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员领着阿巴尔丘克来到卫生所的走廊。这里有一种特别的、和棚屋里不同的坏气味。他们在昏暗中朝前走着，看到堆在一起的许多担架，还有捆成许多捆的旧棉衣，看样子，是等着送去消毒的。

马加尔躺在隔离室里。这是一间木板墙小屋，里面有两张铁床几乎挨在一起。进隔离室的一般都是害了传染病或者快要死的病人。细细的床腿像是铁丝做的，却没有压弯的迹象，从来没有胖子睡这样的床。

“别坐这儿，别坐这儿，右边坐。”

响起一个声音。那声音极其熟悉，阿巴尔丘克一下子觉得似乎没有白发，没有被关押，又是自己终生依靠、终生为之奋斗的一切了。

他打量着马加尔的脸，满怀激动、一字一顿地说：

“你好，你好，你好……”

马加尔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故意很平淡地说：

“坐吧，就坐在我对面的床上。”

他看到阿巴尔丘克打量旁边床铺的目光，又说：

“你不会打扰他的，他已经不怕打扰了。”

阿巴尔丘克俯下身去，为的是看清老同志的脸，接着又回头看了看盖着的死者，问：

“他死了很久了吗？”

“两个多钟头以前死的，卫生员暂时还没有动他，等医生来。这样好些，要不然换一个活的来，咱们说话就不方便了。”

“这话对。”阿巴尔丘克说。他没有问他非常想问的一些问题：怎么样，你是受布勃诺夫 [43] 牵连，还是因为索科尔尼科夫 [44] 案件？判了你几年？你在弗拉基米尔或者苏兹达利的政治犯隔离室呆过吗？主持审讯的是特别机构还是军事委员会？你自己签字了吗？

他回头看了看盖着的尸体，问：

“他是什么人？怎样死的？”

“死于劳改营，是个富农分子。他老是在唤一个娜斯佳的名字，一直想离开这儿上什么地方去……”

阿巴尔丘克在昏暗中渐渐看清了马加尔的脸。他几乎认不出他了，变化太厉害了，竟成了一个垂死的老头子！

他感到自己的后背碰到了死者那弯着的僵硬的胳膊，觉得马加尔在看着自己，心里就想：“恐怕他也在想，‘简直认不出他了。’”

可是马加尔却说：

“先前他一个劲儿嘟哝，好像是‘霍……霍……霉……’，现在我才明白，他这是要喝水。茶杯就在旁边，真应该满足他最后的要求。”

“瞧，死人还是妨碍咱们了。”

“那当然了。”马加尔说。阿巴尔丘克听到了他熟悉的激动的语调，马加尔开始谈严肃的话题时往往是这样。“因为我们谈他，实际上是谈自己。”

“不，不是！”阿巴尔丘克抓住马加尔滚烫的手，紧紧握着，又抱住他的肩膀，不出声地哭起来，哭得浑身打哆嗦，憋得喘不过气来。

“谢谢你，”他含混不清地说，“谢谢你，谢谢，好同志，好朋友。”

他们两个人都哼哧哼哧喘着气，有一阵子没有说话。他们呼出的气汇合到一起，阿巴尔丘克觉得，汇合到一起的不仅是他们呼出的气。

马加尔首先开口说：

“听我说，听我说，朋友，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了。”

“别这样说，你会活下去的！”阿巴尔丘克说。

马加尔在床上坐起来。

“我非常不希望这样说，但是应该说。你也听着，”他对死者说，“这和你，和你的娜斯佳有关系。这是我最后一项革命任务，我一定要完成！阿巴尔丘克同志，你是特殊气质的人。而且我们当年相遇也是在特殊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们的最好的时候。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们错了。我们的错误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瞧……我们应该请求他原谅。让我抽一支烟。后悔已经晚啦。任何后悔都不能补偿过失。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这是第一点。再说第二点。我们不懂得自由。我们压制了自由。马克思也不珍视自由。自由是根本，是目的，是基础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以上我说了两点，再说第三点。我们在劳改营和原始林里经受苦难，可是我们的信仰比什么都坚强。这不是坚强，是懦弱，是保全自身。在铁丝网外面，要保全自身，就得多变，要不然就要死亡，就要进劳改营。共产党人制造偶像，戴肩章，穿制服，信奉民族主义，压制工人阶级，将来必然还要像黑色百人团 [45] 那样……在这里，在劳改营里，要保全自身，就不能改变：如果不想死的话，在劳改营里几十年都别改变……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别说啦！”阿巴尔丘克叫起来，把握紧的拳头凑到马加尔的面前。“你受不住啦！你垮啦！你说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如果那样，倒是好；但我不是胡说。我是又一次召唤你！就像二十年前那样！如果我们不能作为革命者活下去，那我们就死，像这样活着比什么都不如。”

“够啦，别说了！”

“请原谅我。我懂。我像一个老妓女，为失去的贞节痛哭。不过我要告诉你：记住吧！好朋友，请原谅我……”

“原谅？你我真应该像这个死人一样，早几个钟头死去，活不到这次见面……”阿巴尔丘克已经站在门口，又说：“我还要上你这儿来……我要给你修复头脑，现在我要做你的老师了。”

第二天早晨，卫生员特留菲列夫在劳改营的大院子里碰到阿巴尔丘克。特留菲列夫用爬犁拉着一桶牛奶，牛奶桶用绳子捆在上面。奇怪的是，在这北极圈里，他的脸上竟出了汗。

“你的朋友不能喝牛奶了，”他说，“昨天夜里他上吊了。”

报告消息叫人吃一惊，是挺快活的事，所以这位卫生员带着友好而得意的神气望着阿巴尔丘克。

“有遗书吗？”阿巴尔丘克问，并且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觉得，马加尔一定会有遗书的，说昨天的事，是他一时心血来潮。

“干吗要写遗书？不论写什么，都要落到侦缉人员手里。”

这一夜，是阿巴尔丘克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夜。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咬紧牙齿，睁大了眼睛，望着墙上捻死臭虫留下的一个个黑点。

他想起他不准姓他的姓的儿子，呼唤起儿子：

“现在我就剩下你了，只有你是我的希望。瞧，我的朋友和老师马加尔想杀死我的理智、我的志向，结果他自杀了。托里亚呀，托里亚，我在人世上就只有你一个了。你能看到我吗，能听到我的话吗？将来你能不能知道，你的父亲在这天夜里没有屈从，没有动摇？”

周围的人都在睡觉，睡得很熟，声音很大、很不好听，空气很重浊、很窒闷，有的打鼾，有的嘟哝，有的在梦里叫，有的咬牙，有的拉长声音呻吟和呼喊。

阿巴尔丘克忽然在铺上欠起身来，他觉得好像旁边有个阴影闪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