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到穆斯林入侵对西部欧洲的这种巨大影响。

1 事实上，入侵的后果是使西部欧洲处于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状况。通过腓尼基人、希腊人，最后是罗马人，西部历来接受东部的文明。西部可以说是依靠地中海过活，现在第一次不得不自力更生。西部的重心以前一直在地中海沿岸，现在重心北移了，结果总的来看在西部仅起第二流历史作用的法兰克王国将要成为西部命运的主宰。穆斯林关闭地中海与加洛林王朝登上舞台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如果我们从总体上考虑这个问题，就会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兰克王国将要为中世纪欧洲奠基。但是它所完成的使命以推翻传统的世界秩序作为基本的条件；如果不是历史的发展改变了进程，也可以说，穆斯林的入侵使历史的发展改变了常规，那么加洛林王朝就不会起到它所起的作用。如果没有伊斯兰教，法兰克王国或许是不会出现的；如果没有穆罕默德，查理大帝也是不可想像的 2 。

只要指出墨洛温时代与加洛林时代的截然不同，就足以确证上述论断。在墨洛温时代地中海保持着千年以来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在加洛林时代这种影响则不复存在。同样的差别比比皆是，表现在宗教感情、政治、文学、制度、语言直到文字等各个方面。无论从何种观点进行研究，9世纪的文明都表现出与以前文明的彻底决裂。矮子丕平的政变绝不是朝代的更迭，这标志着历史在此以前一直遵循的进程改朝一个新的方向。的确，查理大帝以罗马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称号炫耀自己，以为恢复了古代的传统。实际上，他打断了古代的传统。收缩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的领地的古代帝国成为与西部新帝国并存而又无关的东部帝国。西部新帝国尽管徒有其名，实际上仅就天主教教会是罗马的这一点而言，它才可以说是罗马的。而且它的力量的因素主要存在于北部地区。它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主要合作者不再像以往那样是意大利人、阿基坦人、西班牙人，而是像圣博尼法斯或阿尔琴之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是像爱因哈德那样的斯瓦本人。在这个从此以后切断了与地中海的联系的国家里，南方人只起次要的作用。由于南面被封锁，帝国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欧洲北部，帝国的疆界推到易北河和波希米亚山脉，就在这个时候，日耳曼人的影响开始在帝国占据主要地位。

加洛林时代与墨洛温时代在经济方面的差异特别明显。 3 在墨洛温时代高卢还是一个航海的国家，由于海，高卢的贸易和交通得以维持。相反，查理大帝的帝国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它对外再无交往，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一个没有出口的国家，生活在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中。

或许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过渡并不是突然实现和截然分开的。我们看到，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穆斯林在地中海的推进，马赛的商业逐渐衰落。叙利亚于634至636年间被穆斯林征服，首先停止向马赛派船舶和运商品。不久以后埃及又落入穆斯林的手中（640年），因此纸草不再被运到高卢。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是，677年以后王国中书省停止使用纸草。 4 香料的进口还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在716年科比修道院的修士认为最后一次要求批准他们免缴福斯商品通行税的特权是有益的。 5 半个世纪以后马赛港一片孤寂。养育它的海对它关上了大门，海通过它所哺育的内地的经济活力最终消失了。到9世纪，以前是高卢最富庶的地区的普罗旺斯变成最贫困的地方。 6

而且穆斯林越来越加强了他们对海的控制。在9世纪时，他们夺取了科西嘉、撒丁和西西里。在非洲海岸他们建造了新的港口：凯鲁万（670年）、突尼斯（698—703年），稍后在埃尔梅迪亚（在突尼斯南面），再后在开罗（969年）。巴勒莫成为他们在第勒尼安海的主要基地，在该地有一个大型的兵工厂。他们的船队在第勒尼安海航行，掌握着制海权：商船队把西部的产品运往开罗，从那里再运往巴格达；海盗船队蹂躏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沿岸，他们抢劫城市，将居民掠走卖为奴隶，然后把城市付之一炬。889年一帮匪徒甚至占据了佛拉克西纳顿（现瓦尔省的卡尔德-佛雷内特，距尼斯不远），驻扎在该地的匪徒在将近一个世纪内不断劫掠附近居民，威胁着从法国经阿尔卑斯山各山口去意大利的道路。 7

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保卫帝国抵御萨拉森人侵略的努力，与他们力图抗击诺曼人侵略的努力一样地无力。我们知道，在整个9世纪丹麦人和挪威人以怎样的胆略，不仅从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加斯科涅湾，而且有时甚至从地中海来抢劫佛兰西亚。所有的河流都有那些制作精巧的船只溯流而上。最近发掘出来这类船只的极好标本，现保存于奥斯陆（克里斯蒂亚尼亚）。莱茵河、默兹河、埃斯科河、塞纳河、卢瓦尔河、加龙河和罗讷河流域是周期性地遭到非常持久的有计划抢劫的对象。 8 破坏是如此彻底，以致在许多地方连居民也消失了。法兰克王国无力组织它的海岸防御抵抗萨拉森人和诺曼人，这一点最能说明法兰克王国基本是内陆国家的特点。因为，这种防御要想有效的话，则应该是海上的防御，而帝国并没有舰队，或者只有临时组成的舰队。 9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具有真正重要性的商业。确实，9世纪的历史文献中有几处提到商人（mercatores, negociatores） 10 ，但是不要对这些商人的意义产生错觉。与当时保留下来的文献的数量相比较，这些有关商人的记载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敕令汇编（它的规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关于商业方面的内容是非常之少的。据此应该得出结论，商业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次要作用。

仅仅在高卢北部，在9世纪的前半期，商业还表现出几分活力。康托维克港（位于加来海峡省的埃塔普勒附近，此地现已消失）和杜尔斯泰德港（在莱茵河畔、乌德勒支西南）在墨洛温王朝时代与英格兰以及丹麦通商，在遭到诺曼人摧毁（834—844年） ⑪ 以前一直是活动范围相当大的航运中心。我们可以猜想，由于这两个港口，弗里斯兰人沿莱茵河、埃斯科河和默兹河的内河航运，在查理大帝及其继承者们统治时期，享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重要性。佛兰德尔农民织的呢绒（在当时的文献中称之为弗里斯兰羊毛斗篷）以及莱茵河德意志的酒为上述内河航运提供了似乎相当经常出口的商品。 ⑫ 此外，我们知道在杜尔斯泰德铸造的硬币德尼埃流传很广。这种货币成为瑞典和波兰最古老的硬币的原型 ⑬ ，这一点清楚地证明，德尼埃或许经过诺曼人的手从很早起就一直流传到波罗的海。我们还可以指出努瓦尔穆蒂埃的食盐是行销较广的商品，爱尔兰的船只到过努瓦尔穆蒂埃。 ⑭ 另一方面萨尔茨堡的盐沿着多瑙河及其支流运往帝国的内地。 ⑮ 尽管君主们明令禁止，奴隶买卖仍在东部边境进行，从对信奉异教的斯拉夫人进行的战争中掳获的战俘在那里可以找到很多买主，买主们把奴隶运到拜占庭或比利牛斯山那边。

弗里斯兰人的商业被诺曼人的入侵所毁灭，除了弗里斯兰人以外再有的也只是犹太商人。他们仍然为数众多，遍及佛兰西亚各地。在高卢南部的犹太人与信奉同一宗教的穆斯林西班牙人有联系，他们被谴责向西班牙人贩卖基督教儿童 ⑯ 。这些犹太人可能从西班牙或许也从威尼斯得到他们所经营的香料和贵重的织品。 ⑰ 然而，他们被迫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洗礼，这种义务一定使得大量的犹太人很早就迁移到了比利牛斯山那边，他们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在9世纪时不断减小。至于叙利亚人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以前是那样的巨大，可是在这个时期已不再值得一提了。 ⑱

因此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加洛林时代的商业缩减到非常小的程度。在康托维克和杜尔斯泰德消失以后，商业几乎全部垄断在外籍犹太人手中，只不过是运几桶酒或盐、进行犯禁的奴隶买卖以及贩卖来自东部地区的奢侈品而已。

在地中海为穆斯林的入侵所关闭之后，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表明还有经常性的正规商业活动，还有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商品流通，还有一个专业的商人阶级，还有商人定居在城市，简言之，还有构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交换经济的要素。有人指出9世纪时还有大量的市场（mercata, mercatus），这与上述论断丝毫没有矛盾。 ⑲ 实际上这仅是一些小型的地方集市，每周一次以零售的方式向居民供应乡村的食物。如果有人提出在埃克斯-拉-夏佩勒的查理大帝的宫殿附近，或者某些大修道院（例如圣里基埃修道院）附近，有商人居住的街道（商人街） ⑳ ，以此作为加洛林时代商业活动的证明，那同样是徒劳无益的。这里所说的商人实际上不是专业的商人。他们负责供应宫廷或修士们，可以说是领主的供应人员。他们根本不是商人。 ㉑

此外，关于西部欧洲不再属于地中海共同体以后所出现的经济衰退，还有一项物证。这就是由矮子丕平开始并由查理大帝完成的货币制度改革。我们知道，那次改革废弃金硬币代之以银硬币。根据罗马的传统，以前苏是基本的货币单位，而现在它仅仅是记账货币。从此以后惟一真正的硬币是重约2克的银德尼埃，银德尼埃的金属值与法郎相比大约为45分。 ㉒ 而墨洛温时代金苏的金属值约为15法郎，这就可以估价那次改革的全部意义了。毋庸置疑，这只能解释为是由于贸易和财富的大幅度减少的缘故。

如果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由于佛罗伦萨的金币弗罗林和威尼斯的金币杜卡特的发行，在13世纪重新出现了金硬币，这标志着欧洲经济的复兴；那么不容否认：在9世纪废弃金硬币则相反地证明了经济的极度衰落。如果说丕平和查理大帝想要纠正墨洛温时代后期货币的紊乱状态，那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上他们可以找到补救办法而无需放弃铸造金币。毋庸置疑，他们放弃铸造金币仅仅是由于迫不得已，换句话说，是由于高卢的黄色金属告罄。这种状况是地中海商业中断所造成的，除此别无其他原因。这一论断是千真万确的，与君士坦丁堡仍然保持联系的南意大利就和君士坦丁堡一样保留着金硬币，而加洛林的君主们却不得不代之以银硬币。此外，他们的德尼埃的重量非常之轻，也证明他们的帝国在经济上的孤立。如果他们的国家与金苏继续流通的地中海地区之间保持着最细微的联系，无法想像他们会将货币单位值减少到原来的三十分之一。 ㉓

不仅如此，9世纪的货币改革非但符合当时普遍的贫困状况，而且也符合货币的流通状况，当时货币流通之缓慢和数量之不足同样是惊人的。由于没有一些具有足够的力量吸引远处货币的中心，可以说货币是不流通的。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徒劳地下令只许在王国铸币厂铸造德尼埃。从虔诚的路易统治时期起，鉴于教堂无法弄到硬币，因此必须批准一些教堂铸造硬币。从9世纪后半期起，凡是国王批准建立一个市场，几乎总是随之即批准在当地建立一个铸币厂。 ㉔ 因此，国家不能保持铸币垄断权。铸币权越来越分散。这又清楚地表明经济的衰退。因为历史证明，商品的流通率愈高，货币制度愈是集中和简化。在9世纪，时间愈是往后，货币制度愈是呈现出分散性、多样性，总而言之，呈现出混乱状态，因而这最能说明问题地完全证实了我们在这里力图得出的总的印象。

然而，有人企图赋予查理大帝一套高瞻远瞩的经济政策。这是强加于他的，无论我们认为他的天才是多么地伟大，他也不可能具有这些思想。没有人能够拿出一点真实性的根据来支持下述的看法：查理大帝在793年开始连接雷德尼茨河和阿尔特米尔河，从而沟通莱茵河和多瑙河，这些工程不是为了运送部队而是为了其他目的；发动对阿瓦人的战争，在于希望打开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另外，关于铸币、度量衡、商品通行税卡和市场的敕令的条款也不能说明这一点，这些条款与具有加洛林王朝立法典型特征的管理和监督的总制度密切相连。为反对高利贷和禁止教士经商所采取的措施同样如此。这些措施旨在与诈骗、无秩序和无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并将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强加于人民。只有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才会认为这些措施旨在刺激帝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如此习惯于认为查理大帝统治的时代是一个复兴的时代，以致我们无意识地认为这个时代在各个方面都是同样进步的。遗憾的是，在文学艺术、宗教状况、风尚、制度和政治方面是如此，而在交通和商业方面则并非如此。查理大帝完成的每一项伟大事业都是依靠他的军事力量和与教会的联盟。然而，教会和军队都不能左右法兰克王国因之而丧失对外出口的那种环境。事实上，法兰克王国必须适应不可抗拒地强加给它的形势。历史不得不承认，无论查理大帝时代在其他方面的成就看起来是多么辉煌，从经济观点来看，它是一个倒退的时代。

法兰克王国的财政组织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这种组织确实也是极不完备的。墨洛温王朝模仿罗马帝国而保留下来的人头税不复存在。君主的经济来源仅仅在于他的领地的收入、被征服民族缴纳的贡物以及战争的缴获。商品通行税不再能够对维持国库的收入做出贡献，这就证明了这个时代的经济衰退。商品通行税成为只是对经河流和公路运输的少数商品以征收实物的办法进行的敲诈勒索和横征暴敛。 ㉕ 这点很少的收入本应用来维修桥梁、码头和道路，却被收税的官吏所侵吞。为了监督行政机关而设置的巡按使对于消除证明属实的流弊无能为力，因为国家不能给官吏发薪，也就不能对他们加以管束。国家不得不从贵族中聘请官吏，只有他们由于社会地位的原因，能够给国家提供免费的服务。但是这样一来，国家由于缺钱，被迫只在一个集团的人们中选择权力的工具，而这些人最明显的兴趣就是削弱国家的权力。从贵族中聘用官吏是法兰克王国的基本缺点和查理大帝死后帝国瓦解如此迅速的主要原因。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在理论上是无所不能的，而实际上是依赖不受他约束的官吏的忠心，这样的国家肯定是最脆弱的。在这种矛盾的局势中产生了封建制度的萌芽。只有像拜占庭帝国或哈里发帝国一样，有征税的制度、财政的监督、税收的集中，以及提供官吏的薪俸、公共工程的资金和陆海军给养的国库，加洛林帝国才可能存在下去。导致帝国衰落的财政上的软弱无力，清楚地表明帝国不可能在一种不胜负担的经济基础之上维持帝国的行政结构。

国家的这种经济基础如同社会的经济基础一样从这时起是地产。加洛林帝国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内陆国家，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农业国家。在那里还可以看到的商业痕迹是微不足道的。这个国家除了知道有地产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财产；除了知道有农村劳动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劳动。或许这种农业的优势并不是一件新的东西，在罗马时代就已经非常明显，在墨洛温时代继续保持并且不断加强。自从古典时代末期，整个西部欧洲到处都是属于享有元老（senatores）称号的贵族的大片领地。小地产逐渐地消失，变成世袭租地，从前的自由农民本身也变成依附于封建领地的隶农。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未很明显地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明确地放弃认为日耳曼人中存在农民平均主义民主政治的看法。当他们侵入罗马帝国时，他们之间的社会差别是非常之大的。他们之中富人是少数，穷人是多数。奴隶和半自由民（liti）的数目很大。 ㉖

入侵者到了罗马帝国的各省，并未因此引起混乱。新来者保持了原来的状况，并且使自己去适应这种状况。许多入侵者从国王那里领受，或者通过暴力、婚姻或其他办法取得大片领地，这使得他们可与元老们分庭抗礼。土地贵族远非消失，相反增添了新的成分。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快地继续消失。从加洛林时代初期起很可能就只有为数极少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尚存于高卢。查理大帝徒劳地采取一些措施保护留下的小土地所有者。 ㉗ 由于需要得到保护，他们必然大批地去投靠有权势的人，把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委诸这些人的庇护。

在入侵时期以后，大领地因而越来越大。国王们对于教会的恩宠更加促进了这种发展，贵族的宗教热忱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从7世纪起修道院的数目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它们竞相得到大量捐赠的土地。各地教会领地和世俗领地彼此混杂在一起，不仅把耕地，而且把森林、欧石南丛生地和荒地并入领地之中。

这些领地的组织在法兰克高卢和在罗马高卢的情况是一致的。也不可能想像它们是另外的样子，因为日耳曼人无意也不能代之以另外的组织。这种组织主要是将全部土地分为两类，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其一，面积较小，由领主直接经营；其二，作为租地分给农民。因此构成一个领地的每一个庄园均由领主土地和租地所组成，租地分成若干耕作单位（份地mansus），由马南（manentes）或维兰（villani） ㉘ 所持有，有世袭权，缴纳贡赋（现金或实物）和承担劳役。 ㉙

只要存在城市生活和商业，大领地就有出售它们的剩余产品的市场。毋庸置疑，在整个墨洛温时代，正是由于这些领地，城市居民得到供应，商人得到货源。但是，当伊斯兰控制了地中海，诺曼人控制了北方诸海，因而商品流通消失，商人阶级和城市人口也随之消失的时候，情况就不能不是另外一个样子。大领地遭受到与法兰克国家同样的命运。它们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出路。由于没有买主，对外出售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因此除了生产生活在领地中的人们——领主和佃户——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之外，继续生产更多的东西就成为无益的了。

交换经济为消费经济所取代。从此以后每个领地自成为一个小天地，而不是继续与外界往来。每个领地自给自足，家长制度因袭不变。9世纪是我们称之为闭门自守的家庭经济、也可更准确地称之为无销路的经济的黄金时代。 ㉚

在这种经济中，生产只是为了领地内人口的消费，因此与营利思想绝对无关。这种经济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和自发的现象。大领主们并非心甘情愿地放弃出售他们土地的产品的念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别无他法。肯定地说，如果商业继续经常地向他们提供对外出售产品的方便，他们不会不借此谋利。他们不卖，是因为他们不能卖；他们不能卖，是因为他们没有销路。因而自9世纪起出现的那种领地组织是由外部环境所造成的，看不到有什么内在的转变因素。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试将加洛林欧洲所呈现的景象与同时期南俄罗斯的景象加以比较，就能够非常明显地证实这一点。 ㉛

我们知道成帮结伙的瓦兰吉亚族的诺曼人，即原籍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9世纪确立了对第聂伯河流域的斯拉夫人的统治。这些征服者（被征服者称他们为俄罗斯人）自然不得不一群一群地聚居，以便身处为他们所降服的居民之中能够保证安全。为此他们设置了一些筑有防御工事的围子，斯拉夫语叫做gorod（城镇），他们就护拥着他们的王公和神像定居在那里面。最老的俄罗斯城市起源于这些高垒深堑的营地。在斯摩棱斯克、苏兹达尔和诺夫哥罗德有这样的营地；最重要的是在基辅，那里的王公地位高于所有其他的王公。

侵略者的生计是靠向土著居民征收的贡物来保障的。因此俄罗斯人本来可以生活在原地，无需到国外去寻求额外的收入，国家已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收入。如果他们也像西部欧洲的同时代人一样不能与外部交往的话，他们或许会生活在原地，满足于享用臣民缴纳的贡赋。但是他们所处的地位必定很快就使得他们去实行交换经济。

南俄罗斯事实上位于两个文明水平较高的地区之间。在东面，在里海那边是巴格达的哈里发的统治区；在南面，黑海浸润着拜占庭帝国的海岸并且通向君士坦丁堡。蛮族人立即感到这两个强大的辐射源的光芒。他们或许精力高度旺盛，富于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但是他们的这些天性只是促使他们去利用环境。当他们占领斯拉夫地区的时候，阿拉伯的、犹太的和拜占庭的商人已经常去那里。这些商人向他们指出了应该走的道路。他们自己在利欲的刺激下毫不迟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利欲对于未开化的人和开化的人都是一种天性。他们占领的国家把特别适合于同生活讲究的富裕帝国进行贸易的产品交给他们出售。

他们占领的国家中广袤的森林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蜂蜜，在食糖尚不为人所知的时代，蜂蜜是很珍贵的；还为他们提供了毛皮，华丽的毛皮即使在南方地区也是为制作奢侈的衣着和家具所必需的。奴隶更加容易得到，而且由于穆斯林的闺阁和大坊即拜占庭作坊的需要，贩卖奴隶既可靠又赚钱。因此，从9世纪起，当加洛林帝国在地中海关闭以后被封锁在隔绝状态之中的时候，南俄罗斯却相反地向吸引着它的两个大市场出售它的产品。第聂伯河流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非基督教徒，所以他们没有那种阻止西方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交往的宗教顾虑。他们既不信奉基督也不皈依穆罕默德，所以他们一视同仁地与基督的门徒和穆罕默德的弟子做买卖，他们只求发财致富。

他们同穆斯林帝国的贸易和同希腊帝国的贸易具有同样大的规模，这一点可因在俄罗斯发现的数量特别大的阿拉伯和拜占庭硬币而得到证明，这些硬币像一条金线标出了商业道路的走向。商业道路从基辅开始，沿第聂伯河向南，沿伏尔加河向东，沿德维纳河和注入波斯尼亚湾的一些湖泊向北。幸运的是犹太的或阿拉伯的旅行者以及拜占庭的作家提供的情况对考古发掘的文物做了增补。在这里我们只要简述一下君士坦丁·波菲罗格涅图斯在10世纪的报道也就够了。 ㉜ 他描述俄罗斯人每年在解冻之后把他们的船只集合在基辅。船队沿第聂伯河缓缓而下，该河瀑布很多，造成障碍，必须沿岸拉纤绕过瀑布。一到达海口，他们就沿着海岸驶向君士坦丁堡——漫长而艰险的旅程的最终目标。在那里俄罗斯商人有一个专门的地区并且有商约规定他们与该首都居民的关系，最早的商约可追溯到9世纪。他们当中许多人受到君士坦丁堡的诱惑，就定居在那里，并且在帝国警卫队服役，正如以前日耳曼人在罗马军团中服役一样。皇帝之城（tsarograd）对俄罗斯人具有魅力，这种魅力的影响持续数世纪之久。从这里他们接受了基督教（957—1015年），从这里他们借鉴而产生了自己的艺术、文字、货币和大部分的行政组织。仅此即足以证明拜占庭商业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拜占庭商业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如果没有它，俄罗斯文明就无法解释。或许，拜占庭商业所表现的形式是很原始的，但重要的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的作用。

我们可以说拜占庭商业确实决定了中世纪早期俄罗斯人的社会组织。对俄罗斯人来说，不仅地产的重要性不为他们所知，而且就连地产的观念也没有，这与加洛林欧洲的他们同时代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的财富观念只包括动产，其中最贵重的是奴隶。只是在通过控制土地而能占有土地的产品的情况下，他们才对土地感兴趣。虽然这种观念是征服者武士阶级的观念，但是毋庸置疑，这种观念之所以保持的时间如此之久，那是因为这些武士同时又是商人。补充说一句，俄罗斯人集中在城镇开始是出于军事的需要，而这也正好非常符合于商业的需要。因而蛮族人旨在奴役被征服居民而建立的组织，非常适合于他们被拜占庭和巴格达的经济吸引之后所改过的那种生活。他们的例子表明，一个社会在致力于商业之前并非一定要经过农业阶段。在这里商业看来是原始的现象。之所以如此，在于俄罗斯人不是像西部欧洲的居民那样与世隔绝，相反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推向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拉向与外界的往来。因此，将他们的社会状况与加洛林帝国的社会状况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强烈的对比：不是领地贵族，而是商业贵族；不是依附于封建领地的农奴，而是当作劳动工具的奴隶；不是生活在乡村的居民，而是聚集在城市的居民；最后，不是简单的消费经济，而是交换经济和经常持久的商业活动。

历史异常清楚地证明：这些如此鲜明的对照是环境造成的，环境向俄罗斯提供了出路，而剥夺了加洛林帝国的出路。事实上，俄罗斯的商业，只有在通向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的道路依然朝它开放的时候，才能维持下去。而且它也不可能经受住佩切涅格人在11世纪给它造成的危机。这些蛮族人入侵里海和黑海海岸，带来了与8世纪时伊斯兰教入侵地中海给西部欧洲所造成的同样的后果。

正如伊斯兰教入侵切断了高卢和东部地区之间的交通一样，佩切涅格人入侵切断了俄罗斯人和它的国外市场之间的交通。对两者来说，交通断绝的后果是非常一致的。在俄罗斯如同在高卢一样，由于不再有货物的转口，所以城市人口减少；由于居民不得不就地寻求谋生的办法，所以农业经济时期取代了商业经济时期。尽管细节不同，两者都是同样的情景。遭到蛮族人毁坏和骚扰的南部地区落后于北部地区。基辅如同过去马赛一样陷入衰落之境；俄罗斯国家的中心移到莫斯科，正如过去法兰克国家的中心随着加洛林王朝一起移到莱茵河流域。下述结果进一步说明了两者的相似性：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如同在高卢一样，土地贵族形成了，领地制度建立起来了，在这种制度下，由于不可能出口或出售，生产不得不限于满足领主和他的农民的需要。因此，在这两个地方，同样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但是这种因果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在加洛林帝国只有领地制度的时候，俄罗斯人靠贸易为生；在西部欧洲由于找到新的出路因而与领地制度决裂的时候，俄罗斯人建立起领地制度。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这种决裂是怎样实现的。现在已用俄罗斯的例子证明了下述观点也就够了：加洛林时代的经济不是内部发展的结果，而必须首先归因于伊斯兰教关闭地中海。

注释

1 　h. 皮雷纳：《穆罕默德和查理大帝》（《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1卷，第86页）。

2 　有人或许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查理大帝在意大利征服了伦巴德人的王国，在西班牙征服了比利牛斯山和埃布罗河之间地区。但是他的南进绝非由于希望控制地中海海岸。远征伦巴德人是由于政治原因，特别是由于同罗马教廷的联盟。占领西班牙北部的目的仅在于建立抵御穆斯林的坚固边疆。

3 　h. 皮雷纳：《经济对比：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2卷，第233页）。

4 　不过纸草的进口这时尚未完全停止。就我们所知，最后提到在高卢使用纸草的时间是787年（m. 普鲁：《古文字学教程》，第4版，第9页）。在意大利纸草继续使用到11世纪（吉里：《古文书学教程》，第494页）。那里的纸草或者从埃及或者更可能从西西里进口。通过半岛南部拜占庭城市的贸易或者通过威尼斯的贸易，阿拉伯人将纸草的加工方法传到了西西里。这一点将在第四章中讨论。——在墨洛温时代尚广泛食用的东方水果（见本书第11页，注4），从加洛林时代起完全消失，这一点也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如果查阅规定出巡官员膳食的御赐出巡证书，就可以看到加洛林王朝巡按使的膳食缩减到只不过是农民饭桌上的东西：肉、蛋和黄油。见g. 魏茨：《政治制度史》，第2卷之二，第296页。

5 　见本书第11页。在斯塔弗洛存在同样的现象，该地修士不再要求核准西热贝尔三世给予他们的免缴渡过卢瓦尔河即去马赛的路上的商品通行税的特权（阿尔坎和罗兰：《斯塔弗洛-马尔梅迪修道院文件集》，第1卷，第10页）。

6 　f. 基内：《普罗旺斯政治制度史》，第31页。9世纪时，越过阿尔卑斯山去马赛的路不再经常有人来往，这一点是能够说明问题的。热内弗尔山的路废弃不用，只有朝北的山口还有人来往：瑟尼山、大小圣伯纳德山、瑟普蒂梅山。见p. a. 舍费尔：《阿尔卑斯山交通史》（柏林，1908—1914年）。

7 　a. 许尔特：《中世纪德国西部和意大利间商业和交通史》，第2卷，第59页（莱比锡，1900年）。

8 　w. 福格尔：《诺曼人和法兰克王国》（海德尔堡，1906年）。

9 　ch. 德·拉龙西埃尔：《查理大帝和九世纪的沿海文明》〔《中世纪》，第10卷（1897年），第201页〕。

10 　a. 多普施：《加洛林时代的经济发展》（第2卷，第180页以下）旁征博引地指出有大量的商人存在。然而必须看到，其中许多人属于墨洛温时代，而另外许多人远远没有作者赋予他们的含义。还见j. w. 汤普森：《九世纪的法兰西的商业》〔《政治经济日报》，第23卷（1915年），第857页〕。

⑪ 　康托维克毁于842和844年的入侵。杜尔斯泰德在834和835年遭到破坏。w. 福格尔：《诺曼人和法兰克王国》，第66、88页；参阅j. 德·弗里斯：《北欧海盗在沿海低地》（哈莱姆，1923年）。

⑫ 　h. 皮雷纳：《弗里斯兰的呢绒还是佛兰德尔的呢绒？》〔《社会和经济史季刊》，第7卷（1909年），第308页〕。

⑬ 　m. 普鲁：《巴黎国家图书馆墨洛温王朝货币目录》，第10页。

⑭ 　w. 福格尔：《诺曼人和法兰克王国》，第62页。

⑮ 　《法兰克王国敕令汇编》，波雷提乌斯校注，第2卷，第250页。

⑯ 　见本书第12页注2所引用之《阿戈巴尔的书信》。如果想要了解全部文献资料，可参阅阿罗尼乌斯：《1273年以前法兰克和日耳曼诸国犹太人编年史》（柏林，1902年）。

⑰ 　与基督教徒不同，西班牙的犹太人由于穆斯林的航运一直与东部保持着联系。见c. 桑切·阿尔沃尔诺：《十世纪莱昂生活图景》（第17页以下，载《皇家历史学院学术演说集》，马德里，1926年）中有关于西班牙的犹太人从事希腊和东部织品贸易的有意义的文献资料。

⑱ 　j. w. 汤普森在《九世纪的法兰西商业》一书中为了证明事实与此相反所做的巧妙论证，在语史学方面说不过去，因此令人无法接受。他的立论的根据是说cappi一词源出于希腊文，这种说法是不能接受的。

⑲ 　k. 拉特根：《德国市场的产生》，第9页（达姆斯塔特，1881年）。

⑳ 　安巴尔·德·拉图尔：《七至九世纪授予教堂的商业特免权》（《献给加布里埃尔·莫诺的中世纪历史研究》，第71页，巴黎，1896年）。

㉑ 　乍看起来人们可能想把828年的一份税则（《马库尔菲的税则》，措伊默尔校注，第314页）所提到的宫廷商人看作大商人。但是这些商人必须向皇帝汇报他们的事务，并且他们受设在宫廷内的专门法庭的审判，看到这一点就只会把他们看作宫廷的供应人员。专业的商人变得非常的稀少，他们的情况与犹太人差不多。此外，许多修道院自己派出仆役到产地采购必需的食品（酒、盐，在荒年还有黑麦和小麦），这一事实证明不存在通过商业途径的正常供应。如果想要否定这一点，就必须证明墨洛温时代城市中的商人区9世纪时还存在。——我还要补充一点，比较研究墨洛温时代和加洛林时代的商品通行税证明9世纪时商业的极度衰落，这一点我打算在别处予以证明。

㉒ 　m. 普鲁：《巴黎国家图书馆加洛林王朝货币目录》，第45页。

㉓ 　金币的消失是加洛林时代经济衰落的结果，这一事实从以下情况得到确证：在弗里斯兰和于泽，确切地说在帝国中一方面由于康托维克和杜尔斯泰德，另一方面由于西班牙的犹太人因而还保持着一些商业的地区，继续存在着一种小金币。关于这种小金币，见m. 普鲁：《巴黎国家图书馆加洛林王朝货币目录》，第31页。

㉔ 　g. 魏茨：《德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第4卷（1885年），第112页；f. 洛：《法兰克时代的一个大领地·普瓦图的阿尔丹》，参加为纪念高等研究学院成立五十周年所进行的税收研究，载历史和文献学室出版的合集，第109页（巴黎，1921年）。

㉕ 　g. 魏茨：《德国政治制度史》，第54页。参阅本书第87页。在828和831年，除了康托维克、杜尔斯泰德和瑟尼山（克吕萨）的商品通行税卡以外，不复存在直接属于皇帝的商品通行税卡。

㉖ 　w. 维蒂希：《德国西北部的领主统治》（莱比锡，1896年）；h. 皮雷纳：《九至十二世纪佛兰德尔的自由和地产》（《比利时皇家学院通报·文科类》，1906年）；h. 范·韦弗克：《七和八世纪佛兰德尔的大领主》〔《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2卷（1923年），第321页〕。

㉗ 　《法兰克王国敕令汇编》，波雷提乌斯校注，第1卷，第125页。

㉘ 　“马南”与“维兰”为中世纪农村平民或农民的音译。——译者

㉙ 　《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土地农奴清册》是了解这种组织的主要原始资料。盖拉尔1844年校注该书所写的序还值得一读。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查阅著名的《庄园敕令》。k. 加赖斯对该文献做了一个很好的评述：《查理大帝的土地制度》（柏林，1895年）。最近关于《庄园敕令》的意义和日期的论战，见m. 布洛赫：《庄园敕令的由来和日期》〔《历史杂志》，第143卷（1923年），第40页〕。

㉚ 　有些作者认为可以承认领地产品是用来出售的。例如，见f. 科伊特根：《公会和行会》，第58页（耶拿，1903年）。不可否认在例外的情况下，如在饥馑的年代，有出卖领地产品的。但是一般来说，肯定无人出售。用来证明相反情况的文献资料数量过于少而且内容过于模棱两可，不能令人信服。显然，中世纪初期领地制度的整个经济与营利思想是明显对立的。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方才出售，例如一个特别好的年景使一个地区的领地有了剩余产品，吸引遭受饥荒地区的人去到那里。这是完全不同于正常贸易的纯粹偶然性的贸易。

㉛ 　下文所述，查阅n. 罗斯托夫采夫：《在南俄罗斯的伊朗人和希腊人》（牛津，1922年）和《第聂伯河流域的俄罗斯国的起源》（《美国历史协会1920年年度报告》，第163页，华盛顿，1925年）；w. 汤姆森：《古代俄罗斯和俄罗斯国起源之间的关系》（牛津，1877年；德文版：《俄罗斯国的起源》，戈塔，1879年）；b.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180页（莫斯科，1916年）；j. m. 库利舍尔：《俄罗斯商业史》，第5页（彼得格勒，1923年）。

㉜ 　《论帝国之管理》（写于950年左右）。关于这份文献资料应该查阅w. 汤姆森前引书所做的非常好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