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非常可惜，你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这么一个不受欢迎的主题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的，不过是一个一辈子碌碌无为、没有任何精神信仰的年轻人。”这是德国评论家保罗·海泽在写给伊塔洛·斯韦沃的信里，对其第二部小说《当你老去》的评价——这个评价难免令人尴尬。

五年前，斯韦沃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一生》，但没能引起公众的关注。他本来希望第二部小说能让他从维也纳联合银行的里雅斯特分部函授部的工作中脱身，然而，这一切都被海泽的来信和意大利出版商一如既往的冷遇给搅没了。正如西塞罗所言：艺术，需要荣誉。然而，斯韦沃并不这么认为。他正式否认了自己以前的说法（当然，也是文学史上最长的愤慨之一）：“所谓文学，不过是一种荒唐而该死的东西。”他退隐到的里雅斯特的商业圈，过着一种舒适、隐居的生活。他和一位船舶油漆商人的女儿结婚后，开始自己经商。在此后的二十五年里，他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

但是，克制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斯韦沃而言，他开始是个具有混合动机的鉴赏家，后来是弗洛伊德的崇拜者——这不是一般的丰富与复杂。从他妻子的回忆录里，我们得知，他不仅仅习惯了搁笔，还习惯于戒酒，放弃了拉小提琴，还有——例行的——戒烟（四点零七分——也就是他妈妈去世的时间，是他喜欢抽“最后”一支烟的时候）。我们越仔细看他，越会觉得他的这种姿态的重要性——无论对他的生活，还是对他的写作。同时，也会觉得这种姿态似乎变成了与其相反相成的工具：占有。

在克制的掩蔽下，斯韦沃继续写作——便条、零星的日志、自传的片段，都由他的妻子精心保管。“写作是必须的，”他说，“但是，出版就没必要了。”于是，写作在暗中进行着，逐渐从早期两部小说中紧凑又无情的完全情绪化的现实主义，转变为后期作品里相对宽松、诙谐的语言风格。这种转变在私下继续，也就避免了更多的负面评价。

不言而喻，像斯韦沃这种天才作家，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放弃”，并不意味着停止，而是代表增加赌注：一种引诱、激怒、对抗他的宿命的方式，让他的作品得到应有的地位。然而，鉴于他的名气不大，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位20世纪的文学巨匠的赞赏，这地位该去哪儿寻得——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令人觉得讽刺的地方就在于，当斯韦沃默认了自己商人的命运的时候，他却重生了——作为一个作家。岳父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到伦敦出差。为了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他在的里雅斯特雇用了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教他英语。詹姆斯·乔伊斯当时二十五岁，还不怎么有名，但是，当信心不足的斯韦沃给他看自己早被遗忘的两部小说的时候，乔伊斯对已进中年的学生的赞赏，足以重新唤起斯韦沃的文学梦。多年以后，当《泽诺的意识》完稿后，也是乔伊斯——现在已是大名鼎鼎——帮他在法国出版并获得成功，斯韦沃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在一个结局精彩又俗套的故事里，少不了这两个不屈不挠的现代主义者。

泽诺，和其作者一样，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放弃者——最滑稽的部分是关于香烟。不过，他也有其他爱好。他从各种各样的关系中获得的快乐的秘诀，就是他不断地为了一件事而放弃另一件事（至少在他思想里是这样的）。在他迷人又曲折的精神的小道上，关于幸福的短暂这个问题，他通过将其破坏性的理念吸纳入快乐本身的体验来解决。如此这般，享受和破灭，便奇迹般地在那儿暂停——至少在某个阶段是这样。

在斯韦沃的早期小说里，非常真诚（也不那么自欺欺人）的主角，从来都没有掌握泽诺淡定放弃的艺术，虽然他们在非常认真地努力着。在《一生》中，阿方索·尼蒂，作为一个年轻人，被银行工作、文学梦想以及对爱情的追求这三者不可调和的矛盾所折磨，渐渐陷入一种缓慢的歇斯底里式的自我牺牲。在他所供职的老板的女儿终于委身于他时，他却抛弃了她，并在一时冲动下，把继承的大部分财产分发了出去。最终——在这部阴冷的杰作中，不断地失去成为主题——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不同的时刻，他对自己的欲望有不同的理解：一种为对抗拒绝而做的先发制人的防护，一种维护自己的道德优越性的方法，甚至是一种自我麻醉的形式。

确实，他觉得，他非常接近在书里出现的理想状态——克制和安静的状态。他甚至不再感到任何的激动，缺乏精力来克制更多了……

不管他怎么解释，大家都觉得这种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一种尝试——愈演愈烈——控制一种不可想象的极为不利的环境，一种利用自己的无力来发挥其影响力的方式。在《一个饥饿的艺术家》里，卡夫卡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所以，这也就不奇怪了——为何利维娅·斯韦沃在她的回忆录里说，她丈夫一生中最后的文学发现，就是卡夫卡。1有时候，他的现实主义，在显微镜的聚焦之下，凭其绝对的陌生和原始，与卡夫卡朴素的寓言主义之间，似乎只隔着一根头发的距离。|||||

阿方索·尼蒂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彻头彻尾的牺牲，而《当你老去》（这是乔伊斯起的英文名字，原名是《暮年》）里的主角，似乎在小说开始之前，就已经做到了这点。一个保险公司的职员（不禁又让人想起卡夫卡），他的环境“使他在生活中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冒半点风险。正因如此，他也失去了很多世俗的快乐”。艾米利奥·布莱塔尼对他和安吉丽娜的爱情，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一旦他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在他生命里干涸的土地上残存的“尘世的幸福”，他就和她分手。早在激情还没有真正达到巅峰之时，他就幻想着了结的那一刻，然后，在安全的回忆里，他尽情享受着这一切。

他对幻像的热衷，让他把生活看成一条穿过平静山谷的笔直而平坦的道路。在他第一次遇到安吉丽娜的地方，这条路就分岔了，他开始穿过各种景物：树木、花朵、小山，但也只是那么一会儿，在那之后又掉入山谷，又成了那条笔直的道路，平坦而安全。但因为之前那段迷人、生动、富有活力，也略带疲惫的回忆，现在的路途也不那么乏味。

在他有些可笑的充满道德和自尊的内心，艾米利奥把自己想象成安吉丽娜的老师，就像比哥马利恩对加拉提亚那样。但是，他刚“陷入这个年轻姑娘的美妙生活里”，情况就发生了逆转。他变成了那个什么都需要学习的人——最让人无奈的是抛弃她的力量已经不在他的手里。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为了把她赶出自己的世界所做的尝试，都是白费的——他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她那些精心设计的浅薄又精明（如果对艾米利奥而言不是这样的，至少对读者而言是这样）的堕落——她的虚荣、她的轻佻、她的其他情人；还有，一个隐藏得不那么深的、还在继续的、很多人的放荡的狂欢，只要艾米利奥一转身，她就忘情于此。最后，他骂她一声“妓女”，然而，这个词似乎显得飘忽而且不够分量。

“有时候，只有精准描述才可以表达事实。”斯韦沃在一篇关于乔伊斯的文章里无拘无束地写道。《当你老去》的其中一个亮点，在于故事展现的各种各样的事实，以及反映这些事实的相应的各种精准描述。有最精炼的分析性描述，不断补充、完善我们对每个角色怪癖的动机以及心理的理解。“我知道，你爱我，对吧？但你从来没说过可能娶我。”安吉丽娜一度兴奋地说。由此我们可以对艾米利奥有更深的了解——他的可爱和自知，还有他的愚昧和自负——从看似简单实则难解的描述他反应的句子来看：“听到她暗示他的自私自利，却又没有一点儿怨恨，他非常感动。”在叙述方面，每当需要更为纯粹的分析性描述时，就会有关于形象和比喻的惊人描述。想想那独特的温柔和孤寂——来自艾米利奥孤独的妹妹艾米莉亚这一形象，当她为朋友巴利而经历第一次重大的情绪波动：“那次对话的余音在她心里回荡，正如沙漠里铃铛的声音……”然后是关于测绘和建造的大段精确描述；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痛苦渎职的双重奏，回响在不同的配对之间；公园里相互牵制对手的四重奏——莫扎特般强劲和轻快的结合。此外，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复杂状况——让每个人都对这些事件给出自己喜欢的版本，并且都有效力，即使他们都像艾米利奥那样，陷入一种命中注定的病态的恋情。

这种相对论，因为核心关系中特定的闪光点而得以存在。作为一个逾越道德的女性，安吉丽娜的个性早就在其他不计其数的作品里被发掘过，从《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到《嘉莉妹妹》。斯韦沃对这一人物形象的贡献，就在于他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这是混乱的男性想象的产物。精心设计的双重视角，让我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她既是被艾米利奥在痴情中理想化的人物，同时又是简单、世俗、讲求实际的她，一个真正的她。她是一个比起鲜花和礼物，更需要奶酪和香肠的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这部小说中独特的语气——抒情与讽刺的巧妙结合，让我们得到切身的感受。比如，在艾米利奥离开她的那一刻她发出的“痛苦的呐喊”，艾米利奥觉得它所象征的是那种令人满足的情感依赖，同时，也是对之前提到的奶酪和香肠的一种嘲讽：这也是一个处于饥饿边缘的女人的呐喊。任何一个版本都不能抵消另一个版本。其精妙之处在于艾米利奥时不时地意识到，他所爱的那个清新脱俗的“天使”，和现实中的女性形象毫无干系，然而，这也没能阻拦我们继续接受他用夸张手法塑造的她。“夜晚的休憩，恢复了她青春无瑕的气质”，在这样的描写里，我们感受到了一丝讽刺，但是，我们依然觉得这是真的，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着。或者，当艾米利奥在海边遇到安吉丽娜时，我们也和他一样感同身受，把她神化成从海浪里升起的异教徒女神，“正午的太阳嬉戏于她金黄色的卷发之上，一切都被照亮了”，甚至，她普通的人性，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这，就是这部小说中人性的来源。按照保罗·海泽对于小说的价值观——他的观念在当时也非常陈旧——艾米利奥可以是“无足轻重”的。按照《纽约时报》的观点，他也不是能引起当代“共鸣”的英雄人物（你无法给他准确“定位”，他对自己不幸的妹妹和朋友巴利表现出的不诚实，比之安吉丽娜的不诚实，更加阴险，更加具有破坏性）。不过，小心翼翼地遵守着这些不同而经常相互矛盾的细枝末节——知觉、思想、感情，构成了小说中的每个事件——这本身便是一种宽容大度：可能比传统的小说更加安静，然而却更加接近现实的人生。因此，小说更具说服力，也更能让人得到精神上的升华。

詹姆斯·拉斯登2

1 选自《伊塔洛·斯韦沃回忆录》，万宝路出版社，1990年，第116页。

2 詹姆斯·拉斯登于1958年生于伦敦，现居纽约州北部地区。他出版了三部诗集——《一个跳跃性的开始》《电梯里的女警官》和《破碎的风景》，以及三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最新出版的一部是《围困》（短篇小说选集），同名短篇小说由贝纳多·贝托鲁奇改编成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