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萨旅馆坐落在悬崖边上，环绕着大约七英亩大小的草地和花园，草地一边是遮阳篷，中心是个平台，透过玻璃墙能看到旅馆内的桌椅，棚架搭好的走廊穿过草地中间直达入口处。一边是酒吧，另一边是咖啡厅，两边尽头各有一个黑色车棚，隐在六英尺高的灌木丛中。车棚中有很多车，许多人嫌麻烦，不愿使用地下车库，明知湿润盐分高的海边空气对车不好，也把车停在这里。
我把车停在靠近车库入口的坡道旁边，海浪的声音就在耳边，甚至能感受到溅出的水星，闻到大海的气息，尝到海水的味道。我们下了车，走到车库入口处。坡道旁边有一条狭窄的上升通道。一块指示牌悬在入口中间：下坡请挂低速挡。请先鸣喇叭。女孩拉住了我的胳膊。
“我要从大厅进去。我太累了，爬不动楼梯了。”
“好啊，没有哪条法律禁止你这么做。哪个房间？”
“十二层二十四号。如果我们被逮到怎么办？”
“逮到什么？”
“别装蒜。把他放……放在阳台的墙上或者什么地方。”
“我会被放在一个蚂蚁丘上处以火刑。至于你嘛，就不知道了。这要取决于他们掌握了多少罪证。”
“马上要吃早餐了，你怎么能形容得这么恶心。”
她转身快步走开。我沿着坡道下去。这个坡道和别的坡道一样弯弯曲曲，接着我看到一座玻璃亭，里面悬挂着一顶吊灯，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我凝神细听，看是否有什么人弄车的动静，或是洗车的声音，脚步声，口哨声或者任何轻微的响声，来判断值夜班的人在哪儿，在干什么。在地下车库，你能听见十分细微的声音，但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继续下行，几乎到了和办公室天花板平行的位置。这时我蹲下来，可以看到通往电梯间的台阶。有一扇门，上面标注着：通往电梯。门上有块玻璃，能看到电梯间的灯亮着，但看不到其他东西。
我上了三层台阶，然后就停下一动不动。值夜班的人正在盯着我看。他坐在一辆派卡轿车的后座里，灯光映在他的脸上，因为他戴着眼镜，从镜片反射出来的光十分刺眼。他舒服地靠在车子的角落里。我站在那儿，等着他过来。而他却一动不动，头枕着椅背，嘴巴大张着。我必须得弄明白他为什么不动。他可能只是假装睡着直到我走远，然后冲去给服务台打电话。
不过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个想法太蠢了。他应该是傍晚才接的班，不可能知道所有客人的长相。何况停车场旁边的狭窄坡道本来就是供人行走的。已经差不多凌晨四点钟了，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天就亮了，想混进旅馆的人不会挑这个时间。
我直接向那辆车走去，凑近往里看去。车门紧关，窗户紧闭。这个人还是一动不动。我抓住把手试图悄悄打开车门。他还是不动。这个人看起来肤色很浅，仿佛睡着了，但我都快打开车门了，还是听不见他的鼾声。车门打开，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一股混着蜂蜜的浓浓烟味——那是一支卷得很好的大麻。这家伙已经不省人事了，他正处于安静的极乐世界，那儿岁月静好，弥漫着各种色彩和音乐。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即使没被警察抓住或者扔到外面寒冷的空气中，他也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了。
我又关上车门，穿过电梯门，径直穿过那扇镶着玻璃的门，进入一间狭小的空荡荡的电梯间。里面是水泥地面，有两扇方方正正的电梯门，近旁一扇厚重的门微微敞开，里面是防火梯。我拉开门，开始慢慢向上爬。从地下室上到十二层楼要爬很多阶梯。我一边爬一边数防火逃生门，因为门上面没有数字标示。
这些门沉重、坚实、灰白色，就像脚下这些水泥阶梯。等到我终于拉开通往十二楼走廊的门时，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我一路东张西望，走到1224房门前，转动了一下门把手。门反锁着，但几乎同时它就打开了，好像她一直就在门后等着。我从她身边闪身进去，就瘫在了一把椅子上，好让自己喘口气。这个房间宽敞通风，有落地玻璃窗，窗外就是阳台。这张床似乎刚刚有人睡过，也可能故意摆放得像有人睡过。衣服七零八落地搭在椅子上，化妆用品随便扔在梳妆台上、行李箱上。这房间一晚大概要二十美金，单人间。
她插上门闩，“没遇到麻烦吧？”
“值夜班的吸大麻，不省人事，像猫咪一样绝对无害。”我从椅子上起身，想去阳台。
“等一下，”她突然尖声说，我回头看她。“没用的，”她说，“没有人能做得到。”
我站在那儿不动。
“我还是报警吧，”她说，“管它什么后果。”
“这是个明智的想法，”我说，“但为什么不早点这么想呢？”
“你最好快走，”她说，“没必要让你卷进来。”
我一言不发，看着她的眼睛。她双眼几乎睁不开，看起来像延迟休克，又像是太困，我不清楚。
“我吞了两片安眠药，”她说，看来看穿了我的心思，“今天晚上我不想再惹任何麻烦了。请从这儿出去吧。我醒后会叫房间服务生，等他来了再想办法让他走到阳台，然后就能发现——管他发现什么，而我就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她咬字越来越含糊，摇摇晃晃，使劲揉着太阳穴。“钱的事我很抱歉，你得还给我，对吧？”
我走到她身边，“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你会把我供出去？”
“我不得不这么做，”她睡意蒙眬地说，“不然我怎么办？他们一定会套我话。我——我太累了根本招架不住。”
我抓住她的胳膊摇晃她，她的脑袋晃来荡去，“你确定只吃了两片吗？”
她努力睁开眼睛，“是的，我从来没有多吃过。”
“那你听着，我现在出去看看他。然后我就回朗齐奥。我先拿着你的钱和枪，可能他们查不到我这儿，但是——醒醒！听我说！”她的脑袋再次晃向一边，她努力站直，瞪大眼睛，但看起来眼神呆滞、畏缩。“听着，如果他们查不到你，当然就查不到我。我受雇于一个律师，而你才是我的目标。支票和枪原来是谁的还会是谁的，你编的故事对于警察来说一文不值，只会让你自己越描越黑。明白吗？”
“明，明白，”她说，“但是我不……不怕。”
“这不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吃了药说胡话呢。”
她朝前跌去，我抓住她把她扶到床上。她几乎跌到床上。我替她脱下鞋子，拿一块毯子给她裹上。她马上沉睡过去，发出浓重的鼻息声。我进了浴室，摸了半天，终于在架子上找到一瓶安眠药，里面几乎是满的。瓶子上写着处方号码和日期，这是一个月前巴尔的摩的一家药店开的方子。我把里面的黄色胶囊倒在掌心里数了数，有四十七颗，几乎满瓶。服安眠药自杀的人会把一整瓶药都吞下去——掉落的除外，总会有一些掉落下来。我把药倒回瓶中，把药瓶放到我兜里。
我回来再次看着她。房间里很冷，我打开暖气，开到适温。最后我终于能有时间打开落地窗，走到阳台上。阳台冰窖一般，大约十二乘十四英尺见方，前面有堵三十英寸高的墙，一排低矮铁栏杆伸出去，要从那儿跨出去很容易，但是要说从那地方失足掉下去，可就太牵强了。
阳台上有两把白铁庭院长椅，上面盖着几个软垫，这是两把一模一样的扶手椅。与左邻相隔的那道墙向前延伸，通往她提到的那条路。看起来即使是修烟囱的人如果没有梯子也爬不上来，另一边是盛开的玫瑰丛，沿着台阶蜿蜒而上，那地方以前一定是梯田。
躺椅上根本没有什么尸体，地板上也没有，整个阳台根本没有什么人。我仔细检查地面有没有血迹——没有，连血渍都没有。我再检查安全墙，没有血迹，也没有被什么东西拖过的痕迹。我靠墙站好，扶着铁栏杆，尽力把身体向外探出，沿着墙看到地面，下面紧挨墙壁的是一丛灌木，再远一些是一块狭窄的草坪，更远一点是石板铺砌的小道，然后又是一个草坪带，之后是密密的篱笆，上面攀附着浓密的灌木。我估算了一下从这儿到院子尽头的距离，在我处的这个高度要估算距离真不容易，不过我还是估算出大约至少三十五英尺。篱笆之外，海水泛着白沫，这些泡沫覆盖着礁石，使之半隐半露。
拉瑞·米切尔大约比我高半英尺，但比我轻十五英磅。这个人天生不是那种能拖着自己重达一百七十五英磅的身躯，跨过那些栏杆，然后再走到海边自杀的人。显然这个女孩不可能明白这一点。
我穿过落地窗回到屋内，走到床边，她还在沉睡，打着鼾。我用手背碰碰她的脸颊，脸蛋微微润湿。她微微动了一下，嘴里咕哝了一阵，接着一声叹息后，又把头埋进了枕头。没有鼾声大作，没有深度昏迷，更没有不省人事，因此当然也没有过量服药。
她说的是真的，尽管只有他妈的这一件事——她确实没服药过量。
我在梳妆台最顶层的抽屉里找到了她的包，里面有一个拉链皮夹，我把旅行支票放进去，继续在里面寻找有没有什么线索。皮夹中有一叠捆好的钞票，一张到圣塔菲的列车时刻表。原来放支票的夹子，现在塞着火车票和卧车包厢的订票单据。
她从华盛顿特区到加州圣地亚哥就是乘坐的十九号车厢，在e号卧铺。没有信件，无法确认她的身份，不过就算有也应该锁在行李箱中。包里主要是女人用品：唇膏、粉盒、零钱包、一些银饰和一串钥匙，挂在装饰着小铜虎的钥匙圈上。里面还有一包打开的烟，但是似乎并没有抽过。除了这些，还有一盒火柴，上面只有一道划痕。三条没有绣姓氏的手帕，一包指甲砂锉，一把指甲刀，一些修眉的物件。一个小皮包里放着一把梳子，一小瓶指甲油。有一本小型通讯簿，我急忙打开——空的，根本没用。包里还有一副太阳镜，装在镶着金边的眼镜盒中，盒上也没有姓名；一支自来水笔，一支金色铅笔，再没有别的了。我把包放回原处，走到桌边，找到旅馆的笔和信封。
我用旅馆的笔写道：“亲爱的贝蒂：很抱歉，我没死成，明天再跟你解释，拉瑞。”
我把字条放进信封，在上面写上“贝蒂·梅菲尔德收”，然后把信封放在地上，做成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样子。
我打开门，走出去，关好门回到防火梯。但是我禁不住喊出“去他妈的，接着按了电梯。电梯并没有上来，我又按了一下，然后一直按，最后它终于上来了，一个睡眼蒙眬的墨西哥年轻人打开电梯门，对着我打了个呵欠，然后抱歉地笑了一下。我报以微笑，没再说什么。
一楼正对电梯的服务台旁空无一人。这个墨西哥小子坐回椅子，我还没走出几步，他就又睡着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睡觉，除了可怜的马洛。他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甚至还不收费。
我回到朗齐奥·德斯坎萨德旅馆，这儿所有人也都在睡觉，我困得要死，但是还得收拾行李箱——把贝蒂的枪放在底层——在一个信封里放了十二块钱，等出去时把它连同我房间的钥匙丢进服务台的邮箱内。
我驱车回到圣地亚哥，把租来的车还掉，在车站拐角找个地方吃了早餐。七点十五分，我赶上一辆直达洛杉矶的两节柴油火车，一路狂奔，十点整到站。
我乘出租车回到家，刮了胡子，洗了澡，吃了第二顿早餐，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差不多十一点钟，我给乌姆纳先生——那个律师的办公室打了电话。
他亲自接的电话，可能弗米利耶小姐还没有起来。
“我是马洛。我在家中，方便拜访您吗？”
“你找到她了吗？”
“是的，您给华盛顿打电话了吗？”
“她人在哪儿？”
“我想当面谈。您给华盛顿打电话了吗？”
“我希望先听你的消息，我今天很忙。”他的声音听起来火气很大，一点也不动听。
“我半小时后到。”我迅速挂了电话，再给我那部奥斯车所在的地方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