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达的著作标志着我们在这里所追叙的发展已有了显著的前进。他的《论前三福音所表现的人类救赎主》（1796）和《论以约翰福音为根据的上帝的儿子、世界的救主》（1797）两篇论文值得我们予以注意。沃尔芬毕特尔残篇 [4] 对于圣经和基督教的强有力的攻击的影响已经被人们深刻地感觉到；莱辛（lessing）关于这个题目的论文已经把整个论争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像赫尔达那样的人非常容易看出，耶稣的神性已不可能在像以前那样对于福音书故事的真实性的绝对信仰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住；但由于赫尔达对于这些题目的处理仅是一种一掠而过的性质，因而他对于这些问题不可能有一种新的、令人满意的立场。他的精确辨析的习性受到他的爱好综合的心情的强大抑制，使他自满自足于一种半模糊的境地，这种境地固然是充满着更好知识的肥沃幼芽，但对之加以甄别和发展则是后人的任务。

赫斯曾认为耶稣的教义中有一部分尽管只是一部分，用神迹予以证明是必要的。他以为有些事情单凭理性之光就可以看出它们本身就是自己的证明，例如我们有行善的义务，而且我们相信行善会有善报等等；但关于上帝为完成救赎而作的超自然的施予的记述则只能用超自然的方法予以证明。赫尔达比他更前进了一步；对赫尔达来说，耶稣的教训和生活中合理的和道德的部分是唯一最主要的成分；耶稣是神人，他表现了人性中最完满和最美好的方面；他的行为和所受苦难的救赎能力，在于他以无私的纯全为了使真正的人性之爱永远培植在人类心灵中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赫尔达看来，只有耶稣的教训、品德和行为对于人类利益的贡献才是福音书所记载的福音的精髓；神迹在当时可能是把耶稣本人及其所负的使命介绍给无知的犹太群众并使他自己受到鼓舞的一种手段，但它的功用仅此而已；我们已不再需要它了；我们不可能对它的真实性加以检验，如果企图把神迹当作基督教的根据则将会使自己陷于无穷的困难。赫尔达重复了莱辛的话说，纵然神迹是非常真实的，对我们来说，它们也只不过是神迹故事而已，企图使它们和我们的哲学思想符合一致，从我们自己的想法出发，对它们加以解释，虚构物理的假设对它们加以说明，都是徒劳无益的，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我们的神迹概念和古人的神迹概念并不相同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老师同时代中抱有各种不同想法的人 [5] 的地位，老师的目的正是要通过根除他们的这些想法而建立起一个有更高文化的王国来。如果说他们因为深受犹太人成见的感染而认为这种对于信仰的外来帮助 [6] 不可少是可以原谅的话，而我们，既然由于有了从耶稣而来的更高超的见解可以对他的工作性质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如果在基督教的道义的证明之外，还要求对其卓越性的其他证明，就是不可原谅的了。赫尔达问道：难道必须在两千年前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才能使我们在今天看到太阳的光辉吗?难道必须中止自然律的运行才能使我们相信基督的道义的王国的内在真实性、美妙和必然性吗?我们宁可因这个王国的存在而感谢上帝，不让神迹萦绕于心中，而这是试图对它的真正性质加以理解；其性质本身应该向我们的心作出证明，不然的话，一切已经行过或完成了的神迹和预言，对我们来说都等于没有说过、没有行过、毫无益处。

如果我们进一步问赫尔达是怎样把这些原则应用到福音书的各个故事上的，则我们并找不出他对于这个题目特别谈过些什么；我们只能从几段文章中猜测他的真正意思。在对被鬼附的人的处理上，例如在群鬼要求进入猪群的那件事上，赫尔达告诉我们是耶稣为了挽救那个精神病者起见用他自己的语言对他说话；变像则是使徒们在最后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决心之前处于精神兴奋状态中所见到的一个幻象，耶稣受洗时的神迹只是一个自然事件，是伴随着低沉雷声、来自云彩中的一道柔和的阳光，耶稣和施洗者都认为这表示了上帝对于他的事业的嘉许。

这些例子提示了一种对于神迹的自然主义的解释，在另一些地方赫尔达还表示了象征主义的倾向。他说，耶稣行了神迹，这表示他尽管远远高出于同时代人的软弱之上，但他还是迁就了他们的软弱；不过他所行的神迹是最高尚的一种；他救援了患病者、迷路者和疏远了的人类，因而他所给予人的身体上的好处永远是他的仁慈的本性、他的崇高而进步的目的的典型的反映。在赫尔达的精细观察之下，第四福音书里所记述的神迹特别具有这种情形；它们之所以出现在那里，并不是因它们本身的缘故，而是作为救主随时并经常地给人类以影响的持久的神迹的象征。例如，迦拿的神迹 [7] 就是使耶稣和施洗约翰有别的一种更为崇高、更为伟大的行为的典型；这两位先知的天才和任务的相互关系就像涤除秽污的水和欢悦人心的酒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同样，在赫尔达看来，第四福音书著者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叙述拉撒路从死复活，并不是为了这个神迹本身，而是为了它作为一个表明基督就是复活和生命的例证所具有的价值——同时也是为了它作为最后收场的一个要素的重要性，正是从这个最后收场里引出了耶稣自己的复活史来。从这种以约翰所记述的神迹为说明性象征的见解出发，很明显，只要再前进一步，就可把第四福音书的历史可信性全部推翻，而把它的神迹故事仅仅看成寓言性的虚构。但赫尔达没有，也不可能采取这一步骤，因为对他来说，对于第四福音书的真实性的确信是特别基本的，同时也因为在他看来，对于神迹的自然的解释是一种危害较少的权宜办法。

他特别着重把后一方法运用在复活这一最高的神迹上。他对芮马鲁斯（reimarus） [8] 的问题：为什么复活的基督不像他向朋友显现那样也向仇敌显现所作的解答，即他不愿意第二次被捉拿、被捆绑、被虐待、被钉死——已经暴露了一种和教会及福音书很不相同的复活概念。固然，他否认了复活是借助于人的手段而完成的，但他特别强调了他所认为确定的情况，即耶稣的脚并没有像手那样被钉住：复活的救主的身体需要营养而且是可以触知的，这就无疑地表示了复活的救主的身体并不是一个能够通过关闭着的门的幽灵，这么一来就似乎是把复活从一种神力的奇迹变成为一个自然的事件了；但赫尔达提醒我们说无论是在事物的自然秩序或道德秩序之中，离开了全能者的能力什么也不能发生；他以为即使假定其为生命气息的暂时停止对我们的信仰来说也无妨碍，因为我们的信仰能够大胆地回答说：为什么因上帝所用复活的方法而自寻烦恼呢?只要他是回来了又向他的朋友显现过就够了，故事是据实讲的，并不是虚构或幻想。但是，我们在这里不禁要问的是，作为复活的真实历史还有什么剩下来的呢?很明显，赫尔达的看法和福音书作者们的看法是很不同的；因为他在这里把现有记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历史的可信性而牺牲了，历史的可信性是决不容许对自然事件的秩序作神迹式的干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