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在警察局墙上的喇叭箱嗡地响了一声，一个人在说，“kcpl，现在试音。”接着咔嗒响了一下，声音就没有了。
杰西·布里兹伸了个懒腰，打着哈欠说：
“你来晚了几个小时，是不是？”
我说：“是来晚了。可是我给你留了话，告诉你我要晚一点儿。我得到牙科医生那儿去一趟。”
“坐下吧。”
布里兹在这间大办公室的一个角落上有张办公桌，桌子上胡乱摆着各种东西。他侧着身子坐在桌子后边，左边是一扇很高的窗户，右边墙上一人高的地方挂着一份日历，过去的日子已经被一条一条黑粗的铅笔道划去，这样布里兹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知道今天的确切日期了。
斯潘格勒坐在办公室一侧一张更小但比较整洁的办公桌后边。桌子上摆着吸墨纸、钢笔架、一个小铜日历和一个用贝壳做的烟灰缸，烟灰缸里堆满了烟灰、火柴杆和烟头。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玩一种投掷标枪的游戏：靠墙立着一个坐垫，他手里攥着一把蘸水钢笔，一支一支地往垫子上投掷，他玩得并不成功，没有一支钢笔插到垫子里去。
这时办公室像所有警察局的房间一样，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味，既不污浊，也不干净，叫人感到它同你有着很大的距离，永远不会感觉亲切。即使你把警察局迁到一幢崭新的楼房里，不出三个月，所有的房间也必定散发出这种气息。这里面是否有某种象征意义，我就说不清了。
我记得纽约一个跑法律口的记者曾经这样说过：只要你走进管区警察局的大门，你就走出这个世界，进入一个无法无天的领域。
我坐下来。布里兹取出一支玻璃纸裹着的雪茄烟，开始他一成不变的点烟程序。我在一旁看着，直到他把烟点着，深吸一口，再摇晃着火柴把它熄灭，轻轻放在烟灰缸里。
他招呼自己的助手说：“嗨，斯潘格勒！”
斯潘格勒转过头来，布里兹也转过头。他们两人相对着笑了笑。布里兹用雪茄烟指着我说：“看他怎么流汗吧！”
斯潘格勒为了转过身看我流汗，不得不把腿移过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开始流汗了。
“你们这一对儿可真逗。”我说，“活像一对儿打飞了的高尔夫球。你们是怎么学会这种本事的？”
“少说两句俏皮话吧。”布里兹说，“今天上午够忙的？”
“还可以。”
他还在对我笑。斯潘格勒的脸也堆着笑容。布里兹似乎在品味什么，舍不得把含在嘴里的东西立刻吞下去。
最后，他清了清喉咙，拍了一下他的那张生满雀斑的大脸。他的头更向我这方向转了一点儿，这样，他就可以既看到我又不用脸对脸地对着我。他用一种空洞而模糊的声音说：“亨奇招认了。”
斯潘格勒使劲盯着我的脸。他坐在椅子的前沿上，身子向前探着。他微微张着嘴，笑容满面；我觉得他的笑容有些淫邪。
我说：“你们是怎样逼供的——用大镐？”
“没有。”
他们俩都一句话不说，只是盯着我。
“找了个镇物来。”最后布里兹说。
“找了个什么？”
“一个能镇得住他的人。怎么，你高兴了吧，小伙子？”
“你们是不是就一直这么洋洋得意地坐着，欣赏我怎么高兴？”
“我们喜欢看别人高兴。”布里兹说，“这种机会很难得。”
我叼起一支纸烟，让它在嘴唇上上下跳动。
“我们叫那个人施加了点儿压力。”布里兹说，“那人叫巴勒莫。你想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想知道。”
“是这样的。亨奇已经喝得烂醉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醉在表现上，而是醉到骨子里去了。多少天以来，他就靠着酒活着。不吃饭，不睡觉，不分白天黑夜地喝酒。他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酒醉不倒他反而能使他保持清醒。酒成了他活在现实世界里的唯一支柱。酗酒的人一到这个地步，你要是把他的酒拿走，他就没法再活下去了。”
我没有说什么。斯潘格勒的脸上仍然摆着一副淫邪的笑容。布里兹敲了敲手里的雪茄，没有烟灰落下来，他就又把烟叼在嘴里，继续说：“老实说，他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但是我们这里从不审理精神错乱的人，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把他弄进来是按照一个没有精神病病史的人处理的。”
“我还一直以为你们认为他是清白无辜的呢。”
布里兹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那是昨天晚上的事。也许我当时那么说是开玩笑。不管怎么说，到了夜里，亨奇不行了。眼看小命就快完了，我们连忙把他弄到医院里给他注射鸦片精。是监狱医生给打的。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人知道。档案里可不能有这个记载，懂吧？”
“非常清楚。”我说。
他“哼”了一声，似乎对我的回答有些怀疑，但是他的兴趣在于给我讲这件事，所以没有深究我那句话。“就这样，今天早上，亨奇又活过来了。给他打的针还在起作用，这家伙脸色虽然很白，精神却很平静。我们看了看他。怎么样啊，孩子？需要什么吗？想要什么尽管说，我们会给你弄。他们在这儿对你还好吧？你知道这一套台词。”
“我知道。”我说，“这些台词我很熟。”
斯潘格勒叫人不舒服地舔着嘴唇。
“又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他只说了一个名字：‘巴勒莫。’巴勒莫是住在街对面的一个人，开了一家殡仪馆。这幢公寓楼也是他的产业。你记得这个人吧？是的，你当然记得。这个人曾经说他看见过一个高个子金发女郎。那是胡扯。这些家伙哪个人都是满脑子金发美女。这个叫巴勒莫的是个重要人物。我叫人打听了一下。据说他既有钱又有势，不是好惹的。我就问亨奇：‘你跟巴勒莫是朋友？’亨奇说：‘你们把他找来吧！’我们后来就给巴勒莫打了个电话。他倒是挺合作的，接着电话就来了。我们跟他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亨奇想见见你，巴勒莫先生。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巴勒莫说，这家伙怪可怜的，人还不错。他想见我吗？好吧。让我单独跟他谈谈吧。好吧，我说，我们不跟着你，巴勒莫先生。我们就带着他到了医院的病房。巴勒莫跟亨奇说了一会儿话。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没听到。后来巴勒莫从病房里出来，对我们说：好了，弟兄们，他已经承认了。我可以花钱给他请辩护律师。我挺可怜他的。后来他就走了。”
我没有说什么。沉寂了半晌。墙上的喇叭又响起来，这次是宣读一个什么公报。布里兹支着耳朵听了一会儿，觉得没有什么就不再听了。
“我们带了一个速记员走进病房，亨奇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原来菲利普斯勾搭过他的女朋友。那还是前天的事。在公寓楼的楼道里，亨奇当时在屋子里，但是什么都看见了。他想出去给菲利普斯点儿颜色看，可是菲利普斯已经回到自己房间，把门关上了。亨奇憋了一肚子火，那个女的刚一进屋他就照着她眼睛打了一拳。他觉得还不解恨，越想这件事越窝火。他决定要报复一下。昨天下午他看见菲利普斯从外边回来，走进自己的公寓。他就对女朋友说，要她到外边去散散步。女的不想出去，亨奇就在她另一只眼睛上打了一拳。她就出去了。亨奇敲了敲菲利普斯的房门，菲利普斯把门开了。亨奇还有点儿奇怪，门这么容易就开了。我告诉他菲利普斯正在等你呢。不管怎么说吧，门开了，亨奇走进去，同菲利普斯争吵起来。菲利普斯吓坏了，拔出枪来。亨利打了他一棍子。菲利普斯倒下了。亨奇还觉得不解恨。他认为这还不算报仇。他就从地上把枪捡起来。这时候他已经醉得很厉害了，一心想好好教训对方一下。再加上这时菲利普斯又挣扎着欠起身来拽他的脚脖子。他的脑子晕乎乎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就把菲利普斯抱进浴室，用菲利普斯的枪，对着他脑袋来了一家伙。怎么样，你喜欢不喜欢这个故事？”
“挺喜欢的。”我说，“只是我还不明白亨奇跟这个人有什么深仇大恨。”
“谁能知道醉鬼是怎么想的？反正他那时候打架已经打得眼红了，就把事情做绝了。后来他就把枪拿回去，放到枕头底下，又把自己的枪拿出去扔到什么地方。他不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把那支枪处置掉的。也许转给了这一带哪个玩儿枪的家伙。再后来他找到自己的女友，像个没事人儿似的跟她一起出去吃饭。”
“这一招可真叫绝了。”我说，“把枪往自己枕头底下一搁，打死我我也想不出这个妙招来。”
布里兹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仰头看着天花板。斯潘格勒把这个精彩故事听完，在椅子上一转身，又拿起钢笔玩起他的投掷游戏来了。
“我们不妨这么分析一下。”布里兹说，“为什么亨奇演了这么出戏呢？他当时醉得可以，但是他还是有脑子的。在人们发现菲利普斯被杀前，他先找到了那支枪，拿出来给别人看，所以当时我们都认为那支枪是别人栽赃——用它杀了人又藏在亨奇的枕头底下。后来我们才看到那具尸体。这样亨奇的故事我们就都信以为真了，合情合理，世界上哪儿有这样的傻子，把凶器搁在枕头底下的？我们都相信是凶手把枪藏在那儿，换了亨奇的枪逃走。假如亨奇扔掉的枪是杀了人的那支，他还能不受猜疑？只有照他现在的做法，才能叫我们不认为他有杀人嫌疑。叫我们都以为他是个醉鬼、白痴……到外边去的时候敞着门，叫人那么容易地栽了赃。”
他等着我的反应，微微张着嘴，叼着烟，擎着一只长满雀斑的胳膊，两只浅蓝眼睛露出些得意神情。
“好了。”我说，“反正他也承认人是他杀的，再讨论这些事关系也不大了。他要不要找人辩护？”
“当然了。我想他会的，巴勒莫没准儿会给他找个律师。我说不准。”
“巴勒莫干吗这么给他使劲？”
“他挺喜欢这个人的，再说巴勒莫有钱有势，做这种事不算什么。”
我说：“我懂了。”我站起身来。斯潘格勒斜着眼睛瞟了我一眼。“那个女人呢？”我问。
“始终闭着嘴，一句话也不说。是个很精明的人。我们拿她也没办法，你又不能跟她较劲。干我们这行的也得讲究行规。我想你不会不知道。”
“她也是个金黄头发的高个子。”我说，“当然，已经不年轻了，但也是那么个类型。巴勒莫对她大概不会感兴趣吧？”
“我从来没有往那方面想。”布里兹说。他想了一会，不以为然地说：“这里头不会有戏的，马洛，那个女人不够档次。”
“好好包装一下，再少喝点儿酒，你就保证没戏了？”我说，“多高的档次用酒精一泡也都没了。你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大概没别的了。”他把雪茄翘起来，盯着我的眼睛说，“倒不是我不想听听你的故事，只不过现在这件事已经有了新发展，我也就没有绝对权力非叫你交代什么不可了。”
“你挺够朋友的，布里兹。”我说，“你也是的，斯潘格勒。祝你们两位工作顺利。”
他俩看着我走出办公室。
我乘电梯下到底层大理石前厅，走出办公楼，把自己的汽车从警察局的停车场里开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