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个别的历史问题的问题

1．通过直接观察现在（此刻）包围着我们的事实，我们提出国民经济学的第一个主要问题。炉子今天 的样子，这个月 工人的收入，今天 面包和肉的买入，把我们引向了日常经济生活的总体联系问题。——但是，一旦我们将我们的思维向后倒退几年或者几十年，我们就会发觉，那时我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和我们周围世界的日常经济生活是另一个样子的，并且运行得也不一样。同时我们又从旅行中得知，在国家的其他部分和其他国家中，日常经济生活在过去和现在又是各式各样不相同的。亨利·福特吩咐在美国的汽车生产中心底特律附近建立了一座美国村庄，样子就像19世纪中期的村庄。从整个国家中搬来了这个时期的房屋和车间。在那里建起了教堂、学校、市政厅、乡村锻工场、风磨、面包房，往来靠一辆套马的邮政马车。比起今日的底特律附近来，当时的日常经济生活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精神和技术环境中进行得是多么不同啊！——由于完全不同种的风俗和观念，今日西藏的日常经济生活不同于波兰的，合众国东部的不同于巴西中部的。

较详细的科学研究证实了经验的这第一个印象。例如，19世纪初普鲁士的彻底的政治社会改革——农民解放，取消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产生了迁徙自由，消除了强迫服劳役、交纳贡赋和强制性仆役服务的义务，从而给了农民自由的财产。这一改革既完全改变了普鲁士地主们的、也完全改变了普鲁士农民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像在12世纪南德的一个村庄里那样运行的经济过程，只有在以封建领主的土地统治为中心的农村政治社会结构的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日常经济生活过去和现在都总是依赖于国家的自由情况、它的居民的种族及其教育情况、传统、人们的各种信念、各种制度、国家、地区或城市的政治结构，总而言之，依赖于历史的环境。

还有：当下的日常经济生活本身 就是历史。通常的历史写作是“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它以特殊的方式分配重点。它从发生的事情中挑选出对它显得伟大和意义重大的东西：很明显的政治事件，国家、教会和文化上的重要人物及其活动，重要的公共机构，国家和文化的产生和衰败。历史学家通常只察看历史的存在和形成中某些明亮地照射出来的方面。他很少注意千百万人灰色的日常经济生活。但是就是这个日常的经济生活也属于历史实际。而且就像它过去那样，或者就像它现在在德国或在英国或在其他什么地方的上万和上百万农家院、手工业厂家、工厂、家户中日复一日地似乎无聊地进行着的那样。人干的一切 ，矿工m今日的劳动与零售商r的劳动一样，都是历史。就连这几行字的读者今天的日常生活也属于今年的历史，并由此而属于历史。人们并不知道，以后历史的写作是否会注意它。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对大部分共同地亲身经历着历史的人来说，历史的这一无名的、日常的方面是最根本的。他们的生活是这种历史的一个片段。在某些时期和时刻，甚至是在纪念碑式的历史学的意义上也会特别显露出，这种历史是何等 重要。例如，罗马世界帝国的没落与它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纪中发生的经济衰落密切相联。在这里，上百万人日常经济生活的逐渐变动以简直是巨大的冲击力起了作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意味着很大部分人类的日常经济生活的急剧变化。不先了解这一经济危机，任何人都不能理解20世纪30和40年代外交政策和对内政策史。但是即使撇开这样的历史情况不谈，日常的经济生活也总是 某一个方面的历史。就是在规模巨大的政治事件放出强光的时代，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时代或欧洲的拿破仑时代，也是如此。而且即使是在这样的时代中，日常经济生活对同时生活着的人们来说也是重要的。 (5)

2．但是，如果各自的日常经济生活都是当时总的历史存在的一个片段，那就必须把它的联系问题也当作这样的问题，即当作历史的 问题来理解。必须在当时的历史情况的范围内来理解经济活动：在斯巴达国家的范围内理解斯巴达人，从17世纪出发理解17世纪的英国人以及由今天的时代出发理解今天的经济活动。

刚才我们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第一块地上种烟草，在第二块地上种小麦，而在第三块地上则种甜菜。如果1941年在德国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由于农业的秩序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问题当时就是一个与1925年或1913年时不一样的问题，或者也是一个与在今日的俄国中不同的问题，又是一个与在今日的英国中或在合众国中不同的问题。而在那里，在合众国，在1939年公布了新的农业立法之后，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与1937年时不同的问题；1937年还没有实行新式的对各个农场主种植面积的分配。收入形成问题也并不处于什么别的状况。我们这样问过：这个工长的收入怎么会总计400马克？而他为什么又能由此行使一定的购买力？在有其特殊的工资和货币政策的1939年的德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完全不同于1929年或1870年时的德国，或者完全不同于对一位英国的、一位美国的或一位法国的工长的相应的问题。工资是否由国家确定，是否存在着工会，是否存在着雇主联合会，工会或者雇主联合会行使哪个权力，总是对回答这个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时期中，劳动者的收入形成是由奴隶或农奴关系决定的。那就又存在着别种的事实情况。生产的时间结构也取决于当下的历史环境。1939年储蓄的1000马克所发生的作用就与1890年或1840年储蓄的完全不同，那时货币和银行业的秩序很不同于当前的秩序。如果我们观察较长的时期或其他文化圈——那通过为自己买一个奴隶而储蓄的罗马人，那埋藏黄金的19世纪的埃及农民，或者那为自己购置金首饰以进行储蓄的印度人——就会显露出更大的对立。最后，就是对应用的技术的选择和对位置的选择也受历史制约。在今日的大部分国家中，国家—中央当局使军事政策观点发挥作用。这些观点在选择工业位置上是决定性的。40年前，在那些由自己出发作出位置选择决策的各个企业家们的计划中，这些考虑不起或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就连位置选择的形式也随着历史的整体而改变了。

人们可能会随心所欲地歪曲或翻转这第一个主要问题——具体的事实情况却总是逼得人把它作为历史问题提出来。与此相适应地，必须也像历史学家们过去探讨别的历史问题那样，通过观察各次的总的历史状况来探讨它。因此，不是脱离历史的环境，而是作为整个历史的存在和形成的部分过程。

2．作为一般的理论问题的问题

1．经济实际迫使科学把第一个主要问题总是作为历史问题提出来，但是同时也强迫它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每个人在经济上的存在都依赖于很多很多、常常是多得无法估计的其他人的行动，反之每个人也通过其行动影响着特别大的数量的人在经济上的生存。对此我们已经详尽地谈过了。认识经济实际就是认识这个经济上的整体和它的总联系。今天，一个 德国人在经济上的存在仅仅是所有 德国人的经济活动和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总联系中的一部分。

但是，对今天的实际的直接观察不可能从其联系中认识这个总体 。不论人们从哪个方面碰上那第一个主要问题，简单地观察历史上具体的事实情况总是没有用的。

刚才我们问过，为什么一位工长每月挣400马克，为什么他能够用这笔钱购买一定量的物品，并且看到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1939年的德国必定不同于在1925年的德国，而且又多种多样地不同于在其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下；因此，必须在各自的总的历史环境中把这个问题作为历史的问题来理解。但是，一旦试图仅仅 通过观察具体的、历史的经济（例如1939年或1925年的德国经济）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失败。甚至于如果不研究货币工资如何形成，那我们就不能根据观察来说明，为什么1939年或1925年买到的成打的商品的价格有一个一定的水平，从而，为什么一定的物品之流流向那位工长。我们虽然可以通过观察确认，他必须为面包、肉和所有其他商品支付一定的价格，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而如果我们比如说只是想追溯唯一的一个具体的煤炭价格的形成并根据直接的观察回答问题，那时我们就会陷入迷宫。显示出来的是，这个价格与原材料的价格、工资和运费以及多得无法估计的其他的价格有关联。由此产生了成打的新问题，而我们则立即处于这样的一个经济关系网当中，以至于失去了任何概括的了解。——或者 ：一笔10000德国马克的抵押去年给我带来了500德国马克的利息，而我则可以用这500德国马克购买一定量的物品，这又如何解释？那年复一年不断流向作为利息受领者的我的物品之类由何处而来？它的大小由什么决定？如果我们依靠直接观察，那么它就会把我们引向我的债务人——一位农夫，并可能从那里引向他的顾客们和供货者们。在那里我们迷失在事实的迷乱之中并且不得不放弃回答。——或者 ：采用这种新的纺纱机如何影响工人们的状况？人们虽然可以通过观察确认，在工厂a、b、c等等中采用它导致了解雇一定数量的纺织工人并使棉纱生产有一定的提高；但是，一旦我们提出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被解雇的工人们又得到了雇用，它是否与采用新纺纱机有关，或者是不是由于另外的一种能力（例如一次好收成）的作用，那么直接的观察就又会失灵。就连这种新机器对所有消费者的物品供应、对机器工业以及对棉花生产者们的影响本身也无法这样 得到认识。在任何实际的经济中都同时有那么许多能力在起作用，以至于不能简单地认出一个 能力的作用。它的踪迹遗失很快。最后，或者 从另一个方面看：在日常经验中我们看到的是具体事实的并列。例如1931年在德国：失业上升，银行放假，很多的价格下降，进口急剧减少，出口较轻微地减少，各种利率上升，通知解除外国人的数目众多的信贷以及许多其他的事情。这些事实如何彼此相关联？它们是偶然地一起出现的吗？似乎不是。可是，那它们的联系又是怎样的呢？简单地观察事实，例如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的事实，并不能回答这个决定性的问题；而只有通过解答这个问题，才会看清当时的经济过程。

结论是：不能以与认识其他历史上的事实情况相同的方式认识 实际的经济过程，就像例如1939年或1870年它在英国或德国或任何别的时候以及任何别的地方已经或者正在运行的那样。历史学家了解式的观察可以理解政治家的活动、战争、外交谈判和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他一起经历了这些事件本身，或者听到了目击者们所发表的意见，或者读了原始资料并能够由此获得那些过程和关联的形象。然而用这种方式却不能认识经济实际，即使涉及的是国民经济学家自己一起经历的实际。这样，通常的历史学方法面对着国民经济学的这个主要问题就必定会失灵。正如国民经济学的、并且特别是所谓的历史学派的历史所清楚地表明了的，这种方法事实上也已经 失灵了。

2．面对这种实际情况只有一条 出路：我们必须尝试把复杂的事实真相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分析。这样我们或许能给我们建立起思想上的模型，并且尝试在这样一些模型的范围内，通过变动一种 能力来发现那些我们所寻找但是直接的观察没有显示给我们的关联。我们可以借助于一个交换经济的思想上的模型来研究比方说在采用一种新机器时所出现的全部变动，并且是在其他一切不变的假设之下。或者我们可以在一个这样的模型中追踪搜索，利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以及需求的变动如何发生作用。这样或许就能发觉“资料”，它们普遍地 决定着生产控制、分配、生产的时间结构、技术的应用和经济过程在空间上的分布。我们不知道能否真的实行这一切。以后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判断。

这里只能确认一个东西：因为历史的观察没有直接抓住经济实际及其联系，为了认识它们就必须充分动员思维的力量，这只有通过一般地 提出问题才能做到。通过人们以一般的形式提出第一个主要问题，它就被引向理论的分析，而这样或许就会成功地得出对必然的条件关联的普遍适用的陈述，也就是理论原理，它们为认识具体的关联做了准备。因此，理论分析不过就是充分地使用思维。但是，就是前科学的人也知道，思维使人能够发现事物的关联。这种人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断地、但是没有系统地使用思维。正如洛采所表明的，人通过科学的—理论的思维而获得了“把已知的共存变为属于同一整体”的能力。他由此而具有达到普遍适用的判断的能力，这些判断是真的并胜过日常的空话。因此，必须尝试把第一个主要问题作为一般的理论问题提出来。

而且这从一开始 就是必要的。理论问题的提出不是处于科学的终点，而我们必须探求的理论原理也不会表达“经验的精髓”。现在就应该坚决地警告：提防这种广泛传播的误解。真正理论的提问和思维的真实源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处于必须就其关联来认清实际的压力之下。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一般地提出问题并这样将其导向理论的研究，我们就没有指望达到目的。不是教条主义，也不是喜爱玄思，而仅仅是取得科学的经验的追求，才导向一般地—理论地提出问题。如果在这个领域中还确实可以有“科学的经验”，而不仅仅是完全另一种样子的不充分的“日常经验”，那就只有在证明一般地—理论地探讨问题是可行的时候才会是这样。但是我们因此就立刻碰上了重大的二律背反。 (6)

3．重大的二律背反

向经济实际突进是必须 对国民经济学提出的主要要求。但是现在，尽管有一切根据和必要性，究竟能否 满足这个要求还是成了问题。国民经济学家有理由把日常经济上的事情视为当时历史的—个别的状况的一部分；如果他不想脱离实际，他就必须这样做。但是，他也有理由把日常经济上的事情看作一个一般的理论问题——如果他不想放走处于其关联中的实际，他也必须这样做。但是，他如何才能把二者结合起来？如果他只 做一个或只 做另一个，那他就会脱离实际。

例如，如果他通过发问，为什么今天英国的土地和劳动者以一定方式分配于各种用途之中，从而纯粹历史地提出了生产控制问题，并且试图根据直接的观察解答这个问题，那么他就会找到极多的个别事实，但是却没有发现关联。他没能从思想上深入实际。他看到的是个别事物的混乱——个别的厂家、个别的土地、个别的决定。因此他没看到真正的实际，真正的实际是相互交融的。或者他一般地—理论地提出生产控制问题，但是这样他就把问题从历史环境中割裂出来。这时他想到的不再是今日的英国或德国或某些耕地，而是思想上的模型。他可能发现了抽象的关联，但是实际又以另外的方式脱离了他。因为他不再看得到历史的—具体的形式和个别的事实的多样性。在这里，国民经济学的科学面对着它的重大的“二律背反”；不克服它，就认识不了经济过程。

最近几十年的重要的和迅速的政治变革已经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了经济生活的历史的个别的性质。各个国家改变其制度、市场秩序、劳动秩序、币制等等的速度已经特别地加快了。日常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因此接踵而来。但是，在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着的世界上，似乎一切一般的问题提法和一切理论工作都变得没有意义了。鉴于经济上的事情的无法估计的变化，今日的一位理论家认为：“经济理论末日已经到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就意味着：放弃对经济过程的科学认识。因为不理论地—一般地提出问题，就会像不历史地—个别地提出问题并进行探讨一样，很少有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经验。

根据一种非常简洁的说法，物理—化学的自然具有一种“不变的总风格 ”。化学反应的相同式样或者物体的相同式样的运动或者植物的相同式样的生长，使从理论上提出有关普遍适用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以及生物的规律的问题成为可能。在经济的世界中并不存在像自然界所具有的那 种“不变的总风格”。经济的世界缺乏自然过程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同样性。它显示出巨大的多种多样性和历史的多形式性。在1300年或1800年或1946年前后的德国、200年前的意大利、1500年前后的南美或者还有5000年前的埃及，虽然物理和化学的反应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但是每次都不以同样的形式搞经济。那儿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一个 自然秩序，但是却有着不断变化的、不可估计地多种多样的经济秩序。经济似乎 具有一个“变动的总风格”。它似乎缺少任何同样性。但是，应该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以理论的形式提出确实为认清实际所必要的这个主要问题？ (7)

在国民经济学中极为经常地响起这种呼声：向着事实，为了事务，反对词句的统治！对。但是要求还不够，主要的事是实行它。否则要求就仍然是一个词。但是，如果要实现它，人们就会立即碰上重大的二律背反，不克服它就必定把握不了经济实际。因此，对事务所做的所有工作都必须朝向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更稀罕地响起这一呼声：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必须在国民经济学中合作。据说没有什么比二者之间的争吵更有害的了。又是正确的。在这种要求中可能表达了存在着重大的二律背反的感觉，也可能包含着克服它的愿望。但是就连这个也远远不够。相反地，有必要清楚地、在其整个范围内认清任务的重大，而更必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它。理论的和历史的研究之间表面的妥协或者对它们的合作的纯方法论的反思是没有用处的。这个二律背反包含了对立，必须从其全部尖锐性上懂得这种对立：问题的历史性质要求观察 、直觉 、综合 、理解 、设想自己处于个别的生活之中 ；而一般的—理论的性质则要求理性的思维 、分析 、用思想上的模型来工作 。这里是生活——那里是理性。如何才会使生动的观察和理论的思维二者实际上共同起作用？怎样才能在其全部历史的—个别的多样性和它不断的变化当中把握问题并且仍然通过上升而把它引向理论研究的一般性？

*　　*　　*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国民经济学的第一个、而不是唯一的主要问题的特性。这个问题日复一日地阻碍着人们，但是却不能用日常的经验来解决。然而，如果科学试图挣脱混乱的日常经验，那么一种独特的命运就会突然落到它的头上。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科学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如此迫切，科学却在理解问题时就已经陷入了最大的困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二律背反最近几十年已经比过去还要强烈地起了作用。总的历史发展不仅带来了制度的更快变化，并且因此而使问题的历史的—变化的性质更强烈地显现出来，而且它也导致了社会经济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理论分析的不可缺少性越来越强地引起了注意。

国民经济学家就像一位漫游者，他动身去旅行，并指望在旅行中大大地开阔他的眼界；但是，在头几步之后他就陷进了一个似乎是不可制服的灌木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