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的背景

如果德国人民在他们自己身上发现了可以挣脱希特勒的轭绊的力量，那会是一桩天幸。但是每一个在第三帝国之下体验过生活的人都知道，要通过一场一般的人民群众运动来达到这一点，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事。“只有通过一场战争，我们才能甩掉这伙人，”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人喃喃地在说；这些人最初曾经被他们所吸引，然后很快地就感到失望了。一切就都要看国防军的态度。它曾经出过力，帮助希特勒取得政权。但是在它那些更优秀和更成熟的分子中间，对希特勒运动的民族价值的幻念，当认识到它的无价值时，难道不可能消逝吗？难道不可能有一天国防军或许就根据这一点而行动吗？这就是许多爱国人士彼此之间秘密在谈论着的对未来前途的一种阴郁的希望。这就是希望着国防军能采取某种就其规模而言将不亚于一次军事政变的惊人之举，是某种普鲁士—德意志陆军传统中所绝对闻所未闻之举。但是希特勒和〔纳粹〕党所创造的国家局面也是闻所未闻的。一伙罪犯在统治着我们，于是国家就出现了一种紧急状态。在这样一种状况下，那些相信自己是站在同一个严肃的道德立场之上的人们，就可能突然一下感到他们之间分裂了。有的人被自己的良心所驱使，要谴责任何背叛对希特勒所宣誓过的效忠的行为；而另有的人则认为背叛他，把祖国从一伙罪犯手中解放出来，并保护它以免无法预见的不幸，才是更高一级的道德责任。席勒《威廉·退尔》 〔2〕 中的这个伦理问题，再一次成为了活生生的问题。

就我所知，第一个向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是冯·弗立契 〔3〕 将军，他作为陆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处于或许有可能领导一次反希特勒的武装政变的地位，所以不得不在1938年初递上辞职书。他抑制了自己。但是不久以后，希特勒方面却干了更多的伤天害理的事；和弗立契很有交谊的格罗纳有一次秘密地告诉我说，——现在这件事可以透露给历史了，——“弗立契现在惋惜当初没有采取行动。后来当波兰战争爆发时 〔4〕 ，弗立契只作为一名志愿军参加而并未担任指挥，他死在华沙城下的敌方炮火之下。关于他的结局流传着的各种说法，至少对于我来说，这一说法似乎是最为可信的。这是一个怀着一颗破碎的心的军人的结局。”

然后1941—1942年冰天雪地的严冬到来了，它几乎是威胁着我们要准备一场在俄国的第二次1812年 〔5〕 ，于是这个问题又一次逼迫到了那些在思索着的人们的唇边：为什么这些将军们不采取行动呢？为什么他们不肯为他们以往赞助希特勒运动所犯下的罪行而干点好事呢？为什么他们不推翻那个对于大家都危险的人物呢？然后到了1941年年终时，我才得知事实上确曾有些将军们在争论过这个观点，即只有通过一种正式看起来是应判死罪的行为，才能挽救德国不至于再进一步滑向深渊。那位可算是陆军中最有头脑的前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当时曾向我们的通讯人说过这样的话：“这个难解的结只能是用挥刀斩乱麻的办法来解决。但是挥刀的人却必须懂得德国军队这个强大的机器，并且还能驾驭它。”

和贝克与戈德勒 〔6〕 的名字相联系着的那场1944年7月20日的行动，是早已在准备着了。我的通讯人是西线最高司令部的赫尔曼·凯塞尔（herman kaiser）上尉。他原是一位历史学家，从那时起就常常来找我；他是一个炽热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有着深沉宗教性格的人，他把希特勒的统治看作是一种对上帝的罪恶，并坚决地和贝克与戈德勒一道工作，准备着一场发自武装力量中心的反希特勒起义。他第一次访问我，是有关一个纯历史学的问题，但它却是有预示意义的。他那时正在研究解放战争时期政治上的秘密联盟，于是我们就谈到了艾希霍恩 〔7〕 和弗雷森所属的那个1812—1813年的“德意志联盟”（deutsche bund）。它是由一些只有三四个志同道合的人为小组的“细胞”所组成的，其中往往只有一个人才知道有关下一个细胞的一些事情以及它的秘密成员。我就问道，他弄这些是要干什么；于是凯塞尔便开始透露贝克和戈德勒的计划。对前者他是用艾森曼（eisenmann）这个假名字，对后者则用麦塞尔（messer）这个假名字。有一天他很满意地向我说道：“今天在我们中间，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德意志联盟’了。”戈德勒说，一旦那主要的一击取得了成功，他就可以期待着有成千上万的人进一步来支援一切。

我和凯塞尔的谈话，属于我一生中心弦最激动的事件之一。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有关详尽的准备工作，我只知道很少的一点；而且〔1944年〕7月20日的事件，我事前一无所知。但是他安排了贝克和我互相联系并交换意见。所以我就认识了那些可惜是为数不多的高级军官之一，他们可被认为是沙恩霍斯特的真正继承人，不仅是严肃的和生气勃勃的军人，而且也是有很高教养的和目光远大的爱国者。

贝克和戈德勒的计划是以一种正确的政治考虑为基础的。德国的失败，——由于她的对手们更强大的潜力是被一种坚决的意志所引导，——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和美国人在北非登陆以后 〔8〕 。希特勒政权再延续下去就只能是延长德国的苦难，对方是绝不会和希特勒政权谈判的。因此，对希特勒所肯定能期待的，就只有无边无际的不幸。但是如果有一个能够进行谈判的新政府取而代之，并为一支虽说不能再取得胜利、但却仍能作战并能激起人们尊敬的军队所支持，那么我们就可以希望取得比希特勒统治之下的白血病更为有利的和平条件。

确实，对于这一想法可能会有许多的反对意见。毫无疑问，在事情成功之后，可以预期的是那种背后下手的流言，是纳粹方面的疯狂叫喊：最后胜利是被叛徒从我们〔德国人〕手里夺走了。难道人们不是在最后灾难的仅仅几个星期之前，还厚颜无耻地在散布着最后胜利的神话吗？这时，凡是要把保卫德国免于她历史上最大的浩劫这一重任置于一切之上的人，也就要能表现出道德的勇气来承受第二次背叛 〔9〕 这一流言所必然会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诬蔑。这种勇气，贝克和他的伙伴们是有的。

但是更为严重的则是另一种反对意见。我们有把握，在希特勒垮台之后，军队会跟着这批投石党 〔10〕 的将军们走吗？其他的将军们不会挺身出来反对他们吗？而且大敌当前，不会在前线和国内点燃一场内战吗？当战争爆发时，军队的纳粹化就已经进行很久了；而军队是否会认识到德国的真正局势并听命于新的政府，这一点就不仅要以那些将军们、而且也要以那些年轻的中下级军官们为转移了。由于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直到此时为止这一代的军官团已被严重地引入歧途，所以整个这次举事在一开始就已经失败了。7月20日那一天柏林警卫队的态度，是否像戈培尔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效忠于希特勒，根据我最近得到的消息，却是很可怀疑的。他们曾架着枪站在那里“中立”了好几个小时。

7月20日的失败首先是出于一种偶然，即希特勒居然活了下来；因为那枚炸弹是针对地下室的水泥墙而设计的，在当天完全例外地在木制营房里召开的会议上，并没有能正当地发挥作用。如果希特勒是被炸死了的话，那么一切就要取决于陆军的新领导和武装党卫队之间斗争的结果了。军队会要求武装党卫队合并到军队里来，从而能继续对外部敌人作战，并将会仅只镇压武装党卫队中进行反抗的那部分。但是既然希特勒本人还依然活着，那么这个计划的成功前景就变得很渺茫了。

人们也可以为叛变者们做出如下有效的辩护：即他们认为由于希特勒政权的延续而对德国所造成的不幸必定要远甚于一场内战的不幸。内战可以预见得到，将会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而且反对外部敌人的战争这时也将会很快就告结束。许多城市都将会不受破坏，千万人的生命也将会得到保障；7月20日的企图当时是会导致某种这类的结局的，假如希特勒的确是被推翻了而且引来了军队的分裂的话。

最后，还可以举出关于方式问题和准备时间过长问题这一最终的反驳。如果是要保守秘密的话，那么就已经有比适宜的数目更多的人（也许是必要的）卷入了这个秘密。还出现了一些无法预见的情况。举事之所以长期推迟，首先是由于贝克的重病造成的，那次病使得他在1943年进行了一次手术。然而，这时候被告密的危险却变得越来越大。事实上，1944年初，凯塞尔就通知我说，这次举事是被出卖了并且必须加以放弃。而在1944年春贝克最后一次来访我时，他向我说：“没有办法了，无可挽救了。我们现在只有把这杯苦酒饮干，直到最苦的结局为止。”我现在猜想，他们终于对这次密谋做孤注一掷，是因为它已经被出卖了，而且也因为他们要在迫在眉睫的大规模逮捕之前至少做一次拯救德国的最后尝试。

于是，正如众所周知的，就对那些真正的或者仅仅是被认为的同谋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处决，这场处决的意图是要打击尽可能之多的响应号召来帮助建设新德国的人。我们〔德国人〕由于这场处决而被夺去了许多有价值的和无可弥补的力量。在人民中间起初并没有透露，在那些被处决的人中包括有活跃的普鲁士财政部长波匹茨 〔11〕 ；前驻罗马大使乌里希·冯·哈塞尔 〔12〕 和前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 〔13〕 等人。要说执行这次谋杀的人们是一个反动的军事集团，可就是无稽之谈了。许多古老世家出身的名字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名字并列在现在已经查清的被处决者的名单上。而这份名单显然仅只提到实际上已被处死的人们中间的一小部分。贝克本人是多么地不可能反动，我从和他的谈话里是清楚的。在上述1944年5月我和他最后的一次谈话里，他的意见是：在预期之中的浩劫结束以后，一定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反纳粹党，它将囊括从极右派直到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人在民族的一些根本问题上的忠诚是可以信赖的，正如他在上西里西亚所曾体会过的那样。

关于7月20日那些人，人们或许永远也不会达到一个一致的判断，无论是赞成的还是谴责的。作为一个广义上的知情者，我只能说，我认为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和高尚的。他们向全世界证明了，在德国军队里、在德国人民中间，仍然有一种力量不愿意像哈巴狗那样地屈服，而是具有殉道者的勇气。

注　释

〔1〕 以史陶芬堡（stauffenberg，klaus philip shank, grafvon，1907—1944）伯爵为首的一群德国军官曾策划炸死希特勒（代号为“女武神”walkyrie），并于1944年7月20日采取行动。希特勒本人受轻伤。随后即进行大规模镇压。——译注

〔2〕 《威廉·退尔》（william tell）为席勒所写的历史剧（1804年上演）。瑞士人民原属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宣誓效忠于哈伯斯堡皇帝，但后来在暴政压迫之下终于由退尔领导进行了反抗哈伯斯堡王朝统治、争取独立的武装起义。——译注

〔3〕 弗立契（fritsch, freiherr werner von, 1880—1939），德国将军。——译注

〔4〕 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9月17日苏军进军波兰），27日华沙投降。波兰战役在四周之内结束。——译注

〔5〕 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大败而归。——译注

〔6〕 戈德勒（karl goerdeler，1884—1945），1930—1937年任莱比锡市长，自二次大战前即参与反希特勒活动。——译注

〔7〕 艾希霍恩（karl friedrich von eichhorn，1781—1854），德国法学史家。——译注

〔8〕 1942年8月22日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9月苏军开始反攻，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地区德军投降。1942年11月8日英美军在北非登陆，1943年5月北非德、意轴心军队全部被肃清。——译注

〔9〕 按：第一次背叛系指第一次大战期间德国的失败并不是由于战场上的战斗而是由于国内的背叛这一说法。——译注

〔10〕 投石党（fronde），17世纪中叶法国反对王权而武装举事的贵族党。——译注

〔11〕 波匹茨（johannes popitz, 1885—1944），于1933—1944年任普鲁士财政部长。——译注

〔12〕 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 1881—1944），德国外交家。——译注

〔13〕 舒伦堡（friedriech werner,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 1875—1944），德国外交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