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亚罗夫说话平静而从容，他不为那些后来被当做人民敌人和祖国叛徒枪毙了的师长和军长们辩护，不为托洛茨基辩护，但是从他赞扬克里沃卢奇科和杜波夫的口气，从他提到一九三七年被杀害的一些指挥官和政委的名字时不经意流露出的那种尊敬，可以感觉出来，他不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元帅、莫斯科军区司令穆拉洛夫、二级集团军司令列万多夫斯基、加马尔尼克、特宾科、布勃诺夫以及托洛茨基的第一副手斯克良斯基和温什里希特是人民的敌人，祖国的叛徒。
马季亚罗夫谈论这些大事，口气之平静与从容令人不可思议。要知道强大的国家机器篡改了历史，按自己的要求重新发动骑兵，重新任命历史事件的英雄，把真正的英雄抹去。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使永远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重演一番，可以重刻大理石，重铸铜像，可以改变以往的发言，改变文献纪录片上的人的位置。
这真是全新的历史。就连当年幸存下来的人，都要按新的方式考虑过去的生活，把自己从勇士变为懦夫，从革命者变为外国间谍。
听到马季亚罗夫的话，会觉得更为强大的逻辑，真理的逻辑，有朝一日必然会显露它的本来面目。在战前从来没有这样的谈话。有一次他说：
“唉，所有这些人如果活到今天，都会奋不顾身地同法西斯作战，决不吝惜自己的鲜血。真不该把他们杀掉……”
化学工程师弗拉基米尔·罗曼诺维奇·阿尔捷列夫是喀山本地人，是索科洛夫家的房东。阿尔捷列夫的妻子到傍晚时候才下班回家。两个儿子都在前方。阿尔捷列夫在化工厂担任车间主任。他穿着很不讲究，没有皮大衣和皮帽，为了保暖，棉祆外面罩上胶布披风，头上戴一顶油糊糊、皱巴巴的圆帽，去上班的时候把圆帽紧紧扣到耳朵上。
每次他到索科洛夫家来，总是呵着冻得发僵发红的手指头，羞怯地对坐在桌边的人笑着，维克托觉得，好像他不是房东，不是大工厂的大车间的主任，而是一个穷邻居，是寄人篱下的。
就如这天晚上，胡子拉碴、两腮瘪下去的阿尔捷列夫就站在门口，听马季亚罗夫在说话，看样子他是怕踩得地板吱咯响。
玛利亚在前往厨房的时候，走到他跟前，小声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两句话。他吓得直摇头，看样子，是玛利亚请他吃饭。
马季亚罗夫说：
“昨天，有一位上校，是在此地养病的，他对我说，在前线党委会有人对他提出控告，他打了那个中尉一顿耳光。在国内战争时期可没有这样的事。”
“您自己说过，邵尔斯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人狠狠打了一顿嘛。”维克托说。
“这是下属打领导部门的人呀，”马季亚罗夫说，“这是不同的。”
“在我们厂里，”阿尔捷列夫说，“厂长对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称‘你’，可是如果你叫他‘舒尔约夫同志’，他就生气，必须喊他‘厂长’。前几天在车间里有一位老技术员得罪了他，他又骂娘又嚷嚷，说：‘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要不然我叫你滚，你就得滚你妈的。’那位老人家已经七十二岁了。”
“工会不说话吗？”索科洛夫问道。
“还说什么工会，”马季亚罗夫说，“工会号召做牺牲：战前准备迎接战争，战争时期一切为了前方，等战后工会又要号召消除战争后果。哪儿会关心老头子的事？”
玛利亚小声问索科洛夫：
“是不是该用茶了？”
“是的，是的，”索科洛夫说，“给我们弄茶来。”
“她动作多么轻悄呀。”维克托在心里说，一面漫不经心地看着玛利亚那瘦削的肩膀，看着她溜进半开着的厨房的门。
“唉，亲爱的同志们，”马季亚罗夫忽然说，“你们可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吗？但愿你们在战后和平的早晨，打开报纸，看不到欢呼的社论，看不到劳动者给伟大的斯大林的信，看不到炼钢工人为庆祝最高苏维埃选举加班加点的报导和美国劳动者在悲惨、失业和穷困中迎接新年的报导，你们猜，在报纸上能看到什么？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你们能想象这样的报纸吗？能提供信息的报纸！你们可以看到：库尔斯克州歉收，对布特尔监狱的制度进行了检查，对于开凿白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正在进行争论，可以看到普通工人发表意见，反对发行新的公债。
“总而言之，你们可以知道国内发生的一切：知道丰收，也知道歉收；知道忘我劳动，也知道撬锁盗窃；知道矿井产量，也知道矿井事故；知道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分歧；还会看到因为厂长侮辱七十岁的老技术员而引起罢工的报导；可以读到丘吉尔和布吕姆的讲演，而不是他们‘似乎声称’的那一些；可以读到英国下议院辩论的报导；可以知道，昨天在莫斯科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被撞伤的人被送进外科医院。
“可以知道为什么没有荞麦米，而不是仅仅知道用飞机从塔什干往莫斯科运来了最早的草莓。如果要了解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分多少粮食，可以看报纸，不必问家里的保姆，不必等到她的侄女从乡下来莫斯科买粮食。是的，是的，尽管如此，苏联人还是苏联人。
“每个人都可以进书店，买书，依然做自己的苏联人，但是可以阅读美国、英国、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的作品。都可以自己分辨，他们哪些地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不要保姆，随意在街上行走。”
恰好在马季亚罗夫结束自己的长篇大论的时候，玛利亚端着茶具走了进来。索科洛夫忽然用拳头在桌上一擂，说：
“算啦！我恳切地、坚决地要求不要再谈这一类的事啦。”
玛利亚半张着嘴，看着丈夫。茶具在她手里叮当响起来，看样子，她的手发抖了。
“瞧，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取消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只存在了一小会儿。好在玛利亚·伊凡诺芙娜没有听到这些造反的话。”维克托说。
“我们的制度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索科洛夫愤慨地说，“资产阶级民主过时啦。”
“不错，显示倒是显示了，”维克托说，“不过，芬兰的过时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一九四〇年与我们的集中制相遇，我们竟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不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再说，老技术员的事究竟该怎样解释呢？”
维克托回头看了看，看到正在听他说话的玛利亚凝视的眼睛。
“问题不在芬兰，而在芬兰的冬天。”索科洛夫说。
“哎，算啦，彼得。”马季亚罗夫说。
“可以这样说，”维克托说，“在战争期间，苏维埃国家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也显示了自己的弱点。”
“什么样的弱点？”索科洛夫问。
“比如说，有许多人，本来现在可以参加战斗的，却被关起来了，”马季亚罗夫说，“你们瞧，伏尔加河上打得多激烈呀。”
“不过，这和制度有什么关系？”索科洛夫问道。
“怎么没有关系？”维克托说。“彼得，依您看，难道士官的遗孀一九三七年是自己枪毙自己的吗？”
他又看到玛利亚那凝神注视的眼睛。他心想，他在这场争论中表现实在奇怪：马季亚罗夫一批评国家，他就和他争论；可是索科洛夫一反驳马季亚罗夫，他又批评起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有时喜欢嘲笑不高明的文章或文理不通的讲话，但是一谈到总的路线，就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马季亚罗夫则相反，从不掩饰自己的心情。
“你们认为，我们撤退是由于苏维埃制度不完善，”索科洛夫说，“其实是德囯人给予我们国家的打击太强烈，我们国家能经住这样的打击，恰恰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我们的强大，而不是软弱。你们看到巨人投下的影子，会说：瞧，好大的影子。但是你们忘记了巨人本身。要知道，我们的集中制是巨大的原动力的社会发动机，能够产生种种奇迹。已经产生了不少奇迹。今后还会产生许多奇迹。”
“如果国家不需要你，就会把你折腾够，把你和你的思想、计划和文章弄得一钱不值，”卡里莫夫说，“如果你的思想与国家利益相符，就会让你坐上飞毯，青云直上！”
“就是，就是，”阿尔捷列夫说，“我曾经被派到一处特别重要的国防工程去工作了一个月。斯大林亲自过问各车间的生产，不时给主管人打电话。设备是一流的。原料、零件、备件，要什么有什么。生活条件好极了。有浴室，炼乳每天早晨送到家。一辈子我还没过过那样的日子呢。生产上的供应好得不得了！主要是没有什么官僚主义。干什么事都不靠公文来往。”
“老实说，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就像童话里的巨人一样，都是人安排的。”卡里莫夫说。
“如果在国家的重要国防工程方面能这样完善，那原则上就很清楚：可以在所有的工业中推行这样的制度。”索科洛夫说。
“禁区！”马季亚罗夫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原则，不是一种原则。斯大林兴建的工程是国家需要的，而不是人民需要的。需要重工业的是国家，而不是人民。白海至波罗的运河对人民无益。一头是国家需要，一头是人民需要，二者永远不能调和。”
“就是，就是，从这种禁区再往旁边跨一步，就是胡闹，”阿尔捷列夫说，“有时附近的喀山需要我们的产品，可是我们得按计划把产品运往赤塔，然后再从赤塔运回喀山。我们需要装配工，可是我们修建托儿所的贷款没有花完，我们就要把装配工送往托儿所做保育员。集中制真害死人！有的发明者向厂长建议，可以生产一千五百件零件，而不是原计划的二百件，厂长把他撵走，因为厂长正在煞有介事地执行计划，所以别多事。如果生产停顿，所缺的材料可以花三十卢布在市场上买到，那他宁可损失两百万，不肯冒险花三十卢布去买材料。”
阿尔捷列夫很快地拿眼睛扫了扫听他说话的人，又很快地说起来，好像生怕别人不让他说下去。
“工人收入很少，不过根据不同劳动，有所差别。一个售货员的实际所得就相当于一个工程师的五倍。可是领导人、厂长、委员们就知道一点：完成计划！不管你是否饿肚子，是否浮肿，计划都要完成！我们原来的厂长是什马特科夫，他常常在会议上喊叫：‘工厂比亲娘更重要，你们就是脱三层皮，也要把计划完成。谁要是不自觉，我要亲自揭他三层皮。’后来忽然听说，他要调到沃斯克列先斯克去了。我问他：‘厂长同志，生产计划还没有完成，您怎么丢下工厂要走啦？’他毫不掩饰，坦率地回答说：‘噢，您要知道，我的孩子在莫斯科上大学，沃斯克列先斯克离莫斯科近些。再说，到那儿要分给我一套好房子，还有花园，我妻子身体不大好，需要新鲜空气。’所以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国家要把工厂交给这样的人，却把工人、党外的著名学者看得不值几个钱。”
“原因十分简单，”马季亚罗夫说，“交给这些人的是比工厂和学校更重要的东西，交给他们的是制度的心脏，是最神圣的东西：产生苏维埃官僚主义的权力。”
“我说的就是这话，”阿尔捷列夫不想把谈话变成说笑话，继续说，“我很爱自己的车间，从不爱惜自己。可是我的心不够狠，不能从活人身上剥三层皮。剥自己的皮还可以，剥工人的皮就有些于心不忍。”
维克托继续保持着他自己也不明不白的态度，但觉得有必要反驳一下马季亚罗夫，虽然他觉得马季亚罗夫说的话都很对。
“您的话有很大的毛病，”他说，“难道在今天，人民的利益和兴建国防工业的国家的利益不相符，不是完全一致吗？我认为，飞机、大炮、坦克是我们的子弟兵需要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
“这话完全对。”索科洛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