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冲突，但神经症患者偶尔还是能够感到心满意足，还是能够享受那些称他心意的事情。但他的愉悦感要经常出现，却依赖太多条件。他要在一些事上找到乐趣，除非他独处，或除非他与别人分享；除非他是那个环境中的主导因素，或除非他在各方面得到支持。他快乐的条件常常是矛盾的，这使得他快乐的机会变得更渺茫。他可能乐于让别人带头，但可能同时又讨厌这样。一个女人可能享受丈夫的成功，但可能又嫉妒他的成功。她可能喜欢举办派对，但必须让一切尽善尽美又使她还没开始就已经疲惫不堪。而一旦神经症患者找到短暂的快乐，又太容易被他的各种脆弱与恐惧给打乱。

而且，发生于日常生活中所谓的祸事，在他心中表现得极不相称。任何小错误都可能使他萎靡不振，因为它证明他一无是处，即使只是因为一些不在他控制范围内的因素。任何没有恶意的批评言论都可能使他烦恼或担忧等。结果，他通常比实际情况更不快乐、更不满意。

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够糟糕了，还要被进一步地放大。人类能够忍受总量惊人的不幸，只要他还存有希望。但神经症的纠葛总是会滋生一定程度的绝望，而纠葛得越严重，绝望也就越大。绝望可能被深埋于心：表面上看，神经症患者可能沉浸于想象或计划让事情更好的种种状态中。要是他结婚了，有一栋豪宅，有一个不同的领班，不同的妻子，那该多好；要是她是男性，能年长或年轻一点，能高一点或不这么高，那该多好，那一切都万事大吉了。但有时，消除这些令人不安的因素确实证明是有用的。然而，更多时候，这种希望仅仅是将内心的困难外化，是注定令他失望的。神经症患者期望借由外部改变来改善环境，但难免把他自己与他的神经症都带进新的情况中。

依靠外部因素的希望自然是更盛行于年轻人之中，这也是为何分析年轻人可能会不如预期那么简单的原因之一。随着人的成长，随着希望逐一褪色，人们会更愿意好好看看自己，把自己看作苦恼的一个可能来源。

即使一种普遍性的绝望感是无意识的，也能从各式各样的指标中推测出它的存在和力量。人生历程中的某些片段可能显示，一个人对于失望的反应在强度和持续时间上都完全与刺激不相称。因此，我们可能遇到一种彻彻底底的绝望感，而这种绝望在表面上产生于青春期的暗恋，产生于朋友的背叛、不公平的解雇、种种考试的失败。当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如此深刻的反应可能是出于哪些特别的原因。但除了特别原因外，我们往往会发现，不幸经历还会释放出更深层的绝望。同样，时常想到死亡或冒出自杀念头，不管有没有情感因素，都表明一种弥散性的绝望，即便这个人表面上看来很乐观。普遍性的轻率无礼、拒绝重视任何事（不管是在分析情境之中还是之外）则是另一项指标，比如说明他在面对困难时很容易自暴自弃。弗洛伊德所界定的负性治疗反应就大抵属于这种情况。一种新见解尽管可能令人痛苦，却提供了一条出路，但它可能只会激起灰心丧气，以及不情愿经历再次解决新问题的艰难困苦。有时，这看起来好像是病人不相信自己能克服某个困难，但实际上，它表现出他对于从克服困难中有所收获不抱希望。在这些情况下，他抱怨说这种见解伤害或惊吓到他，还怨恨被分析师搅得心烦意乱，这些反应是符合他的逻辑的。沉浸于预见或预言未来也是绝望的征兆。虽然在表面上看，这好像一般是对于生活的焦虑，对于未知的焦虑，对于犯错的焦虑，但我们会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中，展望总是略带悲观色彩。就像卡桑德拉，许多神经症患者所预见的多是不幸，鲜有好事。在这方面集中于黑暗面而非光明面，会使一个人遭受深切的绝望感，不管有多明智地将其合理化。最终，慢性的抑郁状态可能会以非常隐蔽的方式存在，以至于不会让人觉得是抑郁。饱经折磨的人也可能机能状态相当良好。他们也能快乐，也能玩得高兴，但他们可能要花时间在早上把自己唤醒，让自己振作，可以说是让自己再次忍受生活。生活是永恒的负担，以至于他们几乎不会把生活视为生活本身，也几乎不会对此抱怨。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永远都处于低谷。

虽然绝望感的来源总是无意识的，但感觉本身可能非常有意识。一个人可能有一种弥散性的厄运感，或者他可能普遍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不指望好事，只是觉得生活必须拿来忍受。或者他可能以哲学的话来表达绝望，事实上他是说，生活在本质上是悲惨不幸的，只有傻子才会骗自己说人的命运不是永恒不变的。

病人的绝望感可能在初步会谈时就给我们留下印象。他不愿做出一点点牺牲，不愿忍受丝毫麻烦，也不愿冒一丁点风险。他可能因而表现出过于任性的样子。但事实是，一旦他不期望从牺牲有所收获时，就找不到任何强迫性的理由要这么做。在分析情境之外也能看到类似的态度。他们待在完全不满意的处境中，而一点点努力和主动性就能改善这种处境。但一个人可能被他的绝望彻底麻痹，以至于适当的困难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有时，偶然的言辞会使这种状况浮出表面。当分析师只是说某个问题还没解决，还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下更多功夫，病人的反应可能是：“你不觉得无可救药吗？”而当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绝望时，他往往无法做出解释。他会很容易把绝望归因于各种外部因素，从他的工作或婚姻到政治环境。但这种绝望并不是由于任何具体或临时的境况。他对于有所作为感到绝望，也对快乐或自由感到绝望。他觉得自己永远被排除在一切能使他生活有意义的事物之外。

也许索伦·克尔凯郭尔曾给出意义最深远的答案。他在《致死的疾病》[1]中说，一切绝望基本都是对于做自己的绝望。所有时期的哲学家都曾强调过做自己的关键性意义，以及无法做自己而带来的绝望感。这也是禅师著作的中心主题。在现代作者中，我只引述约翰·麦克姆雷的话：“除了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做自己，我们的存在还有其他意义吗？”[2]

绝望是未解决冲突的最终产物，它主要来源于对无法全心全意与不分心而感到绝望。神经症困难的程度递升导致了这种状况。它的基础在于像落网的小鸟一样陷入冲突中，看似没有脱身的可能性。最关键的是，所有尝试解决的途径不仅失败了，还使这个人愈加疏远自己。重复的经历有助于绝望的强度。这种绝望在于实现天赋，不管是因为精力一次又一次被分散到太多方面，还是因为在某些创造性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困难，阻碍了这个人继续追求成功。恋爱、婚姻、友谊也是如此，一个接一个地沉于大海。像这样反复失败，与实验室的小白鼠一样令人沮丧，习惯了跳入某个缺口寻找食物，却一次又一次被阻挡在外。

此外，努力达到理想化意象的进取心也是真正不可救药的。很难说这到底是不是产生绝望感的最强有力的因素。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分析中，当病人开始意识到自己远非他想象中那个无与伦比的完人，绝望感便凸显出来。他在此时所感觉到的绝望感，不仅因为他对自己达不到那些幻想中的高度而感到绝望，更因为他对于这种领悟的反应带着深深的自卑感，有害于他有所收获的期望，不管是在爱还是工作中。

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最后一个因素是造成一个人重心在内部发生转移的全部过程，以及使他不再积极推进自己人生的全部过程。其结果就是，他不再信任自己，也不再相信自己能作为一个人类而发展；他倾向于放弃，这种态度尽管可能被遗漏，但其后果的严重性可称得上一种心理死亡。就像克尔凯郭尔[3]所说：“但尽管事实上（他感到绝望）……然而他可能……完全能够活下去，能够做一个男人，从表面上来看，还能够让自己忙于俗事、结婚、为人之父、赢得荣耀与尊严——也许没人注意到，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他缺乏自我。世人并不对此大惊小怪，因为自我是世人最不常查究的东西，而且对一个人来说，让别人注意到他的自我是最危险的事情。最大的危险其实是失去自我，它可能悄然逝去，就好像没有发生，而其他损失，诸如失去手臂、腿、五美元、妻子等，是一定能被注意到的。”

从我的监察工作经验中我知道，分析师常常没有明确地正视绝望感的问题，因而也没有妥善处理。我有一些同事曾经招架不住病人的绝望感，他们意识到了这种绝望感，但没有视之为一种心理问题，以至于他们自己也变得绝望。当然，这种态度对分析师是致命的，因为不管技术多么娴熟，或所做的努力多么勇敢，病人还是会觉得分析师真的放弃他了。在分析环境之外亦是如此。不相信对方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潜力，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建设性帮助的朋友或伴侣。

有时，同事还会犯相反的错，不够重视病人的绝望感。他们觉得病人需要鼓励然后就给他鼓励，这是可圈可点的，但还远远不够。当这种情况发生，即便病人知道分析师的意图是善意的，他也完全有正当理由被分析师惹恼，因为他内心深处知道，他的绝望并不是一种心境，不是通过好心的鼓励就能消散的。

为了当机立断并直接处理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从上述间接指标中识别出病人的绝望感及其程度。然后，必须明白他的绝望完全来源于他的神经症纠葛。分析师必须意识到并明确告诉病人，只要他的现状持续存在，而且他还认为无法改变，他的处境才是没有希望的。简而化之，契诃夫的《樱桃园》中的一个片段能阐明整个问题。一个家庭面临破产，一想到要离开他们的地产，其中有他们深爱的樱桃园，就陷入绝望之中。一个有经验的男人给他们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修建小屋。但他们冥顽不化，无法赞同这个提议，也由于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他们一直看不到希望。他们无助地询问是否没人能给出建议或帮助他们，就好像从没听到那个建议一样。如果为他们出谋划策的那个人是一个优秀的分析师，他就会说：“情况当然很艰难。但使处境如此绝望的是你们的态度。如果你们考虑改变一下自己对于生活的看法，必然就不需要感觉绝望了。”

相信病人可能真正改变，在本质上就意味着相信他能真正消除自己的冲突，这个因素决定了治疗者敢不敢处理这个问题，决定了他有没有相当大的成功机会。在这里，我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很明显。弗洛伊德在这背后的心理学与哲学观在本质上是悲观的，这点在他对于人类未来的看法[4]和对于治疗的态度[5]上都很明显。而且在他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也只能悲观。一个受本能驱使的人，充其量也只能通过“升华”来矫正。他对于满足的本能驱力难免遭到社会的挫败。他的“自我”在本能驱力与“超我”之间无可奈何地折腾，而它本身却只能被矫正。超我主要是禁止与破坏，并不存在真实的理想。想要个人实现则是“自恋”。一个天生具备破坏性与“死本能”的人，要么被迫摧毁他人，要么被迫遭受痛苦。所有这些理论都没有为对于改变的乐观态度留有余地，而且限制了弗洛伊德开创的这个极具潜力的治疗方法的价值。相反，我相信，神经症的强迫性倾向并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产生于紊乱的人际关系；一旦这些关系有了改善，这些倾向就可以改变，而且由此而来的冲突也能真正得到解决。这并不意味着在我所倡导的原则之上的治疗方法就没有局限。在我们明确确定这些局限之前，还有待做更多努力。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存在彻底改变的可能性。

那么，识别与处理病人的绝望感为何如此重要？首先，这个做法对于处理诸如抑郁和自杀倾向的特殊问题来说很有价值。我们的确可以只揭露病人当时所处的特定冲突，而无须触及他普遍性的绝望感就可以消散个人的抑郁状态。但如果我们想要防止抑郁复发，就必须去处理它，因为抑郁来源于更深层的源头。除非我们深入到根源，否则潜在的慢性抑郁是无法解决的。

自杀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诸如急性抑郁、反抗、报复等因素会带来自杀冲动，但这种冲动已经显露之后再来阻止自杀却为时已晚。投入一丁点注意在不太明显的绝望信号上，然后在适当时间与病人处理这个问题，也许许多自杀都能够避免。

更一般性的意义在于，病人的绝望形成一道障碍，阻碍了任何严重神经症的治愈。弗洛伊德倾向于称一切妨碍病人改善的东西为阻抗，但我们基本上不从这个角度来看绝望。在分析中，我们必须处理阻滞动力与推进动力之间的回击，必须处理阻抗与鼓动力。阻抗是一个集合名词，集中了病人内部所有用来维持现状的鼓动力。另一方面，病人的鼓动力产生于具有创造性的精力，这些精力驱策他走向内心的自由。我们的工作正是借由这种推动力，而没有它，我们也无能为力。它也是帮助病人克服阻抗的动力。它还使他的自由联想富有成效，从而让分析师有机会理解得更好。它给他提供内心力量，让他能忍受成长所带来的无法逃避的痛苦。它使他愿意冒风险，放弃那些让他感到安全的种种态度，使他愿意跳入对于自己与别人的新态度的未知中。分析师不能把病人硬拖入这个过程，必须病人自己愿意才行。而绝望状态所麻痹的正是这种宝贵的动力。分析师没有识别和处理这个问题，就会在对抗病人神经症的战役中失去最好的盟友。

病人的绝望并不是通过简单的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病人开始认为这是个最终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陷入无法改变命运的感觉之中，就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收获。这一步足以使他放行前进，当然还是存在起伏。如果他得到一些有用的见解，他可能很乐观，甚至过于乐观，而一旦他得到一个更令他沮丧的见解，就会再次被绝望打垮，这个问题每一次都必须从头解决。但当病人意识到他能够真正改变时，绝望的手又会有所松懈，他的动力会相应地成长起来。在分析的初始，这种动力可能只限于想要摆脱他最紊乱的症状。但当病人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枷锁，当他尝到了自由的滋味，这种动力就会重新获得力量。

* * *

[1]索伦·克尔凯郭尔，见前引。

[2]约翰·麦克姆雷，《理智与情感》，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1938年。

[3]索伦·克尔凯郭尔，见前引。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国际精神分析丛书》第17册），1930年。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尽与无尽的分析》，载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