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公及邾仪父盟于眜"，这个"眜"是指什么呀？

答：这是指会盟的地点。（"地期也"）

--这里又遇到《春秋经》所谓"义例"。邾仪父和鲁隐公相约于蔑（眜），举行会盟仪式。何休说："'公及邾仪父盟于眜'，这个'于'字也是大有嚼头的：'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以地定事者不加于'。"徐彦跟着解释（1），大意是说：比如张三在北京，李四在海南，某天通了个电话，约好第二天飞到上海签个合同，按照《春秋》笔法，这件事就可以写作："张三和李四签合同'于'上海。"可如果北京的张三和海南的李四同在上海办事，一个是来理发的，一个是来看电影的，某天两人通了个电话，张三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趁着咱们都在上海，把海洛因的合同签了吧。"李四说："对呀，搂草打兔子捎带手，签吧。"然后两人凑到一起签了合同，按照《春秋》笔法，这件事就不能再说"张三和李四签合同'于'上海"了，而要说成："张三来上海理发，遂及李四签了合同。"--这个分析主要是从文法上着眼。公羊学家不光讲大义，也讲文法的。

（1）[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以地定事者不加于……○注"凡以"至"于例"。○解云：谓先约其事，乃期于某处，作盟会者加于，即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践土"之属是也。○注"以地"至"于例"。○解云：言先在其地，乃定盟会之事者不加于，即庄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襄三年夏，"六月，公会单子、晋侯"以下"同盟于鸡泽，陈侯使袁侨如会"，"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之属是也。

当然，文法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大义：从"于"字上嚼出了文法，从"三月"这个看似单纯的时间记录上嚼出了大义。何休认为，虽然孔子对邾仪父的这一作为作了表彰，但总体而言，凡书盟者都是批评。大家搞盟誓总要指天划地的，说些诸如"谁反悔谁是小狗"之类的话，大非君子之风。从《春秋经》书写体例上看，凡是把盟会时间精确到"日"（书日）的，都是暗含批评，意思是：你看张三、李四在哪哪哪天热热闹闹地签合同，结果没多久就背誓弃约、反悔没商量--这就是以盟日的历历在目来彰显会盟者的背信弃义，而会盟者之间的诚信是为"小信"。

有"小信"当然也有"大信"。"大信"在时间记录上不是精确到"日"，而是不精确到"时"（季节），比如，同样是"张三和李四签合同于上海，"，但"2000年春，张三和李四签合同于上海"和"2000年1月15日，张三和李四签合同于上海"所表达的褒贬就完全不同，前者表示"大信"，是褒，暗示着张三和李四都是信约守诺的模范市民，后者表示"小信"，是贬，暗示着张三和李四后来撕毁合同、背信弃义。

但这一分析联系到邾仪父身上，却有点儿让人糊涂了，因为《春秋经》对邾仪父和鲁隐公的这次会盟既不是书日，也不是书时，而是取了个中间值--书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眜）"，这个"三月"可当什么讲呢？到底是褒还是贬呢？难道还是中立不成？

再说了，前边不是讲邾仪父称字表示了孔子对他的褒奖了么，怎么一转脸又来贬他呢？

何休和徐彦的意见是：称"邾仪父"表示褒奖，称会盟日期表示贬斥，这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前者之褒，是因为邾仪父第一个慕新王之义前来修好；后者之贬，一是因为会盟之事一般都该贬一下的，二是因为从《春秋经》后文来看，在鲁隐公七年有"公伐邾娄"，两国又开战了，可见此时的会盟是小信而非大信（1）。

（1）[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君大夫盟例日，恶不信也。此月者，隐推让以立，邾娄慕义而来相亲信，故为小信辞也。大信者时，柯之盟是也。……解云：此言与公盟而得褒，何言恶者？直善其慕新王之义而得褒，岂善其盟乎？

嗯，真的是这样吗？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总免不了有一些来往，自然也免不了有一些约定，而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就算去超市退换货也需要带着购物小票（这也算是"盟约"的一种呀），为什么孔子（或公羊家眼里的孔子）对会盟之事如此态度呢？那么，既然会盟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是免不了的，他（他们）又认为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