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九日　画家铃木松年殁。

四月某日　从这月开始，美国谷物交易所停业。

七月十三日　军舰“河内”于德山湾爆炸沉没。

七月十六日　日本决定出兵西伯利亚。

八月十一日　富山县滑川町发生米骚动，后逐渐蔓延至全国，显露烧打事件等危险性。

八月十三日　米价涨至一元买不到二升。政府决定斥资一千万元，强制收购大米。

十一月十一日　签订世界大战[178]停战协议（后此日成为和平纪念日）。

内山完造三十三岁。照去年的计划，进入二月以来，本年度不动用广告费，但尽可能多地委托囤货的方针成效显著，遂呈前所未有的繁荣（几乎达到过去最好业绩的两倍）。结果，正如我所料，各大客户大卖特卖，手头几乎连一瓶库存都没有，货款也得以回收，托售情况也非常理想。在四川省的大胆托售甚至令人觉得不无轻率。诸如将香港交易无条件地转为通过本社直接交易（由于银价高企，通过将上海交易的自然涨幅转为日本直接交易的形式，保护客户的利益）等，基本上是基于我对中国知识的实际活用。从这一年开始，我尽可能地削减广告费预算，制定了一个把商品的呆账视作广告费的计划。并且，对因火灾水害等造成的商品损失，双方折半负担，而对那些源于呆账的损失反而予以全额负担，以减轻客户批发的压力，此法颇得要领。这一年，我的旅行里程居然突破了一万里。

对于湖南省赵恒惕的独立，曹锟、张敬尧发表主战声明，攻陷长沙。这场战争之时，从长沙一直到常德一带的洞庭湖上，出现了一种异样的情景：无论小汽船还是帆船，均升起日章旗航行。这是由于国民害怕被卷入国内军阀的政权争夺战，而借用治外法权国的国旗以自卫——只要打出外国国旗，中国的官吏便无从染指。此时，衡州驻扎有吴佩孚军，常德则有冯玉祥的驻军。长沙陷落后，冯玉祥拒绝张敬尧系裕湘银行发行的货币，受到常德市民的热烈响应，“基督将军”之名一世风靡。

至此，欧战（彼时已发展为世界大战）已到了同盟军大胜俄国之时。但我却觉得，德军的大胜反而会陷自己于不利的窘境之中，这是由于我考虑到统治俄国的困难。在西部战线，英军亮出新式武器坦克，加上斐迪南·福煦元帅的战术，漂亮地牵制了同盟军。另一方面，今年以来的封锁开始奏效，遂至同盟军军门乞降。十一月十一日，整个战线终于吹响了休战的喇叭。

我心情颇畅快。到底是最后一战——我深信，战争是必然要在最后一战一决胜负的。

这一时期，日本不知道为什么，给中国贷了很多款，即采取了高利贷政策。通过一个名叫西原龟太郎[179]的人，借了整整两亿日元[180]给中国，而且贷出的方式说是一塌糊涂也不为过。后来以南京对岸浦口的地皮为担保的一笔贷款，是从一家叫中日实业公司的高木陆郎社长那里借来的，已然到了偿还时限，却未能还贷。开始说要处理抵押的地皮，可后来知道日方并无对条约之外的土地做处理的权利，结果只有放弃全部贷款金额之一途。诸如此类的例子有很多。这就是世人所谓的“西原借款”，发财的无非是西原本人罢了。

这次中日战争开始时，日军一片“赢啦，赢啦！”“胜利啦，胜利啦！”的欢呼，岂止是莺歌燕舞，简直有鸡犬升天的态势。对那些人所谓的“大陆发展”啊、“大陆经营”啊什么的，我冷眼观之，并不热衷于做战争的弄潮儿。我开始时就曾声明过，中日战争是泥淖，并始终认为这场战争的前途毫无光明可言。这是因为就我对中国的研究而言，已然得出了日本终将在这场战争中输给自然力量的结论。也正因此，我决不动摇。这是我已经在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中经历过的事：随着战事扩大，德军现出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战略终于使日本与德军联手，遂构成了陷日本于今日之危局中的决定性动因。尽管德国向苏联宣战，宣称将以其最擅长的闪电战，七周时间攻陷列宁格勒，实际上也确在推进，但却在跟前停止了进军。在翌年及接下来的一年中，终于难以自拔。斯大林格勒一役，虽然新闻报道说德军已经占领了十分之九分九厘，却依然挡不住胜败之逆转，最终使德国再度军门乞降的事实越发使我确信，若是短期战，也许最初一战即可决胜负；但长期战的话，无疑是最后一战的较量。

列宁希望与德国单独媾和，第一次表决结果使单独媾和方案遭挫败。但列宁却要求重新表决，终于以仅一票之差险获通过。其后，苏联的建设得以迅速展开，五年计划的周而复始，出色地验证了列宁的先见之明。就是说，已然摆脱了欧洲大战的苏联首次取得了立国计划的成功。

此先按下不表。事实证明，我的商业战略再次命中靶心。越明年，才知道八年[181]爆发了最激烈的排日运动，上海有七十余名日本人被打伤，形成一场骚乱。

受苏联革命的成功和世界思潮的影响，中国掀起了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可是，世界大战却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由于日本在战争中成了大暴发户，其势力突然变得非常了得，并向上海扩张。因此，日本商社的数量眨眼工夫便膨胀了三倍，日侨人口激增。这种结果虽然有利于日本国内，但却也带动了当地物价的水涨船高。原来定价一毛钱的东西，便宜的涨到两毛，贵则要三毛。大学眼药的中国内地定价也涨到两毛钱。

根据友人五十崎义鹤君的提议，上海一些靠薪俸吃饭的人结成了一个消费互助小组。那时，在横滨桥头，沿河边丁兴里的甬道里，有很多租户，住着不少日本人。在靠甬道尽里头的小原荣次郎君的家里，五十崎、小山真一、菊池酉次和我五个人聚了一次，成立小组之事就此敲定：一股二十日元，共集合二百四十股，互助小组就算正式起步了。开业地点在苏格兰路的桥头。道理上没啥可挑剔的，但由于大家都是外行，在进货等环节上存在一些问题，没多久就蚀了本。增资后，复蚀本。不过，毕竟积累了一些经验，于是先迁移至上班族比较集中的狄思威路，在靠近北四川路的地方租了一间新建的大开间，就此重打鼓另开张。这招果然灵验，组合从此繁荣起来——我记得那是在开业第三年的事情。

这一时期，我每天早晨都和妻子一起去虹口公园[182]散步，充分体味了那种冬日里，在一片白皑皑的雪上印下第一个足印后款款漫步的愉悦感。在空无一人的公园里，我们夫妇二人宛如王者。想到那时的情景，觉得近年来上海降雪少了，冬天似乎变暖和了。夏天的暑气也见弱了，那时早上起来，连褥子上的床单都会被汗液浸湿，近几年已完全不见了那种情形。我觉得，这大概是冬暖夏凉的缘故吧。考察上海的发达程度会发现，这个城市的繁荣在日本人看来有不可思议的地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的动乱常常成了上海繁荣的动因。上海开埠始于一八四三年英国的租借，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外国人想要建造便于自己居住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人也讨厌与“红毛野人”毗邻而居，出于把洋人集中到一处的考虑，便划定一块区域租借给英国。而租界内之事，英国人可自行处理，所以英国人以自己国家的兵力来维持租界的治安。这样的话，中国方面如果发生了什么动乱，每次中国人只要逃到租界内，便可躲过一劫。这是因为在租界内，只需拥有一爿店铺或住宅，便可获得英国人的保护，是相当踏实的事——此乃租界之所以繁荣的原因。因此，每当中国发生动荡，上海租界便会繁荣膨胀，高潮期是昭和十年前后。伴随着中日战争，上海彰显出异常的繁荣；可到了昭和十六年的太平洋战争，遂凋落；继而，由于昭和二十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上海的繁荣又迅速恢复；不久，国共内战波及上海，我觉得这次上海恐怕将成为中国的一个港口城市。怎么说呢？由于太平洋战争中，上海的治外法权被撤销，上海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凭借外国人之力获得保护，而共产党的上海政策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那些富豪、富商们照例纷纷逃往安全地带，外国人也知道上海已经不复是外国人的自由之地，不用说新投资进不来，即使固有的资本也尽可能地从上海转移到安全地带。所以，今日之上海纵然还残留着几分外国的色彩和买办的氛围，就算多少还有一些这方面的实力，但治外法权时代的那种繁荣应该是不会被允许的。无论繁荣恢复到何种程度，其内容怕也是与曾经的大不相同，而国际化色彩当然是已经消失殆尽了。呵呵，写着写着又跑题了。赶紧拉回正题——回到大正七年，向右转，一——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