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子史
書刪定荀子後
昔昌黎韓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惜其書不傳。余師其意，去其悖者、蔓者、復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節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芟幾半，然間取而誦之，辭意相承，未見其有閡也。夫四子之書，減一字，則義不著，辭不完，蓋無意於文，而乃臻其極也。荀氏之辭有枝葉如此，豈非其中有不足者邪？
抑吾觀周末諸子，雖學有醇駁，而言皆有物。漢、唐以降，無若其義蘊之充實者。宋儒之書，義理則備矣，抑不若四子之旨遠而辭文，豈氣數使然邪？抑浸潤於先王之教澤者，源遠而流長，有不可強也。
讀管子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為徑捷焉；氣象之寬平，一變而為嚴急焉。非故欲為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
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性，而管子之整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之異也。而讀其書，尚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當付之眾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讀史記八書
《禮》《樂》《律》《曆》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為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曆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製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肄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曌》《玄冥》而外，多諛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復排纂為書。蓋傷漢之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恉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為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戴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為邪？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於兵事，以為法戒。武帝改曆，雖由公孫卿劄書，而洛下閎運算，日順夏正，於曆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由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
其後四書，論繫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者。《封禪書》所載諸畤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間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略見己意於後。惟《天官》宜與《律》《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眾法於前，而以己意詳論於後，所由與《律》《曆》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誌慨焉。
《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贅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亦少孫所為。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摭拾舊聞，始將采用，後復置之，而錄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
書禮書序後
是篇之義，蓋痛古禮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蓋秦有天下，雜采六國禮儀，而盡棄三代之舊，本以自便其淫侈，而漢諸帝半挾私意，而安秦儀，故首揭其恉。以謂先王制禮，所以宰製萬物，役使群眾者，皆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強設也。
其曰「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蓋歎古儀法之具存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尚得《邦國禮》五十六篇，況漢之初，秦、周間老師宿儒猶在，使高帝有誌復古，文獻非無征者？而叔孫通希世度務，雖有損益，大抵皆襲秦故。厥後以文帝之躬化，而惑於道家之言。武帝雖好儒術，實不能用。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禪。其宗廟百官之儀，襲秦之故，不合聖製者，遂著為典常，而垂之於後。過此以往，則去古愈遠，復之愈難矣。
當是時，所招儒術之士，非不能定儀也，恐陳古義以拂時君之欲，故遷延觀望至十餘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議「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是深知禮意者。而適與武帝時四海騷然，人民愁病，災異數見相反，故帝聞而惡之，觀製詔御史云云，則憚復古而樂秦儀，情不能自掩矣。
子長蓋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於衛，其徒卒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五十六篇，至唐猶存，而唐以前無議復者，猶秦志也。嗚呼！子長其見之矣。
又書禮書序後
子長此序，非獨痛時事也，其於終古禮俗之變，盡之矣。蓋三代之禮，緣情依性，故能經緯人道，規矩無所不貫。上自宮寢、郊廟、朝廷之禮，既有以正君身，統百官，下逮黎庶、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祭，各授以節，而適其宜。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而人力無所庸者，此也。禮之失自春秋始，極於戰國；至秦有天下，遂雜采六國之儀，而盡廢三代之禮。蓋將極情縱欲，凡勢力之所能逞則恣焉，而深惡夫古禮之大為之防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體之欲，不為之節，則日就淫侈，而民力將有所不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禮為防，所以救民之雕敝也。魯，秉禮之國也，而僭郊禘；管仲，賢大夫也，而備三歸；子夏，聖門之高弟也，而說紛華盛麗。故先王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猶懼民之逾其防也，況導以淫侈，而不為之制乎？
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廟百官之儀；凡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紀下逮黎庶者無聞焉，而制辭乃曰：「百姓何望？」之數者雖盡善，與百姓何與？況其為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乎？漢之諸帝無論矣，獨文帝之躬化，可以興禮，而溺於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則於先王之緣情依性，經緯人道者，亦概乎其未之聞也。
夫無躬化，則禮不虛行。然有躬化，而不興三代之禮，亦不足以化民成俗。
自周以前，上將納民於軌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後，身不能由，而於民亦蕩然不為之制。其宗廟百官之儀僅有存者，亦虛器耳，而定為典常，垂之於後者，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於秦儀，而不知三代所損益為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尚可復見也哉？此子長所以痛也。
書樂書序後
武帝席文、景之盛，不能損滿持盈，極情縱欲，窮兵四遠，佚而不思其終，安而不惟其始。故首述虞氏君臣相敕，次及成王之恐懼善守，以為非大德莫能如斯也。其曰「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蓋謂不樂淫侈而樂損減，與眾人之情異耳。君子能樂損減以自節其所樂，然後民得沐浴膏澤，歌詠勤苦，此海內之人道所以益深，而君德以斯為至也。其序《律書》，終於文帝之「煙火萬里，可謂和樂」，用此義焉耳。
先王知助流政教，莫善於樂，而聲之邪正，其感各以類應，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故漢興，高、惠、文、景，皆未暇遑，武帝不能以此時興道致治，修禮正樂，而信方士，舉慝禮，寵嬖幸，為新聲，夜祠郊壇，男女雜歌，以流星為瑞應，則與夫躬明堂，陳雅樂，而萬民咸蕩滌邪穢以飾厥性者，異矣。
夫六國及秦二世不過以鄭聲自為娛，而武帝乃次《馬歌》，薦於宗廟，汲黯所謂先帝、百姓豈知其音，蓋痛哉其言之也！然自仲尼不能與齊優並容於魯，黯言雖切，安能遏帝之侈心，而辨延年等之妄哉？嗚呼！秦之衰，李斯猶能直諫，而弘乃以黯為當族，則視趙高而又甚矣。「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此可為流涕者與！序《樂》至此，則更無可言者矣，而少孫乃疑其辭事之未終而續焉。夫《平準》著天變人禍，皆由興利之臣，故以「烹弘羊乃雨」終；而此書痛弘以讒佞陷其君，故以虞氏之君臣相敕始。是二書之義法也，而少孫未之或知邪？
又書樂書序後
《班史》載武帝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河間獻王獻雅樂，俾樂官存肄而不常御，所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鄭聲。故是書於鄭聲之禍，獨寓意於春秋、六國及秦二世，而武帝所興新樂，僅載十九章，且稱其多爾雅之文，然於其中特舉四時之歌，則舍是無足論者矣。
自鄭音之興，歷數百年，更三代，而時君世主無不流沔於此。故曰：德至者，所樂益異，謂與春秋、六國、秦、漢之君異也。河間獻王所獻雅樂，弘嘗謂其音中正雅；乃不能輔帝薦之郊廟，反因論《馬歌》以陷直臣。方是時，凡帝過舉，皆弘以諛佞成之。「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所目擊而心痛也。不然，則有虞氏之賡歌，何為讀之而流涕哉？
詁律書一則
「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從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其」當作「具」。）〉，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生於無形者，太虛之籞縕也。成於有形者，播於樂器，然後聲生而神寓也。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於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以天地之神而運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之氣而就乎樂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曰就也。既播於有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群分而有可別矣。方其未播於樂器，初無宮、商、清、濁之可別，所謂未形而未類也。既播於樂器，則鍾、磬、管、弦，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然雖同形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自有別。類而可班者，製器而可別其度也。類而可識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有別者也。
聖人知天地之理，而識其所以別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於氣微於聲者，所謂神也。有者，器數之既形也；未有者，器數之未形也。聲氣辨於既有器數之後，而神存於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後可以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苟無以存之，眾人不能用也。故制為器數以存之，則其理雖微妙，必因器數而各效其情矣。效者，呈也；情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運也。核其器數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於聖人之心，而作律之聖人，又乘其聰明之獨擅，以核乎器數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效於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之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
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聞聲知勝負，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情畢效於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為器數，而神亦於是乎存。其欲存之者，聖心聰明之所寓也，故莫貴焉。
書封禪書後
是書所譏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為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畤秘祝，不過與祠神君、灶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為亡征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鼎、一角獸，不足為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語，以雍之諸祠興於秦，而敦、儋妄稱符命，以啟二君之汰，為方士怪迂語之微兆也。萇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於周之衰，而身為僇，則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為上天。穆公死年有征，則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徇方士以從君於昏，是可歎也。
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無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為合不死之名，接仙人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群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即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
《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厤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厤，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劄書所云黃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贊饗，而頒厤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厤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相發也。
又書封禪書後
是書義意尤隱深者，其稱「或問禘之說」。蓋謂禘雖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況以封禪致怪物與神通乎？禮之瀆，季氏嘗旅於泰山，孔子譏之，謂神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
漢興六十餘年，「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者，謂經禮雅樂宜以時興也，豈謂其中於方士之怪迂語哉！世言黃帝嘗用事於雍畤，以語不經見，搢紳者尚不道，況天子贊饗郊壇，製詔海內，而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湮滅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為「合不死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嘗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幸其束於《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騁其誕耳。
篇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封禪，又曰「維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舉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子長之微指也。
書史記十表後
《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間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於《高祖功臣》稱「余讀」以別之。
周之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兆則在共和之行政；秦並六國，以周東徙，乘其險固形勢，故僭端早見於始封。自虞、夏、殷、周及秦，代興皆甚難，而漢獨易，以秦之重而無基也。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職效忠。此數義者，實能究天人之分，通古今之變，或遷所聞於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未及，而以所學推本焉，要之皆義所弗害焉爾。
其自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而本紀、八書、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於斯，則踵春秋以及秦滅漢興，文、景以前〈（談語遷：「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史記放絕，余甚懼焉。」）〉，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
十篇之序，義並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於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準焉。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書史記六國年表序後
篇中皆用秦事為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盡滅於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得之秦記也。獨舉三晉、田齊，以是《表》踵《春秋》之後，燕、楚舊國，事具《春秋》，且亂臣竊國，晏然不討，而中原盡為所據，此世變之極，天下所以競於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也。
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並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歸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孰之方，宜收功實，而不知秦之得意，蓋因乎世變。是何也？以謀詐遇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御之；以謀詐馭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所能敵，其成功非幸，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興多沿秦法。
昔三代受命，相繼相因，孔子推之，以為百世可知。秦始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政必逐乎情與勢而遷。「近己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謀而同，勢之往而不反者也。故遷之言，亦聖人所不易也。其誚學者以不道秦事為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其辭以志痛與！
書孟子荀卿傳後
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為志，則已騖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干世，所以別之於衍、奭之倫也。自公孫龍至籲子，則舛雜鄙近，視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蓋世以儒、墨並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
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子》猶未興。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墨必相為用，而較孟子於荀、揚之間。子長獨以並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奭諸人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道，豈概乎未有聞者哉！
書老子傳後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諡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於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跡，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諡，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居，則眾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
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為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老萊子別為二人明矣。
始吾友層繩實為是解，微層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層繩既歿，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讀伍子胥傳
世人皆悲子胥以忠死，吾獨惜其所以處死者未得也。其諫夫差，語皆闊於事情。使員曰：「吳之於越，非伐國而求其服也。王忘王之使人立於庭，出入呼王而告以先王之痛乎？匹夫含怨，猶必剚刃仇人之胸，況句踐親用戈於先王，傷未及舍而卒？非函句踐之首，以入先王之廟，則臣子之事不終。今力實能誅而縱焉，吾恐先王負恫於九原，而不歆王祀也！」如是，則夫差雖慚忿以殺子胥，而必不釋句踐。句踐死，則越不為沼，而吳亦不至大泯矣。子胥之智非不及此也，毋乃少歷閔凶，功見名立，而重犯忌諱以危身與？而竟不能保其終，惜哉！
書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為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為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為選首，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汙隆，自是而中判矣。
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於戰國，儒學既絀焉，而孟子、荀卿獨遵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講誦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諸老師尚守遺經。其並出於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摧傷擯棄，而不肯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為道術所托，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而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為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為藝，以多誦為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汙，禮義亡，而所號為文學者，亦與古異矣。
子長所讀功令，即弘奏請之辭也。自孔子以來群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孤危而未嘗絕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材，「悼道之鬱滯」，不甚可歎乎！
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以多誦為通經也。又其變遂濫於詞章，終沉冥而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遠矣哉！
又書儒林傳後
是書敘儒術至漢興，首曰「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繼曰「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終曰「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驟觀其辭，若近於讚美；故「廢書而歎」，皆以為歎六藝之難興也。然其稱「歎興於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為選首；稱「學士鄉風」，承公孫弘以白衣為三公；稱「斌斌多文學之士」，承選擇備員，則遷之意居可知矣。其述諸經師，備及弟子、子孫之為大官，而首於申公之門，別其治官民，能稱所學者，不過數人，而復正言以斷之曰：「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其刺譏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其於孔子之門獨舉五子，若曰是於聖門，非殊絕也，而「大者為師傅卿相，不者友教士大夫」，其受業於子夏之倫者，亦「為王者師」，蓋儒者寧隱而不見，其出也，必不肯自輕其道如此。今乃以記誦比掌故，補卒史，此中尚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歎也！而習其讀者，乃以為讚美之辭，噫，失之矣！
書刺客傳後
太史公裁割更易《尚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於《國策》，有遠過本文者。其序聶政事曰：其姊嫈聞之，乃於邑曰：「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既見政屍，而列其名，並為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賁、育，高成荊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眼、屠腸，而從容讚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疏且拙也。
蓋《國策》本記言之書，中間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余少讀《燕策荊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荊軻之事雖奇，而於策則疏。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
《楚世家》載弋者說頃襄王，真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蓋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是篇為然也。
書蕭相國世家後
《蕭相國世家》所敘實績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命輔惠帝皆略焉。蓋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鎮撫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蒂，則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故終載請上林空地，械繫廷尉。明何用諸客之謀，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臨問而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於何為順且易，非萬世之功之比也。
《班史》承用是篇，獨增漢王謀攻項羽，何諫止，勸入漢中一事。在固亦自謂識其大者，然其事有無未可知。信有之，亦謀臣策士所能及也，且語甚鄙淺，與何傳氣象規模不類。柳子厚稱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為最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足與於此，故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噫，嚴矣哉！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於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繫焉，且其兵謀足為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濰水之跡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為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膇滯壅，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
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誌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紿被縛，斬於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征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書貨殖傳後
桑弘羊以心計置均輸、平準，陰與民爭利，所謂「塗民耳目，幾無行」者也，故因老子之言而連及之。然後推原本始，以為中古而後，嗜欲漸開，勢不能閉民欲利之心以返於太古之無事。故其善者，亦不過因之、利道之而已。其次教誨整齊，猶能導利而上下布之，未聞與民爭也。「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謂因之，利道之也。至於教誨整齊，則太公、管仲猶庶幾焉。獨不及最下者之爭，蓋其事已具於《平準》矣，故於此書，惟見義於群下。
其稱患貧也，極於「百室之君，萬家之侯，千乘之王」而止，蓋不敢斥言也。其稱「賢人深謀廊廟」，謂趙綰、王臧之屬耳。世有「守信死節」，而志「歸於富厚」者乎？特論議朝廷時之軿語耳。「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謂公孫弘、倪寬之屬也，故儕之於「攻剽椎埋」、「趙女鄭姬」。而一篇之中，再致意於「素封」，謂以公卿大夫為「歸於富厚」之徑塗，轉不若素封者之無可醜耳。
其正言斷辭，則皆於庶民之貨殖者發之。故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又曰「本富最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匹夫編戶，猶以奸富為羞，況人物所托命，乃不務德，而用心計以與民爭？是不終日之計也，果可以塗民之耳目邪？
又書貨殖傳後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是篇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略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後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謠俗、性質、作業，則以漢興，海內為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徵萬貨之情，審則宜類而施政教也。兩舉庶民經業之凡，而中別之。前所稱農田樹畜，乃本富也；後所稱販鬻僦貸，而末富也。上能富國者，太公之教誨，管仲之整齊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贛、白圭是也。計然則雜用富家之術以施於國，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試所長」許之。猗頓以下，則商賈之事耳，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朱公、子贛、白圭也。是篇大義與《平準》相表裏，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賾而不可惡也。
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後，則昌黎韓子。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惟太史公《禮》《樂》《封禪》三《書》及《貨殖》《儒林傳》，則於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邪！
書太史公自序後
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群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為「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仙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群儒不能辨明，為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為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為方士所愚迷，恨己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
所記群祀，惟太畤、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畤、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己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與？
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為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可乎？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己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
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為太史令，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厤，「建於明堂」，則傳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係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己所論載也；總之曰「為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己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蓋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 （《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為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也，故於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於其父可乎？此以知為少孫所增易也。
古書篇帙既有偽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於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邪？
書漢書禮樂志後
甚哉，《班史》之疏於義法也！太史公序《禮》《樂》，而不條次為書。蓋以漢興，禮儀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陳者。郊廟樂章，並非雅聲。故獨舉《馬歌》，藉黯言以明己意，且以著弘之陰賊耳。其稱引古昔，皆與漢事相發，無泛設者。
固乃漫原制作之義，則古禮樂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既乎？是以不貫不該，倜然而無所歸宿也。其於漢之禮儀則缺焉，而獨載《房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夫郊廟詩歌，乃固所稱體異《雅》《頌》，又不協於鍾律者也。既可備著於篇，則叔孫所撰，藏於理官者，胡為不可條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柳、歐、蘇、曾、王諸文家敘列古作者，皆不及於固，卓矣哉！非膚學所能識也。
書漢書霍光傳後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為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闥，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
古之良史，於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並所為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而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姧之跡，並昏微而不著也。
是《傳》於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璽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於任宣發之，而證以參乘，則表裏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然尚有未盡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詳，不足以白光之志事。至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則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具詳焉，義無所當也。假而子長若退之為之，必有以異此也夫！
書王莽傳後
此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鉤抉幽隱，雕繪眾形，信可肩隨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亂名改作，不必有征於後也。其奸言雖依於典誥，猶唾溺耳，雖用文者無取也。徒以著其晙張為幻，則舉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為後人詼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器一切闕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號名，不亦舛乎？
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於篡弑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為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