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一日　新澙县鱼沼郡十日町电影院放映过程中，屋顶因积雪过重而坠落，致一百三十余名死伤。

二月一日　对各公立、私立大学教授中有组织的新近共产党，三府六县实施第二次检举，三十五人被捕。

六月十五日　在山阳线的冈山县和气郡熊山村地界，因上行列车脱轨倾覆，下行列车与之相撞，致包括休学旅行中的学生等八十余名死伤。

六月三十日　关东一带暴雨成灾，仅东京浸水家屋就多达十五万户。

七月六日　两三天来的豪雨，致阪神地区洪水泛滥，家屋流失、倒塌、浸水等逾十五万户；死伤及失踪者多达五百数十名。

七月十二日　发端于苏联兵越境的张鼓峰事件[335]起。

七月十五日　内阁会议决定：中止原定于后年在我国召开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召开万国博览会。

八月二十四日　日本空运会社的两架客机在练习中相撞，于大森的一家工厂中坠落，致搭乘者和集合的民众一百数十名死伤。

九月一日　台风袭击关东地方，各地受害惨重。

九月六日　富山县冰见町大火，焚毁家屋一千数百户。

十月六日　北海道夕张煤矿瓦斯爆炸，致三百余名矿夫惨死。

十一月四日　栃木县鬼怒川温泉大火，焚毁家屋百数十户。

十一月十八日　关于上月六日美国政府所质询的公文问题，由有田外相对驻日大使格鲁[336]做出答复。在东亚新情势展开之秋，固守旧规固然已不可能，但对第三国权益当极力尊重。

十二月八日　日本航空会社客机富士号于冲绳县久场岛冲坠毁，致十名搭乘者惨死。

十二月十六日　新设“兴亚院”[337]，柳川平助中将为院长。

十二月二十日　以贵族院公正会为中心斥资百亿元、暂名为“东亚中央银行”的设立计划取得进展。同日，铁道省朝鲜海峡隧道委员会拟斥工程费十亿元建设的本土至朝鲜间大隧道项目获通过，明年起开始海底地质调查。

十二月二十四日　实业家藤原银次郎为纪念古稀之年，宣布设立藤原工业大学。

十二月二十七日　位于富山县黑部深山志合谷的日本电力会社发电站工程施工中发生大雪崩，致百余人被活埋，过半数人员死伤。

内山完造五十三岁。在日本内地东奔西走，巡回讲演。去年，“满洲铁道福祉课”曾请我去讲童话。我起初拒绝了，但同时又表示，如果是中国漫谈的话，倒是可以考虑。结果对方马上回信说：“中国漫谈更加欢迎，请务必光临，并请做好七十天行程的准备。”但上来就做七十天打算的话，有些冒险。万一所讲的内容无趣，不得不中途灰头土脸回国，可就难堪了，所以我回复让把日程缩短一些。二月初，对方报来了详细的计划安排。照此安排，待遇除了列车汽船（一等）、旅馆等由“满铁”负担外，日补助二十元；从二月十日以安东为起点，到三月十四日（？）从大连出发为止，每天有一次以上的讲演。讲演地如下：安东、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哈尔滨、牡丹江、图们、吉林、长春、奉天、锦县、承德、奉天、抚顺、辽阳、鞍山、大连等。在安东做了一场普通的演讲，在奉天只是一个座谈会。会上，千田、卫藤、石原等实力人物轮番提问，虽然提心吊胆，但非常愉快，仿佛是不同流派的比武大会。在长春，虽然一天讲了数次，但招致邀请方老大的不满，结果归程延迟了两天。在齐齐哈尔，我的讲演是在交通大臣讲话之后，有趣的是，一度散了的听众又重新回来了。去北安时赶上了暴风雪，只能到克山，而克山的旅馆竟然满员（因被交通大臣占据的缘故）。由于交通大臣坐骑的缘故，道路管制不通。遂折回齐齐哈尔住了一宿，翌日又回到北安。北安零下30c，连生着炉子的浴室都能看到冰。停车场里的列车不分昼夜吐着蒸汽，据说一旦停下来的话，到翌年夏天都无法再运行。去市场转了转，看到鲫鱼、鲶鱼什么的都像石头子似的，从袋子里拿出来时“格楞”作响，冻得硬邦邦的。大块的牛肉吊挂在屋外的房檐底下，吃的时候用锯子锯。因为完全冻上了，无论阿狗阿猫都休想啃动，所以反而是安全的。有人因冻伤被切除了手脚，听说都是饮酒后外出所致——又发现了一个饮酒的新的危险性。克山至北安间铺设了铁轨，道路终于贯通。丘陵上的雪落在被风吹成了一道沟的铁轨上面冻住了，据说连除雪车都铲不及。苏联工程师会在开垦的丘陵地上犬牙交错地乱打一通桩子，而日本工程师则不这么做，所以雪会落进沟里冻住。原来打乱桩是防止暴风雪的措施，闻之深感生活经验的宝贵。列车从东边绕了一圈回到哈尔滨，接着又是讲演和广播。那时，我站在冰封的松花江岸边，懂得了即使在本质上是可能的事情，因量的不同，也有能变成不可能的道理。正如松花江水既不可能因人之力而结冰，一旦冻结的坚冰也不可能因人之力而融化一样，背后其实都是量的力量。从吉林回到长春，两天之内讲了六场。见了伪满洲国“总理”张景庆[338]先生。听说他是绿林出身，但看上去老成持重，相貌堂堂。听到同行的治安部顾问横山氏说“讲得很棒嘛，绝不涉及可能引起麻烦的事情”的话，我才放下心来。在哈尔滨，令我开心的是，开始预备在小会场讲，因观众太多，临时改在大会场，可仍然坐满了听众。由于在长春一连增加了六场讲演，奉天方面遂请求在往返热河之际，务必讲一场。结果，在那里为小学生讲了一场童话。在齐齐哈尔，也以小学生和妇人会为对象讲了一场，在奉天则再次做了全满放送。在图书馆的讲座，破开馆以来的超满员记录，卫藤馆长大喜。在锦县的经历虽不甚愉快，但承德是畏友福井二郎牧师夫妻的传道之地，在那里过得非常惬意。

远离故里千里之外的梦之国

不过尔尔——喇嘛僧信笔也枉然

拾得两句胡诌的打油诗，倒也兴味十足。“离宫”的老松渐渐都枯死了，据说是因为打仗，鸟儿不来了，昆虫肆虐的缘故。听说最近日本内地也有类似的现象。抚顺煤矿周围四里的露天采掘令人吃惊。而且，眼见绿页岩、油页岩等地层的颜色分层呈现，不由得对自然力之浑然天成感佩不已。看到“北满”的湿地，不知谁说了句可以在此开挖大运河和实行日本家庭次子以下人口[339]的强制移民计划，被笑作吹牛。可是这次共产党革命刚一成功，便发表了将在“满洲”开凿大运河的计划，能不令人开心？在大连，我的讲演受到令人难堪的冷遇，会场连一张招贴海报都没有，也不见立着的看板，当然更没有报纸的报道和广告。偌大的会场上，对着区区十来名听众讲了两小时。但却受到了满铁从业妇女会的邀请：“明天请务必来讲一场。”翌日，报纸上刊登对前一天讲演的评论：“近来比较有趣的、能让听众感到津津有味的是昨天内山完造的讲演，虽然听众寥寥……”但当晚的座谈会便有四十余名出席，讲演会的出席者更数倍于此，令人欣喜。后来听说，当初邀请我时，有人说“他是共产党”，结果差点被否决。后多亏《每日新闻》社支局长波多江君出来说“《每日新闻》担保，绝无那种担心”，这才被通过。诚可谓世事凶险，人心叵测。

结束“满洲”旅行回到小仓的时候，《朝日新闻》社主笔原田让二说务必见一面，我便南下大阪拜访了他。我与原田君是在老家的精研高等小学校时代的同桌，是真正的发小。两三年前的某一天，《朝日新闻》社上海支局长木下君来店，买了些《上海指南》等对新来沪者有用的书籍。我问他：“这些书不会是您读吧？是有人过来了吗？”他说：“本社主笔原田让二来了。”我又问道：“原田主笔可是冈山县人士？”他说：“对呀，是冈山县人。”我继而说道：“也许同名同姓也未可知，我有个发小叫原田让二。”他似乎来了兴趣，说：“肯定是他，就是那个原田君。”我说：“那请您打电话问他一下吧。他住在什么地方？”木下君说：“万岁馆。好，我打个电话问问看。”说着，便接通万岁馆：“喂喂，原田先生吗？你是冈山人，对吧？冈山的什么地方？啊，是后月郡江原村啊？好的，请稍候。”我一听，便连声说：“没错。就是他，就是他！”接着，木下君又问道：“喂喂，你可记得过去上小学校时，有个叫内山完造的朋友？对，对，你还记得啊。其实啊，这位内山完造君，现在就在这儿。我让他来接电话吧。哎，内山先生，你来接一下。”我接过话筒：“喂喂，原田君，我是内山完造。久违啦！该有三十五六年了吧？没想到竟会在这里碰到你。哎，你过来吧？啊，还是我过去吧，什么时候？啊，干脆我这就过去得了。对，我这就过去。”“一会儿见！”我挂了电话。木下君说：“这可真是奇遇呀。三十五年没见，居然在上海邂逅，有点意思。那么，请您过去看望他吧。我先回支局，待会儿也过去。”说着，他便告辞了。我立马出发。也不晓得万岁馆的几号房间，就直奔二楼的大房间，“当，当”扣了两下门，里面传来“来了，来了”的回应。“我是内山完造。”刚一露脸，原田就笑曰：“我所知道的内山完造可不是谢顶的主儿啊。”毕竟是暌违三十五年的重逢，自从高等小学校四年级时一别后，一次都没有见过。记得当初是看到署名“原田让二”、从美国发来的题为《在印刷街播撒》的通讯，连同文章所介绍的彼时藤原义江的评论，一读之下觉得非常有趣。我跟原田讲了这件往事，并说把鲁迅先生介绍给他，他大喜过望。于是，我很快在新半斋（上海两家正宗扬州餐馆之一，另一家是老半斋）——这家我过去三十年来惯去的菜馆置一席，在座的有原田、木下、鲁迅和我，还有谁参加，我记不起来了。借晚餐之机，我介绍了鲁迅先生。翌年一月一日，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上便刊载了《上海所感》一文，而这场奇遇刚好是此文发表之由头。

把话头再扯回来。正因为我介绍鲁迅先生给他的原因，原田君访问大阪时，跟我说：“其实，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为了向一位朋友介绍你。人这就过来，请稍候。”然后我们就聊了会儿中国问题。意外的是，原田君的思想颇右倾，其中国观与我完全不同，对我的话一个劲儿地否定：“那可不对。无所谓。”我只好说：“那日后再看吧。”正好这时，来了个人，于是打住了话头。来的人是《朝日新闻》营业部长小松。原田君向他介绍说：“那么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内山完造君。”接着又介绍小松说：“这是《朝日新闻》的小松营业部长。以后请多关照啦。”初次见面的人就算彼此打了招呼。原田君说：“小松君，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好了，下面该谈你的事了。”然后，我就听他们俩说话，直到说完。小松说：“内山先生大概也有所了解，《朝日新闻》上海代理店的事，还望君关照一下。”关于这件事，事实上，我从长谷川三郎（内山书店杂志部经理）那里也听说过，长谷川的胞兄杢太郎先生和胞弟某君也曾多次托过我，被我断然谢绝了。话要从去年说起。此前，《大阪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在上海的发行一直由位于吴淞路海宁路口的至诚堂出光卫君操办。可是，两社均有相当额度的放贷无法从至诚堂回收，成了坏账。于是，《每日新闻》社希望就此摆脱至诚堂，另谋出路，也不知是谁跟内山书店杂志部经理长谷川三郎君谈了打算。所谓内山书店杂志部，实际上是前店主石田末次郎君想做杂志发行，希望能借用内山书店的名义，我便无偿提供给了他。石田君回国时，由长谷川君继承其位，仍继续沿用之。正是这位长谷川君受《每日新闻》社之托，谈及发行代理事宜。但长谷川个人，比起《每日新闻》来，似乎更抱定与《朝日新闻》合作的野心。于是，背着我去找《朝日新闻》社，说《每日新闻》方面有此意向，作为自己来说，横竖要做的话，更倾向跟《朝日新闻》一起做，问对方意下如何。而《朝日新闻》正愁回收贷款不利，对内山书店与《每日新闻》的合作颇感不爽，所以跟长谷川谈得很投机，事情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在草签契约时，文书上写明“内山书店杂志部长谷川三郎”，而《朝日新闻》营业部长小松氏却表示长谷川三郎不行，须跟内山完造签，否则很为难。难怪长谷川三兄弟轮流来托我签字，都被我挡了回去，我说此事万万不可。不承想，这会儿小松营业部长又来说项。我听他说完，然后拒绝道：“这可不成，我做不到。”于是，小松开始极尽热心地试图说服我，从经济的角度，极其露骨地、几乎像恳求似的劝诱我，可还是被我顽固地谢绝了。我缘何竟会固执至此呢？因为现在看来，《朝日新闻》虽然实现了海量发行，可想当初，却有过出光先生穿着草鞋独自走街串巷配送报纸的时代。我作为知情者，无论如何做不出釜底抽薪之事：“今天若是从至诚堂手中把《朝日新闻》夺走的话，那无疑是对至诚堂的致命伤。以我之手扼杀出光氏，纵然每个月有十万元的纯利润也做不出来。如果说为《朝日新闻》的销售计，忠告一下至诚堂的话，也许倒还可以考虑。至于说从至诚堂手中把《朝日新闻》发行权抢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恐怕就爱莫能助。”我态度坚决，不为所动。小松氏见状，又说道：“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不过，不接受《朝日新闻》而接受《每日新闻》的话，则令本社有些为难。”我当即接过话头：“这您自不必担心。我并不是单拒绝《朝日新闻》一家，对《每日新闻》也一样。我不会以我的名义把报纸发行的业务从至诚堂夺走。但是，我内山完造既然拒绝了《朝日新闻》，我可以向您保证，内山书店断不会经营报纸业务。”如此，最后谢绝了对方的请求，时间刚好是正午。原田君说：“内山君拒绝的好。我应当感谢你。在今天之前，《朝日新闻》社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当然也从未被如此巧妙地拒绝过。君凭良心办事，令人佩服。这样的话，反而清爽。走，我们吃午饭去吧。”于是，我跟原田、小松、木下君一起，去了北浜的一家叫鹤屋的餐馆，被招待了一顿。席间，我的态度再度受到众人的激赏。后来，出光氏从大阪回来时，特意到我的店里来致谢：“内山先生，《朝日新闻》社让我向您道谢，实在是太感谢您啦！”在我自己来说，无非觉得做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已。从那以后，与原田君一直保持着交往。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原田君也遭到整肃。从那以后连一面都未见过。前些日子，从社会党大阪支部给他打了个电话，好像在忙着做证券买卖。我祈祷他能立于不败之地。《每日新闻》社约我写“满洲”旅行记，结果写了篇《行走的毛线衣》。至此，我的“满洲”旅行结束了。

是年秋，在小仓蛰居的内人来信说那里太冷，受不了，我说那就去长崎吧。于是，托冈山乡下的弟弟在长崎借了间房子，安排她住下了。虽说是没必要住院的病人，但总闲着的话，只怕神经会出问题，便接了两个亲戚的小女孩过来，三个人一块生活。年底的时候，我从上海过去，觉得与其闲待着，不如让她开个书店。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开一爿中国方面的专门书店，便打出了“内山书店长崎店”的看板。也因此，我与长崎结下了缘分。

从年表中可见，对左翼阵营的压迫日甚，“国体明徵”运动进一步升级。可我却认为，如果日本的国体真的有如此尊严的话，那么如今就没必要搞什么“国体明徵”运动了。既一个劲儿地叫嚷“国体明徵”，恰恰是不甚“明徵”的缘故，才不得不叫嚷。之所以打压共产主义，是因为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口口声声指责什么“不法分子”“卖国贼”，实际上，是若非如此非难便会感到恐惧的缘故。若是帝国主义和国家第一主义果真如此靠谱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放任其他主义。而不能放任，则说明有恐惧，所以才打压。而且，在打压之上，还要施暴，以使人们感到恐惧。但这种做法完全是无力的，人们以前便知道，可还是不得不如法炮制，其结果自然于事无补，煞费周折是明摆着的事——人到底还是不够聪明，常常重复镇压、迫害、虐待，甚至虐杀的蠢行。

是年五月，我回到暌别已久的上海。出于发战争财是一种罪恶的基本考虑，加上觉得今天的战争本身就是错误的想法，对时局，我仍然抱保守的观望态度，采取绝不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方针。这即使在店里也不讨好。最终还是在老朋友的说服下，倾店合资，然后再由我来经营。之所以决定把店抛出去，是因为政策的发展与个人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本打算全身而退。然而，既蒙朋友如此信赖，遂决心再干他个十年。

日本政府和军人似乎以为欺世盗名的做法可得胜，而不大相信正确的事物会最终获胜。事实胜于雄辩，从柳条沟、卢沟桥和张作霖被炸死等一系列事件的真相来看，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所声明之事总与实际行动相去甚远，这很麻烦。今年的近卫声明声称“今后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对手”，可到头来，战争的对手不还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吗？譬如，总是口口声声拿“事变”呀“事件”什么的说事，可实际上做的，难道不正是发动前所未有的战争吗？我们必须从事实以话语和文字为转移的错觉中早日醒悟过来。话语和文字尽可以胡编乱写，可事实却只能有一个，这是决不可蒙蔽的。我们须充分认识到，事实可颠覆理论，但却不会为理论所颠覆。这一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随万国博览会一起被中止、延期，虽说事出无奈，却也遗憾之至。

在日本的煤矿、矿山，坑内瓦斯爆炸杀死了数以十计、数以百计的人。我要说他们就是被杀死的，因为针对瓦斯的设施极不完备。人命关天，这些设备必须确保十二分的安全。看年表中的相关记事，简直与对待犬猫牛马的死一样，若无其事，有时甚至让人觉得还不如犬猫牛马。日本人实在应当注意对生命的思考方式。

我经常对人说，对政治家说的话，原封不动地直接接受是相当危险的。政治家一边说“我们关系很好”，第二天就可能吵架，这种事儿简直是家常便饭。前段时间日本政府还一个劲儿地声明不介入欧洲的战争，转眼就跟德国捆绑在一起，拉开了对英美的战端，这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所以对政治家的话是不能相信的，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莫不如此。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

是年秋天，内人开始在长崎居住。最早结识的友人，是八坂町高桥内科诊所的院长高桥喜代志先生，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幸事。高桥先生人很亲切，对内人的病，付出了十二分的功夫来诊治。在我头一次见过他、回上海之际，他对我说：“内山先生无需担心，我会负责地治夫人的病。”而且，从来不收药费，真令我们诚惶诚恐。虽然开始时我们对过于麻烦人家感到过意不去，但很快就不放在心上了。慢慢地，竟像先生的亲族似的，接受起人家的好意来。不要说病人本人，对身在远方的我来说，这简直是莫大的幸运。正因此，我才能踏实地工作。而且，内人的病也一天好似一天，三年后终于再次回到上海，令人不胜感激。

后来结识的友人，是时任长崎市议会议员，与长崎《民友新闻》社有关系的，今天《民友新闻》社的董事田中丈平先生。因内人在门牌上写了名字“内山完造”，田中氏看到后便登门拜访：“敢问这位内山完造先生可是上海的那位内山先生吗？”内人答曰：“正是。”他又问：“内山先生在家吗？”内人说：“他现在没有来。这里是我的静养之所，他有时候会过来。”“哦，是这样……内山先生如果在的话，我务必想见一见他。仅此而已。”说着，便告辞了。从那以后，便承蒙其多方关照。我们至今仍保持着通信。

长崎的缘分至今令人感到亲切，我的人生也因长崎而增添了一页。内人的长崎生活开始于十月。其后，我头一次来到长崎，见到了高桥先生和田中氏。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一合计，便搞了个“中国语讲习会”。而且，与中国语课程相并行，说也要让学生们理解中国人的生活，这方面的课便由我来负责讲。原本只做了一年的打算，可讲习会以高桥、田中二人为中心，又得到了众多人的帮助，居然坚持了几年时间。

正如预想的那样，长崎内山书店果然不忙，也就是多少有点事做，比玩儿稍微强一些，每月卖个三四百元，勉强挣点房租和零花钱而已，这倒与我的预期差不离。但往来客人却很特别，其中有被称为“长崎名物”的古贺十次郎老先生。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的武藤校长也来过，有时益田图书馆长也光临，确实是一个幸运的书店。但有一个略微有些疯疯癫癫的酱油店老板，着实令人有些头疼。店里曾收留过两个姑娘，一位是冈山的弟弟的女儿y子，还有一位是嫁到广岛县的农村、后早亡的我妹妹的女儿s子。病妻承蒙y子、s子照顾，而两人都有情缘，分别跟我店里的n和m结了婚。n和s子结婚时，就在这个家里办了个婚礼。两家的亲人聚在一起，由我来主持，一切吉祥和美。事后，一对新人去上海新婚旅行。m和y子的事稍晚一些，尽管上海战况依旧，令人觉得不免有些冒失，可还是破例办了个婚礼。y子在长崎的时候，每逢周日都跟内人一起去教会参加礼拜仪式，遂下决心皈依基督，并在圣丘的日本基督教会，从园田勇吉牧师那里受了洗。后来，园田牧师辗转数地任职，目前在岛原的音无川教会牧养。m出生于秋田市，其兄毕业于同文书院，在学时便与我过从甚密。后m到我的店里来工作，与其兄同为虔诚的信主之人。m在征兵的适龄检查时，甲种合格，被问及希望的兵种，答曰看护兵。进而被问及如此选择的理由时，明言因为在信仰上不允许杀人，遂成了翌日报纸的话题。他们兄弟姊妹共五人，四男一女，除了次子一人外，三兄弟和一个妹妹均为虔诚的基督徒。后招呼双亲到上海，与长兄同住，遂使顽固的父母也受洗皈依。妹妹的信仰真不是一般的虔诚，不顾父母的反对，决心进神学院，当一名传教士，最后竟战胜种种困难，如愿以偿。今在宫城县鸣子町，成了一位盲人传教士的妻子，并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专心传道。这真是少有的一家子。这一家更有一些稀罕的轶事。幺弟曾来上海，在三井银行工作。当中日战争发展到大东亚战争，呈现出对日本相当不利的形势时，上海的日资企业遂打出在滞留上海的居留民中现地雇用的看板，事实上只要是男的，谁都可以被录用。而不可思议的是，三兄弟偏偏此时在上海参军入伍。由于三人均为基督徒，在军队里备受虐待。特别是长兄，面对残酷的迫害，态度俨然，始终不放弃信仰，反而变得更加虔诚。幺弟患胸膜炎，被送到后方，经过长时间的住院终于痊愈，现在东京服务于s贸易公司。停战后，长兄与双亲一起归国，现在鹿儿岛县的指宿与教友三人一道，以曾在上海ymca作为主事长期侍奉的s老人为牧师，边经营制盐榨油业，边致力于传道。去年，我有幸造访，看到四个人在景色独好、温暖且有丰沛温泉之地，并行不悖、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基督教传道与自己的事业，我说这真是未完成的理想境地。贺川丰彦先生也曾访问此地，并在《基督教新闻》上报道了这一带传道的情况。说到此间的传道，在国立疗养所从医师、看护妇到患者，受众逐渐扩大的情形尤其值得关注。关于m一家不可思议的轶事，我会另文详加介绍。总之，m和y子在上海结了婚，停战后m从前线归来，如今在我的家乡冈山县的乡下小镇，经营着一家内山书店，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而前述的s子和n，也在战后归国，并在尾道开了一家n书店，唯愿书店发达繁荣。在内人长达三年的长崎生活中，诸如此类的机缘巧合完全出乎意料，只能说是主赐予的奇异恩典。

还有一件事，顺便写在这里，立此存照。好像是第三年的五月，我在船上突然犯了老毛病胃痉挛，请求船上的医生注射。可那医生连瞅都不屑瞅一眼，说是吗啡中毒症患者，不给注射——全然不当一回事。然而不幸的是，我并非是吗啡中毒患者。忍了一路，船一到长崎，马上请高桥博士出诊一看：“这不是胃痉挛。你脸上黄疸已经出来了，是典型的胆结石病。”说着便立即调来护士，总算得以精心调养。正说着想于近日动身赴上海的时候，从上海回国的改造社社长山本氏特来探望，聊了会儿天，他便回东京了。我从二楼下来时，滑了一跤，哼了一声便动不了了。众人还以为我死了，虚惊一场，忙了个不亦乐乎。只好又请来高桥博士，诊察了一番，说似乎肋骨有些异常，于是再次喊来了护士。结果，病人的家里又出了个大病号，可真够呛。幸好博士的治疗措施得当，个把月便大体康复。照了x光片，虽然没有骨折，但能看出肋骨有些异常，说还需疗养，于是又疗养了一个月。真是多亏了高桥博士的一再关照。养病时，我发现《本草纲目》上写着服牛黄可治胆石，便跟博士谈了一下。他说这相当合理，不妨服用一下试试看，我便托人从上海捎来，并服用了。结果连续服了一个月，刚好在生病满一年的时候，七八颗胆石（像大豆切成两半大小的物质）混在大便中被排出体外。从那以后，我完全忘了自己的胆结石病。这也多亏了博士的指导。

然而，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位高桥博士，虽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竟于前年成了不归之人。我与内人一起从长崎回到上海是（昭和）十六年的事。然后，（昭和）二十年的一月十三日，内人因一种叫作肺气肿的病而西归。那年的八月初，发生了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惨剧。我首先想到了高桥博士，其次是田中丈平氏。但是，信和电报都不通，我只能为两家的平安祈祷。后来，看到博士的信，知道人还算平安，可夫人从那以后却被宿疾所困扰，陷入间歇性发作，“我以为这是原子弹爆炸的缘故”——先生在信中如此写道。我边想象着平素并不很强的夫人，一旦受到惊吓后，那种因冲动而发作的情景，边联想起过去内人经常发作时的样子，在心里祝福夫人的痊愈。却没想到，前脚刚接来信说夫人的发作频度已逐渐减少，博士的讣报便接踵而至。我因在旅行中的缘故，过了很多天才接到通知，更觉遗憾。

不知为什么，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忘记了，居然要靠一件一件追加才行。而这种再追加本身，对我来说虽然是一个大问题，但竟然也会忘记。因接到改造社出版部长铃木一意先生的通知，说要在以前发表于《改造》杂志上的“上海漫语”的基础上，再补充些未发表的札记，然后作为一册来出版，并让我尽快编好，我于是立马就将旧文编辑一过，寄了过去。对方又让写篇序文，于是又马上炮制一篇寄了出去。我的处女出版物《活中国的姿态》付梓时，着实很高兴，而此番则有种不同意味的喜悦。我当时有多开心，读彼时的序文便知道。

此书于七月十五日出版，至八月五日，便得再版。我越发兴奋，一发不可收拾，每天写啊写，天不亮就爬起来，早餐前必写上一两节——这种总要写点什么的习惯保持至今。当然，我已经落后于时代，也许只是不服老而已，但不可思议的是，不写点东西便感到过不去。有人说只要让我手执笔和稿纸，比让孩子手里拿着玩具还听话，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仍如是。我想，恐怕至死都不会变吧。我现在才头一次知道所谓习惯的力量。如果说每天起早写稿是一种“病”的话，那么我肯定会说：是习惯致病。即使在战后初期那种异常状态下，我都无法停止写作。截至（昭和）二十二年十二月被强制归国时为止，二十八个月间，我所写的原稿有十册笔记本和摞起来超过二尺高的稿纸。可遗憾的是，在上海全部被当作废纸丢弃了。尽管归国后近三十个月的大部分时间中，我忙于全国巡回演讲，但其间还是写了二尺来厚的稿纸，成了两三本书。现正在赶写在上海时，曾两度写到半截后放弃的、记录我一生的底稿，这部书稿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写虽然是在写，可总觉得不够，脑子不够使，记忆力之糟糕简直不像话。某件事明明是自己实验过的，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结果却并不为人所知，而自己竟然也忘了，无论怎么回想，也想不起来。我真不愿意上岁数。不过，虽说如此，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原本就粗鄙无识，写的也实在是太少了。也许是缺乏经验的缘故，虽然平时这事儿、那事儿的都还能想起来，可一旦拿起笔来，只能勉强想起个人名和地方，至于想要写的东西，却怎么也出不来，令我时常有种焦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