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帕萨迪纳同头一天一样郁热难耐，德累斯顿路上的那座高大的暗红色老砖房看上去同头一天一样幽暗，立在拴马桩旁边的小黑人也一样忧郁。仍然有一只蝴蝶——看上去很像昨天的那只——落在紫阳花丛上。清晨的空气依旧饱含着花香。给我开门的也还是那个愁眉苦脸的中年婆子。

她带着我走过昨天我已经走了一遍的过道，来到那间没有阳光的暖房。我走进屋子，看到伊丽莎白·默多克太太仍然坐在那张藤编的安乐椅上给自己倒酒喝，那只盛红葡萄酒的酒瓶看上去和昨天的一样，但多半已经是那一只的几代子孙了。

仆人把门关好。我在默多克太太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把帽子放在地板上，一切程序都同昨天一样。默多克太太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怎么样？”

“情况不太妙。”我说，“警察正在我屁股后边追我呢。”

她并没有显露出惊慌的样子，她坐在那里像一大扇牛肉一样死沉沉的。“是吗？”她说，“我还以为你是个挺能干的人呢。”

我没理会她的话。“我昨天上午离开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开着一辆小轿车跟在我后面，我不知道这个人在您这儿是做什么的，他又怎么会跑到您这儿来的。我猜想他也许是跟着我来的，但这也不太可能。不管怎么说，我把他甩掉了，可是后来他又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外面过道里，而且继续跟踪我。于是我索性跟他打了个招呼，叫他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一直追着我。他说他知道我是谁，他需要我的帮助。他还请我到他住的地方——邦克山的一幢公寓楼——跟他谈谈。我先到莫宁斯塔尔先生那里谈了谈，后来就去找那个跟踪我的人。我发现他躺在自己浴室的地上，叫人打死了。”

默多克太太喝了一口酒。她的手可能有点儿哆嗦，可是我并没有看清，因为屋子里光线太暗。她清了清喉咙，说：“后来呢？”

“这人的姓名是乔治·安森·菲利普斯。是一个黄头发的年轻人，智商不高，他自称是一个私人侦探。”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默多克太太冷冷地说，“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对他一无所知。你是不是认为我雇了他跟踪你？”

“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这件事。他建议我们两个人互相通通气。他给我的印象是，他也在替你们家里的一个人办事。他没有这么说，这只是我的猜想。”

“我们没有雇用他，这一点你不用瞎猜。”老太太的声音像岩石一样不可动摇。

“我不认为您对自己家里的情况真是那么一清二楚的，默多克太太。”

“我知道你跟我儿子打听过我们家里的事——我嘱咐过你别这样做。”她冷冷地说。

“我是问过他几个问题。是他先来找我了解情况的。也可以说企图跟我了解情况。”

“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说吧。”她的语气非常严厉。“你再跟我说说你发现被人枪杀了的那个人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才不得不跟警察打交道？”

“可不是嘛。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跟踪我、我在办一件什么案子、为什么他要跟我碰头、为什么叫我到他的公寓去、为什么我去了。但这些还只不过是事情的一半。”

她喝完了杯子里的葡萄酒，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您的哮喘病好一点儿吗？”我问。

“更厉害了。”她说，“你还是接着说吧。”

“我跟莫宁斯塔尔见面了。我在电话里已经告诉您了，他假装没有那枚布拉舍金币，但是承认有人想把这枚币卖给他。他说他可以把那枚币弄过来。这些我已经都跟您说了。您后来说那枚币已经有人还给您了。金币的事是不是就算了结啦？”

我等着她告诉我点儿什么，比如说，那枚币是怎样回到她手里来的，等等。可是她只是瞪着眼睛从酒杯上边愣愣地看着我。

“我还同莫宁斯塔尔先生口头约定，要做一笔交易：我给他一千块钱，他答应把币给我找来——”

“你没有权力这样做。”她吼叫起来。

我点点头，同意她的看法。

“我也许只是想骗骗他。”我说，“我知道，这也是在骗我自己。不管怎么说，在听到您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情况以后，我就准备同他取得联系，告诉他那笔交易已经取消了。我在电话簿上查不到他家里的住址，只有他的办公室的。于是我又到他的办公室去了一次，开电梯的老头儿说他还在办公室，没回家。原来他正仰面朝天躺在地板上，已经咽气了。他的脑袋叫人打了一下，再加上惊吓。他可能死于惊吓。上了岁数的人是很容易死的。也许那个打他的人本没想把他打死。我给急救站打了个匿名电话。”

“你做得聪明。”她说。

“这不叫聪明，只不过我考虑得更周全一点儿罢了。我不想多惹是非。我想您应该能了解。几个小时内接连发生了两起凶杀案，两个人的尸体都是叫我发现的，而且这两个被害人都同一件事有关系，多多少少同那枚布拉舍金币有关系。”

“我不明白。另外一个，那个年轻人也同金币有关？”

“是的，我在电话里不是跟您说过吗？我想我说了。”我皱起眉毛，回忆我到底说过没有。我记得说过。

老太太平静地说：“也可能你说了。我对你在电话里说的话并没有太注意。你知道，金币已经回到我手里来了。我看你现在的样子兴许喝醉了。”

“我没喝醉，我可能被吓坏了。但是没有喝醉，我看您倒是一点儿也不吃惊。”

“你说我该怎么样？”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已经被牵扯到一件凶杀案里边去了——发现了那个年轻人的尸体，报了案。很可能卷入另一件凶杀案里去——发现了一具老头儿的尸体，没有去报案。后面这件事对我来说要严重得多。现在事态的发展情况是，我必须在今天中午以前把我雇主的姓名告诉警察局。”

她仍然安之若素地说：“这可就违背了你要为雇主保密的原则了，我敢说你一定不会把聘用你的人泄露出去吧。”

“我希望您先少喝两口那该死的葡萄酒好不好？您能不能集中注意力首先了解一下我现在的处境？”

我的话叫她有些吃惊。她把杯子往远处推了一点儿——大约推开四英寸左右的距离。

“这个叫菲利普斯的年轻人，”我说，“领了个开办私人侦探所的执照。我怎么会发现他叫人谋害了？这是因为他一直跟踪我，后来我就主动跟他搭话。他请我到他的住所去。等我去了，他已经死了。这些事后来警察都知道了。他们可能相信这都是事实。但是他们不相信菲利普斯和我就这样非常偶然地接上了头。他们认为这里还有更深一层原因，而且非要把这些事弄清楚不可。他们一定要知道我在办什么事，在为谁办事。我说清楚了没有？”

“你会想出个什么办法把自己解脱出来的。”她说，“当然了，我看我又得破费一笔钱了。”

我觉得就像有人捏住了我的鼻子似的。我的嘴干得要命，简直连气也喘不过来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一次向那位坐在我对面的大酒缸诉说我的困境。她好像是银行经理拒绝给客户贷款那样心肠冷漠。

“我现在是为您办事。”我说，“也许办几天，也许办一个星期。可是下星期我就要替另一位雇主办别的事去了。再以后还要再替第三个人办事。因此，我必须和警界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用不着多么喜欢我，但是他们需要知道我并没有对他们讲瞎话耍花招。即使菲利普斯对布拉舍金币的事毫无所知，或者他知道金币的事但他被杀害同金币没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得把我所知道有关菲利普斯的事向警察交代清楚。警察也要询问每一个他们必须认真询问的人。您懂不懂我的意思？”

“难道法律没有给你保护雇主的权利吗？”她蛮不讲理地说，“如果没有，人们为什么还要聘用私人侦探啊？”

我站起来，围着我的椅子转了一圈儿，又重新坐下。我向前倾着身子，攥住两个膝盖，用力挤捏，弄得我的手指关节都发白了。

“法律——咱们暂且不给它下定义，默多克太太——是一件有来有往的东西。其实世界上很多事都是这样的，即使我在法律上有权利缄口不言——一句话也不透露，而且侥幸能拖过去了，我干的这个事业也就到头儿了。我将被认为是一个刺儿头，在警察局挂了号。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给我点儿厉害看。您交付给我的这件事我看得很重，默多克太太，但是还没有重得非要我做出重大牺牲不可。我不能为它就叫人抹了我的脖子，流一世界的血。”

她到底还是取过酒杯，把酒喝干了。

“你似乎把整个这件事弄得一塌糊涂。”她说，“你没有找到我的儿媳，也没有找到我的布拉舍金币。可是你倒找到了两个跟我毫无关系的死人。你把一切都安排得这么周密，叫我不得不把我的私事向警察汇报，只为了保护你的无能。我看到的就是这些。要是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我。”

她又给自己倒了一点儿酒。这次她喝得太快，呛得大声咳嗽起来。她用手哆哆嗦嗦地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推，洒了一桌面酒。她的身子向前倾着，脸憋得发青。

我连忙跳起来，走过去拍打她那肌肉极其结实的脊背。最后她总算“咻”地号叫了一声，喘过气来，不再咳嗽了。我按了一下她身边传话机上的按钮。等到那边有人回话的时候，我告诉他们立刻给默多克太太拿一杯白水来。

我坐在座位上看着她逐渐缓过劲儿来，最后看到她的呼吸已经平稳，不再喘气的时候，我开口说：“您并不是一个顶有力的女人。您以为自己多么威风，其实您并不是。只不过您身边的人早就被您吓坏，您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间太长罢了。等些时候您就会见到警察了。那些人才是职业上的强人呢。您只是业余玩玩票而已。”

门开了，女仆拿来一罐冰水和一只玻璃杯。她把水和杯子放在桌上就离开了。

我给默多克太太倒了一杯水，放在她手里。“抿着喝，别大口灌。您不会喜欢喝白水的，可是白水不伤身体。”

她抿了两口，接着就喝了大半杯。她把玻璃杯放在桌上后擦了擦嘴。

“想起来真叫我生气。”她喘着气说，“这么多私人侦探，我偏偏找了你这么个人，居然敢在我家里羞辱我。”

“您说这话一点儿用也没有。”我说，“咱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是想想跟警察怎么交代吧！”

“我才不在乎警察呢。我根本不把警察当回事儿。你要是把我的姓名告诉他们，我就认为你卑鄙地违反了规章。”

我发现对她讲了这么一大堆话，自己仍然在原地踏步。

“杀了人就讲不到规章了，默多克太太。在审理谋杀案的时候，不允许您装聋作哑。咱们一定得告诉警察您为什么雇用我、雇我做什么事。他们不会让这些事在报上发表，您知道。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相信您说的是实话，就不会见报了，但是如果您告诉他们，因为艾里沙·莫宁斯塔尔给您打电话问您是否肯卖给他一枚金币，所以您就雇用我去调查他，他们肯定是不会相信的。谁也不会花钱雇人去调查一位可能的买主。您为什么去调查？”

“调查不调查是我自己的事。”

“不能这么说，您用这种话搪塞不过去。您得让他们看出来，您真的是开诚布公地跟他们谈，什么也没隐瞒，这样他们才能感到满足。您要是还遮遮掩掩，藏着掖着点儿什么，他们是不会放过您的。把事情说清楚，叫他们觉得可信，警察就会高高兴兴地跟您说再见。最叫人感到可信的是真实的故事。您还不同意把真情告诉他们吗？”

“我不同意。”她说，“可是我看现在说不说关系也不大了。你是不是得告诉他们我怀疑过我的儿媳偷了那块币，后来又发现我错了？”

“最好这样。”

“还得告诉他们那枚币已经找回来了？”

“最好这样。”

“你把这些都端出来，叫我这张脸往哪儿搁？”

我耸了耸肩膀。

“你真是个毫无同情心的动物。”她说，“是个冷血动物，一条鱼。我不喜欢你，我真后悔找了你这么一个人。”

“后悔是双方的。”

她伸出一根粗大的手指按了一下通话机上的按钮，对着它叫唤了几声。“梅尔，叫我儿子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想你也一块来吧。”

她把手指头拿开，交叉着两手放在膝头上，她的眼睛愣愣地望着天花板。

她用平静悲哀的声音说：“币是我儿子拿的，马洛先生。我儿子，我的亲儿子。”

我什么也没说。我们两个对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过了两三分钟那两个人都来了，默尔多克太太对他们吼叫着，叫他们都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