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奥斯卡·王尔德[1]说过，基督是高度具备艺术家气质的人，基督我不知道。我认为像观海寺的和尚确实具有这种资格。并不是说他富有情趣，也不是说他通晓时势。他把那幅几乎无法称为画的达摩像挂出来，还自鸣得意称赞画得好。他以为画家中也有博士。他相信鸽子的眼睛夜里也能看见东西。尽管这样，我仍然说他有艺术家的资格。他心地通达，像一个无底的布袋，毫无阻隔。他随处而动，任意而为，腹内没有沉积一点尘埃。如果他的脑里能体会出一点趣味，他就会立即与之同化。他在行屎走尿之际也完全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而存在。而在我，当被侦探计算放多少屁的时候，是无法成为画家的。我能面对画架，我能手握调色板，但是不能当画家。我来到无名的山乡，将五尺瘦躯埋藏在春意阑珊的景色里，我身上才会具有真正艺术家的气质。一旦进入此种境界，美的天下尽归我有。即使不染尺素，不涂寸缣，我也是第一流的大画家。虽然在技法上不及米开朗琪罗，工巧上有逊于拉斐尔，但在艺术家人格上可以和古今大家相步武而毫无逊色之处。我来到这个温泉场之后还没有画过一幅画。我只感到自己醉意朦胧地背着画箱而已。也许有人嗤笑我：“这算什么画家？”不管如何嗤笑，现在的我就是真正的画家，优秀的画家。能获得这种境界的人，不一定能画名画，然而能画名画的人必定能获得这样的境界。

我吃过早饭，悠然自得地抽着一支“敷岛”香烟，继续刚才的思考。太阳离开云霞高高升起。打开窗子，眺望后山，苍翠的树木一派明净，鲜艳无比。

我一向认为空气、物象、色彩之间的关系是宇宙里最有趣味的研究对象之一。是以色为主表现空气，还是以物为主画出空气，或者以空气为主从中衬托出色和物来呢？作画时一种心绪可以用各种情调加以反映。这些情调因画家自身的嗜好不同而不同。这是当然的。主动受到时间和场合的制约也是当然的。英国人画的山水没有一幅是明朗的。明朗的画也不讨人喜欢；即使喜欢，运用那样的空气总是不成的。同是英国人，像古道尔[2]等画家在设色上全然不同。应该是不同的。他虽是英国人，却不画英国景色。他的画题不在他的乡土。比起本国来，他所选择的都是空气透明度极强的埃及或波斯的景色。因此，他的画别人一见就感到惊奇。这些画景色清晰，以至使人怀疑，英国人能画出这种明朗的色彩吗？

个人嗜好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如果意在表现日本山水，我们就必须画出日本固有的空气和色彩。法国的画不管如何高妙，如果将那色彩照样描摹下来，也不能说就成了日本的景色。我们依然要正面接触自然，朝朝暮暮研究云容烟态，确定一种色彩之后，立即扛起三脚架跑去描绘下来。色彩瞬息万变，一旦失去时机，就不容易再看到同样的色彩。我现在所仰望的山头上，充满着美好的色彩，这色彩平时是罕见的。既然特地来到这里，让这美景白白滑过，多么可惜。我把它画下来吧。

打开格子门，走到廊子上。只见对面楼上，那美姑娘倚门而立。她把下巴埋在衣领里，只能看到侧影。我想同她打个招呼，发现那女子左手垂着，右手像旋风一般挥动，闪电似的亮光在她胸脯上曲折闪烁。忽然嘎啦一声，闪电消失了。女子左手有一把九寸五分长的白色刀鞘，她的身姿掩蔽到门后去了。我走出了寓所，仿佛早晨看了一场歌舞伎的表演。

出门向左拐，立即顺着一条山坡险道向上爬。处处有黄莺鸣叫。左首一带向山谷缓缓倾斜，种满了橘树。右首并列着两个不高的山冈，似乎橘树也是这里仅有的林木。几年前，我曾经到这里来过。屈指算来也很麻烦，反正那是个严冬腊月。那时我第一次看到橘子山上到处长满橘子的情景。当时，我向一个采橘人说：“卖给我一些吧。”他说：“要多少都给，请拿吧。”说罢，在树上唱起了动听的小曲。我想，在东京就连橘皮也非到药店里不能买到。夜里，不时听到枪声。我问干什么，回答说是猎人在打野鸭。那阵子我对那美姑娘一无所知。

要是叫那女子做演员，她一定是个出色的小旦。普通的演员在舞台上装模作样，而那女子每天都在家里演戏。而且，她不意识自己是在演戏，她是那样自然而然地演着戏。那样的生活才称得上美的生活吧。蒙她所赐，我在绘画上的修养获益不浅。

假若不把这女子的作为看作演戏，就会感到可怕，一天也住不下去。如果把义理和人情作为一般理论根据，运用普通小说家的观点研究这女子，就会觉得她给人的刺激过强而立即厌恶起来。在现实世界上，如果我同这位女子之间存在一种缠绵的关系，我的苦痛也许难以用言语形容。我的这次旅行，决意摆脱世俗之情，做一个地道的画家。因此，对于一切眼中之物都必须看成画图，都必须当成能乐、戏剧或诗中的人物加以观察。运用这样的目光看待这个女子，觉得她的作为是迄今所见到的女子中最为美好的。正因为她无意让人看到自己美妙的表演，所以比起演员来尤为动人。

不要误解了抱有此种想法的我，认为我作为社会公民也不适当，那是更没有道理的。善难行，德难施，节操不易守，为义而舍命太可惜。要是决心实行这些事，不管对谁来说，都是痛苦的。要敢于冒犯这种痛苦，内心就必须隐含着战胜痛苦的欢愉。所谓画，所谓诗，所谓戏剧，都是蕴蓄于此种悲酸之中的快感的别名。了解其中意趣，方能使吾人之作变得壮烈，变得娴雅；方能战胜一切困苦，满足胸中一点无上趣味；方能将肉体的苦痛置之度外，无视物质上的不便，策驱勇猛精进之心，甘为维护人道乐于受鼎镬之烹。若是站在人情这一狭隘的立脚点给艺术下定义，那么可以说，艺术潜隐于我等富有教养之士的心里，它是避邪就正、斥曲求直、扶弱抑强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的结晶，光辉灿烂如白虹贯日。

有时嗤笑某人故意做戏；嗤笑他为了追求美好的意趣而作不必要的牺牲，是不合乎人情的行为；嗤笑他不肯静待发挥美好性格的机会自然到来，而一味急着炫耀自己的趣味观，是愚蠢的。持嗤笑态度的人倘能真正了解个中三昧，或许可以言之成理。倘是个不识趣味为何物的凡夫俗子，以自己卑下的观点去鄙视他人，这是不容许的。从前有个青年，留下一首《岩头吟》，纵身跳下五十丈高的飞瀑，付诸急湍。依我看，那位青年正是为了一个“美”字而舍弃不该舍弃的生命的。死确乎是壮烈的，至于促成死的动机则是难于理解的。然而，尚未领悟到死得壮烈的人，何以嗤笑藤村子[3]的作为呢？我认为，他们正因为没有尝过壮烈之死所得来的情趣，即使面临正当的事情，他们终究不能实行这种壮烈之死，在这一点限制上，他们的人格远比藤村子低劣，他们没有权利嗤笑他。

我是画家。正因为是画家，所以是专注于趣味的人，即使堕入人情世界，也比东西两邻庸懦无能之辈高尚得多。作为社会一员，足可站在教育他人的地位上，比起不懂诗，不懂画，没有艺术爱好的人，容易产生出美的行为。在人情世界里，美的行为表现在“正”、“义”和“直”。行为上显现出“正”、“义”、“直”的人就是天下公民的模范。

我暂时离开了人情世界，至少在行旅之中没有回归人情世界的必要了。否则，此次旅行就将徒然无用。我应当从人情世界拨开厚厚的尘砂，仅仅注目于满布底层的璀璨的黄金。我并不自认是社会的一员。作为一个纯粹的专门画家，就连自身都断绝了缠绵的利害的羁绊，悠悠然来往于画面之中，何况山、水及他人呢？因此，对于那美姑娘的行动，也只是那样看看罢了，别无他求。

爬了半里多山路，看到对面一带白墙。我想这是橘园中的人家。道路不久分作两股。顺着白墙旁边向左一拐，看见一个身着红裙的姑娘走上来。红裙渐渐看分明了，里面露出褐色的小腿。小腿渐渐看分明了，下面是一双草鞋，这双草鞋摆动着走上来了。她头上落着几朵山樱的花，背上背着一片光亮的海。

登完这一段山路，来到山上一块突出的平地。北面春峰叠翠，大概就是今天早晨从走廊上仰望过的那座山吧。南面是十五六丈宽的开阔地带，边缘下落为陡峭的悬崖。崖下便是刚刚经过的长满橘树的山。隔着林子向对面眺望，映入眼帘的不再是碧绿的大海。

路有好几条，时合时分，时分时合，分不清哪条是主要干道。每一条都是路，每一条又都不是路。黑红的地面在草丛中时隐时现，连着哪一条路，变来变去，十分有趣。

我在草丛中四处徘徊，想找个地方坐下。本来从走廊上看到可以入画的景色，走近一望，简直不堪收拾，色调已渐渐改变了。我在草地上漫步的当儿，不知不觉便无心作画了。既然不画画，地点就无关紧要，随便坐在哪儿都行。春天的阳光浸染着草地，深深钻进草根里。我一屁股坐下来，仿佛觉得搅乱了眼前看不见的迷离的春霭。

海在脚下闪光。天上没有一丝游云，春晖毫无遮拦地普照水面，暖洋洋的，那温暖的气息似乎不知不觉浸入了波底。海面上青碧一色，像用刷子水平地涂过一般，白金般的细鳞密密层层，不停地闪动着。春天的太阳照耀着广阔无垠的天下，这天下蓄积着广阔无垠的水面，水面上的白帆看上去只有小指甲一样大。而且这些白帆一动不动。往昔入贡的高丽船远远驶来的时候，也许就是这样的吧。此外的这个大千世界，只有阳光的世界和阳光照耀着的海的世界。

我一骨碌躺下了，帽子一下子从前额滑到后脑勺上。到处生长着小株的木瓜，高出草丛一二尺，树叶繁茂。我的面前正对着一棵。木瓜是非常有趣的花，枝条坚硬，从不弯曲。那么是不是直挺挺的呢？不，绝不是直挺挺的，而是一根根又直又短的树枝互相连接，构成一定的角度，歪斜着构成一棵完整的树。花朵似白若红,安闲地开放，衬托着柔软而疏朗的叶子。品评起来，木瓜是花中既愚且悟者。世间有所谓守拙之人，这种人转生来世一定变成木瓜。我也想变成木瓜。

小时候，我曾经把长叶的木瓜切开，弯作树枝形状，做成一只笔架，把二分五厘钱买的小笔搁在笔架上，摆在桌子上。白色的穗子在花叶之间隐约可见，令人赏心悦目。第二天一醒，我就折身而起，走到桌前一看，花叶枯萎，只有白穗依然光洁闪闪。这般漂亮的东西怎么一个晚上就干枯了呢？那时，我实在难以理解。如今想想，那时候真有些超然物外呢。

一躺下来眼里就看到了这木瓜，它是我二十年来的旧知己。看着看着，神志渐渐恍惚，心情也随之舒畅起来。于是，诗兴再起。

我躺在地上思索，每得一句就记在写生本上，不一会儿便写成了。我从头读了一遍。

出门多所思，春风吹吾衣。

芳草生车辙，废道入霞微。

停筇而瞩目，万象带晴晖。

听黄鸟宛转，观落英纷霏。

行尽平芜远，题诗古寺扉。

孤愁高云际，大空断鸿归。

寸心何窈窕，缥缈忘是非。

三十我欲老，韶光犹依依。

逍遥随物化，悠然对芬菲。[4]

啊，行了，行了，完成了！这首诗很好地表达出了躺着看木瓜和忘掉尘世的感情。没有出现木瓜，没有出现大海，只要感情出来就算很好了。正在高高兴兴吟咏的当儿，忽然有人大声咳嗽了一声，使我吓了一跳。

我翻身朝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一个男子绕过山岩，从杂木林中走出来。这人头戴着一顶茶色礼帽，帽子形状已经塌陷，倾斜的帽檐下面露出一双眼睛。不知道他究竟带着怎样一副眼神，只是眼珠一个劲地闪动。蓝布条纹长衫的下摆撩起掖在腰间，光着脚，穿着木屐。这样的装扮，叫人无法看出他是干什么的。单从那满脸胡须上判断，他正是一个地道的村野武夫。

男人刚要顺着山道走下去，一到转弯处又折回来。我想，这次他要按原路回去了，谁知也不是。他又转身回来了。这片草地除了散步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这般来往徘徊的了。可是瞧他那副样子是散步的吗？而且这附近也不会住着这样的一个男人。他不时地站住，歪斜着脑袋，有时又向四方张望一番，或者低头沉思一阵。看样子，他像是在等待什么人。我看不出他究竟想干什么。

我的眼睛再也无法离开这个心神不定的男人了。我不是怕他，也不是想画他，只觉得眼睛离不开他。我的眼睛从右到左，从左到右跟随这个男人转动，突然，他停住了。正在这时候，另一个人物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这两个人似乎双方都认识，他们逐渐接近了。我的视野也逐渐缩小，最后集中于草地中央一块狭小的地方。两个人背依春山，面对春海，紧紧靠在一起了。

男子当然还是那个村野武夫，对方呢？对方是个女子，她是那美姑娘。

当我看到那美姑娘的身影时，立即想起早晨那把短刀。她现在莫非也揣着那把短刀？想到这里，连非人情的我也感到毛骨悚然。

一男一女，相向对立，默默站了老半天，纹丝不动，嘴里也许说着什么，但听不到一点声音。男的不久低下了头，女的转向山那边方向，我看不到她的脸孔。

山头黄莺鸣啭，女子仿佛在倾听莺声。过了一阵，男子猛地抬起垂下的头，半旋着足跟，不像寻常那副样子。女子飒然敞开胸怀，又转向海的方向，腰带之间似乎闪现出那把短剑来。男子昂然走开，女子跟在他身后走了两步。女子脚上穿着草鞋。男子站住，看来是被女子叫住的。在他回头的一刹那，女子的右手落在腰间。好险哪！

她倏忽拔出来的不是那把“九寸五”，而是像钱包之类的东西。她把东西交给他，雪白的手里垂着一根长带子，在春风中摇荡。

她迈出一只脚，手从腰间斜着向上伸出，雪白的腕子里托着一只紫色的小包。这个姿势十分入画。

用那紫色的小包分开画面，相距二三寸远，再画上一个转过身来的男子。这样安排十分巧妙。可以用不即不离这句话形容这一刹那的情景。女子的姿态似乎要把前面的人拉过来，男子的姿态似乎被一股力量引向后边。实际上他们谁也没有拉着谁，两者之间的联系被紫色的钱包隔断了。

两人的姿态保持着美妙的协调，同时，两人的面孔，直到衣着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为一幅画来看，意味深邃。

一个是腰圆体胖，肤色黝黑，满脸髭须；一个是面目秀逸，长裙削肩，楚楚动人。一个是龌龊粗鲁，脚蹬木屐的村野武夫；一个是即使身着粗服也显得风度翩跹，体态窈窕的文弱女子。一个是头戴茶色破帽，褴衫掖在腰间的打扮；一个是鬓发光洁，披锦着绣的娇媚模样。所有这些，都是作画的好题材。

男的伸手接过钱包，两人那种若即若离，似牵未牵的姿势顿时消失了。女的不再牵系什么，男的也不被什么所牵系。我这个画家，直到今天才发现，心理状态对于一幅画的构思会产生多么浩大的影响啊！

两个人左右分开了，双方已经没有感情上的联系了，作为一幅画也已经支离破碎。男的在杂木林路口回头看了看。女的没有回头望一眼，快步向这边走来，不一会儿走到我的跟前。

“先生，先生！”

她叫了两声。真奇怪，她什么时候看到我的呢？

“什么事？”

我从木瓜树下探出头来，帽子掉在草地上了。

“您在这里干什么？”

“我躺着作诗呢。”

“您撒谎，刚才您都看到了吗？”

“刚才，刚才的事吗？我略略看见一些。”

“呵呵呵呵，干吗略略地看，您尽情地看不就得啦？”

“我确实看清楚啦。”

“请到这边来一下，从木瓜树下走出来。”

我唯唯诺诺离开木瓜树。

“您在木瓜树下还有未办完的事吗？”

“没有啦，我想回去。”

“那好，咱们一块走吧。”

“行。”

我又唯唯诺诺回到木瓜树下，戴上帽子，收拾好画具，跟那美姑娘一起走出草地。

“您画画了吗？”

“没有画成。”

“您来到这里连一幅也没有画吗？”

“嗯。”

“您是专门来作画的，现在一幅未画，不感到没个着落吗？”

“不，有着落。”

“是吗？为什么？”

“为什么？有着落。画与不画，都有着落。”

“您说俏皮话哩，呵呵呵呵。真是个乐观性子。”

“既然到这种地方来，心情再不乐观些，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不管到哪里，都必须乐观地生活才行。刚才那样的事情，我并不因为被人看到而觉得难为情。”

“没有什么难为情的。”

“是吧，您看到刚才那个男人是怎么想的呢？”

“依我看，他不像是有钱的人。”

“呵呵呵，叫您说准啦！您真是个高明的相面先生。那男的家境贫穷，在日本呆不下去，是来向我要钱的。”

“哦？他是打哪儿来的？”

“打城里来的。”

“原来是从很远地方来的，那么他要到哪儿去呢？”

“听说要到满洲去。”

“去干什么呢？”

“去干什么？不知是捡钞票还是去送死。”

这时，我抬起头朝女子瞥了一眼。她嘴角上淡淡的笑影逐渐消失了。我不知她是什么意思。

“他是我的丈夫。”

女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砍下这一刀来，给了我出其不意的打击。我当然没有想到她会说出这种话来。她自己恐怕也没有考虑要坦露到这种程度。

“怎么样，您听了大吃一惊吧？”女子说。

“嗯，确实有些吃惊。”

“不是现在的丈夫，是已经离了婚的丈夫。”

“怪不得，那么说……”

“就是这些。”

“是吗？那山上的橘树园里有一幢漂亮的白墙房子，那地方很好，到底是谁的家呀？”

“那就是我哥哥的家，回去时咱们顺便去看看吧。”

“你有事吗？”

“嗯，他们有些事要我办。”

“那就一同去吧。”

走到山路口，没有下山到村子里去，而是立即向右转，又爬了三十多丈远，看到一扇门。进了大门没有直接走入正屋，马上绕过院子。那女子毫无顾忌地走着，我也大步流星地跟在后边。向阳的庭院内种着三四棵棕榈树，围墙下边紧挨着橘子园。

女子在走廊的一端坐下来，说：

“请看，多好的景致！”

“真漂亮啊！”

房门内寂无人声。女子看样子也不想打招呼，她只是坐着，平静地俯视着橘子园。我有些奇怪，不知道她究竟想干些什么。

两人都不说话，默默地朝下面的橘子园眺望。时近正午，温暖的太阳照射着整个山坡，橘树叶子承受着阳光的蒸晒，发出耀眼的光辉，叫人目不忍睹。一会儿，后面库房里雄鸡高叫，喔喔，喔喔……

“哦，已经晌午了，我把事儿给忘啦！久一，久一！”

女子弯下腰，哗啦一声，拉开紧闭的格子门。里面是十铺席大的空间，春季的壁龛里挂着两联狩野画派[5]的作品。

“久一！”

库房那边终于有人回答了。脚步声在格子门对面停下来。门突然拉开，就在这一刹那，一把白鞘短刀滚落到铺席上。

“呶，这是你伯父为你送行的礼物。”

她是什么时候把手伸到腰间去的，我一点也没有看到。那把短刀在地上颠簸了两三下，顺着静静的铺席滚到久一的脚边。看来刀鞘太松，刀子露出一寸多长，寒光逼人。

* * *

[1] oscar wilde （1854—1900），十九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著有童话《快乐王子集》，剧本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

[2] frederick goodall （1822—1904），英国画家。

[3] 即藤村操（1886—1903），旧制第一高等学校学生。1903年5月22日于日光华严瀑布投水自杀。作者是该校的英文教师。

[4] 原文照录。

[5] 狩野正信（1434—1530）开创的画派。画风豪放，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