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说过，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民族性格之成为可能，是由于自从歌德时期以来灵魂力量之持续不断换位的结果，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两种力量之间的灵魂平衡受到了干扰。一方面是过分地突出了算计的智能，而另一方面则是感情上对权力、财富、安全等等的渴望；于是行为的意志力便被驱入到了危险的境地。任何在技术上能够加以算计而又可行的事情，只要能带来财富和权力，看来似乎就被证明是有道理的，——甚至于就被证明在道德上也是有道理的，只要它能为自己民族的利益服务。但是还必须再加上国家社会主义这种新伦理学，这种sacro-egoismo〔神圣的自私主义〕，才能完成对这种灵魂力量的换位的正式加冕礼。人们这时开始以马基雅维里的方式在思考着新旧两种伦理之间的冲突，或者至少也是受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对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来说，各种不同的伦理诫命之间终于也就不再有冲突，而只有这唯一的一条诫命：“要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权力！”

为了宣传，人们确实也需要借助于其他古老的伦理。于是人们就把它炮制成这样一个公式：“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只要我们现在想想党在退出历史舞台时最后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表现，——要英雄地、实际上却是寡廉鲜耻地和毁灭性地榨取人民的最后一滴力量，以达到其多少是苟延一下那个破了产的公司的生命的最后一口气，——那么我们就立刻会看出，党及其领袖们的个人利益已经吞噬了德国人民的集体利益。

在意大利所铸就的sacro egoismo〔神圣的自私主义〕这个提法，确实是指出了它并非仅仅适用于德国人的灵魂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变化。英国的沙文主义者 〔1〕 也在说：right or wrong，my country。〔对也罢，错也罢，终归是我的国家。〕这句话如果变成绝对有效时，那么它那后果就是可憎的和有害的了，因为它在政治交易中把一切道德的界限都抛到背后去。而且在这种绝对意义上，它肯定地不能作为英国政策的准则而有效。但是像我以往曾经指出过的，一般凡是属于国家理性（staatsräson）和政治领导的本质的，其中总会有某种恶魔式的东西，它到一定的时候便突然冒了出来而把统治当局掌握在它的魔力之下。国家理性和马基雅维里主义是超时间的普遍的人类现象。但是它会凝聚起来，并一下子在一定的时间并在一定的民族中间强烈地爆发出来。当前时代的和国家的形势，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ancien régime 〔2〕 〔旧制度〕的时代的和国家的形势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在于，以往ragione distato 〔3〕 〔国家理性〕和马基雅维里主义多少是属于生活在人民中间的一个小小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的阶层所小心翼翼加以防护着秘密宗传；而人民则从教堂中接受他们的伦理教诲，此外便天真地、无思无虑地在贫困而狭隘的日常生活之中活下去。往昔的精神文化也是少数人的事，他们能非常深刻地而又富有成果地运用它。这就是ancien régime〔旧制度〕的彻头彻尾的贵族性格，是一个像布克哈特那样的人始终怀着渴望之情在回顾着的。但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时代和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却已经破晓了。

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动力基础，即由于可怕的人口增长的压力而召唤来的全新的历史现象，在这里便又一次呈现出来。政治现在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了，而不断从下面推向前台来的各个阶级也都要过问政治。从而这也就增多了能够开启其中有着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本质的那个毒药柜的锁钥。马基雅维里主义便从一桩贵族的事业变成为一桩资产阶级的事业。并终于变成了人民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帝国主义时代中，就已经来临了。每个在其中起作用的演员，都可以以他对自己人民的生活和生存的热诚关怀而论证，自己那往往是极其粗暴的民族自私主义在伦理上乃是正确的。而且如果他捡起那句真正骇人听闻的话：“right or wrong，my country”〔对也罢，错也罢，终归是我的国家〕并按照它去行事，他还能表现为非常之高尚而伟大。

不，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身上的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不道德的因素，并不仅仅限于这些〔德国〕人，而是属于那个骇人听闻的过程的普遍动荡的一部分，无论那是西方的没落也好，还是西方转化为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好。“没有一个人做了好事，一个也没有”，我们也可以用这话回敬那些谴责德国人民的人，他们说唯有德国人是以自己的不道德的权力狂破坏了各族人民的和平的。

然而这一点，对于我们〔德国人〕却不应该成为一种正当的辩护词。当罪恶现象是西方的普遍特点一旦已经被认识之后，伦理的考虑和历史的考虑就都又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大门前，并要求我们理解德国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因为难道我们对手的谴责在这一点上终究不可能是正确的吗？——即，尽管我们不是唯一的人，但我们毕竟是以希特勒〔德国〕人的姿态而造成了那种或许是对全世界最为有害的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这个问题将会经常地萦绕在我们心头。难道我们必须总是要为从歌德时代的高峰陡然堕入希特勒时代的渊薮而感到震骇吗？我们〔德国人〕满怀忧伤地在问我们自己，这在同一个民族里，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呢？格雷尔帕泽尔 〔4〕 在19世纪中叶说的那句话打动了我们的内心深处：“人性——民族性——兽性”，它同时既是一个诊断，也是一个预后。但是这些话对我们的问题，却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的答案。唯有从少数人的文化导致群众的无文化这一发展的普遍图式，才能够解释它，——然而那既不是德国发展的个别特殊性，也不是在某些显然可见之点上或许确凿地决定了它的进程的那些独一无二的历史环境、事件和决策。就让我们来至少是对它尝试着说几句话。

我们已经指出过，比起其他的民族来，德国的精神所特有的往往是一种狂飚式的倾向，想要从那围绕着它的、而且或许是强烈地推动着它、诱惑着它并折磨着它的现实条件之下，突然之间朝着无条件、朝着将会使它得到解放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时候还只是半形而上学的世界飞跃。这种倾向的登峰造极，就体现在路德 〔5〕 的身上以及在歌德的时代和德国唯心主义而尤其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中。然而，如果这种无条件是可以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内找到的，而且是这个物质世界内在所固有的，并且如果在现实本身之中就可以找出一种办法来解开他们的死结并克服他们的狭隘性；那又会怎么样呢？这就是19世纪中叶以后，通过人们所称之为新的现实感、现实主义、现实政治等等所发生的事，并且是作为行动上的新导航星而备受礼赞的东西。从而他们就认为，他们已经又一次地征服了无条件。这就是说，德国精神中那种古老的形而上学的冲动，又一次地表现了出来；但是由于错误和颠倒，它并没有征服任何真正的形而上学领域，而只不过是把一种地上的领域装扮成一种形而上学的领域或者是与之近似而已。所以就像特赖奇克那样一个人，尽管他在真正的形而上学领域中如鱼得水，却说出了这样深沉严重的话：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其次还是权力，第三还是权力；——可是，权力虽则是国家本质的一部分，但却决不能毫无例外地把它的道德抽空。特赖奇克有欠考虑的话，就大大促进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权力狂的实现。

这里涉及的，倒更其是一个理解问题而非一个谴责问题，是探索一种原来是健全的有机生命的过程，以便找出导致它肿胀和堕落的那些根源，以及它们终于对我们变成了一场明显的恐怖，其关键之点何在。德国精神之转趋于现实，乃是健康的而且在有机体上是深深必要的，它最初是从1815年 〔6〕 非常缓慢地开始的，后来到1830年以后就变得越发强劲了；当时正在觉醒之中的对民族统一和民族国家强大的热望也是全然健康的，它起初和歌德时期的遗产在古典自由主义的那种综合体中是联系在一起的，关于那种综合体，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这时却出现了某些独一无二的事件、决策和行动，它们越来越把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综合体和纲领的重心转移到世俗的、现实的和权力政治的方面来，并从而深刻地决定了民族统一事业的特性。假如〔德意志〕民族统一通过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 〔7〕 的途径而获得了成功的话，——或者让我们更审慎地只说，假如它能够获得什么成功的话，——那么德国的整个发展就会与西欧的发展有着比现在实际上所出现的更为密切得多的接触了。1859年德国民族大联合的理想，仍然表明了它对西欧自由主义思想有一种紧密的感情。但是民族统一事业的发动力已从1859年的那些无拳无勇的教授们和同样无拳无勇的作家们以及经济学家们的手里，转移到一个全副武装的容克，奥托·冯·俾斯麦的手里了。我们所曾谈过的那种普鲁士的和军国主义的特色，在他的身上打下了烙印。除了这条途径而外，也许根本就不可能为德国获得另一种更紧密的而在权力政治上又有保障的统一了。而且它是一条唯有在德国才有可能、而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的途径。人们可以自诩，〔德国〕民族统一是以一种德国所特有的方式、而不是按照西欧公式而赢得的。但是对西欧自由主义思想的决定性的背离，却并未随之而来。人所周知，皇太子腓德烈·威廉、而格外是他的英籍王妃，是怎样满怀忧郁地在追踪着这一过程的。因此，1866年 〔8〕 这一年，正如布克哈特、康斯坦丁·弗兰茨以及普朗克 〔9〕 所感受的那样，对德国和对欧洲乃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命运攸关的一年，那比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习惯于看待的，要有着更深得多的意义。

还要再重复说一遍，这里并不是想要控诉，而是想要理解。俾斯麦帝国的建立始终是一桩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就我们这一代和它一起成长起来并为它而献身的人来说，它那令人鼓舞的忠诚，对于我们始终是一份珍贵的纪念品。然而我们今天必须承认，过去在这种成就的光辉之下，我们对于隐蔽着的黑暗面注意得太少了，而这里就正是它的致命弱点，后来疫疠也就是在这里得以慢慢侵入的。它给了普鲁士军国主义、并从而也就给了普鲁士骄盎自满的那种危险的精神状态以太多的活动余地；这种活动余地又在帝国的领袖们和资产阶级中间创造了和培育了他们那种精神状态。于是通往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道路，就在德国变得越来越宽广了。与歌德时代的以及其中活生生的人道理想的裂隙，这时就急剧地扩大了。那个精细的卡尔·希尔布兰德 〔10〕 在19世纪70年代有一次写道，当我们今天读歌德时代的那些信件和日记时，那就仿佛是我们和它隔离了不只是几十年，而是有几百年。

尽管在关节上（文化斗争 〔11〕 、社会民主党）有着各种各样的扭曲和断裂，可是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却仍然存在着如此之健全的均衡和如此之富有创造性的、欢乐的生命力，以至于直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根本谈不到什么全面的堕落。如果俾斯麦的审慎和明智也被运用于他的后继者的欧洲政策和世界政策中的话，那么我们是本可以安然无恙地跨过帝国主义时代这个危险区，并且也许可能治疗好我们内部的创伤而前进的。

注　释

〔1〕 沙文主义者此处原文为jingo，此字原指1878年英俄冲突中，英国对俄的主战派。——译注

〔2〕 “旧制度”一词指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政治社会制度。——译注

〔3〕 原文为意大利文。——译注

〔4〕 格雷尔帕泽尔（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奥地利诗人、剧作家。——译注

〔5〕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领袖。——译注

〔6〕 德国全境于1814年解放，1815年拿破仑最后失败。——译注

〔7〕 法兰克福国民会议（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1848年5月18日在美茵河上的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召开制宪会议，代表共830人；1849年3月27日会议通过宪法（法兰克福宪法），宪法规定德国为联邦制国家，在一个世袭皇帝之下有上下两院和责任内阁，司法独立。但这部宪法从未实行。——译注

〔8〕 “1866年”，爆发了七周战争，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取得了德国统一的领导权。——译注

〔9〕 普朗克（gottlieb planck，1824—1910），德国政治活动家。——译注

〔10〕 希尔布兰德（carl hillebrand，1829—1884），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11〕 文化斗争（kulturkampf），指1871—1883年俾斯麦政权与天主教会的斗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