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辆银灰色的迪索托轿车停在门口。我绕过那辆车，踏上三级白色台阶，穿过一扇玻璃门，再踏上三级铺着地毯的台阶，按了按墙上的门铃。
突然，屋内传来一阵此起彼伏的狗吠声，仿佛要掀翻屋顶。我任凭这些狗又吼又叫，只顾往里屋看。小办公室里摆放着卷盖式书桌，隔壁是接待室，放了几把厚重的皮椅，墙上挂了三张证书，桌上有几本《爱狗人士》杂志。
有人在屋内制止了狗的狂吠。随后，一扇门打开，走出一位相貌清秀的小个子男人，他穿着黄褐色长袖运动衫，橡胶底皮鞋，八字胡子下挂着热心的微笑。他看了看我周围和脚下，没看到狗，于是更放松地笑起来。
他说：“我很想让它们改掉这个坏毛病，就是没办法，每次门铃一响就开始叫。它们太无聊了，知道门铃响代表有人来了。”
我说：“是啊。”然后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他。他读了正面，翻过去看看背面，再翻回来看正面。
“私人侦探，”他润了润嘴唇，温和地说，“嗯，我是夏普医生。有什么能帮忙的吗？”
“我在找一只失窃的狗。”
他眼神闪烁，小而薄的嘴巴绷紧，脸慢慢涨红。我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狗是你偷的，医生。任何人都有可能把偷来的狗送到你这儿来，你也不会怀疑他们是不是狗主人，对吗？”
“我不愿意那样做。”他生硬地说，“什么样的狗？”
“警犬。”
他的脚尖在薄地毯上摩擦，眼睛看着天花板一角，脸上的红色消退，只留下苍白。片刻之后，他说：“我这里只有一只警犬，而且我认识他的主人，所以估计……”
“你不介意我看看它吧。”我打断他的话，边说边抬脚往里面那扇门走去。
夏普医生没有动，鞋尖又蹭了蹭地毯。“我觉得不太方便，”他小声说，“要不你晚点儿再来。”
“现在我很方便。”我伸手去抓门柄。
他挪到接待室对面的书桌前，伸手去抓桌上的电话。
“你不要乱来，否则我……我就报警。”他着急地说。
“那太好了，”我说，“你可以找富尔威德局长，告诉他卡尔马迪 [1] 在你这里，我刚从他的办公室离开。”
夏普医生把手缩回来。我朝他笑笑，手里把玩着香烟。
“走吧，医生，”我说，“别光瞪眼，咱们去看看狗。你配合我，我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他把上下嘴唇挨个咬了咬，盯着桌上的棕色记事簿，拨弄着边角，然后站起来，穿过房间，打开我面前的门。我们一起穿过狭窄的灰暗走廊。一扇敞开的门后面摆了一张手术台。我们又走了一段路，经过另一扇门，来到一间水泥地面的房间，房间角落里有个炉子，炉边放了一碗水，靠墙摆放着双层厚铁丝网笼子。
猫猫狗狗用充满期待的眼神在铁丝网后注视着我们。一只迷你吉娃娃脖子上系着一条宽羊皮项圈，在一只肥硕的红棕色波斯猫身子下面使劲嗅。一只苏格兰猫百无聊赖地待着。一只杂种狗的一整条腿都没有毛。一只灰色的长毛安哥拉猫。一只雪纳瑞犬。另外还有两只杂种狗和一只敏捷的长鼻子猎狐梗。
它们的鼻子湿漉漉的，眼睛雪亮，都想知道我是何方神圣。
我扫视一遍。“这些都是宠物狗。”我大声说，“我要找的是警犬，灰黑相间，没有杂毛。公狗，九岁，除了尾巴稍微有点短，全身上下都很标致。我说清楚了吗？”
他瞪着我，一脸不悦。“没错，可是……”他支支吾吾地说，“好吧，这边。”
我们走出房间。动物们看起来都很失望，尤其是那只吉娃娃，他奋力地想从铁丝网上方爬出来，差点就成功了。我们从后门走出去，来到盖了两座车库的水泥院子里。其中一个车库是空的，另一个门缝打开一英尺左右，里面一片黑暗，尽头有一只拴在链子上的大狗，它的下巴平放在一床充当狗窝的旧棉被上。
“小心，”夏普说，“它有时很凶。我本来把它关在屋里，可是它把别的狗都吓坏了。”
我走进车库，那只狗开始咆哮。我慢慢靠近它，它把铁链子“哐”的一声拉紧。我说：“嗨，沃斯，握手！”
它把头又放回棉被上，两只耳朵耷拉到前面，身子一动不动。它的眼睛像狼，有黑色的眼圈。接着它用那根弯曲的、短了一截的尾巴慢慢地敲打地板。我说：“握手，小伙子。”边说边把我的手伸过去。我身后靠在门口站着的兽医再一次嘱咐我要小心。这只狗用大爪子撑地站起来，把耳朵甩到脑袋后面，然后抬起左前爪，我握了握。
兽医自言自语道：“这太不可思议了，先生您……您贵姓？”
“卡尔马迪。”我说，“嗯，应该就是它。”
我拍了拍狗脑袋，走到车库外面。
我们走进屋内，回到接待室。我把杂志推到一边，坐在桌角，上下打量着面前的矮个子小兽医。
“好，”我说，“说吧，狗主人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
他默不作声地思考片刻，说：“他们姓沃斯，刚从东部搬到这儿，说安顿好了就过来接狗。”
“真有意思。”我说，“狗的名字跟德国伞兵取的一样，主人的名字跟狗取的一样。”
“你觉得我在说谎。”医生着急地说。
“嗯，看你吓成这个样子，也干不了骗人的把戏。我觉得是有人想把这条狗丢掉。我的故事是这样的：两周前，一个名叫伊泽贝尔·斯内尔的女孩从位于圣安吉洛的家中失踪了。她和姑婆住在一起。这位老太太满头银发，脑筋却清楚得很。那个女孩和形迹可疑的朋友来往，经常出入夜总会或赌场这种地方。所以，老太太觉得事有蹊跷，不过没有报警。她一直没有头绪，直到最近女孩的一个朋友在你的店里看到那只狗，并且告诉了老太太。老太太雇我来调查。她的孙侄女当初开着跑车离家出走时，身边就带着那条狗。”
我用脚跟把烟头踩灭，又点燃另一根。夏普医生那张脸白得跟生面团一样，豆大的汗珠挂在他那两道八字胡上，闪闪发光。
我和颜悦色地补充道：“现在警方还没有介入。刚才我提到富尔威德局长，纯属吓唬你。这件事就你知我知，怎么样？”
“你……你想让我怎么做？”医生嗫嚅道说。
“关于那只狗，你还知道什么别的信息吗？”
“知道，”他语速很快地说，“男主人好像很喜欢它，是个真正的爱狗人，那只狗很听他的话。”
“所以他还会联络你吧？”我说，“等他出现时，请你通知我。那个人长什么样？”
“瘦高，黑眼珠，眼神锐利。他老婆也跟他一样，又高又瘦。夫妇俩衣着体面，不多话。”
“那个叫斯内尔的姑娘是个被宠坏的小家伙。”我说，“为什么搞得神神秘秘的？”
他盯着自己的脚没吭声。
“好吧，”我说，“咱们就事论事，你只要跟我合作，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一言为定？”我伸出手。
“我跟你合作。”他小声说，然后把他潮湿得像条小鱼似的小手握进我手里。我小心翼翼地握了握，生怕捏断他的手。
我告诉他我的住址，然后走到外面阳光灿烂的街上。我走过一条街，来到停车的地方，坐上车，往前开了一小段，在街角停下，停在刚好可以看到夏普医生的前门和迪索托汽车的地方。
在车里坐了大概半个小时后，我望见夏普医生穿着外套走出门，坐进迪索托汽车。他先开到街角，然后拐进他家后院那条巷子里。
我发动车子，从相反的方向朝那条街开过去，然后停在那条巷子尽头一棵树后面。
我停在距离他家三分之一个街区处，听到犬吠声吵闹了一阵子，然后看到那辆迪索托汽车从院子里倒车开出来，朝我的方向驶来。我赶紧把车开到下一个街角。
那辆迪索托汽车一路往南开，在安古洛大道向东转弯。我看到车后座用铁链拴着那只戴着口罩的大警犬，它的头把铁链绷得很紧。
我一路跟着那辆迪索托汽车。
2
卡罗莱纳街位于海滨小城的边缘，街道尽头和一条已经废弃的市内铁道相交，过了铁道便是一大片堆放日本卡车的废车场。街道尽头只有两栋房子，我把车藏在街角第一栋房子后面。这栋房子的院子里杂草丛生，墙边有一丛脏兮兮的高大的红黄马缨丹和金银花。
房子往前有两三块放火烧过的地，焦黑的草坪上几根杂草苟延残喘，再往前有一栋围了铁丝网的破烂水泥色小平房，迪索托汽车就停在房子前面。
车门突然打开。夏普医生从后座拖出戴着口罩的大狗，费劲地把它拉进大门和走道。他走到房门时，一棵酒瓶状的棕榈树正好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把车往后倒，在角落的阴影里转个弯，往前开三个街区，转进一条和卡罗莱纳街平行的街道上。这条街的尽头也和铁道相交，旧铁轨埋在杂草堆里。我沿着一条泥路往前开，准备开回卡罗莱纳街。
那条泥路在一道路堤处突然拐了下去，我看不见路堤后面是什么。开了大概三个街区，我停下车，走到高堤边，往下张望。
那栋围了铁丝网的平房距离我差不多半个街区，迪索托汽车仍然停在大门口。一阵阵狗叫声从午后空气中传过来。我趴下，把肚子贴在杂草丛上监视那栋平房，耐心等待着。
大约过了十五分钟，除了犬吠声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突然，狗的叫声变得激烈起来。接着有人大叫。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尖叫声。
我从草丛里蹿出来，冲过铁道，跑到街上。靠近那栋平房时，我听到大狗低沉愤怒的咆哮声，好像在撕扯什么东西。咆哮声中有女人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语气中的害怕大于愤怒。
铁丝网围栏后面是一片长满蒲公英和狗牙根的草坪，棕榈树上挂着一个破破烂烂的招牌。树根把路面绷裂了，一道裂缝从碎裂的水泥路面往上翘，顶到了台阶上。
我穿过大门，跨上木质台阶，站在歪歪斜斜的走廊上用力捶门。
狗还在屋里咆哮着，但是人的喊叫声突然停了。没有人应门。
我转动门把，兀自打开了门。屋内弥漫着一股麻药的味道。
屋内地板中央的地毯皱成一团，夏普医生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毯上，鲜血从他的脖子一侧汩汩涌出，在脑袋周围汇成一团浓稠发亮的血滩。大狗身体前倾，前腿蹲伏，耳朵背在头后，一个被扯烂的口罩挂在它脖子上。狗的喉咙和背上的毛全竖了起来，喉咙深处发出一阵阵低吼。
大狗身后的壁橱门被撞烂了，歪在墙边，地板上有一大块棉花，飘出一阵阵恶心的麻药味儿。
一位穿着印花裙子的漂亮女人握着一把手枪瞄准大狗，但并没有开枪。
她迅速回头看我一眼并转过身来。狗眯着黑眼睛盯着她。我把自己的鲁格手枪拔出来，垂在身侧。
一阵嘎吱作响，一个黑眼珠的高大男人闯进来，他穿着褪色蓝工装服和蓝色工作衬衫，手里举着一把锯短的双管猎枪。他把枪口对准我。
“嘿！你！把枪放下！”他生气地喊。
我刚要张嘴说话，那男人扣扳机的手指突然绷紧。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就扣动了扳机。子弹射中了猎枪的枪托，猎枪从那个男人手中被弹飞，掉在地上。大狗往旁边跳开七英尺远，马上又蹲伏下来。
那男人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把双手高举在空中。
这回我赢定了。我说：“你的枪也放下，小姐。”
她用舌头舔舔嘴唇，慢慢地把手枪放在脚边，然后走离躺在地板上的尸体。
男人说：“他妈的，别对狗开枪，我可以制住它。”
我眨了下眼睛，突然明白了。原来刚才他是怕我对狗开枪，而不是替自己担心。
我把枪放低一点：“刚才怎么回事？”
“他……居然想用麻醉……它可是只警犬！”
我说：“如果有电话，最好赶快叫救护车。夏普医生脖子上被咬了这么大个口子，恐怕撑不了多久。”
那女人惊魂未定地说：“我还以为你是警察。”
我没理她。她沿着墙走到窗边堆满旧报纸的椅子旁边，从地板上捡起电话。
我低头查看夏普医生。他的脖子已经不往外流血了。他的脸大概是我见过的最惨白的。
“别叫救护车了。”我对那女人说，“直接打电话到警察局吧。”
穿工装服的男人把双手放下，单膝跪地轻拍地板，温柔地安抚着大狗。
“乖，好小子，乖！我们都是朋友，好朋友。乖，沃斯。”
狗又咆哮了几声，微微摇动一下臀部。那男人继续对着它说话。狗终于停止咆哮，背上竖起的毛也塌下来了。穿工装服的男人仍在不断轻声细语安抚它。
坐在窗边椅子上的女人把电话放在一边，说：“来了。你可以控制他吧，杰瑞？”
“当然。”那男人说话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离开那只狗。
现在狗的肚皮贴着地板，嘴巴张开，吐出舌头。舌头上都是口水——混着鲜血的粉红色口水，狗嘴边上的毛也沾满了血。
3
名叫杰瑞的男人说：“嘿，沃斯，嘿！乖小子，现在没事了！没事了。”
狗急促喘气，没有动。那男人站起身，走近它，抚摸狗的一只耳朵。狗儿把头扭向一边，随男人抚摸。男人拍拍它的头，解开被咬烂的口罩，脱了下来。
他拿着那条被扯断的铁链站起来，狗也跟着站起来，很听话地靠在他脚边。男人穿过旋转门，狗紧贴着他的腿一起走到屋后。
房门开合的时候，我稍稍移了下位置。杰瑞也许还有别的枪。我说不上来为什么，但是他那张脸就是让我有点担心，好像曾经在哪儿见过，或者报纸上登过他的照片。
我看着那女人。她是个美丽的棕发女子，三十出头，眉毛修剪得很精致，双手修长柔软，和那一身印刷厂工装裙很不搭。
“这是怎么回事？”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仿佛这是件无关紧要的事。
她像机关枪一样突然对我说了一串话，好像憋在心里很久了似的。“我们已经在这栋房子里待一个星期了。房子是连带家具一起租的。当时我在厨房，杰瑞在后院，那辆车在我们房子前停下来，然后那个男人就直接走进来，好像他住这儿似的。房门可能刚好没锁。我把内屋门打开一条缝，看到他想把那只狗推进壁橱里。我还闻到了麻药的味道。然后事情就突然失控了。我去拿枪，并让窗外的杰瑞快进来。我刚进屋，然后你也冲进来了。你是谁？”
“你进屋时，狗已经扑上去了？”我说，“它已经把夏普咬死在地板上了？”
“没错。如果这个人就是夏普的话。”
“你和杰瑞不认识他？”
“从来没见过。我们也没见过那只狗。不过杰瑞很爱狗。”
“故事情节最好改一改。”我说，“杰瑞知道那只狗叫沃斯。”
她眯起眼，还嘴硬：“我觉得你听错了。”她的声音性感撩人：“请问你是谁？”
“杰瑞是谁？”我问，“我一定在哪儿见过他，也许是在报纸上？那把锯短的猎枪是从哪儿来的？你们打算让警察看到那把枪吗？”
她咬咬嘴唇，突然站起来，走到掉在地板上的枪旁边。我任凭她把枪捡起来，发现她的手指一直远离扳机。然后她走回靠窗的座位，把猎枪塞到报纸堆下面。
她看着我，阴沉地问：“好吧，你想干什么？”
我慢慢答道：“那只狗是偷来的。它的主人是个女孩，现在失踪了，有人雇我找她。根据夏普的描述，那只狗的主人听起来就像你和杰瑞。夏普说他们姓沃斯，刚从东部搬来。你听过一个叫伊泽贝尔·斯内尔的女孩吗？”
女人平静地说：“没有。”眼睛盯着我的下巴尖。
穿连身工装服的男人从后门走进来。他用蓝衬衫的袖子抹掉脸上的汗，手上没有拿别的枪。他漫不经心地打量我。
我说：“我可以替你们在警方面前说好话，只要你们肯告诉我那个女孩的消息。”
女人噘着嘴盯着我看，男人温柔地微微一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远方传来车轮急转弯时与地面的摩擦声。
“嘿，别紧张。”我连忙说，“夏普吓坏了，他从哪里得到的狗，就想把狗送回哪里。他肯定以为房子里没人。想用麻药制服警犬显然很蠢，但他当时肯定已经吓傻了。”
他们两个人都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瞧。
“好吧。”我走到房间角落里，说，“我觉得你们俩十有八九是亡命之徒。如果一会儿来的人不是警察，我马上开枪。别以为我不敢。”
那女人很平静地说：“随便你。多管闲事的家伙。”
一辆车飞驰而来，在大门口来了个急刹车。我往窗外瞄一眼，看到车顶上的红灯和车身“p.d.”两个大字。两名便衣大汉从车里钻出来，穿过大门，奔上台阶。
先上来那位 地猛敲门。“门开着。”我大叫。
大门洞开，两名警察握着枪冲进来。
他们突然停住脚步，看着躺在地上的尸体。然后用枪指着杰瑞和我。一个红脸大汉负责检查我，他穿着不合身的灰西装。
“举起手来。放下枪！”他粗声粗气地大吼。
我把手举起来，但并没有放开我的鲁格手枪。“慢点，”我说，“杀他的是只狗，不是枪。我是从圣安吉洛来的私人侦探，来这里办案的。”
“是吗？”他凑到我身边，拿枪指我肚子，“待会儿我们就知道了。”
他伸手卸下我的枪，闻闻枪口，又拿枪戳我。
“用过吗，兄弟？转过身去。”
“听着……”
“转过去。”
我慢慢转过身。我转身的时候，他把枪塞进侧面口袋里，手伸到屁股后面掏东西。
那个动作应该令我心生警觉，但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我可能没听到警棍挥下来的声音，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我的脚底突然涌起一大团黑暗，身体不受控制地往下坠……往下坠……往下坠……往下坠……
4
等我醒来时，房间里都是烟。烟雾飘在空气里，汇成条条细线上下飘动，像一串串珠帘。房顶的两扇窗似乎都是敞开的，但烟纹丝不动。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房间。
我躺着想了一会儿，张开嘴巴、扯着嗓子大喊：“着火啦！”
然后我跌回床上开始大笑。我不喜欢那种笑声，连自己听起来都觉得神经兮兮的。
某处传来一阵脚步声。门口有钥匙转动的声音，门开了，一个穿白色短褂的男人严厉地看着我。我把头微微挪了挪，说：“你可别相信，杰克，我刚才随便说着玩儿的。”
这个男人很精明，脸很小，目光锐利，皱着眉头。我不认识他。
“也许你还想多穿几件束身衣。”他嘲笑道。
“我很好，杰克，”我说，“好得很。我要睡个觉。”
“最好如此。”他吼道。
门关上，钥匙转了一圈，脚步声走远。
我躺着不动，盯着那些烟。现在我明白过来，其实根本没有烟。已经是晚上了，灯光从吊在天花板上的瓷灯罩里射出来，瓷灯罩由三根铁链子拴着，周围有些橙蓝相间的小圆球。就在我看着那些圆球时，它们像舷窗一样依次打开，一个个小人从里面伸出头来。小人像洋娃娃，不过却都是活的人。有一个戴帽子的船长，一个满头金色卷发的女人，还有一个蝴蝶结打歪了的瘦男人一直在重复说：“您的牛排要生的还是半熟，先生？”
我抓住床单的一角，擦干脸上的汗。我坐起来，踩在地板上。我居然光着脚，身上穿着棉绒睡衣睡裤。脚刚放下的时候，我发现双脚毫无知觉，过了一会儿开始刺痛，然后两只脚像针扎似的疼。
这时我才感觉到地板的存在。我紧紧抓住床侧，努力站起来，试着来回走动。
一个声音（大概是我自己）对我说：“你在发酒疯……你在发酒疯……你在发酒疯。”
我看到两扇窗子中间有一张白色的小桌子，桌上摆了一瓶威士忌。我往桌子走过去。半瓶尊尼获加 [2] 。我把酒瓶举起来，对着瓶口喝下一大口，再把瓶子放下。
酒有股怪味儿。当发现味道不对时，我瞥到角落里的洗手池。我马上冲到池子前面，吐得稀里哗啦。
我摸回床上躺下。那一阵呕吐让我十分虚弱，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房间变得真实起来，不是那么虚幻了。我看到两扇窗上都有铁条，房间内有一把厚重的木椅。除了一张白色桌子和桌上那瓶酒，什么都没有。还有一扇关起来的衣橱门，大概上了锁。
床是医院专用床，两边分别拴有两条皮带，大概在人手腕放下的位置。我知道自己被关在某个监狱病房。
此时，我的左手臂突然开始发抖。我把宽大的袖子卷起来，看到左边上臂有半打针孔，每个针孔周围都有一圈青紫色的瘀痕。
他们给我注射了大量药物，让我安静下来，所以我才会产生幻觉，看到烟和天花板灯里的小人。那瓶下了药的威士忌也许是什么人开的药方。
我又爬下床走路，不停地走。过了一会儿，我喝下一点自来水，拼命控制自己不吐出来，然后再喝一点。这样折腾了大约半小时，我终于可以正常说话了。
衣橱门上了锁，椅子太重，我搬不动。我掀开床单，把床垫往旁边推，下面是网状的弹簧，床头和床尾都用大约九英寸粗的螺旋弹簧固定。我花了半个钟头，使尽吃奶的力气才把其中一根弄松。
我休息了一会儿，又喝了点自来水，然后走到门锁那边。
我扯着嗓子大喊：“失火啦！”喊了好几次。
没等多久，外面走廊就传来脚步声。钥匙插进门里，锁“喀”一声打开，穿白外套、目光锐利的小矮人，愤怒地冲进房内，往床上看。
我用螺旋弹簧对准他的下巴抽过去，等他倒下时，再敲他后脑勺，然后扼住他的喉咙。他拼命挣扎。我用膝盖顶他的脸，膝盖硌得生疼。
他来不及说他的脸疼不疼，就没了声音。我从他右屁股兜里抽出警棍，从里面把房门锁上。钥匙环上还有别的钥匙，其中一把可以打开衣橱，我看到自己的衣服挂在里面。
我慢慢把衣服穿上。十根手指头还不太听话，而且我还在拼命打呵欠。地板上的那个人一动不动。
我把他锁在房内，离开了。
5
宽敞的走廊静悄悄的，铺着木地板，地板中间铺了一条窄地毯，平滑的白橡木扶手曲曲折折，一路延伸到门厅。走廊两侧都是紧闭的老式房门，大而厚重，门内悄无声息。我一直踩在地毯上，只用脚跟使力。
前厅的门开着，后面还有一扇彩色玻璃的内门。我走到那里时电话铃响了。一个男人在一间房门半掩的屋子里接起电话，房间内的灯光透到外面黑暗的大厅里。
我退回去，从门缝里偷窥，看到桌旁有个男人在打电话。我等他把电话放下，便走了进去。
他的脸色苍白，棱角分明，郁郁寡欢。他额头很高，细细的棕色自来卷贴在头皮上。突然看到我，他的手往桌上一个按钮伸过去。
我咧咧嘴，对他喊道：“别动！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让他看我手里的警棍。
我的笑容像死鱼一样。他的两只苍白的手像生病的蝴蝶在桌子上乱舞，其中一只手慢慢往桌旁一个抽屉移过去。
他努力张张嘴巴，说：“你病得很重，先生，真的很严重。我建议你最好不要……”
我拿警棍朝他那只不安分的手挥了挥，那只手像摸到燃烧的炭火似的缩了回去。我说：“我没生病，只是被注射了一大堆药物，失去了理智。我只想出去。你如果有没下药的威士忌，快给我喝点！”
他无力地挥了挥手。“我是松德斯特兰德医生，”他说，“这里是私人医院，不是监狱。”
“威士忌！”我哑声说，“我休息够了。私人医院，好一出骗人的鬼把戏。威士忌！”
“在药柜里。”他有气无力地说。
“两只手放到头后面去。”
“你一定会后悔的。”他把双手放到头后面。
我从桌子另一边绕到后面，打开他刚才试图打开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把自动手枪。我把警棍收起来，绕回桌子另一边，走到药柜前。柜子里放了一小瓶波本威士忌，三个酒杯，我拿出两个。
我倒了两杯酒，“你先请。”
“我……我不喝酒……滴酒不沾。”他结结巴巴地说，双手还摆在头后面。
我把警棍抽出来，他很快伸出一只手，把其中一杯一饮而尽。我观察着他，酒好像没什么问题。我闻闻自己这杯，仰头喝了一口，不错！我又喝了一杯，然后把酒瓶塞进外衣兜里。
“好。”我说，“是谁把我关进来的？快点老实说，我时间有限。”
“当然是……警察了。”
“哪个警察？”
他缩着肩膀在椅子里坐下，看起来好像生病了似的：“签字作证的是加尔布雷思警官。所有程序都是合法的，我向你保证，他是个警察。”
我说：“什么时候警察可以给精神病做鉴定了？”
他没吭声。
“最先给我注射药物的是谁？”
“我不知道，应该有好几天了。”
我摸摸下巴。“整整两天。”我说，“他们本应该开枪打死我，以除后患。再见。”
“你现在出去，”他弱声说，“他们肯定会立刻逮捕你。”
“我不仅是为了出去。”我说。
我出门时，他的双手还放在头后面。
前门的锁上还挂着一条铁链，但是没有人试图阻止我开门。我穿过一道老式宽走廊，走下两旁栽满花的步道。一只鸟在树上唱歌，街道上有白色的木头栅栏。这栋房子位于二十九街与德斯坎索街交叉路口的街角。
我往东走了四个街区，来到一个公车站旁等车。没有警笛声，也没有巡逻车来抓我。公交车到站了。我坐车来到市中心，找了一家土耳其浴室，洗了桑拿，冲了澡，做了按摩，剃了胡子，最后把剩下的威士忌喝光。
那时我已经可以吃东西了。吃完后，我走进一家陌生的旅馆，用假名登记住宿，当时是十一点半。我一边喝威士忌加水，一边看当地报纸。报上说有一位叫理查·夏普的医生被人发现死在卡罗莱纳街上的一栋空屋内。警方现在仍然十分头痛于没有找到这起谋杀案的线索。
报纸上的日期告诉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的生命中有四十八个小时已经被抹去了。
我上床睡觉，做了很多噩梦。每次醒来，总是一身冷汗。那是药物最后残余的副作用。到了早晨，我又是好汉一条了。
6
富尔威德局长是个微微发福的彪形大汉，眼神机警，一头红得有点儿发粉的红发。他梳着小平头，粉红色的头皮在粉红色的头发下闪闪发光。他身穿一套淡黄褐色的法兰绒西装，贴袋和搭缝设计，剪裁独特。
他跟我握手后，把椅子一转，跷起腿。他脚上穿着三四块美金的法国线织袜和胡桃色手工英国硬皮鞋，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这双鞋也至少卖十五到十八美元。
我猜他老婆大概很有钱。
“噢，卡尔马迪，”他把我的名片放在玻璃桌面上端详，“来这儿办案？”
“碰到一点小麻烦，”我说，“如果你肯帮忙，一定可以帮我解决。”
他挺起胸膛，举起粉红色的手挥了挥，然后把声调降低了几度。
“麻烦。”他说，“咱们城里的麻烦一向不多。我们是小地方，不过却非常、非常干净。我从西边窗口看出去，能看到太平洋，没有比它更干净的东西了。北边是安古洛大道和山脉。东边是再整齐不过的小商业区。再过去是高级住宅和花园区，跟天堂一样。南边呢，虽然我没有向南的窗户，但如果有的话，可以看到全世界最棒的小型游艇港口，对，就是小游艇港。”
“麻烦是我自己带来的，”我说，“我是说其中一部分，其余的已经有些眉目了。一位住在大城市名叫斯内尔的女孩离家出走，有人在这里看到她的狗。我找到了那条狗，但是扣下那条狗的人，费尽心思想让我闭嘴。”
“是吗？”局长心不在焉地问道，两道眉毛向脑门中间拧着。我分不清楚是我在骗他，还是他在唬我。
“你去把门上的钥匙拧一下。”他说，“你比我年轻嘛。”
我站起来把门锁上，坐回去拿出一根烟。这时局长拿出一个很精致的酒瓶和两只小酒杯，放在桌上，还抓了一把豆蔻籽。
我们一起喝了一杯。他剥开三四粒豆蔻籽，我们一边嚼，一边盯着对方看。
然后他说：“你说吧，我现在洗耳恭听。”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农夫圣徒的家伙？”
“我有没有听过？”他拍了一下桌子，豆蔻籽震得在桌上乱蹦，“啊，那家伙的悬赏金是一千美金！银行大盗，不是吗？”
我点点头，希望能不着痕迹地观察他的神情。“他和他妹妹一起作案，她叫戴安娜。他们俩打扮成农民，专抢小镇银行和州立银行，所以才有了这个‘农夫圣徒’的外号。他妹妹也有悬赏金。”
“我倒真想抓住这一对。”他很坚决地表示。
“那你他妈的为什么不抓呢？”我问他。
他虽然没被震到天花板上，却突然张大嘴巴。我还真怕他的下巴会掉到膝盖上。他的眼睛像两粒剥了壳的蛋，往外突出，嘴角上的肥肉挤出来的皱纹里有一道口水印。他像关蒸汽机闸门似的，费力地合拢嘴巴。
演得真好——如果他是在演戏的话。
“你再说一遍。”他轻声说。
我打开随身携带的报纸，指着其中一条新闻。
“你看夏普谋杀案的报道。你们的地方小报也太不专业了，上面写某不知名人士打电话报警，警察赶过去，结果在一间空屋里发现一个死人。想骗谁啊？当时我本人就在屋里，农夫圣徒和他妹妹也在。你的手下赶来时我们都在那里。”
“岂有此理！”他突然大叫，“警察局里有内鬼！”此时此刻，他的脸就跟墙皮一样灰。他又倒了两杯酒，这次手在发抖。
轮到我来剥豆蔻籽了。
他一口把酒喝光，然后伸手抓起桌上那部红褐色电话。我听到他点了加尔布雷思的名字之后，起身去把门锁打开。
等了没多久，不过也足够局长再喝两杯了。现在他的脸色比刚才好看多了。
门开了，那位用警棍把我揍晕的红脸大汉晃着身子走进来。他嘴角叼了一个大烟斗，双手插在兜里，用肩膀顶门，满不在乎地倚在门上。
我说：“嗨，警官。”
他看着我，那眼神好像在说他很想踢我的脸，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警徽交出来！”胖局长大吼，“警徽拿来！放在桌上！你被开除了！”
加尔布雷思慢慢走到桌前，一只胳膊撑在桌上，他的脸离局长的脸大约一英尺。
“你在发什么脾气？”他低沉地问。
“你让农夫圣徒从你手底下溜走了！”局长大吼，“你，还有那个笨蛋邓肯。让他用猎枪指着你们的肚子，跑了！你死定了！开除！什么也别说了。把警徽给我！”
“谁他妈的是农夫圣徒啊？”加尔布雷思不慌不忙地问，把烟吐在局长脸上。
“他不知道，”局长对着我无奈地说，“他居然不知道！我带出来的手下就是这种笨蛋！”
“你是什么意思，你带出来的？”加尔布雷思漫不经心地说。
胖局长的鼻尖仿佛突然被蜜蜂蜇了一下，他跳起来握紧胖拳头，往加尔布雷思下巴挥了一拳，力道似乎不小。加尔布雷思的头往旁偏了大约半英寸。
“别这样，”他说，“你太拼命了，局里的事怎么办？”他突然瞅了我一眼，再回头看看胖局长，“要不要我告诉他？”
富尔威德看着我，看我对这场戏有什么反应。我张开嘴巴，脸上摆出一副茫然的表情，活像一个在上拉丁文课的傻小子。
“好，你告诉他啊。”他咆哮说，晃了晃他的拳头。
加尔布雷思把一条大粗腿抬上桌角，将烟斗熄灭，伸手去抓威士忌，然后用局长的杯子替自己倒了一杯酒。他擦擦嘴，咧嘴一笑。他咧嘴时，嘴巴整个张开，那一口牙可以让牙医撸起袖子，双手伸进去忙活一整天。
他很平静地说：“我和邓肯冲进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昏倒在地。那个瘦家伙拿着木棍骑在你身上，那娘儿们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身边堆了一大堆报纸。然后那个瘦家伙开始胡说八道。这时，突然有只狗在后面乱叫，我们往那个方向看时，那娘儿们就趁机从报纸堆里掏出一把锯短的十二口径猎枪指着我们。还能怎么办？我们只能就范。她的枪绝对能打中我们，我们的枪却可能打不中他们。然后那家伙从口袋里又掏出另一把枪，俩人把我们扭在一起，塞到一个全是麻药味儿的壁橱里，连绳子都没用。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他们开车走了。等我们挣脱开，屋里只剩下那个死人。所以我们只好跟记者这么说。现在，我们还没得到新消息。这跟你的故事是否吻合？”
“差不多。”我说，“我记得那女人打电话报警了，不过我也有可能搞错。其余部分差不多，反正我被敲昏在地，什么都不知道。”
加尔布雷思狠狠瞪我一眼，局长盯着自己的大拇指。
“我醒来以后，”我说，“发现自己被关在二十九街的一家私人医院里，喝了掺麻醉剂的酒，院长姓松德斯特兰德。我被注射了大量药物，感觉自己就像洛克菲勒随身带的那枚硬币，随时可以打转。”
“那个松德斯特兰德，”加尔布雷思沉重地说，“那家伙一直给我们找麻烦。我们是不是该给他点颜色看看，局长？”
“农夫圣徒把卡尔马迪送进去一事罪证确凿，”富尔威德局长正经八百地说，“所以这中间必有勾结。我赞成。最好带卡尔马迪一起去。你想不想去？”他问我。
“可以吗？”我热心地问。
加尔布雷思看看威士忌酒瓶，小心翼翼地说：“农夫圣徒和他妹妹的赏金各是一千美元，如果我们逮到人，怎么分？”
“你们不用算我的份，”我说，“我领薪水和津贴。”
加尔布雷思又咧嘴笑。他抖抖脚，开心地露齿而笑。
“成！你的车就停在楼下车库里。之前有个日本人打电话来报的案。我们就开你的车去，就咱们俩！”
“我看你应该再带几个帮手。”局长迟疑地说。
“哼！就我和他足够了。他要不是硬汉一条，现在也不会在这儿走来走去。”
“好吧，”局长高兴地说，“我们要先干一杯。”
但他还是有点紧张，他忘了豆蔻！
7
那地方白天看起来还挺怡人。前院的窗下种了一大丛秋海棠，三色堇像块圆地毯似的，铺在一株洋槐下。房子一侧的花架上爬满猩红的蔷薇，一只亮绿色的蜂鸟在爬满车库墙的豌豆花里飞进飞出。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对富裕的老夫妇的家，是那种可以让上年纪的人在海边晒太阳晒个够的地方。
加尔布雷思在我车子边吐了口痰，把烟斗里的烟丝倒出来，拉开大门，阔步走过院子，用拇指在干净的铜门铃上使劲按。
我们等着。门上的铁格窗开了，一张蜡黄的脸伸出来盯着我们，头上戴着一顶硬挺的护士帽。
“开门，警察！”大个子咆哮。
一阵铁链响，门闩往后拉，门开了。那位护士有六英尺高，长胳膊，大手掌，正适合做执行酷刑的助手。她的脸上突然有了表情，我看到她在微笑。
“啊，加尔布雷思先生，”她尖声说，声调很高，但嗓音沙哑，“你好吗，加尔布雷思先生？想见医生吗？”
“对，就是现在。”加尔布雷思边说边把她推开。
我们走进大厅。办公室的门关着，加尔布雷思把门踢开。我跟在他后面，护士还在我后面喋喋不休。
那位滴酒不沾的松德斯特兰德医生正喝着从一个酒瓶里倒出来的早餐酒。他稀疏的卷发被汗水浸湿，黏在一起，瘦骨嶙峋的脸上似乎多了好几道昨晚还没出现的皱纹。
他的手立刻从酒瓶上缩回来，扔给我们一个死鱼般的微笑，然后大惊小怪地说：“这算什么？这算什么？我不是交代过……”
“你闭嘴，”加尔布雷思说完，拉了一把椅子在桌旁坐下，“你走开，大姐。”
那护士又念叨了几句才退出去，关上门。松德斯特兰德医生用眼睛上下打量我，一副很不爽的样子。
加尔布雷思把两个手肘都支在桌上，用大拳头撑住自己的腮帮子，像条毒蛇似的直勾勾盯着局促不安的医生。
似乎过了很久，他才几近轻柔地说：“农夫圣徒在哪里？”
医生圆睁着铜铃般的眼睛，喉结在工作服领口上方跳动，胆汁似乎正往那对绿色的眼睛上冲。
“不要拖延时间，”加尔布雷思大吼，“你这家私人医院搞什么勾当我们一清二楚，窝藏逃犯，外加贩毒私娼。不过你想在这位来自大城市的私人侦探头上动土，那可是大错特错了。你那位在大城市里帮你撑腰的后台老板这回可帮不了你的忙。快说，农夫圣徒在哪里？还有那个女孩呢？”
我不禁想起，我从没在加尔布雷思面前提起伊泽贝尔·斯内尔，但他指的女孩就是她。
松德斯特兰德医生的双手啪的一声拍在桌上。过度震惊似乎使他的不安增添了麻木感。
“他们人在哪里？”加尔布雷思又大吼一次。
门开了，大块头护士又冲了进来。“加尔布雷思先生，我们这还有病人啊！请替病人着想，加尔布雷思先生。”
“你少在这儿多管闲事。”加尔布雷思转头对她吼道。
她在门边犹豫地站着。松德斯特兰德医生缓过神来，不过说话声仍是气若游丝，他疲倦地说：“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这时他一只手突然伸进工作服里，掏出一把亮闪闪的枪。加尔布雷思往旁边一闪，整个人弹出椅外。医生朝他射了两枪，但都没射中。我的手摸着枪，但没把它拔出来。加尔布雷思坐在地板上哈哈大笑，右手从腋下掏出一把鲁格枪，看起来像是我的那把枪。枪响了，只响了一声。
医生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我没看到子弹射中他哪里。他的头往下，砰的一声敲在桌上，手里的枪跌落在地。他就这么脸朝下趴着，一动也不动了。
加尔布雷思拿枪指着我，从地上爬起来。我又看了那把枪一眼，没错，肯定是我的。
“这真是了解真相的好办法。”我随口说。
“把手放下，侦探。你别跟我耍滑头。”
我放下手。“真有意思，”我说，“我猜，这整场戏演下来，就是为了让医生做替死鬼吧。”
“是他先开枪的，不是吗？”那名护士贴着墙慢慢靠近我。从松德斯特兰德医生采取行动开始，她就没发出一点声音，这时她几乎快走到我身旁了。突然，我看到她右手拳头上的指关节，和手背上的毛，但已经太迟了。
我往旁边闪，但闪得不够快。她结结实实的一拳打得我脑袋像是开了花。我靠着墙爬起来，膝盖肿胀着。我脑子里拼命在提醒右手，不可以拔枪。
等我站直，加尔布雷思正对我狰狞地笑。
“你还是不够聪明，”我说，“你拿着我的鲁格手枪，这样计划就会败露，不是吗？”
“原来你想到啦，侦探。”
护士欢快地说：“天啊，这家伙的下巴跟大象的脚底板一样硬，我手指头都快断了。
加尔布雷思的小眼睛里写着“去死”。“楼上如何？”他问那名护士。
“昨晚都出去了。要不要再试一拳？”
“没必要？他又没拔枪，而且他太强硬了，你对付不了，宝贝。他需要的是线索。”
我说：“你得给这位宝贝每天剃两次毛。”
护士咧咧嘴，把硬挺的护士帽往后一推，一顶金色假发歪挂在她——应该说他——的光头上。他从白色护士服里掏出一把枪。
加尔布雷思说：“这叫自卫，懂吗？你跟医生干上了，他先开枪。你老实点，我和邓肯就会记得你的乖样子。”
我用左手揉揉自己的下巴，“听着，警官。我跟别人一样，不是开不起玩笑的人。你在卡罗莱纳街上那栋房子里敲昏我，我没跟别人说，也没拆穿你。我想你一定有你的理由，时候到了自然会让我知道。现在我可以猜到你的理由是什么了。我猜你知道农夫圣徒在哪里，要不就是能查出他在哪儿。农夫圣徒知道姓斯内尔的女孩在哪里，因为她的狗在他手上。我们俩做个交易，大家合作共赢。”
“我们已经得到好处了，笨蛋。我答应医生带你回来给他玩玩，我派邓肯假扮护士，帮他对付你，但其实他才是我们想对付的人。”
“好，”我说，“那我有什么好处？”
“也许是再多活一阵子。”
我说：“是吗？我不是吓唬你，你回头看看背后墙上那扇小窗。”
加尔布雷思没有动，也没有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一个嘲讽的笑容爬上他嘴角。
那个男扮女装的邓肯却看了一眼——然后大叫一声。
后面那道墙的高处角落里，有一面正方形的彩色玻璃小窗，刚才已被无声无息地打开。我的视线越过加尔布雷思的耳朵，盯着窗口，盯着架在窗沿上那把机枪的黑色枪口，以及枪口后那对黑眼珠子。
上次对狗温言软语的声音说：“把枪放下如何，护士大姐？还有桌旁那位，把手举起来！”
8
大块头警官张大嘴巴喘气，整张脸突然绷紧，一转身，手中的鲁格枪发出沉重的响声。
机枪一阵扫射。我猛地扑向地板。加尔布雷思在桌旁一软，两腿交叉向后倒下，鲜血从他鼻子和嘴里冒出来。
穿着护士制服的警察脸色变得和护士帽一样白。他把枪往外一扔，双手举起，好像在拼命抓天花板。
四周陷入一片诡异的死寂。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硝烟味儿。农夫圣徒在小窗口处对着下方说话，话是对屋外的某人说的。
有一扇门打开了又关上，走廊上传来一阵跑步声。我们房间的门突然大开，圣徒戴安娜两只手各握一把机枪冲进来。真是个英气逼人的女人，个子高挑，装扮利落，头戴一顶俏皮的黑帽，握枪的双手戴着手套。
我从地上爬起来，双手一直放在显眼的地方。她平静地对着窗口说话，眼睛却没往上看。
“好了，杰瑞，我能搞定他们。”
农夫圣徒的头、肩膀和他的机枪消失在窗口，只留下一片蓝天，和远处一棵大树稀疏的枝丫。
走廊砰的一声响，大概是一双脚从梯子上跳下来的声音。房间内有五座雕像，两座已经倒了。
看这架势还得再死两个人，必须有人采取行动。从农夫圣徒的角度来看，他除了赶尽杀绝，没有别的办法。
这场戏演砸了，因为有人并不是在演戏。我再试了一次。我越过女人的肩膀看过去，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哑声说：“嗨，麦克。来得正是时候。”
我当然骗不了她，不过却把她惹急了。她挺直身体，右手朝我开了一枪。那把枪对女人而言是把大枪，她开了一枪后，另一把枪也跟着射击。我没看到子弹射中哪里，因为我已经朝她扑了过去。
我用肩膀撞她的大腿，她向后仰倒，头撞到门柱上。我毫不留情地敲掉她手腕上的枪，踢上门，抬起手，用钥匙上锁，然后爬回来，以躲避拼命踩我鼻子的高跟鞋。
邓肯叫道：“小心。”然后向掉在地上的枪扑过去。
“想活命就小心窗口。”我对他咆哮。
接着，我躲到桌子后面，从松德斯特兰德医生的尸体下拖出电话，拼命往远离门的方向扯。我躺在地上，抱着电话开始拨号。
戴安娜看到电话，大吃一惊。她尖叫道：“我被困住了，杰瑞！他们把我困住了！”
当我对着懒洋洋的接线员大吼时，机枪开始对着门扫射。
泥漆和碎木满屋飞舞。子弹落在松德斯特兰德医生的尸体上，尸体不断抖动，像是一股寒流把他冻醒了。我丢开电话，抓起戴安娜的枪，开始从门的内侧反击。从一道大裂口中，我看到一片衣服布料，于是对准它开枪。
我看不见邓肯在干什么，后来我知道了。一颗肯定不是从门外飞进来的子弹，直接从戴安娜的下巴穿进脑袋。她又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另一颗也不是从门外进来的子弹打翻了我的帽子。我往旁边滚，对着邓肯大叫。他的枪划出一道弧线，枪口瞄准我。他的嘴像野兽似的，龇着牙。我又大叫一声。
四个小红点突然呈对角线出现在邓肯穿着护士制服的胸膛上。在他倒下的瞬间，血就渗开了。
警笛声从远处传来。是我报的警，警车朝我这个方向开来，声音越来越大。
机枪骤然停止。有只脚往门上踹了一下。门抖了抖，但锁并没有松开。我在离锁头很远的地方，朝那只脚又开了四枪。
警笛越来越响。农夫圣徒不得不走。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消失在外面的走廊上。一记摔门声，然后是车子在巷尾发动的声音。警笛声越来越近，而汽车驶离的声音越来越远。
我爬到女人面前。她的脸上和头发上全是血，外套前面湿了一片。我摸摸她的脸，她慢慢睁开眼睛，仿佛眼皮有千斤重。
“杰瑞……”她轻声说。
“死了，”我狠心撒了个谎，“伊泽贝尔·斯内尔在哪儿，戴安娜？”
她闭上双眼，泪光闪动。人之将死的眼泪。
“伊泽贝尔在哪儿，戴安娜？”我恳求她，“你就当行善积德，告诉我吧。我不是警察，我是她朋友。告诉我，戴安娜。”
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她那双眼睛勉强睁开一半，低声耳语道：“杰瑞……”然后渐渐地断了气，眼睛也合上了。她的嘴巴又动了一下，最后呼出的字眼听起来好像是“蒙特”。
她就这样死了。
我慢慢站起来。警笛声震耳欲聋。
9
天色已晚，对街那栋办公大楼里陆陆续续亮起了灯。我在富尔威德的办公室里待了一整个下午，把故事重复了二十遍。我所说的，全是真的。
警员进进出出，有研究弹道和采集指纹的，有作笔录的，有记者，有半打大城市来的警官，甚至有一位联合新闻网派来的记者。那名记者直言对拿到的通报很不满意。
胖局长一身大汗，满腹狐疑。他脱了外套，腋窝黑黑的，短短的红发像被烫焦了似的全卷起来。他不确定我到底知道多少，所以也不敢套我的话，只能时而对我大吼大叫，时而对我哭哭啼啼，然后趁休息时设法把我灌醉。
我渐生醉意，但我喜欢这样。
“难道没有人说了什么吗？”他第一百次哀求我。
我又喝了一杯，双手一摊，一脸无辜。“什么都没说，局长，”我像只猫头鹰似的瞪大眼睛说，“要是说了，我一定会告诉你，他们都死得太突然了。”
他捏住自己的下巴，扭了一下。“奇怪！”他瞟我一眼，“地板上躺了四个死人，你却一根毛都没伤到。”
“我是唯一一个，”我说，“趁着没死就躺倒在地板上的人。”
他抓住自己的右耳开始扯。“你才来这里三天，”他说道，“短短三天，我们这里发生的罪案就比你来之前全加起来还多。这不正常啊！我大概是在做噩梦。”
“你不能怪我，局长，”我埋怨说，“我是来找那个女孩的，而且现在还在找她。我可没叫农夫圣徒和他妹妹躲在你城里。我发现了他，也通知了你，可是你的手下却瞒着你。而且，也不是我为了不让松德斯特兰德医生讲话，就把他开枪打死。还有，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假护士为什么会在那里。”
“我也不知道！”富尔威德大吼，“可是，现在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到了我手上。我现在有机会破案吗？我干脆去钓鱼算了！”
我又喝了一杯，很开心地打了个嗝。“不要这样说嘛，局长，”我宽慰他说，“你曾经在这里成功打击了黑帮，现在还可以再来一次。这件案子只是个小小的意外。”
他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想在尽头那面墙上捶一个洞，然后往自己的椅子里一瘫。他生气地瞪我一眼，伸手去抓威士忌酒瓶，但没喝。他大概觉得酒进我的胃里会对他更有利。
“我跟你做个交易，”他吼道，“你立刻回圣安吉洛，我就把松德斯特兰德医生死在你枪下这件事给忘了。”
“你对一个需要赚钱糊口的人说这种话，不太好吧，局长？你知道我的枪在哪里啊。”
他黑着脸，用眼睛替我量了量定制棺材的大小。心情平复后，他拍了一下桌子，痛快地说：“你说得对，卡尔马迪。我怎么能这么做呢？你得找到那个女孩儿，对不对？好吧，你这就回旅馆去好好休息，今天晚上我加班，明早我们再见。”
我又喝完了瓶子里剩下的那一小口酒。我觉得好极了。我跟他握了两次手，踉踉跄跄地走出他的办公室，走廊上灯火通明。
我走下市政府的台阶，绕到旁边的警察局车库。我的蓝色克莱斯勒又回来了。我不再装醉，继续沿街向海滨走去，接着沿宽阔的水泥步道走向两个游乐码头和豪华饭店。
日落时分，码头上的灯光开始亮起。最亮的主灯在游艇俱乐部港口防波堤外闪烁，来自一艘抛了锚的小游艇。一个男人站在白色烤肉架后面，边用长叉烤着一串串小香肠，边叫卖着：“饿了吗？各位！这里有上好的热狗！饿了吗？各位！”
我点燃一根烟，站在那儿看海。突然，远处一艘大船亮起灯来。我望着灯光，它们并没有移动。我走到那位卖热狗的男人身旁。
“抛了锚的？”我指着那艘船问他。
他转过身，瞧了瞧，轻蔑地皱皱鼻子。
“妈的，那不是海上赌场嘛。他们叫它‘永不航行之船’，因为它哪里都不去。如果你想受骗上当，就可以上去试试。没错，先生，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蒙特西托号’。要不要来根刚出锅的热狗？”
我在他柜台上放了一枚二毛五的硬币。“你留着自己吃吧，”我轻声说，“出租车在哪儿打？”
我身上没带枪，所以，我回旅馆去拿我的备用枪。
戴安娜临死前说过“蒙特”两个字。
也许她最后那口气不够长，没法说完“蒙特西托号”。
回到旅馆后，我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好像吃了迷魂药似的。醒来时，已经晚上八点。我饿坏了。
从旅馆出来时，有人跟踪我，但没跟住多久。这么干净的小城，警察当然没机会成为高明的跟踪人员。
10
才花了四十美分，就乘坐了老长一段路。用旧快艇改造的水上出租车穿过一片游艇停泊区域，绕过防波堤。海在涨潮，浪打在小艇上。除了那名看起来不好惹的船长之外，小船上只有我和一对如胶似漆的情侣。天一黑，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亲嘴。
我凝望身后的城市灯火，试着把反胃的晚餐往下咽。岸上的灯光像散落的钻石，串连成一条珠宝手链，装扮着夜晚的橱窗。然后它们在浪尖上晕成一片橘黄色的柔光。水上出租车迎着浪花，像艘冲浪小船似的上下颠簸。夜空里浮着冷雾。
蒙特西托号的舷窗越来越大。水上出租车转了个四十五度角的大弯，利落地歪靠在灯光灿烂的大船吊桥旁。引擎慢慢熄火，在雾中回了一下火。
一个黑眼珠、嘴型像劫匪的男孩穿着贴身蓝色制服夹克，牵着女士的手帮她下艇，又殷切地扫视了她的男伴，把他也送上船。他看我的眼神给了我某种暗示，他有意无意地撞上我的枪套给了我更多暗示。
“不行。”他轻声说，“不能带。”
他朝司机抬抬下巴，船长对准一根缆柱抛下一个短绳套，稍稍转动方向盘，然后跳到吊桥上。他走到我身后。
“不行。”穿制服的男人咕哝说，“不准带家伙上船，先生。抱歉。”
“我的枪从不离身，”我告诉他，“我是私人侦探。我会把枪寄存在柜台的。”
“抱歉，先生，柜台不能寄存枪支。请回吧。”
水上出租车司机勾住我的右手腕。我耸耸肩。
“请上船，”司机在我身后大喊，“我欠你四十美分，先生，咱们走吧。”
我回到小船上。
“好吧，”我对穿制服的人说，“如果你们不想赚我的钱，拉倒。但这是什么狗屁待客之道……”
船往回开，劈开涨潮掀起的海浪，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脸上狡猾的笑容。
回程的时间似乎比较久。我没跟司机说话，他也没跟我说话。等我登上码头的浮梯时，他在我背后嘲讽地说：“哪天等我们生意清淡的时候再来吧，侦探。”
差不多有半打等着上船的客人看着我。我经过他们身边，穿过码头接待室的门，朝连接陆地的台阶走去。
一个穿着脏球鞋、油腻腻长裤和一件破烂蓝背心的红发壮汉从栏杆旁直起身子，不经意地撞了我一下。
我不得不停下脚步。他轻声说：“怎么啦，条子？上不了那艘贼船？”
“我凭什么告诉你？”
“我最擅长聆听。”
“你是谁？”
“叫我红头吧。”
“别挡路，红头，我很忙。”
他悲伤地笑笑，碰碰我左侧，“这样的家伙藏在薄西装里也太鼓了吧，”他说，“你想上船？可以办到，只要你有个好理由。”
“这个理由值多少钱？”我问他。
“五十美元。如果你在我船上流血，还得再加十元。”
我往前走。“少算你二十五块，”他着急地说，“以后你没准还会带朋友来，对吧？”
我又往前走了四步，然后半回过身来说：“成交。”接着继续往前走。
在灯光耀眼的游乐码头脚下，有一座五光十色的探戈舞池，虽然时间还早，舞池里却已挤得水泄不通。我走进去靠墙站着，看着电子指示器上显示的数字，发现一位庄家在柜台下用膝盖比画“中张顺子”的暗号。
一大片蓝色出现在我身旁，我闻到了烟味儿。他的声音轻柔低沉：“要帮忙吗？”
“我在找一个女孩，但我想一个人找。你干什么营生？”我没有看他。
“哪儿有钱去哪儿。我喜欢吃，本来在警察局里当差，可是他们把我踢出来了。”
我喜欢他告诉我这些。“你说的是实话。”我说。眼睛看到庄家用拇指把手里的牌发到错误的数字上，再看到坐在对面的人用拇指把那张牌拿了起来。
我能感觉到红头在咧嘴笑，“你来我们小城以后，我观察你好一阵子了。咱们这么办吧，我有一艘船，可以抄近路，而且我能打开一道卸货舱门。我偶尔会替一个人带货。甲板下的工作人员并不多。你觉得如何？”
我掏出皮夹，从里面抽出一张二十美元和一张五美元钞票，揉成一团塞进一个油腻腻的口袋里。
红头轻声说“谢了”，然后就走开了。我让他先走一段路，再跟上去。即使在人潮里，像他这么高大的人也很好跟踪。
我们经过快艇港口，走过第二道游乐码头。之后，灯光开始减少，人群也稀疏起来。一道短短的黑码头伸进水中，周围停满了船，我的领路人往那个方向走去。
他几乎快走到头了，最后在一段木梯前才停下来。
“我去把船开过来，”他说，“热引擎的时候会很吵。”
“听着，”我急切地说，“我忘了要给一个人打电话。”
“没问题，打吧。”
他带我沿着码头又向前走了一段路，然后跪下来——钥匙链上的钥匙叮当作响——打开了一把挂锁。他除掉外部的伪装，从里面拿出一部电话，对着听筒听。
“还没坏，”他的声音里有笑意，“肯定是哪个贼的。打完别忘了锁上。”
他无声无息地隐入黑暗中。我听着海浪拍打在码头木桩上的声音足足十分钟之久，其间夹杂着海鸥在黑暗里打转时的翅膀声。接着，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响了好几分钟。噪音突然停止，又过了几分钟，有个东西敲敲木梯脚，低沉的人声从下面传来：“都好了。”
我急忙拿起电话，拨了个号，找富尔威德局长。他已经回家了。我又拨了另一个号码，这回是个女人接的电话，我说我这里是总局，要找局长。
我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听到了胖局长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嘴里塞满了烤土豆。
“喂？就不能让我好好吃饭？谁啊？”
“卡尔马迪，局长。农夫圣徒在‘蒙特西托号’上。可惜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
他突然像个疯子似的大吼起来。我直接撂下电话，把电话放回小隔间，上锁，然后爬下木梯去找红头。
他开着那艘黑色的大快艇滑过黑黝黝的水面，排气管没什么噪音，只是船舷旁边一直在冒泡。
从水面看过去，城市灯火再次被晕染成一片柔光。蒙特西托号的舱门再一次变大变亮，丰满起来。
11
轮船面向外海的那一侧没装照明灯。红头把快艇的马达转速调到最低，从轮船突出的船尾底下绕进去，慢慢往油腻腻的钢板靠近。
双层铁门在我们面前高高耸起，门前是一道油腻的铁缆索。快艇轻撞蒙特西托号的老旧船壳，海水在我们脚底轻拍着快艇的底部。前警察红头的庞大身影从我身旁升起，他往黑暗里抛出一条盘绕的绳索，绳子碰到某样东西又弹了回来。红头把它扯紧，在马达罩上突起的地方绕了一圈。
他轻声说：“那船跟赛马跨过越野障碍时跳得一样高，我们得爬上钢板。”
我握住方向盘，把快艇的船头紧贴滑溜溜的大船，红头抓住平贴船侧的一道铁梯，在黑暗里往上爬。他喘着粗气，调整自己身体的角度，鞋在湿漉漉的金属梯上不断打滑。
过了一会儿，上头一阵嘎吱作响，一道微弱的黄光射入雾蒙蒙的夜空。我看见一扇沉重的门的轮廓，以及背着灯光缩头的红头。
我随后也攀上铁梯。真不容易。我气喘吁吁，腰酸背痛。钢板上堆满了木箱和木桶，大老鼠向黑暗角落里四处奔逃。红头把嘴贴到我耳朵旁。
“从这里很容易走到锅炉间的小过道上。他们会开一个辅助炉，用来烧热水和供应发电机，那里会有一个人，我来对付他。楼上的船员可就翻倍了。到了锅炉间，我会指给你看一个没有装格栅的通风口，那里直通甲板。之后就靠你自己了。”
“你在船上一定有亲戚。”我说。
“这你别管。一个人整天在海滩上闲荡，总会认识些人，可能我认识的那群人刚好喜欢捣乱。你很快就会回来吗？”
“我可能会在甲板上引起不小的乱子，”我说，“给。”
我从皮夹里又掏出几张纸钞，往他身上塞。
他摇摇红脑袋：“不，那是回程的船费。”
“我现在就付钱，”我说，“就怕我坐不上了。快把钱收下，免得我哭出来。”
“好吧，谢了，兄弟。你是个好人。”
我们穿过木箱和木桶，那道黄光来自前方一条走道。我们沿着那条道走到一扇窄窄的铁门前，门后便是舱内小走道。我们蹑手蹑脚走进去，走下一道油腻腻的钢梯，听见燃油炉发出的嘶嘶声。我们穿过堆积如山的烙铁，朝嘶嘶声走去。
在角落里，我们看到一个脏兮兮的矮个子意大利人，他穿一件紫色丝衬衫，坐在一张用铁丝缠成的办公椅上，在一个电灯泡底下，戴着银边眼镜看报纸，点读报纸的食指黑乎乎的。
红头轻声说：“嗨，矮子！家里的孩子们都听话吗？”
意大利人张大嘴，手迅速往外伸，红头一拳挥过去，把他掀翻在地。我们把他那件紫衬衫撕成一条条的，用这些布条绑他的手脚，塞他的嘴巴。
“实在不应该揍戴眼镜的人，”红头说，“问题是你爬过通风口的时候，下面的人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上面的人却什么都听不见。”
我说要是我也会出手。然后我们把那五花大绑的意大利佬丢在地板上，找到那个没有格栅的通风口。我和红头握握手，说希望后会有期，然后开始爬通风口里的梯子。
里面又冷又黑，雾蒙蒙的空气直往下灌，往上爬的路似乎很长。三分钟后感觉像过了一个钟头似的——我爬到顶端，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吊在轮船甲板吊艇柱上的救生艇若隐若现，其间传出细微的耳语声。我脚下传来重金属音乐的节拍声，头顶上是一盏桅顶大灯。几颗寒星透过桅杆上高悬的细网凝视着我。
我聆听了一阵，没听到警笛声。钻出通风口后，我立刻贴在甲板上。
耳语之人是一对在救生艇下依偎的情侣，他们没理我。我沿着甲板经过三四扇关闭的舱门，其中有两扇的百叶窗后透出些微的灯光。我仔细听，但什么声音也没听到，除了主甲板上客人们欢闹的喧哗。
我躲进一片黑影中，深吸一口气，长吼一声，像一只饥寒交迫的狼放声长嚎，预示着自己要大干一场。
一只警犬用低沉的吠声回应我。女孩在黑暗的甲板上惊叫了一声，男人的声音接着说：“该死的酒鬼怎么还没死光！”
我站直身子，掏出枪，朝狗吠声奔过去。狗吠声来自甲板另一头的某个客舱里。
我把一只耳朵贴上舱门，听见一个男人在安抚狗。狗不再吠叫，但继续低声呜咽了一两声，之后便安静下来。我靠的这扇门突然有钥匙转动的声音。
我迅速闪到一边，单膝撑地。门打开一条缝，一个光滑的脑袋从门后探出来，甲板上的灯光照得这头黑发光泽闪闪。
我站起来，用枪管朝那脑袋砸下去。那男人软软地倒出门外，跌进我臂弯里。我把他拖进客舱，放倒在一张铺好床单的卧铺上。
我关门，上锁。一个双眼圆睁的娇小女孩蜷缩在另一张卧铺上。
“你好，斯内尔小姐，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啊。你想不想回家？”
农夫圣徒翻个身坐起来，抱着自己的头，一动不动，只是用那双锐利的黑眼睛盯着我。他的嘴角挤出一丝微笑，脾气貌似挺好。
我向客舱内扫了一眼，没看见狗，倒看见一扇门，狗可能就关在里面。我再回头去看那个女孩。
她实在没什么可看的，长得跟大部分的红颜祸水没什么两样。她屈膝蜷缩在睡铺上，一些头发披散下来挡住了一只眼睛。她身穿一件针织裙，以及高尔夫球袜和运动鞋，鞋舌很宽，贴在脚背上。膝盖裸露在裙摆外，干瘪的身材看起来就像女学生。
我在农夫圣徒身上搜了一圈，没发现枪。他对我咧咧嘴。
那女孩举起手，把自己的头发往后拨，看我的眼神仿佛我远在两个街区外似的。然后她吸了口气，开始哭起来。
“我们结婚了。”农夫圣徒轻声说，“她以为你想把我打成筛子。学狼嚎那招还真聪明。”
我什么都没说，专心听着，外面没有杂声。
“你怎么会想到来这里？”农夫圣徒问。
“戴安娜告诉我的，在她临死之前。”我冷酷地说。
他的眼神像受到了伤害：“我不相信。”
“你丢下她一个人跑了，你希望有什么结果？”
“我以为警察不会杀死一个女人，我留在外面还可以跟他们谈条件。是谁干的？”
“富尔威德的手下。他已经被你宰了。”
他把脸别过去，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丝野蛮的神情，然后又消失了。他歪过头，对啜泣的女孩微笑。
“嘿，宝贝儿，我会保护你的。”他回头看我，“如果我就范，你能放她走吗？”
“什么意思，就范？”我嘲讽他。
“我在这艘船上有很多朋友，好戏还没开始呢。”
“你把她拉上船，”我说，“却没办法带她出去。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12
他缓缓点点头，看着两脚之间的地板。女孩暂时止住了哭声，擦了擦脸颊，接着又开始哭起来。
“富尔威德知道我在这里？”农夫圣徒慢慢问道。
“嗯。”
“是你告诉他的？”
“嗯。”
他耸耸肩：“对你来说，这么做没错，只不过，要是我被富尔威德逮住，那就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了。如果我能跟地方检察官对话，或许还能使他相信她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你早就该想到这点。”我严厉地说，“你何必还跑回医院开枪？”
他仰天大笑：“何必？如果你付了某人一万美元保护费，他却摆你一道，绑走你老婆，把她关在疯人院里，还叫你老实点，让你走得越远越好，否则就等海潮把你老婆冲上岸。换做你，你会怎么做？一笑了之？还是拎着家伙去找这个人谈一谈？”
“她并没有被关在医院里。”我说，“你只是杀人杀红了眼。而且，如果你没带着那只狗，狗又没咬死人，你的保护人也不会被吓得出卖你。”
“我喜欢狗。”农夫圣徒平静地说，“我不抢劫的时候其实是个好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忍耐极限。”
我侧耳听，甲板上仍然没有声音。
“听着，”我飞快地说，“船的后门有条小船在等我，如果你配合，我可以在他们发现你老婆之前把她送回家。至于你，我管不了这么多。就算你喜欢狗，我也不会为你做任何事。”
那女孩突然尖声说：
“我不想回家！我不要回家！”
“一年以后你就会感谢我了。”我呵斥道。
“他说得对，宝贝儿，”农夫圣徒说，“你最好跟他走。”
“我不要！”女孩愤怒地尖叫，“我不要！不要！”
外面寂静的甲板上，突然有个东西撞上舱门。一个阴沉的声音叫道：“开门！警察！”
我很快退到门边，眼睛没有离开农夫圣徒。我对着门外的人说：“是富尔威德吗？”
“对，”胖局长在外面咆哮，“卡尔马迪？”
“听着，局长，农夫圣徒在里面，他愿意投降。他还带着那个女孩，就是我跟你讲过的那个。你别动粗，知道吧？”
“好，”局长说，“开门！”
我转动钥匙，迅速跳到舱房的另一头，用背抵住内门，门后那只狗开始来回走动，低声嘶吼。
外面那扇门猛地打开，两个我从没见过的男人举着枪冲进来，胖局长紧跟其后。在他关门的瞬间，我瞄到门外穿着船员制服的人。
两名警员扑到农夫圣徒身上，一顿踢打，给他铐上手铐，然后退到局长身旁。农夫圣徒对他们咧嘴笑笑，下嘴唇挂着血丝。
富尔威德怒视着我，雪茄在他嘴里滚来滚去。似乎没有人对那个女孩感兴趣。
“你可真够意思啊，卡尔马迪。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这儿？”他吼道。
“当时我不知道，”我说，“而且我觉得这里也不在你的辖区之内。”
“去你妈的。我们已经通知联邦调查局，他们正在路上。”
其中一个条子笑了。“不过还要等一会儿，”他粗声粗气地说，“把你的家伙收起来，侦探。”
“有本事你来拿。”我对他说。
他往前走，可是局长挥手叫他退下。另一名警察一直盯着农夫圣徒。
“你怎么找到他的？”富尔威德想知道。
“我可没收他的钱，把他藏起来。”我说。
富尔威德脸上的表情一点也没变，声音懒懒散散。“噢，你暗中进行了调查。”他很温和地说。
我厌恶地说：“你和你的手下真以为我是个笨蛋吗？你所谓的干净的小城，简直臭气熏天。这里是出了名的表面光鲜，实则藏匿通缉犯的贼窝，只要犯人付钱给你，保证不在本地惹是生非，就可以随时跳上快艇，逃到墨西哥去。”
局长很小心地说：“还有吗？”
“有！”我大叫，“这些话我憋了很久，早就想对你说了。是你下令给我注射药物，搞得我不省人事，把我关进疯人院里。那一招行不通以后，你又想出一个圈套，叫加尔布雷思和邓肯用我的枪宰掉你的同伙松德斯特兰德医生，然后再以拒捕为借口宰了我。结果农夫圣徒跑来，坏了你的好事，救了我的命。虽然他是无意的，但还是救了我一命。你一直都知道这个女孩在哪里，她是农夫圣徒的老婆，你扣下她，目的是让农夫圣徒乖乖听你的话。妈的，你猜我为什么要给你通风报信，告诉你他在这里？猜不到了吧？”
刚才想过来抢我枪的那个条子说：“局长，咱们行动要快，那些调查局的……”
富尔威德的下巴在抖，脸色发灰，耳朵往后耷拉，雪茄在他两片肥嘴唇里抽搐。
“等等，”他粗声粗气地对旁边人说，然后面对我，“好，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为了把你骗到这儿。在这里你没有特权，和亡命徒一样。”我说，“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胆子在公海上杀人。”
农夫圣徒大笑，一声又长又尖的口哨从他的两排牙齿之间响起。回应口哨声的是野兽般凶猛的咆哮声。我身旁的那扇门像被骡子踢了一脚似的撞开，那头巨大的警犬从敞开的门里往空中一跃，一下就扑到房间另一头，灰色的身体在半空中扭动了一下。有人开了一枪，但没打中。
“吃了他们，沃斯！”农夫圣徒大吼，“活活吃了他们，好小子！”
船舱内枪声大作。狗的咆哮声和厚重的窒息声混在一起。富尔威德和其中一名警员都倒在地上。狗死死咬住富尔威德的咽喉。
女孩尖声大叫，把头埋进枕头里。农夫圣徒的身子软软地滑下睡铺，倒在地上，大股鲜血从他脖子里往外涌。
没有倒下的那名警员往旁边一跳，差点一头栽倒在女孩的床上，待站稳后，朝灰色的狗胡乱开了数枪，但根本没有瞄准。
躺在地上的条子想把狗推开，狗差点把他手咬下来。那个男人狂叫着。甲板上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房间外有人在大叫。什么东西淌到我脸上，很痒。我的头感觉有点怪，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击中了我。
手里的枪突然变得又沉又烫。我朝狗开了一枪，心里万般不情愿。狗从富尔威德身上滚下来，我看见一颗流弹正中局长的眉心，简直太巧了。
站着的警察开了一记空枪。他咒骂着，开始拼命装子弹。
我摸摸自己脸上的血，把手举到眼前，血看起来很黑。房间里的灯光似乎越来越暗。
一把亮晃晃的斧子突然劈穿房门，因为门被局长的尸体和他身旁那个不断呻吟的警员堵住了。我盯着那片闪亮的金属，看着它消失，又看着它从另一个地方出现。
接着，所有灯光都慢慢熄灭了，就像戏院里帷幕升起前的那个瞬间。世界完全变黑之前，我觉得头很痛。当时我并不知道，有一颗子弹震碎了我的头盖骨。
两天之后，我在医院里醒来，然后在那儿住了三个星期。农夫圣徒没有活到行刑，但他在死前有足够的时间说完自己的故事。他一定是个擅长说故事的人，因为他们决定让农夫圣徒的太太回家和家人团聚。
陪审团给海滨小城一半的警察都定了罪。市政府大楼里来了很多新面孔，我听说其中一个姓诺加尔的探长是位红头大汉。他老说他欠我二十五美元，但不得不先拿那笔钱去买套新西装，好回局里上班。他还说等他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就会还我，我说我会努力等到那天。
注释
[1] 卡尔马迪先生（mr carmady），钱德勒早期短篇中的私家侦探之一，菲利普·马洛的前身。
[2] johnnie walker，又译约翰走路，是世界著名的苏格兰威士忌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