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德文第一版出版于1940年。从那时以来，这本书已经又出了五版，并被译成了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目前的这个英文译本依据的是德文第六版。

作者是德国弗赖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欧肯教授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历史学派正统治着德国大学中的经济学教学。虽然他在开始从事专业的时候沿着历史学派的道路做过一些工作，但是，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们在经济领域中从事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都不能令他满意。这个学派的成员不能说明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通货膨胀这样的经济事件的原因，这是他转向经济理论的又一个理由。他变成了历史学派在德国经济学家中最主要的敌手，在一些出版物中批评了这个学派。通过写作和教学，他为复活对经济理论的兴趣作出了贡献；在20年代，这种对经济理论的兴趣的复活是引人注目的。他又是在德国还剩下的少数几个这样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们在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保持了这种对经济理论的兴趣。在这个期间，他出版了《资本理论研究》（1936年 * ）和面前的这本书，该书在德国的经济学杂志上立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为本书的补充材料，应该提到欧肯教授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克服历史主义》（发表于《施穆勒年鉴》，1938年）和《施穆勒式的科学》（《世界经济回顾》，1940年）。

无疑地，本书在德语国家中所获得的成功部分地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填补了文献上的一个空白；这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缺少这种文献。这本书的中心论题是：经济问题的两个方面导致了通过两种途径来探讨它们：一种途径是历史的，另一种是理论的。这当然是一个老论题了。19世纪下半叶广泛地讨论过它；在那场论争中，一方面的首领是施穆勒，另一方面的是门格尔。两个人中的每一方都有其有力的论据。历史学家们可以正确地宣称：在任何一定的时期中，一国的经济发展都是总的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从而都只能在关于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智力的历史知识的背景之下来理解，因此必须用以历史研究为标志的各种方法来处理。他们的敌手们则可以有同样的权利宣称，这些方法并不能够使我们解释一个经济系统内部的各种相互关系，即并不能让我们追溯到观察到的各种经济事实在经济上的原因。这个论争从来也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门格尔不能说服历史学派的追随者们；施穆勒也不能说服理论学派的追随者们；在争论停止以后，经济学的研究仍然像过去一样，沿着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进行着。

德国和世界过去20年中的各种事件必定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新的讨论和探索。它们似乎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没有什么能够比桑巴特的下列论断离真理更远：政治事件并不决定性地影响经济发展。各种政治革命对于经济的影响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德国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抽象的经济理论几乎不能对理解经济实际作出什么贡献。追溯一个既定时期中一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到标志着这个时期的各种巨大的历史（社会、政治和智力）力量，似乎是更为现实的。在德国，经济理论从未像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那样牢固地确立起来，它似乎又注定要采取守势了。

作者接受了这个形势所提出的挑战。为了充分认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经济实际，到底需要什么？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当时，许多理论家似乎与其说把理论当作最终目的在于帮助说明经济实际的工具，还不如说把它当作逻辑上的练习；而许多历史学家则把经济理论当作他们车间里的一种不必要的工具。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这样一本书理应受到欢迎：它从观察有目的地取自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种简单的经济事实出发，从其中阐发出一般的概念工具；再回到各种事实上来，指出怎样运用这个工具以理解经济实际，该工具对这种理解又如何必不可少；在这个过程中，就回答了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各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样一个问题。

这本书虽然探讨方法论问题，但是读者将会发现，它与标准的方法论论文极不相同。找不到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抽象讨论：例如经济学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诸如此类的通常在方法论的文献中被详尽地讨论的课题。对经济实际的强烈感受；广泛的经济史知识；确信不能靠抽象的论证方法论来找到经济学中的适当做法，而是各种经济问题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这种做法；作者对他的问题和结论的探讨，都是这本书独有的特征。

弗·阿·卢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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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为1934年之误。——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