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犹太人的宗教倾向性相反，希腊人 [18] 把他们的全部努力运用在改善一切真正人性事物方面。一般说来，这种情况并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希腊人的政治学和伦理学、诗歌和美术就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印度人、埃及人、亚述人，他们的神都不是按照纯粹人性形象塑造的。其原因并不单纯由于这些民族缺乏艺术技巧和爱好，最主要的事实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神就是单纯的人。不管希腊人的神祇是不是部分地由国外引进来的，或者是由他们本土祖先传留下来的，作为一个希腊人，他所从事的特殊变革乃在于，他总是把原始的自然象征主义转变为对于人类生活的一种关系；不是把它们作为宇宙力量的典型，而是作为人类思想和社会制度力量的代表，与此相联系的是，使它们的外形也几乎和人的形象完全相似。

毫无疑问，一种能够凭人的理想产生出像阿波罗、雅典娜、宙斯那样神的形象的虔诚，较之那种不能使其神祇在外表方面摆脱兽类形态，在内心方面抛弃自然力的野蛮、繁殖和破坏作用的虔诚要高强得多，但在希腊神祇的人性成分中，除了和其原始的自然含义、这些想象形象化时期的文明情况和群众心理相适应以及其伦理的一面外，还非常显著地有其肉欲的一面，因而，一当人们的伦理思想得到启发的时候，对于诸如克洛诺斯 [19] 的狠毒，宙斯 [20] 的淫秽和海尔梅斯 [21] 的偷窃等等就不可能不产生反感。所以，较晚时期的诗人就给予这些令他们反感的神话以一种道德的色彩；但较早时期的个别哲学家们，尤其是埃利亚学派始祖色诺芬尼（xeno phanes），抛弃了荷马和赫西俄德（hesiod）所描述的关于神的一般人性概念中的卑鄙成分。如所周知，柏拉图把荷马排除于其理想国之外，正是基于这种理由。但即使撇开这种道德上的绊脚石不谈，人们也很快发现多神论和神的本性是不可调和的，因为神既然是最可能的完善，是万物的最高原因，他只能是不可分的一；所以在有教养的希腊人中就越来越多的以一神论取代了多神论，或者至少以各别的神严格从属于一位最高上帝的方法使之和一神论思想调和起来。就这样，希腊人在这方面逐渐地提高自己达到了希伯来人最初就有的观点，而且由于前者的一神论概念是以一种哲学方法获得的，它在后来同犹太教的一神论接触的时候，就能对后者在旧约圣经里仍旧保留着的许多关于上帝的拟人的特征起到一种净化的作用。

但在这一切方面，希腊人所塑造的人的概念，他的性格和责任，较之荷马的理想的神远为先进，而且是在犹太土壤上所不可能发生的。魏尔克尔（welcker）说，“人道主义决不可能从希伯来人的超自然主义 [22] 产生，因为人们对这种思想的领会越认真越高超，则一神的权威和法律，对于人的一切力量和快乐以最优良和最高尚形式借以表现的人类宗教自由的抑压也必越甚”。正是由于希腊人所面临的不是一个以强制的法律形式表现的神，他就不得不迫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法律；正是由于他不像犹太人那样，认为自己的整个人生是由一种宗教法令为自己一步一步规定好了的，他就不得不在自己的内心里探索出一种伦理规律来。希腊民族经过了一段最光辉灿烂的历史时期以后，由于当时的诡辩派以任意专断方式混淆了一切理论概念，重复陷于道德腐败的境地。由此可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所经历的道路是很危险的道路。对他们来说，正如普罗塔哥拉斯 [23] 格言所表示的，人就是万物的尺度：没有什么按其本性是好的或坏的东西，只有个人所不必受其约束的人们任意制定的一些规则，既然这些规则是人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个人就可以随便根据其对自己合意或有用而称其为好并将其付诸实践。以论证方式证明这类行为有理，动摇现有的一切宗教和伦理原则，“强化比较软弱的事业”，也就是说，把不是说成为是的艺术，正是诡辩派所教授和传播的，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在他们周围的人们所已经实行的东西，归纳成为一个有条理的形式而已。

大家都知道，希腊人的这种不受伦理约束的做法以及诡辩派为之所作的辩解，正是苏格拉底所反对的。苏格拉底不能像希伯来人的先知那样，援引上帝的成文法，其实，对于他的那些早就倾向于宗教怀疑主义的同胞来说，这样做也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因此，他就也像他所力图与之作斗争的对手一样，把问题限于人事一面；从某种意义来说，对于他，人也是万物的尺度；但这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性或照着自己所喜好的去做，而是说，只要人努力追求认识自己，并按照严格合乎规律的思想方法，了解到自己的真正幸福所在，他就会是这样的人。凡在任何时候都按照这种真正的认识行事的人，则他所行的一切，就会都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的行为就总会使他幸福。这就是苏格拉底伦理体系的实质，为了创建这一体系他并不需要上帝的命令；尽管在上述使其民族的多神论和合理的一神论调和起来方面关于上帝的本性他曾发表过很纯正的见解。苏格拉底的这些学说并不是在一个排它的小圈子里以经院的方式发表的，而是可以说当众人面前社会地发表的，作为一个崇高的榜样，他同时在自己的生活和行为中实践了自己的教导；最后，由于他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崇高地位 [24] ，他受到了他的国人的误解，成了自己的信仰和努力的殉难者。所有这一切使他和基督非常相似，这一直是众所周知的。其实，尽管由于双方面在民族和宗教体制上的对立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在基督教以前的整个古代时期，连希伯来人的古代时期也不例外，找不到一个比苏格拉底和基督更相近似的人物。在苏格拉底以后，在提高希腊文化的风格，使之可以和希伯来宗教相颉颃，从而为基督教做好准备方面，也没有一个希腊人比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做得更多的了。照柏拉图看来，一切事物中最真实的东西就是理念，这就是说，他认为，对于事物的一般看法，并不仅仅是在人们心中对于该事物的概念，而是真实的、超感觉的存在。最高的理念就是善的理念，这是和上帝本身同一的；柏拉图还把理念称之为神（gods），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的哲学，一方面既可以和他的同胞们的多神论相调和，另一方面又可以和犹太人的一神论相调和，因为理念对于前者来说可以看作是下级的神或魔鬼，对于后者来说，又可以看作是从属于最高理念即唯一神的天使。柏拉图宣称，外在世界是由理性和非理性混合而成，是由理念进入其对立面（即所谓的物质，但柏拉图则比较消极地将其描述为无形象、不确定的非存在）而成。在这方面，柏拉图用一种神秘的语言称人的身体是灵魂的锁链和牢狱，是灵魂从其早先纯粹沉思理念的无形体状态堕落到的境地。他认为，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把灵魂从身体终极地解放出来。从所有这一切我们立刻可以看出，柏拉图哲学是和早先出现于基督教的艾森尼派和诺思替派思想观点联系着的：但其主要中心原则，即认为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才是真实的存在，不是今生而是来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其和基督教关系之密切，令我们不能不看出，它是在给基督教做准备，或者说，以希腊人为人类的代表，给基督教做准备。最后，柏拉图不仅像苏格拉底，认为德行是获致幸福的唯一正确手段，而是认为幸福就在于作为灵魂的正确状态、和谐和健康的德行本身，他这样做就是认为德行就是其自身的报酬、完全独立于一切不纯洁的动机之外，甚至为求来世报应也不例外，尽管这也是他所强调教诲的。这样，柏拉图的德行观就比基督教的德行观还要高超，就像真正哲学家的观点比普通的宗教观点高超一样，只有第一流的基督教教师，在这方面堪与柏拉图相比拟。

在一切实质性问题上亚里士多德都忠于柏拉图关于人类道德目标的崇高理论，但由于他对外在经验的倾向性，他更多地强调了外在的善和恶，可能成为人类道德努力的帮助或障碍。斯多葛派，部分地出于反对亚里士多德建立的逍遥学派在原则上比较不够严格的动机，将其伦理学说的主要基础建立在德行 [25] 的自给自足上，认为单单德行本身就有使人幸福的能力，其他一切皆不足道。按照斯多葛派学说，应当认为德行就是唯一的善，恶行是唯一的恶，其他一切，尽管其对于人类情况可能有很大的影响，皆属于无足轻重的范畴。健康与疾病，富足与贫困，连生与死本身，都是既非善亦非恶，而是纯粹中性的，人们既可以使之转变为善，也可以使之转变为恶。在这里不能忽视的是，它和较晚时期基督教观点以及其对外在事物漠不关心态度之间的联系；当斯多葛哲学将其智者置于一个完全而毫无所缺，像神那样的崇高存在的地位时，看起来似乎和基督教的谦逊不相容，但由于斯多葛哲学认为其智者的优点仅仅在于使自己按照宇宙规律行事，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普遍理性，这种不相容就得到了补偿。斯多葛派主张把命运当作上帝的旨意而听之凭之，个人意志应当服从上帝意志，这种宣传方式令我们立刻想起基督的教诲来。

斯多葛派还有一种观点也是为基督教铺平道路的。不仅在犹太人中，也是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在世界大帝国建立起来以前，其古代的思想方式都是根据各民族的孤立情况而具有排它和局限于其本民族的特点。犹太人认为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上帝的百姓，希腊人认为只有希腊人才是真正的人，或者说才有被称为人的完备资格，至于野蛮人，也像犹太人自以为高过异族人一样，具有同样的排它性。就连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家，也还不能完全摆脱民族偏见，从人类都有理性官能的共同性推论出人类都基本相似并互相联系的首先是斯多葛学派。

首先把所有的人都看作是一个伟大共和国公民的是斯多葛派，这个共和国的每一个州对于全国的关系就像一个城镇的各所房屋对于全城镇的关系一样，他们就像一个生活于共同的理性法令之下的家庭一样；世界主义思想，作为大亚历山大南征北战的最美好的成果之一，是首先从柱廊 [26] （the porch）产生的；不仅如此，首先说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的也是斯多葛派，因为他们认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即上帝。关于上帝的概念，斯多葛派以对于宇宙的泛神论见解为基础，在通俗的多神论与哲学的一神论之间作了调和；由于他们把宙斯看作是宇宙的普遍精神，为原始的存在，而其他神祇则是他的部分和表现，他们在描述逻各斯即“道”的概念的时候，把宇宙理性描述为自然的创造力，他们就为后来成为基督教义最重要基础的概念做好了准备。同时，由于他们为了从荷马和赫西俄德中的神祇及希腊神话历史中得出自然哲学的思想，他们对之作了寓言式的解释，这样，他们就给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和后来的基督徒在他们研究旧约以及后来研究新约中，遇到他们不喜欢其字面意义的时候，指出了一条随他们高兴赋予以另一种意义的门路。

一种以享乐为最高的美并剥夺神祇对于世界和人类事务的全部干预的理论，尽管看起来同帮助为基督教铺平道路的精神发展路线相差很远，然而，即使在伊壁鸠鲁学说中，也并非完全缺乏和基督教相似之点。首先，特别是在哲学里，两种极相对立的倾向，如果彻底执行起来，往往会发生联系，因而，伊壁鸠鲁派的最高的善和斯多葛派的最高的善也并非像乍看起来那样的悬殊。因为伊壁鸠鲁派所理解为最高之善的享乐并非指最高的肉欲的享乐，而是指需要抛弃许多昙花一现的享受，忍受许多容易发生的痛苦的那种持久的精神宁静而言；而伊壁鸠鲁派的精神宁静乃是和斯多葛派的不动心密切联系着的。的确，伊壁鸠鲁主义者的德行本身并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也不是借以达到和它有分别的幸福的手段，但手段是必需的而且是充分的，既不可能离开幸福而设想德行，也不可能离开德行而设想幸福。尽管对于人生外在的美好事物伊壁鸠鲁派并不像斯多葛派那样过分拘谨，但他们仍然表示，人们的真实需要是很简单的，把生活保持在这些需要的范围以内是有好处的，反之，他们也表示，如果运用理性和冷静态度，痛苦和不幸都是可以克服的。在这方面，伊壁鸠鲁派通过他们的消极方法几乎可以达到斯多葛派运用积极方法所达到的同样地步，而对于后者，当斯多葛派的严肃变为苛刻和无情的时候，前者还可以起到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斯多葛派不懂得什么叫同情和宽容，伊壁鸠鲁派则劝勉他们要以怜悯和宽大为怀；伊壁鸠鲁派的原则是，赐予别人以好处比受人赐予更好，这和耶稣的教训“施比受更为有福”完全符合一致 [27] 。

希腊哲学家的这两个学派是互相对立和斗争的，通常这一派所主张的那一派就反对，这一派认为它能够维持的那一派则认为它能够驳倒，由此终于产生了一种对于一切真理是否能够被认知和证明的怀疑态度，哲学的怀疑主义和实践的怀疑主义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在这方面，人们从事哲学研究和群众的宗教信仰之间似乎比乍看起来还存在着更大的距离。但人类意识在哲学方面所寻求的最后支柱的倾圮，使之更容易接受一种想象的上帝的新的启示。当基督教兴起时甚至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比较有教养的阶级中也可能觉察到的迷信的增长，以及被认为可能使人同神直接接触的神秘主义和新颖的礼拜仪式的采用，都是不仅旧的宗教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而且就连当时的哲学也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的结果。由于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在公元第三世纪就产生了所谓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就连在公元前一世纪，我们也已从以上所述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对于犹太人的特拉布特艾森尼教派的影响中看到了这种倾向的先例。不管是在犹太人或异族人中，当时的时代精神都感觉到在和神联系方面需要有一种新的方法，在天与地之间需要有一种新的结合，作为满足这种需要的一系列尝试之一，基督教产生了，它所受到的重视，说明它有一种较之人为地设想出来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体系或特拉布特派和艾森尼派的秘密联盟更为符合众望和更富独创性地满足这种需要的能力。

和希腊人在为基督教铺平道路方面所做的相比，我们将对罗马人所给予的支援试图从两方面加以描述。第一点是，即使在基督诞生以前的一世纪中，罗马人已将当时所知道的全部古代世界包括在一个巨大的帝国统一体之中。在这方面亚历山大在罗马人以前已经作出了先例，但亚历山大的王国，除了没有把当时的真正西方包括在内以外，它也没有作为一个统一体继续存在下来，而是土崩瓦解地分成了几个部分，而且在这些部分之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流血斗争。在世界规模的罗马帝国到来以前，世界主义思想，把人当作人看待而不是单纯地作为希腊人、犹太人等看待的思想，不可能深深地扎下根来，同样，还必须把各部落和民族的许多不同的神祇在这个伟大的人民思想交流中联合起来，才能使关于这些神祇的概念变成关于唯一至高上帝的概念，才能使各民族的许多宗教变成一个世界性宗教。和这种变化密切地联系着的是宗教的精神化。唯一的上帝不可能是一个物质的上帝，因为对于一个一切民族的上帝来说，这一或那一民族所习惯于用以敬拜其自己神祇的仪式再也不合适了。由于罗马帝国统治通过其对于教育和制度的同化以及其在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建立起来的交通上的方便，使各地区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因而基督教一旦兴起，就能够迅速而不受阻碍地传播开来。这一传播只是在此以前所发生的一切在外表方面的进一步体现。至于这一统一的另一方面则是各个民族在其独立存在、按照各自的法律和古代传统生活时所享有的幸福与舒适遭受破坏，他们不得不忍受外国统治的压力，在罗马共和国后期，特别是内战时期所施行的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人们今世生活的痛苦加剧了，对于反抗罗马压迫的一切自然援助终于失望了，他们的心灵就转向来世，盼望获得像犹太人所希望的弥赛亚那样神迹般的援助，而从精神方面来说基督教正像是这样的指望。

另一点我们可以认为是罗马人为基督教铺平道路所作贡献的是罗马人民注重实际的性格。即使是像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那样晚近的希腊哲学流派，他们也是更喜欢致力于道德理论的探索，但在对单纯空论或一般经院哲学思维很少兴趣的罗马人看来，哲学完全是实际的和民众的事情。在民众的理解中，不同流派和体系间的对立已不复存在。其结果是，特别在罗马人中形成了以全世界都知晓的西塞罗为其最著名代表的折中主义，尽管他在人类进步史中的真实功勋和重要性在晚近已被忽视。虽然塞尼卡 [28] 是站在斯多葛派立场上，但他也不是没有折中主义思想，从这两个人的著作中我们发现有关于独一上帝、上帝意识深植于人们心中以及人的神圣本性、其堕落及恢复等思想，其思想和表达之纯洁令人惊异，它们和基督教教义的近似，尤其是塞尼卡，曾引起了他和保罗有过联系的传说；当时各方面的一切情况都说明，基督教的出现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