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福音书的初步研究结束的现在，如果我们问，哪一部书对于有关耶稣、他的人格、计划和命运的历史知识贡献最大，那么，根据上面所已经讲过的一切，优势显然属于《马太福音》方面。我们有一切理由假定，在所有福音书中，以这部福音书最能把基督这个人物在最古教会中生活的情形，以最原始的形式，呈现于我们眼前。

并不是说它是《新约》著作中的最古老的著作。毫无疑问，真正的保罗书信，无论如何是比它更古老的。但保罗几乎没有亲见过耶稣，当我们读刭保罗对于自己在神异地蒙召之后，经过整整三年才去会见他唯一能以从之获得关于耶稣生平的更精确知识的较老的使徒（《加拉太书》第1章第17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出他对这事是如何满不在乎，较老的使徒的基督，和呈现在保罗心中的基督比较起来，这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基督和保罗自己的基督观比较起来，在他看来，是属于次要的。关于耶稣生平的细节，在保罗的书信中（《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32节以下；第15章第3节以下）只提到了人所共知的他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事实，此外，还有设立圣晚餐。连约翰的《启示录》也比《马太福音》更古老，但从《启示录》里我们明白地看出，最古基督教会的眼光如何有一种向前展望的趋势，而这是和回顾基督在世生活的方向正相反的。耶稣在世的生活是突然由于横死而结束的，他在世时对于那些连他的最有本领的门徒们也不能完全摆脱的民族愿望愈是不能满足，一切人的心情愈是迫不急待地期望着他的再临。这种再临被认为迫在目前的，是他已逝去的人世生活的光荣的复本，它将会把后者所没有的一切东西，丰丰富富地带来。因此，就连在《启示录》里，把耶稣的死和复活作为关于基督教的根本思想而提出的地方也很少，预言的热情的想象完全指向着期待中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对于未来的期望冷静下来，让那位已经离开他们的暂缓回来，使人们能以有片刻时间从对于耶稣过去高贵品质的迹象的回顾中，求得对于未来的保证，是完全必要的。

著述活动从趋向于书信中的现在和《启示录》中的未来，转向耶稣过去的生活和福音书中关于其生活的描述是件幸运的事情。在耶稣传过道的地带流传着很多他的值得纪念的言论和讲话，尽管它们和原来产生这些言论的情况已经部分地隔绝并失掉了内在联系，有些还按照后来的情况而有了改动，但它们表面上总还带有耶稣精神的真正烙印。至于耶稣生活的事迹却是另一种情况，当撰写福音书的动机发生时，作者所记住的显然只是这些事迹的最一般的轮廓，从对于这位即将从天驾云降临者的想象而对这些轮廓加以充实和润色就是很重要了。因而仿佛从《启示录》的火山口落下来了冷却的熔岩一样，大量的神迹故事就产生了；像耶稣受洗、变像、复活等一系列的光辉事件就产生了，人们以为在这些事件上，他们所期待从天驾临者的未来荣光，就通过他的卑微的尘世生活而透露出来。

这一切都以特别独创的形式出现在《马太福音》里，不过正如从所说过的一切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仅是相对而言，甚至在这部福音书里，时间的距离也使一切变得模糊起来，有许多各式各样的中间思想和事件都已经遗失了，耶稣的许多重要言论和重要行动都已经被遗忘了；在另一方面，也可能给耶稣的形象加上了不少东西，可能有许多他所从没有说过的话，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从未遇到过的事情都给加上了，同样，福音书中有许多事可能都经过了篡改，色彩也变得模糊了。总而言之，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厚厚一层犹太派的偏见阻碍了人们对弥赛亚观念的正确理解，就连耶稣最杰出的门徒也在所难免，而且这种阻碍并没有随着导师的离开而一同离开。可以想象，正是在这本最老的福音书中这种偏见发生了效力。因而我们必须从马太所描述的耶稣形象中抽去许多犹太色彩，把它们记在我们观察这个形象时所必须通过的中间体的账上。

因此，尽管我们给第一部福音书以一切相对优越的地位，其它福音书在某些特定的细节方面仍可能比它更优越。首先，他们可能提供许多第一福音书所没有的资料，这可能是因为第一福音书取材的传说圈子里就没有这些资料，但它们在另一些圈子里却被保存下来，也可能是编者们有意或无意中把它们遗漏了。路加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补充资料，我们如果仅仅因为《马太福音》里没有就认为他所提供的这些资料没有历史性而加以拒绝那就不对了。其实，从路加所特记的许多言论中倒可以使我们对于耶稣的知识更加丰富起来：甚至在他的《使徒行传》里，路加还把他在福音书里所忘记的耶稣的一句话提了出来，“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至少可以说这句话和耶稣的精神是完全相称的。不仅如此，单由伪经福音书所保留下来的也可能有一些真正是耶稣的话，古代教父们所常引用的“你们要做聪明的生意人” [268] 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根据以上所说也可以演绎地推测出来，耶稣的许多言论行为在传说中自发地产生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它们可能是为了服务于某一种思想和目的而有意编造出来的；例如，拣选和差派七十个门徒的事，或者复活的故事在《路加福音》里比在《马可福音》里经过了更多的改动，特别是在《路加福音》末了的升天的故事，似乎是在编写《路加福音》和编写《使徒行传》之间的一个时期中成长起来的。

马太所详细描述而其他福音书作者没有记载的言论或事件的事例中也同样有这两种可能性存在。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对第一福音书的历史真实性不利的可能性比较相反的情况为少，因为马可为节略的缘故可能把很多的事略去了，而且马可和路加都可能单由于教义的缘故把其他一些事也略去了。如果这种教义上的顾虑是针对那些仅由于教义的成见而产生的记载的话，他们所除掉的，尽管是偶然地，就可能是耶稣形象中的一些非历史性的特征。例如，路加和马可从耶稣给十二门徒的训示中把禁止他们转向外邦人和撒马利亚人的那段话略去，他们这样做肯定是对的，因为很可能，第一福音书记载这个禁令仅是出于犹太基督徒的成见。

关于《约翰福音》，近代批判主义的结论是：《约翰福音》给福音历史带来的那种著名的丰富只是表面的而不是真正的，它所含有的一切真正有历史价值的东西都是从其他福音书取来的，所有超出这个限度的东西都是出于纯粹臆造或者经过了改编。从这个结论很难再减去什么，至于从这部福音书对于基督的观点来说，我们是不是能从其中看出一些对于较老福音书的改正来，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第四福音书精神思想的比较自由的语气，的确是以一种非耶稣所固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例如，一个较晚时代的哲学家对于一篇诗词或一个宗教，由于中间插进了诗人或宗教创立者自己所不知道的一些思想，使他对之有了正确的了解这类事呢?如果我们假定（这一假定不仅有对其有利的历史的类例，同时在这件事本身也有明确的迹象可寻）最初的门徒们对耶稣并没有充分的理解，最初教会的观点是落在他自己的观点之后，我们的较老的福音书作者，特别是马太，也是以最古教会的观点为根据，那么，第四福音书的作者，借助于从亚历山大 [269] 借来的梯子，上升到一种更为崇高的，更接近于耶稣本人的观点，就是很可能的了；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所记耶稣关于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弃的言论和《约翰福音》所记应当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的言论作为两个最对立的极端来看待，我们可能很难决定究竟这两种观点的哪一种和历史上的耶稣本人的观点更为接近。

但在我们克服了假定在《约翰福音》和其他福音书间的完全一致的成见之后，还必须警惕，不要把这两方面在精神和观点方面的裂口扩大得太多了：当鲍威尔称《约翰福音》在所有福音书中为最属于精神的福音书但同时也是最非历史性 [270] 的福音书的时候，他的后一论断并不因我们上面的讨论而受到任何真实的限制。但当他进一步对前者作更精确的规定、说这部福音书把我们带进纯粹精神领域 [271] 时，在这句话中，就包含很多不正确的成分了。连鲍威尔本人也没有对它作字面的理解，因为他曾指出，在这部福音书里有一系列绝不能算是纯粹精神的特征存在着。但他并没有把这些特征像他对相反的特征所做的那样，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因为他的全部论文趋向于指明约翰福音书的精神方面，而在他这样做的时候，却常常有忽视另一方面的意向。但只有当我们把这部卓越的福音书一方面作为最精神的看待，而在另一方面又作为最物质的看待的时候，我们才能对它有完全的理解。它的作者从对于神迹的象征性的理解开始，剥去其所有属于物质的一面，把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来临理解为精神的来临，把复活和审判理解为现今不断完成着的事情；但他中途而止，复陷于物质的神迹之中，从物质方面抬高了它的地位，正如他从精神方面使它更为重要一样；他把耶稣带着伤痕物质地显现和他在保惠师里面精神的再临并列齐举，把未来的外在审判和已有的内在审判并列齐举，他的神秘性质就在于他使两者同时进行——把一个放在并想象为就在另一个里面。正如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出来的，有些近代人几乎不能想象约翰福音书的这两个方面是联合着的，以致由于他们所假定的不可调和性，他们竟认为把他们从这两部分所看到的精神的观点和比较带有物质烙印的观点加以区分，以一种为使徒的，另一种为非使徒的做法是正当的，他们的这种企图，证明他们对《约翰福音》的真正性质还没有理解，然而就在他们跟前就有一个具启发性的类比。属于亚历山大犹太教派的《智慧书》（the book of wisdom）对于安排并管理世界的“智慧”的解释应该和上帝的全能的“道”为它们自身的缘故而加以比较，以求得对于《约翰福音》的理解，这就给我们指出，一方面一种非常精神的、明显的哲学观点却带着一种极其离奇的、对于神迹的信仰，例如，降给埃及的灾难 [272] 竟用出埃及记里所从未有过的极其荒诞的奇迹加以过分的渲染。不应忽视的是在菲罗的著作里也有一种类似的矛盾。柏拉图主义里也有；任何一种通过想象而起作用、把批判的理解置诸背后的现代哲学体系都有；从谢林派哲学史和老黑格尔派哲学史中也能举出完全相类似的例子来。

正是《约翰福音》的这种性质才使它成了我们时代的人所喜好的福音书。教会的真正福音面包，基督历史和教义的营养食品，总是取自前三福音书，至于第四福音书它只是当作调味品来取用。路德偏爱第四福音书，是和他的称义的教义联系着的，《约翰福音》里的耶稣的崇高人格是这种教义所欢迎的，同时路德性格和教育中的神秘成分也是他偏爱《约翰福音》的原因。我们时代的人偏爱第四福音书则是由于另一种原因，这个原因可以这样来描述，人们认为前三福音书的性质是淳朴的，第四福音书则是感情的；前三福音书是古典的福音书，第四福音书则是浪漫的福音书。席勒 [273] （schiller）关于淳朴诗人的描述，说他像在树林里的狄安娜 [274] （diana）女神那样严正而怕羞，他所用以处理他的题材的枯燥的真理常是缺乏感情的，他被他的对象所完全占有，以致他本人却退处于其作品的背后，躲开了寻求他的人：但由于他用真理把他的对象活活地描绘在我们面前，即使在主题非常凄恻的情况下，他的作品所给我们的印象也总是很愉快、纯净和宁静的——这一切话用在我们的前三福音书上都非常合适。席勒接着用下面的话描述了淳朴诗人和多情诗人的区别：前者的力量在于艺术的局限性，后者的力量则在于艺术的无限性。然后他又对最后一句话加以说明说：多情的诗人把他的对象所留给他的印象反映出来，这种反映只是他自己心旷神驰的原因，同时也是他使我们心旷神驰的原因；他把他的主题和一种理想联系起来，他总是被两种对立的概念和两种感情所占有，他的理想是无限的，而现实则是个界线，因此，他所激起的感情总是一个复杂的感情，他所产生的印象总是既鼓舞人而又令人过度紧张的印象。每一个读了这段话的人都会看到他如何突出地描绘了《约翰福音》所给人的印象以及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席勒说，淳朴的诗人本身就是自然，而多情的诗人则是自然的寻求者。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共观福音》作者们在表现基督方面所有的冷静、清晰和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创造一个基督，而是只需主要地按照基督教会的概念对他加以理解；在另一方面，约翰福音书的动人的奔放、主观的情绪、脉动着的感情是从这样的情况中产生的：作者首先必须把他的理想的基督从天上带到人间，赋予他以历史的形式。并把他介绍到信徒的思想中。

正是由于这个理由，《约翰福音》及其所描绘的基督形象，就比《共观福音》和他们的基督形象更博得现今一代人的同情。后者是在教会的安静的、坚定的信仰的影响下写出来的（即使是第一福音的自由犹太基督教和第三福音的温和的保罗主义的对立，比较地来说，也和理解基督的人格和本质的方式没有多大关系），它自然地和那个安静的、坚定的信仰世纪相适应；前者紧忙地努力使新思想和现有的传统调和起来，把主观上确定的东西表现为客观地可信，它一定和这样的一个时代精神相适应，这个时代的信仰已不再是那么宁静坚定，而是一个不断地挣扎，极力想使自己信得比所真正能信下去的更多一些。从《约翰福音》给现代基督教会所留下的这方面印象来说，也许我们可称它为浪漫主义的福音书，当然，就其本身来说，它决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产品，现代信徒的不安静的、动荡的感情是由于竭力想在接受不可避免的新的见解的同时还把老的信仰保持住的情况下产生的，《约翰福音》作者的情况恰好相反，他竭力想把旧的传统提高到新思想的水平、竭力使它和新情况相适应；但两方面的不安定、挣扎、眼花缭乱，以及所产生的形象的不稳固却是一样的，所以近代基督徒就感到自己特别为《约翰福音》所吸引了。《约翰福音》的基督总是在描绘自己中不断地超越自己，他是近代信徒的典型，他们为了做信徒，也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必须不断地把《约翰福音》的神迹解释为精神的神迹，但同时又要将其夸大为外在的神迹，用各种方法加以讲说和宣告，然而它们并不是信仰的真正基础，它们既是神迹又不是神迹；可以相信它们，但没有它们仍然可以相信，正如在矛盾中消磨着自己的心不专一，虚弱无力、萎靡不振，对于宗教问题希望获得明确的理解并作出有决定意义的发言而不可能的现代人一样。

第四福音书的作者是一个卡内基俄 [275] （correggio），是明暗配衬法的大师。他的描绘常是不正确的，但色彩的反映、明暗的配合却产生了最大的效果。《共观福音》的描绘既比较正确也比较有力，但在光线与环境方面则配合得不是那么巧妙；因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看来就显得是苛刻而冷酷，而对第四福音书来说，则认为它的一个优点可以遮盖其他一切的缺点。

但正如艺术家常用最简单的技法取得最高的效果，我们可以把第四福音书作者所运用的方法看为是这类事物的一个实例。我只想请读者注意到一个这样的手法，尽管我所认为对说明我的立场有用的比较会遭到异议。歌德关于《奥尔格拉斯》 [276] （owlglass）曾经这样说过，该书主要的诙谐在于，书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按比喻意义说话，但“奥尔格拉斯”却对它们作字面的理解。《约翰福音》对话部分的主要效果是以相反的情况为基础，这就是说，耶稣是按比喻的意义说话，但所有其他的人都对他所说的作字面的理解。当一群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不理解某一件事的时候他就会显得可笑，但如果一群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理解他就会显得是高出于众人之上。 [277] 如果在第一个例子里那些理解的人只不过是些普通人，因而这种理解并不具有什么特殊意义，那个唯一不理解的人就会显得只是半个人一样。反过来，如果在那些不理解的人中包括最有学问和最聪明的人在内，那么，那个唯一理解的人就一定会显得像半个神一样。如果在前一种事例中有时有浮夸的情况，不可能想象有不可理解的事，这也不是一个缺点，因为它正可增加所要达到的诙谐的效果；如果在后一事例中有浮夸的情况，则这种浮夸就成了一种缺点，因为它有害于故事历史的可能性，把崇高的事表现为仿佛可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