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很久之前，这家旅馆一定分外雅致，但后来却风姿不再。雪茄的余味还萦绕在大厅里，就像天花板上残存的污秽的金漆、长皮椅里松动的弹簧一样留下斑驳的印迹。因年代久远，大理石的柜台已变成了棕黄色。但地毯是新的，看上去硬邦邦的，就和旅馆的前台职员的脸色一样严峻冷漠。我从他面前经过，慢悠悠地踱步到角落的香烟柜台边，拿出两毛五买了一包骆驼牌香烟。柜台后面的女孩披着一头稻草色的头发，长长的脖子，双眼里满是疲倦之色。她把香烟放在我面前，又加了一盒火柴，然后把应该找给我的零钱扔进了写有“社区募捐谢谢你”的投币盒里。
“你希望我这么做，对吧？”她耐心地笑着说，“你愿意把你的零钱捐给那些可怜的、弱势的瘸腿小朋友，对吧？”
“如果我说不呢？”我说。
“那我就把那七分钱掏出来，”女孩说，“不过这会非常麻烦。”她的语音低沉而绵长，似乎泫然欲涕，但又含着爱抚，仿佛一块润湿的浴巾。我在七分钱之上又投进去两毛五。这回她对着我笑开了花，咧开的嘴里露出了更多的扁桃体。
“你是个好人。”她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好人。好多家伙都跑到这儿来找女孩儿调情。想想吧，只要七分钱就能调情。”
“现在是谁在值班？”我问道，没接她的话。
“有两个人。”她的一只手伸向脑后，动作缓慢优雅，好像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她五个涂得血红的指甲。“哈迪先生晚上值班，弗拉克先生白天值班。现在是白天，所以应该是弗拉克先生在值班。”
“我去哪儿能找到他？”
她身子前倾探出柜台，让我闻闻她的头发，用那差不多有半英寸长的指甲指向电梯间。“顺着走廊下去，就在门房旁边。门房很显眼，只有一半的门，上面用金字写着‘门房’。只不过那半扇门有点往后折，所以我估计你会看不见。”
“我会看见的，”我说，“就算脖子被铰链勒住我也能看见，这个弗拉克看上去什么样子？”
“这个，”她说，“他是个矮胖的人，留着小胡子，结实粗壮，就是个子不高。”她的手指沿着柜台懒洋洋地挪动着，最终停在我不用跳起来就触手可碰的地方。“他这个人没什么意思，”她说道，“你找他干什么？”
“公事。”我回答，趁她还没扳住我的脖子来个半后颈式摔跤动作前，我赶紧逃之夭夭。
走到电梯旁边，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正盯着我的背影，一副困惑不解——或者她可能会形容为——若有所思的样子。
门房在通向水泉街入口的那条走廊的中央，门虚掩着。我在门口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把门关上。
一个男人正坐在一张落满灰尘的小书桌旁。除了一个很大的烟灰缸，桌上几乎什么都没有。他又矮又胖，鼻子下头有一撮黑色的浓毛，大概有一英寸长。我在他的对面坐下，放了一张名片到桌子上。
他面无表情地拿起名片，认真读着上面的内容。又翻个面，同样认真地读着背面——只不过背面没东西，根本没的可看。他从烟灰缸里拈起一根抽了一半的雪茄，点火时差点烧到鼻子。
“想发点什么牢骚？”他冲着我低声吼道。
“没牢骚可发。你是弗拉克？”
他懒得回答，只是盯着我看，可能他是想掩饰自己的想法，也可能不是——取决于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可掩饰的。
“我想打听打听一个客人的情况。”我说。
“叫什么名字？”弗拉克冷冰冰地问。
“我不清楚他在这儿用的什么名字，但他住在332号房间。”
“他来这儿之前用的是什么名字？”弗拉克问。
“我也不清楚。”
“好吧，那他长什么样？”弗拉克现在有点猜疑，他又看了看我的名片，但这也并没能消除他的疑虑。
“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他。”
弗拉克说：“我一定是太累了。我没懂你在说什么。”
“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我说，“他想见我。”
“我拦着你了吗？”
“听着，弗拉克。干我这行的，有时候难免会跟人结仇，这你应该这道。这人想和我私了些什么事，叫我过来，忘了告诉我名字就挂了电话。保险起见，我想在上楼找他之前先查个清楚。”
弗拉克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耐心地说：“我现在精神不济，还是没听懂。我什么都搞不清楚。”
我身体前倾，抵住书桌，一字一句清楚地告诉他：“这件事可能是个圈套，他很可能想引诱我进入房间，干掉我，然后再悄没声地偷偷溜掉。你可不希望在你们旅馆里发生这种事，对吧，弗拉克？”
“就算我不希望，”他说，“你就觉得你自己有那么重要吗？”
“你抽那根烟是因为喜欢，还是觉得看起来很有派头？”
“一周挣四十五块钱，”弗拉克说，“我还能抽什么好烟？”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又不是要你掏钱，”我说，“我们之间也没什么交易。”
他只得无奈地叹了口气，疲惫地站起来走出了房间。我点了根自己的烟，等待着。他很快就回来了，扔在桌上一张住宿登记卡，上面用墨水工整地写着——“g.w.汉布尔顿医生，加州埃尔森特罗城”。柜台登记员在上面还写了点别的，包括房间号码和每天房价。弗拉克用一根手指点了点卡片。他的指甲该修剪了，也可能是需要用指甲刷好好清理一下。
“下午两点四十七分来的。”他说，“也就是说，就是今天。账单上没别的东西，只是一天的租金。没有电话费，什么都没有。怎么样，你满意了吗？”
“他长得什么样子？”
“我没看到他。难道你觉得客人登记入住的时候，我还要站在桌子旁边，一个一个地给他们都拍张照吗？”
“谢谢，”我说，“汉布尔顿医生，埃尔森特罗城。非常感谢。”我把登记卡还给他。
“要是还有什么我可能清楚的事，”我出门时弗拉克说，“别忘了我是在哪儿过活的——当然，要是这也能叫生活的话。”
我点点头，然后走了出去。生活里总有这样的日子，你遇上的每个人都是神经病。于是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暗自纳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