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有着大黑爪子的黑色大猩猩把它的大黑爪子放到我的脸上，想把我的脸直推到脖子后。我推了回去。在对峙中落到下风总是我的特长。这之后我又发现，它是想阻止我睁开眼睛。

我同样决定睁开眼睛。有人做到了，为什么我不行？我鼓足力气，慢慢地挺直背脊，放松一下大腿和膝盖，把胳膊当作绳索一般来用，然后提起了我有如万斤重的眼皮。

我仰面躺在地板上，看着天花板，我的职业有时会迫使我变成这副姿态。我左右转了转头。我的肺部呼哧呼哧地喘着，我的嘴唇也很干。这里是拉加蒂医生的诊室，同样的椅子，同样的书桌，同样的墙壁和窗户。一种封闭的死寂气氛环绕四周。

我靠着腰腿的力量坐起来，让自己在地板上稳住。我甩甩头，它如飞机螺旋下降般晕眩起来。下降了大约五千英尺后，我停下来，然后开始平稳飞行。我眨眨眼，同样的地板，同样的书桌，同样的墙壁——但拉加蒂医生不见了。

我舔舔嘴唇，嘟囔了一声，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站起身来。我就好像旋转狂舞的托钵僧一般晕头转向，好像一台报废的洗衣机般虚弱无力，好像獾低垂的肚皮般萎靡在地，好像小山雀般羞怯胆小，好像一位装了假肢的芭蕾演员般离成功遥不可及。

我摸索着走到书桌后面，跌坐在拉加蒂的椅子上，抖着双手翻找他的工具，期待能找到一瓶类似解药的东西。但什么都没找到。我再次站起身，像一头死象般脚步踉跄不稳。我跌跌撞撞地乱找一气，发现了一个亮白珐琅瓷的壁柜，但里面的玩意没一件是我正急需的。最后，感觉像在黑道上的土匪都混够四年了之后，我可怜的手终于抓住了大约六盎司的酒精。我打开瓶盖闻闻，确是酒精——跟标签上写的一样。我现在只需要一个杯子和一些水，这个小要求应该不难满足。我穿过门，走进检验室，空气里还弥漫着熟透了的桃子味的香水芬芳。经过门口时我撞到了门的两侧，于是停下脚重新看看这里。

恰在此时，我听到有脚步声顺着走廊传来。我疲惫地用后背抵在墙上，听着。

很慢，像拖着脚步在走，每两步之间的停顿很长。起初，它们听起来还像是偷偷摸摸的，但之后听起来就只是非常、非常地疲惫，如同一个迟暮老人正费力想在死前走到他的摇椅前——和我一样。然后忽然间，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欧法梅回到家乡堪萨斯曼哈顿的父亲。他手握着那把凉凉的烟斗，沿着长廊缓缓地走向他的摇椅，他想坐下来欣赏一下前院的草坪，抽一口既无须火柴也无须烟草、还不会弄脏客厅地毯的空烟斗。我帮他放好椅子，在门廊尽头、盛开的九重葛花朵影子下扶着他坐下。他抬起头来，没瘫的那边脸面对我，对我说声谢谢。当他仰身向后靠时，指甲划过了摇椅扶手。

指甲划过了什么，但不是椅子扶手。确实有那样的声音，就在附近，检验室通往走廊的那扇门外侧。轻微的划擦声，可能是哪只小猫想要进来。好吧，马洛，你最爱小动物，过去吧，把小猫放进来。我行动起来。我扶着尾端系着拉环、挂着贼棒的干净毛巾的检验床挪动。划擦声现在停下来。可怜的小猫咪，在外面想要进来。我的眼中掉出一滴泪珠，顺着我褶皱的脸颊滑落。我放开检验床，轻松地滑向四码远的门口。心脏在我体内怦怦直跳，肺部还是那种几年没用的感觉。我深吸一口气，握住门把手，打开了门。就在这最后一刻，我突然想伸手找把枪。我产生了这个想法，却也只能想想而已。我这人就喜欢翻来覆去地琢磨一个想法。要拿枪就得松开门把手，这看上去是个大工程。于是取而代之，我扭了扭门把手，房门开了。

四根白蜡般的手指钩住门框，一双八分之一英寸深、淡灰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看着我，但并没看到我。我们的脸隔了几英尺远，我们的呼吸在半空相汇，我的快而浑浊，他的则像远方传来的低语，还未及变成将死时的喉鸣声。血从他的嘴巴里汩汩地冒出来，流过他的下巴。有样东西将我的目光引到下方。血缓缓地从他的裤子内侧流到鞋子上，然后迅速流淌到地板上——已然汇成了一大摊。

我看不出他是哪里中了枪。他的牙齿咯咯打战，我以为他要开口说话，或是想要说话。不过那是他唯一的声音。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的下颌松开了。然后死前的喉鸣响起。这当然不是喉鸣声，当然，什么声音也不像。

橡胶鞋跟在地毯和门槛之间的油毡上磨得吱呀作响，发白的手指从门框上滑落。那人的身体开始滑落，腿已经支撑不住。于是他倒了下去。他的身体在空中翻转，就像在海浪中游泳一样，然后扑向了我。

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手臂——我一直没看见那只，通了电般扬起，瞬间向我横扫而来，快得就像无人操控一样。在我伸手去挡之际，他扫过我的左肩，然后滑落下去。我的肩胛之间好像被蜜蜂叮了般刺痛。除了我手握的那瓶酒外，还有个东西也重重掉落在地板上，砰的一声撞到墙角。

我咬紧牙，分开双脚，用手托在他的两个胳肢窝下——他仿佛有五个人那么沉。我退后一步，试图把他撑起来，这感觉就像要撑起一棵倒下的大树一样。我和他一起倒下，他的头撞在地板上，我没办法避免此番景象，我的身体还不听使唤，帮不上忙。我把他稍稍扳直一些，然后离开他身体。我双膝着地爬起来，然后弯下腰仔细听。临死时的声音停止了，一阵长久的沉寂。然后传来一声压抑的叹息，静静的，懒懒的，很从容。又是一阵沉寂。又一声更慢的叹息，疲惫、安详，如同轻轻拂过摇曳玫瑰的夏日微风。

他的面容和隐藏在面容背后的精神都开始发生变化——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在这永远神秘莫测、令人费解的一刻发生了——变得舒展从容起来，仿佛穿越过往岁月、重返童真时代。那张脸现在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嘴角还顽皮地扬了扬。这一切实在太荒唐了，因为我太他妈清楚不过——但凡我脑子还清醒的话：奥林·p.奎斯特这家伙从来就不是那样的。

远处一阵警笛悲鸣，我保持跪地的姿势侧耳倾听。警笛鸣叫一阵就远去了。我站起身走过去，向侧窗外望去。花环安乐屋门前正在筹备另一场葬礼，街上又挤满了车。人们缓缓地走过小径，经过一丛丛蔷薇花畔。他们走得很慢，男人们还没走到那栋小小的殖民风格建筑时就早早地摘下了帽子。

我放下窗帘，走过去捡起那瓶酒精，用手帕擦干净然后放在一边。我对酒精已经没了兴趣。我再次弯下腰来，两片肩胛骨中间蜂蛰般的刺痛感又提醒了我，还有一样东西得捡起来。这件东西有着圆形的白色木柄，就躺在壁脚板旁边——一把有着不到三英寸长利刃的冰锥。我把它拿到灯下，仔细研究着针尖般尖利的锥头。上面或许沾上了我的一丝血迹，也可能没有。我用手指轻轻按了按针尖，没有出血，但针尖十分尖锐。

我又拿手帕擦了擦冰锥，然后弯下腰把它放到奥林·p.奎斯特的右手掌上。那只手摊在黯淡沉闷的地毯上，白得如蜡一般。这姿势看上去太像是人为做假，于是我用力甩甩他的胳膊，将冰锥从他手中抖落到地板上。我想到要搜他的口袋，但或许一双更无情的手早已把它翻了个底朝天。

突然一阵恐慌向我袭来，我赶忙摸摸口袋。好在东西都没丢，连我腋下的那柄鲁格枪也还在。我把枪取出来嗅嗅——没开过火。其实这不用看也能知道，被鲁格枪打中的话根本走不了几步路。

我走过门槛边那摊殷红色的血，向走廊远处看过去。这屋子里依然一片死寂，仿佛等待着什么发生。血迹一路把我引向一个小书房模样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长沙发和一张书桌，几本书和一本医学杂志，以及一个躺着五枚椭圆形烟头的烟灰缸。沙发旁边有个什么东西闪着金属的光芒，原来是枚用过的子弹壳，来自点三二口径自动手枪。我在书桌下又找到一枚。我把它们一起装入口袋。

我走出房间，顺着楼梯上楼。楼上有两间卧室，都有人住过，其中一间的衣服已被清理得一件不剩，一个烟灰缸里搁着更多来自拉加蒂医生的椭圆形烟头。另一间卧室里，放着装有奥林·奎斯特极少衣服的衣柜。他多余的一套西装和一件长外套整齐地挂在衣橱里，他的衬衫、短袜和内衣裤也整齐地叠放在五斗柜抽屉中。在抽屉最底部的衬衫下面，我发现了一台f2镜头的莱卡相机。

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没动，让它们保持原样。我径直下楼走到了那位死者躺着的房间，他现在对万物都已漠不关心。我出于纯粹习惯的指使，又擦了擦几个门把手，对着前厅的电话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没碰就离开了。

我现在还能四处走动的事实真是完美地证明拉加蒂医生没有杀任何人。

人们仍在走过街道，沿着小径走向安乐屋门前那小得不成比例的殖民风格的门廊，一架风琴正在室内哀吟。

我绕过屋角，钻进我的车离开了。我开得很慢，同时从肺部深处用力地呼吸，但似乎仍然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湾城离大海约有四英里远，我在最后一家杂货店前停了车。又到我再打一个匿名电话的时候了。过来收拾吧，伙计们。我是谁？只是个福大命大，能不断帮你们找到尸体的人罢了，而且还很谦虚，连我的大名都不愿提起。

我透过杂货店外侧的大片玻璃看进去。一个戴着斜框眼镜的女孩在翻看杂志，看起来有些形似欧法梅·奎斯特。我的喉咙似乎突然被什么紧紧扼住了。

我松开离合器，继续向前开。她确实有权第一个知道——不管合不合乎法律。而此时的我早已逍遥于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