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玻璃窗里面向外望去，当然立刻看到采取了防冻措施的芭蕉，结有红色果实的落霜红(1)的枝桠，以及无所忌惮挺立着的电线杆，而其他值得一提的东西，几乎没有进入我的视线。我蜗居书房，视界极为单调，也极其狭窄。

而且，我自去年年底患了感冒后，几乎足不出户，每天只坐在这玻璃窗里面，所以社会上的情况简直一无所知。由于情绪不佳，书也不大看，我每天只是坐坐，躺躺，打发着日子。

但是，我还常常动动脑子，情绪也多少有些起伏。不论天地如何狭小，总会有这狭小天地里的事情。此外，时常有人闯进把我和这个广大世界隔离起来的玻璃窗户里来。这又是一些我意料之外的人，所谈所为也总是一些我意料之外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我是以饶有兴趣的眼光迎送着这些人的。

我很想把这些情况一点一点陆陆续续地写下来，又担心这样的文章给忙于工作的人们看了感到很无聊。让那些在电车中掏出口袋里的报纸浏览一下大字标题的读者看报上载有我写的这类闲聊文章，这将是我的一大羞耻事。因为这些人整天忙碌不堪，他们看报纸，无非是翻一翻火灾、强盗、杀人等当天新闻中最能吸引他们的事件，或者留意一下能使他们的神经受到相当刺激的辛辣文章。除此之外的他们认为都不算新闻，没必要摸它，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多余的时间。他们往往是在车站等电车时买一份报纸，在坐电车这段时间了解一下昨天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踏进机关或公司时，衣服口袋里的报纸上那些事都忘得精光，总而言之就是忙到如此程度。

我是冒着这些忙得仅有那么一点自由时间的人们对我的轻蔑来写的。

从去年开始，欧洲发生了大战(2)。这场战争何时能结束，似乎无从估计。日本也是这场战争的一个局部参与者。战争一结束议会宣告解散(3)，未来的大选，对于政界人士来说当然是大问题。米价太低，导致农家收人无着，所以到处呈现出贫困萧条的景象。往年这时候，例行的春季相扑行将开始。总而言之，成了多事之秋了。像我这种静静坐在玻璃窗里面的人，当然不会在报纸上抛头露面。要写的话，我就得压过政治家、军人、企业家和相扑迷来写。但我实在没有这样的胆力。我只是因为有人怂恿我“在春天写点什么吧”便写一些与别人没什么关系的无聊事。至于写到什么时候停下来，这要取决于我手中的笔的情况，以及编辑的版面安排，事先实难作出明确的预计。

二

有人打电话来，我拿起电话听筒询问有什么事。原来是某杂志社的人要我的照片，所以来电话询问什么时候登门拍摄为好。我回答：“拍照片有些困难。”

我同这家杂志没有什么关系。记得过去的三四年里曾收到过一两本这种杂志，它的特色是刊载着许多笑脸照片，除此以外，我就没有别的什么印象了。可是，杂志上矫揉造作的众多笑脸给我留下的憎恶感至今未消。这也是我要表示拒绝的原因。

杂志社的人说，想要在卯年的新年号上刊载一些卯年出生者的照片。我的确生于卯年。于是我说：

“你们为杂志需要拍的照片，不笑嘻嘻的不行吧？”

对方立即答到：“不，没有这种事。”仿佛我迄今为止一直记错了这杂志的特色。

“如果你们认为本来的面孔也可以，那就刊登一下也未尝不可。”

“哦，那好极了，多谢。”

我同对方约定日期后，挂断了电话。

隔了一天，在约定的时间里，这位打电话的人穿着漂亮的西装，带着照相机走进了我的书房。我跟他交谈了一会儿有关这本杂志的情况，然后，他给我照了两张相。一张是坐在写字台前的一贯姿势，另一张是站在寒冷的庭前霜地上，普普通通的姿态。书房里的光线不够亮，所以安置好照相机之后，点起了镁光灯。氧化镁燃烧起来之前，他把半边脸转向我，说道：“虽说我们有约在先，但您能不能稍微带点儿笑容呢？”我听后，忽然感到滑稽，同时又感到这个人真蠢。我只说了句“这样就可以了吧”，没有理会对方的要求。他让我站在庭园的树丛前，把照相机镜头对准我。这时，他又像方才那样彬彬有礼地重复着那句话：“虽说我们有约在先，但您能不能稍微……”他这么一说，我更加没有笑的心情了。

过了四天吧，对方邮来了我的照片。照片上的我竟然确如对方要求的那样——带着笑容。于是，我颇感意外，仿佛面对素不相识的人一般凝视良久。因为我断定照片上的我的笑容是经过加工制造出来的。

出于慎重，我把这张照片给四五个来我家的人看过，他们的看法都同我一样，认定笑容是加工制造出来的。

有生以来，我曾经有过好多次不愿在人前笑而又装出笑容。看来，我的这种虚假行径，也许今天在这位摄影师的手下得到了报应。

他虽然把这张笑得尴尬的照片给我寄来了，却始终没有把刊有这张照片的杂志寄给我。

三

想起从h君(4)那里要来赫克特(5)，意识到此事不知不觉距今年已经三四年了。总觉得自己像在梦中。

当时，它还很小，刚刚断奶。h君的门徒把它用包袱皮包起来，坐电车送到我家。当晚，我把它安置在后面堆物间的一角，让它睡在那里。我铺好了御寒的稻草，给它创造了一个尽量舒适的睡觉处，之后就关上了堆物间的门。天没黑它就叫起来了。整整一个晚上，它都在用爪子扒门，想破门而出。它大概是感到在黑暗之处独宿而寂寞难捱吧，好像一夜不曾合眼。

它的这种不安情绪延续了一个多星期后，它总算能在给它铺的稻草上安然入睡了。而在这一个多星期里，我一到晚上就惦记着它。我的孩子对它很珍爱，一有工夫就去逗弄它。不过没有给它起个名字，也就无法呼叫它。而与一个有生命的小动物做朋友、做游戏，他们无论如何得呼叫对方啊。于是，他们苦苦恳求我给它起个名字。我终于为孩子们的这位朋友起了个伟大的名字—赫克特。

赫克特是《伊利亚特》中一位特洛伊勇士。在特洛伊人同希腊人交战的时候，赫克特最后被阿契里斯杀死。阿契里斯替死在赫克特手下的朋友报了仇。当阿契里斯怒气冲天地从希腊人那边杀出来的时候，只有赫克特一个人没有逃进城中。赫克特绕特洛伊城三圈，躲避阿契里斯的矛头。阿契里斯也绕特洛伊城三圈，紧紧追赶，终于用长矛刺杀了赫克特，然后把赫克特的尸体拴在自己的战车上，拖着这尸体绕特洛伊城转了三圈……

我给这只用包袱皮包着的小狗起了个这么伟大的名字。孩子当然一无所知，开始时嚷道：“真是个怪名字啊。”但马上就习惯了。而小狗一听到有人呼叫“赫克特”，也高兴地摇摇尾巴。后来，连这个名字也同“约翰”，“乔治”等平凡的基督教信徒的名字一样，竟使我感觉不到丝毫的古典韵味了。与此同时，家里的人也渐渐地不像原来那么珍爱它了。

赫克特一度患过大多数狗都可能得的犬瘟病而进过医院。那时，孩子们常去探望它。我也去看望过它。我去的时候它显得很高兴地摇着尾巴，用依恋的眼神仰望着我。我便蹲下身子，把脸凑近它，用右手抚摩它的脑袋。作为一种答礼，它不停地想舔我的脸。那次，它当着我的面，第一次听从医生的吩咐而喝了一点牛奶。一直歪着脑袋望着它的医生就说：“照这种情况看来，也许不久就会痊愈了。”赫克特果真痊愈出院了。它回到家中，乱蹦乱跳，精神十足。

四

不到一天的时间，它交了两三个朋友。其中最亲近的就是附近某医生家中的捣蛋鬼，它们大小差不多。这只捣蛋鬼名叫约翰，是典型的基督教徒的名字，但是它的品质远比异端者赫克特低劣，它爱随意咬人，最后终于被打死了。

赫克特把这个坏朋友领到家中的庭园里来，肆意糟蹋，大大地给我添了麻烦。它们不停地挖树根，为挖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大洞而感到欣喜。它们故意在漂亮的花草上打滚，把花弄掉，把花茎弄倒。约翰被打死之后，无聊的赫克特学会了夜游和日游。我出去散步时，经常看到它在派出所旁晒太阳。可是它只要在家，总是盯住它认为可疑的人吠叫。其中有一个家住祖居附近的十岁左右的孩子，受它的攻击最甚。这个孩子总爱道一声“恭喜啦”而走进院子。如果不能从家人处讨得些面包皮或一分铜板，他是决不走的。因此，不论赫克特怎么吠叫，他也不逃。最后，往往是赫克特一边吠叫一边夹着尾巴退到堆物间去了。总之，赫克特是个无能之辈，从品行方面来说，也堕落到不亚于野狗的地步了。不过，它始终没有丢掉狗类共有的依恋人的本性，常常是一照面就摇着尾巴朝我跑来。有时把它的脊背往我的身上乱蹭。我的衣服和外套不知被它的泥爪子弄脏多少次了。

从去年夏天到秋天，我病了一场，大约有一个月没能同赫克特见面。等到病情总算有了好转而能够走出房门时，我才在暮色中看到它站在厅外的廊子上。我立即叫它的名字，但它一动不动地伏在树篱的根旁，不管我怎样呼喊它，它一点热情反应都没有。脑袋不动，尾巴不摆，宛如一块白色的东西粘在树篱的根部。想到一个来月没同它见面，它竟连主人的声音都忘了，我不禁感到一丝淡淡的哀愁。

又到了秋天。这天晚上，所有房间的防雨窗都没有关上，为的是从屋里可以清晰地望见闪亮的星光。在我所站的饭厅外的廊子上有两三个家人。但当我一再呼叫赫克特时，他们连头都不回一下。就像我被赫克特忘却了一样，他们也早把赫克特的事丢在脑后了。

我默默地回到起居间，躺在铺着的被褥上。因为是病后，我穿着不合时令的黑绸领子的绵绸袍子。我嫌脱袍子麻烦，便和衣仰脸躺下，把手交叉着放在胸前，默默地凝视着天花板。

五

第二天早上，当我站在书房的廊子上环视眼前初秋时节的庭园时，偶然间又认出它的白色身影出现在青苔上。我不愿意重复昨晚的失望，故意不呼唤它的名字，但我不能不站在那里，目不旁视地注意它的情况。只见它把脑袋伸到搁置在树根处的一只石头洗手盆里，咕嘟咕嘟喝盆中积下来的雨水。

我不知道这只洗手盆是何时何人拿来的。在我搬到这儿来的那时候，曾命卖花的把这只翻倒在后院角落的六角形洗手盆移至现在的地方，当时，盆上长满了青苔，刻在盆侧面的文字一点也看不清楚。不过，在搬动这只盆时，我记得自己曾把上面的文字读了一遍，内容是明了的。而具体的文字，我的脑海里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那些文字使我产生过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触，这一点，至今还留在我的心头，那内容中蕴涵着寺庙、佛和无常的气息。

赫克特神情沮丧地垂着尾巴，背对着我。在它离开洗手盆时，我看见它的嘴角流着口水。

“它病了，得设法给它治一治。”我说着，回头望了望女护士。因为当时我还雇着女护士。

第二天，我一眼就看到它睡在木贼草里。于是，我向女护士重复了昨天说过的话。但是赫克特此后就再没回家，踪影全无了。

“想带它去看医生，找来找去，哪儿也没有它的踪影。”

家里的仆人说着，看看我的脸。我没有吭声，但是脑海里甚至涌现出刚得到它时的情景来，眼前也朦胧地浮现出交登记表时的滑稽事儿——在种类一栏里填了混血种，在颜色一栏里填了红斑点。

大概在它失踪了一星期之后，同我家相隔一两百米的某人家打发一名女仆来报信，说是他家庭院里的水池里漂着一条死狗，拖上来一看颈圈，见刻有我家的名字，就送信来了。女仆问道：“要不要就地埋了？”我立即命车夫去把狗领回来。

我不知道特意差遣女仆来的人家的宅子坐落在哪儿，只是估计大概是在我小时候就熟悉的那座古庙旁。那庙里有山鹿素行(6)的墓，山门前有一株古老的朴树，仿佛在纪念着旧时的幕府时代。从我的书房北侧的廊子上，透过众多的屋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株树。

车夫把赫克特的户体裹在席子里带回来。我有意识地没走近它，打发人去买了一块小小的白木墓标，在墓标上题了这样的字：“理汝于得闻秋风之土中。”我把墓标递给仆人，命他竖在赫克特长眠的土上。它的墓在猫的墓(7)东北边，相距六尺左右。站在我书房北侧那数九寒天阳光照不到的廊子上，由玻璃窗户里观望遍地白霜的后院，两个墓都能看到。同墓标已经微微朽黑的猫墓的墓标相比，赫克特的墓标显得崭新而颇有光彩。不过，要不了多久，两块墓标都将朽成同样的颜色，也同样地不会引人注意了。

六

我同这位女子(8)前后见过四五次。

她第一次来访时，我不在家。据说，传话的仆人提醒她“最好带个介绍信来”，但她说“找不到给写这种东西的”，就回去了。

过了一天，她写信来，开门见山地问我什么时候有空。我从信封上知道：她就住在我家附近，可说是近在咫尺。我立即写了回信，指定了会面日期。

她按照约定的时间来了。我首先看到的是她穿着一件印有三片槲树叶花纹的色泽漂亮的丝绸短外褂。看来，她基本把我的作品读遍了，所以话题大多朝着这些方面延伸下去。初次见面就听对方一味赞赏自己的作品，令人非常感谢，但也实在不好意思。说实在话，当之有愧。隔了一个星期，她又来了。于是，又对我的作品赞赏了一番。但是我心里极想避开这个话题。她第三次来的时候，显得非常激动，从和服的袖子里掏出手绢，不住地擦眼泪。然后，她问我能不能帮帮忙，把她迄今为止所受的可悲经历写下来。因为我还没有听到具体内容，当然也就无法回答她了。我试着询问道：“嗯，一旦写出来，会不会给人增添什么麻烦呢？”她便用出奇的坚定口吻答道：“只要不用真名实姓，当然不碍事。”于是，我特意安排时间，听她讲述经历。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她却带来了一位说是很想见见我的女子，希望把约定谈她经历的事改在下一次再谈。我当然没有那种责备她爽约的意思，同她们两人闲聊了一通之后，就道别了。

她最后一次到我的书房里来，是在次日的晚上。我缄默着。她在开始讲述可悲的身世之前，一边用黄铜的火筷子戳着放在自己面前的一只桐花手炉中的炉灰，一边对我这么说道：

“前一阵，我很兴奋，曾央求您把我的事写下来，这件事就作罢好啦。现在我只想请先生听一听，您就按这个考虑……”

对她这番话我这样回答：

“没有得到你的允诺，不论多么想写的题材，我也决不写。你放心好了。”

她见我作了确凿的保证，说了声“那么”之后，便讲起她七八年前开始的经历。我默默地望着她的脸。但她总是低垂着眼睑，注视着火盆里的火，并用漂亮的手指捏着黄铜的火筷子，拨弄着炉灰。

碰到听不明白的地方，我便向她提出简短的询问。她的回答很简单，然而又能使我领会。基本上是她一个人在讲，我只是凝神静听，仿佛一尊木头雕像。

不一会儿，她的脸颊热得泛起了红潮。大概是不曾擦粉的缘故吧，脸颊发热出现的红潮特别醒目。她俯首坐着，所以一头浓密的黑发自然地引起我的注目。

七

我在一旁听着她的自白，简直喘不过气来，因为内容非常悲苦。她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要是由先生来写成小说，会怎么处理这个女主人公呢？”

我回答说：这两种结局我都能写。暗中窥视了一下她的神情。见她好像在恳求我给她一个更明确的答复，我只好回答说：

“如果从活着是人生的中心来考虑，女子就这么活下去也未尝不可。但是，若把美和高尚作为唯一评价人生的标准，问题就可能不同了。”

“先生会选择哪一种呢？”

我又踌躇了，只好默默地听她说：

“我想到自己现在持有的美的心绪将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渐渐淡薄，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想到眼下的记忆消失后，未来的生活无非像失去了灵魂的空壳一样，我就感到痛苦异常，恐怖得不得了。”

我明白她在这个广阔世界中，孤苦伶仃，形单影只，处于连动一动都不可能的境地。我也明白她这种走投无路的境遇决不是我的力量使之摆脱得了的。我只能站在爱莫能助的旁观者立场上，凝视着她的苦痛。

为了不致错过服药的时间，我已经养成把怀表掏出来搁置在坐垫旁的习惯，即使有客在场，我也不忌讳的。

“已经十一点了，该回去了。”我终于对她这么说。她站起来，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我又说道：“这么晚了，我送送你吧。”便同她一起到门前的脱鞋处。

这时，皎洁的明月高悬，遍照着静谧的夜晚。来到大街上，在幽静中木屐踩在泥土上，几乎听不见一点声响。我把手揣在怀里，也没戴帽子，跟在她的后面一路走去。走到拐角处，她向我打招呼说：“承先生相送，实在罪过。”我答道：“说不上什么罪过。我们都是人嘛。”

当走到下一个拐角处，她又说道：“承先生相送，我感到不胜荣幸。”我很认真地问她：“你真的感到不胜荣幸吗？”她明确地答道：“是的。”我便说：“那你别去死，活下去吧。”不过，我并不知道她是怎么理解我的这句话的。接着，我又送她走了大概一百米光景，就折回家中了。听了她泣诉的苦难经历，我这天晚上反而滋生了一个人本该有的好情绪，我已好久未曾有过这样的心情了。我发觉，这种情绪就如同读了文学艺术上的杰作之后一样。这不禁使我感到自己过去洋洋得意地出入于有乐座(9)和帝国剧场(10)的样子是很浅薄的。

八

我疲惫地在布满不快的人生道路上行走，心里时常在想着自己总有一天要到达死的境地。我坚信那死一定要比生快乐。有时我也把它想象成那时将是人类所能达到的至高无上的状态。

“死比生可贵。”

这话近来在我胸中不断地徘徊。

但是我现在仍然确实无误地活着。从我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渐次上溯一百年、两百年，乃至一千年、一万年，人们已养成了的习惯，我这一代不可能冲破，所以我也就依然执着于这个生了。

所以，要我给人以什么忠言，我一定不会越出以这个生字所允许的范围。我认为，我必须在如何活下去这一狭窄的范围内，以人类的一员来应答人类的另一员。因为，既然承认自己已经活动于生的当中，又承认他人也是在这生的当中呼吸的，那么，不论如何苦，也不论如何丑，相互之间的根本大义当然得置于这生的基础上才行。

“如果活着很痛苦，那就莫如死了为好”。

即使是非常悲观地看待人生的人，也不至于说出这种话来的。医务人员面对安然临终的病人，会特意用注射等手段，想方设法地延长患者的痛苦，哪怕是片刻也好。纵然这种近于拷打的行为是人的道德所允许的，但也说明我们是多么顽强地执着于生这个字啊！我终于不能怂恿她去死。

她的心胸已受到了病入膏育的严重创伤，与此同时，这创伤也给她带来了一种普通人没有经历过的美妙回忆，使她面目生辉。

她愿意像珍视宝石一样，郑重其事地把这一美妙的回忆永远紧紧包藏在内心深处。不幸的是，这一美妙回忆就是使她遭受比死还痛苦的创伤。这二者犹如纸的正反两面一样不可分割。

我对她说：“请你在能医治一切的‘时间’的流逝中听其自然吧。”她叹口气说：这样的话，我那宝贵的记忆也要渐渐地剥落了。

公正的“时间”会从她手中夺走那至贵的宝贝，但也会使她的创伤渐渐痊愈。它让炽烈的生的喜悦像梦一般朦胧，同时，它也是毫不松懈地排除随同喜悦而来的活生生的痛苦的手段。

我想，即使打消她心中植根于恋爱的炽烈记忆，也要让“时间”抹掉从她的创伤处淌出来的鲜血。因为我认为“不管怎么平庸，活下去总比死好”，是适合她的情况的。

我这个一贯笃信死比生可贵的人所表示的希望和进言，终究无法超越那充满不愉快的生。而且这种做法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我在具体行动上是一个凡庸的自然主义者，我至今还在用半信半疑的眼光凝视着自己的内心深处。

九

我在高中求学的时候，同一位叫o的朋友(11)交往比较密切。我那时没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同o的往来自然频繁。我大概一星期去看他一次。有一年的暑假，我每天都到他租住公寓的真砂町去，邀他同往大川游泳场。

o是东北地方的人，所以，嘴上的功夫同我们不一样，显得钝而慢，令人感到他的谈吐同他的气质真是像极了。我记得曾同他有过许多次争论，但始终没有看到他脸上出现过生气或激动的神情。光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是值得我尊敬的长者。

他的气概豁达大度，他的脑袋也比我大得多。他时常独自思索着一些我当时想都不曾想到的问题。他一开始就志愿学理科，但他却很喜欢读哲学方面的书。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曾向他借过一本斯宾塞的《第一原理》。

在一碧如洗的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俩经常联袂外出，一面闲聊一面信步而行。这时候，常常看到越过墙头、伸向街路的树枝上已泛黄色的小树叶，虽说一丝风都没有，它们却在簌簌地向下飞落。他偶然看到这种景象，曾低声叫到：“啊，我有所悟了。”我只觉得清空的秋色里运动的东西是多么美，所以他这蕴涵着某种哲理的言语，就像什么秘密符谶，把不寻常的响声传入了我的耳朵。“有所悟这玩意儿真是奇妙哪。”接着，他用平时那种慢吞吞的语调，自言自语似地作了说明。我听后，还是接不上话茬。

他是一个穷苦学生，在大观音(12)附近租房住，自己烧饭吃。那时候他留我吃饭时，寒酸的饭桌上只能端上一碟烤大马哈鱼干。有时候去买点煮豆来代替粘糕，两人把包食物的竹叶打开就下筷了。

大学一毕业没过多久，他去了外地的中学任教。我为他感到惋惜。但是不了解他的大学老师为何会认为这对他是非常恰当的呢。他本人当然是毫无怨言。几年之后，他接受为期三年的合同，应聘去中国的某个学校任教。任期结束回来后，他立刻担任了国内某中学校长，由秋田迁居横手，现在在库页岛任校长。他去年有事到京城，顺便来看看我这个阔别已久的朋友。我从传话的仆人手中接过他的名片，立即迈步朝会客室走去，像往常一样，比客人早一步入座。他顺着走廊来到房门外，一眼看到我端坐在坐垫上，立即嚷道：“你真会装模作样啊！”

当时也不知怎么搞的，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脱口而出地答了句：“嗯。”我这种招呼不啻是在肯定对方的指责完全正确，而这样的回答怎么会如此自然、如此顺口、如此不费事地由我嘴里轻捷随便地滑出来的呢？看来，我当时的心境一定是完全透明的。

十

o同我面对面坐下，我们先相互端详对方的脸。我看到他脸上还有昔日的遗痕，就像令人怀恋的旧梦留下的纪念，但又仿佛旧情被朦朦胧胧地糅进了新的气氛中，显得晦暗而迷离。我俩已不可能抗拒可畏的“时间”的威力而复返故态，现在，两人只好去回顾自分别以来到今日相见为止这一段时期里的奇妙经历。

o从前有着红如苹果的脸颊，比常人大一倍的圆眼睛以及胖乎乎的像女子模样的脸庞。现在看来，他还是一个红脸颊、大眼睛、脸盘儿丰满的人，但是毕竟和从前不尽相同了。

我让他看我嘴上的胡子和鬓角。他也抚摩着自己的头让我看。我的鬓毛已经发白，他的头也已经谢顶了。

“人要去了库页岛，大概也就走到头了吧。”我揶揄地说。他听后答道：“是啊。”接着谈了各种各样有关库页岛那边的情况，都是我前所未闻的事。不过，内容我现在已经全忘了，只记得一点——那里的夏天真是好极了。

我们阔别好几年后的头一次一起上街。他在礼服上套了一件宽袖的而显得得轻飘飘的和服外衣。上了电车后，他一手抓着吊环，一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用手绢扎好的东西给我看。我便问：“是什么呀？”他答道：“栗子馅包子。”这栗子馅包子是刚才在我家里时作为点心招待他的。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包到手绢里去的，不免有些吃惊。

“你把那栗子馅包子带出来了？”

“好像是的吧。”

他的腔调仿佛在表示“真是少见多怪”，随即把这包子放回衣袋里。

当晚，我们去帝国剧场。我手中的两张票上写明由北边的入口进场，但我搞错了，竟往南边的入口转去。他便提醒我说：“不是那个入口。”我停步想了想，说：“真的。应该是在库页岛那个方向才对呀。”便折回指定的入口。

他一开始就说对帝国剧场很熟悉。但是吃过晚饭，要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时，他也像许多人一样，把二楼和一楼的入口搞错了，令我解颐。

他常常从衣袋里掏出金丝边眼镜，不时看看手中的说明书，又若无其事地照样戴着那眼镜望着远处的舞台。

“你这是老花镜吧？戴着它能看清远处？”

“嗯，家——普——岛——”

我一点也不明白这“家普岛”是什么意思。他便告诉我：这是中国话，是“差——不——多”。

我们当晚回去时，他在电车里同我告别，然后径自往又远又冷的日本北部的边缘地区去了。

我每次想起他，就会想到他的名字——达人。我觉得这个名字真是上帝特意替他起的，同时自然想到这位达人就在冰天雪地日本领土的最北端担任着中学校长。

十一

某夫人向我介绍一个女人。

“她想请您看一看她写的东西。”

听夫人这句话，使我的脑海里不禁想了许多事。迄今为止，曾有不少人到我这儿来，要我看看他们写的东西。其中还不乏长篇，稿子足有一二寸厚。只要时间允许，我是尽可能读的。我的想法很单纯，认为只要读过，也就完成受托的任务而心安理得了。不料对方往往接着就要我帮忙求报社、杂志社发表。看来，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是以请人看看为手段达到获得稿费的目的的。我便渐渐不愿真心实意地去看陌生人写的难读的东西了。

当然，同当老师的时候相比，我现在的时间无疑是有些弹性的。不过，我一着手自己的事，脑子里就不大能顾及别的事了。连我凭着一股热情而说定替人看的稿子，有时也无法兑现。

我把我的想法如实地讲给那位夫人听。夫人充分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就回去了。被介绍来见我的女子走进我的会客室，坐在坐垫上的时候，是那位夫人走后没多久。我的视线越过玻璃窗，望着马上就要下起凄凉的冷雨的昏暗天空，对那女子说：

“这事可不是社交。如果你我之间光谈些好听的，那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启发，也不可能有所受益。你要是不下决心直言，一切就等于零。你只有毫不掩饰地把一切向我公开，我才能看清你实际上站在何处、面向哪一方，届时我才能指导你。也可以这么说，我这种指导资格也是你给我的。因此，我若有所问，你肚子里确有所答的话，那就决不允许沉默不语。你要是顾虑自己这样答会被人笑话会丢丑，有失体统而惹人生气，于是只想把自己的原形抹得面目全非给对方看的话，我再怎么急不可耐地要使你得到好处，也只能是无的放矢。”

“这是我向你提出的要求。当然，我也决不隐瞒我这方面的情况。赤诚相见之外，我没有教你的途径。所以，当我的考虑出现什么漏洞，而这漏洞又被你识破的话，那就意味着我的弱点被你捏住了，那就一切宣告失败。认为只有求教者才有推心置腹的义务，显然是错误的。教人者也应该以赤诚示人。双方都要抛开社交的习气，肝胆相照。

所以，我此后读了你的东西，也许会很不客气地提出相当尖锐的批评，你可不能生气。因为，我并不是为了要伤害你的情感才这么做的。而你呢，若是有不理解的地方，请你只管刨根问底地询问。你是为了理解我的观点而质询，我决不会不高兴。”

“总而言之，我们这种做法是和那些以维持现状为目的、以表面圆滑为主的社交根本不同的。你明白了吗？”

女子表示“明白了”之后，回家去了。

十二

有人找上门来要我题字写诗，并且没等我同意，就把诗笺和绢寄来了。起先，我不忍看来人因热望落空而扫兴，所以尽管我觉得我的字实在蹩脚，还是按对方要求写了。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样的好意看来难以继续下去，我便渐渐地不随便答应众多的相求者了。

我有时候甚至想：所有的人无非是为了天天丢丑而生于斯世的，所以把蹩脚的字送人的做法，只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想干，也不是不能干的。不过，不舒服时，很忙时，或者我不想干这种应酬事的时候，依旧不断地要我写这写那，实在让我为难透了。我同这些人中的好多人都不认识，所以他们根本不考虑我把他们寄来的笺纸、绢再寄回去要耗费我多大工夫。

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叫我感到不快，他姓岩崎，住在播州的坂越(13)。我记得，此人在几年前经常写明信片来向我索要徘句，我每次都按他的要求写了寄去。后来，他又寄给我一只薄薄的方形小邮包。我连拆邮包都嫌麻烦，便原封未动地丢在书房里。女仆打扫房间时，就把它夹在书与书之间了。这邮包也就这么颇体面地不见踪影了。

在这小邮包寄到之前或之后，我收到过名古屋寄来的罐装茶叶。而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谁、为了什么寄给我的。我不客气地把茶叶沏着喝了。没过多久，这个坂越人来信催我把《富士登山图》寄回去。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收到过他这样的东西，也就不予理睬。然而，他再三再四地催我归还《富士登山图》，简直没完没了，我终于怀疑他的神经是否正常了。“很可能是个疯子。”我心里这样盘算，决定对他的催促置之不理。

又过了两三个月，我记得是在夏初季节。那天，我坐在杂乱不堪的书房里，觉得憋闷得难受，便一个人慢慢地把东西整理整理。我在整理书籍时，把那些随手摞在一起的字典和参考书一本一本地分开，重新放好。想不到那个坂越人寄给我的小邮包在这时出现了。我看到眼前这件早已被我忘掉的东西时，也十分吃惊，赶紧解开来查看，只见里面是一张叠得很小的画。看到它就是《富士登山图》时，我又大吃一惊。

邮包里还附着一封信，信上的话是向我索求画赞，还写着“另寄茶叶为礼”。我见状，越发吃惊了。

其实那时候，我实在没有写什么《富士登山图》画赞的勇气。我的情绪离题字这一类事相距太远，根本没有思考如何写好和此图协调的徘句的时间。我感到胆怯，便写了一封谦虚恭谨的信，为自己的怠慢深致歉意，接着，感谢他寄送了茶叶。最后，我把《富士登山图》包好，寄回给他。

十三

我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从此便不再把坂越的人的事挂在心上。可是这回他又寄来了诗笺，这次是要我题写有关义士(14)的词章。我回信表示“改日写好”，不料，后来一直无暇顾及，终于被搁置起来了，看来此人很会纠缠，他决不善罢甘休，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催促。每星期或每两星期准催一次，每次都是写明信片，开头总是那句“拜启，谨请原谅……”渐渐地，我看到他寄来的明信片就感到不快。

与此同时，他的催促出现了我始所未料的奇妙特点。起初居然把这样的话写上了：不是给你寄过茶叶了吗？对此，我没有答理。他后来竟说：把那茶叶还给我。还茶叶倒是容易的，但我嫌麻烦，很想这样回复他：你若是来东京取，我当即还你。可我觉得这样写信给他，似乎有损我的人格，便耐着性子只好作罢了。对方见我没有回音，催得更凶了，说什么：不还茶叶也行，那茶叶作价一元，就把钱寄来好啦。这个人渐渐地惹我冒火了。最后，我终于克制不住自己，写信对他说：茶叶已经泡茶喝了，诗笺也找不到了，今后你不必再徒劳写明信片来了。我心里为遭遇到这种事感到异常地恼火。因为我觉得这个坂越人竟把我逼到可怕的地步，使我不得不使用非绅士阶层的语言讲话。我想到自己不得不因为这种人去忍受品格和人格的堕落，这实在是太可悲了。

但是这坂越人却满不在乎。他又写明信片来，说道：茶叶已经喝了，诗笺也找不到了……这种讲法太那个了吧……而开头依然按老规矩写着：拜启，谨请原谅……

这时候，我决心不再理他。不过，我的决心丝毫没能改变他的态度。他照旧不停地催问，竟然说道：若能再替我写一次，我当再寄上茶叶，怎么样？后来又说：看在义士的份上，也该写一写吧。

我正纳闷为什么明信片有一阵不寄来了，他却改寄信了。当然，信封是用区公所使用的那种极便宜的灰色货，而且故意不贴邮票。他不在信封背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就寄出来，因此，我曾两度付出加倍的邮资。最后，我把他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了邮差，让邮差原封不动地把信退回去。也许是因为他因此而白白花了六分钱(15)吧，这才丢掉了催我的念头。

但是过了两个月光景，快过年了，他给我寄来一枚普通的贺年片。这事倒叫我有点感动，便在诗笺上题了字后寄给他了。但他并不因此而感到满足，竟不断写信来，说是“诗笺被折坏了，被弄脏了”，三番五次地求我重写。现在，也就是今年正月初七初八，又寄来了求索信：“谨请原谅……”

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

十四

最近，我比较详细地听到从前有个窃贼潜入我家的事。

那时，我的两个姐姐(16)，还没有出嫁，所以论年代，大概是在我出生前后的那段时期吧。反正，当时正是流行“勤王”、“佐幕”这类叫得震天响的语言。

一天夜里，大姐半夜里起来小便后去洗手。她开了便门，看见在狭窄的中院的一角，那株快要压住院墙的古梅树的根部突然一亮。姐姐根本无暇好好思量，立即关上了便门，门关上后，她站在那里琢磨着方才出现在眼前的奇怪亮光。

曾铭刻在我幼小心坎上的这位姐姐的面孔，一回忆，就总是立刻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眼前。不过，姐姐留给我的幻象已是出嫁染黑了牙齿(17)的形象，所以姐姐当时站在廊子上那副有所思虑的少女形象，我现在颇难通过想象描绘出来。

宽宽的前额，显得稍黑的皮肤，小巧却轮廓分明的鼻子，大于一般人的双眼皮大眼睛，外加阿泽这么个优雅的名字——我只能把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想象着姐姐当时的形象。

她站在那里思考了一会儿，立刻想到莫非着火了？她不免担忧起来。于是，她下决心又打开小小的便门向外张望，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把光闪闪的出鞘刀从黑暗中嗖地朝方形的小门里杀来。姐姐吓了一跳，身子向后退缩。据说就在这一瞬间，手提孔明灯的蒙面人，手持出鞘的刀，由便门进入里面。听说强盗有八名之多。

他们胁迫我的父亲，说并不是为了杀人而来的，只要老老实实，不会加害，可是得借点钱作军费。父亲一口拒绝。但是强盗无论如何不答应，说：先前到路口上的小仓酒馆去过了，说你这儿有，所以才来的。你隐瞒也无济于事，我们就是不走。父亲无奈只好拿出几个金币放在强盗面前。强盗大概是嫌数目太少吧，依然赖着不肯走。于是一直躺着的母亲善意地提醒父亲：“就把你钱包里的钱给他们一了百了算了。”据说父亲的钱包里大概有五十两。强盗走后父亲大大发火申斥母亲：“真是个多嘴多舌的女人。”

发生了这件事后，家中决定采取在柱子上挖个洞藏匿金银的好办法。但是后来家中既没有什么钱财可藏匿，身着黑色夜行服的强盗也没有再来，所以我长大之后，根本不知道哪根柱子是挖了洞的。

据说强盗离去时曾夸奖地说：“这家人家门户真是严紧。”第二天之后，可以见到那个替强盗指点这家门户严紧的小仓酒馆的半兵卫头上有好几处伤。据说这是因为他每表示一次“没有钱”，强盗就嚷着“不可能”而用刀尖往半兵卫头上戳戳点点造成的。但是半兵卫始终坚持着不改口，说道：“我这里实在没钱。后面夏目家很有钱，你们上那儿去吧。”结果是他家一文钱也没损失。

这件事，我是从妻子那儿听来的。妻子又是听我哥哥闲聊时说的。

十五

去年十一月，我在学习院演讲(18)过之后，收到送来的一个写有“薄酬”字样的纸包。纸包外扎有送礼品才用的漂亮纸绳。我解开包一看，里面是两张五元的钞票。我本想把这钱赠给我的熟人——一位平生困顿的艺术家，便静静地盼他到来。但是这位艺术家到来之前，由于应该捐助的需要，我把这两张钞票花了。

一言蔽之，这钱对我决不会是无用的。按世俗的看法，无不认为这钱我花得实实在在心安理得。但是，从我竟然想把它送人这一主观思想来看，这钱上又不带着足以使人心安理得值得珍视的东西。按我的心情坦率地说，这种谢礼倒是不接受更叫我感到畅快。

在畔柳芥舟(19)君为樗牛(20)会的演讲事宜而来的时候，我作为话题谈了这件事，并谈了一通理由。

“那次我并不是去出卖劳力的。我诚心诚意地应命演讲，对方也只需以领情相报就行了。如果事先考虑到付酬，应该一始就来人或者以别的方法说清楚具体数目。”

这时k君显出一副“不能同意”的神情，他回答说：

“不过，该怎么说呢？这十元钱并不意味着买了你的劳力，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向你致谢的手段呀。不能这么认为吗？”

“如果是物品，也可以断然作此解释。不幸的是这谢礼乃是日常买卖东西用的钞票，所以，哪一种解释都讲得通的。”

“既然都讲得通，选择一个善意的解释不是挺好么？”

我也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但我却回答：

“你当然知道，我是靠稿费生活的，当然谈不上什么富裕。但我好歹靠它维持到如今。所以，凡是不属于我职业范围之内的事，我总是想尽可能地替人做点好事。对方若理解我的好意，那就等于给了我最高的报酬。可是我收了金钱什么的，就会觉得那替人作点好事的可贵的余地——眼下，我的这种余地已经非常狭窄——受到了侵蚀。”

k君听后，还是显出不能赞同的样子。我也坚持地说：

“要是去请岩崎(21)或三井(22)那样的大富豪演讲，事后是送十元钱去呢，还是登门致谢一下就算完事呢？我想，恐怕不会送钱去的吧？”

“嗯。”k君就说了这一个字，没有明确的回答。我却还有些言犹未尽：

“也许是我过于自负了，尽管我同三井、岩崎家不能相比，但我自信，我肯定比普通学生有钱得多。”

“这是当然啦。”k君表示首肯。

“要是给岩崎和三井送十元钱的报酬是失礼的话，那么，送十元钱的报酬给我也应该是失礼的吧？如这十元钱会给我的物质生活带来巨大的裨益，那是应该从另外的意义上来看这个问题的，但我现在甚至要把它送给别人——可见这十元钱对我眼下的经济生活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容我好好想想。”k君说过这话后，嘻嘻笑着回去了。

十六

走下屋前的缓坡，是一条差不多一丈宽的小河，河上架着桥。在桥对岸的左侧，有一家小小的理发铺。我在这家铺子只理过一次发。

理发铺平时总挂着细白布的窗帘，从马路上看不到玻璃窗里面的情况，因此，在我踏进铺子的堂屋坐在镜子前的座位上之前，根本不知道理发铺的老板是什么样儿的。

老板见我走进铺子，立即把手中的报纸一丢，和我打招呼。这时候，我简直敢肯定：我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所以，我等到他转到我身后喀嚓喀嚓响起剪子声开始理发的时候，便把话题引向这方面。果然不出所料，他曾在寺町的邮局旁开过铺子，他那时同现在一样，也是以经营理发店为生。

“我曾受到高田(23)老爷的很多照应。”

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这个高田乃是我的姐夫。

“哦？你认识高田？”

“何止认识！他一直带着夸赞的口气‘阿德、阿德’地叫我呢？”

像他这样的手艺人，能有这样的谈吐，毋宁说是很知礼的了。

“高田也去世了。”我这么一说，他立刻大吃一惊地“啊”了一声，接着说：“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爷啊。太可惜了。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唔，也就是最近吧。到今天，整两个星期。”

于是，他向我谈起了种种有关我这位已故姐夫的往事。在结束的时候他说：“先生，想起来，日子也过得真快呀。我觉得这些都是昨天的事，想不到已经快三十年了。”

“哦，那时候您住在求友亭(24)的胡同里吧……”“唔，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吧。”老板补充道：

“对，是两层楼的房子。搬去住的时候，来祝贺的人多得数不清，热闹极了。你知道后来的情况吗？我是指迁到行愿寺之后的情况……”听了他的询问，我也答不上来。因为这些陈年旧事实在隔得太久，我也忘了。

“现在，那行愿寺内大概有了很大的变化吧。我后来也没再进去过，因为没有什么事要去办。”

“还谈什么变化不变化！喏，现在面目全非了，全是招妓的下处。”

我每次走过肴町，总看到通往行愿寺那条路的拐角一家袜子铺的小胡同口处，杂乱无章地挂着许多方形的檐灯。我没有什么兴趣数共有多少盏灯，所以老板说的那种情况，我是不曾留意过的。

“怪不得，从路上就能看到什么怜香馆(25)一类的招牌哪。”

“唔，有好多这样的招牌哪。当然，想想是该大变啊。已经快三十年了嘛。先生你也一定知道，那个时候，寺里只有一处冶游处，叫做‘东家’。它恰好位于高田老爷家的正对面吧，那‘东家’门口的灯笼就垂在眼前……”

十七

说起这“东家”，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同姐夫家门对门，所以两家的关系就成了：每次出出进进的时候，一旦照面，总要互相寒暄的。

当时，我的二哥(26)住在姐夫家，成天东游西荡。这位二哥是个浪荡子，他有一个坏习气——经常把家中的字画或刀剑之类的东西偷出去，仨瓜俩枣钱就卖掉。当时我并不清楚他为什么跑到姐夫家来混日子，不过现在想来，也许他是干了这类事而被赶出家门的。除了这个二哥外，那时还有一个叫阿庄的人，也无所事事地住在姐夫家，也是我的姨表兄。

这些人总是聚集在一起，睡睡躺躺，坐在廊子上瞎聊，信口开河地乱说一气。而对面艺妓馆的竹格子窗户里时常会向他们发出“你们好”的招呼声。他们像是一心等待着这句话似的，嚷嚷着什么“请来一下，这儿有好东西”，招呼艺妓出来。艺妓在白天是大有富余时间的，所以三次中总会有一次高高兴兴地应邀出来玩的。

那时候我已经十七八岁了吧，以为这是和那些下流人打交道，即使我在场，我也不言不语地退避到一旁去。不过有一次事出偶然，我也曾同他们一起去艺妓馆里玩过纸牌。由于赌输的人必须请客，我吃过不少别人买回来的寿司(27)和点心。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吧，我的这位东游西荡的哥哥又带着我去那艺妓馆里玩。这一次，恰巧那位阿庄也在场，于是谈得非常起劲。这时候名叫小松的年轻艺妓看着我的脸，说道：“再来玩一次纸牌吧。”我穿着小仓布做的裤裙，一副拘谨的样子，但怀里一分钱也没有。

“不来，我没有钱。”

“没关系，我有。”

她当时好像患着眼疾，只见她说话时，总是用漂亮的衬衣袖子揉擦她那微微发红的双眼皮。

后来，我在姐夫家听说“阿作跟着一位体面的客人从良了”。姐夫家的人提起她时，总叫她“阿作、阿作”，而不称“小松”。我听到这一消息时，心里想：恐怕再也遇不到阿作了。

但是，在过了相当长的时候之后，有一次我同前面谈到过的那位达人一起去芝地寺院内的劝工场(28)时，竟在那遇见了阿作。我这时已是一身学生装束；她也变了，是一副贵妇人的模样，身旁还有一位先生同行……

理发铺老板说出的“东家”这一妓馆的名称，导致我眼前立刻浮现出这些埋在我心中的旧事。

“你知道当时住在那儿的那位阿作吗？”我问老板。

“不光是知道。她还是我的侄女哪。”

“是吗？”

我大吃一惊。

“那她现在在哪儿呀？”

“老爷，阿作已经去世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什么时候？已经成了陈年旧事了。那年，她是二十三岁。”

“哦！”

“是死在海参崴的。她的丈夫是和领事馆有关系的人，就和她丈夫一起去了。去了没多久就死了。”

我回家后坐在玻璃窗户里，觉得现在只剩自己和那个理发铺老板还没有死了。

十八

一位青年女子进了我的会客室后问道：“我周围总是不能收拾得整整齐齐，真不知如何是好。您说该怎么办？”

我想到她现在客居在一位亲戚家中，亲戚家很小，又有孩子吵闹，所以我回答得很干脆：

“我看你可以找一家清静的人家租房住下。”

“哦，不，我不是说房子的事，是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真伤脑筋。”

我意识到我误解了她的话，但我仍不明白她的意思，便请她说得稍微具体一点。

“外界的东西不论什么都往我头脑里钻，但是怎么也不能同我心里的中心结合在一起。”

“你所说的这心里的中心究竟是什么呢？”

“是什么？是笔直的直线。”

由此我知道她热衷于数学。不过，这“心里的中心是直线”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然一点也不懂。而且，所谓“中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也弄不清楚。她这么对我说：

“大凡物体，不是都有一个中心吗？”

“这当然是指肉眼可以看到、用尺可以衡量的东西而言。心里面也有形吗？既然有，那就请你把这个所谓中心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

她不说能否拿出来，只是时而向庭院望望，时而把两手在膝上擦擦。

“这所谓的直线，是你的一种比喻吧？如果是比喻那么说圆的或方的，不都一样吗？”

“也许是这么回事。不过，在形或色变化的过程中，总会有什么东西一点儿也不变的。”

“如果变化的东西同不变化的东西是两码事，那么心就该有两部分了，这能行吗？看来应该是：变化的东西就是那肯定不变化的东西。”

我对她这么说。把问题又拉回到原来的基点上了。

“一切外界的东西反映到头脑里来，头脑就能立即秩序井然地将它们归纳得有条不紊的人，恐怕是没有的。恕我失礼，从你的年龄、受过的教育和学问来看，你还不可能把事情处理得那么干净利索。如果不是这种意思，你想不凭借学问的力量就使思想彻底地条理井然，你来我这也是毫无收获的，应该到和尚那里去才对。”

于是，她望着我的脸，说道：

“我第一次拜见先生时，就觉得先生的心在这一方面具备着胜过常人的完善功能。”

“根本没这么回事。”

“不过，我是这么看的。我甚至深信先生连内脏的位置都能调节。

“要是内脏都能如此随心所欲地调节，我就永远不会这样病不离身了。”

“我倒是没什么病。”这时，她突然说到了她自身。

“这就证明你比我伟大。”我也答了一句。

她离开坐垫，说了句“请多保重身体”后，回去了。

十九

我的旧居在马场下町，从现在住的地方再往里走四五百米。马场下这个町其实只能算个驿站，我从小就觉得它凄凉零落。本来，马场下的意思是指高田的马场之下，因此，看江户城地图的话，它肯定是一个位于红线(29)边缘的地方。

即使如此，狭小的町内大概有三四所四面皆壁的库房式房子。顺坡路而上，右侧的近江屋传兵卫药材铺就是其中之一。从这里再下坡，下到底处有一家很大的店号为小仓的酒铺。当然，这酒铺不是那种库房式的房子。不过，这酒铺颇有来厉，当年崛部安兵卫在高田的马场攻打敌人时，曾顺便到这儿来用量酒的升喝过酒。我从小就听到这种说法，但始终没有见过安兵卫的嘴沾过那收藏在那酒铺里的量酒的升。不过，我倒是时常听见她家姑娘阿北唱谣曲。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也不懂她唱得是好是坏，只知道走出我家的门厅，站在通往大门外的铺路石上而要往街上走去的时候，总能清晰地听到阿北的歌声。春天的下午，我总是茫然地靠在我家库房的白墙上一动不动，在明媚的春光里，精神恍恍惚惚之中像听又像没听地听阿北小姐练唱。所以，我也就不知不觉地记下了“旅人要穿竹叶衣”(30)之类的唱词。

此外，还有一家卖木工工具和器具木柄的铺子和一家铁匠作坊。稍往八幡坂方向走走，还有一个菜市场，一大块水泥地，上有屋顶。家中的人把市场老板叫做“批发商仙太郎”。听说仙太郎同我的父亲好歹是远亲关系，但是说到交往，简直等于零，无非是在路上相遇时，能互道一声“天气真好”而已。我还记得听人讲过这仙太郎的独生女儿同说书先生真龙斋贞水相好，两个人难割难舍，要死要活，以至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弄得满城风雨。不过具体情况，我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对我这个小孩子来说，相比之下，还是这样的场面有趣得多——仙太郎坐在高台上，手持笔和账本，威风凛凛地嚷道：“嗨，好东西！你要多少？”台下是人头济济。接着，会有二三十只手在台下一起高高举起，都朝着仙太郎老板的方向，像吵架似地用行话高喊：“六！”“五！”于是，姜啦、茄子啦、南瓜啦，经过他们那一双双骨节粗大而粗糙的手，一一搬运到什么地方去了，看着这种场面也觉得很有气势。

不论在什么偏僻的乡村，总能容易看得到豆腐铺子。本街的这种豆腐铺一定挂着熏透了油味的绳帘，从门口流走的下水道的流水干净得简直可以流到京都去。顺着豆腐铺一拐弯，可以看到五十来米的前方有一个不太高的西闲寺寺门。漆成红色的门的后面是茂密的竹丛，由于遮得十分严密，所以从街上完全看不到门里面有什么。不过门里深处早晚传来的做佛事的钟声，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尤其是从多雾的秋季到朔风呼啸的冬季，这西闲寺的钟声，总是好像把什么使我的心为之悲怆的某种冰冷冷的东西敲打进我的心里一般，使幼年的我心情十分凄凉。

二十

我朦胧地记得，这爿豆腐铺的近邻是一家说书场。也许是我觉得在这种偏僻的小地方不可能有什么游乐场所的想法给我的记忆蒙上了薄薄的轻纱吧，以致每想起这一情况，我总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与此同时，我就会瞪着颇觉不可思议的眼睛，回顾我那遥远的过去。

这家说书场的老板是本街的消防队队长，时常套一条藏青色棉布做的兜肚，上身穿一件印有名号的红条子短褂，脚上趿着草屐之类的鞋子，常常在街上露面。他有一个女儿，名叫阿藤。我还记得家里的人总是把她的姿色挂在嘴边谈论。后来，她招了一个入赘女婿，而这位入赘女婿竟是个蓄有小胡髭的漂亮男子，所以我颇为之吃惊。阿藤也为得了这么个不同凡响的入赘女婿而得意洋洋，但是后来一打听，据说此人是在哪个区政府里当秘书。

他到她家来入赘的时候，说书场早已关门，成了歇业户。而我是在那所房子的檐下还凄凉地挂着微微发黑的招牌时，就经常向母亲讨了钱来此听书了。记得说书先生的名字叫田边南麟。奇怪的是，除了这位田边南麟之外，再没有别人来这个书场说过书。

这位先生的家在哪里虽然不清楚，但是现在从他彼时到此说书时，一路上道路修得整齐，建筑物配套齐全来看，无疑不是一般的小户人家。加之听客老是十五至二十人，所以再怎么竭力想象，也觉得是梦境。那段不同寻常的说白——“喂，喂，大姐……八桥闻声，回过头来问是怎么回事时，刀光一闪顿时杀到眼前……”(31)这很有魅力的台词，究竟是我当时从南麟那儿听熟的呢，还是后来从滑稽故事演员仿效说书先生的说书中听得的呢？这两者现在已混在一起，记不真切了。

当时，由我家到名副其实的町里去的话，必须通过没有人家的茶园林、竹林以及长长的田间小路。真要买点什么东西的话，照例要到神乐坂才行，因此我经常在这些地方进进出出，已经习以为常，当然不感到怎么困难了。不过，走上矢来坂、通过藩主酒井家(32)的消防瞭望楼而进入往寺町去的那条长五六百米的羊肠小道时，一路始终十分昏暗，天空发灰，即使在白天也是阴森森的。

土堤上足有两三抱粗的不计其数的大树，一字摆开，树与树之间是高大的竹丛，整天不见天日。能见到阳光的时间，一天之中也就只有一刻吧。若想到工商业区去而穿着晴天用的短齿木屐出发的话，肯定会寸步难行而倒大霉。那里的霜融化时，要比下雨飘雪还要可怕，我对这一点有很深的印象。

看来，在如此偏僻的地方也有发生火灾的危险，所以在本街的拐角上矗着高高的消防瞭瞭望台，上面也照旧吊着老式的报警钟。这些情景使我时常缅怀起往昔。报警钟下面的小饭馆自然而然的也在我眼前浮现出来；酱油炖肉的热气和香味同烟气一起从绳帘的缝隙中飘到街上来，融入黄昏时的暮霭中。其中的情趣，令我永远难忘。正冈子规在世时，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诗句：“冬树高挺傍警钟。”这诗就是为纪念那报警钟而做的。

二十一

我记得我家的环境的确充溢着这种乡土气息，而且有一种轻微的寒酸感还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什么地方。所以，当我不久前听到至今健在的哥哥谈及家中的几位姐姐当年去看戏的情景时，颇感到吃惊，难道家中从前有过那么体面的日子？想到这一点，我只觉得自己像在做梦。

那时候，戏馆都集中在猿若町(33)一带。在电车、洋车都有的年代，从高田的马场下出发，要在早晨赶到浅草的观音寺，并不容易。她们都得半夜起来作好准备。由于路上不太平，为了有备无患，据说一定要带一个男仆。

她们从筑土下行，由柿木横町去卸货码头，坐上早已向船主定好的带篷的船。我可以想象得出她们是如何怀着热望、悠哉游哉地从炮兵工厂通过御茶水(34)，不停地划至柳桥，而且她们的行程决不可能到此结束，所以回想起昔日那些不受时间限制的情景，尤其令我神往。

据说船进入大川(35)，逆行通过吾妻桥，到达今户的有明楼(36)附近。她们在此上岸，走到戏馆前的茶室，然后进入戏馆，这才好不容易地坐在特设席上了。所谓特设席，就是指池座后面略高一些的观众席。这是一个可以使她们的衣着、容貌、发饰容易惹人注目的好地方，所以爱时髦的观众都竞相争抢这里的席位。

幕间休息时，演员的随从前来引引路，邀她们去后台玩。于是她们跟在这个上身穿着有花纹的皱绸衣服、下身穿裤裙的随从后面，进入田之助(37)或讷升(38)等受她们崇拜的演员的屋里，请他们在扇子上作画什么的，然后出来。她们以此为荣。而这些荣耀当然得用金钱才能买到手。

回去时，她们乘上原来的船，由原路划至卸货码头。男仆说着“失迎了”，又点着灯笼来迎候。若用现在的钟点来衡量到家的时间，大概是零点左右。所以说，她们要半夜出发、半夜回家，才能看一次戏。

我听到这么奢华的旧事，简直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发生在我家里的事。我总觉得这是在讲述某地富商巨贾家的历史。

当然，我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户人家，无非是不得不同官府打交道神气活现的行政区代表之类的乡镇士绅阶层。据我所知，我的父亲是一个秃顶的老头子，据说他年轻时曾学过一中节(39)，还给相好的艺妓送过足够成摞的皱绸被褥(40)，在青山有田地，听说靠这些田地里收的米，就够家中人吃的。我听现今仍然健在的三哥说，当时的舂米声终日可闻。我记得，那时町里的人们都把我家呼做“门厅、门厅”(41)，但是我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想想，也许是这种设有威严的门厅，门厅下又有铺板(42)的房子，在町内只有我们这一家的缘故。踏着铺板走上来，是挂有狼牙棒、钩竿、叉子(43)以及陈旧了的马上灯笼(44)的地方——这些旧时器物，我至今记忆犹新。

二十二

这两三年来，我平时每年要病一场，而躺倒在床之后，大概要耗去一个月的时间，才能下床。

说起我这个病，总是胃不舒服，必要的话，除了绝食疗法别无办法。这不是因为必须遵守医生所嘱，而是疾病本身使我不得不绝食。所以从发病到渐次恢复健康的那段时期，我的身体瘦弱不堪，弱不禁风。竟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恢复，主要也是这种衰弱造成的。

我起居自如后，带黑框的印刷品常常摆在我的桌上。我像一个对命运只好示以苦笑的人，戴着礼帽出席葬礼，乘人力车赶往追悼场所。死者中虽然大都为老头儿、老太太，但也夹杂着比我年轻、平时总以壮实自诩的人。

我回到家中，在桌子前坐下，觉得人的生死真是不可思议。我觉得奇怪：多病的我，怎么还活着？我思索着：那人为什么比我先死？

从我的情况来说，沉溺于这种默想毋宁说是必然的现象。不过，作为一个常常忘却自己的地位、身体、才能等等所有涉及自身存在的人，我又时常是在“我没有死是理所当然的事”中度过的。甚至在念经或焚香的时刻，我也时常会觉得“我这个形骸在已死的人之后仍然留在世上，这一点也不奇怪”。

有人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别人的死似乎是当然的事，唯有自己的死是不可想象的。”我曾问一位上过战场的人：“你看到队里的人那么接二连三地死去，但心里仍认为唯有自己是不会死的吗？”他答道：“是的，大概死之前总以为自己不会死的吧。”后来，我记得对一位大学理科方面的人问及乘飞机的问题时，我俩之间有过这样的一段问答：

“要是经常那么失事、死人的话，后来乘飞机的人要害怕了吧。他们会觉得这一次大概要轮到我了。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看不是这样。”

“为什么？”

“说起为什么来嘛，我看很可能是受完全相反的心理状态支配的。当事人还是会认为：别人坠机丧命了，我该没有什么危险了。”

我大概是这种人的心情，所以也显得泰然处之。应该说，这一说法也有其道理，因为死之前谁都是活着的。

奇怪的是，我卧病在床的时候，几乎没有带黑框的通知送来。去年秋季，也是在病愈之后，就去参加的三四起葬礼。这三四个人中，有一位就是社里的佐藤君。我不禁回想起在一次宴席上，佐藤君手持社里给的银制酒杯向我敬酒的事。他当时表演的莫名其妙的舞蹈，我至今记得还很清楚。我去参加了这位精力特别充沛的人的葬礼，所以心里老是想：他死了，我还活着，这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不过有时候也想，心里也滋生出一种“自己还活在世上好像是不自然”的情绪。进而怀疑，会不会是命运在故意作弄我？

二十三

在我现在的居处附近，有一个名叫喜久井町的街道。因为这是我的出生之地，所以要比别人更熟悉这里一些。但是在我离家四处漂泊之后回来时，发现这喜久井町扩大了许多，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扩大到根来(45)这块地方。

也许是因为我和此地渊源很深，从小就听熟了这个地名的缘故吧，这个镇名一点也不能诱发我缅怀往日的情思。不过当我用手支着下巴在书房里独坐，让心像顺流而下的船一样自由漂流时，便时常联想到喜久井町这四个字，心情在此暂时低徊于往事。

在东京尚称江户的遥远往昔，可能并没有这么个町。至少可以肯定，它是在我父亲手中诞生的，具体的年代已不可考，也许是在江户改称东京的时候，也许还要晚一些。

我听说，由于我家的家徽是井字形花纹上画着菊花，因此就以菊花加井来命名这个地方，这就成了喜久井町(46)。我记不清这是听父亲说的呢，还是别人告诉我的，反正这个说法至今仍留在我的耳际。在地方行政首脑死去之后，父亲一时成了一区之长，所以父亲是可能有这种职权上的自由的。不过现在再来想想父亲的这种骄矜的虚荣心，我心里的不快情绪早已不在，只想报以微笑而已。

父亲还以自己“夏目”这个姓命名一条从我家门前往南去时非登不可的长长坡路。可惜它不像喜久井町那么有名，只是一条通常的坡路而已。但是不久前，有人按图索骥地来这一带调查地名，说是有一个夏目坡。据此推测，父亲当年起的这个名称也许至今还没有湮灭。

我回到早稻田居住，是在我离开东京好几年之后的事了。我把家搬到现在的住处之前，也不知是为了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呢，还是因为远足回来顺路的关系，我偶然走到了阔别已久的旧居附近。其实，我从大门外看到了二楼的旧瓦，就知道旧居依然存在。这次我就这么走过去了。

移居早稻田之后，我再次从旧居的大门前走过。由门外看，我总觉得旧居依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门上倒是挂有我始料不及的“旅社”的招牌。我想看看昔日的早稻田田园，但是这里早就变成市街了。我想看一眼根来的茶田和竹丛，但是到处都找不到它们的痕迹，我只好估计大概在那儿，至于估计得对不对，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茫然而立，心里在想：为什么只有我的老家还像陈旧的残骸那样存在着呢？我希望它能够尽快崩溃。

时间就是力量。去年我往高田方向散步时，无意中顺路从那儿走过，我看到故居被拆得干干净净，这一地点正在盖一所新的旅社，旁边还盖起了当铺，当铺前还立起了围栏，里面栽了些庭园里可见的花木。三棵松树被剪得面目全非，简直像畸形儿一样。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它们。心想：从前的那句诗“松影参差，月夜之下有三株”，也许就是描写这松树的吧。我这么一路想着回到了家中。

二十四

“在那个地方长大，太太平平直到今天。”

“啊，总算是太太平平地过来了。”

我们所用的这个“太太平平”一词，意思是说没有滋生出男女之间的那种恋情波澜，这是指恋情遭到干涉，但是我这爱盘根究底的心用这么一句简单的答话是满足不了的。

“人们常说，在点心铺做事，即使非常爱吃甜食的人也会对点心感到腻味。秋分时节在家中看看室外的胡枝子不就一清二楚了吗？眼睛所见全是胡枝子，这就不免令人面露烦腻的神色了。你的情况也该属于这一类吧？”

“好像不尽如此。总而言之，我在二十岁以前是并不在意的。”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是个出色的男子。

“即使你不在意，对方不一定也不在乎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方一定要来约你，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回头想想，时常会有所悟——难怪她当时会那么说那么做，许许多多的事猜个正着也不是没有的！”

“你当时完全没有留意到了？”

“唔，是的。后来有一件事我也留意到了，但是我的心无论如何不能被对方拉过去呀。”

我想，话大概是谈到这里为止了。我俩面前摆着新年的餐桌。来客滴酒不饮，我也几乎没摸一下酒杯，所以根本没有敬酒碰杯。

“您就这么生活过来的？”我边喝汤边问了这么一句。结果是来客突然对我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早在我给人当雇工的时候，就同一个女人来往了两年。当然，她已经不是姑娘了。不过她现在也已经去世了，是上吊死的，当时才十九岁。我有十天没有见到她，她竟然离开了人世。她伺候着两个老爷。这两个老爷意气用事，争着要出钱赎她出来，两人去笼络老鸨，要挟女子跟自己而不许跟对方走……”

“您没有去搭救她吗？”

“我当时是个年幼无知的小学徒，实在无能为力呀。”

“但是这位艺妓为你而死了，是不是？”

“这……也许是她不能同时归属两个老爷……不过，我同她之间确实约定过无论如何也不变心。”

“可见，是您间接地要了她的命呢。”

“也许是这么回事吧。”

“您晚上睡不好觉了吧？”

“睡得很不好。”

元旦这天，我的会客室宾客不断，第二天却静得近于寂寞了。在这寂寞的新春期间，我听着这位来贺年的客人讲述这一令人不胜同情的故事。来客是一个认真朴实的人，所以谈话之间措词朴素，根本没有艳词谑语。

二十五

这还是我住在千驮木时候的事，所以按年数而论，可算是相当遥远的旧事了。

一天，我从切通坡方向散步回来，没有走本乡四丁目拐角这条路，而是从眼前另一条小路向北拐去。当时，这个拐角上有一条牛肉铺，铺子旁边一直挂着块标明是曲艺场的招牌。

那天下着雨，我打着雨伞，这是一把八根骨子的绿褐色大布伞，伞顶处漏下来的水滴顺着木质伞柄，自然而然地渐渐濡湿了我的手。这条小路上的行人很少，雨水仿佛把泥水全部冲刷掉了似的，屐齿上几乎不沾有什么污物。然而仰头望望，一片灰暗；俯首看看，一片寂寥。也许是经常走的关系吧，我的周围没有一样惹我注目的东西。我的心情同这天气及周围的气氛很协调。我总感到胸中积郁着一块令我不快的腐蚀着我心的东西。我表情抑郁地在雨中茫然地走着。

我来到日荫町的曲艺场前，忽然遇上一辆带篷的人力车。我同人力车之间没有任何遮挡，所以从远处就看到车里坐着一个女人。当时还没有赛璐珞之类的车窗，因此我从远处就能望见车上那女子白晳的脸。

我觉得这张白脸非常美。我在雨中走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与此同时，我估计她是个艺妓的想法，仿佛确实在我心中发生了作用。当车子距我两三米的时候，我忽然看到车中的美人向我恭恭敬敬地致意，车子随之从我身边通过。在看到这伴着微笑向我打招呼的人，我立刻就知道她原来是大冢楠绪(47)。

大概是过了好几天之后吧，我又同她见面了。楠绪对我说：“那天失礼了。”

我听了之后，心怎么想就怎么说：“说实在的，我还以为是何方的美人，心想大概是一位艺妓吧。”

楠绪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记不真切了。不过她确实一点也没有因此而脸红。后来也没有不愉快的神情。我想，她大概是完全理解我的话了。

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后。一天，楠绪特意到早稻田来拜访我。很不巧，我当时正在同妻子吵架。我一脸怒气地坐在书房里没有动。

楠绪同我妻子谈了十分钟左右便回去了。

这天就这么过去了，不久我就去西片町向她致歉。

“老实说，那天正赶上我和妻子吵架，我妻子也一定没有好脸色吧，我再一脸不高兴地出现在你眼前，实在有失体统，所以有意躲起来了。”

至于楠绪听后是怎么回答的，由于时隔太久，我现在竭力追忆也没法想起来，已经沉淀于记忆底层了。

我接到楠绪去世的讣闻是在我患肠胃病住院的时候。我还记得有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说可不可以在治丧公告里列上我的名字。我在医院里为悼念楠绪而作了首挽徘：“菊花有几多？尽数投棺中。”后来，有一个徘句爱好者酷爱这首徘句，特意来央求我为他写在诗笺上去——这事距今也有很久了。

二十六

我不明白，阿益何以落魄到如此地步。我认识的阿益是个邮差。阿益的弟弟阿庄也把家产糟蹋光，跑到我这儿当食客，不过社会地位要比阿益高。阿庄总爱这么说：“我小时候在本町的药品店沙丁鱼号当学徒时，横滨的西洋人很喜欢我，要带我到外国去，但我拒绝了。现在想来真是遺憾哪。”

这两个人都是我的表兄，所以阿益为了看看他兄弟，也为了向我父亲表示敬意，大概每月要到牛込区深处的我家走一趟，来时总带着袋装的薄脆饼干之类的简单礼品。

阿益当时好像在芝的郊外或品川一带安了家。他过着无牵无挂的生活，所以每次来至到我家，总要住几天。有时想立即回去，我的几个哥哥便围上来吓唬他：“不能放你走。”

当时我的二哥和三哥还在南校(48)求学。这南校的位置相当于现在的高等商业学校(49)，由南校毕业后，就有入开成学校即今天的大学的资格了。两个哥哥一到晚上，便在门厅处摆好桐木桌子，预习第二天的功课。当时的预习，同现在的学生们的做法可大不一样，要把古德里奇(50)所著的什么《英国史》一节一节地读过，并把书面朝下合在桌子上，口里背诵方才读过的章节。

这种预习完事后，会渐渐觉得很需要阿益了。阿庄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在眼前。我的大哥(51)情绪好的时候，也特意从里面到门厅来。于是大家在一起，开始逗弄阿益了。

“阿益你也给洋人送过信的吧？”

“那是我的差事，不乐意也得干，当然送过的。”

“阿益，你也能讲英语吗？”

“要是会讲英语，我也就不用干那低三下四的差事了。”

“但是，你总得大声喊叫什么‘有信’之类的话吧？”

“这个嘛，用日语就行了。外国人现在也懂日语。”

“哦嗬，那么对方也说些什么？”

“当然说的。那位叫什么贝罗利的夫人就用日语向我打招呼：‘太感谢您了。’”

大家把阿益逗到这一步，都忍俊不禁了。接着又重复地问道：“阿益那位夫人是怎么说的？”想让这令人发笑的话题经久不衰。阿益最后也苦笑笑，不再重复那句“太感谢您了”。于是有人提出：“阿益，那么你讲讲‘原野孤杉’吧。”

“我会讲也不能这样说讲就讲啊。”

“唔，那有什么不行呢？你讲讲吧……终于来到原野孤杉处……”

阿益依然嘻嘻笑着，没有讲。我终于没能听到阿益讲的“原野孤杉”。现在看来，那大概是什么说书节目或言情故事中的一节吧。

我长大成人后，没见阿益再到我家来过。他大概是死了，如果还活着，总该有什么消息的。不过，即使死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二十七

我对戏剧这玩意儿没多大兴趣，旧日剧(52)更不懂。这大概是由于我不了解演艺在发展进化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程式，因此我对舞台演出上所展开的特定世界就缺乏共鸣的能力了。但不仅如此。我看旧剧时，感到最可怪的现象就是演员既自然又不自然地在台上晃晃悠悠地走步。这是理所当然地引起我对那种坐不像坐、站不像站的不宁情绪。

但当舞台上出现孩子之类的角色，以高八度的嗓音道出令人怜悯的故事时，连我也会不知不觉的眼泪汪汪了。于是我随即后悔不已：啊，我受骗了！我想，我怎么会轻易落泪呢。

“不管怎么说，想到是受骗而淌泪，我心里很不快。”我对某人这么说。对方是一位爱好戏剧的人，他提醒我：“那恐怕才是先生的正常面目吧。而平时故作矜持，忍泪不弹，这不反而是你的矫情的表现吗？”

对于他的话我不能接受，便从各个方面来论说，想使对方理解，就在这个过程中，话题不知不觉地转移到绘画方面去了。这个汉子谈到他非常喜爱、不久前作为参考品在美术协会(53)展出的皇室珍品——若冲的画(54)，而他写的有关评论文章将在某杂志上刊出。我对那群鸡的图很不感兴趣，所以两个人这时又发生了性质与戏剧问题类似的争论。

“你根本没有资格论画。”我终于很不客气地申斥他了。于是，这句话导致他谈了一番艺术一元论的观点。他的主张简言之无非是这样一种道理：一切艺术产生于同一源泉，所以一旦理解了其中的一种，其他当然能自通了。在座者之中确有不少人同意他的观点。

“那么，会写小说的人，柔道自然也会高明的啰？”我半开玩笑地说。

“柔道并不是艺术呀！”对方笑着答道。

艺术不是从平等观起步发展的。即使从那里起步，进入差别观之后才开花结实，所以，追本溯源的话，绘画、雕刻和文章就根本不存在了。既然如此，哪里还有共同之处呢？即使有，也没有现实意义，因为不可能找出彼此互通的具体东西。

这是我当时所持的论点，而这种论点也决不是全面的。我本来有以进一步采集对方的论点，作出更周全的余地。

然而，当时有一位在座者突然引用了我的论点驳难对方，我也觉得再说就过于啰嗦，就置之不理了。不过这位代替我说话的人醉意颇浓，只听他不住地辨析着艺术是怎么回事，文艺是怎么回事，很不得要领，甚至措辞都带着点醉态。先前觉得事情颇有趣而为之解颐的人们，这时也终于默不作声了。

“行，那就出去绝交吧，怎么样？”醉汉征求对方的意见，但是那位对手没有动，于是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这是今年元旦发生的事。这醉汉后来还时常来我这，不过他绝口没提那次吵架的事。

二十八

某人看到我家的猫，问我：“这猫是第几代啦？”我脱口而出答道：“是第二代。”后来一想，第二代已经过去了，这只猫是第三代。

第一代那只猫虽然没有留下来，但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人所共知的了。与之相反，第二代那只猫竟是那么短命，连主人都把它忘了。不清楚它是由谁、从哪儿弄来的，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它娇小玲珑，可以抓起夹放在手掌上，而且还在手掌上爬来爬去。不料有一天早晨，仆人拾掇床铺时不慎把这只可怜的小动物踩死了。当时听得“咕——”的一声呻吟，立即把它从被褥下拖出来，想方设法抢救，但是已经不济事了。过了一两天，它终于死去。打那以后来的才是现在这只浑身乌黑的猫。

我对于这只猫，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它也只是在家中东游西荡，从来没有要特意靠近我表现出亲昵一番。

有一次，它钻进厨房的厨子里，因此掉进锅里。这锅里盛满了芝麻油，所以它全身像涂了一层发蜡，变得油亮油亮的。它这油光光的身体睡在我的稿纸上，油渗到纸上，使我倒了大霉。

去年，在我病倒之前不久，它突然得了皮肤病，脸部到额头的毫毛渐渐脱落。它用爪子不住地挠，脸上的疮痂簌簌地往下掉，露出鲜红的肉。一天吃饭时，我看到它这种难看的样子不禁有些生气。

“啊，这疮痂飞落得到处都是，传染给孩子可不行！趁早带它去医院治一治。”

我虽然对仆人这么说，心里却想：照这种情况看，恐怕难以治好。我从前认识一个洋人，他从一位伯爵处得来条好狗，钟爱异常，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狗患了这种皮肤病，他不忍心看着它受罪，就央求医生把狗杀了。这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

“用三氯甲烷什么的把它药死，反而能使它解脱痛苦。”

这句话，我已经重复了三四次了，不料，猫的病情不曾被我言中，我自己却一下子病倒了。在这段时期里，我始终没机会看到它。也许是因为我被自己的病所缠吧，已经顾不上想它的病怎样怎样了。

进入十月，我总算能起床了。于是，我照例去看那只黑猫。说来真不可思议，它那又丑又红的皮肤上已长出了和早先一样的黑毛。

“啊，皮肤病好啦？”

因为病后无聊，我的眼睛常常注视着它。随着我的身体渐渐康复，它身上的毛也日益变厚了。完全恢复正常时，它比以前更胖了。

我试着把自己的患病过程同它的患病过程作了比较，总感到其中潜伏着某种因缘。但我随即又觉得太荒唐，不禁微笑。猫呢，它只是“咪呦、咪呦”地叫，至于它是什么心情我就根本无从得知了。

二十九

我是父母在进入暮年时生下来的所谓“老末”。母亲生我的时候曾说过，年纪这么大了还怀孕，真是难为情之类的话，至今还有人常常提起。

看来不光是因为这层原因，反正在我出生后不久，我的双亲就把我送到乡下老家去了。我的记忆里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乡下老家，但是长大成人后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靠买卖旧器具为生的贫困夫妇。

这夫妇把我和废旧货一起装在小小的笸箩中，每晚在四谷大街的夜摊上摆出来。有一天晚上，我的姐姐因事顺便从夜摊路过时发现了我，她大概可怜我吧，把我揣在怀里带回家了。据说当天夜晚我怎么也睡不着，整整哭闹了一夜，姐姐为此受到了父亲的严厉训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从乡下老家领回来的，但不久又被送到某人家当了养子(55)。我记得这是我四岁时的事情。我在那里长到八九岁，开始懂事了。这时养父养母发生了不寻常的纠纷，致使我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中。

从浅草搬家到牛込，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回到了家中，我依旧把自己的双亲还像以前那样当成祖父母。照旧极其自然地称他俩“爷爷、奶奶”。他俩大概觉得一下子改正往日的习惯很别扭吧，所以听我那么称呼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表现。

我不像一般的老末那样深得双亲的钟爱。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因为我生性倔强，或者因为我长久远离双亲。至今我还有这样的印象：父亲对待我的态度可以说是苛刻的。不过也不知为什么，当时从浅草搬家到牛込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而我的这种喜悦之情表现的极为明显，谁都能一眼看出来。

我那时真糊涂，一直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当作了祖父母，空过了那么久。问我具体有多长时间，我可实在无法回答。不过有天夜晚发生这样一件事——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睡觉，听得枕旁有人轻声地叫我的名字。我惊醒了，但见周围一片漆黑，所以颇难判断是谁蹲在我的枕边。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便静听对方听些什么。听着听着，我听出对方是家中的女仆。这女仆在黑暗里对我耳语似地说道：

“你心目中的爷爷奶奶，其实是你的亲生父母啊。先前，我曾听得两个人在私下里议论说：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在作祟，他才如此喜欢这们这个家庭啊，真是妙不可言呀！所以我偷偷来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对别入讲呀，明白吗？”

当时，我只答了句：“我决不对别人说。”但我心里感到高兴极了。不过这种喜悦并不是有人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而仅仅是由于女仆对我如此亲热的原因。不可思议的是，我把这位使我感到异常喜悦的女仆的名字和面貌都忘却了。而我所记得的，就是她的那种亲切劲儿。

三十

我在书房里这么坐着时，来客见我多半会问：“病已经完全好了吗？”我屡次听到这样的询问，又屡次不知如何回答好。最后，我只好反反复复这么答：“唔，好歹还活着。”这句话不啻成了我的变相寒暄用语了。

好歹还活着——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常常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不过每次使用这句话时，我的心绪总是那么不宁，所以自己也不打算再这么说了，但是除此而外也很难找到可以用来表明我的健康状况的适当词汇。

一天，t君光临。我和他谈及此事，说道：既不能说好了，也不能说病没好，不知该怎么作答才好。t君听后，立即告诉我这么答复：

“那就别说病好了。唔，说是常常犯。就说：哦，旧病还在继续。”

听到这继续一词，我感到获益匪浅。此后，我不再说什么“好歹还活着”，而改说“病还在继续”。而碰到需对这“继续”作一番注解时，是免不了把欧洲大乱扯在一起的。

“我同病魔的战争，就好比德国人同联盟军的战争。今天我同你这样相对而坐，这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了，所以得进入战壕，密切监视病情的发展。我的身体就好比是乱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什么变乱了。”

有人听了我的说明后，感到很有趣而哈哈大笑。有人则默不做声，还有人显出了怜悯的神情。

客人回去后，我又想到继续之中的东西，恐怕不光是我的病情吧。听了我的举例说明，觉得这是开玩笑而笑的人，不解其意而不做声的人，被同情感所驱使而感到怜悯的人——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难道没有什么我不了解、连他们本人都没意识到的继续中的什么吗？要是这继续的什么一旦在震撼他们的心弦的巨大响声下破裂，他们究竟会作何感想？他们的记忆早就不再向他们说什么了吧，过去的主观感觉早已消失殆尽了吧。当这些不承认现在同从前、乃至同更远的从前有着某些因果关系的人们最后陷于这样的结果时，他们会作出怎样的解释呢？总而言之，我们不都是紧抱着自己在睡梦中制造出来的炸弹，无一例外地一边谈笑着一边朝着远处的葬身之地走去吗？只不过没人知道抱的是什么。别人不知道，本人也不知道，所以还以为是幸福呢。

当我意识到自己的病情还在继续，不禁联想到欧洲大战恐怕也是好几世纪以前继续下来的吧。不过它从哪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经过什么曲折而前进等等问题，我就一窍不通了。所以，看到那些不解“继续”这词的一般人，我反而羡慕不已。

三十一

我上小学的时候，同一个名叫阿喜(56)的朋友很要好。阿喜当时住在中町的叔叔家里，离我家相当远，当然很难每天去见他。一般说来，我不大去找他，而是在家里等他。我一直不去看阿喜，阿喜也不会计较，准会上门来看我。来了之后，总是到借居在我家平房、以卖纸笔为生的阿松处落脚。

阿喜好像没有父母。不过我小时候一点也没因此而感到奇怪，恐怕问都不曾问过呢。所以阿喜为什么要到阿松处落脚，我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听说，阿喜的父亲从前当过银座(57)的什么官吏，因有伪造钱币的嫌疑而入狱，后来死在狱中。于是，他妻子把孩子阿喜送至婆家，自己改嫁，进了阿松的门。因此阿喜时常来看亲生母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听到这一情况后也没有特别的感情，当我同阿喜一起胡闹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这些境遇。

阿喜同我都很喜欢汉学，尽管不甚了了，却时常对某一文章大发议论很感有兴趣。他常常说出一些艰深的汉籍名字，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来的还是查考来的，常常叫我为之吃惊。

有一天，他走进我的房间门厅里侧，从怀里拿出两卷书给我看。看上去好像是抄本，而且是用汉字写的。我从阿喜手中接过书，漫不经心地反复翻看着。老实说，那上面写的什么名堂，我是一点也不懂。不过阿喜并没有露骨地表现出“你懂吗？”的神态。

“这是太田南亩(58)的手迹呀。我的朋友想卖，我便拿来给你看看，你买不？”

我并不知道这太田南亩是何许人也。

“这太田南亩，究竟是谁呀？”

“就是蜀山人(59)，大名鼎鼎的蜀山人呀。”

我不学无术，从来没听说过蜀山人这个名字。不过听阿喜这么说，总觉得这书是什么珍本。

“要价多少？”我问到。

“说是想卖五毛钱。怎么样？”

我想了想，认定反正还还价准没错。

“要是两毛五分，我可以买下来。”

“那就两毛五吧，卖给你。”

阿喜这么说着，从我手中接过两毛五分钱，又不住地大谈这书的优点。我因为不懂其中的奥妙，所以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使我感到很满足的是，反正没有吃亏。当晚，我把这《南亩莠言》(60)——我记得好像是这个书名——放在桌子上后就去睡觉了。

三十二

第二天，阿喜又溜溜达达地来了。

“他说，你昨天买下那书的事……”

阿喜说着，看着我的脸，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看了一眼桌上的书。

“是那书吗，那书怎么啦？”

“不瞒你说，那边的老头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求我无论如何把书要回来。我已把书卖给你了，当然不愿遵命，但又毫无办法，只好再来找你。”

“是来取书的吗？”

“谈不上是什么来取书，只是你不在意的话，是不是把书还给我。因为卖两毛五，毕竟太贱了呀。”

听了这最后一句话，我开始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在我买到了便宜货的满足感里朦朦胧胧地潜伏着不愉快的成分——一种因行为不善而引起的不愉快。我一方面为自己的狡狯而生气，另一方面又对阿喜同意以两毛五卖掉而生气。怎样才能使这两种愤怒同时平静下来呢？我满脸不愉快地沉默了一会儿。

对于我的这种心理状态，我现在通过对童年时代的回忆来剖析，所以能够较明确地描绘出来，但在当时，我是莫名其妙的。我那时除了愁眉苦脸，不可能出现别的感觉，因此更不用说阿喜了。毋庸置疑，他是决不可能理解的。也许这是应该放在括号里说的事。我到了这般年纪的今日，还时常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呢！因此总要被人误解。

阿喜看看我的脸，说道：“两毛五分钱，实在是太贱了呀。”

我猛然拿起那放在桌上的书，伸到阿喜眼前。

“好吧，还给你。”

“实在对不起了。因为这毕竟不是安公的东西，没有办法。他把老头子房里的旧货偷偷地卖掉，说是弄点零花钱。”

我怒气冲冲，什么也没回答。阿喜从怀里掏出两毛五分钱放在我的面前，但我碰都不想碰。

“这钱我不想要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也不要了。”

“是吗？你把书白白地还给对方，不是不值得吗？既然把书给他了，两毛五分钱就该收下。”

我忍无可忍了。

“书是我的！一旦由我买下了，当然就是我的东西，这不是非常清楚的事吗？”

“这是当然的。当然归当然，但是那边也实在难交代，所以……”

“所以我同意还给他呀！不过我不收书钱。”

“你别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喏，请收下吧。”

“我奉送了。书当然是我的，既然想要，我就奉送了。既然奉送了，就把书拿去得了，这还不行吗？”

“是吗？那就这么办啦。”

阿喜终于光把书拿走了。我白白地损失了两毛五分的零花钱。

三十三

作为一个生活于世的人，我当然不能完全孤立地生存，有时会为了某些事情与人接触。对我这个不论怎么甘于生活恬淡的人来说，要想摆脱那些季节性的问候、商谈事情，甚至更复杂一些的交流，都是非常困难的。

我对于别人的言论和行为，为什么非得毫不怀疑地接受、非得从正面来理解不可呢？要是我不留意自己这种生性单纯的性格，大概常常会受莫名其妙的人物之骗的。结果当然被愚弄、被奚落。严重的时候，说不定自己当场承受令人难以忍受的侮辱。

于是，我一心认定别人是混迹江湖的骗子，一开始就不相信对方的话，警惕别上当，有时光从反面去玩味对方的潜台词，并把它牢记在心，自己评价自己才够得上是聪明人，能从这种地方找到乐土吗？于是，我有时难免误解别人。更有甚者，我还不得不一开始就作好自己犯下了严重过错的假设。有时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如果不准备好一副厚脸皮以便侮辱无罪的他人，事情就很难办。

要是在这两种情况中选择一种作为我应持的态度，我心里便会产生另一种苦闷。我不愿意相信坏人，又想一点也不要伤着好人。于是我既不认为出现在我眼前的人都是坏人，也不认为都是好人。我的态度也只能按对方的具体情况而作出不同的变化以求适应。

我想，谁都需要这种变化，而且谁都在付之行动的吧。但是能否真正炉火纯青地掌握得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地走在完全吻合对方实际表现的线路上呢？我常常被这一大疑问缠得不能脱身。

先撇开我的偏执不论，我有过以往屡次受人愚弄的痛苦记忆，同时我也好像有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故意不照表面现象来理解对方的言行，而是私下里悄悄地作着有损对方品行、有辱对方人格的解释。

我对待人的态度，首先来自我迄今为止的经验积累。其次取决于前后的关系和周围的实际情形。最后嘛，说来可能有点玄了，那就是上天赋予我的直感也起着相当的作用。于是，或我被对方瞧不起，或者我也瞧不起对方，偶尔也有给对方恰如其分的“待遇”的时候。

我迄今为止的所谓经验，貌似广袤，其实是相当狭窄。若把在社会的某一局部积累起来的经验用到社会的另一个局部去，多数根本无法通用。由于前后关联和周围情况本是千差万别的，其应用范围不仅受到限制，还必须对这种千差万别认真考虑才行，不然毫无用处。然而，思虑的时间和材料往往是得不到保证的。

因此，我时常是在不了解事实是否存在的情况下，以自己非常模糊的直感为主体来判断别人的。至于我的直感究竟可靠与否，我只能这么说，我往往得不到根据客观事实来核准情况的机会。我的疑虑始终像覆盖着的雾霭，使我的心处在痛苦之中。

要是世上真有全知全能的神，我就要跪倒在这神的面前，求神赐给我明察秋毫的直觉，求神把我从这样的苦闷中解脱出来。要不，就求神能赐福给我——让那些同我这个不开化者接触的人都变得玲珑剔透，使我能同他们气质吻合地相处。我觉得，自己现在是处在或者因愚昧而受人骗，或者因抱有很深的疑虑而容不得人的境地。我感到非常不安、不清晰和不愉快。人如果这样生活一世，该是多么不幸啊。

三十四

我在大学(61)任教时曾经教过的某文学研究者跑来对我说：“听说先生最近在高等工业学校作过演讲。”我答道：“唔，做过的。”他告诉我：“好像什么都没听懂呢。”

迄今为止，我从来没在这方面替自己的演讲操过什么心，所以一听对方的话，颇感意外。

“你怎么知道的？”

对于我提的这个问题他作的说明是很简单的。不知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反正是一个同他有关系的某家的青年吧，正是那所学校的学生。这青年听了我那天的演讲，把听了之后的效果告诉他说“一点儿也不懂”。

“你究竟演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啊？”

我当即把演讲的大致内容向他复述了一遍。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难懂的内容嘛，你说是不是？怎么会听不懂呢？”

“听不懂，反正是听不懂嘛。”

他回答得这么肯定，使我听了感到不胜诧异。不过，更强烈地震撼着我的，乃是“今后可以休矣”的后悔念头。说心里话，这所学校曾屡次请我去演讲，都被我拒绝了。所以，当我最后接受邀请时，心里是抱着这样的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使前来听演讲的人们获得一些相当的裨益才行。我的希望被他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反正听不懂”——击得粉碎。由此看来，我不能不认为最近根本没有必要特意到高等工业学校去。

说起来，那已是一两年前的旧事了。去年秋天，我碍于情面，无论如何得去某学校作一次演讲，否则说不过去。当我去了那里时，忽然想起前年那件使我很后悔的事。所以考虑到自己那时演讲(62)题目有容易使年轻听众产生误解的内容，便在走下讲台时这么说道：

“我估计不会有大的误解，不过，诸位要是对我今天的演讲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到我家中来，我打算尽可能地解释得使诸位感到满意。”

我的这番话会引起怎样的反响，这是我当时很难预料得到的。过了四五天后，真有三个青年到我书房里来找我了，其中的两个人先打电话来问过我方便不方便。另一个人事先写了封恭恭敬敬的信来，预约了会面的时间。

我很愉快地接待了这几位青年，并询问了他们的来意。有一个人完全如我所料，是来就我的演讲内容提出询问的。另两个人却是我始料未及的，他们是来就他们的朋友对家庭应该采取的方针问题，征求我意见。也就是说，他们带来了摆在他们眼前的具体问题——怎样把我的意见有效地应用于现实社会。

我主观上认为，我是努力向他们三人谈了我该说的话，作了我该作的说明。我的看法事实上能使他们有多少获益呢？我也说不出结果会如何。但是我对此已感到满足了。这远比只反映“据说你的演讲很不好懂”感到满足了。

（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刊出两三天后，我收到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给我寄来的四五封信。来信都是听过我那次演讲的人，他们都是作为一种反证——否定我的文中谈到的令我深感失望的事实——给我写来的。所以来信都充盈着好意，根本没有向我提出类似“为什么要把某一个学生说的话立即断为全体听众的意见”的责问。因此我想在这里作一公开的补充说明：我为自己的不明深感歉意，与此同时，我向亲切地纠正了我的误解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三十五

我小时候经常到日本桥瓷器街的一家名叫伊势本的书场去听书。在现在的三越所在地对面，那时老是挂着白天说书节目的广告牌子，拐过这个街角，走不了二三十米远，右侧就有一个书场。

每到晚上，这个书场只演曲艺、杂耍之类的节目，所以除了白天，我是不进这个书场的。不过论次数，这倒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当然，我家当时不在高田的马场下。纵然颇得地利之便，可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听书呢？至今想来仍不可思议。

这也许因为我是在回顾年代久远的往事吧，我的印象中，这个书场简直是一处陶冶来客高尚情操的地方。演坛的右侧圈出两个类似商店账桌围栏的地方，围栏里边设常年订座。然后是在演坛后面就是走廊，它前面还是庭园。庭园里的老梅树斜向伸到井口木框的上方。从廊道上可以给人以寥廓之感的太空正笼罩着空余的地面。向庭园的东面望去，可以看到一所像是离开正室的客厅。

坐在常年订座席位的人们，是既有闲又有钱的人，所以无不穿戴着与其身份相应的讲究服饰，从衣袖里摸出小镊子，不时悠闲、耐心地拔着鼻毛。在这种晴朗的日子里，我的心情宛如黄莺飞到了庭园的老梅树上歌唱一样。

幕间休息时，卖茶的人带着盛点心的匣子来场内兜售，这是该书场的惯例。匣子呈浅浅的长方体，摆得非常好，有人想拿，伸手就拿到。点心的数目，我记得好像是一匣十个，吃的人自便，吃过后把该付的钱放在匣子里，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我当时是以珍惜这种习俗的喜悦心情来看待它的，如今，无论到什么游乐场所，恐怕再也不可能体会到如此从容大度的气氛了。想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怀念不已。

我在这种典雅寂寥的气氛中，听各流各派的说书先生说着古老故事的书。内容都是古色古香的。其中有一位说书先生爱用一些奇妙的词汇：“嘶托托克”、“浓浓”、“滋滋”。据说他叫田边南龙，原来是在某个说书场门口管鞋子的(63)，他的嘶托托克口头禅驰名远近，但无一人能理解它的涵义。看来他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形容军队威风凛凛的形容词来使用而已。

这位南龙早就去世了。当时的其他一些人也大多去世了。那里后来怎样了呢，我一无所知。在那些当时给我的生活带来快乐的人中，现在到底还有几个人活在世上，我完全不得而知了。

然而在一次美音会(64)的年终会上，一看那节目单，只见上面列有在吉原妓馆街的帮闲、茶房等侍者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是我当时的朋友。我到新富座剧场去，看到了这个人，还听到了他的歌。他的面貌和歌喉同昔日完全一样，颇为吃惊。他说起书来，也同从前一样，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我可怕地意识到自己和自己周围的这种20世纪时代的急剧变化。我面对他而坐，沉浸在一种默想里，心中不断地把他和我作着比较。

他年轻时名琴凌，曾因宝井马琴的关系而在伊势本做南龙的前场侍者。

三十六

我的长兄在未入大学之前的开成学校求学时患了肺病，以致中途退学。他的年龄同我相差很多，所以我们两人之间，与其说是手足之情的关系，倒不如说是大人和小孩的关系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尤其是他对我生气发火的时候，这种感觉强烈地刺激着我。

长兄有着白皙的肤色和挺拔的鼻梁，称得上很俊。不过他的脸相和神情生来就有些威严，一种不能随意亲近的气氛在咄咄逼人。

长兄上学的那个时期，地方举荐人才入学的贡进生(65)制度还照旧存在。一些不是当今的青年能够想象的风气在校内各处残存着。长兄曾告诉我，他收到过一个高年级学生写来的情书，这是个男学生，年龄好像要比我长兄大得多。长兄是在不时兴这种习俗的东京长大的，不知他最后是如何处置这封情书的。他曾告诉我，后来每次在学校的澡堂里遇见那个学生时，一定会引起极不愉快的想法。

他从学校毕业后，一本正经到了极点，总是板着面孔，所以父母对他也多少有点敬而远之。此外，也许是他有病的关系吧，时常脸色阴沉地闭门不出。

不久，他的脾气有所缓和，人也自然而然地变得和蔼了。他总爱穿一身进口的竖条纹棉布服，系一条窄幅的男式腰带，傍晚后出门。他时常把画满了紫色六角形图案的龟清(66)团扇之类的东西丢弃在饭厅里。光这样还算好的呢，他居然坐到长火盆前，咿咿呀呀地吼叫，家里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当然也不当回事。在用假嗓子哼叫的同时，他又要划拳了。但是这项内容一定要有对手。他虽然不是每晚都要划拳，却总是热衷于此道，把笨拙的手抬起放下，怪模怪样地忙得不亦乐乎。划拳的对手主要由我的三哥担当。我不过是神情严肃地在一旁观看而已。

长兄后来终于死于肺病。我记得他好像是明治二十年时死的。等到葬仪、守灵都完事而进入最后料理阶段时，有一个女子找上门来了。三哥出去接待，女子便向三哥询问道：

“冷兄去世之前，没有娶妻吧？”

长兄因为有病，一生没娶。

“没娶，直到最后，都是独自一人生活。”

“听您这么说，我总算放心了。像我这样的人，不嫁人是活不下去的，实在不得已呀……”

她获悉我的这位长兄埋骨在什么寺院后，就回去了。她是特意从甲州赶来的。我这时才第一次听说，她早在柳桥当艺妓的时候，就同我的长兄有来往了。

我时常闪过这样的念头：去见见她，谈谈有关长兄的事情。但是我想：一旦见面，想必她已成为老太婆，早已面目全非了吧。我又想：她的心恐怕也同她的脸一样布满皱纹而干透了吧。如果真是这样，她现在会晤我这个死者的弟弟，也许反而会使她悲不自胜呢。

三十七

我很想在这儿写些纪念母亲的东西，但是可惜，我对于母亲的情况了解很少，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过多的印象。

母亲名千枝。千枝这个词至今仍是我最感亲切的词汇之一。所以我有这样的感觉——千枝就是我母亲的名字而决不是别的女人的名字。幸好我也不曾遇到过除母亲之外也叫千枝的女子。

母亲是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去世的，但是我现在即使顺着记忆这条线走多远，眼前只会出现一个老妇人的形象。母亲是晚年生的我，所以我没能得到留下她那光彩照人的形象的特权。

我印象中的母亲，是老戴着一副大眼镜在做针线活儿。我记得那眼镜是老式的，铁制的镜架，镜片的直径有两寸以上。母亲戴着眼镜，不时把下鄂低向领子盯着我看，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老花眼的特点，而只认作那是母亲的毛病。想到她这副眼镜的同时，总会联想到那一直是母亲背景的一两米宽的隔扇。我的眼前也会清晰地浮现出那挂着旧字画中，还有“生死事大　无常迅速”字样的拓片。

到了夏天，母亲老是穿一身没有花纹的藏青色薄罗衣，系一条狭窄的黑色缎带。说来很奇怪，一涉及我记忆中的母亲形象，脑际就会浮现出她在盛夏时节的这身装束。要是撇开母亲那没有花纹的藏青薄罗衣和狭窄的黑色缎带，那么留下的只有她的脸了。母亲曾经在廊檐的尽头处同我哥哥下棋，她和他下棋的这一图景，乃是她俩铭刻在我胸中唯一的纪念形象。而在这一图景中，她的形象也是穿着那身藏青薄罗衣，系着那条缎带的。

我从来没有去过母亲的老家，所以长期以来，我是在不知母亲由何处嫁过来的情况下长大的。我却没有一点要主动打听一下的好奇心理。因此在这件事上，我只是模模糊糊的。不过，母亲出生在四谷大番町这一点，我好像听人说过，我记得曾经有人对我说过，母亲的娘家是开当铺的，仓库就有好几所。但我到了今天这把年纪，一次也没有去过那个叫大番町的地方，所以连这么一点的细节也几乎忘光了。即使上面这些情况是事实，在我对母亲的怀念情景中，也决不会出现什么带库房的宅邸。大概它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垮台了。

我还依稀记得有人说过我母亲在嫁给我父亲之前，曾在某诸侯府邸当过佣人。不过我不知道那诸侯府邸在何处，她在那里做佣人又做了多久。而且，我连那是什么性质的仆人也不明白。对我来说，这情况宛如留下淡淡的香味而焚尽了的线香，是一种简直无从确认的事实。

不过我曾经在库房里看到过，彩色版画上画的诸侯府邸女仆穿的礼服那样华美图案的和服。用红绸子作里子的面料上，染满了樱花、梅花，许多地方有金线和银线的刺绣，这也许是当时的女礼服吧。但是母亲穿着它又是什么形象呢？不论我怎么努力想象，都无法浮现在眼前。我心目中的母亲形象，首先就是那老戴着大花镜的老妇人，其次是我曾看见的这件美丽的女礼服，后来被改制成了薄棉睡衣盖在家中病人的身上。

三十八

我记得，当我在大学里受教的一位西洋人教师离开日本时，我想赠物以作纪念，便去库房取出那只带有粉红色屉子的描金漆器的信件匣子，这件事距今也已相当久了。当时拿着匣子去父亲面前讨取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觉得什么，如今提起笔来，不禁觉得这信件匣也同改成了薄棉睡衣的红绸里的女礼服一样，凝聚着母亲年轻时的风貌。据说父亲一生没有给母亲做过衣服。难道母亲的陪嫁很多，以至不需要父亲给她做什么衣服了？难道映在我心中的那件没有花纹的藏青薄罗衣和那条窄缎带，也是母亲出嫁时放在衣橱中带来的？我真想再看到母亲，亲口把种种事情问个清楚。

我调皮、倔强，完全不像别的家庭中老生子那样受到母亲的溺爱。不过全家就数母亲最疼爱我，她的那种强烈的温情感永远充溢在我对母亲的回忆中。即使把个人的爱憎之情撇开想一想，母亲也无疑是个典雅而亲切的女人。而且谁都能一眼看出，母亲比父亲聪明。连言行乖戾的哥哥也只敬畏母亲。

“母亲虽然什么也不说，却有一种可畏之处。”

我以为，哥哥对母亲下的这番评语，至今我还能从昏暗的内心深处准确无误地拉出来，然而它不过是些稍纵即逝的记忆片段而已。至于母亲的其他情况，对我说来都等于是梦。尽管我竭力搜罗母亲那断断续续在我脑际的形象，但是母亲的整体形象无论怎么也浮现不出来。而昔日那断断续续的印象，有一大半已经淡漠得无法准确地抓住。

有一次，我一个人跑到楼上睡午觉。

那时，我一睡午觉就被怪物所扰：我的拇指会越长越大，没有终止的时候；或者，我仰望着的天花板会慢慢地掉下来，压在我胸前；我睁开眼，见眼前的环境同平时一模一样，但是唯有身子部分被睡魔所擒，不论我怎么挣扎，手和脚都无法动弹一下。事后想想，我也常常搞不清楚那究竟是在梦里还是并非梦里。而我这次独自午睡，也被这类怪物魇住了。

我也不清楚自己是何时何地犯下了罪过，反正我花了一笔不小的、却不属于我所有的钱。至于派什么用处、怎么花掉的等等，我也说不出名堂来。不过像我这么个孩子是无论如何还不清这笔债的，这就使我这个尚未见过世面的胆小孩子在午睡中十分痛苦。我终于大声呼喊楼下的母亲了。

紧靠楼梯那挂有“生死事大　无常迅速”的拓片——它总是同母亲的大花镜形影不离地出现在我的脑际。母亲听见喊声，立即跑上楼来。她站在那里望着我，我便把痛苦讲了出来，央求母亲替我想想办法。母亲听后微笑着安慰我：“你不用担心啦。不管多少，我替你还掉就是了。”我听了喜不自禁，于是安下心来，静静地入梦了。

这次发生的事究竟都是梦境呢，还是有一半是真的？我至今仍在怀疑。但是不论怎么说，我心里只认为：我实际上是向母亲大声呼救，而母亲也确实出现了并说了安慰我的话。我记得母亲当时的穿着，正与我平时所看到的一样，照旧是没有花纹的藏青薄罗衣，外系那条黑色的窄缎带。

三十九

今天是星期天，孩子们不上学，所以女仆也轻松了，比往常起得晚。而我起床时，已过了七点十五分。我洗漱之后，照例吃了烤面包、牛奶和半熟的鸡蛋。正想去厕所，却见掏粪的来了，我便移步朝好久没去的后院走去。看到花匠在放东西的小屋里清理物件，火在摞起的废旧炭包下烧得正旺，周围有三个女孩在烤火取暖，显得非常快活。她们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样烤火，脸要被烤黑啦。”

我这么一说，年纪最小得女孩子答道：“没关系！”

我的视线越过石墙，看见远处屋瓦上的霜已融化，那瓦变湿了。我望了望映在旭日下的闪亮色彩后，又折回屋里。

一个亲戚的孩子正在准备整理打扫后的书房，我打算等他整理完再进去，便把桌子搬到廊道上，那里的阳光很好，我把身子靠在栏杆上，以手支颐地思索着，纹丝不动，让灵魂自由地驰骋一番。

风不时地轻轻吹动着盆栽九花兰的长叶子。庭园的树上不时传来黄莺很不熟练的鸣啭。天天坐在窗户里面的我，想着：“现在还是冬天，还是冬天”时，春天竟不知不觉地开始摇荡我的心了。

我在这里坐多久，冥思也不会结晶。想提笔写下来吧，又觉得要写的东西无穷无尽，写那个，还是写这个？无所适从的时候，又涌起不管写什么也都是不成器的东西的懒散想法。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过了一会儿，又滋生出以往写的东西全是没有意义的想法。于是，为什么写那种东西呢的矛盾心理开始嘲弄起自己来了。幸亏我的神经镇静。驾着这种嘲弄向高处的冥思领域飘摇而去，是我最大的愉快。我从云层上俯视自己的笨拙，忍俊不禁，我不过是个睡在摇篮里，在自己蔑视自己的气氛中飘荡的孩子。

我杂乱无章地写着别人的事和我自己的事。写别人的事情时，我只是注意尽可能不要给对方带来什么麻烦。写我自己的事情时，我反而能在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呼吸。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达不到脱俗的境界。虽然我没有以欺世盗名来自我炫耀的想法，但我终于没有披露自己那些更卑劣、更丑恶、更有失体统的缺点。有人曾经这么说过：不论你如何顺着圣奥古斯丁(67)的忏悔、卢梭(68)的忏悔、德·昆西(69)的忏悔去竭力探寻，真正的事实绝非人力所能讲述得出来的。何况我写的东西还不是忏悔呢！我的罪孽——要是可以称之为罪孽的话——大概就在于我光注意从明亮处表现吧。这会给有的人带来不快的感受，但是我自己正骑在这种不快上，环视着人类而微笑。我也用同样的视线纵观迄今为止写了那么些无聊文章的自己，怀着自己仿佛成了别人似的感觉，脸上也现着微笑。

黄莺还在庭园里不时鸣啭。春风时常像有所醒悟似的摇曳着九花兰的叶子。猫歪着脑袋晒太阳，让它那不知在何处被咬痛了的太阳穴冲着日光，暖洋洋地打瞌睡。先前在庭园里吵吵闹闹地放气球玩的孩子们，这时一起去看电影了。家中和心中都静极极了，我在这样的气氛中打开玻璃窗户，沐浴在静谧的春光下，神不守舍地写完此稿。接下来，我打算在这廊道上曲肱而眠了。

（大正四年(70)一月十三日——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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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亦称“凝霜”，冬青科落叶小乔木。

(2) 指1914年7月爆发的世界大战。同年8月，日本向德国宣战。

(3) 指1914年2月因增设陆军师团一案被否决，众议院宣告解散。

(4) 指宝生新（1870—1944），能乐师。

(5) 狗名。取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将之名。

(6) 山鹿素行（1622—1685），江户前期的儒学家、兵法家。著有《圣教要录》、《武教要录》、《武家事纪》等。

(7) 夏目漱石名作《我是猫》中写的那只猫的墓。

(8) 吉永秀。《漱石全集》收有作者在1914年11月12日给她的两封信。

(9) 日本第一所西式剧场，创办于1908年，毁于关东大地震。

(10) 创办于1911年。

(11) o指太田达人，岩手县人，第一高中毕业后进东京帝国大学物理系。1913年后，在库页岛任中学校长。

(12) 大观音是指东京市文京区蓬莱町光源寺内的观音像。

(13) 指当时的兵库县赤穗郡坂越村。

(14) 指赤穗义士的事。1703年1月，有47名武士为主人浅野长矩报仇，袭击了江户本所松坂町的吉良义央住宅。这些武士又被称为赤穗义士。

(15) 当时的信资是三分钱。

(16) 夏目漱石的两个异母姐姐。

(17) 当时日本习俗。妇女出嫁后把牙齿染黑。

(18) 指1914年11月25日所作的《我的个人主义》的演讲。

(19) 畔柳都太郎，是夏目漱石在第一高级中学任教时的同事。

(20) 评论家高山樗牛（1871—1902）死后，由姊崎嘲风、川临风、畔柳芥舟等人在1903年12月发起成立的团体。

(21) 当时日本的两大财阀。

(22) 当时日本的两大财阀。

(23) 指高田庄吉，是夏目漱石的二姐夫（同父异母的姐姐）。

(24) 求友亭是一所高级饭店，坐落在旧牛区通寺町。

(25) 原文是“谁之袖”。此词出于《古今集》一首名歌中的“不羡艳色只怜香，何人翠袖拂梅花”。写不知谁的袖子拂掉了旅馆门前的梅花花瓣，清香扑鼻。

(26) 指荣之助（1858—1887）。

(27) 寿司，把米饭先用醋和盐调味，然后再拌上或卷上鱼肉、青菜或紫菜等而制成的食品，可音译成“四喜饭”。

(28) 其组组织结构和性质同劝业场相同。

(29) 江户时代，江户城地图画上红线表明红线之内为江户府内，红线之外为江户府外归郡管辖的地方。

(30) 这是歌舞伎剧目之一的《化缘簿》开篇第一句唱词。旅人要穿竹叶衣，是为了防止露水弄湿了身子。

(31) 这是取材于江户时代佐野的农民左卫门杀死吉原的妓女八桥的事件而改编的说书台本中的台词。

(32) 藩主酒井的宅邸。

(33) 在台东区浅草，天保改革时，江户市内的戏馆集中在这一带。

(34) 东京都千代田区北部的地区名。

(35) 即现在的隅田川。

(36) 有明楼是名胜之一，在隅田公园的浅草一侧。

(37) 即泽村田之助，歌舞伎演员。

(38) 即泽村讷升，歌舞伎演员。

(39) 说唱曲艺净琉璃的一种。

(40) 这是吉原等冶游处的习俗，嫖嫖客向相好的妓女赠送新的被褥，摆在门厅处。

(41) 江户时代，只有管理行政的乡绅家才可建造门厅。

(42) 原文是“式台”。指正门口迎送客人的地方，设有铺板，比正门口低下一级。

(43) 这是江户时代捕犯人用的三种武器。

(44) 一种长柄灯笼，乘在马上时可插在腰间。

(45) 即现在的新宿区弁天町。

(46) 在日语里，“菊”同“喜久”发音相同。

(47) 大冢楠绪（1875—1910），日本小说家、诗人。夏目漱石的朋友大冢保治的夫人。

(48) 东京大学的前身。1871年曾称南校。

(49) 一桥大学的前身，当时坐落在神田区一桥通町。

(50) 古德里奇（1793—1860），美国作家，以笔名彼特·派列发表地理、历史、传记、科学等方面的少年儿童读物。所著《世界史》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学生的普及读物。

(51) 夏目大一（1856—1887）

(52) 即歌舞伎。话剧则称为新剧。

(53) 1887年把878年创立的龙池会改为日本美术协会，此后，每年春秋两季在上野公园举办展览会。

(54) 若冲，即伊藤若冲。这里提到的“若冲的画”，是指他的《群鸡图》。

(55) 夏目漱石在1896年当了盐原昌之助的养子。

(56) 指桑原喜市是夏目漱石在市谷小学时的好朋友。

(57) 即江户幕府的钱币铸造所。

(58) 太田南亩（1749—1823），日本的曲艺师。

(59) 太田南亩的别号。

(60) 是太田南亩的随笔集，1817年刊行问世。

(61) 即东京帝国大学。夏目漱石自1903年4月起，在该校任教过四年。

(62) 指1914年11月在学习院作的演讲《我的个人主义》。

(63) 来客进门时脱鞋。

(64) 是田中正平博士创办的演奏会，演奏的日本古典乐曲中吸收了西方音乐的优点。

(65) 1870年，经地方诸藩选拔而送入大学的学生。

(66) 龟清是台东区柳桥的有名饭馆。

(67) 圣奥古斯丁（354—430），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忏悔录》等。

(68)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主要著作有《忏悔录》等。

(69) 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家、文学批评家。1821年发表《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以他的自身经验和想象，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和潜意识活动。

(70) 即19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