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局势非常复杂，很难猜出华盛顿会议最后能出来什么样的结果，更不知道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结果。我希望逐一阐明各种因素，这样做不是为了简化问题，而是形成一种犹豫踌躇的态度。我认为，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应该抱有这样的态度。我会逐一论述美国、日本、俄国、中国的利益和愿望。希望通过个例阐释，弄清楚这些复杂多样的利益和愿望中有哪些能够增进全人类福祉[1]。
先从美国说起。因为美国是华盛顿会议的牵头者，又是主导世界的强国。美国舆论主张和平，同时受一种看法影响很深。这种看法就是：美国有智慧，有贤德，其他国家又愚蠢，又邪恶。这种观点悲观乐观兼具。我无意反驳悲观部分，但对乐观部分存有怀疑。除了主张和平，美国公众信仰工商立国，新教伦理养德，重体育、讲卫生，伪善无恶。这几点可以算是美国和英国文化的支柱。我在远东遇到的所有美国人，除了一个人，其他人都是美国文化的传教士。这里的“教”既包括名义上的基督教，也包括与基督教无关的思想观点。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伪善”的含义。我指的不是日本外交官在和西方列强打交道时有意识的伪善，而是更深一层、没有意识、形成盎格鲁-撒克逊人主要品格的那种。大家都知道，英国殖民地部大臣拉布谢尔这样评价格莱斯顿。拉布谢尔说，格莱斯顿跟其他政治家一样，身上一直藏着杀手锏。但跟其他政治家不一样的是，格莱斯顿自己以为，是上帝把这个杀手锏放在了他那里。这种态度就是英国特色。萧伯纳对此有过讽刺，英国人自己多少也会批评自己。但美国人仍抱有这种态度，而且认为自己做得很对，就跟50年前的英国人一样。这样的态度在很多方面都说得过去。因为格莱斯顿时代的英国要比今天的英国更关注道德的力量；当下的美国比别的强国（俄国除外）更强调道德之功。但现在我们看到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格莱斯顿推崇道德，他的继任者却愤世嫉俗，奉行帝国主义。类似的趋势也注定会在美国出现。因此，当我们评价扩大美国影响力有多大益处时，一定要考虑到，美国以后肯定也要丢掉崇德向善这种理想主义。
而且这种理想主义既行善，也作恶，与宽容相左。何为宽容？宽容要求我们在处世之时，不仅自己能活，也让别人活。心怀宽容，就能让世界少一些煎熬，让不那么热衷好凶斗狠的人也觉得日子过得下去。在那种发善心做好事就是为了追名逐利的喧嚣氛围里，艺术很难产生，人们也很难静下心来思考感悟。这跟大扫除期间很难坐下来写本书是一个道理。每年来一次大扫除的理想本身很有益，也很宝贵，但如果只有这一种理想，没有其他理想相伴相生、成就丰富多姿，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没有趣味生机、让人觉得活着不舒服的世界。
乍一看，我说的这些似乎跟华盛顿会议扯得有点远。但如果我们要公正评价美日之间的摩擦，就必须理解上述观点。我希望能不假思索地说，美国一直都是中国的挚友，日本一直都是中国的死敌。不过，有一点的确不假：美国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所做的努力要比其他强国都要多，而日本如果看到胜利在望，就渴望打仗。基于以上几种判断，我很高兴看到英国政府跟美国示好，放弃了以穷兵黩武为要的英日同盟。但我不希望英国这一决定是冲着以下两点去的：第一，跟日本人作对；第二，盲目依赖美国，以为美国将来会释放种种善意。
首先应该注意到，当前的美国政策，就对华政策和海军战备两方面而言，很显然既对全世界有利，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先说海军问题。如果美国海军规模与英国相当，就会具备很强的实力，让英国海军部不敢轻动干戈，这样美国就能控制很多海域[2]。美国人对日本海军态度坚决，但对法国潜艇不太放在心上。法国潜艇也就只能吓唬吓唬英国罢了。如果这几个国家能牢牢控制海上，不用担心外敌，就可以限制海军战备、减少开支，这样对谁都有好处，也不牺牲美国利益。再来说中国问题。美国对中国的野心体现在经济方面，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全域向美国工商业开放。对于美国这种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讲，划定势力范围的政策显然比不上门户开放政策有优势。因此，我们不应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海军战备政策违背了自身利益，是一种自由开明政策。
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只要触犯美国利益，或与美国人抱持的偏见有出入，开明自由原则也好，人道主义精神也罢，都会失去分量。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巴拿马运河通行费，另一个是俄国贸易。就巴拿马运河来说，根据条约规定，美国不得对英国船运实施歧视性政策，但美国众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一项法案，实施歧视性政策，对美国船运有利。即便这项法案最终会遭到总统否决，但目前形势足以表明，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众议院议员同意德意志帝国首相、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对条约义务的看法，那就是，只要事先约定好了，不管出多大乱子，都要按约行事。至于对俄贸易，英国首先与俄国通商，美国人一向敌视布尔什维克。直到今天，美国工会领袖龚帕斯还以美国工人的名义，大骂英国人“与杀人犯握手言和”。因此，我们不能说美国一向让人敬重，仁厚开明。证据就是：只有这些美德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或者更进一步说，符合金钱利益，美国人才会选用这些美德加身求誉。如果不能，就说不适用。
我当然还能举出很多例子，但我认为再举一个就够了，因为这个证据与中国有关。我从美国期刊《自由人》（1921年11月23日期第244页）摘引如下：
11月1日，中国政府欠芝加哥某大银行550万美元借款到期，但无力偿还。美国国务院曾在这笔贷款谈判期间提供过方便。现在，为了兑现危急时刻政府会出手相助的诺言，美国国务院给北京去了一封电报，威胁说，久借不还会对中华民国的财务政治评级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与此同时，新国际银行团中的美国银行家提出要向中国政府预付一笔款子，供其偿还上述贷款、其他拖欠债务，以及12月1日应还款。这一提议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也就是说，美国金融家和政客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既扮英雄，又装恶棍。他们先是联手制造了一出危险的局面，又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中国，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中国政府不与国际银行团建立关系，就无路可走。这样一来，就为中国最终成为美国金融受保护国铺平了道路。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北洋政府经过多次谈判后，决定不从国际银行团贷款，不接受其条件。在我看来，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理由充分。《自由人》同一篇文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贷款计划通过，国际银行团里的银行家会成为中国的实际所有人。这些银行家国籍不一，但只有来自美国的那些才会从这一局面中占尽好处。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华盛顿会议之初，国际银行团就企图借会议之机，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对此，英国假装不知道，美国则非常清楚。1921年11月17日的《日本每周纪事报》第725页刊载了一封电报，标题为“国际共管中国”。电报内容是：有人认为美国正准备建立国际共管。顾维钧对《费城公共纪实报》说：“我们对提出国际共管的动机表示怀疑，我们完全不认为该建议切实可行。中国坚决反对华盛顿会议制定的向中国提供国际援助的任何计划。”他又补充道：“国际共管不会起到援助作用。必须给中国时间、机会，让中国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中国正在经历震颤不安，全世界不应胡乱猜测，夸大事实。”这些话都是真知灼见，每一个真心与中国交朋友的人肯定都会赞同。在同一期《日本每周纪事报》第728页，我还找到了下面这段话。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日本每周纪事报》是全世界最好的周报。
有人引用辛博森的话：“国际银行团图谋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银行团代表人、摩根合伙人拉蒙特向中国提供价值1600万美元的贷款。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因为拉蒙特坚持认为，德国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已由摩根公司购进，贷款应从中而来。”听到这一说法后，拉蒙特断然否定：“辛博森的声明无凭无据，完全是不实之词。这个叫辛博森的人说中国拒绝国际银行团共管。他可真厉害。谁说我们想共管？我们迫切希望华盛顿会议找出这样的解决方案，能给中国充分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运。”
洞明世事的人都清楚，拉蒙特这么生气，是因为被触到了痛处，恼羞成怒。如果拉蒙特没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就不会把这个著名作家、中国人的好朋友称作“这个叫辛博森的人”。
我不愿说这个不利于国际银行团的证据确凿无误，也不想浪费笔墨展开来谈。但对欧洲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士来讲，拉蒙特说国际银行团不想共管，听起来自相矛盾。愿意借钱给一个濒临破产的政府的人肯定是想参与管理。即便没有芝加哥银行那件事，我们也不可能相信摩根财团的诸位大人先生纯粹想发善心，不关心自己的钱能不能生利息。不过，国际银行团在中国办事的人说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就想做好事不求利。听到这种说法，中国人的疑心越来越大。
1921年11月30日的《新共和》杂志上有这么一篇文章，作者是布瑞尔斯福特，标题为“和平新技巧”。我认为这篇文章虽然不完全适用于发稿时的情况，但预见了未来时局。我估计，如果美国在远东得势，中国不得不言听计从，提供场地，让外国人搞工商业；中国会建成西方眼中的仁政，替代目前“悉听尊便”式的无政府状态；越来越多的财富从中国流向以美国为主的投资国；中国无产阶级越来越多，他们靠挣血汗钱卖苦力维持生计；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传播；美国文明取代中华文明；传统之美荡然无存，只剩下那些百万富翁认为值得一买的艺术品；中国渐渐觉醒，意识到自己正受外国人剥削；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的一天，某个秘密大会社发出暗号，把遍布天朝帝国的白人统统杀掉，一个不留。以上种种可能不可避免，这是人类本性使然。为什么要出现这种情况？那是为了让富人变得更富。但有人会告诉我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想要“仁”政。虽然给“仁”下定义很难，但“仁政”的定义跟字母abc一样简单，谁都会懂。能给资本家产出肥厚红利的政府就是“仁政”。
中国人温文尔雅，但求正义自由。他们的文明比我们的要高明，能够让人类幸福快乐。中国有一群青年人，志于改革，蓬勃有朝气。假以时间，他们定能复兴中国，创造出一些东西，远远好于破旧损蚀、难以致新的体制，而我们把这种体制称为“文明”。“少年中国”完成使命之时，美国人就可以与中国做贸易赚钱，但又不会毁坏这个国家的灵魂。中国需要一段没有政府管制的时期，以便找出自我救赎方案。所有伟大的民族都不时地需要这样一段时期。1861—1865年美国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英国执意施行“仁政”，横加干涉，不幸见弃。在今日中国，所有强国都想横加干涉。美国人意识到这是一种邪恶旧大陆的把戏，但一涉及自家银行团，就视而不见，执迷不悟。我想请求他们，承认自己跟别人一样，多想想《圣经·路加福音》中耶稣给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所设的比喻：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批评完美国这么多，我们再为日本辩护几句。
日本没有主动找西方列强建立关系。日本所求于世界的是自成一体、自行其是。但这不符合白人国家的愿望。美国行动在先，是马休·佩里率美国舰队登陆日本，让日本人第一次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彪悍凶猛。没过多久，日本人就看明白，要跟白人打交道只有两种办法：要么屈己从人，要么用白人的武器打白人。日本选择的是后一种办法，为此建造了一支现代陆军，并请德国人来训兵。日本的现代海军师从英国，现代机械采自美国，现代道德糅杂各国。除英国人以外，人人震恐，称日本人为“黄色猴精”。但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开始得到敬重。此后，日本又攻下青岛，奴役半个中国，让巴黎和会上其他列强不得不承认日本与自己平起平坐。但西方仅仅是因为日本装备强、会打仗才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日本人还有别的长处，但都不会让他们免于白人的污蔑轻视。
欧洲以外的人很难想象，白人跟皮肤带不同颜色的人接触时，心里怀着多么大的偏见。我见过学识渊博得如圣保罗大教堂教长威廉·英奇一样的中国人，被那些浮夸浅薄的白人视为尘芥。而在英国国内，没有一个公爵敢以那种态度对待一个清道夫。日本人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海军陆军。白人再也不敢欺负日本人。这一事实意义重大，标志着白人开始改善与有色人种的关系。如果日本人吃了败仗，被赶出大国行列，那么有色人种都会遭殃，白人又会捡回那种傲慢偏见。全世界也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即让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的文明类型存之于世。
从物质方面来看，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相似之处。不过，日本的工业还不够发达。但从精神层面来看，日本跟西方，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西方完全不同。日本人崇拜天皇，把天皇当作真实存在的神。每个乡村学校都会教导孩子尊崇天皇。正是由于这一信仰，日本民众普遍支持民族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目标并不局限于经济，还带有中世纪王朝立政、领土扩张的色彩。孝道是日本道德之基，这其中包括爱国主义，因为天皇是日本民族之父。日本人的这种看法跟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之间那种不讲迷信、注重现实的态度是同一种类型。但在欧洲，皇权、教权各有其主，他们在吵吵嚷嚷中促进了自由思想。而在日本，自1868年以来，教权皇权集圣人于一身，不存在内部冲突争斗，由不得民众去质疑。
跟中国人不一样，日本人有宗教信仰。在一个论点论证为真之前，中国人不信其真。而日本人在一个论点论证为假之前，不信其假。我没有听说过有哪个证据否定天皇神性。从本质上来讲，日本宗教强调国家民族至上，跟旧约中的犹太人观点很像。神道教是日本国教，自1868年创制以来[3]，一直是主流思想，成为学校教育宣传的主题。当然，日本还有一种古老的神道教，但现代神道教的多数教义都是新近才形成的。神道教无意普世传播，跟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一样。这是一种部落信仰，仅仅面向日本人。神道教之外，日本人还信佛，习惯用神道教仪式举办婚礼，以佛教法事举办葬礼。在日本人眼中，佛教更适合悼念亡人。虽然佛教在世界各地都有信徒，但日本人信仰的佛教宗派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4]，跟英国国教会类似。多数住持结婚带妻，有一些寺庙实行住持世袭制。庙宇礼佛护法之人地位显赫，让人想起英国国教的会吏总。
日本人虽然采用工业化方法推动生产，却没有丧失自己的美感。人们会听到抱怨说日本商品质量不好，但日本人在工业化生产中凝练艺术品位，表现力之强，令人赞叹。如果日本富裕起来，可能会建造出像威尼斯那样美的城市，建筑方法能跟纽约一样现代。在世界各地，工业化大生产让丑陋风潮一涌而起。所以，任何一个能让这种风浪退潮的民族都让人感激。
日本人认真热忱，意志坚定，工作极其勤奋，可以为一种理想作出极大牺牲。当然优点与缺陷并存：缺乏幽默感，暴虐残忍，不能宽厚恕人，不接纳自由思想。但这些缺陷并不是人人都有。日本有不少男女卓尔不凡，成就斐然。此外，日本文明从整体上来看，有一种坚定不懈怠的冲劲和活力，很是让人敬重。
在日本工业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也在兴起[5]。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信仰社会主义理论，但因为没有劳工组织，理论指导实践的空间很小。在日本，工会发展很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有各种流派，而且非常活跃。如果日本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可能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但就目前来看，社会主义在日本还没有什么影响力。日本社会主义者跟其他国家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差不多，都不相信与民族、国家诞生有关的迷信观念，因此备受政府迫害，但比美国社会主义者处境要好。我说这话，是因为有一个美国人这么跟我讲的。
实权仍由贵族家庭掌握。根据宪法，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直接对天皇负责，不对国会或首相负责，外务省不喜欢的政策他们仍然可以执行。比如，如果外务省承诺从海参崴撤军，陆军省仍然可以在当地驻守将士，不存在宪法救济。我们认为日本人不守诺言，出尔反尔，可以从以上事实找出部分原因。当然，日本有一个政党希望建立真正的议会制政府，但除非现有政权在外交上受到极大侮辱，否则这个政党不可能得势。如果华盛顿会议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日本不仅从山东撤军，还从海参崴撤离，那将对日本内政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日本人固守这样一种观点：日本没有朋友，美国人是死敌。有人猜测，日本政府认为美日之战终不能免。这种观点的依据是：美国实施经济帝国主义，不会容忍亚太地区发展工业、跟自己旗鼓相当。日本人早晚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腹中饥馁，奄奄一息；要么战死沙场。日本人恪守武士道精神，宁愿戮死于敌手，也不要饥饿而亡。德国将军伯恩哈迪同时也是军事历史学家。被誉为日本伯恩哈迪的海军大将佐藤[6]认为，美国人不守武士道，打不过日本人，还贪恋钱财；如果战争迁延日久，美国人吃不了苦，受不得衣食不足。这种判断当然是不切实际，胡言乱语。武士道在现代战争中派不上用场，而且美国人跟日本人一样，也固执己见，好勇斗狠。如果美日之战拖上十年，最后败的肯定是日本。
我们经常会想起1914年前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情形。德国希望效仿英国，建立殖民帝国，日本也是。我们自己不觉得自己的手段有多邪恶，但当外国人也要这样做时，就觉得他们是在作恶。美国人就是这样看的。德国人发展了各种工业，与英国形成竞争，让英国人恶向胆边生。与之类似，日本人也在远东市场与美国争竞。德国人觉得身边全是英国人的盟友，而英国人感觉这样做纯粹是为了保全自己。与之类似，日本人发现自己在华盛顿受到孤立（只有法国表示同情）。原因是，美国人善于纵横捭阖，把英国等国都引到了他们那一边。德国人最后主观臆想而感觉害怕，向全世界发起挑战，但倒在地下。日本可能也会这样做。德国需要权衡的利弊点、正反面跟日本很像，关于德国的整个论断可直接用于分析日本。不过，也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德国想在全世界称霸，而日本只想称霸东亚。
美日冲突流于经济表层。但情况常常是这样：经济竞争是一袭斗篷，下面蕴积着盛怒。日本人仍然相信天皇神权，美国人笃信商业神权。有时候，我想劝劝美国人，让他们知道，美国扩大对外贸易，有些国家并不一定会从中受益。但我总觉得费这番口舌徒劳无功。美国人认为，自己信仰的宗教、恪守的道德、创造的文化要比远东高超精妙得多。我觉得这是一种幻想。不过，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存有这样的幻想。日本人用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文化，避免变成欧洲人或美国人。在这方面，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同情日本人。在肤色偏见方面，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厉害。日本人决心要证明，黄种人跟白种人是平等的。从这方面来说，正义和人性也在日本一边。因此，就隐藏在经济外交冲突下面的深层次问题而言，我心里向着日本人，而不是美国人。
不幸的是，日本人总是缺乏耐心，鄙薄别人，招人嫌恶。他们本应该为中国作一些考虑打算，这样就可以做到言行一致，变成亚洲反欧卫士。中国人重恩讲义。如果日本能把中国当真朋友看，就不愁中国人不会侠义相助。但日本人比欧洲人还鄙视中国人，不愿打碎东方人劣等下作的观念，只愿把自己看作西方一员。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招中国人忿恨也很正常。正是看着日本人这种做派，连最良善的美国人都很反感他们。如果美国怀有卑劣的计谋仇视日本人，那么日本人会在美国国内找到很多人为他们摇旗呐喊。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会那样做。现在还不算晚，日本人还有机会让中国人喜欢他们，让最良善的美国人尊敬他们。为了做到这两点，日本必须改变对华政策，建立更有利于实现民主的体制。如果做不到，他们将会和德国一样倒下去。而且，这一倒将是人类之大不幸。
美日战争一旦爆发，本身就很糟糕，但更糟糕的是战争带来的后果。这场战争将摧毁日本文明，中国将变成西方文化的附庸，美国将在全球推行崇武好战的帝国主义。因此，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应避免这场战争。如果能够避免，日本将会变得更加自由开明。但只有现存政权遭到质疑、垮台，日本才会变得更加自由开明。因此，为日本利益计，同时也为中国利益计，如果英美能够联合向日本施加外交压力，让日本不仅退出山东，还退出除旅顺及周边地区以外的整个满洲地区（我把旅顺排除在外，是因为要让日本放弃旅顺，非打仗不可），将会是好事一桩。俄日战争结束后，英日结成同盟。日本做的一切错事都是受这个同盟怂恿。我不是说日本人就比英国人坏，而是说有些罪恶只有特别大的强国才做得出来，但日本刚刚走上侵略道路就犯下了这些罪恶。而且这些罪恶还不是因为日本行为不谨慎才导致的。英日同盟对日本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终结英日同盟是日本推动改革的必要条件。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俄国在中国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欧洲有人认为俄国老朽没落。这是一种错觉。没错，的确有几百万人忍饥挨饿，工业陷于停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情况发生在一个高度有组织化的国家，就说明这个国家会走向老朽没落。俄国仍然能赶到英国前头，控制波斯和阿富汗，仍然比日本人有优势，仍然能在亚洲每一个国家组织起布尔什维克政治宣传运动。这一运动之所以有威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运动承诺把亚洲人从欧洲人手中解放出来。目前来看，在中国本土，布尔什维克政治宣传活动影响的只是年轻学生。他们之所以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是因为这种思想提供了一种发展工业的办法，可以绕过私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这种吸引力肯定会随着布尔什维克被迫改建资本主义而减弱。另外，俄国发展起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非常怪异，不适合中国情况。原因如下：（1）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必要条件，但中国政府疲弱无力，而且越来越倾向于建立联邦制，而非中央一统。（2）布尔什维克主义需要政府发挥很大作用，建立各种管理机构控制个人生活，管控力度远超以往；而中国已将个人自由发挥到极致，无政府主义似乎行之有效。（3）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赞成私人交易，而私人交易是除文人之外所有中国人的生命线。由于以上原因，作为一种信条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大可能在中国本土有太大影响力。但作为政治力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作为信条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一码事。说服阿富汗埃米尔或蒙古游牧人的论调，跟与英国政治家、社会改革家乔治·兰斯伯里讨论时用到的观点很可能不太一样。布尔什维克在亚洲扩大影响力这一现象并不是布尔什维克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俄国传统政策延续的结果。跟沙皇时期的官僚比起来，布尔什维克人更有冲劲，更有头脑，更少沾染腐败。而且他们跟美国人一样，也认为自己是在解放全人类，不是在搞帝国主义扩张。这种信念当然让布尔什维克式帝国主义活力大增，吸引力大增。俄国布尔什维克人因此受到激励，不太可能会终止亚洲扩张进程，除非沙皇复辟，又冒出一个新的高尔察克，靠着外国人给的武器，保沙皇不死，让他坐稳皇位。
因此，如果国际局势朝某种方向发展，俄国可能会行动起来，重获满洲，恢复对北京的影响力。这种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无论哪个外邦强国得到北京后，都想控制满洲。如果日本还像以前那样能自行其是，不受限制，俄国很难办成这桩大事。但如果日本与美国或英国开战，俄国就能趁机而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测，未来十到二十年里，俄国可能会恢复俄日战争前在中国的地位。我们必须记住，俄国人也有殖民本能，他们已经向东试探了几百年。过去七年，种种灾难降临，这种趋向暂时被打断，但用不了多久又要回到常态。
我认为，俄国称霸亚洲不足为虑。俄国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像英美日那样横行暴虐。此外，俄国人深具亚洲人观念、品格，能与亚洲人建立平等互谅关系，而说英语的民族似乎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亚洲抱团，将长于防守，弱于进攻，利于和平。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有可能会促进全人类的利益。
那中国的利益是什么？最理想的情况是，中国收复满洲、山东，随后独立发展。中国的混乱无纪局面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会建立某种适合自己的制度体系。如果由外部干预终结中国的混乱无纪局面，建立某种制度体系，意味着这种体系有利于外国人开展贸易，发展工业，但完全不能满足中国人自己的需求。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美国，以及现在的俄国，都经历过内战连绵、没有政府管制的岁月。但这段时间对这些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幸亏他们没有遭到外部力量干预，否则会受到重大牵制，找不到最终解决方案。中国也是。西方政治思想涤荡了旧皇权制度，但已证明不够强大，不足以让任何稳定的东西各就其位。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是一道难题，外国人应该有一些耐心，让中国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国家，西方人不了解。如果能让中国人独立发展，他们会最终找到适合自己品格的解决方案，而西方人绝对做不到。中国人自己慢慢找到的方案可能会稳定持久，而由外部强国不合时宜、生塞硬加定下的方案则勉强做作，终不长久。
但我们不要抱多大希望，以为华盛顿会议做出的决定对中国永久有利。这些决定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满洲仍将维持现状。日本已在山东问题上作了让步，但究竟有多大价值，只能等待时间去证明。美英法日四强已决定联合压榨中国，彼此不再竞争。有一个与贷款有关的财团将执掌财政大权，由此成为中国实权政府。因为只有美国人有多余资本可供支配，所以他们会控制这个财团。而且，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文明举世最优，他们会把中国人变成肌肉基督徒，奉行团队体育健身、男子阳刚存气、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传道那一套。因为金融家是美国文明最让人称奇道妙的特色，中国必须以让金融家充实富足为政府管理要义。作为回报，这些金融家会建大学，办医院，创基督教青年会，使之在中华大地俯拾皆见，并雇用代理人买空中国艺术珍宝，装点他们的豪宅府邸。到那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跟美国知识分子一样，将直接或间接受雇于托拉斯巨头，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推动不了彻底变革。这一制度体系甚至会得到西方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欢迎，称之为和平自由的辉煌胜利。
但母猪耳朵做不出绸布钱夹，资本主义孕育不出自由和平。英法美日四国签订协议可能是为了捍卫和平，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和平是近了点，自由又远了点。因为这种和平只不过是几家公司暂且不竞争、搞联合换来的。对那些以前靠着竞争得利的人来说，这种和平局面肯定不可能总让他们见着好处。在不违反门户开放的原则下主宰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原则只能保证美国主导各处。原因是，不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商业方面，美国都是最强国。确保中国国内一些东西与中国利益相一致、另外一些不相一致是美国利益所在。为了做好贸易，增加投资收益，美国人希望看到中国政局稳定，人民购买力增加，其他强国不侵犯中国领土。但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到有实力拥有、开采、建筑矿山铁路。他们憎恨一切旨在实现中国经济独立的行动，更不愿意让中国建成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是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美国人会把每一个受美国控制的大专院校的学生档案保存起来，确保那些宣扬社会主义或激进派观点的人无业可就。他们会把虚伪标准贯彻到底。就是秉持这样一套标准，他们对高尔基先是热烈欢迎，后来大肆诋毁。美国人将摧毁美感，代之以整齐划一。简而言之，他们会执意让中国变成“上帝之国”，变得越像越好，但不会允许中国人把自己工厂里创造的财富留给自己。中国人自有一套东西，能为世界文明作出新贡献。这种贡献弥足珍贵。过去，中国人就已经给过全世界。但美国会主导中国，拦着中国不让给。因为，在他们心里，美国文明完美无瑕，没有缺憾。
资本主义的理想是，组建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托拉斯，消除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让工人保持竞争。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工会减少了发达工业国家工薪阶层之间的竞争，但加剧了不同种族工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白种人和黄种人[7]。在现有经济体制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廉价亚洲劳动力与这些国家的白人劳动者形成竞争，导致后者利益受损。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有一大批技能熟练、勤劳肯干的劳动力涌入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显而易见，人人都会获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一个产出多、消费少的人移民进来，都会增进群体中其他人的利益，增加人均财富。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为了找工作端饭碗展开竞争。一个工人不论是产出多、消费少，还是产出少、消费多都天然是其他人的敌人。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全局利益和工薪阶层的个人利益形成对立。美国黄种人劳动力和英国海外自治领地就是突出实例。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为产生的利益冲突让这些人蒙受不幸。未来几个世纪里，亚洲移民问题会出乱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靠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能做到工人个体利益与国家、世界整体利益协调一致。
世界资本集中在少数国家。这些国家凭借资本之力，榨干了其他国家的财富。显然，这种体系不能带来永久和平，除非穷国完全受到压制，不敢反抗。从长远来看，中国不会坐视工业利润流入外国人手中。就目前来说，如果俄国经济匮乏，不得不去筹措外国资本，但等到时机成熟，俄国将再次发起暴动，反对金融世界帝国。因此，我不认为华盛顿形成的垄断组织辛迪加能建立一种稳定的世界体系。与之相反，等到亚洲充分借鉴西方经济体系后，将会和西方打响一场马克思式的阶级战争。交战双方分别是：代表资本主义的美国；捍卫亚洲和社会主义的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亚洲会为争取自由而战，但这时恐怕已经太晚，不能保住亚洲文明特色，不能为人类大家庭作出宝贵贡献。实际上，这场战争很可能会毁灭一切，没有一个文明能挺立不倒。
总之，大金融家把持住了全球政治实权，只有涉及公共利益、能激起大众情绪的问题他们控制不了。美国和英国海外自治领地排斥亚洲人的确是受到大众压力所致，但也是因为损害了大金融财团的利益。而且，没有几个问题能激起这么强烈的公众情绪。这其中大部分又都可以用资本家利益受损去解释。即便在亚洲移民问题上，也还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工薪阶层对社会主义有误解，不能以开明心态看待社会主义。现有制度让每个人的个体利益相互冲突，在一些关键点上，还与全局利益相冲突。对个体适用的原本也应对国家适用，但在现有经济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利益很少与世界大局相一致，就算做到一致，也纯属巧合。现有体制可能保住了国际和平局势，但只是通过几个强国组合在一起，剥削压榨弱国才实现。这种组合就是华盛顿会议的成果。从长远来看，这种组合只会渐渐占满弱国享有的逼仄自由的空间。
正如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的那样，现有制度一大恶是：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国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消费这些商品，而是为了卖掉换钱，由此产生竞争、剥削，以及所有的恶。用这种观点不仅可以解释国际劳工问题，也可以解释国际关系。中国用资本主义方法发展商业，虽然可以让中国人提高出口商品价格，获得更多利润，但这些商品同时又是他们日常的主要消费品。此外，有人故意创造需求，让中国人消费外国商品。这样一来，中国就不得不受供应这些商品的人的摆布。本来，中国人能自得其乐，现在却狂热追求、心心所念的只有物质。在社会主义世界，生产将受管理机构控制，这个管理机构同时又可以代表消费者需求。这样一来，一买一卖整个商业过程中的竞争就会停止。但在这种景况到来之前，受人剥削可以换来和平，持续战争也能创造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和平自由不能兼得。现有美国政策的成功之处在于，可暂时维持和平，但肯定不让中国等弱国获得自由。只有国际社会主义能做到和平与自由兼得。资本主义剥削激惹暴动，就连和平都保全不了。只有国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持久和平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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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印度问题外，英国利益和美国大致相同。大体来说，英国利益跟美国金融连在一起，与美国中西部地区形成对比。该地区注重发展农业，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2]自华盛顿会议以来，美国政府利用会上商定的英美法日意五强海军主力舰的比例，说服国会增加海军军费。如果没有华盛顿会议，国会本来要缩减这一经费。海军增支在美国不得民心。但美国政府以保家卫国促和平为名义，从心不甘情不愿的纳税人兜里掏足了钱。参见1922年4月10日《泰晤士报》驻纽约记者发给报社的电报，4月17日、22日有连载。
[3]参见张伯伦的《新宗教的发明》，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出版。
[4]参见默多克《日本史》第一卷，第500页及后页。
[5]《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运动》（the socialist and labour movement in japan）对此有精彩阐释，作者是一个美国社会学家，日本编年史办公室发布。
[6]著有《如果日本和美国开战》。
[7]1922年4月5日，《泰晤士报》刊登了驻墨尔本记者发回的电报。从中可以看出白人劳动者对亚洲工人的态度。电报内容如下：“船舶及相关行业代表向澳大利亚总理比利·休斯抱怨说，英联邦四艘船在安特卫普修理，没有来澳大利亚修理。还有两艘是在印度修的，找的是黑人劳工，日薪8安那（合8便士）。听到这些代表谈黑人劳工，休斯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跟他们说：‘黑人劳工该死。快让他们滚蛋。别再跟我说黑人劳工。’说完，他从代表中间挤了过去，匆忙走出了房间……”我不同意休斯的看法，也很反感他说的话，但在这种场合，我能体会到他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