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曼太太独处的时候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但她还有两种其他表情，一种是进击，一种是推翻，她以此来应付一切世事。她进击的表情很沉着，像驾驶着重型卡车般突进。她的眼睛从不左顾右盼，却跟随故事的转折而转动，仿佛压着限行黄线直达核心。她很少用到另一种表情，因为她不太需要撤回言辞，但是如果她这样做了，神情便陷入彻底的停滞，她的黑眼珠不易察觉地渐渐分开，旁人会发现，尽管弗里曼太太还是站着，像一袋袋堆在一起的粮食般实在，精神却已经游离。这种时候霍普威尔太太便不再对她抱什么指望。她会喋喋不休说个没完。弗里曼太太从来不承认自己犯错。她就这么站着，如果非要她说些什么，她就会说：“我不可能说过是，也不可能说过不是。”或者目光扫荡过厨房货架顶上各种积灰的瓶子，她会说：“我发现您都没怎么吃去年夏天放在那儿的无花果。”

她们吃早饭的时候在厨房讨论最重要的事情。每天早晨霍普威尔太太七点起床，把自己和乔伊的煤气炉点上。乔伊是她的女儿，一个安着条假腿的高大的金发女孩。尽管她已经三十二岁了，而且学历很高，霍普威尔太太还把她当成孩子。乔伊在母亲吃饭的时候起床，笨拙地走进浴室，砰地关上门，过了一会儿弗里曼太太便来到后门口。乔伊听到她母亲喊：“进来吧。”接着她们便压低嗓门聊一会儿，在浴室里听不清。等乔伊过来的时候，她们已经聊完了天气，正说着弗里曼太太的哪个女儿，格林尼斯或卡拉梅，乔伊叫她们甘油和焦糖。格林尼斯十八岁，红头发，有很多追求者；卡拉梅金发，只有十五岁，已经结婚并且怀孕了。她什么都吃不下。弗里曼太太每天早晨都告诉霍普威尔太太，自从她们上一回聊天以来她又吐了多少次。

霍普威尔太太喜欢告诉别人，格林尼斯和卡拉梅是她认识的最好的两个女孩，而弗里曼太太是位淑女，她从来不耻于带弗里曼太太去任何地方，或者介绍她给任何人认识。接着她会说起当初如何碰巧雇了弗里曼家，他们是上帝派给她的，她雇了他们四年。她这么长时间都没把他们打发走是因为他们不是渣滓。他们是善良的乡下人。她给他们说的那位前雇主打电话，他告诉她弗里曼先生是个善良的农民，而他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吵闹的女人。“她什么都要管，”那人说，“如果她在事情尘埃落定前没能赶到那儿，那她肯定是死了，就是这样。你的事情她都要管。我和弗里曼先生相处得不错。”那人说，“但是我和我妻子都没法忍受那个女人再在我们这儿多待一分钟。”这番话让霍普威尔太太愁了几天。

她最终还是雇了他们，因为没有其他候选人，但是她事先已经想好了怎么对付那个女人。既然弗里曼太太是那种什么都要管的人，霍普威尔太太打算不仅让她管，而且还要确保她对一切负责——她要让她全权负责，做主管。霍普威尔太太自己没什么坏毛病，她知道如何有效运用别人的坏毛病，从不觉得有缺憾。就这样她雇用了弗里曼一家，一用就是四年。

人无完人，这是霍普威尔太太最爱用的口头禅之一，还有一句是：这就是生活！还有一句最重要的是：别人也有别人的看法。她常常在桌边说这些话，语气温柔坚持，像是别人都没有她这样的见解，高大笨拙的乔伊每当这种时候便稍稍斜眼望去，乔伊有一双冰蓝色的眼睛，像是有人故意把眼睛弄瞎，也不打算复明，她脸上总是怒气冲冲的，覆盖住了其他一切表情。

每当霍普威尔太太对弗里曼太太说这就是生活，弗里曼太太便说：“我也常这么说。”所有的事情她都先知道。她比弗里曼先生敏捷。他们在这儿干了一阵子以后，霍普威尔太太对她说：“你知道，你就是方向盘后面的方向盘。”冲她眨眨眼睛，弗里曼太太便说：“我知道。我一直很敏捷，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都敏捷。”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霍普威尔太太说。

“是啊，大多如此。”弗里曼太太说。

“世界上的人形形色色。”

“我也常这么说。”

女孩已经习惯了早餐时这样的对话，午饭时说得更多；有时候晚饭还这样。没客人的时候，她们便在厨房吃饭，图个方便。弗里曼太太总是在她们吃到一半的时候出现，然后看着她们吃完。夏天她就站在门口，冬天，她便一只手肘撑在冰箱顶上俯视着她们，或者站在暖气炉旁边，稍稍拉起一点裙子的后摆。有时她会靠在墙上，脑袋转来转去。她从不急着走。霍普威尔太太简直无法忍受，但是她的耐心很好。她意识到人无完人，弗里曼一家是善良的乡下人，这年头如果遇见善良的乡下人，就应该好好珍惜。

她碰到过很多渣滓。在弗里曼家之前，她每年都要换一家佃户。那些农民的妻子不是能够长久相处的类型。霍普威尔太太很久以前便和丈夫离婚了，需要有人能和她一起漫步田间；乔伊不得不陪着溜达时，常常说出难听的话，脸色也很阴沉，霍普威尔太太便说：“如果你不情不愿的，我根本不要你来。”女孩直直地站着，绷紧肩膀，脖子稍稍向前伸着，嘴里说道：“如果你需要我，我就在这儿——我就是这副样子。”

霍普威尔太太因为乔伊的腿而原谅了她的态度（乔伊十岁出去打猎时出了意外，被打断了一条腿）。霍普威尔太太很难意识到她的孩子已经三十二岁了，二十多年来她都只有一条腿。她还是把乔伊当成孩子，否则一想到这个可怜的大块头女孩三十岁了还没跳过舞，也不曾拥有过平常的好时光，她的心都要碎了。她的名字真的叫乔伊，但是她年满二十一岁离家以后，便正式改了名。霍普威尔太太确定她反复思虑过，直到她找到了一个在任何语言里都最难听的名字。然后她便把乔伊这个美丽的名字改了，直到改完才告诉自己的母亲。她登记在册的名字是哈尔加。

霍普威尔太太一想起哈尔加这个名字，便想起战船宽阔粗糙的船身。她才不用这个名字。她继续叫她乔伊，女孩也会应答，但纯粹是机械的敷衍。

哈尔加学会了容忍弗里曼太太，因为她不用再陪母亲散步了。甚至连格林尼斯和卡拉梅都很有用，她们分散了原本集中在她身上的注意力。起初她觉得自己受不了弗里曼太太，因为发现对她粗鲁根本没用。弗里曼太太会莫名其妙记仇，会闷闷不乐很多天，但是搞不清楚她到底在发什么愁；直接的攻击、放肆的嘲弄、公然的当面让她难堪——她都无动于衷。有一天她毫无征兆地开始喊她哈尔加。

她不会当着霍普威尔太太的面这么叫，因为霍普威尔太太会发火，但是当她和女孩碰巧一起走出屋子时，她说完什么都会在最后加上哈尔加这个名字，大块头戴眼镜的乔伊——哈尔加涨红了脸，非常生气，像是自己的隐私被揭穿。她觉得名字是私事。她起初想到它纯粹是因为难听的发音，但是这个名字太适合她了，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她想到这个名字就想起丑陋的伏尔甘汗流浃背地待在火炉里，女神一经召唤就得来看他。她觉得起了这个名字是她最大的创举。她的一个得意之处是她的母亲没能把灰尘变成欢乐[1]，而得意的是她自己把它变成了哈尔加。然而弗里曼太太饶有兴趣地使用这个名字却惹恼了她。仿佛弗里曼太太尖利的小眼睛看穿了她的脸，直达她内心秘密的部分。在她身上不知道是什么迷住了弗里曼太太，后来有一天哈尔加意识到是她的假腿。弗里曼太太对神秘的传染病、隐疾、儿童侵犯这类事情有着特殊的癖好。至于疾病，她对久治不愈者无法治疗的更感兴趣。哈尔加听到霍普威尔太太向弗里曼太太描绘那次打猎意外的细节，她的腿是怎么样被整个炸飞的，以及她是如何保持着清醒。弗里曼太太任何时候都听得津津有味，当作是一小时前刚刚发生的。

早晨哈尔加重重走进厨房（她走路时可以不发出这么可怕的声音，但是她偏要这样——霍普威尔太太确定——因为这样听上去很难听），一言不发地瞥了她们一眼。霍普威尔太太会穿一件红色的睡衣，头发用破布条扎起来。她坐在桌边吃早饭，弗里曼太太则站在那儿，胳膊肘向外撑在冰箱上，低头看着餐桌。哈尔加总是在炉子上煮鸡蛋，抱着胳膊站在旁边看，霍普威尔太太会朝她看看——像是看弗里曼太太时又顺便瞥她一眼——心想如果她能振作一点，便不会那么难看了。她的脸挺好看的，只需要表情愉快些。霍普威尔太太说乐观的人即便不美，看起来也是美的。

她每次这样看着乔伊，都忍不住想，如果这孩子没有读博士就好了。学位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但既然她拿到了学位，就没理由再回学校。霍普威尔太太觉得女孩去学校玩玩挺好的，但是乔伊已经“读穿了”。不管怎样，她身体不好，不能再去读书。医生告诉霍普威尔太太，就算精心照顾，乔伊也只能活到四十五岁。她的心脏不好。乔伊曾经清楚地说过，要不是因为这种情况，她早就离开这些红红的山丘和善良的乡下人远远的了。她会在一个大学里给大家上课，他们能听懂她的话。霍普威尔太太能生动地想象出这幅画面，乔伊像个稻草人似的给一群和她一样的人讲课。她在这儿整天穿着一条穿了六年的裙子，一件黄色的汗衫，上面印着个褪色的骑马牛仔图案。她觉得这很有趣；而霍普威尔太太则觉得很蠢，直接说明她还是个孩子。乔伊很聪明，但是没脑子。在霍普威尔太太看来，乔伊一年年地愈发和常人不同，愈发像她自己——傲慢、粗鲁，斜眼睨视。她还总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她对自己的母亲说——毫无征兆和理由，吃饭吃了一半突然站起来，脸憋得青紫，嘴里塞着食物——“女人啊！你有没有反省过自己？你有没有反省过自己，看看你是什么东西？主啊！”她嚷嚷着坐下，盯着自己的盘子，“马勒伯朗士说得对：我们不是自己的光。我们不是自己的光！”霍普威尔太太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她不过是说了一句“微笑不会伤害任何人”，希望乔伊可以听进去。

女孩拿的是哲学博士学位，这让霍普威尔太太陷入彻底的茫然。你可以说“我女儿是护士”或“我女儿是老师”，甚至“我女儿是化学工程师”，你不能说“我女儿是哲学家”。哲学家已经和希腊罗马人一起绝种了。乔伊整天都垂头坐在椅子里看书。有时候她出去散散步，但是不喜欢狗啊猫啊鸟啊花朵啊大自然啊，也不喜欢年轻的小伙子。她看着不错的年轻人，就像是能嗅到他们的愚蠢。

有一天霍普威尔太太随手翻开一本女孩刚刚放下的书，读道：“从一方面来说，科学必须重申其理性和严肃性，并且宣布它只和事物的本质有关。虚无——科学除了恐惧和幻觉外还能是什么？如果科学是对的，那么有一件事便确凿无疑：科学无意探究虚无。毕竟这才是讨论虚无的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们对虚无不感兴趣，才得以了解科学。”这些句子用蓝色的钢笔画了线，在霍普威尔太太看来，都是胡扯的恶魔的符咒。她飞快地合上书走出房间，像是打了个寒战。

这天早晨女孩进屋时，弗里曼太太正在聊卡拉梅。“她晚饭以后吐了四次，”她说，“晚上三点以后还起了两次夜。昨天她除了在五斗橱的抽屉里乱翻，什么都没干。整天就这样。她就站着，看看能找点什么。”

“她得吃东西。”霍普威尔太太低声说，喝了口咖啡，一边看着乔伊在炉子边的背影。她思忖着这个孩子对《圣经》推销员说了什么。她无法想象他俩间的对话。

那是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没戴帽子，昨天上门来推销《圣经》。他提着一只黑色的大箱子出现在门口，箱子太重了，把他一边的身子直往下坠，他不得不靠在门上。他眼看就要崩溃了，却用欢欣的口吻说：“早上好啊，松树太太！”说着把箱子放在脚垫上。尽管他穿着一身明蓝色的西装，黄色的袜子也没有拉拉直，却长得不难看。他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一绺黏糊糊的棕色头发耷拉在额头上。

“我是霍普威尔太太。”她说。

“哦！”他假装一脸疑惑，眼睛却闪着光，“我看见信箱上写着‘松树’，还以为您是松树太太！”说完爆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他拎起箱子，借着喘口气的工夫，跌进她的门廊。仿佛箱子先进来，再把他拽进来似的。“霍普威尔太太！”他握住她的手说，“我希望您过得不错！”他再次大笑，但旋即又换上严肃的神态。他顿了顿，热忱地看着她说：“女士，我是来和您谈正经事的。”

“那好吧，请进。”她低声说，不情不愿，因为午饭快做好了。他来到客厅，贴着靠背椅的边坐下，把箱子放在双脚之间，四处打量了一下，像是要借此来衡量她。她的银器在两只餐柜上闪闪发光；她估计他从没踏进过这么高雅的房间。

“霍普威尔太太，”他用几乎亲热的语气唤她的名字，“我知道你们都信任基督教服务处。”

“没错。”她嘀咕着。

“我知道，”他顿了顿，歪着脑袋，看起来很机智的模样，“您是个善良的女人。朋友们告诉我的。”

霍普威尔太太不喜欢被愚弄。“你是卖什么的？”她问。

“《圣经》。”年轻人飞快地把四周打量了一圈，又补充说，“我发现您的客厅里没有家庭版《圣经》，您缺的就是这个！”

霍普威尔太太不能说：“我女儿是个无神论者，不让我把《圣经》放在客厅里。”她稍有些不自然地说：“我把圣经放在床头。”这不是真的，它被扔在了阁楼上。

“太太，”他说，“上帝的旨意应该放在客厅里。”

“唔，我觉得这是个人喜好的问题，”她说，“我觉得……”

“太太，”他说，“对于基督徒来说，上帝的旨意除了放在他的心里之外，还应该放在家里的每个房间。我知道您是基督徒，你脸上的每道纹路里都写着呢。”

她站起来说：“哦，年轻人，我不想买《圣经》，而且我闻到我的午饭烧焦了。”

他没有起身。他低头看着自己绞起来的双手，轻声说：“太太，我跟您实话实说吧——现在不太有人买《圣经》了，另外我知道自己头脑简单。我说话直来直去。我只是一个乡下男孩。”他注视着她并不友善的脸，“像您这样的人不喜欢和我这样的乡下男孩打交道。”

“哎呀！”她嚷嚷起来，“善良的乡下人才是世上的盐呢！另外，我们都有不同的处事方法，这样世界才能运转。这就是生活！”

“您说得太对了。”他说。

“哎呀，我认为世界上善良的乡下人还不够多！”她振奋地说，“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

他的脸上露出神采。“我还没自我介绍呢，”他说，“我叫曼雷·波恩特，从维罗霍比边上的乡下来，那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就在维罗霍比边上。”

“你稍等，”她说，“我得去看一看锅子。”她跑进厨房，发现乔伊正站在门边听着呢。

“把世上的盐打发走，”乔伊说，“我们吃饭去。”

霍普威尔太太痛苦地看了她一眼，把蔬菜下面的火关小。“我没法对人粗鲁。”她咕哝着回到客厅。

那人打开了箱子，坐在那儿，每个膝盖上各放了一本《圣经》。

“你最好把这些收起来，”她告诉他，“我不想买。”

“我感谢您的坦诚，”他说，“现在很少能遇见真正坦诚的人了，除非去乡下。”

“我认识一些，”她说，“真正坦诚的人。”她听到门缝里传来哼的一声。

“我猜有很多男孩会跟您说他们正在勤工俭学，”他说，“我不会这么说，不知道怎么的，”他说，“我不想上大学。我想把自己奉献给基督教服务处。知道吗，”他压低声音说，“我心脏不好。我可能活不久了。当你知道你身体出了问题，而且活不久了，那么太太……”他顿了顿，张着嘴看着她。

他和乔伊生了一样的病！她知道自己热泪盈眶，但是她飞快地克制住了自己，低声说：“你愿意留下来吃饭吗？我们很乐意和你一起吃饭！”话一说出口她就后悔了。

“好啊，夫人，”他局促地说，“我很乐意！”

乔伊在被介绍给他的时候看了他一眼，接下来的整顿饭，都没再正眼瞧他。他对她说了几句话，她都装作没听见。霍普威尔太太不能理解乔伊的故意失礼，尽管她忍了下来，但是为了弥补乔伊的无礼她不得不表现得过分热情。她敦促小伙子谈谈自己的情况，他照做了。他家里有十二个孩子，他排行老七，他八岁的时候，父亲被压死在一棵树下。压得很严重，差点被砍成两半，几乎认不出来。他母亲努力赚钱养家，让孩子们去礼拜学校，每天晚上读《圣经》。他现在十九岁，卖了四个月《圣经》。那会儿他已经卖了七十七本，还有人答应要再买两本。他想要成为传教士，觉得这样可以更好地为人们服务。“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他简单地说，那么真诚，那么坦率，那么热切，霍普威尔太太想笑也笑不出来。他用一块面包阻止豆子滚落到桌子上，接着又用这块面包擦干净了盘子。她发现乔伊偷偷观察他如何使用刀叉，也发现每隔一会儿，男孩就会飞快地朝女孩投去欣赏的一瞥，像是要引起她的注意。

吃完饭以后，乔伊收拾了碗筷就消失不见了，霍普威尔太太留下来和男孩聊天。他再次和她聊起他的童年和父亲的事故，还有发生在他身上的其他各种事情。每隔五分钟左右霍普威尔太太都要强忍住一个哈欠。男孩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直到她告诉他，她得走了，她在城里还有个约会。他收起《圣经》，感谢了她，打算离开，却在门口停下脚步，握住她的手，说他从没碰到过像她这么好的女士，问能不能再来拜访。她说很乐意再见到他。

乔伊站在路中间，似乎正望着远处什么东西，男孩侧身拎着沉重的箱子，步下台阶朝她走过去。他在她跟前停下，面对面地站着。霍普威尔太太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一想到乔伊会对他说什么，就哆嗦起来。她看到过了一会儿，乔伊说了些什么，男孩开始说，空着的手激动地比画着。又过了一会儿，乔伊接着说了什么，男孩又说起来。令霍普威尔太太吃惊的是，他俩并肩朝大门走去。乔伊陪他一路走到门口，霍普威尔太太无法想象他们彼此说了些什么，也不敢问。

弗里曼太太继续说个没完。她从冰箱走到炉子旁边，这样霍普威尔太太就不得不扭过头来对着她，做出在听的样子。“格林尼斯昨晚又和哈维·希尔一起出门了，”她说，“她长了针眼。”

“希尔？”霍普威尔太太心不在焉地说，“是那个在修车厂工作的吗？”

“不是，是上按摩学校的那个。”弗里曼太太说，“格林尼斯长了针眼。整整两天了。她说希尔那天送她回来的时候说，‘我帮你治治吧。’她说，‘怎么治？’他说，‘你就躺在车子的座位上，我来告诉你。’于是她照做了，他就拍她的脖子。一直拍，直到她喊他住手。今天早上，”弗里曼太太说，“针眼没了。针眼就这样没了。”

“闻所未闻啊。”霍普威尔太太说。

“希尔要她在法官面前嫁给他。”弗里曼太太继续说，“格林尼斯说，她可不会在办事处登记结婚。”

“嗯，格林尼斯是个好女孩，”霍普威尔太太说，“格林尼斯和卡拉梅都是好女孩。”

“卡拉梅说她和莱曼结婚的时候，莱曼理所当然感觉很神圣。卡拉梅说莱曼说过，他可不会花五百美元请牧师来主持婚礼。”

“那他愿意花多少？”女孩站在炉子边问。

“他说他不会花五百块。”弗里曼太太重复了一遍。

“我们都还有活要干。”霍普威尔太太说。

“莱曼说他觉得这样更神圣。”弗里曼太太说，“医生让卡拉梅吃梅干。代替药物。说腹部绞痛是因为压力。你知道我觉得是因为什么？”

“她过几个星期就会好的。”霍普威尔太太说。

“是输卵管出了问题，”弗里曼太太说，“否则她不会病得那么厉害。”

哈尔加把自己的两个蛋敲在碟子里，和一杯倒得太满的咖啡一起端上了桌。她小心地坐下，开始吃，弗里曼太太要是想走，她就打算不断问问题来留住她。她感觉到母亲的目光。母亲第一个拐弯抹角的问题便会是关于《圣经》推销员的，她希望不用扯到那个。“他是怎么拍她的脖子的？”她问。

弗里曼太太描述了一番他是如何拍打的。她说他有一辆一九五五年款的水星，但是格林尼斯说她宁愿嫁给一个开一九三六年款普利茅斯的人，只要他同意让牧师主持婚礼。女孩问那如果他有辆一九三二年款的普利茅斯呢，弗里曼太太说格林尼斯说的是一九三六年款的。

霍普威尔太太说现在已经不太有女孩怀有格林尼斯这样的想法了。她说她欣赏这些女孩的想法。说这让她想起昨天来的客人，一个卖《圣经》的年轻人。“主啊，”她说，“我快被他烦死了，但是他那么真诚坦率，我没法对他无礼。他就是一个善良的乡下人，你知道，”她说，“——就像是世上的盐。”

“我看见他走过来的，”弗里曼太太说，“后来——又看见他离开。”哈尔加能感觉到她语气里微妙的变化，有点含沙射影，他不是一个人走的，是吧？她依然面无表情，但是脖子开始往上泛红，她又吞了一口鸡蛋，连同这句话一起吞了下去。弗里曼太太看着她，像是她们分享了一个共同的秘密。

“唔，世界需要形形色色的人来运转，”霍普威尔太太说，“我们各不相同多好啊！”

“有些人之间更相像。”弗里曼太太说。

哈尔加起身，故意弄出平时两倍的声响，重重地回到房间，锁上门。她十点要和《圣经》推销员在门口见面。她想了半个晚上。起初她觉得这是个巨大的玩笑，接着她开始理解里面深远的意义。她躺在床上想象着他们之间的对话，表面上看来没头没脑，却含有深意，《圣经》推销员不可能理解。他们昨天的交谈便是如此。

他在她跟前停下，就这样站着。他的脸棱角分明，汗涔涔的，神采飞扬，中间有一个尖尖的鼻子，神情和饭桌上很不一样。他怀着一览无遗的好奇和迷恋看着她，像一个孩子在动物园里看到新奇的动物，而且他还气喘吁吁的，仿佛跑了大老远才追上她。他的目光不知怎么的很熟悉，但是她想不起来之前在哪里遇见过。有差不多一分钟，他一言不发，接着似乎倒吸一口气以后低声说：“你吃过才两天大的鸡仔吗？”

女孩冷酷地看着他。他可能是想把这个问题放在哲学学会的会议上讨论吧。“吃过。”她过了一会儿回答，仿佛全面思考了一番。

“那肯定很小！”他得意扬扬地说，紧张得咯咯直笑，浑身都在发抖，脸涨得通红，最后才恢复正常，无限崇拜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则始终面无表情。

“你多大？”他温柔地问。

她顿了顿，不动声色地说：“十七岁。”

他脸上洋溢起微笑，仿佛小小的湖面上涌起的波浪。“我看见你有一条木腿，”他说，“我觉得你很勇敢，我觉得你很可爱。”

女孩子茫然地站着，坚定，沉默。

“陪我走到门口吧。”他说，“你是个勇敢的可爱的小家伙，你一进门我就喜欢上你了。”

哈尔加开始往前走。

“你叫什么？”他冲她的头顶微笑。

“哈尔加。”她说。

“哈尔加，”他咕哝着，“哈尔加，哈尔加。我从没听过有人叫哈尔加。你很害羞，是吗，哈尔加？”他问。

她点点头，盯住他握着大箱子的红红的大手。

“我喜欢戴眼镜的女孩。”他说，“我想得很多。我和那些从来不认真想事情的人不同。因为我可能会死。”

“我也可能会死。”她突然说，抬头看着他。他小小的棕色眼睛闪着狂热的光芒。

“听着，”他说，“你不觉得吗，有些人注定会因为他们之间共同的东西而相遇？比如那些都思考严肃问题的人？”他把箱子换到另一只手，这样靠近她的那只手就空出来了。他握住她的手肘，轻轻地晃了晃。“我星期六不工作，”他说，“我想去树林里走走，看看山的那头和更远的地方大自然母亲的模样。去野餐什么的。我们明天一起去野餐吧？答应我吧，哈尔加。”他快要死了一样看着她，仿佛他的内脏就要漫出来了。他甚至稍稍朝她靠了过来。

她整夜想象自己勾引他。她想象他俩散着步，走过后面两片田野，来到贮藏谷仓，她想象事情就在那里发生了，她轻易地勾引了他，接着她还安慰他无需自责。真正的天才能把想法传达给愚蠢的头脑。她想象自己把他的自责握在手里，将它变成对生活更深刻的理解。她把他的羞耻转变成了某种有用的情感。

她躲开了霍普威尔太太，十点准时向门口走去。她没有带吃的，忘记了野餐得带吃的。她穿着一条宽松裤，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衫，后来想了想，又往领子上抹了点薄荷膏，因为她没有香水。她到门口的时候，那儿空无一人。

她眺望着空荡荡的公路，愤怒地感到自己被耍了，他只不过想要她听他的话走到门口罢了。这时他却突然出现了，高高的个子，从对面路堤的灌木丛后面钻了出来。他微笑着，抬了抬头上那顶崭新的宽檐儿帽。他昨天没有戴，她心想，他是不是特意买的。烘焙色的帽子上系着红白相间的带子，稍微有点大。他从灌木后面钻出来，依然提着那只黑色的箱子。还是昨天那套衣服，一样的黄色袜子，走着走着就耷拉到鞋子里。他穿过公路说，“我知道你会来！”

女孩不快地想，他怎么会知道。她指着箱子问：“你干吗要带《圣经》啊？”

他握着她的手肘，低头朝她微笑，像是停不下来似的。“你可说不准什么时候需要上帝的旨意，哈尔加。”他说。她有一瞬间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接着他们爬过路堤，穿过牧场，朝树林走去。男孩轻快地走在她身边，踮着脚蹦跶。今天箱子看起来不重；他甚至甩来甩去。他们一言不发地穿过半个牧场，他轻松地把手搭在她的后腰，温柔地说：“你的木腿接在哪儿？”

她脸涨得通红，怒气冲冲地看着他，男孩顿时有些尴尬。“我没有恶意，”他说，“我只是觉得你很勇敢。我想上帝一定眷顾你。”

“不，”她看着前方加快了步子，“我压根不信上帝。”

他停下来吹了声口哨。“不是吧！”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她继续走，他很快便蹦到她身边，扇着帽子。“像你这样女孩可不常见。”他用眼角瞥她。他们走到树林旁边时，他再次把手搭在她背后，把她拉过来，一言不发地重重吻了她。

这个力量大于感情的吻，能让其他女孩分泌大量肾上腺素，能让人从着火的房子里搬个塞得满满的箱子出来，但是对她来说，效力却立刻传递到了大脑。她的头脑始终清醒，疏离和嘲讽，即便在他松开她之前，她也像是远远地打量着他，既消遣，又怜悯。她之前从未被人吻过，她高兴地发现这也没什么特别的，一切都在头脑的掌控之中。对于有些人来说，只要告诉他们那是伏特加，就连阴沟水他们都喜欢得很。男孩温柔地松开她，看起来期待而犹豫，而她转身继续走路，什么都没说，仿佛对她来说这样的事情再寻常不过。

他气喘吁吁地赶上她，看到一个可能会绊倒她的树根，便想帮她一把。他拨开荆棘藤摇晃的长枝，让她可以走过去。她走在前面，他喘着粗气跟在她身后。然后他们来到一个洒满阳光的山坡，山坡缓缓延伸到另一个小小的山丘。他们看到远处老谷仓生锈的屋顶，多余的干草就存在那里。

山坡上点缀着粉色的杂草。“这么说来你不会得救了？”他突然停下来问。

女孩笑了。这是她第一次对他笑。“照我的经济观点来说，”她说，“我得救了，你完蛋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不信上帝。”

似乎没什么能摧毁男孩崇拜的模样。他凝视着她，仿佛动物园里新奇的动物伸出爪子来怜爱地戳了他一下。她觉得他看起来像要再次吻她，于是没等他得逞便又往前走去。

“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坐一会儿？”他咕哝着，声音越来越轻柔。

“去谷仓吧。”她说。

他们飞快地赶到那里，仿佛那是一辆会开走的火车。谷仓很宽敞，有两层，里面又暗又冷。男孩指着通往阁楼的梯子说：“真可惜我们上不去。”

“为什么不能？”她问。

“你的腿。”他恭敬地说。

女孩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两手握住梯子，爬了上去，他在底下看着，肃然起敬。她熟练地钻进入口，然后向下看着他说：“想上来就快上来吧。”他开始爬楼梯，手里还笨拙地拎着箱子。

“我们不需要《圣经》。”她说。

“你可说不准。”他气喘吁吁地说。他爬上阁楼以后花了几秒钟才喘过气来。一道宽宽的阳光斜照在她身上，阳光里布满尘埃。她靠在干草垛上，转过脸去，望着谷仓前面的开口，干草便是经由那儿从车里被扔上阁楼的。两片点缀着粉色小草的山坡，后面是一排黝黑的树木。晴空万里，一片冷冷的蓝色。男孩在她身边躺下，一只手放在她的身体底下，另一只手绕过她，开始不紧不慢地吻她，像鱼一样发出细小的声响。他没有脱下帽子，把帽子推到脑后，免得碍事。她的眼镜碍到了他，他把它摘下来，悄悄放进口袋。

女孩起初无动于衷，但是过了一会儿她也开始吻他，她吻了他的脸，又吻他的嘴唇，停在那儿，不断不断地吻他，像是要抽干他的呼吸。他的呼吸像孩子一样清澈甜美，那些吻也像孩子一样湿漉漉的。他喃喃说着爱她，对她一见钟情，但是喃喃声就像是孩子被母亲哄睡发出的呓语。而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停止思考，也没有被感情冲昏了理智。“你还没说你爱我呢，”他终于呢喃着，松开她，“你得说啊。”

她扭头望向空荡荡的天空，又低头望向黑色的山脊，接着望向更远处两片碧绿的湖泊，湖水正在上涨。她没有意识到他摘去了她的眼镜，但是这片景色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她原本就很少关注周遭的事物。

“你得说啊，”他重复着，“你得说你爱我。”

她的言行向来小心谨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开始说，“如果你宽泛地使用这个词语的话，或许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不用这个词语。我没有幻想，我是那种看穿了虚无的人。”

男孩皱起眉头。“你得说啊，我说了，你也得说。”他说。

女孩近乎温柔地看着他。“可怜的宝贝，”她咕哝着，“你就是不能理解啊，”她挽住他的脖子，让他面朝下对着她，“我们都是被诅咒的，”她说，“但是有些人摘掉了眼罩，发现一片虚无。这是一种救赎。”

男孩吃惊的眼神茫然地穿过她的发梢。“好的，”他几乎呜咽着说，“但是你爱不爱我？”

“爱，”她补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但是我得告诉你。我们之间不能有欺瞒。”她抬起他的头，看着他的眼睛。“我三十岁了，”她说，“我有好几个学位。”

男孩的神情又愤怒又顽固。“我不在乎，”他说，“我不在乎你的一切。我只想知道你爱不爱我？”他抱住她，野蛮地亲吻她，直到她说，“爱，爱。”

“那好，”他放开她，“证明给我看。”

她笑了，做梦般地看着外面变幻的景色。她还没想好要不要勾引他，便已经勾引了他。“怎么证明？”她问，觉得不能让他那么快就得偿所愿。

他靠过去，把嘴唇凑在她的耳边。“给我看看你装木腿的地方。”他呢喃。

女孩短促地轻叫一声，脸上立刻失去了血色。吓到她的不是这个猥琐的提议。孩提时，她有时会产生屈辱感，但教育抹除了最后一丝痕迹，如同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切除了肿瘤；就像她不相信他的《圣经》一样，她对他的要求并不感觉羞辱。但是她对那条腿很敏感，仿佛孔雀对自己的尾巴一样。除了她自己，没人碰过。私底下，她像别人照看自己的灵魂一样照看它，几乎不敢多看一眼。“不行。”她说。

“我知道，”他低声说着坐起来，“你只是在耍我玩。”

“不是，不是！”她叫着，“它装在膝盖上，只是装在膝盖上而已。你为什么想看？”

男孩意味深长地看着她。“因为，”他说，“它让你变得与众不同。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她坐着看着他。不管是她的脸，还是她冰蓝色的圆眼睛，都没有流露出任何被打动的痕迹；但是她感觉到心脏停止了跳动，只剩下头脑来传输血液。她感到这是她生命中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天真。这个男孩有一种超越智慧的本能，触碰到了她的本质。过了一会儿，她用沙哑尖利的声音说：“好吧。”像是彻底对他投降。像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又奇迹般地从他那里再次获得。

他非常轻柔地卷起她的宽松裤。穿着白袜和棕色平底鞋的假腿裹在帆布一样厚的布料里，上面有一个丑陋的关节和残肢相连。男孩看到它的时候，脸上和声音里都充满敬意。他说：“告诉我它是怎么摘下来和装上去的。”

她为他摘下假腿，又装了回去，接着他自己又摘了一次，举止轻柔，像是握着一只真腿。“看！”他像孩子般雀跃地说，“现在我也会了！”

“装回去吧。”她说。她想着她可以和他私奔，每天晚上他都能为她摘下假腿，第二天早晨再装回去。“装回去吧。”她说。

“还不行。”他咕哝着，让它立在她够不到的地方。“在那儿放一会儿。你现在有我。”

她警告地轻叫一声，但是他把她推倒，再次亲吻了她。没有了腿，她感到自己完全依赖着他。她的大脑仿佛停止了思考，开始运作起其他不太擅长的功能。她的脸上不断呈现出各种表情。男孩的眼睛像钢钉一样，不时瞥向身后立着的假腿。她终于推开他说：“把腿给我装回去。”

“等等。”他说。他靠向另一边，把箱子拉过来打开。箱子的内衬上有淡蓝色的圆点，里面只有两本《圣经》。他拿出一本，翻开。里面是空的，藏着一小瓶威士忌、一盒纸牌和一个上面印着字的蓝盒子。他把这些东西在她跟前一字排开，每个之间的间隔相等，像是在女神的神龛前摆放祭祀品。他把蓝盒子放在她手里。本产品仅用于预防疾病，她念完赶紧丢开。男孩拧开酒瓶的盖子。他笑着停下来，指着那叠纸牌。那不是普通的纸牌，每张后面都有淫秽的图画。“喝一口吧。”他先把瓶子递给她。他把瓶子塞到她跟前，她像被催眠了一样动弹不得。

她开口时几乎是在哀求。“你难道不是，”她低声说，“你不是一个善良的乡下人吗？”

男孩歪着脑袋。仿佛刚刚开始意识到她在羞辱他。“没错，”他轻轻噘起嘴唇，“但是没用，我每天都和你一样善良。”

“把腿还给我。”她说。

他一脚把它踢得更远。“来吧。我们来享受一下，”他花言巧语地说，“我们还没好好了解过彼此呢。”

“把腿还给我！”她尖叫着，向前扑过去，但是他轻松地推倒了她。

“你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他皱眉问，拧紧酒瓶的盖子，飞快地放回到《圣经》里。“你刚刚还在说你什么都不信，我以为你是那种女孩！”

她的脸都快发紫了。“你是个基督徒！”她嘘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基督徒！你和他们一样——说一套做一套。你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你是……”

男孩愤怒地撇着嘴，“我希望你不要以为，”他用傲慢愤慨的口气说，“不要以为我相信那些废话！我可能是卖《圣经》，但是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昨天刚刚出生，我也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把腿还给我！”她尖叫。他一跃而起，她只看见他把纸牌和蓝盒子都放进《圣经》，再把《圣经》扔进箱子里。她看见他抓起假腿，接着她看见那条腿孤零零地斜躺在箱子里，两边各摆了一本《圣经》。他砰地合上盖子，提起箱子，从入口扔出去，然后自己也跨了出去。

等到他整个身体都在外面，只剩下一个脑袋的时候，他转头看了她一眼，崇拜的目光不复存在。“我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他说，“有一次我就这样拿到了一个女人的玻璃眼珠。你不要以为能抓住我，因为波恩特不是我的真名。我每拜访一户人家都用一个不一样的名字，而且我不会在任何地方逗留。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哈尔加，”他不假思索地叫着她的名字，“你没那么聪明。我生下来就什么都不信了！”接着烘焙色的帽子消失在了入口，只剩下女孩一个人，坐在干草上，布满尘埃的太阳照在她身上。当她把扭曲的脸转向入口时，看到他蓝色的身影正奋力穿过斑斑点点的碧绿湖面。

霍普威尔太太和弗里曼太太在后牧场挖洋葱，过了一会儿看见他从树林里钻出来，穿过草地往公路走去。“哎呀，那好像是昨天来卖《圣经》的那个善良又无趣的男孩。”霍普威尔太太眯缝着眼睛说，“他肯定是回来向黑人兜售，他脑子太简单了。”她说，“但是我们如果都那么简单，世界或许会变得更好。”

弗里曼太太向前望去，正巧看见他快要消失在山脚下。接着她把注意力转向她刚从地里拔出来的洋葱嫩芽上，它们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有些人就不可能那么简单，”她说，“我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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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乔伊（joy）在英语里的意思是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