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越是意识到神经症冲突给人格造成的无限伤害，真正消除它们的需要就显得越迫切。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明白的，由于这既不可能通过理性的决策来完成，也不可能通过逃避，更不可能通过运用意志力，那又怎么可能实现呢？唯有一条路：冲突只能通过改变形成冲突的人格条件来消除。
这是一种激进的方法，也是一种困难的方法。鉴于改变我们内心的任何东西都会遇到困难，我们会四处搜寻捷径也是非常情有可原的。也许，这也是为何病人和其他人总是会问：一个人看到了自己的基本冲突不就够了吗？答案很明显，还不够。
即使分析师在非常早期只是辨别出他有多分裂，并能帮助他意识到这种分裂，这种见解也不会即刻奏效。它可能带来一些舒缓，因为病人开始看到自己这些问题的具体原因，而非只是迷失在神秘不可知的阴霾中，但他无法将其运用于生活。感知到自己相异的部分如何运作与彼此干扰能使他不再那么分裂。他听到这些事实就像听到一条陌生的消息，看似有理有据，但他不知道这对于他的含义。他一定会通过各种无意识的保留态度来使它无效。在无意识中，他会坚持认为分析师在夸大冲突的规模；如果不是因为外部环境，他一定会安然无恙；爱或成功能使他摆脱自己的不幸；只要远离人群，他就能逃避冲突；尽管平凡人的确不可能一人侍二主，但他靠自己无限的意志力与智慧可以设法做到。或者，他可能无意识地觉得，分析师是个庸医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笨蛋，佯装职业性的乐观；分析师应该知道病人已经无可救药了——这意味着病人以自己的绝望感来回应分析师的建议。
由于这种内心的保留态度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病人要么依附自己特定的解决途径——这些对于他来说比冲突本身更真实，要么他对痊愈根本不抱希望，所以在可以有利地处理基本冲突之前，必须先修通所有尝试途径与所有尝试后果。
寻找更易行的路引发了另一个疑问，弗洛伊德对于起源的强调使这个疑问更重要：一旦认识到这些冲突驱力，就与它们的根源和在童年期的表现联系在一起，这不就够了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而且在极大程度上，也是同样的理由。即使巨细靡遗地回忆早期经历，也无非只是使他对自己更仁慈、更纵容。
虽然，全面了解早期环境影响与其对儿童的人格影响并没有直接的治疗价值，但对我们询查神经症冲突所产生的环境有影响。[1]毕竟，最初引起冲突的是他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上的改变。我在之前的著作中描述过这种发展，[2]也在这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描写过。简而言之，一个小孩可能发现自己处于某个环境中，这个环境威胁到他的自由、自发性、安全感、自信心——简而言之，他心理存在的核心。他感到孤立无助，所以他第一次试图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并不取决于他的真实感受，而是策略性需要。他不可能只是喜欢或讨厌、信任或怀疑、表达自己的愿望或反对别人的愿望，而当然是必须要构思出应对他人的方法，而且以对自己危害最小的方式来操纵。这样发展出来的基本特征可能被概括为对自我与他人的疏远、无助感、弥散性忧虑，以及对于自己人际关系中的敌意，这种敌意的范围是从一般的小心谨慎到具体的敌意。
只要这些条件还持续存在，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摆脱自己的任何冲突驱力。相反，引发冲突的内心需要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还会愈发迫切。伪解决会使他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中的紊乱更严重，这意味着越来越不可能真正地解决。
因此，治疗目标只能是改变这些条件本身。必须帮助神经症患者找回自己，使他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感受与需求，使他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并使他在自己的感觉与信念的基础上将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魔术实现这一切，那么这些冲突一定不攻自破。然而并没有这种魔术，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要采取哪些步骤才能带来我们想要的改变。
由于每种神经症都是一种人格障碍，不管其症状有多戏剧化、有多不近人情，所以治疗的任务是分析整个神经症的人格结构。因此，我们能越清楚地界定这个结构及其个体变化形式，就能越准确地勾画出我们要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们相信神经症是围绕基本冲突而修建的保护性建筑，那么分析工作就能大概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仔细检查这个病人所采取的所有无意识尝试解决的途径，以及这些尝试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其中包括研究他的主导性态度、理想化意象、外化等的全部内涵，无须考虑它们与潜在冲突的特殊关系。认为我们无法在冲突变清晰之前弄清和处理这些因素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尽管它们产生于调和冲突的需要，但它们也有自己的生命力，它们有自己的分量，也能发挥它们的影响力。
另一部分包括处理冲突本身。这意味着不仅要让病人意识到冲突的大体轮廓，还要帮助他仔细看到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也即是，他那些产生于冲突的矛盾驱力与态度在某个具体情况中是如何彼此干扰的：例如，降低自己地位的需要是如何通过转换型施虐而加强，又是如何阻碍他赢得一场比赛或在竞争中取胜，而同时，想要战胜他人的驱力又使胜利成为一种强迫性需要；或者，来源于各种原因的禁欲是如何干扰他对同情、爱与放纵的需要。我们还必须向他展示他是如何穿梭于两种极端之间的：例如，他如何在过于律己与过于宽己之间转换；或者，他将对自己的要求外化，这种外化如何通过施虐驱力而加强，如何与他无所不能与无所不宽恕的需要相冲突，以及他最后如何摇摆于谴责与赦免他人之间；或者，他如何在捞取所有权力与感觉自己无权之间转变方向。
此外，这部分分析工作还包括解释病人试图做出的所有调解与让步，诸如试图把以自我为中心与慷慨无私结合在一起、将征服与爱结合、将控制与牺牲结合。其中包括帮助他完全明白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外化等是如何被用来摆脱冲突的，如何掩饰冲突，又如何缓解它们的破坏力。总之，要让病人彻底理解自己的冲突——它们对他人格的一般影响以及对他症状的具体影响。
大体而言，病人在每个分析部分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阻抗。虽然分析了他尝试解决的途径，但他一心要保卫他态度与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因而反抗一切对它们本性的洞察。在分析他的冲突的过程中，他主要感兴趣的是证明他的冲突并不完全是冲突，从而模糊掉他的驱力是矛盾的这个事实，并贬低其重要性。
至于这些主题所应采取的顺序，弗洛伊德的建议自始至终都最为重要。他把药物治疗中有效的原则运用于精神分析，并强调，在解决病人问题的任何方法中，有两个考虑因素很重要：阐释应该是有益的，以及它不应该是有害的。换言之，分析师在心里必须产生两个问题：病人此时能够承受这个见解吗？以及，这个见解可能对他产生意义并使他以建设性的方式思考吗？我们仍然所缺少的，是明确的诊断标准来准确判断病人可以承受什么，以及什么有利于促进建设性的见解。病人之间的结构差异非常大，无法在解释的时机方面有任何独断性的标准，但我们可以以这个原则为指导：在病人的态度发生改变之前，某些问题既无法有利地解决，也没有过度的风险。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总是适用的措施：
只要病人一心要追寻他所以为救赎的幻影，让他面对任何主要冲突都是无益的。他首先必须看到这些追求是徒劳的，而且干扰了他的生活。用更简明扼要的话说，对尝试解决途径的分析应该先于冲突。我并不是说要极力避免提到冲突，这个方式需要多谨慎取决于整个神经症人格的脆弱性。如果向有些病人贸然指出他们的冲突，可能会使他们陷入惊慌中。而对于其他神经症患者，这些话毫无意义，只被当作耳边风。但从逻辑上讲，只要病人依靠自己的解决方式，并无意识地指望以此“得过且过”，我们就无法期望病人对自己的冲突有任何高昂的兴致。
另一个要谨慎开口的主题是理想化意象。在这里讨论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在早期解决理想化意象的某方面会使我们偏离主题。不管怎样，小心谨慎是可取的，因为理想化意象常常是病人觉得唯一真实的部分。此外，也可能是能给他自尊、能防止他掉入自卑中的唯一要素。在病人能忍受任何对于他理想化意象的破坏之前，他必须获得大量真实的力量。
在分析早期去处理施虐倾向无疑是徒劳无益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倾向的表现与理想化意象形成鲜明对比。即使是在后期，意识到这些倾向也会让病人心怀恐惧与反感。但是，之所以将这部分分析推迟到病人不再那么绝望、更能随机应变的时候，更确切的原因在于：在他还无意识地相信自己只剩下替代性的生活时，就不可能有兴趣克服自己的施虐倾向。
当向个体解释的时机取决于具体的人格结构时，就可以运用同样的指导原则。例如，一个攻击倾向占主导的病人，他认为感觉情绪都是软弱的表现并加以鄙视，还褒扬一切看起来有力量的表现，这种态度及其所有影响都必须首先修通。优先考虑他对人与人亲密关系的需要是不对的，不管这种需要在分析师看来有多明显。病人会憎恨任何诸如此类的行径，觉得这威胁到他的安全感了。他会觉得自己必须提防分析师想要使他做一个“好好先生”。只有当他更强大时，他才能够容忍自己的依从倾向与谦逊。对于这种病人，我们还必须暂时绕开绝望的问题，因为他会拒不承认这种感觉。对他来说，绝望具有他所排斥的自怜自艾的含义，而且意味着不光彩地承认失败。反之，如果依从倾向占主导，在能够解决任何支配或报复倾向之前，必须彻底解决所有涉及“亲近”他人的因素。而且，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个伟大的天才或情人，要解决他对于被鄙视与被拒绝的恐惧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甚至更徒劳的是处理他的自卑。
有时，能够在初始阶段解决的对象范围很有限，尤其是当高度的外化作用与刻板的自我理想化结合在一起时——一种只接受完美无瑕的姿态。如果有某些信号向分析师揭露这种状态，那他避免任何解释就能节省大量时间，哪怕只是隐约暗示病人问题的源头在于他内心。然而，这个阶段可能可以触及理想化意象的具体方面，诸如病人对自己的过度要求。
熟知神经症人格结构的动力机制，也能帮助分析师更快速简洁地抓住病人在自由联想中想要表达的东西，以及据此应该在当前解决什么问题。他会能够从看似毫无意义的迹象中设想与预测病人人格的一个完整的方面，从而可以把他的注意力直接对准需要注意的要素。他的位置就像一个内科医生，当发现病人咳嗽、夜间盗汗、下午疲乏，就会考虑肺结核的可能性，并据此引导他的检查。
例如，如果一个病人的行为总是充满歉意，总是称赞分析师，而且他的自由联想透露出谦卑倾向，分析师就会设想涉及“亲近”他人的所有因素。他会检查病人是这种主导态度的可能性，而如果他找到进一步的证明，他就会从各个可能的角度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如果病人反复谈论令他感到羞辱的经历，并表明他也是由此来看待分析的，分析师就会知道，他必须处理病人对羞辱的恐惧。而且，他会挑选既是这种恐惧的来源又最能被接受的解释。例如，假如已经有部分理想化意象进入意识中，他就可能将这种恐惧与病人需要肯定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联系起来。此外，如果这个病人在分析过程中表现出惰性，而且谈到自己觉得命中注定，那么，分析师就必须在可行的时机里处理他的绝望。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非常早期，那分析师只能指出其含义——即病人放弃了自己。于是，他会试图告诉病人，他的绝望并不是来自真正绝望的处境，但却形成了一个可以弄明白并最终解决掉的问题。如果绝望在较后期表现出来，分析师也许可以更具体地将其与病人对找到冲突出路的绝望联系起来，或与他对达到自己理想化意象的绝望联系起来。
这些建议措施仍然给分析师的直觉留有充分的空间，也为他对病人的敏感留有余地。直觉与敏感依然宝贵，甚至是分析师应该努力发展到极致的必备工具。但是，运用直觉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只处于“文艺”领域，或只运用常识就够了的范围内。神经症人格结构的知识使得在此基础上的推理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使分析师能以严密、负责的形式来引导分析。
然而，因为个体在人格结构上的变化形式是无限的，分析师有时只能通过尝试错误的方式来工作。我说到错误，并非指一些严重的错误，诸如加入与病人相违的动机，或没有抓住他本质的神经症动力。我指的是非常常见的错误，即做一些病人还没准备吸收的解释。虽然严重的错误可以避免，但未风先雨的错误始终无法避免。然而，如果我们高度警惕病人对这种解释的反应，并以此为导向，就可以更快意识到这个错误。在我看来，我们过于强调病人的“阻抗”，强调他接受或拒绝某个解释，而不够重视他这些反应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不幸的，因为正是这种反应的所有细节表明了，在病人准备好处理分析师提出的问题之前必须先修通什么问题。
下面这种情况可以作为例证。一个病人意识到，在他的人际关系中，他对于对方提出的任何要求都表现得非常恼怒。即使最合理的要求也被视为压迫，最理所应当的批评也被视为侮辱。同时，他又不由自主地要求过度的奉献，并随随便便地表达尖酸刻薄的批评。换言之，他意识到自己应当得到一切特权，同时又否定对方的任何特权。他逐渐明白，这种态度就算不摧毁也会损害他的友谊与婚姻。到目前为止，他在分析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积极且卓有成效。但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态度的后果之后，就会陷入沉默；会略微有点抑郁和焦虑。一些自由联想也表明一种强烈的回避倾向，这显然与他之前渴望与女性建立良好关系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回避冲动表明了他一想到亲密关系会有多无法忍受：他在理论上接受权利的平等，但在实践中却拒绝这个观点。虽然他的抑郁是对于发现自己处于无法解决的困境中的反应，但回避倾向意味着他正在摸索一种解决的途径。当他意识到回避的徒劳，并看到除了改变自己的态度别无他法，他就开始对为何自己如此难以接受亲密关系而产生兴趣。此后的自由联想很快表明，在情感上，他只看到两种选择，要么拥有所有权利，要么什么权利都没有。他吐露出一种忧虑，如果他放弃任何权利，他就再也无法为所欲为，而只能永远服从别人的愿望。这反过来又打开了他的依从与谦虚的全部领域，尽管之前接触过这一块，但从未看见它们的所有深度与重要性。出于各种理由，他的依从与依赖非常强烈，以至于他必须建立起一种虚假的防御措施来为自己捞取所有特权。在他的依从性仍然是一种迫切的内心需要时，要放弃这种防御就意味着独自堙没。在他能考虑改变自己主观的解决途径之前，还必须修通他的依从倾向。
从这本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中可以明确，我们研究一个问题绝不可能只通过一条途径，我们必须反复从各个角度来研究。这是因为，任何单一的态度都有各种来源，而且在神经症的发展中都担当着不同的功能。因此，举例说，息事宁人与“忍辱负重”的态度起源于对爱的神经症需要，只有解决了这种需要才能处理这种态度。只有当理想化意象动摇时我们才能重新审查。从这点来说，我们认为和解态度是病人觉得自己是圣人的表现。它还涉及避免摩擦的需要，我们在讨论他的离群需要时就会发现这点。此外，在病人害怕他人并需要极力避免施虐冲动显现时，这种态度的强迫性也会更为清晰。在其他例子中，病人对于压迫的敏感可能首先被当作一种来自离群倾向的防御态度，然后被视为他追求权力的投射，之后也许被视为外化、内心压迫感或其他倾向的表达。
任何在分析中得以明确的神经症态度或冲突，都必须从它与整个人格的关系上来理解，这就是所谓的修通。它涉及如下步骤：使病人意识到这种倾向或冲动的所有显在和隐匿的表现，帮助他认识它的强迫性，并使他能够领会它的主观价值与不利后果。
当病人发现一种神经症特点时，倾向于通过立刻提出质疑来逃避检查：“这是怎么来的？”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自己这么做，他都希望通过转向其历史根源来解决这个问题。分析师必须阻止他逃到过去，并鼓励他首先检查这个特点涉及哪些问题——换言之，即鼓励他了解这个特点本身。他必须知道它特殊的表现方式、他掩盖它的手段以及他对它的态度。例如，如果病人对于表现依从的恐惧逐渐明晰，他就必须看到他有多憎恨、惧怕和鄙视自己任何谦卑的表现。他必须认识到自己无意识建立起的种种约束，这些约束的目的是消除他生活中所有依从的可能性以及与依从倾向相关的东西。于是，他会明白，这些明显相异的态度服务于同一目标；他麻痹了自己对他人的敏感性，以至于意识不到他们的感受、渴望或反应；这使他完全不为别人着想；他遏制了对他人的一切好感，以及被他人喜欢的渴望；他蔑视别人身上的温柔与善良；他不由自主地拒绝种种要求；在人际关系中，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喜怒无常、批评与苛求他人，但否定对方的任何这种特权。或者，如果突出的是病人的万能感，让他意识到他有这种感觉并不够。他必须看到，他从早到晚都在给自己安排不可能的任务；例如，他认为自己应该火速写出一篇主题复杂的优秀论文；他期望自己表现自然，尽管疲劳也要容光焕发；在分析中，他希望在自己发现问题那一刻就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病人必须意识到，他的行为是受某个倾向的驱使，而没有顾及（通常是违背）自己的渴望或最大利益。他必须认识到，强迫性是不加选择的，往往不会参考现实条件。例如，他必须看到，他找碴的态度既指向朋友，也指向敌人；他不管对方怎样表现就训斥对方：如果对方亲切友善，他就会怀疑对方于心有愧；如果对方维护自己，那他就是专横跋扈的；如果对方让步，那他就是懦弱的人；如果他想要和他在一起，那他这个人就太容易弄到手；如果他拒绝某些事，那他就是小气吝啬的，诸如此类。或者，如果要讨论的是病人不确定自己是否被需要或受欢迎，他就必须认识到，他的这种态度是不顾任何反面证据而持续存在的。理解某种倾向的强迫性还涉及认识自己对于该倾向受挫的反应。例如，如果出现的倾向是关于这个病人对爱的需要，那他就必须看到，他会为任何拒绝或不够友好的迹象感到失落和惊慌，不管这种迹象有多微不足道，或那个人对他有多不重要。
第一步向病人表明了他问题的程度，而第二步使他明确了问题背后那些驱动力的强度。二者都能引发他进一步检视自己的兴趣。
当我们要检查某个倾向的主观价值时，病人自己往往渴望主动提供信息。他可能会指出，他对于权威或类似压迫的叛逆与反抗是必需的，甚至是救命的，否则他早被一个专制的父母给掩埋了；优越感的观念有助于防止他去面对自己所缺乏的自尊；他的离群或“无所谓”态度保护他不受伤害。这类自由联想的确是出现在防御态度中，但它们也可能透露真情。它们告诉我们有关最初为何会产生这种态度的种种原因，从而告诉我们这种态度的历史价值，并让我们更清楚病人的发展。但远不止于此，它们还能使我们明白这个倾向的功能。从治疗的角度看，这些功能具有最重要的好处。没有哪种神经症倾向或冲突只是过去的残遗物——一种可说是一经建立就持续存在的习惯。我们可以确信，它取决于已有人格结构中的迫切需要。了解一种神经症特点最初是如何发展出来的价值是次要的，因为我们必须改变的是当前在起作用的各种驱动力。
在极大程度上，任何神经症姿态的主观价值都在于它能均衡其他神经症倾向。因此，深入了解这些价值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指标，向我们表明它们在具体情况中是如何进行的。例如，如果我们认识到，病人之所以无法放弃自己的万能感，是因为这种感觉使他把潜力误以为真实，把他辉煌的计划误以为现实的成就，那我们就能知道我们必须检查他在多大程度上生活于想象中。而且，如果他让我们看到，他这样生活是为了确保自己免遭失败，那我们的注意力就会针对那些让他预期自己失败以及一直害怕失败的因素。
最重要的治疗步骤是使病人看到这个问题的反面：他的神经症动力与冲突具有使他无能的作用。在先前的步骤中涵盖了这块工作的一部分，但有必要完善所有细节。只有这样，病人才会真的觉得需要改变。考虑到每个神经症患者都被迫维持现状，就需要一种足够有力的鼓动力来压过这些阻碍性的动力。然而，这种鼓动力只能来自他对内心自由、幸福与成长的渴望，还要认识到每种神经症困难都阻碍了这种渴望的实现。因此，如果他倾向于诋毁性的自我批评，那他必须看到，这种批评消磨了他的自尊，还使他不抱希望；它使他觉得不被需要，迫使他遭受虐待，这反过来又使他心怀恶意；它麻痹了他的鼓动力和工作能力；为了不跌入自轻自贱的深渊中，他被迫采取防御态度，诸如自我膨胀、自我疏远以及对自己的不真实感，从而使他的神经症永存。
同样，当某种冲突在分析中逐渐明显，病人就必须要知道它对他生活的影响。在谦卑倾向与胜利需要的冲突情况中，他必须知道在转换型施虐中那些束缚他的全部抑制作用。病人必须看到，他每次表现出谦逊行为的时候都会自轻自贱，还会对之前他奉承的那个人感到气愤；另一方面，他每次尝试战胜他人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很可怕，而且会害怕别人报复。
有时，即使病人开始意识到所有不利后果，还是没有兴趣克服这个神经症态度。相反，他的问题似乎渐渐隐去了。几乎不知不觉地，他把问题推到一边，而且一无所获。鉴于他已经看到他给自己带来的所有损害了，所以他的无动于衷是值得关注的。然而，除非分析师在识别这种反应方面十分敏锐，否则就可能忽视病人缺乏兴致。病人会提起另一个话题，分析师会接下去，直到他们再次陷入同样的僵局。唯许久之后，分析师才会意识到病人所产生的改变与工作量并不相称。
如果分析师知道这种反应有时是能预料到的，他就会问自己，病人内心哪些因素阻碍他接受改变这种会带来一系列恶果的态度。这往往有很多因素，而且它们只能一点点地解决。病人可能仍然被绝望感所严重麻痹，因而无法考虑改变的可能性。他被迫战胜分析师，挫败他、让他觉得自己愚蠢至极，这可能比他的个人利益更重要。他的外化倾向可能仍然很严重，以至于尽管他意识到了这些后果，也无法将这种见解运用到自己身上。他需要感到无所不能，这种需要可能仍然非常强烈，因而即使他看到这些后果是不可避免的，但还是在内心持保留态度，认为他能够避开它们。他的理想化意象可能仍然很刻板，所以他无法接受自己的任何神经症态度或冲突。于是，他只是会生自己的气，觉得他应该能够征服这个困难，仅仅因为他知晓了这个困难。意识到这些可能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些遏制病人改变动力的因素被忽略了，精神分析就很容易退化到休斯顿·彼得逊所说的“狂热的心理学”，一种以心理学为由的心理学。在这些情况下让病人接受自己就能带来一个明显的收获。即使冲突本身并没有改变之处，但他会深深感到舒缓，并开始表现出想要摆脱自己身处的迷网。一旦这种有利条件建立起来，很快就会带来改变。
无须说，以上描述并不意味着要论述精神分析的技术。我既不想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起恶化作用的所有因素，也不想囊括所有有疗效的因素。例如，我并没有讨论任何关于病人把自己所有攻防特点带到分析关系中而引起的困难或效益，尽管这是个很重要的要素。我所讨论的步骤只构成了基本过程，这些过程每次都要审查明显的新倾向或冲突。通常不可能按顺序进行，因为即使某个问题一目了然，病人也可能看不到。正如我们在僭取权利的例子中所见，一个问题可能只是先揭露另一个必须分析的问题。只要最终每一步都做到了，顺序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由分析工作所带来的具体症状改变，自然会因所处理的主题不同而变化。一旦病人认识到自己对无能的无意识愤怒及其背景，恐慌状态就可能平息。一旦他看到自己所处的困境，抑郁状态就可能消散。但每一次做得好的分析，还会给病人对他人和自己的态度带来一定的改变，不管修通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要解决一些不同的问题，诸如过分强调性、相信现实会如他所愿和对压迫过于敏感，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析几乎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影响他的人格。不管分析的是哪些困难，敌意、无助、恐惧和疏远自己与他人都会减退。例如，让我们试想，疏远自我在每种情况中是如何减轻的。一个过度强调性的病人，只有在性关系与性幻想中才感觉自己活着；他的胜利与失败都限制在性领域之内；他觉得自己的唯一价值就在于性吸引力。只有当他明白了这种状态，他才会开始对生活的其他方面感兴趣，并从而拯救自己。一个人觉得现实受限于自己想象中的规划，也就看不见自己是一个有机能的人类。他既看不见自己的有限性，也看不到自己的现实价值。通过分析，他不再错把自己的潜力当作成就；他不仅能面对，还能觉得自己就是他的真实模样。一个人对压迫过于敏感，察觉不到自己的渴望与信仰，还觉得是别人在操控和强迫他。一旦分析了这种状态，他就会开始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而有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标。
在每次分析中，受压抑的敌意都会凸显出来，使病人一时更为恼怒，不管这种敌意的类型和来源是什么。但每一次放弃一种神经症态度，失去理性的敌意就会减轻。一旦病人看到自己在困难中的责任，而不是外化，一旦他不再那么脆弱、那么恐惧、那么依赖、那么苛求等，他也就不那么有敌意了。
敌意主要通过减少无助来减轻。一个人变得越强大，就越不会觉得被他人威胁。力量的蓄积有各种来源：他转移到别人身上的重心停在了自己身上；他感到更积极主动，并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他会逐渐具有更多可用的精力，那些进入他抑制部分的精力被施放；他开始不再因为恐惧、自卑与绝望而那么受抑制和麻痹。他不是盲目服从、反抗或发泄施虐冲动，而是能够在合理的基础上让步，从而变得更坚定。
最后，尽管贬低已建立起来的防御措施会激起一时的焦虑，但有益地采取每一个步骤势必会减轻焦虑，因为病人不再那么害怕他人与自己了。
这些改变的一般结果就是改善了病人与他人和自己的关系。他不再那么孤立了：他变得更强大且不再那么有敌意，就这点来说，别人渐渐不再是需要他反抗、控制或逃避的威胁了。他能承受自己对他们的友好感觉了。随着外化作用被放弃与自轻自贱的消失，他与自己的关系也改善了。
如果我们在分析中检查这些改变，就会看到产生原始冲突的条件都得到改善了。虽然在神经症发展的过程中，所有压力都变得更剧烈，但治疗走了一条相反的路。由于需要在面对无助、恐惧、敌意与孤立时应对世界而产生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因而可以逐渐省去。的确，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在平等位置上满足他人，为何应该为了自己讨厌的人和践踏自己的人而抹杀或牺牲自己？如果一个人内心感到足够安全，能与他人一起生活和奋斗而不用一直害怕被淹没，又为何应该对权力与认可持有无法满足的渴望？如果一个人能够去爱，能够不怕反抗，又为何要焦虑不安地避免与他人发生牵连？
做这项工作需要时间，一个人纠葛得越严重、受到的阻碍越多，就需要越多的时间。要是渴望在短期里完成精神分析的治疗，这是情有可原的。我们要看到更多的人能获取分析所能给予的全部益处，并认识到有益总好过无益。的确，神经症的严重程度全然不同，而轻微的神经症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受益。虽然短期心理治疗中的一些尝试有望成功，但不幸的是，许多尝试都是一厢情愿，而且始终无视神经症中强有力的动力。对于严重的神经症，我相信要缩短分析程序，只能依靠更好地理解神经症人格结构，因而在摸索解释的过程中浪费更少的时间。
幸运的是，精神分析并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途径。生活本身即是一个医术高超的治疗师。任何类似的经历都可能十分显著地给人格带来改变。它可能是某个真正的伟人的鼓舞人心的事例；它可能是一种常见的策略，通过使神经症患者与他人亲密接触来将他带出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隔离中；它可能是与意气相投的人交往，因而没必要操控或逃避他们。对于其他情况，神经症行为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或非常频繁，以至于让神经症患者刻骨铭心，并使他不再那么害怕和刻板了。
然而，生活本身的疗愈作用并不是我们的关注点。我们无法安排艰苦、友谊、宗教体验去满足某人的需要。生活作为一个治疗师是冷酷无情的，有益于这个神经症患者的情况可能会彻底摧毁另一个患者。而且，正如我们所见，神经症患者认清自己的神经症行为并借此改进能力非常有限。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病人获得了从自身经历中获益的能力——即如果他有能力检查自己在其所面临的困境当中有何责任并将这个认识运用于生活，分析工作圆满结束了。
了解了冲突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性，并认识了它们可以被解决，我们就有必要重新界定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尽管许多神经症病例属于医学范围，但用医学属于来定义这些目标并不可行。由于心身疾病在本质上是人格冲突的最高表现，所以治疗目标必须以人格方面的术语来定义。
由此可见，其中包含了大量目标。病人必须获得对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也就是感觉自己积极主动、生活中有尽责的动力、能做出决定以及承担后果。与此相伴的是接受对他人的责任，乐意承认他对于自己觉得重要的对象的义务，不管是他的孩子、父母、朋友、员工、同事、社区还是国家。
亲密关系是实现内心独立性的目标，内心独立性指一个人对他人的观点和想法既非一味藐视，也非一味接纳。这主要意味着使病人能够建立自己价值观体系，并将它运用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至于别人，要尊重他们的个体性与权利，从而作为亲密关系的基础。这与真正的民主观念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用“感觉的自发性”这个词来定义这些目标，还有感觉的觉知与活力，不管是关于爱或恨，还是幸福或悲伤、恐惧或渴望。这包括表达能力和主动控制的能力。因为它极为重要，所以爱和友谊的能力应该在这里特别提到；爱既不是寄生似的依赖，也不是施虐性的控制，而用麦克姆雷[3]的话说，是“一种关系……它不带有超出其本身的目的；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与人交往，因为对人类来说，分享他们的体验是自然而然的事；要理解另一个人，要在共同生活中找到乐趣与满足；还在于对另一个人坦诚相待”。
最具广泛性的治疗目标是追求全心全意：不伪装，情感真诚，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感觉情感、工作和信念中。只有消除了冲突，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这些目标并不随意，它们之所以是有效的治疗目标，也并非仅仅因为它们与每个时代智者所追寻的理想相一致。但这种巧合并非偶然，因为这些精神健康所依赖的要素。我们设定这些目标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逻辑上，它们产生于我们对神经症致病因素的了解。
我们之所以敢于制定如此高的目标是在于我们相信人类关系是可以改变的。并非只有年幼的孩子才具有柔韧性，我们所有人都保留着改变的能力，甚至是从根本上改变，只要我们活着。这个观念也得到了经验的支持。精神分析只是带来彻底改变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而我们越能理解神经症中的动力，就越有可能产生想要的改变。
分析师和病人完全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它们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它们的实用价值在于给我们的治疗和生活指引了方向。如果我们不清楚理想的含义，就会陷入以新的理想化意象替换旧意象的危险。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个目标也不在分析师将病人变成完人的能力范围内。分析师只能帮助病人自由地为趋近这些理想而努力。而这同样意味着给他一个成熟与发展的机会。
* * *
[1]普遍认为，这种了解还具有预防价值。如果我们知道哪些环境因素有利于儿童的发展，而哪些因素又会阻碍发展，就有办法预防后代的神经症根深叶茂。
[2]参见卡伦·霍妮，《精神分析的新方向》第八章，见前引，和《自我分析》第二章，见前引。
[3]约翰·麦克姆雷，见前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