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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年(18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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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四日 英照皇太后(孝明天皇的皇后)驾崩。

三月二十九日 颁布《货币法》(金本位制)。是月,发生足尾铜山矿毒事件[32]。

四月二十七日 帝国图书馆于东京上野开馆。

六月二十二日 公布京都帝国大学官制,过去的帝国大学改称东京帝国大学。

七月二十七日 画家岸竹堂殁。

八月二日 日本劝业银行开业。

八月二十四日 陆奥宗光[33]殁。

内山完造十二岁,四月一日,晋级为精研高等小学校四年级生。依我的不良品性,与其做学问,不如做买卖,这种看法在亲族间占了上风,遂决定让我赴大阪奉公。对我来说是何乐不为。某日,与论敌三宅源重郎就究竟是奉公谋生还是晋级升学的问题展开论战,我竟败下阵来。我对家父一个人独食白米饭,而其他人均吃半麦饭这件事原本就不满,听说如果去大阪奉公的话,每日三餐皆食白米饭。我于是觉得就算平时再苦,也绝不回头,因为每天都是过节——遂决定去大阪。十月十四日,我从精研高等小学校四年级退学。校长多贺定市先生特意赋诗一首,为我饯别:

男儿立志出乡关

不成大业誓不还

埋骨何期坟冢地

人间处处是青山

十月十五日,父亲不在家,母亲为我打理行囊。为祝福我第一次出远门,母亲特意做了我最喜欢的味噌汤泡白米饭。吃饭的时候,母亲坐在我旁边,边流泪边谆谆嘱咐道:“完造呀,俗话说一世性命千代名,要跟着主人好好做事。一定要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啊。”这一番饯别之言,至今还烙印在我脑子里。母亲作为把《女大学》[34]之伦理教化贯彻于自身生活的人,留给我的所谓“一世性命千代名”的话,绝非一时的应景之语,实际上也是她作为女性终生践行的信条。我也经常被如此教导。母亲从井原町嫁到芳井村的寻常人家,一心侍奉爱挑剔的婆婆和性急、任性、动辄大打出手的父亲,从来没有顶撞、辩解过。无论对方有多无理,也只是一个劲儿地赔不是,“我错了”“是我多嘴”什么的,全无抵抗。她常说:“即使别人让你倒着爬柚子树,也不能还嘴,这才是为妇之道。”——我的母亲是多么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人啊。想来,自己身上原本与调皮捣蛋并不相符的易感动、爱哭的毛病,实际上也来自母亲的遗传。多年后,对托尔斯泰倡导的不抵抗主义,我深感共鸣。日本天主教受迫害时期[35],被迫害教徒的那种不抵抗姿态绝对值得赞赏。俄国杜霍波尔派[36]教徒在征兵之际,以不碰枪来抗命,结果招来了国家的大迫害,但教徒们仍将不抵抗进行到底。后在英国反战教派教友会[37]的支援下,以免除征兵为条件,好歹总算在加拿大获得了一块栖身之地……凡此种种,怎能不令人尽洒热泪?不,对诸如此类的事体,无论如何也无法止住热泪的流淌。还有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国家的将来只有师法永久中立的瑞士之一途,面对那些高唱建设和平日本,且直面这条道路上种种艰难困苦的今日的青年男女们,我一边痛感国家将亡的时代责任,一边在全国巡回演讲。每每在讲话的最后,以“非常抱歉,请大家原谅”来表达谢意的礼数,等等,这一切的一切,的的确确是拜家母所赐。

如此,我鼓足勇气辞别了母亲和弟妹,谢过为我送行的街坊四邻,大约在午后三时左右,就把足次村甩在了后头。是夜,投宿于在这件事上唱主角的井原的荻田舅父家(也是家母的娘家,户主为母亲的弟弟元治郎)。

十月十六日,天还没亮,我拎着带往神户、大阪的礼物——两只内盛松茸的蒲草包——怀揣一块大洋,先坐人力车到笠冈车站,然后上了火车。随着汽笛一声长鸣,人力车夫的一句“老爷,撒哟那拉……”是我听到的最后的乡音。车厢里没有一张熟悉的脸。这时,我开始感到一种寂寥和伤感。年仅十二岁、身材像小豆子似的我,在车里成了众人交口称赞和爱抚的对象。但出发前,舅父嘱咐的“绝不可粗心大意”的话,让我直到神户,神经都未能松弛下来。天擦黑,在神户站下了车。照大人说的买了张人力车票,然后径直到了荣町三丁目的山口嘉造商店,投奔照料我的高木静太家。我脚登草屐,活像山上的小猴子,带过去的一只土产松茸蒲草包颇受欢迎。这是我生平头一次睡别人家里,但加上一路的劳顿让我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直到早晨才被叫醒,又承蒙家里女佣人方方面面的照顾。白米饭加味噌汤的早餐令我窃喜:原来如此,从此后每天都是过节了。这事儿我虽然常对人讲,可时下的青少年恐怕已难解我彼时的心情。我还常对人说在此番旅途的列车上吃便当的事,那是舅父家做的便当,饭团子加松茸酱油煮。这是我最爱吃的东西,成了念念不忘者之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自己纯朴的乡下少年模样。

十月十七日,高木先生给了我一双雪踏[38],这才把一直穿到前一天的草屐扔了。有生以来头一遭穿在脚上的雪踏,竟有些滑,不跟脚,动不动就要脱下来,颇狼狈。忘不了瘦高个、鼻音重的高木先生带着我乘列车从三之宫站出发,一小时后从大阪梅田站出来的场景。记得精研校的教科书上,写大阪的繁荣,如此说道:“电灯和电信电话线密如蛛网。”与眼前的现实一比较,我不服气地嘟囔了一句:“并不像蛛网嘛。”估摸高木先生大约是想让我见识一下大阪的繁荣吧,带我步行到安土町三丁目的大塚为三郎商店(彼时尚未开张)。店主是一位秃顶到锃光瓦亮、门齿呈黑色的男人,女主人个子虽小,却风姿绰约,据说就出生在附近一间叫伊藤商店的木棉屋。店铺即将开张,门口已挂上双面染上“”标记和“大塚”字样的暖帘[39]。从此以后,这个暖帘每天就由个头矮小的我早晨挂上,晚上摘下。店的生意是洋布买卖,即平纹薄纱、毛丝缎、印花布、红细棉布等舶来布匹的批发生意,经销最多的是平纹薄纱友仙染[40]和单色染布料。平纹薄纱的料子多为英国货,有原料子和漂白料两种;原料子为单色染,漂白料为友仙染,一百二十码为一匹,肯定不低于这个长度。这一百二十码一匹的货,二十匹装一箱,里面是镀锡或镀锌的白铁皮箱,外头是木箱。每匹料子均匀裁剪成二十四码长的小料,叫一反[41]。友仙染则按十二码裁剪,叫一切,两切为一反。洋布店学徒要从把平纹薄纱的原料子按十二码或者二十四码裁剪破料的工作开始,俗称破码儿。因为我是店里的头一个学徒,每天的工作就是早晨起来先挂上暖帘,打开窗户;用掸子轻掸商品,打扫店堂,清洁灯具和烟灰缸;然后清洗灰泥墙壁的外观,给道路洒水清扫——这些活计是我的日课。早餐是白粥。吃过早餐去老顾客那里取订单。赶中饭回来时(我负责跑的地方是御灵筋和淀屋桥一带),白米饭热着,还带一道菜——这就是我所谓的每天过节。吃过中饭,出去送货。当然这时也会接受订货。特别是一大早去取订单的时候,要携友仙染、印花布等新进的货色巡访客户,而晚上则要出去回收货款(按洋布商界的行规,送货后第二十五天为货款支付日,所以每个晚上都有要回收的货款),往往要到夜里十点至十一点左右才能回店。而且,即使是冬天,早晨六点必被叫醒。对年幼的我来说,如此日课简直苦不堪言,于是就特别想家。我分明看见慈母的脸,对我说“要忍耐啊”;幼弟利作抱着柱子,扬着小手喊我“哥哥”。那声音、那手,仿佛听得见,摸得着。即便顽劣如我者,也只有以泪洗面,尤其在上厕所的时候,会让自己哭个痛快。可纵然如此,在致母亲的信中,我却连一句想回家的话都没写过。父亲绝少有信来,母亲则不断以温情的家书来安慰、激励我。这才好歹踏实下来。可好景不长,我随即又上了邪道:十六岁的时候,因花掉店里的货款,被炒了鱿鱼。详情后表,权且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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