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许多人以《心》为小泉八云著作中最有力量的杰构，这是确然不容怀疑的事情，本篇便是这书中的一篇。写成本篇的地点是神户，那时他是《神户年鉴》编辑部的一份子。那时他渐渐的不注意日本国内表面上的事情，而只用他的全力，专为“事物的中心”作说明。

“我想这是在神户，”威德摩夫人（mrs. wetmore）写着说，“他达到了他最高的理智程度。在他的感觉敏锐中，他就写明了这篇。‘日本文明的天性’，里面充满着纽约城（new york city）可惊的描写，和东方世界难于捉摸的心灵上精微的观察。”

神户

这栋神户的建筑物有着科林斯式的石柱，显得非常雄伟。从这张摄于1882年左右的照片来看，当时的外国人居留地，只有横滨和长崎能与之相比。

一

从未损失过一条船，打过一次败仗的日本，曾将中国的势力摧毁过，造成了一个新朝鲜，将伊自己的领土扩大了，使东方的政治方面，全部变了颜色。这种使人惊奇之处，似乎是在政治方面，而格外可以惊奇的却在心理学方面；因为这代表着一种极大力量的发展，从来为国外所不知道的——是一种程度很高的力量。心理学家都知道，所谓“西方文明的采取”，三十年来对于日本人任何器官或能力的脑筋中，素来所没有的，并没有加添什么。他也知道这在日本民族心智的或道德的性格上，并不能算作一种突然的变化。所有的变化，都不是在三十年中所造成的。转运来的文明，工作得要比较的慢些，必须要有数百年的光阴，才能产生出若干永久的心理学上的结果来。

外国人在日本合影

从明治中期开始，很多西方人来到日本，他们带来的西方文明加速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日本传统舞蹈

这种传统舞蹈以手部动作为主，五个舞者身上绑着缎带，以便能够更清晰地表现出手的动作。

就在这种光明中，日本成了世界上最非常的国家，而在伊“西方化”的全时代中，最奇妙的乃是伊的民族脑筋，竟能担任得下这样重大的一个震动。可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事实固然是这样了，究竟在实际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无非将已有的思想之机能加以一部分的改组罢了。在千万个勇敢的少年心思看来，便是死也不要紧。西方文明的采取，并不像一个没思想的人所想像的那样容易。这是很明白的，代价很大的心力上的整顿，只在民族显出特种力量的趋向上得到良好结果。因此，西方实业发明的应用，在日本人的手掌中，显出了极好的成绩——根本着他们民族所熟习的种种技术，产生了卓越的结果，许多年来，另是一种面目，格外的精巧。没有什么变化，——至多不过是将旧能力改成了新能力，达到了较大的范围。种种科学的职业，也可见出同样的情形来。有几种科学，例如药学外科（世上没有比日本人再好的外科医生），化学，显微镜学，日本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的适合的；在这些事上，成绩的惊人，世人已有口皆碑了。战争时和国家有什么大事业时，他们更显出了奇妙的大能力；不过在他们的历史中，他们最著名的，还是他们军事政治的大能力。然而外国的趋向，对于他们的民族性，并没有成功什么伟大之处。例如在西方音乐、西方艺术、西方文学这许多研究方面似乎不过浪费光阴罢了。（在某种有限制的意义上西方艺术已经影响了日本的文学和戏剧；不过影响的性质，却证明了我所说的种族的差异。欧洲戏剧为了日本舞台改形了，欧洲小说为了日本读者改写了。文学的迻译是不很注意的；因为原来的事实、思想和情绪，对于普通的读者和观者，都得不到了解。情节是选取的；情感和事实就完全的改变了。“新马格大连”（new magdalen）成了和一个“秽多”结婚的日本少女。嚣俄的《哀史》（les mirerables）成了一个日本内战的故事；而恩茄拉斯（enjolras）便成了一个日本学生。出于例外的略有几种，其中有那《少年维特（werther）之烦恼》照文字上翻译而得到显著成功。）这些事情，对于我们的情绪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他们日本人的情绪生活却没有这样的重要。每一个切实的思想家，都知道个人的情绪，要用教育来转变是不可能的。想像那一个东方民族的情绪性格，会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因和西方思想接洽之故而能转变的，那简直不合理。情绪生活，比理智生活更根本，更深刻，决不能因环境的改变，而有所突然的不同，正像镜子的表面不为种种反映所改变一样。所有日本所以能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成绩的原故，都不是自己的转变；那些想现在的日本在情绪上已比三十年前更和我们接近了的人，完全不知道科学上确切不可移的事实。

五重塔下的京都街道

这张珍贵的照片以著名的五重塔为背景，街道两边商店林立，是少有的图片资料。幕府末期，一次奇怪的大火烧毁了京都近三万家商店，后来才慢慢重建起来，1877年才恢复到照片上的这种规模。

同情是为理解所限制的。我们同情的程度，以我们的理解为标准。一个人可以想像他对日本人或中国人表同情；但是同情的程度，决不会超出普通情感生活中几点极简单的小范围——就是孩童和成人一般的几点。更复杂的东方感情，是由祖先的和个人的经验结合而成的，和西方生活并没有真正显著的连带关系，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们。反过来说，日本人，虽然他们愿意，也不能给欧洲人以最好的同情。

日本艺伎

艺伎是日本文化的一种象征，她们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从小就要接受严格的舞蹈、乐器和仪态谈吐的训练。艺伎实际上是一种艺术表演者，以自己的高雅风度让客人彻底放松。

可是西方人一方面始终不明白日本理智或情绪（两者本是混合的）生活的真面目，一方面他也始终要想象日本生活比他自己的生活是很渺小的。这固然是文雅，这固然含着极为珍贵，极有趣味的可能性，可是这又何等的渺小，比较起来，西方生活似乎是超自然了，因为我们必须判断着可见可量的实物。这样判断起来，西方和东方的情感与理智方面，是怎样一个不同的对照呀！日本京都街上，无非是轻飘飘的木头建筑，而巴黎或伦敦的大道上，则到处非常的坚实，是常见的事。试将东方和西方对于它们的梦想、愿望和感触所发表的言论和著作，加以比较——天主教大礼拜寺之与神道教庙宇，凡提（verdi）的歌剧或华格纳（wagner）的三幕剧之与艺妓的登场，欧洲叙事诗之与日本小诗——在情绪的卷帙、想象的能力、艺术的综合这种种方面，相差的距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

真的，我们的音乐实在是近代的艺术；不过回顾着我们的已往历史，创作能力上的分别，不是不显明的，——不一定是在有云母石的圆形剧场，和属地遍天下的伟大的罗马时代，也不一定是在雕刻达到神圣，文学达到绝顶的希腊时代。

京都金阁寺

这座寺院原为足利义满的北山别墅，根据遗言在他死后改建为鹿苑寺院，寺院的一部分保留至今即是金阁寺，由于当时寺院主体建筑舍利殿的外墙全部贴有许多雅致的小金箔而得名。1950年曾经烧毁，五年后重建。

由此，我们可以谈到日本势力突进中的另一件奇妙的事实了。伊在生产方面和战争方面所显出来的那种伟大的新力量，所有物质的表征在那里呢？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在伊的情绪和理智生活上所找不出的，在伊的实业和商业生活上也找不出，——伟大！土地还是和从前一般；它的表面上，因明治维新而增加起来的并不算多。小规模的铁道和电杆，桥梁和隧道，在那历古以来青葱满目的原野中，差不多没有谁能注意到。所有的城市里，除了通商的口岸和小部份的外国人居留地之外，要想在街上找出那并列成行的绿树，以求出一些西方思想的影踪，也很令人难得。你可以作深入内地二百里的旅行，你决不能看见什么新文明的大发展。你也不能在什么地方找出巨厦巍峨的大货栈，以示商业的雄心，也不能找出基地数十亩，用着机器的大工业。一个日本城市，还和十世纪以前一般，仅仅比了竹篱茅舍的村野略胜一筹——的确是风景美丽的，和纸糊的灯笼一般，玲珑而脆弱。不论何处，没有什么大的扰动和喧嚷，——没有热闹的交通，没有隆隆之声，与轰轰之音，没有急如星火的匆促。倘使你愿意，你在东京城里也能享受到乡村的生活。这种使人看不见或听不见的新势力，现在正在威吓着西方的商业，改变着远东的地图，不禁令人发生着奇异，我甚至要说妖妄的感觉。当你跋涉了数里的寂寞长途，到了什么神道教的庵宇，而所见的只是空虚与孤零时，你差不多就要感觉到，——只是一件渺小荒凉的木建筑，在千年的暗影中发着微斑。日本的力量，和伊那古信仰的力量一样，用不着什么巨大的物质宣示；它们的所在地，就是那不论那一个大民族真正最深力量的所在地——在那“民族的灵魂中”。

公园街大楼

于1899年建成的公园街大楼曾经是纽约市早期的一幢摩天大楼，在建成后近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

二

我默想起来，一个大城市的记忆，就回到了我的脑筋里——是一个壁垒耸天，闹声如海的城市。那种闹声的记忆先回转来，然后是看见的景象。一条深壑，那是一条街；嵌在群山之间，那是房屋。我倦了，因为我在那些石工所造的峰峦中，已经走了许多里路，已经好久没有踏着一片土——只有石片——已经没有听到什么别的，只有暴乱的轰雷，在那极大的街面之下，我知道另有一个非常的空阔世界：组织重重，千头万绪，管理着水和汽和火。街的两边，有许多窗户层层的屋面高高的对峙着，——这是遮住日光的建筑之悬崖。上面惨淡的一片青天，被密密的蛛网割得粉碎，——这是数不清的电线网。右边那一区宅子中，住着九千个灵魂；房客们每年所付的租金是一百万元。稍远的一区所值的钱，总在七百万元以上，这样的区域，也不知有多少。钢铁梯和水泥梯，铜梯和石梯，装着最重的栏杆，扶摇直上，高至数十层，可是从来没有足迹踏到它们过。用着水力，用着汽，用着电，人人上下自如；对于肢体的应用，这些高度太眩人了，距离太大了。我的朋友，住在相近的一个巨宅十四层楼上，房金是五千元，从来没有踏过他的梯子。我因为好奇心的原故，就独自步行着；如果正经的讲，我是不应该步行的：空间太阔了，时间太宝贵了，对于这样慢慢的努力，——人都是用汽力从这地到那地，从家到办公室的。高度太大了，声音传不到；命令的授受，都是藉着机器。藉着电气，远远的门户开放了；轻轻的一触发，百间屋里都亮起来热起来了。

神户港

神户港历史始于1868年，是专门为西方人而开辟的通商口岸，岸边外国领事馆和商社云集，图片显示的是1878年时的情景。

所有这些巨大，都是艰难的，令人目瞪口呆的；这是达到坚固耐久的利用目的，应该用着科学力量的巨大。这些高楼大厦，商店工场，不论是描摹得出或描摹不出的，都不是美丽，不过是不祥。谁感觉到这些创作它们的巨大生命，是没有同情的生命，这些发扬的浩漫力量，是没有怜惜的力量，谁也要感到沮丧的。它们是新实业时代建筑的宣示。车走如雷声，人足和马蹄如暴风，没有一些休止。问一句话，必须尽量的呼喊，被问者方才能听得见；在那样高压力的声浪传达中，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须要有经验。不习惯的人，免不了要有住在狂风大浪，惊波怒涛中的感觉。可是所有这些都还是个秩序。

怪奇的街道，借着石桥网桥，跳过了江河，跨过了海口。目力所极的地方，桅樯纷纷，绳索成网，将那石工造成如悬崖绝壁一般的岸边遮得密不通风。森林中的树木，树木的枝干，比了那样令人目眩心骇的长杆短橛，真显得贫薄，真显得稀疏。可是所有这些，都还是个秩序。

三

总而言之，我们的建筑要耐久，而日本人则要无常。在日本普通用物中能有耐久观念的，实在没有多少。每次旅行的途程上，草屦破了又换了；身上的衣服，用几块布松松的一缝便可穿着，简单的一拆便可浣洗；旅邸中的新客人，每次可以用到新筷子；窗户上和墙壁上的糊纸，只顾目前之用，一年至少换两次；席子每年秋天换一次新的；——所有种种这些事情，不过是日常生活中无数小事物的略举一二，都可以显出他们的无常。

一个普通日本住所的故事是什么呢？早上，我离家走过那下一条街和我所住的街交叉处，我看见几个人在那边一块空地上，将竹竿竖了起来。五小时之后，我回来了，我看见那原地上，已有了一座二层楼房屋的骨骼。明天下午，我看见墙壁差不多要完工了——烂泥和芦笆。傍晚时光，屋顶已经完全盖好。又明天上午，我看见席子都已铺好，里面的粉饰也已完工。五天之内，这房子就完全造好。固然，这是一座便宜的宅子；比较优美些的，免不了还要多费些时间。不过日本的许多城市，大部份都是这种普通房屋组织成的。它们既便宜而又简单。

我第一次注意中国式屋顶弧形，犹存游牧时代篷帐的遗迹，我已记不清在什么地方了。这个思想，常常缠扰在我的心中，自从我已忘却了所从找得的书本以后，我第一次在出云看见了神道教古庙的特殊建筑。在它的山墙和屋檐上，都有奇异的十字形的突出物体，这时候，我才突地记起了那书中所说来源恐非远古的话头。不过，在日本，除了许多原始建筑的传说以外，还有许多关于民族方面游牧祖先的传说。不论何时，不论何地，要找得我们所说的坚固，完全是不可能的；在日本人的外表生活中，每一件事上，似乎都留着无常的特性，除了农民的古服，和他们用具的式样，其中大多数已竟完全消灭了。看了这种事实，格外可以使我们大胆的说，每一个日本城市，在三十年之内是一定要重新建筑过的。有几处庙宇，和若干少数巨大的炮垒，可以作为例外；可是按着通例，日本城市即使不变更它的形式，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就要变更它的实质。火灾、地震，和其他种种原因，固然是造成这种景象的一部份理由，然而主要的原因，便是所有房屋的建筑并非是传之久远的。平民都没有祖遗宅基。最宝贵的地点，不是出生的地方，乃是埋葬的地方；除了死人长眠之处，和古庙的残址以外，永久的地方是很少的。

横滨剧场街道

在日本的许多城市街道边，都常见这种用木头和芦席搭成的两层房屋，有着中国式的屋顶，既简单大方又造价低廉。

土地的本身，就是无常的土地。河流时常变迁，海岸时常递嬗，而平原也时常起伏；火山的高峰，一会儿高，一会儿碎；石熔山崩，填满了幽谷；湖泊则忽隐忽现，甚至那举世无双的富士山，它那白雪皑皑的奇迹，为数世纪许多艺术家感兴的焦点，据说自从我到日本后，已经微微的变过样子了；至于在这短短时期中，完全变过形态的山岭，更不在少数。只有土地上一般的情形，自然界一般的状况，和时季的一般个性，还总算依然如故。就是风景的美丽，也往往变幻不定——是一个五光十色，烟笼雾摇的风景。在这群岛的历史中，只有熟习于美景的人，才能知道出岫的闲云，怎样的会将那已有的真正异象加以何种别的变态，预料着将来还有些什么别的幻景。

京都三十三间堂

公元1164年，平清盛奉命建造了莲华王院，后一度烧毁，1265年重建，因正殿内由三十三根立柱支撑而又名三十三间堂。在长约一百二十米的殿内，以正殿中央的一尊九面千手观音坐像为中心，一千零一尊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千手观音立像沿两侧一字排开，气势夺人。

诸神确是存在着，——依依于他们的山居，在林间的微光中，散布着幽幽的宗教威严，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形体的罢。他们的庙宇，像人类的居处一样，是不曾被人遗忘的。不过每一个神道教庙宇，在相当的时间中，必须要重新建筑一过；那最神圣的一伊势的庙宇——按着旧风俗，每二十年必须拆毁一次，将它的木料切成千百根小块，分给香客们，以为灵物。

佛教，带着它那博大精深的无常妙义，经过了中国，从亚利安印度来了。第一次在日本的佛庙建筑家——另一种族的建筑家——建作得很好，看了镰仓地方许多世纪以来还存留的中国式建筑，便可以证明，而那曾经围绕他们的大城，现在则要找寻一些残址遗迹，也不可得了。可是佛教的心灵上势力，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叫人类的心思喜爱着物质的稳固。它的教训，说宇宙是个幻妄，人生不过是无尽路上的略一驻足，人生事事物物所接触的，都充满着悲苦；只有将每个欲望——甚至是涅槃的欲望——压下去，人生才能达到永久的和平，的确是和那较古旧的种族情感相谐和的。虽然人民并不向着那外国信仰的精深哲学作多量的接受，而无常的教旨必定早就使民族性格受大影响了。它解释了，又安慰了；它恰与新力量，勇敢的去担任所有的事情；它将种族的癖性，忍耐，加以鼓励。甚至在日本的艺术——在佛教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倘然不是真正创造出来的——上，无常的教旨也留着它的痕迹。佛教的教训说，世界是梦幻泡影，是石火电光；不过它又教人怎样压伏那变化无定的梦幻印象，怎样将那些印象和那最高真理的关系，加以解释。他们学得很好。在那春花焕发的灿烂中，在那蝉声嘒嘒的去来中，在那秋叶的残红中，在那白雪的纯美中，在那风云的变幻中，他们看见了永久意义的古寓言。即使是他们的灾难——水、火、地震、瘟疫，——也时常将那永久虚空的教旨宣示给他们。

富士山

屹立在本州中南部的富士山（fujisan）是日本最高的山峰，山巅终年白雪皑皑。富士山被日本人民誉为“圣岳”，是日本民族的象征。

伊势神宫

在日本所有神社中级别最高的是伊势神宫，供奉着天皇家族祖先、日本的开国之神天照大神的神灵，有“圣地”之称。从公元690年起，伊势神宫每二十年重建一次，这是1890年伊势神宫进行了第五十六次重建后的模样。

“一切存在时间中的万物，都要灭亡。树林、山岭，——一切这样存在的东西。一切有欲望的万物，都在时间中产生了。

日与月，帝释天自己，和他一切侍从之群，都须灭亡，没有例外；没有一个能够持久的。

起初万物都确定了；最后它们都分开了：不同的结合，引起了别种的材料；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永远一致的主义的。

一切形形色色的万物，必至老境；形形色色的万物都是无常的。甚至一粒胡麻子，也并不是那种永久的实物。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备具着分解的本性。

一切形形色色的万物，没有例外，都是无常的，不稳定的，无价值的，定要分开的，解散的；一切都是一霎那的海市蜃楼，幻象和泡沫。……。即使所有陶工所制的土器，结果都要被打破，人的生命也要如此结束。

对于事物本身的信仰是记不起，说不出的，——这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无论儿童和无知的人，都知道这个。”

镰仓鹤冈八幡宫

1191年开创了镰仓幕府的武将源赖朝，扩建了鹤冈八幡宫，作为古都镰仓的象征。石阶上方是正殿，左下方是神乐殿。

诵经的隐士

佛教对日本文化有相当大的影响，它“格外的渗透了远东人民的全部心理”，“影响了差不多每一种行动”。此图取自《莲华经》。一位幽居世外桃源的隐士，意态闲适，手持佛经，口中似念念有词，一派怡然自得的样子。

四

现在，这实在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就是我们来研究，民族生活中这样的无常性，这样的渺小性，倘使是没有什么相当的代价的。

没有别样东西，比了那种生活的流动性最为显著的了。日本人民代表着一种分子，永远运行不息的媒介物。它的活动力，就在它那特具的本身。它比了西方人民的活动力更是大而向外发展，虽然在各点之间，比较的要微弱些。它也格外的要近于自然，——自然得不能在西方文明中存在着。一个欧洲人和一个日本人的相对动性；可以将什么颤动的高速度和什么低速度，两者中间的比较表示出来。不过那高速度，在这样的比较中，也许要代表着那应用的人为力量的结果，比较稍慢的颤动则不然。这种分别的意义，不但是表面上能看出来的几件事。在某种意义上美洲人想他们自己是大旅行家，也许是对的。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确是错误了；在美洲的人以旅行家而论，不能和在日本的人两相比较。当然我们研究人民的相对动性，必要想到那大群众，工人们——不仅是小小的富人阶级。在它们自己的国里，日本人真是不论那一种文明百姓中最伟大的旅行家。他们之所以为大旅行家，是因为他们即使是在山岭重叠的境地，他们也不顾什么险阻，要旅行过去。最会旅行的日本人，并非那种需要铁道或汽船带着他往来的人。

滑竿

这种由两根棍子加把椅子做成的简易工具是日本古老的交通工具，看起来很像改装后的担架，据说在平安时代，朝臣们就坐着滑竿出门。直到1898年还能在大街上见到它们的身影。

在我们中间的平常工人，比在日本的平常工人，要自由得少些。他之所以少自由，乃是为了西方社会更复杂的组织，它们的力量都是趋向着团结和凝固的。他之所以少自由，乃是因为他所倚以为生的社会的和工业的机器，使它适合了它所需要的特殊条件，其中需要着若干特别的和人为的能力，须将若干别种天生的能力耗费。他之所以少自由，因为他必需生活到一种标准程度，而这程度则使他仅仅用节俭的方法，就始终达不到经济独立的地位。他要达到这样的独立，他必须比那成千个同是渴想求得自由的额外竞争者有那更大的额外性格，和额外材力。因此，简单说来，他之所以少独立，那是因为那文明的特性，使他那不需机器或大资本帮助的生活本能，渐渐萎缩无用了。这样人为的生活着，意思就是独立运动的能力迟早之间终必失去。一个西方人行动之前，他有许多要考虑的事情。在日本行动之前，他就什么事也不必想到。他不过毫无困难的离开了他所不喜欢的地方，来到了他所喜欢的地方。没有什么事物能够阻制他。贫穷不是阻碍，不过是刺激。他没有阻碍，有则他于数分钟间便能解决它。距离对于他没有什么意义，大自然已经给了他完美的两条腿，每天能带着他走到五十里以外，而不觉得痛苦。给了他一个胃，它的化学作用能从欧洲人所不能倚以为生的食物上吸收到巨量的滋养料；给了他一个体质，不怕什么冷热干湿，因为不合健康的衣服，过量的享乐，在芦帘低阁间火炉边寻求暖气的习惯，都与他毫发无损。

信使

在明治初年，信使凭着两条腿就能够把夹在竹竿上的信送到任何地方去。

木屐店

日本人不分贫富贵贱都喜欢穿木屐，这家店里的木屐用细绳穿着高高地堆在一起，就连横梁上也挂满了。

我们足上的穿着，照我看起来，所表示的意思似乎还不止平常我们所想到的。那种穿着，本身就代表着对于个人自由的阻碍。它甚至还表示着浪费；不过在形式上，它所表示的还有无穷的意义。它已将西方人的脚扭失了原形，使它再不能做它所做的事。体质上的影响，不是只限于脚上。在运动器官上，直接或间接受了什么阻碍，它的影响就要达到体质的全部。祸害就这样停止了么？或者我们因为向鞋匠的残暴屈服得太久了，便向那存在任何文明中最谬误的习俗屈服了。那末在我们的政治中，在我们的社会伦理中，在我们的宗教制度中，也许就会有种种缺点，多少总和那穿着皮鞋的习惯有些关系。向身体上的束缚而屈服，一定要加添那向心思上的束缚而屈服的程度。

日本人中的男子——能够得容易超过任何同等工业上西方工人的良工——始终很快乐的向鞋匠和成衣匠独立着。他的脚看起来很好，他的身体很健康，而他的心是自由的。倘使他要旅行一千里，他能在五分钟之内准备好了上路。他全部的行装值不到七角五分钱，而他所有的行李则能放在一条手帕中。他能够藉着十块钱，不必工作的旅行到一年，或者他只要藉着他的能力工作便能旅行，或者他做一个香客，也便能旅行。你也许要说，不论任何野蛮人也能作这同样的事的。是的，不过任何文明人是不能的；而日本人之为高等文明人，却至少已不止一千年了。因此，他现在的能力恐吓着西方的制造家。

攀登富士山

富士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地，只有身体和内心都纯净的人才有资格登临。

我们实在太会将这种独立的行动，和我们那种求乞走江湖的生活并作一谈，要想得到这事内容的什么正确观念。我们也以为这事和不开心的东西——不洁与恶臭——有些关系。可是张伯伦（chamberlain）教授说得好，“一个日本群众是世界上最香的。”日本的走江湖者，倘然他还有一分钱付得起应付的代价，他每天必定要洗浴一次，倘使他没有钱，他就洗冷水浴。在他那小小卷包之中，有木梳、牙签、剃刀、牙刷这许多用物。他永不会使他自己不舒服。他到目的地，他就会变成一个彬彬有礼的旅客，虽然穿着简单的衣服，却是净洁无垢。（有好些评论，对于阿诺德（sir edwin arnold）的说话，加以取笑，因为他说日本群众的气味，好像一朵风吕草（geranium-flower）的花。可是那比喻是对的！那香料称为麝香，少少用一些，很容易给人当作麝香风吕草（musk—geranium）的气味。差不多在不论那一个日本人聚会之处，其中也有妇人的，总免不了一些微微的香气；因为衣裳是放在橱屉内的，橱屉里总有几粒麝香。除了这种好气味以外，一个日本人，是绝对没有气味的。）

披蓑执伞的武士

武士身披蓑衣，手撑雨伞，足踏木屐准备出门，虽然这只是明治中期用摄影棚再现武士的化妆摄影，但同样也极具史料价值。

不必有家具，不必有辎重行李，只须有少少一些清洁的衣服，便能生活下去的能力，在生活的奋斗中，比了日本民族所占的天然优越，格外能够显示出来：它也显示着我们文明中的真正软弱之处。他反映着我们日常需要上种种繁文缛节的无谓。我们必须要有皮、面包和牛油；玻璃窗和火炉；帽子、白衬衫、羊毛内衣；靴和鞋；大箱子、皮箧、小箱子；床架、卧褥、被单和毛毯；所有这些东西，日本人都是用不着的，而且的确还是不用的好。思想一下看，西方衣着中，仅仅那很费钱的白衬衫一项，是何等的重要呀！可是甚至是细麻布的衬衫，称之谓“绅士之徽章”的，根本便是一件没有用的衣服。它既不给人温暖，也不给人舒服。它在我们的风俗中，代表从前一个奢侈阶级的什么遗迹，在今日呢，就和外衣袖管上的钮子一般的没有意思和无用了。

五

日本的文明，只是特殊的进行着，伊并没有作过什么真正的大事物留下什么大记号。它固然不能永远这样进行，可是他所进行的，已得了惊人的成功。日本，广义的说来，是在不用资本而生产着。伊已变成工业的，但没有变成完全的机械的和人为的。极大的稻米，收成是从数百万极小极小的田地上种出来的；丝绸的收成是从数百万贫苦的家庭里养出来的；茶的收成是从数不清的寸土尺地栽出来的。倘使你到了西京，问那世上最伟大的磁工之一，就是他的产物在伦敦和巴黎比在日本格外著名的这个人，定些什么货，你就可以看见那制造的工厂，不过一座木制的小舍，为不论那一个美洲农夫所住不来的呢。七宝烧（cloisonné），名磁花瓶的最大制造家，他也许要将五吋左右高的东西向你讨价二百元，而他的制造工场乃在一座六个小房间的二层楼之后。在日本制造出来，著名于英帝国各处的最好的丝带，是在一个造价不到五百元的房子里织出来的。那工作当然是手织的。可是用机器织的工厂——织得那样的好，超出了大范围的外国工业——除了极少的例外以外，很难得为人重视的。它们不过是长而轻，一二层的草舍，所费的钱差不多和我们布置一处木制的马房相似。可是像这样的草舍，却能产生卖到全世界去的丝绸。有时只要略加问询，或者听听那机器隆隆之声，你就能辨别出一个工厂和一个旧式的屋敷（大房子）或一个旧式的校舍来，——如果读得出园门上的中国字，那就格外好了。也有几处大的砖瓦厂和酿酒厂，可是即使它们已很接近着外国人的居留地，它们似乎还是和所有的景色不调和的。

纺线织布

农妇正在自己家的庭院里做织布前的准备工作。

我们自己在建筑上的怪物，和我们机器的巨厦，都藉着工业资本的实用，一一的完成了。可是这种完成在远东却找不着；的确，建筑他们的资本也找不着。而且即使再过数十年，在日本的金钱势力已有了相当的组织时，要想有这样相当的建筑，也不是容易的。即使是二层楼的砖屋，在那著名的商业中心地，也发生了不好的结果；时时的地震，似乎就判定了日本的建筑只好永远的简单。这里的土地，总是反抗着西方建筑的安放，有时甚至还要将铁道线推出了平面，弄得不成样子，反对着新式的交通方法。

不单是工业方面，保留着这种未完成的状况，政府的本身也显示着相同的地位。除了皇位以外，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永久的变更是和国家的政策一致的。部长、地方官、监督、稽查，所有高级的文武官员，都时常在说不定的短时期中迁徙不定。较小的官职，则每次政潮一来，就弄得纷纷四散。我第一年在日本所住的那一处，五年之内换了四次长官。在战事发生之前，我留在熊本的时候，那样重要的地方所发出来的军令就变更了三次。国立专门学校，在三年之内，则换了三个校长。很特别的，在教育界中，这种变更的迅速，非常可惊。就在我自己的时期中，教育部长换了五次，而教育政策的变更则尤在五次以上。二万六千个公立学校都和地方议会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没有什么别的影响，只为了议会中有所变更，也便时常随着而有所变更。校长们和教员们，从这一处往那一处团团的转着。勉强三十岁以上的男子，国内各处差不多都已教过的，也大有人在。在这些情形之下，任何教育制度而能产生任何大效果的，简直是个不可思议。

砖瓦店工人合影

一家工厂的全体工匠聚集在烧瓦的炉前合影纪念，在日本建筑中，对瓦片的需求很大。

我们总要想稳定这件事，对于所有的真正进步，所有的大发展，多少总有些关系。可是日本却已证明了，极大的发展，即使完全没有稳定性，也是很可能的。在种族性中，可以得到解释，——是一种比我们自己的种族性相反的多方面的种族性。一致的行动，一致奋发的全民族，已趋向着大目的移动着，使四千万人的全数，都受统治者的意思所陶冶，就好像沙和水为风所改形。这种改形的顺从是属于它灵魂生活的旧地位的——是很难得的不自私和完全的信仰所造成的旧地位。为了民族性，为我的个人主义的失去，已成了国家的救星；已使一个大民族，能反抗着大困难，保存了它的独立。因此日本应该好好的感谢伊的两大宗教，是伊那道德力的创造者和保存者：一是神道教，它教训一个人，在想到他的家庭和他自己之前，要想到他的天皇和国家；一是佛教，它教训他降伏烦恼，忍受痛苦，并以爱好之物的消灭，和恨恶之物的苛酷，当作永久的定律。

浅草观音寺

在日本，佛教的信徒们坚信人的今生取决于他前世的行为，如是因结如是果。只有通过对自我矛盾冲突的克服，世人才能达到安定超脱的境界。图为浅草观音寺，它是东京地区最古老的寺院。

目前有一种僵硬的趋势，很可以看得出，——这是变化中的一种危险：要弄到那中国贫弱之原的官僚化地步的。新教育的道德效果，抵不了物质效果。“个性”的需要，在纯粹自私的意义中，将不再反对着下一世纪的日本人。甚至学生的论文，也已经有了新观念，将理智力当作不过侵略的武器，和个人主义的新激刺。有一个人，在他心里还有一些佛教的残痕，写道，“无常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时常看见昨天还富足而今天已贫穷的人。按着进化律这是人类竞争的结果。我们都不免于那种竞争。即使是我们本来不愿意的，也不能不互相攻战。我们用什么刀剑来攻战呢？用那为教育所熔铸出来的智识之刀剑。”

哦，为“己”的培植本来是有两种方式的。一种趋向着非常的发展，成为高贵的性质，另一种则表示着那愈少说愈好的事情。可是现在新日本正在那里开始学习的，却并不是前者。有些人相信人类的心性，即使是在一个种族的历史中，也比人类的理智更有无上的价值，它迟早总要证明它自己，回答“人生的狮身女妖”（sphinx of life）的恶谜，绰有余力，我便是这些人中之一。我仍旧相信，旧日本人比我们更接近那些恶谜的解决，因为他们承认道德的美丽比理智的美丽更是伟大。我现在抄下一段布鲁尼底埃（ferdinand brunetière）教育论文的一段来作本文的结束：

穿和服执伞的外国女性

明治中叶，在日本的西方女性也偶尔会穿着和服拍照留念。

“倘使我们不将拉门奈斯（lamennais）所说的几句格言深深印刻在心里，则所有我们在教育上的种种努力就将归于徒然，那格言是‘人类社会是建筑在互相给与，或者人为人牺牲，或者一人为一切他人牺牲，这种种之上的；而牺牲则为所有真正社会的真正要素。’这就是我们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所没有学习什么的事情；倘然我们还一定要再入学校，我们可以再学习它，那总是道理。没有这种智识，就没有社会，也没有教育，倘使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造就人。现在，个人主义是教育的仇敌，就像它也本是社会秩序的仇敌一样。它也不会时常如此，可是它已是成为这样了。它将不会永远如此，可是它现在正是这样。我们不摧毁它，——这或者要变成打倒一个极端，又入另一个极端的意思，——我们必须承认，不管我们希望将为家庭、为社会、为教育、为国家，作些什么事，只有反对个人主义，大功才能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