位读者。在德国，文化人说一种语言，普通大众说另一种语言，这样相差万里，据说德国大作家的作品中表达的情感或语句，下层阶级的人从未耳闻；但是在英国，贵族和穷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在议会，在教堂，在戏剧院，演讲者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激情的时候，那语言就会非常地道。普通大众都能理解的语言就是最好的语言。他们的语言好像来自于《圣经》，来自于习惯法，或者是来自于莎士比亚、培根、弥尔顿、蒲柏、杨（young）、库柏（cowper）、彭斯（burns）和司各特（scott）等人的作品。这个岛上出过两三位名垂青史的伟大人物，但他们生前并不是孤芳自赏。在格林威治天文台，在现实的航海领域中，人们很快就运用了牛顿的发现。哈顿[18]的地壳研究，道尔顿的原子理论，哈维的人体血管脉络知识，孩子们都略知一二。这些研究，以前都是很危险的，而现在却成了一种时尚。有关农业、贸易、战争、文学、艺术以及文物方面的发明或知识都是这样。一种伟大的智慧，不是聚积在某个巨人身上，而是要倾注在全民的内心深处，因而在必要时每一个都可以来接替巨人的位置，他们是因为性格而分类，而不是因为能力或等级而分类。劳动者就是潜在的贵族，贵族也可能是一个编篮夫。每个人脑子里都装着英国的制度，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并尽其所能地去努力完成。国务大臣把国家置于他的权杖之上，海军学校学生把国家置于他们的剑刃之上，铁匠把国家置于铁锤之上，厨师把国家置于锅碗瓢盆之中，赶车人为国家扬起马鞭，水手一次次摇起船桨只为“主佑吾王！”就是重罪犯人也为他们忠于国家而感到自豪。在政治上和战争中，他们团结一致，共同进退。尼尔逊一生的魅力就在于其无私的伟大，他极力支持的人肯定会极力支持他。在生活艺术方面，英国人领先世界其他地方若干时代；在某些方面，他们并不代表现代精神，而是在构成现代精神——但他们冷静地看待自己作为世界文明和力量的先锋，正编成方阵，一排一队，成千上万，步伐稳健，浩浩荡荡地勇往直前。

道尔顿

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英国化学家。他在继承古希腊朴素原子论和牛顿微粒说的基础上，提出原子学说，开创了化学中的新时代。

* * *

[1] 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把火车机车应用于铁路的第一人，同时也是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路的总工程师，爱默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彻斯特菲尔德我有幸与斯蒂芬森这位设计了第一台火车机车的老工程师一起进餐。他是我在英格兰见到的最伟大的人。我不知道会是哪一天但我应该接受他屡次重复的邀请，‘到他家呆上几天，看看查兹沃斯（chatsworth），再看看其他的东西’。”

斯蒂芬森的儿子罗伯特·斯蒂芬森刚好和爱默生先生同年。横跨米奈海峡的管构桥正是他伟大的工程项目之一。

[2] 13世纪亨利·德·布莱顿（henry de bratton），或布莱克顿（bracton）是一位牧师、法学家和国家政部长，他著有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一书，据说此书是第一次以系统观、实践观对英国法律进行了阐释。

威廉·克姆敦（william camden，1557—1623），历史学家，古玩收藏家，著有《大英帝国》和《伊丽莎白统治年鉴》。卡姆登协会就根据他的名字命名，主要出版有一定价值的文学作品和古籍。

威廉·达格堆尔（sir william dugdale，1605—1686），古文物收藏家和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他的功绩在于他保存了大量价值匪浅的东西，并对法律、传教、宗谱、艺术和文章进行了有趣的记录。

约翰·塞尔顿（john selden，1584—1654），法学家、古玩收藏家、东方学专家和作家。

詹姆士·布林德里（james brindley，1716—1772），著名工程师，他修筑运河，开凿哈尔喀索山，把英格兰的五大河流——墨塞河（mersey）、特伦特河（trent）、汉巴河（humber）、泰晤士河（thames）和塞汶河连接起来。

乔西哈·维吉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从事古玩研究，主张“把英国的制陶业发扬成为一门崇高的艺术”。

[3] 安东尼·伍德（antony á wood）的athenae oxoniensis，1848年卡莱尔把这册精美的对开本送给了爱默生。

[4] 菲利浦·德康敏（philip de comines，1445—1509），家住勃艮第附近，具有非凡的处事能力，被深深地卷入到他曾先后侍奉过的法国国王与公爵的政治斗争之漩涡。他的《回忆录》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权威性佐证，这大多得益于对路易斯十一性格特征的深入了解。

[5] 佛兰德斯（flanders），中世纪欧洲一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译者注

[6] 爱默生的朋友查尔斯·艾略特·诺顿教授讲述了1873年他们从英格兰一道返航回家时的一件趣事。当他们航行到大西洋的中央时，他们谈起了哥伦布的勇敢壮举，说哥伦布一直向西航行，日复一日，数周之后也见不到陆地的踪影。爱默生说：“但是哥伦布有罗盘在手啊，对他那样的人来说，有了那个东西就足够了。”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罗盘，说：“我总是把它带在身边，因为我喜欢把上帝捧在手心。”

[7] 耐皮尔（napier）在他的《半岛战争史》中说：“在每场战争开始以前，英格兰都要不惜血本搜寻一些必要的信息以确保战争的胜利，就像恶魔进军伊甸园一样，他的征服过程就是从骚乱走向死亡的过程。”

[8] 在内战的头几年中，爱默生很愤懑英格兰官员和贵族的冷嘲热讽。他如此写道：“英格兰所崇拜的只不过是命运的摆布……没有丝毫高尚的情操，没有对文明的任何责任，没有慷慨，也没有道德的自律。一看到商品，他们的信仰，道德就消失殆尽了。为什么我们要笃信宗教？我在家里准时地做着礼拜，难道说因为没有主教和神父在场就是假装虔诚吗？难道他们去年都是白干的？”

当然，这样说的话，爱默生就完全认同了1849年他写在日记里面的话了：“这里有两三个英格兰人，很难弄清孰真孰假，总之，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

[9] 托尔（thor），北欧神话中的雷神。乌特加德（utgard）是北欧神话中的外部混沌世界。——译者注

[10] 摘自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的《埃达》。

[11]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sir john franklin，1768—1847），英国北极探险家，他于1845年进行了他的最后一次探险航行，从此没有回来，尽管组织过无数次寻找他。利奥波德麦克林托克爵士最后解决了问题，并证明了富兰克林实际上已经发现了从大西洋沿美洲大陆北海岸进入太平洋的“西北航道”。——译者注

[12] 1838年查尔斯·费罗斯（charles fellowes）在旅途中发现了古利西亚的首都冉索斯（xanthos）。他描绘了那儿辉煌的建筑与雕刻，这诱使英国政府批准挖掘存留的遗物宝藏，并上交大英博物馆。在查尔斯·费罗斯的带领下爱默生参观了这些宝藏，特别是凯旋庙，那里雕刻着12个城邦的外貌，以此感谢他们曾帮助哈帕古斯（harpagus）击退爱奥尼亚（ionian）城邦联军。爱默生称博物馆里那尊希腊雕像是“荷马和西罗多德（herodotus）的幻想”。还说：“英格兰为人类保存了这些东西，而且完好无损。她恪守传统，她是传统的保护神。”

[13] 班西（banshee），爱尔兰、苏格兰民俗中预报死亡的女妖精。传闻她的叫声能预报人们的祸福。——译者注

[14] 蒲柏（pope，1688—1744），英国诗人。该诗摘自蒲柏的《温萨森林》，这是爱默生凭记忆引用的，与原诗稍有出入。——译者注

[15] 查特沼地（chat moss），英国兰卡什尔地区一个很大的泥炭沼泽地。——译者注

[16] 爱默生在这儿解释说：“英国百分之百的爱国者撒弥尔·罗密利认为进入议院的惟一途径就是购买议会席位，于是他买了藿萨姆郡席位。”

[17] 约翰·司各特，即艾尔顿勋爵（earl of eldon，1751—1838），是著名的法学家，任期大法官达28年之久。他是一个固执的托利党人，坚决反对天主教的解放、议会改革和一切民主政策。

[18] 詹姆士·哈顿（james hutton），从事地质学研究，著有《论地球》一书，认为热能是促使地球运转变化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