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卡浑加山口，向北行驶二十公里左右，有一条宽阔的公路转向山脚。但是这条公路很短，经过五个街区后，公路两旁就不再有任何房屋了。这条公路的尽头有一条弧形的沥青路通向地势低洼的峡谷。这里就是艾德瓦利。

第一座小山山脚紧靠大路，有一座不高的瓦顶白房。房子正面有一个门廊和一个泛光灯照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艾德瓦利巡逻队”几个字。通往山坡的铁门敞开着，但在入口处正中立着一块方形白牌，牌子上的一圈反光灯照亮了一个很大的“停”字。另外一盏灯把牌子前边的一段路照得雪亮。

我把车停住。一个身穿制服、腰上挎着手枪的保安人员看了一下我的车，又看了看挂在一根立柱上的牌子。他走到我的车前说：“晚安。我这里没有你的车号。这是私人车道。找人吗？”

“去俱乐部。”

“哪个俱乐部？”

“艾德瓦利俱乐部。”

“八七七七，我们这里的代号。你是说莫尔尼先生的俱乐部吧？”

“对了。”

“我想你不是会员吧？”

“不是。”

“那我就得先核查一下，先找一个俱乐部的会员或者谷里的住户问清楚。这里面是私人产业，你知道。”

“外人不得闯入，是吗？”

他笑了，“外人闯不进去。”

“我叫菲利普·马洛。”我说，“我来找埃迪·普鲁。”

“普鲁！”

“莫尔尼先生的秘书，要么也许是替他干别的事儿。”

“请等一会儿。”

他走回到白房子门口，跟里面的一个人说了说。屋子里另外一个人接通电话机。这时又开来一辆小轿车，在我的车后面使劲按喇叭。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个人，看了看这辆鸣笛的汽车，挥手叫它进去。这辆车从我身旁绕过，嗖地一下驶入黑夜里。这是一辆车身很长的绿色敞篷轿车，前排座上坐着三个装扮极其时髦的女郎，个个叼着香烟，高高挑起着眉毛，脸上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散漫神色。这辆车转了一个弯就不见了。

穿制服的人走到我的汽车旁边，一只手搭在车门把手上。“好，马洛先生，请你到俱乐部找那边儿管事的人。右边，一英里左右。那边有一个停车场，墙上标着数字。刚才我告诉你的：八七七七。请你到那儿跟他说一下。”

我问：“为什么要跟他说？”

同我讲话的这个年轻人非常沉静，非常有礼貌，也非常坚定。“我们需要知道你究竟把车开到哪儿去。艾德瓦利的保安工作需要做得很严密。”

“要是我不去同那个人接头呢？”

“你别开玩笑，好吗？”他的口气强硬起来。

“不是开玩笑。我只是想问问。”

“我们会派几辆巡逻车找你。”

“你们有多少保安人员。”

“对不起。”他说，“右前方，离这儿一公里左右，马洛先生。”

我看了看他胯骨上挎着的手枪和别在衬衫上的徽章。“他们不是说这是个民主国家吗？”

他向身后望了望，把一口唾沫啐在地上。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汽车窗沿上。“也许你还有同伙。”他说，“我过去认识一个约翰·里德 [1] 俱乐部的人，在博伊尔高地那边。”

“达瓦里什 [2] ？”

“革命总是出毛病。”他说，“最后把革命把持到手里的人老不对头儿。”

“有道理。”我说。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他说，“比较起来也许住在这一带的那些有钱的流氓和骗子让人觉得更不对头儿。”

“也许有一天你自己也会住到这儿来。”我说。

他又往地上啐了一口。“我不想住到这儿来，就是他们一年给我五万块我也不来。”

“我可不肯给你这么多钱。”我说。

“你会给我的。”他说，“白天晚上给都成。看看给了我钱你会怎么样。”

“好吧，就这么办。”我说。

又一辆轿车从我后面驶来，嘟嘟地按喇叭。我把车开进去。刚走一会儿，一辆黑色的轿车就响着喇叭超过我。轮胎驶过路面发出一片轧碎落叶的沙沙声。

到了峡谷里面风就停了，在月光下，景物投下的阴影像剪纸一样轮廓清晰。转过一个弯以后，整个峡谷显现在我面前。一千幢白房子建筑在山坡上下，一万个灯火辉煌的窗户同星光争相辉映。但星星只是悬在半空，不敢走近，它们似乎对这里的保安措施有点儿发怵。

俱乐部对着车道的一侧是一堵高大的白色墙壁，没有出入口，底层也没有窗户，墙上只有一个用紫色霓虹灯组成的“八七七七”，此外没有任何标志。俱乐部的另一侧，在一排排向下斜射着的电灯下面，停着几排汽车，每辆都停在黑色沥青路上用白线画出的长方格子里。几个服务员穿着整洁的制服在灯光下忙碌着。

车道绕到俱乐部后面。入口处是一个很大的门廊和低垂的金属架玻璃罩。灯光有些朦胧。我从车里走出来，拿到一个写着我的汽车牌号的收据，我把它拿到一个坐在一张小桌前面的穿制服的人前面，把收据交给他。

“菲利普·马洛。”我对他说，“到这里来找人。”

“谢谢你，马洛先生。”他把我的名字和号码写下来，把收据还给我，拿起电话话筒。

一个身穿白亚麻布对襟制服、佩戴金色肩章、戴着宽大金箍帽子的黑人给我打开门。

俱乐部的前厅像是一座上演音乐剧的高级剧院。辉煌的灯光、绚烂的背景、华丽的服饰、喧闹的音乐，全体大明星联袂演出！大厅的四壁在漫射的灯光照射下，好像向高处无限延伸，一直消失到悬在天花板上的闪闪烁烁的星群中，脚底下是软软的、脚踝几乎都能陷进去的厚地毯，后墙有一道大弧形的楼梯，镶着白珐琅的镀铬金属板，阶梯上同样也铺着厚地毯。一个胖胖的领班站在餐厅入口，裤子上缝着两英寸宽的缎带，胳膊底下夹着一摞金色封面的菜单。他站在那里的样子随随便便，脸上的表情可以肌肉不动，在一瞬间，从极有礼貌的微笑化为令人不寒而栗的愤怒。

大厅的左边是酒吧间入口。酒吧间光线朦胧，非常安静。一个侍者在玻璃器皿幽暗的闪光中像个蛾子似的无声地移动着。从女士们的洗手间里走出一个漂亮的高个儿金发女郎，穿着缀着金星的海水般的碧蓝衣服。她一边涂唇膏，一边哼着歌，向一座弧形的通道走去。通道上，另一端正在演奏一首伦巴舞曲。一个长着一张红脸的矮胖男人正在等着她。胳膊上悬着一件白色披肩。看见女郎走来，摆出一副笑脸迎上去，肥胖的手指立刻攥住女郎赤裸的胳膊。

这时，一个穿着桃红色中国旗袍的女招待走过来，接过我的帽子，她对我的衣服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

从楼梯上走下来另一个托着盘子卖纸烟的女郎。她的头发上插着一支鹭鸶羽毛，衣服单薄得掩盖不住一根牙签，一条腿涂成银色，一条腿涂成金色。这个女人满脸不屑的样子像是在被无数人追逐似的。我猜想你要是想同她约会非要在半年以前预约不可。

我走进酒吧，坐在一张皮椅上，身子马上陷进又厚又软的羽毛坐垫里。在这间屋子里，玻璃杯发出轻轻的叮当声，灯光照射出温和的光辉，人们低声耳语，谈爱情，谈百分之十的利润，或者别的什么适合在这样一个环境谈的话题。

一个穿着剪裁得极其讲究的灰色西服的男士，高个儿，相貌英俊，从墙边的一张小台子后边站起来，走到酒吧柜台前边，开始责骂起一个酒吧侍者来。他的嗓门儿又大又清楚，足足骂了两三分钟。他使用了八九个恶毒词句，都不是穿着式样讲究的灰西服、高大漂亮的男士应该说出口的。酒吧里所有的人都不再谈话，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他的骂声搅乱了远处传来的舞曲声，好像一把大铲子在破坏洁白的雪地。

酒吧侍者静静地站着，望着这位辱骂他的男人。这个侍者生着卷曲的头发，皮肤洁净，目光拘谨。他一句话也不说。最后那个高个儿把话骂完，大踏步地走出酒馆。除了那个侍者以外，屋子里的人都目送他走出去。

那个挨了一顿骂的侍者从柜台的一端慢慢走到我的座位前。他的眼睛并没有看我，脸色煞白，像一张白纸。过了半天，他才转过脸来说：“什么事，先生？”

“我要找一个叫埃迪·普鲁的人。”

“是吗？”

“他在这儿工作。”我说。

“工作，什么工作？”他说话的声调平平的，语气干干巴巴，干得呛人。

“我听说他是个总跟在老板屁股后边的人。我想你懂得我的意思。”

“噢，埃迪·普鲁啊。”他一边上下嘬弄着两片嘴唇，一边用手指在柜台上画着小圈子。“你贵姓？”

“马洛。”

“马洛。不喝点儿什么？”

“来一杯干马提尼吧。”

“一杯马提尼。干干的。”

“好吧。”

“是用勺子舀，还是用刀叉切着吃？”

“切成丝吧。”我说，“我嚼着吃。”

“在上学的路上吃。”他说，“我要不要把橄榄给你装在袋子里？”

“装在袋子里，用它打我的鼻子。”我说，“要是这样做会使你舒服一点儿的话。”

“谢谢你，先生。”他说，“好吧，一杯干马提尼。”

他转过身向柜台里头走去，但是走了三步以后又走回来，身子俯在柜台上对我说：“我刚才调酒调错了。那位先生在告诉我错在哪里。”

“我听见了。”

“他告诉我什么地方搞错了，老爷们指出别人的错误都是这样说话的。大人物就爱这样指责别人犯的小错。你听见他怎样说了？”

“听见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这样唠唠叨叨还要说多久。

“他有意叫别人都听到——老爷们爱这样。所以我刚才跟你说话呛了你一顿。”

“我知道。”我说。

他伸出一根手指，沉思地看了一会儿。

“就是这么回事。”他说，“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

“我长着一对棕色的大眼睛。”我说，“看着和气。”

“谢谢你，老兄。”他说，这回他悄没声息地走开了。

我看着他在柜台的另一头拿起电话说了几句，后来我又看着他用调酒器调酒。等到他拿着我要的酒走回来的时候，他的气已经全消了。

注释

[1] 约翰·里德（1887-1920），美国革命作家，曾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目睹俄国十月革命，撰写了《震撼世界的十月》（1919）。死于苏联。

[2] 达瓦里什，俄语“同志”的意思，暗示这人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