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领事
我朝今日拟遣使臣、立领事于泰西各国，诚千古一时之创举也，而论者或以为轻重失宜，后先倒置，而于睦邻之道犹未探其原也。岂以中朝之所谓睦邻者，不过在无事则羁縻之，有事则弥缝之而已耶？因此有不惬于西人之心欤？今在内者，措施未极其宜，办理未极其当，而即欲驰域外之观，则以后中外交涉之事，更臻繁剧，此不宜遽遣者一也。华民之羁旅于外者，悉遵其国之地方官约束，或有平时受土人之虐遇者，无可伸雪，今立领事，则控诉有门，吁呼有路，案牍之繁，势所必然。兹于莅临之日，不为之挽回申救，则不足以张中国之声灵，伸华民之愤抑。若领事许为之经理，则不独日不暇给，亦且力有未逮，此不宜骤遣者又一也。睦邻之道无他，首在自强，而自强尤以得人为先，得人必先以总理衙门始，所谓由内以及外，由近以及远也。今洋务一切未明，而遽欲长驾远驭，逞其雄图，吾未见其必有裨乎国是也。呜呼！洋务亦易明耳，不外乎以情喻之，以理折之而已。事有可行则许之，事不可行则明告之，务期于必信必速，毋卑毋亢。苟自问情无可疑，事无不直，则虽因此以得罪，亦无所憾。总之，凡事以一身任之，无贻朝廷之隐忧而已。苟徒以委曲周旋，逢迎接纳，以为弥缝之至道，羁縻之长策，则吾未见其可也。夫在今日非无通悉洋务之人，其在上位者亦未尝懵不知西情，无如身家之念重，利禄之情深，临事不敢担持大利害，惟虚与之委蛇而已。中朝之情，西人了然若指掌，阴为播煽，阳为恫喝，以肆诛求而行要挟者，无所不至。而西人究不得逞志于中朝者，非中朝之礼义可以优柔之，中朝之甲兵足以震慑之也，盖在乎泰西各国之互相牵制也。然将来强弱大小必有所归，其执牛耳而为盟主者，乃惟其所欲为矣。封豕长蛇，恣其荐食，虽在日后即在目前，然则我中朝自强之术曷可缓哉？惟能自强，则遣使臣、设领事，一切皆有实用，否则亦不过以虚文相縻而已。夫有国家者，在乎举贤任能，敬教劝学，通商惠农，所谓本也；练兵选士，制器造舟，开矿理财，所谓末也。睦邻柔远，一视同仁，破除畛域，相见以天，此以尽乎内者也；遣使臣、设领事，通文告之词，浃往来之谊，此以尽乎外者也。本末兼备，内外交修，则庶乎可矣。
传教上
呜呼！自泰西诸国议和立约以来，通商、传教，二者并行，而中外交涉之事，变故多端，龃龉迭至，近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普国晏拿帆船被劫，英国探路人员见戕，此事之出于通商者也；川省之肆虐教民，大通之惨戮教士，此事之由乎传教者也。顾中国之民往往不仇夫通商，而深嫉夫传教，则以传教之士深入内地，足以摇动人心，簧鼓世俗，其害至于渐渍而不可治。故近者如闽之建宁不许其建立会堂，皖之大通不许其宣传福音，蜀之重庆，不许其习教传徒，潜滋暗长，纷然与教为难，而且群起而肆其掊击。其间因教以滋衅者，大抵天主教居多。夫天主教之嚣然不靖，不独在中国为然，即在欧洲诸国何莫不然。溯自天主教之兴，始于罗马，即今意大利国是也。此外，如法兰西、澳地里、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皆崇奉天主教者也。若耶稣之教，创犹未久，行犹未远，三百年前路德崛起乃创行之。如英吉利、普鲁士、瑞典、荷兰、甸麦皆信耶稣教者也。天主、耶稣教各半者，则如瑞士、日耳曼列邦是也。当法国之强，天主教最盛行于泰西，几于出主入奴，与耶稣教各立门户，互相水火，窘逐焚戮，无所不至，而又主持国是，总揽朝纲，国君之废立更易，得以为政。逮乎法蹶普兴，教王失地，而普相俾思麦又设法整顿，隐为之制，于是气焰渐衰，而教士亦渐知敛迹。盖奉教诸国亦渐悟其教之非，如意大利则以教王之久据罗马都城也，深为痛嫉；西班牙则以怂诱乱党，从中翼助也，而恶之，屡谓政教二者勿相兼摄；法国之现任总统，英国之前任宰臣，无不欲削其权，俾其无侵国政。此近日欧洲裁抑教士之新章也。惟耶稣一教，不与天主教同日而语，其守己奉公，绳趋尺步，盖有与天主教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别辙者。而其入中国传教，自华民视之，一若无所区别也。足迹所至，异言异服，因之滋事生衅者亦有之。况中国所守孔孟之道，往往为所诋毁，听其宣讲者，必至强者怒于言，弱者怒于色。前时发逆之变，逆首洪秀全假其教名以倡乱，而耶稣教传道之士，不但不昌言斥绝，反与之通问言情，时出入其中，视为同教。薄海士民以其昧于顺逆，良深痛愤，此招物议之所由来也。议者以为诚如是也，将来易约之时，可否将传教一款删除，实可消无端之萌蘖，而绝无限之葛藤。如向者日本与泰西立约，教士但可旅居而不能传教，我中国何不可援此以行？不知此恐不能也，盖泰西诸国有所不许也。议者又谓如许教士深入内地，则事变繁兴，中西以此断不能言归辑睦。且中国何以不将前后情形遍告欧洲，诚以和约之立，有所利益，固宜谨守，而有时多所妨碍，亦可删除。即如蒲晏臣所立华民往美佣工之约，今美廷何以不守，而反拟请中国删除也？岂彼可行之于我，而我不可行之于彼乎？此屈臣公法二百六十三款中所有也。然而我恐其不能行也。议者又谓数年前，天津拟换和约之时，我朝廷已力请改除此款，而诸国皆谓，传教之士如遇有事，可交最近领事办理。然如四川一省教士殊多，而最近者为汉口领事，相距甚远，往返维艰，此中必多掣肘。夫保护天主教者法国也，法国今昔异形，与之妥商，或者可从。即法人仍蹈从前之积习，欧洲诸国断不代为之左袒，以兴戎而滋祸。顾以事理揆之法人，亦断不能从也。盖通商英为重，传教法为亟，法人自传教以外，别无所事。近来中廷一切措置，时为西人所藉口，谓中国惟欲闭关自守，不喜与诸国通往来，不然，何以遣使驻都，久未见其行之也？不知此皆臆测之词。总之，天下事与其求诸人，莫如尽诸己。传教之士则为西人，而入教之人则皆我民也。嗣后凡遇入教之民，则异籍贯，编门牌，给匾额，稍以示其区别。有事则归地方官惩办，教士无得袒护，而无事地方官民亦无得苛待。教士所至，须问民之愿否，毋得以势力相强。此皆各尽其分所当然而已，而又何龃龉之有？
传教下
迩来民教相涉，辄致中外龃龉。推求其故，大抵一由于愚民之无知，一由于教民之有恃。由泰西至中土传道者，一曰天主教，一曰耶稣教，虽曰同源而异流，而教中规仪迥判。自西人言之，不独有新旧之殊，亦且有邪正之别，在泰西本国中久相水火，惟在中土则分道扬镳，两不相涉，所谓各行其是而已。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远，内地乡落无所不至，耶稣教则不过通商口岸耳。而近时传道宣教者，辄以华人，虽西人足迹所不能至，而华人则无不可深入也。所至之处，久之必至互相驳诘，此积憾生衅所由来也。西国奉教之士，其来也由于考授，非世家子弟，亦彼国俊髦，于西国书籍既通，而又肄习中国之语言文字，其学问之深者，亦卓然可称为专门名家，其性情品诣，有时亦复蔼然可亲，纯然有异。惟华人之进教者，大抵愚者多而智者少，明者寡而昧者众，理趣既未能深造，言语亦未能圆融，动辄诋孔孟为不足师，程朱为不足道，悍然宣播于众。夫其言而出诸西人，听者尚能少忍，至出自华人，则强者弱者必群起而攻之矣，此事变之所以生也。至于华人之疾憾西人，盖亦有故。西人在其国中，无不谦恭和蔼，诚实谨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为，竟有前后如出两人者。其周旋晋接也，无不傲慢侈肆。其赜指气使之概，殊令人不可向迩。其待仆隶下人，频加呵斥，小不遂意，辄奋老拳。彼以为驾驭中国之人，惟势力可行耳，否则不吾畏也，且欺我者随其后矣。其游历内地也亦如此，所以动至取祸。又华民之所讲者，尤在顺逆之分。曩者发匪之乱，彼则以为此乃君民相争，无预我西国人事，探贼所近之处，私售以枪炮药弹，载运接济，不绝于道，而教士中尤先为通问，喜其为同教也，民间由是切齿痛心。何不思立约通和乃出自朝廷，发匪乃朝廷叛民，岂宜私与之往来，潜为之翼助，使华人在西国者易地而为之，西国朝廷其能不问乎，西国民人其能不怨乎？此即所谓恕道也。西人或者其未尝反复思之欤？不然，西人至此以货易货，自鸦片漏卮之外，其余未尝不有无相易，贵贱相征，自可耦俱无猜，同沾夫利益，而何衔憾蓄愤之有？或者谓唯唯否否，不然，此特小焉者也。自通商以来，索口岸、索酬饷，辄以兵力从事，据我名城，俘我大臣，而又连樯北上，谓将入告，以至国步多艰，所不忍言，此非薄海臣民之所共愤者耶？故言乎我国家之待西人至为深厚矣。恩意缠绵，礼文渥挚，无区畛域，悉予怀柔。即如经过关卡，出入城垣，独示优崇，异于常等，岂西人未之知耶？故今日之为西人计者，要当尊朝廷，守和约，而中外交涉，一切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其通商也，以片言括之，曰不欺；其传教也，以二字赅之，曰无强；其彼此往来也，曰毋骄毋肆，如是而中外安有不辑睦者哉？昔春秋列国之相约曰：“尔毋我诈，我毋尔虞。”今亦当益之以四言曰，毋尚势力，毋恃兵戎，各泯意见，共矢和同。
达民情
天下虽大，犹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犹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沉疴可去；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故礼乐刑政，可因时以为变通者也；宽猛张弛，可随俗以为转移者也。而独至民志之孚，民情之洽，则固有其道焉，初非智术得而驭之，权势得而驱之也。中国地大物博，生其间者，莫不沐浴先圣之教，知所以尊君而亲上。而世变日新，其君子则多狃于因循，其小人则渐趋于浇薄，以致寡廉鲜耻，各怀一心。此非运会之使然，天良之尽汨也，其故皆由在上者，视民间之疾苦，忽不加减于心；斯在下者，视长上之作为，原非有利于己。如人之一身，其手足则麻木不仁，其耳目则冥顽无觉，而心腹溃瞀，终莫知其所以然，故一举一动，悉听命于人，惟唤奈何，究不能自立也。今圣君垂拱于上，群贤翼襄于下，励精图治，以期扫除积习，渐臻富强，此正大有为之时，不易逢之会，而民风尚顽梗如故，民情尚游惰是耽。其不幸猝遇凶荒，则哀鸿载道，迁徙流离，莫保朝夕，此非上天之不仁爱也。窃尝究其得失，揆其由来，即委穷原，参观互证，盖以为上下之情，不能相通而已矣。欲挽回而补救之，亦惟使上下之情，有以相通而已矣。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不甚相远也，而上下之分既殊，则上下之势相隔。其赖以略分忘势，爱戴维深，嫌疑不起者，则恃乎情之联属焉耳。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忱。如心志之役股肱，如手足之捍头目。所以远涉重瀛，不啻本境，几忘君民之心，惟期国运之昌，数十年来，中原之大，皆其足迹所及，此其明效大验也。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任司牧之权，于簿书、钱谷、刑戮、鞫讯外，已无他事矣。其民之生计若何，困苦若何，为抚字，为鞠谋，贸贸然不暇计也。夫天地之生，人为贵，竭其手足之力自足以赡身家，运其心思之灵自足以成事业，特无有为之倡率，斯或狃于积习，不知振奋耳。即如佣工外洋之徒，其迫于饥寒者半，习于游惰者亦半，然一至其地则竭蹶从事，能耐劳苦，反有出乎土人之上者。故西人观此情形，每谓中国之人赋性灵敏，勤于作事，且自奉俭约，凡垦辟荒芜必藉其力，国家有意经营，宜广为招徕，以收后效，是西人亦知中国之民之大可用也。故即嘉邦埃利士人，视同仇敌，而美廷犹思有以保存之焉。由此观之，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别求他术也。能通上下之情，则能地有余利，民有余力，闾阎自饶，盖藏库帑无虞匮乏矣。由是而制器则各呈其巧，练兵则各尽其材。上下同心，相与戮力，又安见邦本既固而国势不日隆者哉？
保远民
东南洋诸岛国，久为欧罗巴洲诸国东来之逆旅，兼并剪除，殆无遗蘖。而在曩时，固中朝贡献之邦，预共球之列，备藩封而登王会者也。闽、粤之人惯于航海，不惮涉波涛，历险阻，以远贩于东南洋。三百余年来，往者日众，多有购田园，长子孙，建室庐，以此为乐土者，其数散布于新嘉坡、槟榔屿、噶罗巴等处，几不下百数十万。呜呼！何其众哉。顾其人虽久旅不归，而犹奉正朔，守法制，语言文字不改其常，服御衣冠无殊其素。虽在遐裔，而犹翊戴王灵，眷怀故土。窃尝谓此百数十万中，岂无为之魁为之杰？如昔日吴元盛其人者，是亦海外之扶余也。故欲收拾人心，莫如我朝设立领事，以约束而维系之，而惜乎其迟之又久而不行也。乃观于今日则有不然者，而未尝不慨想乎昔之盛也。异俗殊方，无不喁喁向慕，梯山航海，弗惮其难。至于今，凡兹远旅东南洋海岛之人，何莫非圣代之苍生，盛朝之赤子，而乃一离版籍，遽昧本来。于何见之？于郭筠仙侍郎衔命出使英京，道经新嘉坡、槟榔屿而知之。当星使旌节之遥临也，闽、粤诸商人择其耆硕公正者，恭迓于江干，星使爰进而谓之曰：“庶矣哉，我民之旅于兹土也，耕作食力，乐业安居，几若海外别有一天。然我圣朝膏泽涵濡，恩德汪、，眷彼南荒，爱兹黎庶，未尝不念汝众之寄处于遐陬绝峤也。保卫之思，劳于宵旰。不久拟即设立领事，以抚绥而教导之，想亦汝众之所乐闻也。”时有一人，彼众之所推为巨擘者也，起而对曰：“我侪托处于兹，受庇于英国宇下。英之官吏保护有加，我侪固安之久矣。今中朝欲设领事，窃谓徒多此一举也。”噫！由此言观之，东南洋旅处之人心涣散久矣，其尚能收拾乎哉？西入之论是事者，谓华商之不愿设立领事，实恐中国领事官或习于贪婪也。簠簋不饬，苞苴公行，诛求无艺，悉索难堪，适足为中国玷耳。呜呼噫嘻！是何言欤？乃说者犹谓是亦别具见解，殆不可以尽非，岂以我国之所谓官者，皆不能称其职欤？窃谓事势至于今日，设立领事固有所甚难，我民之旅居于其地者虽众，而悉归西官所辖治，一切讼狱主自西人，彼以居我地即我民也，中国虽有领事，徒拥虚名而已，实不能治一人也。其所理者，华商至彼之船舶而已，事简刑清，直可卧治成之。若其设领事于香港，亦犹是耳。英国虽无入籍之例，托居境内，即属编氓，且我民为其所治久矣，岂肯以中国设一领事，一旦尽举百数十万之众，而归隶于中国也哉？按欧洲诸国之例，凡他国商民行贾于其国中者，犯事则归其国惩办，然不能视同己国之民也。独于华民，一若私为己有，亦以中国自二百余年来，未尝一过而问之也。蚩蚩之众，犹羊无牧，亦可哀已。至于今日，根深蒂固，实难骤以挽回。顾其道则惟在自强而已矣。自强之道奈何？曰：治战舰，练水师，商舶贾艐，绎络海外。凡闽、粤商人之货舟往来，悉以中国旗帜，以兵力佐其商力，如是始可惠保远民而收拾人心。呜呼！亦惟需之以渐而已矣。
禁游民
三代以上之所以治者，士农工商四民，各事其事，各务其业，而绝不闻其游手好闲，玩日而愒时者。降至战国，游说之士兴，挟策以干人主，立谈之间可以取富贵，登卿相。此风一开，互相慕效，而于是世多惰民。迩来中国之所以不古若者，以游民众而务士农工商之正业者少也。今日之所谓游民者，凡四，其一曰官。自捐纳之例开，稍有赀财者，纳粟即可筮仕，其贫而略有材干者，多方告贷，以官场作利场，狗苟蝇营，靡所不至。及既指省需次，听鼓应官，绝无所事，惟仆仆奔走于上司之门，否则浮沉于僚幕中耳。一省中所有闲员冗官，盖不知其凡几，此皆有官之名而有民之实者也。如是则仕途何以肃，官方何以澄？况乎捐纳之外，其夤缘保举，浮冒军功，以幸登于仕版者，又不知其凡几。岂不足为地方之深累，而至病国殃民乎？其二曰士。今之所谓士者，皆有士之名而无士之实者也。字义不明，句读未知，仅诵四子，即读八比，列名试籍，遂嚣然自称曰士。其实筋力脆弱，材智凡庸，既不能负贩，又不能操作，特借士之名以掩其所短，而得以置身教读，训诲童蒙，岁取束脯养其生。况自学额既广，其在胶庠者愈众。岁科两试，大县取至数十人，十年之间，所见无非士也。于是士日以贱而士之品益坏，流弊之极，为师者日多而为弟者日少，师道亦因之不尊，其足以误子弟，敝风俗。人心世道之隐忧，未必不系乎是。其三曰医。古者设有医官，须历试之有验而后可医人，故医术相传，具有精意。古语有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今则不然，稍知字义者，偶阅方书，即居然自命为能医。悬壶市上，其门如市。而问以脉理之浮沉迟速，不知也；问以病证之虚实死生，不知也；问以药性之寒凉温热，不知也。徒以指下杀人，草菅人命而已。此则名为医，而实则藉医以自活，徒足以害人而已。其四曰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建寺则占有用之地。凡寺有田，食其租税，以国家之田赋，而养无益之废民，又以布施福田之说，簧鼓世众，人死则铙钹喧阗，藉以取利，其所以惑世诬民者，不一而足。其尤甚者，焚香聚众，习教传徒，足为地方之隐患。此当如韩昌黎之说，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俾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则庶乎其可也。凡此四者皆游民也。今欲天下之治，尽驱而归之于四民之中，使之各务本业。教读之事，一使士为之，而取士之数有定额，宁少而无多。郭侍郎星使衔命至泰西，驻居英、法，而叹英之风俗犹为近古。即以伦敦言之，不下五十余万众，而其为游民者，千百中止一二人，其余各力作以糊口，从未有舍业而嬉者也。即其所设机器各局，虽事半工倍，而无不需人焉为之料理。英民恃机器以生者，盖难以偻指数。故其民情之醇厚，风俗之敦庞，盗贼不兴，劫夺无闻，骎骎然可几乎三代之盛也。呜呼！英国善于治民，又长于治兵。今中国所设兵勇，亦犹之游民而已。是于四游民之外，又增一席也，可不力为整顿也哉？
练水师
国家慎守封疆，经略区宇，可百年而不用兵，不可一日而或撤防。防之之道有二，一曰防陆，一曰防海。今海外大小诸国，皆叩关入境，通商互市于国中，而自北至南，又皆濒于大海，故海防为尤重，是则水师、战舰要不可不亟为讲求矣。或曰，善用兵者，在知其所短而用其所长。中国在今日，与其战于外洋，则不如守内河。诚以火琯风轮，其势綦捷，奔霆激电，其威异常，中国之船舰兵卒，无一可以当之者。是不如暂避其锋，诱之深入，然后我集而攻之，庶得以尽我技之所长而奏效焉。此言也，诚可谓之知彼知己矣。顾近今二十年来，其所以整顿措施者，又一变矣。上海、福州皆设立机器制造局，所建火轮军舰，实繁有徒，虽冲波涉浪而不畏，是岂不能决战于海外哉？惟此等之船，皆可统谓之货艘，而不得谓之战舰，仅可装贮军装，载运兵士，以取便捷而已，不能驶至外洋，纵横于洪涛巨浸中，与泰西诸国争一日之长也。何则？船身高耸，机轮迟钝，式样陈旧，材质窳下，兼以驾驶乏人。无事之秋，悉恃西人为之指挥，一旦西人辞职而去，仓卒之间，欲求善于驾驶之人，岂可得哉？且战阵之际，波涛冲激，炮火飞扬，烟障目而尘蔽天，其能于仓皇急遽之中，有镇静从容之度乎？其能转舵随流以据上风，燃炮纵击，操必中之技，而决必胜之权者乎？恐未有也。顾聚南北之轮舰言之，要不过数十艘而已。而今时水师日所操演者，则皆炮艇拖船也，一出外洋，骤经风浪，颠覆倾簸，救死之不暇，而何暇于出战乎？呜呼！即以轮舰与西人相持，尚不值西人之一噱，此则如摧枯拉朽，只消一铁甲战舰临之，悉成齑粉。以有用之财而造此无用之船，是驱水师而纳之于死地也。今即在西国造铁甲，购战舰，而不知所以用，亦徒糜财饷而已。盖铁甲有宜于守者，有宜于战者，巩固高大则守舰也，灵捷轻敏则战舰也。西国船制日有变更，精益求精，新益求新。向时帆舶可战于大洋之中，今则航海亦不复用；向时轮舰但以高固为先，今则战时船身皆没于水中；向时置炮以多为贵，凡侈言其船之巨者，必曰载炮若干门，今则炮以巨为尚，船之首尾仅载两炮，藉以收功于一击。若是则我国在今日所有沿海水师，亦必一变矣。一曰演练。凡属水师，必精加遴选，虽遇风浪而不惊，震雷霆而弗畏。燃放大炮，具有定准，能随船之东西而为炮之转移。一曰驾驶。宜简老于航海之舵工，入西国塾中精加习练，而择其最优者以备用。水师舵工既已得人，而船制亦必尽更。凡今所有一切炮船拖船，悉废为民船，而专用火轮战舰，其守口则用英国根钵之制，使大小互相联络。于沿海地方，设立水师馆舵工馆，日加讲肄，少而习之，壮而用之，自不患其无人，而又何必取材于异地哉？或曰，如是则更张太甚，且需积日旷时，非一朝一夕所能奏功。不知不如是，则水师不强，海防同于虚设耳，徒糜费朝廷之饷糈，而无济于实用，一旦海疆有事，束手以待毙而已。予之以战舰而不能驶行，予之以大炮而不能燃放，望洋惊叹，空切踌躇，上之损国威而坠国体。此有识之士所以抚膺而发愤，奋笔以陈词者也。呜呼！苟于水师、战舰二者，不亟改新章，大加整顿，则请废海防而勿复讲矣。
设电线
中国急务在于裕商力，修兵备，固边防，造战舰，筑车路，设电音。六者难以一时并举，要当次第倡行。留心时事者，已不惮词费，刺刺不休，而闻者抑亦耳熟能详，几目为老生常谈矣。虽然，时未至而议筹办，则嫌过于张皇也；时既至而犹有待，则将坐失事机也。过于张皇则劳民伤财，反贻讥于作无益以害有益；坐失事机则纵敌玩寇，终必至于进难战而退难守。譬如弈棋，一子错下，则全局俱失。所关非小，不可不察也。我国家近拟于各省整顿海防，诚却敌之谋，安邦之策，然亟宜筹办者则莫如电线。夫电线传递信息，最为神速，夫人知之，然亦知海防非得此，无以侦寇踪而集战舶乎？夫沿海险隘，有炮台而无战舶，则炮台亦成钝物；有战舶而无电线，则战舶亦属玩器。何则？中国海疆辽阔，各省险要之区，即分兵驻守，而每苦于势分而力薄。若与敌国构衅，彼得窥探我之虚实，猝来攻击，所恃者有战舶以往来游奕，分途救护耳。然购造一战舶，动费十数万金，各省只可筹设三五艘，藉资防守，又必分泊各处，期秉其厄塞，壮其声势。若是则敌人何难侦知我船舶在何处，潜约其船，猝出不意，合而攻我。苟无电线以报警，则各省无由得知，何能倍道来援？一船有失，所费不赀，而各处为之夺气，此则事之最可危者也。且无电线，而敌船窥探海道，倏忽出没，亦难以追踪而蹑迹，不能预约水师为遏防，阴有以销其觊觎之心，显有以沮其侵伐之计，是又非所以弭患于无形，防害于已著也。欧洲之国，英、俄形势可称劲敌，论巧则俄不如英，量力则英不如俄，两相当亦两相忌也。两国水师当无事时，彼此蹑后，互相窥伺动静。倘俄以两艘兵舶出海，英亦以两艘或三艘随而缀之，英之兵舶出海，俄亦如是，随时以电线传报信息，刻刻预备，隐如开仗者然。故两国虽不相下，而均无罅隙可乘，终不能得所藉手以求逞志也。今者中国时局日异而岁不同，倭则狙伺于东南，俄则虎视于西北。若不设法，亟使中原各处势成常山之蛇，率然首尾相应，腹背相护，则一处有惊，将全省震动，一省有事，将天下惊惶，何以使海波不扬，烽烟永熄也哉？津沽为水道入京门户，宜先由海底建一电报，通于两江、吴淞等处，由是而浙、闽，由是而粤东，凡属海疆重地，莫不建设周密，四通八达，无远弗届，务期消息瞬息可通。无事则各国战船驶进入口，立刻报知督抚大员，以便速派师船侦其何往，察其何为；有事则专报军情，或往援以歼敌，或犄角以壮威，或要截其来助之船，或袭击其撤退之卒，则敌虽勇悍善战，而深入重地，未必遽能得志也。且各国公使皆聚于京师，遇有交涉之事，办理稍形龃龉，动辄下旗决战，立发电音回国，调取兵船，专事恫喝。若无电线，则各省大吏茫未有知，即知亦难刻期集事，而仓猝之际，被其蹂躏者必多矣，观于道、咸年间故事，即可恍然悟矣。然则电线一事实关至要，不当乘时亟设也哉？
制战舰
战舰为水师所必需。自泰西轮船之制行于中国，而滨海之区，守御之具，又别开一生面矣。然中国向以文德致郅治之隆，武功非其所尚，故武备即经讲求，究不如泰西之精益求精，无器不备，即无器不利也。泰西各国多濒大洋，陆兵虽经训练，究非所重，惟战舰则各运匠心，其船质必求敌炮不能洞穿，其火器必求敌兵不能抵御，虽过于重大，不免进退之间未极灵捷。然式样日新，制造日巧，防守海口，不啻金城汤池，驶进敌境，不啻奔雷激电，其为用固有足多者也。惟建造一船，所费浩繁，故泰西各国战舰虽多，而求其杰然特出，无与比伦者，即在英、法、普、奥素称雄国，亦不过各得一二艘而已。盖需赀既巨，多建为难，但得收镇守之效，助声势之雄，斯已足矣。我中国慎固海防，留心武备，近多购造，然如泰西之铁甲战舰，虽经购受一二于外洋，究非登峰造极，足以纵横于洪涛巨浸之中，而操必胜之券。故西人每谓以中国之大，水师之众，尚不知变更旧制，讲求新法，而求所以称雄，是亦难矣。岂知为政贵审乎时宜，而用兵必明于地利。中国幅员既广，不必以兼并为心；河道纷歧，原自有险隘可守。凡所设战舰，无事则资巡缉，有事则壮声威，惟期分守险要，出入河道，便于往来，宜于守御，斯足以固边陲而卫社稷矣。故近日所制炮船，惟取其多，不贵乎巨，盖几经审度，期于讲武之中而尽美善之法也。善乎！英国议局人员布拉斯之言曰：“当今之世，若装水师战舰，铁甲之外，以小者为佳。盖装大船则所费既多，以一大船之资，可分造小船数艘，驾驶既便，攻击复捷，其利一也。大船所发之炮，不能击尽小船，以数小船围攻大船，炮弹无有不中，其利二也。大船猝遇水雷，微有损坏即难御敌，小船为数既多，彼此可以互相救援，更番进战，敌计难以猝施，其利三也。小船所费既少，即有事亦易建造，其利四也。小船既众，置炮亦多，较诸大船倍能命中及远，其利五也。船小则食水亦浅，凡焚毁城郭，轰击炮台，大船不能驶进者，小船自可近岸，其利六也。两军接战，胜则可追袭深入，败则可退守河汊，其利七也。若以水雷炮置于小船中，进迫敌船，又可乘机施放，其利八也。”布君所论如此，亦足见战舰惟宜求精，不必求巨矣，所谓精骑三千，可敌羸牛数万也。方今留心时务者，每欲事事效法泰西，即各省河道，亦议浚而深之。然河道既浚，虽属便于轮船，而不幸祸变猝兴，究不知何险可守也。则不若多造炮船，精练水师之足以巩苞桑之固，而奠磐石之安也。
慎用兵
兵凶战危，故圣王不得已而用兵。或衅非我启，事至乃应，端非我开，迫而后起，不为戎首，不为祸始，诚所谓出于不得已也。然而兵锋一交，不可终弭，即幸而胜，所伤已多，况至于败北奔亡乎？其害实有难言者已。尝观英京日报所核，欧洲各国战争之时，劳民伤财，统计其数，刊为清单，不禁阅之而慨然也。夫用兵之际，伤人民，糜帑饷，固不待言，而其中因积劳成疾，殒命军营，殁于王事者，其数更无可稽。伦敦《泰晤士报》内载，泰西各大国军兴以来各款节目，据称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此二十五年中，各国兵兴，其战死疆场者凡一百九十四万八千人，度支库项凡一万二千六十五兆圆，军士之逃亡死伤，房屋货物之焚烧毁坏，概所勿计。其中俄、土两国于十二年前构兵之时，计兵士战死者七十万人，所费帑金一千七百兆圆，此即英、法助土攻俄之役也。而我中朝，自道光末年粤西始乱，发、捻、回、苗相继并起，薄海云扰，苍生鼎沸，蔓延十数省，抢攘二十年，陷城邑以千百计，杀人民以亿万计，亦可谓祸极而惨至者矣。是则此二十五年中，中西皆有兵事，其杀戮之数，多寡不可计极，财殚力痡，几于相同。然而用兵之故，则有异焉者。中国以王师征叛民，名正而言顺，其自外生成，妄思篡踞，毋论不容于尧、舜之世，抑亦徒取死亡耳。惟我国家深仁厚泽，浃洽人心，歼厥渠魁，协从罔治，以天地祖宗之灵，社稷人民之福，出民于涂炭，救民于水火，其事虽劳，其心弥苦，而其衷可大白于天下。若西国则不过为争地争城起见耳。子舆氏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如英、法与俄争土，普之伐嗹、伐澳、伐法，皆志在幅员，割土地，扩版图，而驱人民于死地。其一时鹗视鹰瞵，狼吞虎顾，惟知树威克敌以相雄长，执欧洲之牛耳，至于糜烂其民，弗顾也。夫保民与殃民，其心孰善？守土与益土，其事孰公？必有能辨之者。况乎欧洲各国之战，与朝廷之进征乱党情形不同，器械亦异。中朝虽亦不废枪炮，而弓矢戈矛，长器与短兵相间。西国则惟恃火器而已，雷轰霆击，岳撼山摧，无坚不洞，无锐不糜，以骨肉之躯当之，未有不为尸山而血海者也。是以普、法蔑士外之战，一日而至十万人；师丹之战，一朝而至数万人；即近日俄、土加里布之战，亦顷刻而死伤三万二千人。倘欧洲诸国一旦并起而争雄角胜，其犹等性命于虫沙，委膏血于草莽，不至人类胥泯而不止也，而谓仁者为之乎？呜呼！近日战祸之烈，固未有如欧洲者也。夫古今来好大喜功之主，每思穷兵黩武，而弗戢自焚，必至颠覆。非惟人事，抑亦天道。语云：三代为将者不祥。”欧洲之善用兵者，如法王拿破仑、英将穵林邓，每战辄胜，然较之于今，则有间矣，以火器日精而益巨也。呜呼！兵凶战危，至今日而可侈谈武略，轻尚战功也哉？以故圣王在上，必先慎于用兵。
英但自守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弗备，此言兵之不可废也；兵犹火也，弗戢自焚，此言兵之不可逞也。古今来雄才大略之主，好大喜功，往往穷兵黩武，而其后卒至于不振；尚武功之国，以甲兵称雄，而其强必不能久。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盛极而衰，其势然也。夫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缙绅先生以干戈为儿戏，朝廷之上但知粉饰张皇，以侥幸苟且于无事。甲胄之士，锦衣玉食，优游嬉戏，而惮历甘苦于戎行，故观其外则彪然，而究其中则薾然，此间消长之机，间不容发。英虽屹然三岛，峙于海外，而实欧洲之雄国也，其以强著称者数百余年矣。水师之精，尤为无敌，欧洲大小诸国无不畏之，奉以牛耳。欧洲有事，英无不预，仗义执言，慷慨喜战，其兵出无不胜，以此虎视六合，鹰扬八荒。顾近来持盈保泰，渐有厌兵意。即如法为普所覆，英国近在咫尺，且素为唇齿之邦，自助土攻俄以来，捐弃夙嫌，缔结新好，凡有兵事，无不并出而齐驱，几有辅车相依之势，而此役也，按甲息兵，竟袖手为壁上观。卒至王禽国蹙，名都蹂躏，割地议和，竭蹶万状。不知法既不振，英势亦孤，外失大援，内惭不武，论者未尝不追咎其失策也。议者谓英之兵力，近亦略可见矣，即如伐俄之役，非法为之助，英亦不能以独力支俄，然且慬而后克，用兵之费不敢责偿，英之国帑缘此而绌。嗣后伐阿比西尼，伐亚山的，不过蕞尔小邦耳，以英临之，奚啻虎豹之驱犬羊，而载笔者扬厉铺张，若临大敌，赏功之典，至再至三，铭勋告众，夸示弗遑，外强中槁，夫亦可睹一斑也已。今者俄、土交兵，俄人分道进攻，其渡多恼河而南也，几有投鞭断流之势，战士龙骧，三军虎步，长驱疾捣，直逼土京，土至此已岌岌乎殆矣，而英犹置之弗顾也，曾未尝以一旅之师助土。其所言调遣战舶，简选甲兵，往驻土境以保土京者，数月以来，徒托空谈，曾无实效，其曰助土，犹如以饼饵哄小儿，直不值欧洲诸大国一噱也。夫俄、土之争，欧洲大局之所关也。俄强而土弱，俄大而土小，俄众而土寡，其势之不敌，夫人而知之矣。必俟土国之糜烂而后出师援之，则俄之所得已多，土之所失独大，论事者犹以为迟，而况至此而仍寂然也。呜呼！俄能并土，而土断不能支俄，前者英、法相联，不俟俄之入土，而反转而攻俄，其迟速之间不能以寸，而制胜之方不可以道里计矣。是则英何昔勇而今怯也，昔智而今愚也？岂前日之土应助，而今日之土不必援耶？论其大势，夫亦犹是。徒以法不肯为英用，英又不能合法，故迟回审顾，观望徘徊，以至于此。然则英之强非真强也，必联法而后得逞耳。今者欧洲诸大国，兵皆百数十万，一时调集数十万之众，可以顷刻而出境。而英国中可调之兵仅四万而已，虽号称精锐，而必不能当十倍之众，有可知也。英国养兵之费独多于诸国，而调兵之难独少于诸国，则以不能寓兵于民也。英每岁度支出入略相当，而库帑时虞其支绌，一遇变故，势不得不告贷于民间，而民每以不战为尚，此战事之所以不能遽兴也。抑知画疆自守，境外之事不敢预闻，此积弱之渐也。诸侯守在四邻，天子守在四夷，故保境必先保邻。土虽距英远，而关系于欧洲之安危者独巨，英即不能以一国支持其间，亦当联合诸国以谋之。今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无关疴痒，吾窃谓其计之左矣。或曰，英至今日，属土已遍天下，志愿已盈，但务自守，不遑他求，故迩来礼乐雍容，专修文教而不尚武功。
洋务在用其所长
呜呼！天下大矣，人才众矣，未得以囿于一方，限于一国，稍有所知，辄嚣然而自足也。泰西诸国，通商中土四十余年，其人士之东来者，类多讲求中国之语言文字，即其未解方言者，亦无不于中土之情形了如指掌，或利或弊，言之无不确凿有据。而中国人士，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此固无足深怪，独不解其于中国之事，如河漕、兵刑、财赋诸大端，亦问之而谢未遑焉。何则？时文累之也。即有淹博之士，亦惟涉猎群圣贤之经籍，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已。故吾尝谓，中国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国之士通今而不知古。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为先。今日中国之所以治内者，在练兵法，达民情；所以治外者，在御侮而睦邻。此四者要不过综其大纲，其余如通商、理财、制器成物，亦当次第举行。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顾富强之效，则在开矿辟地，造电气通标，筑轮车铁路，俾中国之大，远近可以互相联络，仓卒有变，调兵遣舶，数日而可至。其险要之处，则以重兵扼守，汰冗军，练劲旅，通中国之地，以雄兵三十万守之，可以无敌于天下，强邻悍国虽有觊觎，亦不敢发。自此，可措天下于磐石之安，而致苞桑之固。今欧洲诸国，通商中土，跋扈飞扬，几不可制，凡有所要求干请，强以必从，其骄凌桀骜之气，常若俯视一切。何则？以交际之道未得也。苟能开诚布公，可者予之而不可者拒之，即至万不得已而用兵，亦可有恃以无恐。能如是，诸国亦谁敢侮我者？虽然，睦邻之道亦不可不讲也。遣使驻都，设立领事于贸易之地。民间往来内河，尽许用轮船。有出洋贩运于诸国者，华官皆为之保卫，或为先路之导。此外开矿务，垦旷地，筑铁路，皆与民共其利，务俾民情得以自达，而不至于上下隔阂，则民间忠义之气自能奋发于无形。泰西各国制造电线，由其国都以达中土，邮筒传递，顷刻可通，而中国独无之，未免相形见绌矣。故中国而有志振兴，及今尚未晚也。近日一二西人以其所知教导我国之人，不可谓非热心锐志者，苟能师各国之所长，兼收并蓄，悉心致志，务在探其阃奥，而勿徒袭其皮毛，安见其遽出西人下哉？美为泰西之雄国，其所建电气通标，独多于各邦，而美国总统尚以大西洋海底虽有电报相通，往来香港，然乃英国所设，报赀甚重，不若新筑电线于太平洋，通日本以达中土，则美邦独擅其利，而秘事不至于外闻，又岂复受英人之所制。由是观之，美人之谋国，思深虑远如此。其欲造电线也，计自嘉厘符尼亚邦而至哈维岛约六千二百四十里，由哈维岛至般宁岛约九千七百二十里，自般宁岛至日本之横滨约一千五百里，自横滨至上海约三千七十五里，其道之纡回辽远，总计二万一百九十里，工程浩大，可谓不惮其难者矣。然则我中国，即于电线一节已远不及泰西，复何论其他？乃犹鳃鳃然侈口夸示于人，谓能仿效西法，采取众长，不且贻笑于远方也哉。呜呼！何不返而自思，以力图振作也欤。
办理洋务在得人
我国家于办理洋务一节，虽于各省通商口岸设立专员，无如仅有空名而无实效，徒糜廪禄而已，西国官商亦以其无权也，视之有若赘旒。其为是官者，遇大事固不能自主，即一二琐屑小事亦不能独断独行，必且禀承上命，需之以时日而虚与之周旋。领事官以其如是也，即小事亦必见道宪，谒抚院，或且直陈之制军之前，稍或迟回审顾焉，则立禀其国之驻京公使，而与总理卫门为难矣。然则，通商口岸虽有洋务人员亦何裨于大局哉？况乎今日之为洋务人员者，大半因循懦玩，不自振作，而畏蜀如虎，徒见盈廷之诺诺，而未见一士之谔谔。即如西人凡报失窃之案至，官则必追缉原物，如或不然，则必如数赔偿。所闻近事一二端，殊有可发一噱者。夫使失物必偿之而后了事，则以后正复偿之不胜偿矣，由是推之，华官道经香港，如有失物，报官查缉而已，港官能舍赀偿之乎？即如中国星使驻扎西土，若有失窃之案，亦从未闻有赔偿者，设使华官星使强欲其偿，西国人士必大以为不然，而执法之吏，且持万国公法新定和约以相从事矣。语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国所不可行者，何为行之于中国耶？至若夺民间之利，贩犯禁之物，擅以小火轮船深入内港，任意诋毁中国崇奉之教，昌言众前，凡此皆与我禁令条教相违而于例不可行者也，而彼在中国行之，悍然无所顾忌也。顾此非西国商民遽敢如是也，在由办理洋务人员畏葸纵弛，日复一日，以至于此，履霜坚冰，至其所由来者渐矣。吾尝谓中国之事，事事为西人窥见其隐，洞烛其微，几于无遁情，无遁形。吾中朝官吏，即欲粉饰夸张以相掩蔽，亦徒贻笑端，适足自点耳。办理中外交涉之事，惟有可者可，否者否，是则是，非则非，决之以一言，折衷于一是耳。诚能持之以大公，折之以至理，可从则从，不可从则官可休，头可断而议终不可摇，请终不得允。西人要未尝不熟思而审处也，无如身家念重，爵禄恋深，遇事则诿之于人，县则诿之于府，府则诿之于道，道则诿之于督抚，督抚则诿之于总理衙门，办理愈迟，头绪愈棼，言词愈繁，而事愈决裂，至总理衙门则无可诿，不得已乃委曲迁就之。此近日洋务之大凡也，西人尽已知之深而稔之久矣。平时即或遇有大事，龂龂以争，一若断不能从者，而色厉内荏，彼早识之，以故争愈力则请愈坚，恫喝要求，无乎不至，逮无可如何，而曩之所谓不可从者，今已无不如命以行矣。若夫各省通商口岸，近日洋务愈多，办理愈难，当轴者颇形棘手，吾则谓此由任之者未得其人耳。夫西人岂无耳目？苟其人而居官清正，持躬谨饬，平日与西人交际，开诚布公，临事必断必速，西人未尝不采诸舆评，证诸公论，而自不敢多所苛求也。惟在己先有不可告人之隐，平日已为西人之所轻，即使善于逢迎结纳，出言断事正复不能见重耳。如有大事，则当以国体争之。如更定厘税，我朝廷自有制度，非邻国之所宜预闻。其重轻所系，斟酌尽善，国家当自具权衡，即寓有体恤远人之意，亦关朝廷德意之所流布，初非强我而为之也。若事事由西人挟制其间，委曲相从，则国不可以为国矣。呜呼！言之匪艰，行之维艰。在局外者尽不妨侃侃以谈，而在局中者正复大费踌躇耳。时事难为，杞忧甚大，此宣尼之所以致叹于才难，而富强之术所以为国本计者，要不可不亟讲也哉。
建铁路
电气通标，轮车铁路，西国以为至要之图，而中国以为不急之务，且以为中国断不能行，亦断不可行。或谓愚民惑于风水之说，强欲开辟，必致纷然不靖，是以利民者扰民也，此不宜者一也。或谓轮车之路，凿山开道，遇水填河，高者平，卑者增，其费浩繁，将何从措，即使竭蹶而为之，徒足以病民而害国，此不宜者二也。呜呼！是殆中国未之行耳，中国之民未之见耳。设使由少以成多，由近以及远，暂行试办，安见其必多窒碍乎？吴淞车路之成，英国大臣闻之，设宴相延，为中国捧觞称庆，以为此不过小试其端，而往来之盛，驰行之捷，俾民间见之，知其意美法良，所愿将来推行尽利，中国十八省中无不皆遍，则四通八达，商贾之转输无阻，信音之邮递匪遥，其为裨益于民生国计，岂浅鲜哉？盖开通铁路，既为中国之利，而通商于其地之诸国，亦无不利，岂独英一国为然哉？今计英国一国之中，所有铁路里数，回环曲折，各处相通，约略五万余里。建造之费计金钱七百十八兆镑，每岁往来之客计不下五百有七兆，其所收之赀约金钱六十兆镑，而除经费之外，可溢余利二十五兆有奇。西国之例，铁路属于公司者则余利归于公司，属于国家者则归于国家，而赁地之项，公司当按岁输于国库。或国家有军旅之事，铁路归于国家统辖，若为敌国所毁，则事平偿其所值。且地属国家，国家欲出赀购诸公司，亦无不可。故轮车铁路之利国利民，莫可胜言。且铁路之所至，亦即电线之所通，其消息之流传，顷刻可知。况乎轮车载客之利少而载货之利多，一岁中贸易场中所获之利，不知凡几，公司所得赢余不过二十五兆，若较之客商，百分中之一耳。且国家于有事之时，运饷糈，装器械，载兵士，征叛逆，指日可以集事。何则？以兵警军情传递甚速，彼此应援，捷于呼吸也。然则，轮车铁路安见其不可行哉？英国、中土，易地皆同也。况乎今日泰西通商中土，骤增口岸，轮舟之利已穷矣。外海则自潮琼而达于沈辽，长江则自镇江而迄乎重庆，凡轮舟所能至之地，无不至焉。吾谓创建轮车铁路，即权舆于此矣。何则？长江一带，许其建埠头载货物者凡六城，则以后小火轮船必将络绎于长江，或将伺间乘隙，请入内港。所设领事远在云南，由大理而至重庆，相距尚遥，非以车路通之不能捷达，势必由云南以至重庆，由重庆以至汉口，由汉口而分南北两途以达于各处。十余年前，轮车铁路公司早已绘图贴说，志在必行。英国驻京公使以英商之意未免出之太骤，故未代为之请，明知请之必不能行也。今则凡可以用轮船者，无不为英商足迹之所已经，而所专心致志者，则在轮车而已。使其小为经营，必先试行于通商口岸，以利往来，上海吴淞其已事可援也。夫天下事，未有不受之以渐而图之以豫者，惟明者能料之于先，识者能见之于著。三十年之后，其事机又将一变乎？或者谓轮车铁路未尝不利于国家，便于商贾，与其因西商之请而为之，不若我中国之自为。然而执持成法，拘泥宪章者，恐其议格不能行也。审势揆时，非出自西人，则中国断不自为之耳，此贾生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除额外权利
呜呼！今日者，中外交际，云为繁变，亦正多故矣。西国凡有所请，务在必行。中朝每谓其要挟，议其恫喝，时思所以裁抑之，由是龃龉之故，率起于此，而究之彼之所请，我又不得不允也，徒多往来烦渎而已，徒见纷纭＋，而已。彼惟以许之难，故索之奢，以为此日之所得，由于力请而致，非然者恐难如愿以偿也。其实中外交涉之事，不外辨其公私、分其曲直而已。即如开埠一款，中外既已立约通商，依泰西各国之体制，则遍至内地贸易，亦例之所当然。而中朝不能尽开内地者，以西人不归中官管辖也。西人来中土贸易，其立论命意，盖亦极为广大而旷远，动以地球一家、中外一人为言。故见我中国因循自域，以外交为耻，而时作深闭固拒之计，彼亦恒从而姗笑其间，以为识见之甚隘，襟怀之不旷。夫中国不欲尽开内地者，盖只见夫西人之日来，而不思华人之可往也。不知既已开埠通商，至一处无异于至各处，我之所宜与西国争者，额外权利一款耳，盖国家之权系于是也，此后日仁人杰士之所宜用心也。倘因通商内地而与之争，徒示外国以不广，而彼反得有所藉口矣。夫我之欲争额外权利者，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冲于坛坫之间，雍容于敦槃之会而已。事之成否不必计也，而要在执持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向者英使阿利国以入内地贸易为请，总理衙门亦以去额外权利为请，其事遂不果行。夫额外权利不行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其、日本与我中国，如是则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传道之士、旅处之官，苟或有事，我国悉无权治之。此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乃发自忠君爱国之忱，而激而出之者也。故通商内地则可不争，而额外权利则必屡争而不一争，此所谓争其所当争也，公也、直也。又往者领事一官，虽与我府道并行，而一旦龃龉，亦得调遣兵舶，权宜从事，此通商口岸办理洋务者所以益形掣肘也。今我朝廷已准英使所请，增埠各口，盖以见中国并无自域之心，而深具柔远睦邻之意。彼于增埠之后，而请减厘金，盖欲以加惠于商人，中朝亦不能不许，我朝廷于是亦酌加税项，因时制宜，以示一朝之规制。盖加税一款，乃我国家自有之权，或加或减，在我而已，英使固不得强与我争也。于是宜与者与之，宜取者取之，此中具有权衡，我朝之从容驾驭，不远出于寻常万万哉？夫我中国不能以有益者尽与英人，犹英国不能以有益者悉畀我中朝也，去取之间，盖在当轴者明其公私曲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