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故事里说的是：一个妇女的耐性能坚持到什么程度，一个男子的决心能达到什么目的。

只要我们能给法律这台机器稍许施点儿“金钱油”，起一些润滑的作用，它就准能分析一切疑难案件，进行任何侦查程序，那么，以下各章中所记的事，也许早就在法庭上被公之于众了。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法律仍难免是富人支使的奴仆，于是，这篇故事就首次在这儿说给诸位听了。原来该由法官听的，现在却改由读者们听了。在我要交代的这篇故事里，从头到尾，凡是重要情节，没一处是根据道听途说转述的。每当以上开场白的作者（他叫沃尔特·哈特赖特）与所要叙述的事的关系比其他人更为密切时，就由他亲笔描写。每当他不再亲身经历那些事时，就让他退出叙述者的地位，改由另一些能凭亲身经历说明情节的人接着确凿地叙述下去。

这样，书中的故事就由不止一个人写出，好像一桩罪案在法庭上由不止一个证人陈述一样——二者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始终以最直接易晓的方式说明真情实况，要让那些在每一个连续阶段中与事件关系最密切的人原原本本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说明整个一连串事情的经过。

现在，我们就先听二十八岁的画师沃尔特·哈特赖特说故事吧。

那是七月的最后一天，漫长的炎夏即将结束，我们这些在伦敦街头踯躅的人已感到倦怠，开始向往麦田上的云影，海岸边的秋风。

讲到我这个可怜的人，随着盛夏的消逝，我的身体虚弱了，情绪低落了，而且老实说，钱也花完了。在过去的这一年中，我没能像往常那样很小心地支配自己的收入，而由于开销太大，现在我只好往来于我母亲在汉普斯特德1的小村舍和我在城里的宿舍之间，俭省地度过这个秋天了。

那天傍晚，我记得，四周静寂，天上多云，伦敦的空气十分沉闷，远处街上的车辆声听来十分低沉，我生命中微弱的脉息仿佛已与我周围城市里巨大的心脏搏动相冥合，并随着那落日变得越来越低沉了。我站起身，丢下我当时不是阅读而是对着它出神的那本书，离开了我的宿舍，去呼吸郊外晚间的凉爽空气。每周有两个这样的晚上，我照例要跟我母亲和妹妹在一起度过。所以，我转身向北，朝汉普斯特德方向走去。

在开始叙述以下的故事之前，这里我必须先提一笔：我父亲已在我所叙述的这段时间前几年去世，他的五个孩子当中现在只留下了我和我妹妹莎娜两人。早先我父亲也是一位画师。他一生勤奋努力，在自己所干的那一行中1当时伦敦的西北郊，一片遍生石南灌木的荒地，亦称汉普斯特德荒原。——译者注

很有成绩；由于爱怜几个靠他辛勤工作维持生活的人，一心要为他们的将来作好安排，他从结婚时起就由收入中提出一笔远远超出多数人认为必需的数目作为人寿保险金。多亏他虑事十分周到，不惜自己刻苦，所以，他去世后，我母亲和妹妹仍能像他在世时那样无需依赖他人。我接下了他所教的门馆，刚进入社会时确实应当感谢他为我的前途作好了准备。

寂静的暮色仍在地势最高的荒原上颤动，但是，当我站在我母亲的村舍门口时，下边伦敦的景色已经深深陷入层云密布、阴影笼罩的一片黑暗中。我刚拉动门铃，大门就蓦地打开，不等仆人出来应门，我那位尊贵的意大利朋友帕斯卡教授已经兴高采烈、连蹿带跳地赶出来迎接，一面用夹杂着外国腔的生硬英语招呼我。

为了他的原故，同时，必须补充一句，也是为了我的原故，现在很值得为这位教授正式作一番介绍。由于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他就成了一位楔子人物，引出了以下我所要讲的一篇离奇的家庭故事。

我最初在几个大户人家遇到这位意大利人，和他做了朋友，当时他在那几家教本国语文，而我则在那里教图画。有关他的身世，当时我只知道：他曾经在帕多瓦大学任教；他离开意大利，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有关那些事的性质，他对任何人都绝口不提）；他教授语文多年，在伦敦是一位很有身份的人。

实际上帕斯卡并不是一个侏儒，因为，从头到脚，他身体各部分都长得很匀称，但是，除了在杂耍场里，他好像是我看到的最矮小的人。不但他那副长相到哪儿都引人注目，而且他那种古怪天真的性格在一般人中更显得特殊。看来，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是：要竭力将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英国人，以此对这个国家表示感谢，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为他提供了避难场所，而且让他能够维持生活。单单是经常随身携带雨伞，经常套上鞋罩、戴上白色有边帽，以此表示对这个国家的崇拜，教授还不满意；除了在外表方面，他还一心要在习惯与娱乐方面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英国人。看到我国人士都特别爱好体育活动，这个小矮子，凭着他的天真想法，只要一有机会就乘着一时的兴致去参加我们英国人的各种运动和游戏；他坚信，只要有决心下苦功，就可以学会我国的各种户外运动，正如可以套上我国的鞋罩和戴上我国的白色有边帽一样。

一次是在猎狐狸的时候，另一次是在板球场上，我看到他不顾折胳膊断腿的危险；此后不久，在布赖顿海滨，我又一次看到他不顾一切地拿生命当儿戏。

那一次我们是偶然在那里相遇，一同去洗海水浴。如果我们是参加一项英国特有的运动，那我当然会很小心地照顾他，但是，想到外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到了水里一般都很会当心自己，所以我绝对没有料到，游泳这玩意儿在教授看来竟然也是他一时高兴就可以学会的一项运动。我们俩刚从岸边游出去不久，我就发现我朋友没能跟上，于是我停下了，回转去找他。这时候可把我吓坏了，因为在我和海滩之间只看见两条小白胳膊，它们在水面挣扎了一下，接着就不见踪影了。等我钻下水去找他时，这个可怜的小矮子正静悄悄地躺在水底下，在一个沙石洼儿里蜷成一团，看上去比我以前见到的又小了许多。我把他托到水面；他接触到空气，就在那几分钟里苏醒过来，由我扶着登上了更衣车的踏板。他的精神刚刚恢复了一点儿，他又开始对游泳这玩意儿产生了美妙的幻想。他刚能牙齿打着战儿说话，就茫然地笑着，说那肯定是由于抽筋的原故。

等到他精神全部恢复，又和我一同到海滩上时，他那南欧人的热情立刻突破了英国人一切虚意矫饰的束缚。他那最狂烈的感情流露，一时简直使我承受不了，他以意大利人那种浮夸的形式激动地说：他已将自己的性命交给我支配，还说，无论如何要找一个机会为我效劳，做一件使我终身难忘的事，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的感激心情，否则他将永远不会快乐。

我竭力劝慰他，不许他那样涕泪纵横地赌咒发誓，我再三说，这件意外的事只可在将来作为笑料，看来，最后我总算使帕斯卡对我的感激心情稍许冷静下来。当时我绝对没有想到，甚至我们愉快的假期结束后我也绝对不会想到：这位对我感恩图报的朋友所渴望的机会，不久竟会到来；他竟会立即非常热心地抓住了那机会；而这样一来，他就将我的整个生活纳入一条新的轨道，并且使我几乎跟以前判若两人。

然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假如当时帕斯卡教授躺在水底下他那个沙石洼儿里，我没有泅水去救他，那么，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和以下各章中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关系——也许，我甚至不会听到那个女人的名字，可是后来，那女人竟占据了我的全部思想，支配着我的全部精力，成为现在确定我生活目标的唯一的主导力量。

那天晚上，我们在我母亲家门口见了面，单看帕斯卡那副神情，我就知道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然而，你要叫他立刻说明，那可办不到。他拉住我的双手向里面扯时，我只能猜测，他那天晚上来到这小屋里，是因为知道我习惯要去那儿，一心要在那里见到我，好告诉我一件特别可喜的消息。

我们俩十分莽撞地闯进了客厅。我母亲坐在敞开的窗口，一面笑一面摇着扇子。她特别喜欢帕斯卡，在她看来，他那些最粗野古怪的脾气总是可以原谅的。可怜的慈母啊！她自从知道这个小矮子教授很感激和喜爱她儿子，她就完全把他当亲人看待，对于他那些外国人的古怪习气，再也不去计较，甚至也不想去了解了。

说也奇怪，我妹妹莎娜虽然是年轻人，却没那么随和。她也夸帕斯卡心地善良，但不能像母亲那样为了我的原故就赞成他的一切举动。她在礼节方面存有偏狭的想法，老是反对帕斯卡那种天生轻视外表的脾气；看见母亲对这个古怪的外国小矮子那样亲热，她几乎毫不掩饰地表示诧异。我注意到，不但我妹妹如此，其他一些人也都如此，我们青年一代完全不像一些老辈那样会表示热诚和易动感情。我经常看到，老年人一旦想到什么快乐的事，就会神情激动，涨红了脸，而他们生性冷静的儿孙却对那类事丝毫无动于衷。我想，我们现代这些人，像我们的老辈当年一样，也都是心地诚实的儿女吧？会不会是因为教育进步得太快了呢？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受的教育过多了呢？

我虽然不打算明确地答复这些问题，但至少可以在这里提一笔，那就是，每次看到母亲、妹妹和帕斯卡在一起，我总觉得母亲要比妹妹年轻许多。单说这一次，老太太看见我们像小孩似地跌进客厅，就忍不住痛快地大笑，但莎娜却忙着去拾那些茶杯碎碴儿，原来教授匆匆赶到门口接我，把一只杯子从桌上撞下来砸碎了。

“你要是再过半天不来呀，沃尔特，”我母亲说，“我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帕斯卡等得不耐烦，差点儿急疯了，我很想知道这件事，也差点儿急疯了。教授说他带来了一件和你有关的好消息，可是怎么也不肯向我们透露，一定要等他的朋友沃尔特到了才说出来。”

“真叫人生气，一套茶具给弄得残缺不全了，”莎娜自言自语地嘟哝，伤心地紧瞅着那些碎杯碴儿。

她说这话时，帕斯卡根本没想到磁器已在他手下无法挽救地遭了殃，而是仍旧那样兴冲冲地折腾着，把一张大扶手椅拖到了屋子的另一头，准备像当众演说那样向我们三人发表讲话。他掉转椅背对着我们，然后跳上去跪在椅子里，从那临时讲台上向寥寥三个听众慷慨陈词。

“喂，亲爱的好人，”帕斯卡开始讲话（他每逢要唤“高贵的朋友”时，总是称呼“亲爱的好人”），“听我说呀。现在时候到了，让我宣布我的好消息，这会儿我可以说了。”

“你们听呀，你们听呀！”我母亲跟着凑趣儿。

“那个最好的扶手椅，妈妈，”莎娜悄声说，“椅背要被他压坏了。”

“我要从我过去的事情谈起，我要谈一谈那位世上最高贵的人，”帕斯卡够过了椅子背接下去说，虽然没指名道姓，但他那样情绪激昂地谈论的人就是我，“他发现我死在海底里（那是因为抽筋的原故）；他把我托到水面上；我苏醒过来，重新穿好衣服，那时候我说什么来了？”

“何必去提这件事呢，”我竭力反对，因为，只要你稍许有一点儿愿意听的表示，教授就会激动得痛哭流涕。

“当时我说，”帕斯卡只顾讲下去，“以后我这条命是永远属于我的好朋友沃尔特的了——真的，就是这样说的嘛。我还说，一定要找到一个机会，替沃尔特办一件好事，否则我是永远不会快乐的——此后，我一直感到有一种欠缺，一直到今天这个最幸运的日子。可是现在，”热情洋溢的小矮子放开嗓子大喊，“满腔的快乐，就像汗水从我每一个毛孔里冒出来，因为，用我的信仰、灵魂、荣誉担保，那件事终于办成功了，现在我只要说：顺利呀，一切顺利！”

这里我也许需要说明一下：帕斯卡感到很骄傲，因为相信自己不但在衣着、态度和娱乐方面完全像英国人，而且自己的语言也说得和英国人一样好。他学会了一两句我国最习用的口语，于是，一想到这些语句，就东扯西拉地把它们凑在自己的谈话里，他只欣赏它们的声音，一般并不理解它们的意思，结果是把它们改变成为一些独创的复合字与重叠语，并且老是把它们串连起来，就好像那是由一个很长的音节组成的。1“在我前去教本国语文的那几个伦敦的豪华住宅当中，”教授不再绕开场白，开始抓紧时间谈他迟迟未说明的事，“有一个非常豪华的住宅，就在那个叫波特兰的大广场上。那地方你们都知道吧？对，对，不错，一点不错。在那个豪华的住宅里，亲爱的好人，住着一户高贵的人家。一位妈妈，又漂亮又富态；三位小姐，又漂亮又富态；两位少爷，又漂亮又富态；一位爸爸，最漂亮也最富态，他是一位大商人，一身都是金子，从前，他也是个美男子，1在帕斯卡以下的谈话中，有更多生拼硬凑、不合习惯用法的词语，可见他的英语说得很不高明。——译者注

可是现在，瞧瞧他那秃脑袋瓜子和双下巴颏儿，他不再是美男子了。现在言归正传！我在教三位小姐读但丁那部伟大的作品，可是，啊！我的天呀我的天！你无论用人类的什么语言，也没法形容但丁的伟大作品把三位小姐的聪明脑袋弄得怎样稀里糊涂！

好，没关系，总有一天会明白的，对我来说，课上得越多越好。现在言归正传！你们不妨自己去想象一下那情景，今天，像往常一样，我正在教那2几位小姐。我们四个人一同下了但丁的地狱。到了第七层——这无关重要，对三位又漂亮又富态的小姐来说，反正各层都是一样——可是，到了第七层，我的学生都钉住在那儿不动啦，我要她们继续前进，于是，又是朗诵又是解释，但是，无论怎样卖力气也没用，恼得我涨红了脸，可是就在这当儿，打外面走道里传来咯吱咯吱的皮鞋声，那位金子爸爸，那位秃脑袋瓜子、双下巴颏儿的大商人进来了。哈哈！亲爱的好人，现在我要比你们预料的更快谈到那件事了。你们是不是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也许，你们已经在嘀咕：‘真是活见鬼呀活见鬼！今天晚上帕斯卡又该没完没了地谈下去了吧？’”

我们声明，大家都非常感兴趣。于是教授又接着说下去：“金子爸爸手里拿着一封信，先道了扰，说明他干吗要为了一件活人的事情，来打搅我们这几个正在阴间的人，接着就去找三位小姐谈话。一开始，他也像你们英国人在幸福的人间谈到每一件事那样，照例是大声儿用一个‘哦’字开头。‘哦，亲爱的，’大商人说，‘我这儿有封信，是我朋友某某先生寄来的’（那名字我忘了，可是，没关系，咱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件事：对，对，顺利呀，一切顺利）。再说，那位爸爸讲，‘我收到我朋友某某先生一封信，他要我推荐一位画师，到他乡下庄园里教画。’我的天呀我的天！听到金子爸爸说这话的时候，要是我长得高大，可以够得上去，那我准得搂住他的脖子，好半晌感激涕零，把他紧紧拥抱在怀里！但是，结果呢，我只在椅子上掀动了一下。我的座位上好像生了刺，我心急如焚地要说话，但是仍旧紧闭着嘴，让爸爸说下去。‘也许你们知道，’阔绰的大好佬一面说，一面把朋友的信放在他金手指当中颠来倒去地播弄，‘也许你们知道，亲爱的，有哪位画师可以让我推荐吧？’三位小姐你瞅我我瞅你，最后说（开头总要大声儿来上一个“哦”）：‘哦，不知道，爸爸！可是，瞧，帕斯卡先生——’一听提到我，我可再也忍耐不住了，该介绍你呀，亲爱的好人，这念头像血一样涌到我脑袋里，我从座位上跳下，好像有一根长钉，从地里冒出，刺穿了我的椅子面，我向大商人发话了，我说（用的是英国成语）：‘亲爱的先生，我有这样一个人！他是全世界第一流画师！今儿晚上就去信推荐他吧，让他带着全部行装启程吧（又是一句英国成语，哈哈！），让他带着全部行装，搭明儿的火车启程吧！’‘慢着，慢着，’爸爸说，‘他是外国人还是英国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国人，’我回答。‘是一位正派人吗？’爸爸问。‘先生，’我说（因为，他提的这个问题惹恼了我，我不再向他表示亲热了），‘先生！这位英国人心里燃着天才的不灭的火焰，再说，早先他父亲也是这样儿！’‘不去管那些，’野蛮的金子爸爸说，‘不去管他什么天才，帕斯卡先生。我们这个国家不需要什么天才，除非是天才加上2但丁（1265—132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诗人。在他写的《神曲》中，地狱被想象为上广下窄的漏斗形空间，共分九层，罪人的灵魂按生前罪孽轻重，分别在各层受不同的惩罚。在第七层地狱中，暴君和暴徒等的灵魂受火雨与热沙的折磨。——译者注

正派，那样我们就非常欢迎，真的，非常欢迎。您的朋友能提供证明文件，我的意思是，证明他品格优良的信吗？’我满不在乎地摆手儿。‘信呀？’我说。‘哈哈！我的天呀我的天！那还用说！如果您要的话，有整捆的信，大包的证明书！’‘只要一两份就够了，’这个冷冰冰的金人说。‘让他把证件寄来给我，写明了他的姓名住址。慢着，慢着，帕斯卡先生，您要去看1您朋友，最好是先带去一张便条。’‘钞票呀！’我发火了。‘我那好样儿的英国人没挣到钞票之前，您还是别先提到钞票。’‘钞票！’爸爸显得十分惊奇，‘谁提钞票了？我的意思是说，一张说明条件的便条，一张有关他需要做什么工作的便笺。您继续上课吧，帕斯卡先生，我把需要知道的几点从我朋友的信里摘录下来给您。’这位有钱的生意人坐下来，去跟他的纸、笔、墨水打交道，我又由我那三位小姐跟着，一同下但丁的地狱。过了十分钟，便条写好了，爸爸的皮靴沿着外面的过道一路咯吱咯吱地响过去了。打那时起，用我的信心、灵魂、荣誉担保，我其他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我洋洋得意，想到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机会，想到对世界上我最要好的朋友感恩图报的事几乎已经完成，我快活得像喝醉了酒。至于我怎样把自己和我那几位小姐再从我们的阴间拉出来，怎样上完了后面那几课，怎样咽下了那几口晚饭，那我就像一个月球上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所知道的是，我明明是来到了这儿，手里拿着大商人写的便条，热情激动得像火烧，快活得像个皇帝！哈哈哈！顺利呀顺利，真是顺利，一切顺利！”说到这儿，教授把那张开列着条件的备忘录在脑袋上空挥舞着，逼尖了嗓子，用意大利腔的英语欢呼，结束了这滔滔不绝的长篇叙述。

他刚一住口，我母亲就站起身，双颊绯红，眼睛闪闪发亮。她热情洋溢地拉住小矮子的一双手。

“亲爱的好帕斯卡呀，”她说，“我一直认为你对沃尔特的友爱最真挚，现在我更相信这一点了！”

“可不是，为了沃尔特的事，我们非常感谢教授，”莎娜把话接下去。她说时微微抬起身子，好像也打算向那张扶手椅跟前走过去，但是，一看见帕斯卡那样狂喜地吻着母亲的手，就露出了慎重的神气，又在位子上坐好了。

“瞧这个熟不拘礼的小矮子，他对母亲都这样儿，对我又会怎样呢？”有时候脸上的表情说出了心底里的话，莎娜重新坐下时，心里肯定就是这样想法。

虽然我明白帕斯卡的动机，感激他的好意，想到即将担任的教职很有出息，按说应当欢喜，然而，我却鼓不起兴致来。等教授吻够了我母亲的手，我才热情地道谢，感激他为我的事操心，接着就索取那张便条，要看他高贵的东家给我开的条件。

帕斯卡得意洋洋地一挥手，把纸条递给了我。

“瞧吧！”小矮子摆出了一副架子说。“向你保证，我的朋友，金子爸爸写的这玩意儿，就像喇叭吹出来的一样清楚。”

开列着条件的便条，写得简单明白，至少是面面俱到的。它通知我以下几点：1第一点：坎伯兰利默里奇庄园主人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聘请一位完全合格的画师，任期暂定为至少四个月。

1在英文中，便条是note，钞票是bank-note。——译者注1坎伯兰郡在英格兰西北，西滨爱尔兰海，山中多湖，号称湖泊区，以风景优美著称。——译者注

第二点：教师担任的工作包括两方面。他将指导两位小姐学习水彩画；他将利用课余时间修补和裱糊一批长期疏于照管的珍贵图画。

1第三点：有意应聘并能胜任者，其待遇将为周薪四畿尼；他将下榻利默里奇庄园；在庄园内他将受到贵宾的待遇。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凡有意担任上述职位者，必须提供有关本人品行与才力的最可靠证明书。证明书应寄交费尔利先生在伦敦的友人，由其最后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这些办法后面，是帕斯卡波特兰广场的东家的姓名住址，便条到此结束。

为我介绍的这一职位，确实很吸引人。工作大概既轻松又适意；聘请是在我最为空闲的秋季里提出的，而根据我本人干这行的经验，待遇确是十分优厚。我知道这一切；我知道，如果能获得介绍的职位，这对我应当说是很幸运的；然而，一看完便条，我就莫名其妙地不愿意做这件事。有生以来，我从来不曾像当时那样感觉到：在自己责任应尽的事与本人乐意去做的事之间，出现了那样令人痛苦的、无法解释的矛盾。

“哦，沃尔特，你父亲从来没遇到过这样好的机会！”我母亲说，她看完开列着条件的便条，把它递还给了我。

“认识的是这样有地位的人，”莎娜在她椅子里挺起了胸，“享受的又是这样被人尊重、令人满意的待遇！”

“是呀，是呀，待遇在各方面都很吸引人，”我不耐烦地说。“但是，在提交证明书之前，我还要稍许考虑一下——”

“考虑！”我母亲大声儿说，“哎呀，沃尔特，你这是怎么啦？”

“考虑！”我妹妹应声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你说出了这种话，够多么奇怪！”

“考虑！”教授一唱一和，“这有啥考虑的？你倒回答我这个问题！你不是埋怨自己身体不好吗？你不是一直想要，像你说的那样，‘咂一口乡下的清风’吗？好！瞧瞧你手里这张字条，它可以叫你一连四个月喝乡下的清风，呛得你透不过气来。你说对吗？哈哈！再有，你缺钱。好呀！每周四个金畿尼，难道这不是钱吗？我的天呀我的天！要是把这些钱给了我呀，我就会像那个金子爸爸一样，体会到金钱的万能，把一双皮鞋踩得咯吱咯吱响！每周四畿尼，这还不算，还可以陪着两位可爱的小姐；这还不算，还有你的住宿，你的早点，你的晚餐，你的午餐，冒泡泡的啤酒，可以痛痛快快喝它一个够的英国茶，一切不用花钱——哎呀，沃尔特，亲爱的好朋友，真是见鬼呀见鬼！我生平第一次，两只眼睛一起瞪着你也不够表示我的惊奇！”

无论我母亲毫不掩饰地对我的举动表示惊讶也好，还是帕斯卡热情激动地向我列举新工作的种种优点也好，都不能动摇我那莫名其妙的想法，我仍旧不愿意去利默里奇庄园。我提出了所有能想到的鸡毛蒜皮的理由来反对，说明为什么不愿意去坎伯兰，后来，他们一一答复了这些问题，驳得我直发窘，于是我又试图设置最后一道障碍，便这样问他们：如果我去教费尔利先生的小姐学绘画，那把我伦敦的学生怎么办。这是一个分明不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大部分学生即将开始秋季旅行，都要到外地去，至于少数留在家里的学生，那可以转托给我一位教绘画的同事，以前有一次，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也曾接过他教的学生。我妹妹提醒我，说这位先生曾特地表示，如果我要在1畿尼是英国当时的金币。——译者注

这个季节里离开城市，他愿意为我代劳，我母亲严肃地劝告我，叫我不要因为一时任性，妨害了我的事业，影响了我的健康；帕斯卡苦苦地央告，说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向救命的朋友感恩报德，叫我不要拒绝，因为那会使他伤心的。

他们这样劝诫我，分明是出于诚挚与爱怜，这会使任何稍有心肝的人为之感动。我虽然不能消除那无法解释的成见，但至少由于自己的道德观念而对此深感羞愧，于是，为了愉快地结束这一场争论，只好作出让步，答应一切都按照他们要求我的去办。

那天晚上，后来大家又很高兴了，都说着笑话，谈到将来我到了坎伯兰和两位小姐在一起的生活。帕斯卡喝了我国特产的酒，酒刚下肚五分钟，好像已经上了头，起了神妙的作用，他兴致勃发，要证明自己确实可以被认作是一位地道的英国人，于是很快地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一会儿为我母亲健康干杯，一会儿为我妹妹健康干杯，为我健康干杯，为费尔利先生和那两位小姐全家人健康干杯，紧接着，真叫人啼笑皆非，又替那全家人答谢。“有一句秘密话要告诉你，沃尔特，”我们俩一同走回去时，我的小矮子朋友背着人对我说。“一想到自己有这样好的口才，我就非常兴奋。我怀抱雄心壮志。将来我总有一天要进入你们高贵的议会。我一生的志愿就是要成为尊敬的帕斯卡议员！”

第二天早晨，我把我的证明文件寄给住在波特兰广场的教授的东家。三天过去，我暗中高兴，相信我的证明文件被认为不合格了。但是到了第四天，回信来了。信里说费尔利先生愿意聘请我，要我立即动身去坎伯兰。信里的附言中还很仔细和明确地对我的旅程作了必要的说明。

我满肚子不愿意地打点了行装，准备次日一早离开伦敦。傍晚帕斯卡来看我，他去赴一个宴会，顺路前来为我送行。

“你走了以后，我是不会淌眼泪的，”教授鼓着兴致说，“因为我想到了这件得意的事情。都亏我这吉利的手，它第一次把你推到社会里去寻找好运。去吧，我的朋友！看在老天爷份上，等太阳照在坎伯兰的时候，快晒好1你的干草吧（这是一句英国成语）。在两位小姐当中娶她一个；当上尊敬的哈特赖特议员；将来你爬到梯子顶上可要记住，这一切都是亏了梯子底下的帕斯卡呀！”

我听着我的小矮子朋友临别时的逗乐，也装出了笑，然而我的兴致并未因此提高。他说这些轻松话给我送行时，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刺痛。

整天里热气憋得人难受，这会儿天晚了，更是又闷又热。

我母亲和妹妹临别时叮嘱了许多活，多次留我再待上五分钟，所以，等仆人在我背后关上院门时，几乎已近午夜。我沿着回伦敦的一条捷径走过去几步，但接着就停下来，迟疑不前。

无星的深蓝色天空中，悬着明晃晃一轮满月，荒原的崎岖地面在神秘的月光下显得那么空旷，就好像远离开下边大城市几百里。一想到很快就要回到伦敦又闷又热的地方，我就感到厌恶。当时我是那样烦躁，想到要在我那1“趁好太阳晒干草”的意思是“别坐失良机”。——译者注

间不通风的宿舍里就寝，就好像想到要逐渐窒息而死一样。于是我决定尽可能绕最远的路回去，要在空气更清新的地方漫步，沿着那些白茫茫的曲折小径，穿过冷落的荒原，拐上芬奇莱路，通过最空敞的城郊抵达伦敦，这样就可以绕过摄政公园的西面，在第二天凉爽的清晨回到宿舍。

我向下边慢慢地、曲曲弯弯地越过荒原，沿途欣赏神秘幽静的景色，赞美那些在我四周崎岖地面上悄悄地轮流递换着的光影。那一次夜间步行，我最初是沿风景美丽的一段路前进，只是在意识中默默地接受着景色给我带来的印象，根本不去思考任何问题，可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我简直不能说当时心中存有什么思想。

但是，一走完那片荒原，拐上一条小路，那儿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这时我生活习惯与日常工作中即将发生的变化就自然而然地使我产生了一些杂念，而且，逐渐地，我的心思越来越集中在这些念头上了。等我走到那条路的尽头，我已经全部坠入离奇的幻想：想到利默里奇庄园，想到费尔利先生，想到我不久即将教她们水彩画的两位小姐。

这时我已经走到四条路在那里交叉的地方：一条路通汉普斯特德，就是我刚才走回来的那条路，一条路通芬奇莱路，一条路通西城，另一条路是回伦敦的路。我不知不觉地拣了最后的方向，沿着那条冷落的大路漫步走去，记得我正在猜想坎伯兰的两位小姐是什么模样，可就在那一刹那间，我全身的血液都凝住了，突然有一只手从我后面轻轻地搭在我肩上。

我立刻转过身，手指紧握住我的手杖柄。

就在那宽阔和光亮的大路当中，就好像在那一瞬间从地下冒出来，或者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站立着一个孤零零的女人，从头到脚，穿着一色白衣服，我朝她看时，她一张脸紧对着我，严肃地露出探询的神气，一只手指向笼罩着伦敦的乌云。

在那死寂的夜里，在那荒凉冷落的地方，看到这样一个奇怪的幽灵突然出现，我太吃惊了，以致于一时没法反问她要做什么。倒是这个古怪的女人先开口。

“这是去伦敦的路吗？”她问。

她向我提出这个奇怪的问题时，我朝她仔细地看。那时已将近一点钟。月光下我只看出：一张年轻人的苍白的脸，很瘦削的面颊和下颏，一双忧郁地注视着人的严肃的大眼睛，一对神经质的、变化无常的嘴唇，一头蓬松的淡棕色头发。她那神态一点儿不粗野，一点儿不轻佻，而是那么沉着和矜持，但同时又显得有点儿忧郁，有点儿警惕；那神态既不完全像是一位出身高贵的妇女，又不像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女人。她说话时，尽管我只听到那么一句，音调是那么奇怪地低沉和生硬，而且特别急促。她手里提着一个小包，她的服装：头巾帽，披巾，袍子，都是白色的，但是据我猜想，肯定不是用极精致贵重的料子制成的。她身材纤细，比一般妇女略高点儿，她的步态和动作都没有丝毫奇特的地方。在朦胧的光影中，在我们相遇时那种蹊跷可疑的情况下，以上是我能从她身上观察到的一切。我根本没法猜出，她是一个什么身份的妇女，又是怎样会在深夜一点钟独自来到这条大路上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虽然是在那么可疑的深夜里，是在那么可疑的冷僻的地方，但即便是最下流的人，也不致于往坏的方面误解了她说话的动机。

“您听见了吗？”她仍旧那样急促地低声说，一点儿也没有恼怒和急躁的口气。“我问：这是不是去伦敦的路？”

“是的，”我回答，“是去伦敦的路：它通往圣约翰林和摄政公园。千万原谅我没有早点儿回答您。您突然在路上出现，使我很吃惊；到现在我还不大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您总不会疑心我是在做什么坏事，对吗？我可不是做坏事的。我是遭到了灾难——我很不幸，所以才会在这么晚的时候一个人走到这个地方。您凭什么要疑心我是做坏事的呢？”

她说这些话时显得不必要地急切和激动，并且从我身边后退了几步。我竭力劝她放心。

“千万别以为我对您有丝毫的怀疑，”我说，“或者以为，除了要帮助您，我还有什么其他意图。我只是看到您这样在路上出现觉得奇怪，因为，在看到您的前一会儿，好像路上还是空着的。”

她转过身，指了指背后分别通往伦敦和汉普斯特德的两条路交叉的地1方，那儿的树篱有一个缺口。

“我听见您走过来，”她说，“就在那儿躲着，不敢冒险说话，要先看看您是什么样的人。我又担心又害怕，只好一直等您走过去，我才偷偷地跟上您，碰了碰您。”

偷偷地跟上我，碰了碰我？为什么不唤我呢？至少这一点是奇怪的。

“我可以信任您吗？”她问。“您总不会因为我遭到灾难，就把我往坏里想吧？”她茫然无主地站住，把她的小包从一只手里换到另一只手里，苦恼地叹了口气。

这女人孤独无依的情景感动了我。由于一时感情冲动，急于要援救她，我就没能像一个比较年长、较有阅历也比较冷静的人在碰到这种离奇和紧张的情况时那样周密审慎地考虑问题，使用灵活机敏的手段。

“您尽可以信任我，我绝对不会伤害您，”我说，“如果您不愿意向我解释您的奇怪处境，那么，就别再提这件事吧。我无权要求您解释。告诉我，怎样可以帮助您；只要做得到，我一定照办。”

“您真是一位好人，我能遇见您，感到非常幸运。”我第一次听她说出了女性的柔和语言，那声音在颤抖，但是忧郁地注视着我的那双大眼睛并没有闪出泪花，仍旧紧盯着我。“我以前只去过一次伦敦，”她越说越急促，“现在对那儿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我能雇到一辆单马出租车或别的出租马车吗？时间是不是太晚了呢？这我就不知道啦。您是不是能领我到哪儿去叫一辆单马出租车——您是不是真肯保证不干涉我的事，随我什么时候，随我怎样离开您——我在伦敦有一个朋友，他是乐意接待我的——我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您能答应我吗？”

她焦急地向大路两头张望，又把她的小包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里，重复地说“您能向我保证吗，”一面直勾勾地瞅着我，那种在恳求中露出的恐惧和惊慌，我看了感到很难受。

叫我有什么办法呢？这儿是这么一个一筹莫展、完全指望我帮助的陌生人，而这陌生人又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妇女。附近没有一户人家，也没有一个过路人可以和他商量一下；即使我当时知道应当管制她，我也完全无权那样做呀。如今再去翻阅一下这些记述，想到此后发生的那些事就像阴影笼罩在我写的纸上面，我对自己当时的做法也怀疑起来了，然而，我仍旧要说：叫1将小树或灌木密植排列，作为庭院或场地的屏障。——译者注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当时只向她提了一个问题，试图以此争取时间。

“您肯定伦敦的朋友会在这么晚的时候接待您吗？”我问。

“十分肯定。现在只要您说：可以随我什么时候，随我怎样离开您；只要您说：不会干涉我的行动。您肯这样保证吗？”

第三次重复这几句话时，她走近我身边，突然悄悄地把一只手放在我胸口——那是一只细瘦的手，虽然夜晚闷热，但那只手却是冰冷的（我用手推开它时感觉到了这一点）。要知道，那时候我年纪还轻；要知道，触到我的是一个女人的手啊。

“您肯保证吗？”

“肯。”

只那么一个字！那是人们每天时刻说的一个简单的字。哦，天哪！可是现在我写到它时还在发抖啊。

朝着伦敦方向，在寂静的半夜一点钟，我们——我，还有这个女人——一起向前走着，那时她的姓名，她的身份，她的来历，她追求的目的，她走近我身边的用意：这一切对我都是神秘莫测的。当时的情景就好像是一个梦境。难道我就是沃尔特·哈特赖特吗？难道这就是星期天度假日的人所走的那条熟悉的、寻常的路吗？难道我当真是一个多小时以前刚离开我母亲的小屋，离开那个安静的、朴素的、气氛一向是那么融洽的老家吗？我觉得这太奇怪了，同时我隐隐怀有一种类似懊悔的感觉，以致有一会儿工夫没有对我那奇怪的同路人说话。后来又是她的声音先打破了我们的沉寂。

“我想问您一件事，”她突然说，“您在伦敦有许多熟人吗？”

“有的，有许多熟人。”

“都是有身份有爵位的吗？”她这句奇怪的问话明明含有一种疑虑的口气。我回答前迟疑了一下。

“有几个是的，”我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许多，”她说到这里停下了，用探索的眼光瞧着我的脸，“许多都是有从男爵爵位的吗？”

我惊奇得一时没法回答，于是接过来反问她。

“您为什么要打听这个？”

“因为，为自己考虑，我希望您不认识一位从男爵。”

“可以把他的姓名告诉我吗？”

“我不能——我不敢——我刚才只是因为不留心才提到了这件事。”这时她几乎是恶狠狠地大声说，一面举起一只握紧的拳头，激动地把它挥了挥，接着又突然控制住感情，把声音压低到像耳语般补充了一句：“告诉我，您认识的是几个什么人？”

我不好意思不顺着她答复这样琐碎的问题，于是说出了三个人的姓名。其中两个是我女学生的父亲，另一个是单身汉，他有一次邀我到他游艇上去玩，并为他画了几幅速写。

“啊！您不认识他呀，”她舒了一口气。“您也是一位有爵位的贵人吗？”

“根本不是。我不过是一个教画的罢了。”

我这句答话一出口（也许那口气很是辛酸），她就抓住了我的胳膊，那动作很突然，她所有的动作都具有这一特点。

“不是一位有爵位的贵人，”她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

“谢天谢地！这样我可以信任他了。”

刚才，因为体恤这位同路人，我一直克制着好奇心，可是这会儿我再也忍耐不住了。

“大概，您有充分的理由恨某一些有爵位的贵人吧？”我说。“大概，您不愿意指名道姓的那位从男爵做过很对不起您的事情吧？在深夜里这样不寻常的时刻，您来到这儿，难道就是因为他的原故吗？”

“别问我这个；别叫我谈这件事，”她回答。“这会儿我不大舒服。我受到虐待，受到极大的冤屈。最好请您快快地走，别跟我谈话。我真想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

我们又快步向前走；至少走了半小时，谁也没说一句话。由于不便再问什么，我只不时地朝她脸上偷看一眼。这张脸仍旧是那样，嘴唇抿紧了，眉头蹙起着，眼睛笔直地向前望，显得急切但又茫然无主。我们走到有人家的地方，已接近新建的韦斯利学院，她那紧张的神情才缓和下来，这时她又开口了。

“您住在伦敦吗？”她问。

“是的。”答话刚出口，我就突然想到，也许她有什么事要我帮助，或者要向我讨主意吧，我不要让她的希望落空，应该告诉她我即将出门。于是我补充道：“但是，我明儿就要离开伦敦一个时期。我要到乡下去。”

“哪儿呀？”她问。“北方还是南方？”

“北方——去坎伯兰。”

“坎伯兰！”她口气亲切地重复了这个地名。“啊！我希望也能到那儿去。从前我在坎伯兰的时候多么幸福啊。”

我再一次试图揭开我与这女人之间的那层帷幕。

“也许，您是出生在那个风景美丽的湖泊区吧？”我说。

“不是的，”她回答。“我出生在汉普郡，可是有一段时期在坎伯兰上学。湖泊吗？我不记得什么湖泊了。我想再看到的是利默里奇村，是利默里奇庄园。”

这一次是我突然止住了步。我正感到紧张和好奇的时候，我这个古怪的同路人居然脱口说出了费尔利先生的住址，这使我大为惊讶。

“您是听见有人在后面唤咱们吗？”她问，我刚刚止步，她就胆怯地向大路两头张望。

“不是，不是。我只是听到利默里奇庄园的名字觉得奇怪，前几天我刚听到坎伯兰的人提起这个地方。”

“啊！我可不认识那些人。费尔利太太去世了；她的先生去世了；他们的小女儿现在也许出嫁了，到外地去了。我不知道现在利默里奇庄园里住的是些什么人。如果那儿还有姓这个姓的，那我也只是因为费尔利太太的原故才会喜欢他们。”

她好像还要说什么，但是，刚打算谈话，我们已经走到可以看见林荫路尽头关栅的地方。这时她的手更紧地揪住我的胳膊，眼光急切地向前面关栅门望过去。

“管关栅的在向外边看吗？”她问。

他没向外边看；我们穿过关栅门时，附近没有其他的人。她一看到那些煤气灯和房子，就显得很激动，她着急了。

“伦敦到了，”她说。“您看有没有马车可以让我雇一辆？我又累又怕。

我要把自己关在车里赶路。”

我向她解释，说除非我们运气好，能遇到一辆空车，否则就必须再向前走一段路，赶到停马车的地方，接着我又试图引她重新谈论坎伯兰的事。但是，我怎么说也没用。她一心只想把自己关在车里赶路。她再也没心去思考和闲谈别的事。

我们沿着林荫路走下去，还没走完那条路的三分之一，我看见几幢房子前面有一辆马车正在对街一家门口停下。一位先生下了车，走进院门。等车夫又登上驾驶台，我就召唤那车。我们穿过大路时，我的同路人已经急得几乎是催赶着我跑过去。

“时间太晚了，”她说。“我必须赶快，因为，时间太晚了。”

“只能去托特纳姆支路，先生，其他地方我可不能送二位了，”我拉开车门时，车夫很有礼貌地说。“我的马太累了，我不能把它赶到比马房更远的地方。”

“行，行！这样很好。我就是要走那条路——我就是要走那条路。”她气喘吁吁地抢着说，一面在我身边向车里挤。

我先确定车夫没有喝醉，并且人很和气，然后让她上了车。后来，她在里面坐好了，我就提议，要把她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不不不，”她激动地说。“现在我很安全了，我这样很好。既然您是一位正派人，就请记住您答应我的话。让他赶车走，到了那地方我会叫他停下。多谢您——哦！多谢您，多谢您！”

我手扶着车门。她抓住我的手，吻了它一下，然后推开了它。同时马车开动，我闪到路当中，迷迷糊糊地想到要叫车再停下，但又迟疑不决，我不知道那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因为怕这样会吓住了她，使她感到不快呢？），最后，我喊出了声，但是声音不太响，没能引起车夫的注意。车轮的辚辚声在远处变得更轻——马车隐没在路上的黑影里——白衣女人消失了。

过了十分钟，也许更多一些时间。我仍旧在路的那一边：一会儿不知不觉地向前走上几步，一会儿又茫然无主地停了下来。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正在疑心这次奇遇是不是真实的；又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件事，但又不知道早先应该怎样做才对，于是就感到不安，并且由于无可奈何而觉得痛苦。我几乎不知道，当时我是要向哪儿走，是要再做什么事：我什么都不清楚，只觉得思想混乱，可就在这当儿，一辆突然从我后面迅速驶近的马车的轮声引起我的注意，几乎可以说是把我惊醒过来。

我止住步回头看去，当时我站在大路黑暗的一边，隐没在花园里一些树木的阴影里。在我前面不远的路对面较亮的地方，一个警察正朝摄政公园那边踱去。

马车在我旁边驶过，那是一辆双人乘的敞篷二轮马车。

“停下！”一个人叫道。“瞧那儿有个警察。咱们去问问他。”

马立刻在距我站立的黑暗处几码远的地方停下。

“警察！”首先说话的那个人喊道。“你瞧见一个女人经过这条路吗？”

“什么样的女人，先生？”

“一个女人，穿着一件淡紫色袍子——”

“不，不，”第二个人打断了他的话，“我们给她穿的那些衣服，后来在她床上发现。她逃走的时候，身上肯定是穿从前去咱们那儿时候穿的。是白色的，警察。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

“我没看见，先生。”

“如果你或者你的同事碰到这个女人，就拦住她，小心地把她监视好了，送到这个地址。我会付一切费用，另外还有重赏。”

警察看了看递给他的名片。

“我们为什么要拦住她，先生？她犯了什么事呀？”

“犯了什么事？！她从我的疯人院里逃出来了。别忘了，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往前赶。”

“她从我的疯人院里逃出来了！”

这句话的可怖的含意，对我来讲说不定是意想不到的。最初，我答应让那个白衣女人逃走，是未经仔细考虑的，后来，听她向我提出了几个古怪的问题，我又有这样的想法：也许，她生性是那样容易惊慌不安吧；也许，她是最近受到了什么恐怖的刺激，所以会那样精神恍惚吧。至于说她完全疯了，也就是我们联想到与疯人院有关的那种疯癫状态，老实说，那我对她可是绝对没想到的。无论是在她的言语中还是在她的行动上，当时我都没看出，有哪一点儿地方能证明她是疯子；即便是现在，听到陌生人对警察讲了以上的话，这样说明了她的身份，我依然不能相信那是真的。

那么，我究竟做下了一件什么事呢？是帮助一个受害者逃出了最可怕的牢笼呢，还是放走了一个不幸者，让她投到伦敦的茫茫人海中，而她的那种行动，我们每个人不但应当对其表示怜悯，而且是有责任加以管制的呢？想到了这个问题，但又觉得现在提出已为时过晚，于是我就谴责自己，感到不安。

最后我回到克莱门特学院宿舍，但心烦意乱，毫无睡意。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动身去坎伯兰了。于是我坐下来，先试着绘画，再试着看书，但是，那个白衣女人总是在我和我的铅笔与书籍之间打扰我。这个可怜的人儿会遭到什么不幸吗？我首先想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不愿自寻烦恼，又避开了这个念头。此后我就去想另一些不那么令人感到懊恼的问题：她让马车停在什么地方了？她这会儿怎样了？她可曾被二轮马车上的人追上并捉住？她仍能那样逍遥自在吗？我和她会不会在最初分道扬镳，到了神秘的未来却又在某处再次相遇？

令人宽慰的是，时间终于到来，可以锁上我的房门，丢下在伦敦的工作，离开伦敦的学生和伦敦的朋友，又开始去找新的乐趣，过一种新的生活了。甚至火车站上的喧闹和纷扰，平时只会使人厌烦和慌乱，现在反而使我精神振作，心里痛快了。

根据旅程的安排，我应当先到卡莱尔，然后沿一条铁路支线向海岸进发。说来运气也真不好，我们的车在兰开斯特和卡莱尔之间抛了锚。由于这一意外的耽搁，我就没能及时转乘支线的车。我不得不候了几个小时；等到下一班火车最后把我送到距利默里奇庄园最近的车站上，已经敲过十点，夜里天色很黑，我几乎看不清道路，所以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费尔利先生吩咐在那儿接我的马车。

车夫分明是因为我来迟了而感到不快。他像一般英国仆人那样，也是必恭必敬地一句话不说。我们的马车在极端沉寂的黑暗中慢慢驶去。路很坏，再加上夜里四外漆黑，更不容易很快地走完那一段路。我们离开车站后，根据我的表，走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我才听见远处传来海浪声，我们的车轮在一条平坦的石子环行车道上辚辚震响。走上这条车道之前，我们先进了一个大门，后来又进了一重门，才在正房前面停下。一个身穿号衣、态度严肃的男仆迎接我，告诉我主人全家都已安歇，然后把我领进一间高大的房间，我的晚饭已经摆在那里，冷清清地放在一张空落落的红木餐桌尽头。

我酒和菜都吃不大下，因为我十分疲劳，情绪也不好，尤其因为那个态度严肃的男仆摆足了架子在一旁侍候着，就好像当时并不是我一个人来到庄园，而是有一小群宾客前来赴宴似的。过了一刻钟，我准备去我的卧室。态度严肃的仆人把我领进一间陈设得很精致的房间，说了一句“九点钟用早餐，先生”，向四面望了望，看是不是每样东西都已安排妥当，然后悄悄地退了出去。

“今天夜里我会梦见些什么呢？”我灭蜡烛时心里想，“是那个白衣女人吗？还是这个坎伯兰公馆里那些没有见过面的人呢？”睡在这所房子里，很像是这家人的朋友，但这家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连面都不曾见过，这确实会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啊！

第二天早晨我起身以后，打开了百叶窗，大海在八月里的灿烂阳光下喜洋洋地展开在我前面，远处苏格兰的海岸在地平线上镶了几道淡淡的蓝边。

由于看厌了伦敦那些砖头灰泥建筑，这会儿呈现在眼前的景色立刻使我感到十分惊奇与新鲜，我觉得自己突然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接触到一系列新的想法。我忽然对过去感到陌生，但一时又没对现在与将来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于是我的心里就充满了一种迷惘之感。几天前的事就好像是许多月以前发生的，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淡薄了。帕斯卡怎样意想不到地宣布他为我找到了现在的工作；我告别时怎样和母亲、妹妹一起度过那个晚上；甚至还有我从汉普斯特德回去时怎样在路上遇到了那件神秘的怪事：这一切都好像是我一生中早期发生的事了。虽然那白衣女人仍旧留在我的脑海中，但她的形象仿佛已经变得黯淡模糊了。

将近九点，我走到住宅的底层。前一天晚上迎接我的那个态度严肃的男仆正在过道中徘徊，这时很殷勤地把我领进早餐室。

仆人推开门，我四面一看，只见长长的房间当中有一张上面摆得很整齐的早餐桌，屋子里有许多窗户。我从桌子跟前向房间顶里边那扇窗子望过去，看见一位小姐正背对着我站在窗口。我的眼光刚接触到她，就被她那优美罕见的身段和落落大方的态度吸引住了。她身材颀长，但并不太高；丰腴秀丽，但并不肥胖；她的头在肩上显得那么安详、灵活而又端正；她的腰部在男人们眼中是最完美的，因为部位匀称，丰满适度，并不因为穿了紧身褡而有损它的美。她没听见我走进屋子，我就趁机恣意欣赏了她一会儿，然后移动了一下身旁的椅子，因为这样可以一点儿也不令人发窘地引起她的注意。她立刻向我转过了身。她刚开始从屋子那一头朝我这面走过来，身体和四肢的动作就显得那样轻盈优美，使我心旌摇曳，急于看清楚她的脸。她离开了窗子——我对自己说，这位小姐长得很黑。她向前走了几步——我对自己说，这位小姐很年轻。她走到更近的地方——我对自己说（那样惊讶感觉是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这位小姐长得真丑呀！

“天公不铸错”这句陈旧的格言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显得经不起一驳；而一个可爱的身材，也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由于上面有了那一张脸而使人对它所抱的美好期望在惊讶中落空。这位小姐的肤色几乎是黧黑的，她唇上边的柔毛简直像是一撮胡子。她有着男性那种显得刚强的大嘴和下巴颏，目光犀利、表情坚定的棕色暴眼睛，前额上是长得特别低、黑得像煤一般的浓发。不开口的时候，她那副表情——爽朗，坦率，机敏——没有一点儿女性那种吸引人的文静与柔顺，而一旦缺少了这些特点，即便是最漂亮的妇女也不能称之为完美的了。你看到了一位雕塑家渴望将其当作模特儿的肩胛，然而它上面却有着这样的一张脸。最初，匀称的四肢在端庄文雅的动作中表现的美使你陶醉，然后，那完美的身材表现的男性的姿态与神情又几乎使你厌恶。这种感觉很奇特，它好像我们一般人常常在睡梦中不由自主地感到不快，但又并不因为已认识到那是梦中的怪诞与矛盾而不加介意。

“哈特赖特先生？”小姐用探询的口气说，而这话一出口就立刻显得温柔娇好，那张黑糁糁的脸上映出了微笑。“昨儿晚上我们不指望您会来了，所以都像平时一样去睡了。请原谅我们的怠慢，并请允许我介绍自己：我是您的一个学生。让我们握手好吗？我想，既然我们迟早要来这一套，那么，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应个景呢？”

这几句很奇特的欢迎词，她说得清脆、响亮、悦耳。她像极有教养的妇女那样从容自然、沉着稳重地向我伸出了一只手——那只手相当大，但很美。我们一起在早餐桌旁边坐下，彼此显得那么熟悉亲切，就好像已相识多年，现在是约好了在利默里奇庄园会见，闲谈着一些往事似的。

“我希望，您来舍下不会嫌简慢，能从您的教课中获得最大的愉快，”小姐接着说。“今儿早晨一开始就要请您原谅，因为只有我陪您早餐。我妹妹在她屋子里调治基本上是妇女害的那种病：有点儿头痛；她的老保姆魏茜太太当心调护她，给她吃一些汤药。我叔父费尔利先生每顿饭都不和我们一起吃；因为身体不好，他总是在自己屋子里过着单身汉的生活。现在这儿只有我一个人。前些日子倒来过两位小姐，可是她们昨儿都很失望地走了，这也难怪。她们来的那几天里，因为费尔利先生一直身体欠佳，在我们家里竟然找不出一位会逗趣、能跳舞、擅长谈话的男人，结果呢，我们几个人老是拌嘴，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每天单是四个女人在一起吃饭，你怎么能指望她们不拌嘴呢？我们都很愚笨，我们不会在饭桌上款待别人。您瞧，我就是瞧不大起我们女人，哈特赖特先生——您喜欢喝点儿什么，茶，还是咖啡？——没一个女人会看重女人，只不过她们很少会像我这样直言不讳罢了。我的天呀，您好像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嘛。是什么问题？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早餐该吃些什么？还是奇怪我谈话这样随便？如果是第一个问题，那么，作为一个朋友，我劝您别去碰您手臂旁边那盆冷火腿，还是等着就要上来的煎蛋卷。如果是第二个问题，那么，我要请您喝点儿茶，让自己安定下来，然后，尽一个女人所能做到的（哦，对啦，这可是妇女最难做到的），我不再开口了。”

她把我那杯茶递给我，一面高兴地笑着。她娓娓动听地谈着话，对一个素昧生平的人显得那么愉快、亲切，那么天真自然，毫不做作，仿佛生来相信自己的能力与身份，而这就使哪怕是最卤莽冒失的人也会对她肃然起敬。和她在一起时，你不可能需要客套，感到拘束，更不可能哪怕是在思想上对她稍许放肆一点儿。即使在受到她那开朗愉快的性情的感染的当儿，即使在我竭力用她那种坦率和轻松的口吻回答她的时候，我依然本能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是了，是了，”她说这话，因为听到我作出唯一可能的解释，说明我为什么露出迟疑的神情，“我明白了。您来到这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所以，听我这样随便地提到舍下的一些人，就没法理解了。这是很自然的，我早就应当想到这一点了。好在我这会儿补救还来得及。这么着，就让我先从自己谈起，尽快把有关这方面的事交代明白吧。我叫玛丽安·哈尔科姆；我管费尔利先生叫叔父，管费尔利小姐叫妹妹，这样称呼并不正确，好在妇女们用字往往是不正确的。我母亲两次结婚：第一次嫁哈尔科姆先生，他是我的父亲；第二次嫁费尔利先生，他是我妹妹（我同母异父妹妹）的父亲。我们两人除了现在都成了孤儿这一点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是完全不相同的。我的父亲是一个穷人，费尔利小姐的父亲是一个有钱人。我什么家当都没有，她可是有一大笔财产。我长得又黑又丑，她长得又白又美。人人都说我又暴躁又古怪（这话一点儿也不错），人人都说她又柔顺又可爱（这话更是一点儿也不错）。总之，她是一位天使，我是一个——您尝点儿那果酱吧，哈特赖特先生，这话妇女说下去碍口，还是请您把它说完了吧。有关费尔利先生的事，这叫我怎样对您说呢？老实讲，我简直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早餐后他肯定要请您去，那时候您就可以亲自观察他了。这会儿我可以让您知道的是：第一，他是已故费尔利先生的兄弟；第二，他没结过婚；第三，他是费尔利小姐的监护人。我离开了费尔利小姐就没法生活，她离开了我也没法生活；所以我才会住到利默里奇庄园来。我和我妹妹最友爱，您也许会说这是无法理解的吧，我完全同意您的想法，然而，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您必须让我们俩都满意，哈特赖特先生，否则就会使我们俩都不满意：再有一件更伤脑筋的事，那就是以后您只好完全由我们两人奉陪。魏茜太太是一位大好人，她具有全部美德，但毫无动人之处；费尔利先生身体太差，他什么人都不招待。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病，医生不知道他有什么病，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病。我们都说，‘那病出在神经上，’但是谁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您今儿见到他的时候，我劝您最好能容忍他那些小小的怪癖。只要您称赞他搜集的那些钱币、版画和水彩画，您就能叫他高兴。说真的，如果您能对宁静的乡村生活感到满足，我看不出您为什么不能在这儿生活得很好。早餐后到午饭时候，您要整理费尔利先生的图画。午饭后，我和费尔利小姐带着我们的写生簿，在您的指导下到野外去写生。绘画是她喜爱的玩意儿，不是我喜爱的玩意儿。女人是不会画画儿的，因为她们的心思太浮躁，她们的注意力太不集中。可是，没关系嘛，既然我妹妹喜欢画画儿，那么，为了她的原故，就让我像所有的英国妇女一样心安理得地浪费一些颜料，糟蹋一些纸张吧。至于晚上的时间，我相信我们有办法让您消磨。费尔利小姐弹得一手好钢琴。我呢，说来也可怜，连两个音符都分辨不清，但是我可以陪您下棋，打双陆，玩纸牌，甚至打弹子（不过，女人在这方面总要差点劲儿）。您觉得这样安排好吗？您能适应我们这种安静和刻板的生活吗？也许，在利默里奇庄园这种沉闷的气氛中，您不能安下心来，很想找一些变化，经历一些惊险的事吧？”

她一直这样很有风趣地谈下去，我始终不去打岔儿，只偶尔为了礼貌关系随便回答几句。但是，她在最后一个问题上提到了那个词儿，也就是偶然说出了“惊险的事”那几个字，这就使我想起了怎样遇到那个白衣女人，而且，因为那个怪人曾经提到费尔利太太，所以这会儿我就想要查明那个逃出了疯人院的不知名姓的人，想要知道她一度与从前利默里奇庄园女主人之间肯定有过的关系。

“即使我是最好动的人，”我说，“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会急于要找惊险的事。就在我来到府上的前一天夜里，我遇到了一件惊险的事，说真的，哈尔科姆小姐，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惊奇和刺激，是我在坎伯兰的这段时期里，也许甚至在更长的时期里不会忘记的。”

“有这样的事，哈特赖特先生！您可以说给我听吗？”

“您是有权利要求听的。这桩惊险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我完全不认识，也许您也完全不认识；但是，她确实用最真诚的感激和尊敬的口吻提到了已故的费尔利太太。”

“提到了我母亲！您的话使我太感兴趣了。请谈下去吧。”

我立即叙述我遇见白衣女人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谈了当时的情景，一字不漏地重述了她讲到有关费尔利太太和利默里奇庄园的那些话。

哈尔科姆小姐从头听到尾，那神情坚定、炯炯闪亮的眼睛一直紧瞅着我。她脸上除了极度的好奇与惊讶之外再无其他表情。对于这件神秘的事，她分明和我一样没有掌握任何可供追查的线索。

“您肯定她谈的是我母亲吗？”她问。

“非常肯定，”我回答。“不管那个女人是谁，反正她在利默里奇村里读过书，受到费尔利太太特殊的钟爱，至今还记得并感激她的情分，因此对她现在一家人仍旧表示亲切关怀。她知道费尔利太太夫妇都已去世，她谈到费尔利小姐，就好像她们俩在童年时代是熟悉的。”

“好像您提到：她说自己不是本地人？”

“可不是，她说她是汉普郡人。”

“您完全没想到要打听她的姓名？”

“完全没有。”

“多么奇怪啊。您决心让这个可怜的人获得自由，哈特赖特先生，我认为这件事做得很对，因为您看到她并不像是一个不适于享受自由的人。但是，如果当时您在另一方面也抱有决心，要打听出她的姓名，那就好了。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查明这件神秘的事。暂时您最好别去向费尔利先生和我妹妹提起，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不知道这女人是谁，不知道她过去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他们虽然脾气完全不同，但是两人都很敏感和神经质；如果告诉了他们，那只会白白地使一个烦恼，使另一个受惊。至于我本人，我非常想要知道这件事，决心从现在起就尽一切力量去查明它。我母亲第二次结婚后来到这儿，确实是创办了如今仍旧开着的那所村校。但是以前的那些老师，有的已经死了，有的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从他们那里是打听不出什么消息来的。除此以外，我只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

她刚说到这儿，我们的谈话被走进来的仆人打断，仆人来传达费尔利先生的话，说请我用完早餐就立即去见他。

“你到厅里去等着，”哈尔科姆小姐仍是那样很敏捷地代我答复了仆人。“哈特赖特先生这就来。我要说的是，”这时她又接下去对我说，“我妹妹收藏有许多母亲的信，其中有写给我父亲的，也有写给她父亲的。既然一时没有其他办法找线索，那我今天早晨就去看一看我母亲写给费尔利先生的信。费尔利先生喜欢伦敦，经常要离开他乡下的住宅；每逢这种时候，我母亲总是给他写信，向他报告利默里奇村里发生的事情。她在许多信里都提到自己最感兴趣的那所学校；我相信，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很可能我已经发现一些线索了。午饭时间是两点，哈特赖特先生。那时候我可以把我妹妹介绍给您，午后我们就驾车到附近地方去，让您看看我们喜爱的风景。那么，两点钟再见。”

她向我点了点头，姿态活泼优美，在娴雅中显得那么亲切，这是她一切言谈举止中的特色，接着她就从屋子尽头的一扇门里消失了。她刚离开，我就转身向厅里走去，仆人跟在后面，首次去会见费尔利先生。

带路的人领我上了楼，走进一条过道，又回到我昨夜睡的那间卧室里，然后打开通隔壁房间的门，请我进去看看。

“主人吩咐我领您去看您的起居室，先生，”仆人说，“请问，您对这屋子里的布置和光线满意吗？”

说实话，如果对这间屋子和它里面的一切陈设再不满意，那我这个人真可以说是太不知足了。从弓形窗子里望出去，正是我早晨在卧室里看了称赞不已的美丽景色。家具都是奢侈华丽的精品；一张桌子在屋子当中灿灿闪亮，上面是精装的书籍，优雅的文具，美丽的鲜花；另一张桌子靠近窗口，上面摆满了裱糊装配水彩画需用的各色材料，桌边上还装了一个小小画架，我可以随意将它展开或者折拢；墙壁上挂着鲜艳的印花棉布；地板上铺的是黄红相间的印度草席。那是一间我生平从未见过的最豪华精致的起居室，我看了赞不绝口。

那个态度严肃的仆人，显然受过严格训练，所以丝毫不露出得意的神情。我说完赞扬的话，他冷淡而恭敬地一鞠躬，接着就默默地给我开了门，又让我走到外面过道里。

我们拐了个弯，走进另一条很长的过道里，最后登上一道短扶梯，穿过楼上的一个小圆厅，在一扇覆盖着深色厚呢的房门前停下了。仆人打开了这扇门，领着我向前走了几码，到了另一扇门前面，又开了那扇门，迎面露出两条淡海绿色缎子门帘，他悄悄地揭开一条门帘，轻轻地说了一句“哈特赖特先生到”，就离开了我。

我来到一间高大的房间里，天花板上面的雕刻精美绝伦，地毯又软又厚，踏在脚底下像是层层丝绒。屋子里一边列着长长的书橱，是用我从未见过的稀有的嵌花木料制的。书橱不到六英尺高，上面间隔得很均匀地摆着云石小雕像。对面是两口古色古香的珍品橱，橱中间空着的地方挂着一幅《圣母与1圣婴》，画上面罩着玻璃，镜框下边的镀金牌上刻着拉斐尔的名字。我走进房门，沿左右两边都摆着小柜和玳瑁金银等细工镶嵌的小架子，上面陈设的是德累斯顿特产的磁人儿，珍贵的花瓶，象牙的装饰，以及各种玩物古董，上面嵌的金银和宝石灿烂耀眼。房间深处，我迎面那几扇窗都被遮住了，也像门帘那样淡海绿色的大幅窗帘调节了阳光。照射进来的光线在亮度减弱后显得有点神秘，使人感到柔和适意，它均匀地散布在室内所有的物件上，加1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和建筑家。——译者注

深了这里静寂与冷落的气氛，给那个孤零零的主人罩上了一个很合适的肃静的光环，主人显得那么懒散，正靠在一张大扶手椅里，椅子一边的扶手上装了个托书架，另一边的扶手上配了块小搁板。

如果根据一个四十岁开外的男子刚化了妆的仪容，就可以准确地推测出他的年龄（其实这是很不可靠的），那么，我会见费尔利先生时，可以将他的年龄约莫估计为五十已过但未到六十。他那张光洁无髭的脸瘦削无神，苍白得好像是透明的，但上面并没有皱纹；他的鼻子很高，呈鹰钩状；眼睛灰蓝暗淡，大而突出，眼皮四周通红；头发稀疏，看上去很柔软，是那种最不容易辨认是否已开始变白的淡茶色。他穿的一件深色常礼服，是用比一般呢绒薄得多的料子制的，背心和裤子都洁白得看不到一点儿斑迹。一双小得像女人的脚，穿着浅黄色长筒丝袜，趿着像妇女穿的那种青铜色小皮拖鞋。他那纤细雪白的手上戴着两个戒指，即使我对此道是外行，但仍可以看出它们是极珍贵的。总的说来，看上去他身体衰弱，肝火很旺，过分文雅——他有着那么一种神态，如果那表现在男人身上，虽然特别细微，但仍会使人感到不快，而一旦表现在女人身上，那女人就不可能显得自然大方了。我那天早上认识了哈尔科姆小姐，以为会喜欢这家的每一个人，但是，看到了费尔利先生那副模样，我无论如何不能对他发生好感。

我向他再走近一些，才发现他并不像我最初猜想的那样是无所事事的。他身边那张大圆桌上，除了一些珍玩之外，还摆着一个黑檀镶银的小巧的珍宝柜，里面是大小各色的钱币，都排列在铺着浅紫色丝绒的小屉子里。一个屉子正摆在他椅子的小搁板上，屉子旁边是几只珠宝商用的小刷儿，一只软1皮“擦笔”，一小瓶药水，准备一发现钱币上有污迹，就用这些东西，按不同方法，把污迹拭净。他那软弱洁白的手指正在有气无力地玩弄着一件什么东西，在我这个未经训练的人看来那像是一只缺了边的肮脏的锡蜡纪念章，就在这时候，我走到跟他的椅子保持适当距离的地方停下来向他鞠了一躬。

“非常欢迎您到利默里奇来，哈特赖特先生，”他像哭诉般说，再加上声音尖锐刺耳，有气无力，这句话听来只会叫人感到难受。“请坐吧。可是，请别移动那椅子呀。我可怜的神经哪，一丁点儿响动都会使我十分痛苦啊。您看过您的画室了吗？还可以吗？”

“我刚看完了那间屋子，费尔利先生；说真的——”

我这句话刚说到一半就被他止住了，他闭起眼睛，哀求似地举起了一只雪白的手。我吃惊地停下了，这时承蒙他哭腔哭调地向我解释道：“请原谅我。可是，您能不能试试把声音说得低一点呢？我可怜的神经呀，无论什么响声，都会使我受到无法形容的折磨呀。您能原谅一个病人吗？这可怜的身体害得我呀，不但是对您，对所有的人都得重复这句话啊。哦，对了。您真的喜欢那间屋子吗？”

“我想，再不会有比那间屋子更精致更舒适的了，”我降低了声音回答，这时已开始觉察到，费尔利先生自私的装腔作势和费尔利先生可怜的神经，实际上是一回事。

“我很高兴。您会看到，哈特赖特先生，您的地位将在这里受到应有的尊重。在舍下，绝对不会有谁像英国人那样野蛮可怕，那样歧视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我早年在国外待过很长时间，所以，在这方面，完全摆脱了我国人1“擦笔”是一种用皮或纸做的锥形物，用来给垩笔画或铅笔画画阴影的。——译者注的偏见。我希望，那些上等人士，——这是个多么讨厌的词儿，但是，我想，还是得使用它一下——邻近的那些上等人士，也能如此啊。他们这伙人呀，对艺术都像该死的野蛮人一样，哈特赖特先生。请相信我的话吧，这些人如1果看见查尔斯五世给铁相拾画笔，他们准会吓得目瞪口呆啊。可不可以劳您的驾，把这盘钱币还到那小柜子里，把下边的一屉拿过来给我？我可怜的神经呀，只要一用气力，就会说不出地难受呀。

对。谢谢您啦。”

对费尔利先生这样心安理得地提出的要求，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无异于是对他刚才向我举例说明的开明的社会理论所作的一个实际的注解。我必恭必敬地把那个屉子还到原来地方，把另一个屉子递给他。他立刻开始玩弄另一套钱币，还用小刷子刷它们；对我说话时，他一直是那样懒洋洋地瞅着钱币，对它们表示赞赏。

“十分感谢，请多多原谅。您喜欢钱币吗？喜欢？真高兴，除了爱好艺术，咱们又有一样共同的爱好啦。现在，来谈一谈待遇问题——请告诉我——您满意吗？”

“非常满意，费尔利先生。”

“真高兴。瞧——再有一件什么事？啊！想起来了。对了。承蒙俯允在艺术方面施展宏才，不吝嘉惠，敝管家将在第一个周末仰承尊旨，恭候差遣。瞧——再有一件什么事？这不是很怪吗？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一时好像都忘了。是不是可以劳您驾摇一摇铃？在那个角落里。对。谢谢您。”

我摇了铃；另一个仆人悄没声儿地出现了，这是一个外国人，脸上死板板地堆着笑，头发梳得溜光——是一个地道的亲随。

“路易，”费尔利先生说，一面神思恍惚地用一只刷钱币的小刷子擦手指尖儿，“我今儿早晨又在我的簿子里登了记。把那簿子找来。千万请您原谅，哈特赖特先生，恐怕我让您厌烦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他又惓怠地闭起了眼睛，而当他这样确实使人感到厌烦时，我就静悄悄地坐在那里，抬起头来看拉斐尔的那幅《圣母与圣婴》。就在这时候，亲随离开了房间，不一会儿就拿着一个象牙封面的小簿子回来了。费尔利先生轻轻地舒了口气，然后一只手抖开了簿子，另一只手举起了小刷子，这是示意亲随，叫他继续听吩咐。

“对。一点儿不错！”费尔利先生翻看着簿子说，“路易，把那个画夹取下来。”他说时指了指窗旁红木架上的几个画夹。“不对。不是那个绿背1脊的——那里面是我的伦勃朗的镂版画，哈特赖特先生。您喜欢镂版画吗？喜欢？我真高兴，瞧咱们又有一样共同的爱好啦。是红背脊的那个画夹，路易。千万别随手往下放！哈特赖特先生，如果路易随手把那画夹往下一放，您真想象不到我受到的那种折磨。这样摆在椅子上稳当吗？您说稳当吗，哈特赖特先生？稳当？这可好。如果您认为那确是很稳当，那么，您高兴看看那些画吗？路易，给我走开。你真是个笨驴。你没看见我拿着簿子吗？你以为我高兴这样拿着它呀？那么，为什么不等我吩咐就给接过去？多谢您，哈特赖特先生；仆人都是这样的笨驴，您说对吗？请告诉我：您觉得这些画怎1查尔斯五世（1500—1558），德国皇帝，在位时奖掖文人与艺术家。铁相（1487？-1576），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曾在查尔斯五世朝中任画师。——译者注1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镂版家。——译者注么样？刚买来的时候，它们都被糟蹋得不成样儿了，我上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它们带有那种该死的买卖人手摸过的气味。您能把它们整理一下吗？”

虽然我神经不够灵敏，没法嗅出引起费尔利先生嫌恶的那种市侩手指的臭气，但是，凭我受过的训练和培养成的趣味，我在看那些画的时候还是能鉴别它们的价值。它们多数是真正英国水彩画的艺术精品；看样子原来的主人远远没有给予它们应有的珍惜。

“这些图画。”我回答道，“都需要仔细绷紧，重新装配；在我看来，它们完全值得——”

“请您原谅，”费尔利先生打断了我的话。“您说话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闭上眼睛？哪怕是这样的光线，我的眼睛都受不了。可以吗？”

“我刚才是要说，这些画完全值得花所有的工夫去——”

费尔利先生突然又张开眼睛，惊慌失措地朝窗子那面转动眼珠。

“请您海涵，哈特赖特先生，”他一丝半气，颤巍巍地说。“我明明听见有几个可怕的小孩到了花园里——到了我们家园子里——好像在窗底下吧？”

“我不知道，费尔利先生。我可什么也没听见。”

“劳您驾——您一直很顾惜我可怜的神经——劳您驾，把那窗帘的角揭起点儿来。可别让阳光照射到我身上，哈特赖特先生！您揭起窗帘了吗？揭起了？那么，可不可以请您看一看花园里，看真的没人吗？”

我按照新提出的要求做了。花园的墙围得密不通风。在整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中，大人，小孩，一个也没有。我向费尔利先生报告了这一令人欣慰的情况。

“非常感谢。大概，那是我的幻觉吧。谢天谢地，家里没有小孩；可是仆人（这些生来没神经的人）会把一些小孩从村里引了来。这些野孩子——哦，我的天哪，这些野孩子！可以让我坦率地说吗，哈特赖特先生？——我真希望能在儿童身体构造方面来它一番改造。造物主的用意好像只是要使儿1童成为不停地发出噪音的机器。我们可爱的拉斐尔洛的设想肯定要比这好得2多吧？”

他指了指那幅圣母图，那上边一部分画的是意大利美术中具有传统形式的天使，他们都在天空中把下巴颏儿搁在淡黄色的云朵上。

“多么理想的儿童啊！”费尔利先生朝那些小天使瞟了一眼。“这样滚圆可爱的脸蛋儿，这样柔软可爱的翅膀，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肮脏的小腿跑来跑去；没有吵人的小嗓子尖声怪叫。要比现在这种身体构造好多少啊！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又要闭上眼睛了。您真能整理这些画吗？太好啦。还有什么其他的事需要安排的？如果有的话，我大概是忘了。让我们摇铃叫路易来好吗？”

这时，也像费尔利先生那样显然急于赶快结束这次会见，我想最好是不要召唤仆人，还是由我亲自提醒他。

“还有一件事需要谈谈，费尔利先生，”我说，“那就是，我应当怎样陪两位小姐学画。”

“啊！可不是，”费尔利先生说。“我真希望我精神好，能够谈一谈这1拉斐尔的昵称。——译者注2拉斐尔画的一些小天使没有身体，只有长着翅膀的脑袋。——译者注

方面的安排，可是，我精神不好呀。只能让两位受您教诲的小姐，哈特赖特先生，自己去决定和安排一切了。我侄女喜欢您这门可爱的艺术。她在这方面的知识，刚够让她认识到自己很大的缺点。请您多多费神指点她吧。就是这一件事。还有什么别的事吗？没有啦。我们已经彼此很了解了，对吗？我不应当再耽误您的贵干了，对吗？非常高兴，能这样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多么痛快，能这样办好了所有的事情。可不可以费神摇一摇那铃，叫路易把这画夹送到您屋子里去？”

“如果您允许，费尔利先生，我可以自己带去。”

“您真的要自己带去吗？您有这么大气力吗？有这么大气力，瞧您多么福气！您真的不会把它落下来吗？有了您在利默里奇，我太高兴啦，哈特赖特先生。我被病痛这样折磨着，简直不可能常常奉陪了。是不是可以请您特别当心，请轻轻地揭那门帘——它们一丁点儿响声都会像刀似的扎穿了我。好啦，再见！”

等海绿色的帘子合拢，两扇覆着厚呢的门在我后面关好，我就在屋子外边那个小圆厅里站了一会儿，痛痛快快地舒了一口大气。看到自己又离开了费尔利先生的屋子，就好像一个人一度深深地扎进水里，这会儿又浮到了水面上。

我在我那间小巧精致的画室里舒舒服服地坐下，准备早晨的工作时，首先拿稳了主意，决定此后再不走近主人住的那几间屋子，除非是他赏脸，特意邀我再去见他，然而这种事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一经在将来如何对待费尔利先生方面制定了这个令人满意的计划，我就很快地恢复了一度被东家那种狎慢的态度和骄蹇的架子打乱了的宁静。我愉快地消磨了早晨的其余时间：看完了那些画，把它们整理成套，开始修剪它们残缺的边儿，为将来的装配工作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照说我的工作可以进展得更加迅速，但是午饭时间快到，我定不下心来了，尽管做的只是一种手工劳动，但我感觉到无法集中注意力了。

两点钟一到，我又向楼下早餐室走去，一路上感到有点儿紧张。这次再走进那间屋子，我急于要知道的一些事即可见分晓。我这就要被介绍给费尔利小姐了；如果哈尔科姆小姐检看了她母亲的信，已经达到预期的目的，现在该是白衣女人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我走进屋子，看到哈尔科姆小姐和一位中年以上的妇女坐在餐桌跟前。

我见到的这位中年以上的妇女是费尔利小姐从前的保姆魏茜太太，也就是我那位谈笑风生的女伴早餐时将其形容为“具有全部美德、但一无动人之处”的人。而现在我只能证实哈尔科姆小姐对这位老奶奶的性格作了如实的描绘。看来魏茜太太是人类的沉着与女性的柔顺的化身。从她那丰满而安详的脸上映现的倦意的微笑中，可以看出她正在安静地享受着一种安静的生活。我们这些人当中，有的奔波了一世，有的闲荡了一生，魏茜太太则是坐了一生一世。在屋子里，坐着，不论早晚都坐着；在花园里，坐着；在过道中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窗座上，坐着；她的朋友把她拉到外面去散步，她坐下了（坐在一只折凳上）；要看什么东西之前，她坐下了；要谈什么话之前，她坐下了；对一般最普通的问题回答“是”或“不是”之前，她坐下了；口角边总是那样映现出宁静的微笑，总是那样在注意中显得有点儿茫然地侧转着脑袋，而且，无论家中的情况有什么变化，总是那样舒舒服服地把手和胳膊安放好了。这是一位温和的，一位柔顺的，一位与世无争、极其安静的老奶奶，她从来不曾想到：自从出世的那一刻起，自己可曾真正地生活过？造物者有着那么许多事情要在这世界上一一完成，同时又要忙着创造那么许多各式各样共处并存的生物，所以，有时候肯定会由于过分地忙乱，以致无法分清自己同时进行的不同的工作。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个人始终相信，魏茜太太降生的时候，造物者正在一心一意想到要制造卷心菜，于是，这位好奶奶就由于创造我们全人类的造物者正在想着植物而受到了影响。

“我说，魏茜太太，”哈尔科姆小姐说，和身边毫无表情的老奶奶相比之下，这时她更显得活泼、伶俐和敏捷了，“您要吃什么？炸牛排好吗？”

魏茜太太把她那双圆里噜嘟的手交叉在桌子边儿上，温和地笑了笑，说：“好的，亲爱的。”

“哈特赖特先生的面前是什么呀？是白煮鸡，对吗？我想，白煮鸡要比炸牛排更配您的胃口吧，魏茜太太？”

魏茜太太把她那双圆里噜嘟的手从桌子边上缩回去，交叉在膝上，朝白煮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是呀，亲爱的。”

“哟，可是您今儿到底要吃哪一样呀？让哈特赖特先生给您来点儿鸡？还是让我给您来块炸牛排？”

魏茜太太把她一只圆里噜嘟的手又放回到桌子边儿上，一霎时脸上隐约映现出光彩，但随即消失了；她恭顺地一鞠躬，说：“劳您驾啦，先生。”

实在是一位又温和，又柔顺，又非常安静、与世无争的老奶奶！但是，有关魏茜太太的事，不妨就暂时说到这儿为止吧。

这时始终没有看到费尔利小姐的影子。我们吃完午饭，她仍旧没有出现。什么事也别想逃过哈尔科姆小姐那双锐利的眼睛，她已注意到我不时朝房门那面看。

“我明白您的意思，哈特赖特先生，”她说，“您是在猜您的另一个学生哪儿去了。她头痛好了，已经下楼了，但是胃口还不大好，所以没能和咱们一起进午餐。如果您肯和我一起去，我相信能在花园里什么地方找到她。”

她从身旁椅子上拿起一把小伞，领着我从屋子尽头那扇临草坪的立地长窗里走出去。这里几乎完全没必要交代：我们走后，魏茜太太怎样仍旧坐在餐桌跟前，她那双圆里噜嘟的手怎样仍旧交叉在桌子边儿上：显然，整个下午她就那样坐定在那儿了。

我们穿过草坪时，哈尔科姆小姐意味深长地朝我望了一眼，摇了摇头。

“您遇到的那件神秘的惊险事情，”她说，“就像出事的那个夜里一样，它仍旧是一团漆黑呀。今儿我整个早晨都在看我母亲的信，到现在还没发现什么线索。可是，您可别失望，哈特赖特先生。这种事需要好奇的人去追根究底，而您我的助手恰巧是一个妇女。在这种情况下，您肯定会成功，问题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信还没全部看完。我那儿还有三扎信，您放心吧，我准备今儿整个晚上看那些信。”

这样说来，我早晨急于要知道的两件事，其中有一件还没能实现。于是我开始猜想，我从早餐时起就想要认识费尔利小姐，这一希望是不是也会落空呢。

“您和费尔利先生谈得怎样呀？”哈尔科姆小姐问，这时我们已离开草坪，拐进了一个灌木丛，“他今儿早晨特别紧张吗？好啦，您不必考虑回答这个问题了，哈特赖特先生。单瞧您需要这样考虑，我已经明白了。我从您脸上看出来，他肯定是特别紧张的，我既然不情愿害得您也像他一样紧张，就不必再追问这件事了。”

她说这些话时，我们已拐上一条曲径，最后走近一座小巧玲珑的瑞士农1舍式木头凉亭。我们登上亭前台阶，一位小姐已候在单间凉亭里。她站在一张粗木桌旁边，眺望大海这面树林中露出的荒野和小丘，若有所思地翻看身边的一小本写生簿。这就是费尔利小姐。

我怎样才能把她形容得十分逼真呢？我怎样才能使我本人的情感与此后发生的事情不影响她的形象呢？我怎样才能重新用第一次看她的眼光去形容她，使即将在本书中看到她的读者也知道她当时是什么样儿呢？

写到这里，我书桌上正摆着一幅画，那是我后来根据第一次会见劳娜·费尔利的地点和她当时的姿势为她画的一幅水彩画。我看了那幅画，脑海中就映现出凉亭深绿与棕黄相间的背景，清楚地呈现出一个人影：身材苗条，年纪很轻，穿着一件白底子淡蓝色宽条纹的薄纱衣服。肩上俏伶伶地围着一条用同样料子做的围巾；头上戴着一顶本色的小草帽，简单地用缎带镶了边，和她的衣服很相称，同时给她上半部脸盘儿笼罩了一层珠光般色彩。她的头发是那种淡棕色（不是亚麻色，但几乎同样是那么轻袅袅的；不是金黄色，但几乎同样是很光润的），有的地方差点儿跟那顶帽子投下的浅影融成一片。头发很清晰地在当中分开，在耳朵上边梳向后面，覆在前额的散发被鬈成天然的波浪形。眉毛的颜色要比头发深得多；眼睛是晶莹柔和的蓝色，那是诗人经常歌咏的，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却难得看到。眼睛的色彩美得可爱，眼睛的形状也美得可爱，又大又柔和，在娴静中透出沉思，但最美的是那情感真挚的眼神，它隐藏在眼底深处，在种种不同的表情中流露出来，闪耀着另一个更纯洁美好的世界上的光辉。从眼中传布到整个脸上的娇媚，十分细腻地，但又十分清晰地表现出的娇媚，掩蔽了，也改变了其他地方微小的天然缺陷，这就使人很难辨别出面部其他相对的优缺点。你很难看出：脸的下半部形成下颏的地方显得过分纤弱，以致不能与上半部配得十分匀称好看；鼻子虽没有那种鹰钩（对一个妇女来说，无论她的容貌有多么完美，这一缺点总会使人感到惋惜），但鼻尖微翘，称不上是理想的垂直；她笑的时候，甜蜜娇嫩的嘴唇会微微紧张地牵动，于是嘴角就会微微向上翘起。如果是另一个妇女脸上有着这些缺点，你就可能会注意到了它们，然而到了她的脸上，你就不大会留心到，因为它们已和她表情中全部独特的美浑然混合在一起，而她的表情那样动人，又是和眼睛的顾盼密切不可分的。

我凭这枝拙笔为她所作的画，在漫长的幸福岁月中爱怜地、辛勤地为她所作的这幅画，能向我说明以上的特点吗？啊，隐晦和呆板的画所表现的太少了，然而，看这幅画时，我思想中反映的却太多了！一位优雅美好的姑娘，穿着一身朴素好看的薄纱衣服，随便翻着一本写生簿，从簿子上抬起一双恳挚天真的蓝眼睛向人看——这就是图画所能表现的一切。是女人首先给我们模糊的审美意识带来生命、光明与形象，还要充实我们直至她出现时才意识到的灵性的空虚。凡是那些深沉得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几乎不可能为思想所1瑞士农舍指一种墙低檐阔的小屋。这里的“凉亭”，实际上是两面有墙和窗，另两面敞开的房间。

译者注

激发的感情，一到这个时刻，就会被感官所不能觉察和无法表达的另一些魅力所触动。构成女性之美的那种神秘成分，一旦与我们灵魂中更深的神秘成分相冥合，我们就再也无法用任何方式表达它了。到了那个时刻，也正是在那个时刻，它就超出了世人能用笔墨形容的狭隘范围了。

要知道她的模样，你不妨这样想象一下：假如任何女人都没法使你动心，那她就是首次拨动了你心弦的女人。想象一下：那双柔和的、恳挚的蓝眼睛和你的目光相对时，正像它们接触到我的眼光时一样；那副无比动人的神态，正像我们俩都不能为之忘情的那种神态一样。想象一下：她的声音你听了会和我同样觉得悦耳，想象一下：当她像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来回走动时，她的脚步声就像你的心一度随着节拍为之跳动的那种轻盈的脚步声一样。你把她想象成为你梦幻中憧憬的宠儿吧，这样，她就会像活在我心中的女人那样出现在你脑海中，那形象也就会变得更加清晰了。

我初次见到她时，许多感觉一时涌向我的心头，那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感觉，那些曾经在我们多数人心中滋生、在许多人心中消失、在极少数人心中重新燃起的感觉，但是，在这些感觉中，有一种感觉引起了我的困惑和不安，尤其是当着费尔利小姐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仿佛矛盾得近似离奇，荒谬得难以解释了。

她那面庞与头部显出的媚态、她那甜美的表情，以及她那动人的朴实的风度：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与此混合在一起的却是另一个印象，这印象使我恍惚地想到缺少了一件什么东西。一时好像是她缺少了什么，一时又好像是我缺少了什么，而这样考虑着，我就觉得不容易完全了解她。当她朝我看的时候，这一印象总是十分矛盾地显得最为突出；换句话说，一方面很清楚地觉察到她面貌的端正娇好，但一方面又由于体会到一种难以捉摸的美中不足之处而感到心神不定。是缺少了一件什么东西，缺少了一件什么东西——它在哪里呢，它是什么呢：我说不上来了。

由于这样奇怪地想入非非（当时我对此有这样的看法），我第一次会见费尔利小姐时，就不大可能举止从容自在。她说了几句欢迎我的客气话，但我简直无法保持镇静，甚至不能用习惯的套语答谢她。哈尔科姆小姐当然注意到我局促不安的神气，她肯定以为我是初次见面不好意思，于是就像习惯的那样很随便地找一些话题谈下去。

“瞧那儿，哈特赖特先生，”她说时指了指桌上那本写生簿，再指了指仍旧漫不经心地翻弄着簿子的那只纤细的小手。“现在到底找到您的高材生了，这下子您总没话说了吧？她一听到您来了，就赶紧拿出她这本宝贵的写生簿，紧瞅着自然景色，急于要开始画画儿了！”

费尔利小姐立刻高兴地笑得容光焕发，好像我们上空的阳光部分照在了她那可爱的脸上。

“谬奖谬奖，”她说，她的晶莹的蓝眼睛显得那么恳挚，一会儿看看哈尔科姆小姐，一会儿看看我。“我虽然爱画画儿，但是知道自己对此道一窍不通，所以，不是急于要开始，而是害怕开始呀。知道您来了，哈特赖特先生，我先看看我的写生，就像从前小女孩儿的时候看自己的功课一样，我很害怕您要训斥我。”

她坦率地说着这些话，显得极俏皮而又天真，接着就露出了孩子般尴尬和急切的神情，把桌上的写生簿移近自己的一边。哈尔科姆小姐仍旧是那样明快直爽，她立刻打破了有些令人发窘的僵局。

“好也罢，坏也罢，不好不坏也罢，”她说，“反正学生的画总得经过老师的严格评定——话就谈到这里为止吧。是不是让咱们把这些画带到车上去，劳娜，这样就可以让哈特赖特先生第一次看的时候，不停地颠簸，老是受到干扰？只要咱们能一路上把他搅糊涂了，让他闹不清什么是四面观看风景时见到的真实的自然景色，什么是低着头看咱们写生簿时见到的歪曲了形象的自然景色，咱们就可以搅得他没办法，最后只好夸奖咱们几句，高抬他的贵手，保全了咱们的面子。”

“我希望哈特赖特先生别那样夸奖我，”费尔利小姐说，这时我们一起离开了凉亭。

“我倒要问一问，您为什么希望我这样呢？”我问她。

“因为，您无论对我说什么，我都会相信，”她天真地回答。

在寥寥数语里，她无意中让我了解了她的全部性格，由于自己对人真实，她就天真地以己度人，毫无保留地相信别人的话。对这一点，当时我只是本能地觉察到，而如今则是根据经验证实了。

好性子的魏茜太太仍旧坐在那张人都走尽了的餐桌跟前，我们催着她离开了那儿，然后乘上一辆敞篷马车，按照预定的计划去兜风。老奶奶和哈尔科姆小姐占了后座，费尔利小姐和我坐在前面，那本写生簿在我们位子当中摊开着，这样我终于能用行家的眼光仔细地看它了。即使我准备严格地批评那些画，我也没法说出口，因为哈尔科姆小姐显得那样满不在乎，只顾取笑她自己、她妹妹、以及一般妇女画的画儿。更清晰地留在我记忆中的不是我机械地检看的那些写生，而是当时进行的一些谈话。尤其是费尔利小姐参加的谈话，谈话就仿佛是几小时前听到的，至今仍深刻地留在我记忆里。

可不是！不瞒大家说，就在第一天里，面对着她那可爱的倩影，我已经为她神魂颠倒，以致忘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一切。她向我问话时，哪怕是提到一些最琐屑的事，比如，怎样使用她的铅笔，怎样调和她的颜料，都会吸引住我，再有，她的一双可爱的眼睛冲我瞅着，那样急切地要学会我所能教授的一切，要领会我所能指点的一切，这时我由于只去注意她眼神的微细变化，就忽略了我们所经过的最美丽的风景，忽略了那些波状的原野和平坦的海滩上光影交替时构成的瑰丽的异彩。在任何时刻，在任何人类感兴趣的情况下，周遭的自然物体一点也不能吸引住我们的心情与思想，难道这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讲到我们烦恼时向自然界求安慰，快乐时向自然界找感应，那只不过是书本上的一些陈词滥调罢了。现代诗歌中总是那样繁词润色，形容自然界的美景，然而，即便是在我们最会赞赏自然之美的人当中，这也不是出自于我们的天性。在儿童时代，我们谁也不曾具有这种赞美的能力。不论男女，凡是未经训练的，都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那些一生看惯了陆地或海洋上瞬息万变的奇景的人，也正是那些自己的行业与自然景色无直接关系、本人对自然景色最无动于衷的人。说实在的，我们对自己周围美景的欣赏能力，只是我们的一种文明的造诣，是我们所有的人将其作为一种艺术学会的本领；再说，即便是这种能力，我们也只是在自己思想最空虚和迟钝的时候才会加以运用。我们本人或者我们的朋友感觉到快乐或悲痛时，有多大一部分感情是由于受了自然的激发呢？在我们相互之间的日常谈话中，在无数有关本人经验的琐屑叙述中，这些感觉又能占多少地位呢？我们的一切智力所能领悟的，一切灵性所能学会的，都可以无待于世间最丑恶或最美好的景色的启示，仍同样精确地、同样对我们有益地、同样令人满意地将其理解和学会。造物者所创造的生物与其周围的自然界，二者之间缺乏一种天生的引力感应，而这肯定具有一个原因，这原因也许可以在人与其自然界迥然不同的命运中找到。我们极目仰望的巍巍高山，总有一日会湮灭。但纯洁的心灵所感觉到的人类最微小的兴趣则将与世长存。

我们出游将近三小时，马车又驶进利默里奇庄园的两重大门。

在归途中，我让两位小姐自己选择了第一次写生的风景，准备第二天下午由我指导她们写生。晚饭前，她们去休息换衣服，我又独自坐在我那间小起居室里，可是这时好像突然感到不自在起来。我只觉得心思不定，人很烦闷，但又不知道那是什么原故。也许，这会儿我开始意识到，适才出游时我的举止不该太随便，那样很像是一个客人，不太像是一位画师了吧，也许，刚被介绍给费尔利小姐时，我曾经感到一阵困惑，仿佛费尔利小姐或者我缺少了一些什么，而那种奇特的感觉现在仍旧缠绕着我吧。不管怎样，后来我总算又恢复了轻松的心情，因为晚饭时间已到，不必独个儿待在那里，我又可以和两位小姐在一起了。

我一走进客厅，她们这时候穿的衣服——不是衣服的颜色，而是衣料形成的奇特对比——就给我一种深刻的印象。魏茜太太和哈尔科姆小姐的衣服都很华丽（而且和她们的年龄极其相称）。魏茜太太的衣服是银灰色的，哈尔科姆小姐的衣服是嫩黄色的，这跟她浅黑的皮肤和乌黑的头发配得很好，费尔利小姐却打扮得十分朴素，几乎显得有些寒酸，她身上是纯白的薄纱。穿洁白的衣服很美，但那终究是穷人家的妻女所穿的，所以，单从外表上看，就好像她在经济上反不及她的保姆似的。后来，等我对费尔利小姐的性格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我才知道，原来她们的装束之所以会形成那种对照，显得那样奇怪反常，乃是由于她天性敏感细心，极端厌恶哪怕是稍许炫耀自己的财富，无论魏茜太太和哈尔科姆小姐怎样劝说，她在衣着上仍宁愿让家境清贫的继续装饰，不肯让身家富有的炫耀自己。

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回到客厅里。虽然费尔利先生曾经打发他的管酒仆人来问我饭后喜欢喝什么酒（他这是在仿效那位给铁相拾画笔的纡尊降贵的君王），但是我不愿挑选一些爱喝的酒，在一旁傲然自斟自饮，终于执意谢绝了，然后很周到地向两位小姐说，请让我在利默里奇庄园的这段时期里遵守文明的外国人的礼节，饭后总是和她们一起离开餐桌。

我们这会儿前去消磨整个黄昏的那个会客厅，位于住宅底层，它的格局和大小都与餐厅相同。屋子尽头，宽大的玻璃门外面是一片草坪，沿草坪绚烂妍丽地种满了各色花卉。我们走进屋子时，那些叶瓣和花朵闪着黄昏中柔和迷朦的微光，在暗淡的色彩下融成一片；花朵向我们表示欢迎，从敞开的玻璃门外送来黄昏时甜美的幽香。好性子的魏茜太太占了角落里的那张扶手椅（她照例是第一个坐下），开始打盹儿，接着就很舒坦地睡熟了。经我要求，费尔利小姐在钢琴前坐下了。我随着她朝琴旁的一个位子走过去，这时看见哈尔科姆小姐正在侧面一扇窗子旁边墙壁凹进去的地方坐下，她要借薄暮最后的那点儿余晖，查阅她母亲的信件。

写到这里，我又多么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客厅里那幅宁静融洽的景象啊！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见哈尔科姆小姐优美的身影，一半儿映在柔和的微光中，一半儿隐在朦胧的阴影里，她正在用心地阅读膝上的信件；屋子深处，光线逐渐暗淡的那堵墙上，隐约地映出在离我更近地方弹琴人的可爱的侧影。外面的草坪上，成簇的花朵，长长的青草和藤蔓，在黄昏的微风中轻轻地摇曳，但我们听不见它们的窸窣声。天空中没一片云彩，逐渐泛开的朦胧月光已开始在东面天边闪动。幽静的感觉带来一种充满喜悦和超凡出世的静谧，使人心旷神怡；当钢琴奏出莫扎特的神妙柔和的曲调时，那令人感到舒适的安静气氛就随着光线的逐渐暗淡而变得更加显著，仿佛笼罩着我们，给我们一种更柔和的感觉。想想当时的情景和声音，那确是一个令人难忘的黄昏啊。

我们都静静地坐在自己选择的地方——魏茜太太仍在睡觉，费尔利小姐仍在弹琴，哈尔科姆小姐仍在看信——到后来，四周完全黑暗了。这时，月亮已悄悄地升到草坪上空，柔和、神秘的光辉已斜照在屋子里深处。暮色转变为夜色的那片刻实在太美了，所以，仆人掌灯进来时，我们都主张不要灯火，仍让大房间里保持黑暗，只在钢琴上点了两枝微光摇曳的蜡烛。

音乐继续演奏了半小时。后来，费尔利小姐看见草坪上的月色很美，禁不住要到外面去欣赏，于是我随着她走出去。刚才，在琴上点亮了蜡烛，哈尔科姆小姐为了借烛光继续仔细读那些信，已换了一个位子。我们走出去时，她正坐在琴旁一张矮椅上，聚精会神地读信，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们离开。

我们一起走到外面草坪上，也就是正对着玻璃门前面的地方，在那里待了不到五分钟；费尔利小姐听了我的话，正把一块白色手帕包在头上，以免被晚上的凉风吹了，可就在这时候，我听见哈尔科姆小姐的声音（声音很低，口气很急，不像平时那样轻松自如），她在唤我。

“哈特赖特先生，”她说，“您到这儿来一下好吗？我有话和您谈。”

我立刻回到屋子里。钢琴摆在靠近里墙的中间。哈尔科姆小姐正坐在琴旁离草坪更远的一面，膝上摆满了信，手里拿着其中的一封，把它凑近烛光。近草坪的一面是一张矮软垫凳，我在它上面坐下了。这儿离玻璃门不远，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费尔利小姐，她正来回地经过那扇对着草坪敞开着的门，在皎洁的月光下从草坪的一头缓缓地走向另一头。

“我请您先听我读这封信的最后几段，”哈尔科姆小姐说。“然后告诉我，它们是不是给您去伦敦的路上遇到的那件离奇的事情提供了一些线索。这封信是我母亲写给她后夫费尔利先生的，是她十一二年前写的。那时候费尔利先生和夫人，以及我同母异父妹妹劳娜，已经在这个庄园里生活了多年，当时我不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仍旧在巴黎一所学校里读书。”

她的神情和口气都很急切，而且，我觉得，好像有点儿不大自在。她刚把信举到蜡烛前，还没开始读，费尔利小姐在我们面前草坪上走过，向里面望了望，看见我们都有事情，她又缓缓地向前走去。

哈尔科姆小姐开始读以下的信：

“亲爱的菲利普，我老是谈我的学校和学生，会让你听得厌了。但是请别怪我，这要怪利默里奇村里生活太沉闷单调了。再说，这次我要告诉你的，是有关一个新学生真正有趣的事。

“你总认识村里开铺子的老肯普太太吧。她病了多年，现在医生终于对她束手无策，她的病情日益沉重，已近垂危。她唯一的亲人，她的妹妹，上星期来看护她了。人称凯瑟里克太太的这位妹妹，是一路从汉普郡赶来的。前四天，凯瑟里克太太带着她的独生女儿来看我，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大约比咱们的宝宝劳娜大一岁——”

读信的人最后一句刚出口，费尔利小姐又在我们前面草坪上走过。她正在向自己轻轻地哼着那天黄昏早些时候弹的一支曲调。哈尔科姆小姐一直等到她完全走开了，才又把那封信读下去：

“凯瑟里克太太是一位规矩正派、颇有身份的妇女，现在已是中年人，看来年轻时略具——只是略具——姿色。然而她的神态中却有着那么一种叫人猜不透的地方。她从来不提自己的事，这几乎达到了绝对保密的程度；而且，她脸上有着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使我怀疑她有什么心事。她完全属于一般人称之为‘神秘人物’的那类典型。然而她到利默里奇庄园来的目的却是很简单的。她从汉普郡来看护她病危的姐姐肯普太太，不得不把女儿带在身边，因为这小姑娘在家中没人照看。肯普太太也许一个星期内就会去世，也许还要捱上几个月，凯瑟里克太太这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她女儿安妮进我的学校，同时讲明：肯普太太一去世，孩子就要离开学校，跟着母亲回去。我立刻答应了她的请求；后来，我和劳娜出去散步，当天就把这个刚满十一岁的小姑娘送进了学校。”

费尔利小姐又在月光下我们面前走过去，她穿着雪白的薄纱衣服，显得那么轻盈、活泼，那块缚在颏下的白手帕的边儿优美地衬托着她的面庞。哈尔科姆小姐又等她走开了才继续往下读。

“我非常喜爱我这个新学生，菲利普，如果要问这是什么原故，为了使你惊奇，我要等写到最后才说出来。她母亲极少告诉我有关她孩子的事，就像极少告诉我有关她本人的事一样。所以，后来还是我自己发现（那是第一天考她功课时发现的），这个可怜的小家伙的智力没发展到她年龄应有的水平。因此，第二天我把她唤到家里来，事先还私下安排好，约了一个医生来对她进行观察并提出问题，然后把他的看法告诉我。医生认为她长大了会进步的。但是他又说，现在学校务必对她进行细心的教育，因为她这样异常迟钝地学会知识，说明知识一经她接受后，就会异常牢固地印在她头脑里。再说，亲爱的，你可别武断地认为，我这是在宠爱一个白痴。这个可怜的小安妮·凯瑟里克是一个极招人爱、很识好歹的小姑娘；她会突然十分奇怪地说出一些最稀奇有趣的话儿，使你感到意外和吃惊（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她虽然打扮得很整洁，但是她的衣服的颜色和花样看来都很粗俗。于是我昨天想出一个主意，吩咐把咱们小宝贝劳娜的一些旧的白色衣服和白色帽子改制了一下给安妮·凯瑟里克穿戴，我还向她解释，说像她这样肤色的小姑娘，如果穿一身白色的，那要比穿别的颜色更整洁好看。她迟疑了一下，显得有点儿迷惑，但接着就高兴得涨红了脸，好像听懂了我的意思。她的一只小手忽然紧握住我的手。她吻了吻它，菲利普，还说（哦，听她那口气有多么恳切啊：‘我要一辈子穿白色的。穿了白色衣服，我就会记念着您，太太，等我离开了这儿，再看不到您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您是永远爱我的。’她逗人爱地说了许多古怪的话，我这里举出的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可怜的小东西呀！我要给她做许多白色衣服，把褶边留得很宽，等她长大了，可以把它们放出来——”

哈尔科姆小姐停住了，隔着钢琴看了我一眼。

“您在大路上遇见的那个孤零零的女人，看上去年纪轻吗？”她问。“很年轻，不过二十三四岁吗？”

“是呀，哈尔科姆小姐，是那么年轻。”

“并且打扮得很怪，从头到脚都是白的吗？”

“全身是白的。”

我回答这句话时，费尔利小姐第三次悄悄地在草坪上出现。这次她不再向前走了，她背对着我们停下来，倚在草坪围栏上向花园远处眺望。我凝视着她在月光下白晃晃的薄纱衣服和头巾，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一种使我脉搏加速、心跳得更快的感觉，开始悄悄地向我的全身袭来。

“全身是白的？”哈尔科姆小姐重复道。“信里最重要的几句话还在后面，哈特赖特先生，我这就读给您听。但是，我必须谈一谈两件事情的巧合，那就是：您遇到的那个女人穿的是白衣服，而白衣服又曾经引起我母亲的小学生回答那句古怪的话。医生发现孩子在智力上有缺陷，虽然预测她‘长大了会进步’，但这句话也许不一定对。可能她始终没有进步，于是，从前有过那种古怪的想法，以为穿了白衣服可以表示感激，做小姑娘时候曾经实心眼儿地那样想，成人后仍旧会实心眼儿地那样想吧。”

我回答了她几句，但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当时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费尔利小姐那身白晃晃的薄纱衣服上。

“再听听信里最后这几句话，”哈尔科姆小姐说。“我想，这几句话您听了会吃惊的。”

她刚把那封信凑近烛光，费尔利小姐就在栏杆跟前扭转了身，迟疑不决地向草坪两头望了望，朝玻璃门走近一步，然后面对着我们站住了。

这时候，哈尔科姆小姐正在读给我听她刚才提到的那最后几句话：“现在，亲爱的，信已写到结尾，我可以把我喜爱小安妮·凯瑟里克真正的原因，奇怪的原因说出来了。亲爱的菲利普，虽然她不是同样地漂亮，但是，正如我们有时候看到的那种根本无法解释的偶然的相似，她的头发，她的肤色，她眼睛的颜色，她面孔的形状，都活脱儿像——”

哈尔科姆小姐还没读完下面的话，我已从软垫凳上跳了起来。当我在那条荒凉的大路上行走时，那只搭在我肩上的手曾使我浑身打了个寒颤，这会儿同样的感觉重又向我袭来。

费尔利小姐站在那里，一个白晃晃的身影独个儿站在月光下；她全身的姿态，她头部的模样，她的肤色，她的面型，离得那么近，在那情景下，她活脱儿就是那个白衣女人呀！对过去许多小时里一直困扰着我的那个疑团，我顿时恍然大悟。我所感到的“缺少了什么东西”，原来是我觉察到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人，和我利默里奇庄园里的学生不祥地相似。

“您这可看出来了！”哈尔科姆小姐说，她放下那封已经看完的信，两眼和我的眼睛相遇时闪闪发光。“现在您可看出来了，就像我母亲十一年前那样看出来了！”

“我看出来了，但是很不愿意说出来。把那样一个孤苦伶仃、流浪在外的女人和费尔利小姐联系在一起，即使这只是因为她们偶然相似，也好像是给她的未来投下了一片阴影，瞧她这会儿正站在那里高高兴兴地瞅着我们哩。让我尽快淡忘了这个印象吧。唤她进来吧，别让她待在凄凉的月光下面了——请唤她进来吧！”

“哈特赖特先生，您使我感到惊奇。别管女人怎样想法，我总以为十九世纪的男人是不会迷信的。”

“请唤她进来！”

“嘘，嘘！她自己会进来的。当着她的面什么都别提。发现面貌相似的这件事咱们不要声张。进来，劳娜，进来，弹琴让魏茜太太醒醒。哈特赖特先生要请你再弹几支曲子，他这次要听最轻松活泼的。”

我在利默里奇庄园里度过的那多事的头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哈尔科姆小姐和我保守了我们的秘密。现在除了发现面貌相似这一点以外，好像再没有新的线索可供揭破白衣女人之谜了。后来，一遇到适当的机会，哈尔科姆小姐就很小心地逗着她妹妹谈她们的母亲、安妮·凯瑟里克以及其他有关的往事。但是，费尔利小姐对利默里奇村里的那个小学生的回忆是很模糊的，也是一般性的。她只记得从前人家说她长得很像母亲喜爱的那个小学生，但是她没提到赠送那些白色衣服，也没提到那孩子怎样对礼物表示感谢，怎样很天真地说出那些古怪的话。她记得，安妮·凯瑟里克只在利默里奇村里待了几个月，就离开那里，回到汉普郡自己家里去了，至于此后那母女俩是否又来过，她们是否有信来，她就不知道了。哈尔科姆小姐虽然读完了头里没看完的几封费尔利太太的信，但仍不能说明我们无法解释的疑团。我们所能确定的是，我那天夜里遇到的那个不幸的女人正是安妮·凯瑟里克，而一经知道了这个不幸的人可能在智力上存有缺陷，从这一点上我们至少可以进一步联系到，她为什么有全身穿白色衣服的怪癖，为什么成年后仍像童年时代里那样感激费尔利太太：当时我们认为，我们所能发现的也就仅限于此了。

一天又一天过去，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出，金黄色清秋已兴冲冲地走遍了翠绿色盛夏的树林。宁静的、幸福的、似水的流年呀，现在我在你身旁悄悄地讲这篇故事，这样地快，宛如当初你在我身旁悄悄逝去一样啊。你那样慷慨地赐予我的最可贵的赏心乐事，其中有多少是我值得在这里记述的呢？什么也没有，除了我可以写出的最可悲的自白，我对自己的愚蠢行为作出的自白啊。

这篇自白中所吐露的秘密是不难说明的，因为它早就从我口中间接地说出了。那些拙劣的语句，虽然没能惟妙惟肖地把费尔利小姐描绘出来，但是已泄露了她在我心底激起的柔情。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我们的语言，给我们带来伤害时好似一些巨人，但为我们效劳时却好像一些侏儒。

我爱上她了。

啊！我多么能够体会这几个字里所包含的悲哀与嘲讽啊。我可以与那些读了这篇自白向我表示怜惜的最仁厚的妇女同声叹息。我也可以像那些轻蔑地扔掉了这篇自白的最严酷的男人那样对它发出冷笑。我爱上她了！同情我也罢，鄙视我也罢，我同样坚定不移，要像承认事实那样写出我的自白。

难道我就没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了吗？考虑到我在利默里奇庄园教画的那种情况，我当然可以为自己找到辩解的理由。

上午的时间，我都很安闲地在自己屋子里那种幽静的气氛中度过。我装配东家的图画，那点儿工作正足够使我的手和眼睛愉快地不停地活动，但同时又可以让我毫无拘束地想入非非，随心所欲地沉浸在一些危险的念头中。那种幽静是具有危险性的，因为时间之长，虽足以使你的意志变得薄弱，但不足以使它恢复坚强。那种幽静是具有危险性的，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午后和晚上的时间，在那些时间里，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我总是单独和两位小姐在一起，其中一位端庄大方，富有机智，受过高尚的教育，另一位处处都显得那么美丽动人，温柔和蔼，诚恳朴实，会使一个男人见之忘俗，为之倾心。在师生相聚的那种危险的亲密关系中，没有一天我的手不靠近费尔利小姐的手，而当我们一起俯身凑近写生簿时，我的脸几乎接触到了她的脸。她越是注意我的画笔的每一个动作，我越是贴近了她，嗅到她头发的香泽和她吐气的温馨。有一部分工作，我做时需要让她注视着我——有时候，我要向她俯下身去，那样接近她的胸部，一想到要触到它我就会颤抖起来；有时候，我觉得她正向我俯下身，很低地俯下身来看我怎样作画，她对我说话时把声音降低，她的帽带还没等她来得及抓住就随风拂到了我脸上。

下午驾车出去写生后，到了傍晚，这种彼此天真无邪的、无法避免的亲近的机会，并未受到拘束，反而变得多样化了。我生性喜爱音乐，她的演奏表达了那种柔和的感情和细腻的女性风趣，而她运用这一技巧来酬答我用我的技巧为她带来的乐趣时，就自然而然地感到快乐，这样形成的另一种联系将我们俩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了。我们在谈话中偶然提到了某些事情；甚至我们进餐就座这种小事也要遵守一些简单的习惯；哈尔科姆小姐一有机会就要开玩笑，总是打趣我这位老师如何认真，形容她这个学生如何好学；可怜的魏茜太太总是显得那么和蔼，在睡意朦胧中称赞我和费尔利小姐是两个模范青年，因为我们从来不去打扰她：所有这一切琐事，以及许多其他的事，合在一起，就把我们俩笼罩在同一融洽的家庭气氛中，把我们俩不知不觉地引到了同一绝望的境地里。

我应当记住自己的身份，暗地里自己提防着。我是这样做了，然而，已经为时过晚。警惕，经验，我也曾用来对待其他的妇女，抵御了其他的引诱，可是，一到了她的面前，这些全都失效了。过去许多年来，既然从事我这个行业，我就需要和姑娘们，和年龄不同、姿色不一的年轻姑娘们接近。我已经认识到从事我这一行的人应当保持什么身份，我已经训练有素，能冷漠地将我这种年龄的人常有的一切感情留在我东家的大厅里，就好像留下了我那把雨伞一样，然后再走上楼去。我早已变得平心静气，并且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知道从事我这个行业无异于提供一项保证，保证任何女学生不会对我发生超出最普通一般的兴趣，而我能置身于美丽娇媚的妇女之间，正像一个与人无害的家畜能接近她们一样。我早已积累了监护人的经验，这种监护人的经验曾经无情地、严格地引导我沿着我那条可怜的狭窄道路笔直前进，我从来不曾偏左或偏右，迷失了方向。然而，现在我和我那可靠的护身符首次分离了。可不是，我完全丧失了好不容易才练就的那种自制力，就像我始终不曾有过那种力量一样；我丧失了它，就像其他的人每天在其他关键时刻，在与妇女有关的情况下丧失了它一样。现在我才知道，我应当一开始就向自己提出这一问题。我应当问一问：为什么她一走进来，我就会觉得这家的每一个房间都比我家里更加可爱，她一离开了，那里又会变得像沙漠里一样荒凉？为什么我永远注意到，并且记住了她服装上的微小变化，而以前，在其他妇女身上，我就不曾注意和记住呢？为什么我看见她的形象，听到她的声音，触到她的身体（我早晚和她握手的时候），那种感受是我生平从来不曾从其他妇女那里有过的呢？我应当扪心自问，一发现心底里新生的幼苗，就趁它柔嫩时把它拔掉。为什么对这一自我修养的最简易的工作，我总是不忍着手呢？我已经用三个字作了说明，这三个字对于我的自白来说已经相当充分，相当清楚。我爱上了她。

一天又一天过去，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我来到坎伯兰即将三个月。在我们的宁静清幽的环境中，我正随着那种甜美而单调的生活虚度时光，好像一个游泳者在平静的溪水中顺流而下。对过去的一切回忆，对未来的一切展望，对自己的处境的一切不合实际、不抱希望的想法，都隐藏在心底，形成1一种虚伪的宁静。我自己的心灵唱出的海妖歌曲，把我哄得入睡，我的眼睛闭上了，看不见四周的景象，我的耳朵堵塞了，听不见任何警报，我越来越近地漂向那致命的礁石。最后警报惊醒了我，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开始责怪自己的错误，那是最明白、最可靠、最善意的警报，因为那是由她悄悄地发出的。

一天晚上，我们仍像平常一样分了手。当时，或以前任何时候，我并不曾说一句话，它可能透露了我的衷情，或者使她突然警觉，觉察到我的心事。然而，第二天我们再见时，她已经有了一种变化——那变化向我说明了一切。

我当时不愿意，现在仍不愿意侵犯她心中那块最神圣的地方，像表白我自己的心情这样把它公之于众。现在需要说的是：我确实相信，就在她第一次惊奇地发现了我的秘密时，她也惊奇地发现了她自己的秘密，于是，就在那一夜之间，改变了她对我的态度。她是天性真实得不能欺人的，也是高贵得不屑自欺的。当我曾经掩藏着的那种困惑一旦沉重地压在她心上时，她就用一种恳挚的表情承认了这一切，无异于以坦率简单的语言说出：“我为他感到难受；我为自己感到难受。”

她的表情不但说出了以上这些话，而且说出了更多我当时无法解释的话。我非常明白她的态度有了改变：当着大伙的时候，她总是更体贴、更敏捷地代为说明我想要做的事；当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显得拘束和愁郁，并且一有机会就紧张和急切地找一些事情去做。我明白，为什么甜美灵敏的嘴唇边的笑现在变得稀少了，显得不灵活了，为什么晶莹的蓝眼睛朝我看时，一会儿像天使表示怜悯，一会儿又像小孩显得天真困惑。但是，她的变化还不止于此。她的手也像变得冷了，她的表情显得呆板不自然了，从她的一举一动中都隐约可以看出她经常提心吊胆，一直在谴责自己。然而，其所以会出现这些变化，并不是由于我在我和她身上发现的那种感情，并不是由于我们俩都体会到但又不肯承认的那种感情。她这样改变后，仍有一些力量继续莫名其妙地把我们吸引到一起，但另一些力量则开始莫名其妙地把我们分隔开了。

我感到怀疑和困惑，我还模模糊糊地觉得可能有什么需要我亲自查明的隐私，于是就仔细观察哈尔科姆小姐的神态。像我们这样亲密相处的人，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不可能不在情绪上影响其他的人。费尔利小姐的变化在她姐姐身上反映出来了。哈尔科姆小姐虽然没吐露一句话，暗示她在感情上对我有了不同的看法，但她那双犀利的眼睛已开始经常异样地注视着我。她那副神情有时候像强忍着忿怒，有时候像抑制着恐惧，有时候又二者都不大像；总之，那神情是我不能理解的。一星期过去，我们三个人仍旧那样彼此暗暗地感到拘束。我的情形更糟，因为意识到自己软弱可怜，曾经忘乎所以，现在觉醒已为时太晚，所以越来越感到难堪。我意识到，必须立即彻底摆脱我当时的痛苦，然而，最好是采取什么办法呢？首先应当说些什么呢？我拿不定主意了。

是哈尔科姆小姐把我从这种绝望与可耻的窘境中解救出来。她亲口告诉了我那无法料到但又必须知道的痛苦的事实；她的忠厚和热诚，使我得以在乍听之下承受住了那次打击；她的见识和胆量，无形中消弭了我和别人在利1希腊神话中三个半人半鸟的海妖，她们唱迷人的歌曲，引诱航海者驶近小岛，触礁淹死。——译者注

默里奇庄园里可能遭到的一场灾难。

那天是星期四，接近我到坎伯兰的第三个月的月底。

早晨，我仍在通常的时间来到楼下的餐厅里。自从我认识哈尔科姆小姐以来，她第一次没有按照习惯坐在餐桌前面。

费尔利小姐在外面草坪上。她向我点头，但是不走进来。虽然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并不是怕说了什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但是都由于意识到不好意思承认的那种困窘而不敢单独相会。她在草坪上等着，我在餐厅里等着，都在等候魏茜太太和哈尔科姆小姐进来。两星期前，我会多么急于要走到她跟前，我们俩总是那样忙着握手，紧接着就很自然地开始了习惯的谈话。

又过了几分钟，哈尔科姆小姐才进来。她带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心神恍惚地道了歉，说她来迟了。

“我有事耽搁了，”她说，“费尔利先生要和我谈一谈，商量家里的一件事。”

费尔利小姐从花园里进来，我们照常像早晨见面时那样互相问安。我觉得她的手从来不曾这样冷。她眼睛不朝我看，脸色十分苍白。停了一会儿，魏茜太太走进来，连她也注意到了。

“大概，这是因为风向转了吧，”老奶奶说。“冬天快到了——啊，亲爱的，冬天就要到了！”

在她的心中和我的心中，冬天早已到了！

我们早餐的时间（从前总是那样谈笑风生，讨论着一天的安排）是短促和沉默的。费尔利小姐好像由于谈话一再停顿得过久而感到难过，就用恳求的眼光望着她姐姐，希望她把谈话继续下去。哈尔科姆小姐一再踌躇，最后忍不住带着一种完全异常的神气开始谈话。

“今儿早晨我去看了你叔叔，劳娜，”她说，“他认为应当收拾好那间紫色的房间，他还证实了我对你说的话。那天是星期一，不是星期二。”

听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费尔利小姐向桌子低下了头。她的手指紧张地摸索着撒在台布上的面包屑。她脸上的苍白一直扩展到唇边，看得出，连嘴唇也在颤抖。当时不单是我注意到了。哈尔科姆小姐也看出来了，她立刻第一个站起身，离开了餐桌。

费尔利小姐跟着魏茜太太一起走出去。一时间，她那双默默含愁的温和的蓝眼睛看了看我，预示了即将长期诀别的悲哀。我觉得自己的心随着一阵疼痛——痛楚向我说明，我不久肯定会失去了她，但我对她的爱则将由于失去了她而变得更加始终不渝。

她身后的门刚关上，我就朝花园那面转过身去。哈尔科姆小姐手里拿着帽子，臂上搭着围巾，正站在那扇对着草坪的大玻璃窗旁边，留心地瞅着我。

“您回到自己屋里去工作之前，”她问道，“这会儿有空吗？”

“当然有空，哈尔科姆小姐。您要做什么事，我总有空。”

“我想和您单独谈几句话，哈特赖特先生。去拿了您的帽子，咱们到花园里走一圈吧。早晨这时候，那儿大概不会有人打扰我们。”

我们走到外面草地上，小花匠——一个年轻小伙子——拿着一封信，向正屋这面走过来，在我们身边擦过。哈尔科姆小姐叫住了他。

“这信是给我的吗？”她问。

“不是的，小姐，这是人家叫我送给费尔利小姐的，”小伙子一面回答一面递过了那信。

哈尔科姆小姐接过他手里的信，看了看上面的地址。

“这笔迹是陌生的嘛，”她自言自语。“写这信给劳娜的会是谁呢？你这是打哪儿得来的？”她接下去问花匠。

“这个吗，小姐，”小伙子说，“是刚才一个女人交给我的。”

“什么女人？”

“一个年老体弱的女人。”

“哦，一个年老的女人。是你认识的吗？”

“我只能说她是一个陌生人。”

“她打哪条路走了？”

“出了那扇门，”小花匠说时蓦地转过身，用手臂朝整个英格兰的南部大大地挥了一下。

“多么奇怪，”哈尔科姆小姐说，“我想它准是一封告贷的信。喏，”她把信递还给小伙子，“送到上房里，交给那儿的仆人。那么，哈特赖特先生，如果您不反对的话，咱们就沿着这条路走吧。”

她领我沿着我来到利默里奇庄园第二天和她走过的那条路穿过草地，到了我和劳娜·费尔利初次会见的那个小凉亭前面，她止住脚步，打破了她一路上始终保持的沉默。

“我要向您谈的话，现在可以说了。”

说完这话，她就走进凉亭，在里面小圆桌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招呼我坐在另一张椅子上。她在餐厅里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已经猜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我完全有数了。

“哈特赖特先生，”她说，“谈话之前，让我先向您开诚布公地声明一下。我要说的是——这里我不多说空话，因为那是我厌恶的；也不恭维奉承，因为那是我最瞧不起的——自从您来到舍下，我已经开始对您产生了深厚的友谊。第一次听到您说，在那种离奇的环境下，您怎样对待您遇到的那个不幸的女人，我就对您有了好感。您处理这件事的方法也许不够慎重，但是您那样对自己十分克制，对他人体贴入微，满怀同情，这说明您真正是一位正人君子。因此我对您抱着最大的期望，而您呢，也没有使我的期望落空。”

她停下来，但是同时举起一个手指，表示不等待我答话，还要继续说下去。刚才走进凉亭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那个白衣女人。可是这会儿经哈尔科姆小姐这一提，我就回想起了那次奇遇。此后，在整个谈话中，这件事一直留在我记忆里——不但留在我记忆里，而且对我起了作用。

“作为您的朋友，”她接下去说，“我要立刻直截了当地向您说清楚，我已经发现了您的秘密，但是要知道，这并不是谁向我提出或者暗示的。哈特赖特先生，您已经不知不觉地对我妹妹劳娜有了感情，而且，我担心，那是真挚深厚的感情。我不必叫您痛苦地坦白一切，因为我看出，并且知道，您非常诚实，不会否认这件事。我甚至不责怪您——我只是因为您陷入了这样毫无希望的爱情而为您感到惋惜。您并没有利用机会做任何不可告人的事——您并没有背着人对我妹妹说什么话。您的错误只是由于生性软弱，又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利害，但是您并没有做出比这更不好的事情。如果您的举止行动在任何方面有不够慎重和不够适当之处，那我就不必事先向您提出警告，不必去和任何人商量，早就请您离开这儿了。但是现在情形并非如此，所以我只怪您的年龄和您的地位——我并不怪您本人。握手吧——我给您带来了痛苦，我还要给您带来更多的痛苦，但这是毫无办法的——现在先和您的朋友玛丽安·哈尔科姆握手吧。”

她那样突然表达的善意，她那样体贴对方而又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热诚地、高贵地、大胆地、细致而又深厚地向我表示的同情，直接触动了我的心灵，保全了我的荣誉，激发了我的勇气，使我一下子感动得无法自持了。她握住我的手，我要朝她看，但是我的眼睛润湿了。我要向她道谢，但是我的嗓子堵住了。

“听我说下去，”讲这话时，为了怜惜我，她故意移开眼光不看我激动的神情。“听我说下去，让咱们快点结束这个问题吧。在这次谈话中，有一点确实使我感到欣慰：我不必谈到那个我认为是最使人难堪的问题，那个有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问题。目前的情况，虽然必须使您感到十分痛苦，但是并不需要我很无情地羞辱一位和我亲密友好的人，向他提到阶级地位问题，增加他的痛苦。不要等到造成更多的危害，哈特赖特先生，您必须及早离开利默里奇庄园。我有责任向您说这些话；哪怕您是出身于英国最古老和富裕的家庭，但如果情形完全像现在这样十分必要，我同样有责任向您说这些话。您之所以必须离开这里，并不是因为您是一位画师——”

她沉默了一下，扭转了脸直对着我，然后向桌子这面探过身，一只手紧握住我的胳膊。

“并不是因为您是一位画师，”她重复了一句，“而是因为劳娜·费尔利已经订婚，就要出嫁了。”

最后一句话像一颗子弹射进了我的心脏。我的胳膊已经完全不能感觉到这时握着它的那只手了。我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萧瑟的秋风吹散了我们脚下的枯叶，我突然感到一阵寒冷，仿佛我那些狂妄的希望也变成了枯叶，正随着其他落叶一起被阵风吹散。还谈什么希望！已经订婚也罢，不曾订婚也罢，反正她对我都是高不可攀的啊。如果其他的人处于我的地位，如果他们也像我这样爱她的话，他们会考虑到这些吗？不会啊。

那一阵痛楚过去，留下的只是痛后的麻木感。我又感觉到了哈尔科姆小姐紧握着我胳膊的那只手——我抬起头来向她看看。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正紧盯着我，留心看我的脸色在发白，我这只是觉察出了，但她却是注意到了。

“粉碎了它吧！”她说，“就在您第一次会见她的这儿把您的爱苗粉碎了吧！别像女人那样遇事退缩。学一个男子汉，从心底里拔出它，扔在脚下把它踏烂了吧。”

她说话时压制着的激情，她注视着我、一直紧握着我的胳膊时流露出的坚强意志力，感染了我，使我镇静下来。我们俩默然相对了一会儿。最后我总算没有辜负她对我的丈夫气概怀抱的信心——至少我在外表上恢复了自制力。

“您恢复正常了吧？”

“恢复正常了，哈尔科姆小姐，已经可以向您和她请求宽恕了。恢复正常了，已经可以照您的指导去做，并且，至少可以凭这种行动证实我的感激心情了。”

“单凭您这几句话，”她回答，“您已经证实了这种心情。哈特赖特先生，此后咱们再没有任何事可以隐瞒的了。我妹妹无意中向我透露的心情，我再不能存心瞒着您了。为她着想，同时也为您着想，您必须离开我们。您待在这儿，免不了会和我们保持亲密的关系，天知道，这样虽然在其他方面都是无害的，然而至少会使她心神不定，给她带来痛苦。我爱她，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我已经习惯于相信她那纯洁、高尚、天真的性格，就像相信我自己的宗教一样，所以我十分明白，她肯定是想到了自己没能忠实于婚约，而这种感觉一经像阴影笼罩在她心上，她就会暗自谴责自己，感到痛苦。我并不是说（既然木已成舟，又何必再去谈它呢），她订婚的时候有什么深挚的爱情。这次订婚只是一种体面的安排，并不是什么爱情的结合，这是两年前她父亲临死时定下的；对这件事她本人既不表示欢迎，也不试图反对——她就那么同意了。您来这儿以前，她一直是像千百万其他的妇女一样：她们出嫁，对男人既不是十分喜爱，也不是十分厌恶，她们不是在婚前，而是在婚后才开始爱丈夫（如果不是开始恨他们的话！）。我怀着难以形容的真诚来希望（您也应当抱有自我牺牲的勇气来希望）：那些新近产生的思想感情，那些扰得她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安宁的思想感情，在还没有深深扎根之前就被永远铲除了。您离开这儿（要不是相信您正直、勇敢、通情达理，我现在就不会指望您这样做了）——您离开这儿，会对我作出的努力有所帮助，而时间的消逝又会对我们三个人都有帮助。值得欣慰的是，我一开始就信任您，结果看来我这样信任并没有错。值得欣慰的是，您虽然很不幸，但仍必须忘记您和您学生之间的关系，但是您对待她，至少会像对待那个不曾白白向您求助的陌生的流浪者一样忠实和周到，并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

她无意中又提到了那个白衣女人！每次谈到我和费尔利小姐，难道都一定要叫人联想起安妮·凯瑟里克，要把她像一个命中注定无法避开的障碍设置在我们俩当中不成？

“请问，我应当怎样要求费尔利先生取消聘约，”我说。“请问，如果他同意我辞职，我又应当在什么时候离开这儿。我保证绝对服从您的意见，照着您的指导去办。”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时间都是紧迫的，”她回答。“您今儿早晨听我提到下星期一，还提到要收拾好那间紫颜色房间。星期一要到我们家来的那位客人是——”

我不必等她更清楚地解释。根据现在所知道的，同时想起费尔利小姐早餐时的情景，我已经明白，来到利默里奇庄园的人就是她的未婚夫。我竭力克制着自己，但是一股比我意志更为强烈的力量涌上我的心头，我打断了哈尔科姆小姐的话。

“让我今天就走吧，”我痛心地说。“走得越早越好。”

“不，今天走可不行，”她回答。“在聘期没满之前，您向费尔利先生提出要走，只能说家中发生了意外事故，您必须立刻赶回伦敦。您必须等到明天，等送来了邮件的时候再去对他说，那样他就会把伦敦的来信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理解您为什么突然改变初衷了。欺骗是卑鄙可耻的，即使它对人完全无害，也是咱们不屑于做的，但是，我知道费尔利先生的脾气，只要他对您犯了疑，以为这是在戏弄他，他就不肯放您走了。您星期五早晨就去和他谈，然后利用其余的时间（这对您和您的东家都有好处），尽量把没做完的工作整理好，星期六离开这儿。这样不但可以让您，哈特赖特先生，而且可以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充裕的时间。”

我还没来得及向她保证，说我会完全按照她的意思去做时，沿灌木路传来的脚步声使我们吃了一惊。有人从上房里来找我们！我觉得血液涌向面颊，然后又退了下去。在此时此刻，在这个情况下，很快向我们走近的人难道会是费尔利小姐？

我终于放了心（瞧我对她的态度已经改变到了多么令人伤心绝望的程度啊），我完全放了心，那个使我们吃惊的人在凉亭门口出现，她是费尔利小姐的女仆。

“我先回您一句话好吗，小姐？”女仆说，显得很慌张。

哈尔科姆小姐到了台阶下面灌木路上，和女仆往前走了几步。

我独个儿站在那里，想到我即将回到那个寂寞和黯淡的伦敦寓所里，就感到一阵无法形容的凄凉与悲哀。长期来没想到的一些念头在我脑海中出现，使我感到羞愧，我开始埋怨自己：想到我慈祥的老母，还有我妹妹，她们曾经满怀希望，为我去坎伯兰的前景感到那样高兴；想到那些久疏问候的老友，他们曾经怎样爱我，又会怎样为我惋惜。我母亲和妹妹，见我辞职后回到她们身边，听我表白自己可怜的隐情，她们将会作何感想啊，而在汉普斯特德那所小屋子里，在那最后一个快乐的晚上和我道别时，她们怀着多么大的希望啊！

这里又要提到安妮·凯瑟里克了！现在，哪怕是回忆起我和母亲妹妹道别的那个晚上，也不免要联想到那一次在月下步行回伦敦的情景。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和那女人会再一次相遇吗？至少，那是可能的。她知道我住在伦敦吗？她知道，因为她曾经带着疑惧的神情，问我是不是认识许多有从男爵爵位的人，而我就是在她提出这个离奇的问题之前或者以后告诉她的。是在那以前呢，还是在那以后——当时我心里很乱，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过了一会儿，哈尔科姆小姐打发走了女仆，又回到我身边。这时候她也显得慌张起来。

“咱们已经作了一切必要的安排，哈特赖特先生，”她说。“咱们已经像知己朋友一样互相了解，这会儿咱们可以赶快回去了。不瞒您说，我很不放心劳娜。刚才她叫女仆传话给我，要我这就去看她，女仆还说她主人十分激动，明明是因为看了今儿早晨收到的一封信——肯定是咱们到这儿来之前，我叫人送到上房里去的那封信。”

我们一同沿着灌木路急忙走回去。虽然哈尔科姆小姐已经说完她认为必须说的那些话，但是我还没说完我要说的话。自从我发现即将来到利默里奇庄园的客人是费尔利小姐的未婚夫，我就妒火中烧，被好奇心折磨着，很想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可能将来不容易再有机会打听这件事，于是，趁我们走回去的时候，我就大着胆问她。

“承蒙您不弃，说咱们已经成为知己，哈尔科姆小姐，”我说，“并且您相信，我是感谢您的宽容的，是愿意听从您的意见的，那么，现在我可不可以冒昧地问一句，谁是……（我迟疑了一下，因为很不愿意提到他这个人，更不愿意在提到他时称他为她的未婚夫）谁是和费尔利小姐订了婚的那位绅士？”

这时她明明是在考虑她妹妹捎来的口信。她不假思索，心不在焉地回答道：“是一位在汉普郡拥有大片庄园的绅士。”

汉普郡！那是安妮·凯瑟里克的故乡呀。一次又一次，老是牵涉到了那个白衣女人。难道冥冥中的确有一件注定了的事不成。

“那么，他尊姓大名？”我竭力不动声色，装得毫不在意地问。

“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

爵士——珀西瓦尔爵士！安妮·凯瑟里克提出的问题（一个令人猜不透的问题：问我是不是认识有从男爵爵位的人），刚才哈尔科姆小姐回到凉亭里时还在我脑海里萦绕着，现在她回答我的话时又被提到了。我突然止住脚步瞅着她。

“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她重复了一遍，以为我没听清她的回答。

1“是爵士还是从男爵？”我问这句话时，再也无法掩饰我激动的神情。

她沉默了一下，接着就冷冷地回答道：

“当然是从男爵。”

我们走回上房，一路上两人都不再说什么。哈尔科姆小姐立刻赶往她妹妹屋子里，我回到自己工作室内，把费尔利先生的画，我没裱糊装配完的，一一收拾好了，准备移交。剩下我独自一人的时候，迄今我一直加以遏制的种种杂念，那些使我的处境更加难以忍受的思绪，这会儿一起涌上了我心头。

她已经订婚，即将出嫁，她的未婚夫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一个世袭从男爵爵位的人，一个在汉普郡拥有地产的人。英国有成千上万的从男爵，汉普郡有许多地主。根据一般论证推断，现在我没有任何理由把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和白衣女人向我提出的可疑问题联系到一起。然而，我仍然把二者联系到了一起。这是不是因为：他在我的思想中已经和费尔利小姐有了联系，而我那天晚上发现两个人长得相似，预感到不祥后，费尔利小姐又和安妮·凯瑟里克有了联系呢？是不是因为，那天早晨发生的事已经使我神思恍惚，所以只要听到一些普通的偶然巧合，我就会想入非非呢？这种想法是难以解释的。我只是感觉到，我和哈尔科姆小姐从凉亭回来时，在路上所说的那些话对我产生了十分奇怪的影响。仿佛有一种至今尚未发现的危机，正在渺茫的未来等候着我们几个人，而且它已露出凶兆，强有力地威胁着我。是不是我已经和一连串事情联系在了一起，即使我离开了坎伯兰，也不能斩断这些联系；是不是我们谁都无法看透将来的结局：种种疑虑越来越使我心情忧郁。这一次为时短促的、痴心妄想的恋爱，它那悲哀的结局虽然给我带来了深刻的痛苦，然而，当我更强烈地感觉到，另有一件事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悄悄地向我逼近，在暗中发出威胁时，我的痛苦就显得平淡了，变得麻木了。

我整理那些画，过了半小时多一会儿，听见敲门声。我刚应声，门就开了，没想到走进来的是哈尔科姆小姐。

她带着一副怒恼和激动的神情。还没等我招呼，她已经拉过一张椅子，紧靠着我坐下了。

“哈特赖特先生，”她说，“我本来希望，至少咱们今天用不着再去谈那些恼人的话题了。但是，现在看来情形并不是如此。一个卑鄙的坏蛋，因为我妹妹将要结婚，就向她进行恐吓。您看见我叫花匠送去一封信，那封写给费尔利小姐的笔迹很奇怪的信吗？”

1英国的从男爵位于男爵之下，爵士之上。从男爵属世袭爵位的最下级，爵士则属非世袭爵位。在爵士与从男爵姓名前，俱可冠以“爵士”称号。——译者注

“是呀。”

“那是一封匿名信——写信的人要在我妹妹面前恶意中伤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我妹妹看了信很震惊，我安慰她，好不容易把她哄好了，才离开了她，到这儿来。我知道这是一件私事，不应当拿来和您商量，您不会关心这种事——”

“您说错了，哈尔科姆小姐。不管什么事，只要它影响到费尔利小姐和您的幸福，我都十分关心。”

“您这样说，我听了很高兴。在这个庄园上，里里外外，能给我出主意的就只您一个人。不必去提费尔利先生了，他身体那样坏，对任何困难复杂的事都害怕插手。牧师是个无用的好人，除了自己的例行职务，其他一概都不闻不问，而我们认识的那些邻居又都是一些得过且过、四平八稳的人，你遇到麻烦危难的事，去求教他们是没用的。现在我要知道的是：我应当立刻采取一切措施，追查写这封信的人呢，还是应当暂时等待一下，等到明天再去请教费尔利先生的法律顾问呢？这是一个争取或错过一天时间的问题，也许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请告诉我您的看法，哈特赖特先生。如果我不是迫于无奈，已经在十分为难的情况下把那些私事都对您讲了，现在即便是到了这样没有办法的地步，我也不应当来找您。但是，既然咱们连那些话都谈明了，那么，这会儿不管您是三个月的新交，我就采取这种做法，这未必就是错了吧？”她递给我那封信。信前面未注明地址，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您相信梦吗？为您着想，我希望您相信梦。看《圣经》上怎样谈到梦，那些梦又是怎样应验的（见《创世记》第四十章第八节，第四十一章第二十1五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至二十五节），请接受我的警告吧，否则就要来不及了。

“昨天夜里我梦见您，费尔利小姐。我梦见自己站在教堂内领圣餐地方的栏围里面：我站在圣餐台的一边，牧师身上穿着白色法衣，手里拿着祈祷书，站在另一边。“过了一会儿，一男一女沿教堂过道朝我这边走过来，他们是来举行婚礼的。那女人就是您。您穿着美丽的白缎子衣服，披着白色的花边长纱，您是多么漂亮，多么纯洁啊，我为您感动得泪水迷住了眼睛。

“小姐，那是上天为爱怜祝福的泪。那泪不像是我们平时洒的，它们不是从我眼睛里流下来，而是变成了两道光，逐渐斜着移近那个和您一起站在圣坛前的男人，最后照射着他的胸口。两道光忽然变成拱形，像跨在我和他之间的两条虹。我顺着这两道光望去，一直看到他心底里。

“和您结婚的这个男人，外表很漂亮。他既不过高，也不太矮——只比中等身材的人略矮点儿。他为人轻率、活跃而又傲慢，看上去大约四十五岁左右。他的面孔白皙，前额上边已经光秃，但其他部分仍有着乌黑的头发。他的下巴剃光了，但是腮帮子和唇上边都留着柔美的深棕色胡子。他那一双眼睛炯炯闪亮，也是棕色的；他那垂直的鼻子很秀美，即使长在妇女的脸上也是好看的。他的一双手也是这样。他会不时接连于咳几声，而当他抬起雪1《创世记》第四十章第八节：“他们（埃及王的酒政与膳长）对他（约瑟）说，我们各人作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么，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又第四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作的事指示法老了。”《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至二十五节：“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作的梦，伯提沙撒啊，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惟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译者注

白的右手捂着嘴时，手背上就露出了一道红色伤痕。我梦见的就是那个人吗？这您知道得最清楚，费尔利小姐。我是不是认错了人呢？这可以由您来断定。再往下读，瞧我看透了的是什么——我恳求您往下读，因为读了对您会有益处。

“我顺着两道光望过去，一直看到他的心底里。那颗心像黑夜一般漆黑，上面有着堕落天使写的红光闪闪的字：‘毫无怜悯之心，毫无忏悔之意。他已使其他人遭到苦难，更要使他身边这个妇女遭到苦难。’我读完了这些话，那两道光就开始移动，照射到他一个肩膀后面；一个魔鬼站在他背后笑。两道光又开始移动，照射到您一个肩膀后面，一个天使站在您背后哭。

“接着，两道光第三次移动，直射在您和那个男人中间。光继续扩展，把你们两人分隔开了。牧师去找婚礼祷文，但是找不到，祈祷书里的婚礼祷文不见了，他合上书本，失望地摆开了它。接着，我醒过来，眼睛里满含着泪，心卜卜地跳，因为我相信我的梦。

“您也相信它吧，费尔利小姐——为您着想，我恳求您也像我一样相信它。约瑟和但以理，再有《圣经》里其他的人，都是相信梦的。在您没答应做那个手上有伤痕的男人的不幸的妻子之前，先打听一下他的历史吧。我之所以向您发出以上的警告，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您。我这一辈子，直到最后一息，始终关心您的幸福。因为您母亲是我最早认识的、最要好的、唯一的朋友，所以她的女儿也是我心爱的。”

离奇的信到此结束，没有签名。

无法从笔迹上找到线索。这封难以辨认的信，是用一般习字帖上所说的“小体”字写在一张格子纸上，笔力软弱，字迹不清，有许多涂改，此外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信不是一个没读过书的人写的，”哈尔科姆小姐说，“同时，像这样语无伦次，又肯定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上等人写的。信里提到新娘的礼服和面纱，以及其他细节，看来是出自一个妇女之手。您的意思呢，哈特赖特先生？”

“我也是这样想。照我看来，信不但是一个妇女写的，而且写信的妇女一定是精神上——”

“不正常的？”哈尔科姆小姐提醒我。“我也有这种看法。”

我不去回答她。我刚才说话的时候，眼光落在信里最后几句话上：“因为您母亲是我最早认识的、最好的、唯一的朋友，所以她的女儿也是我心爱的。”这几句话，以及我无意中对写信人的精神状态所表示的怀疑，二者一旦在我脑海里交织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我简直不敢明说出来、甚至暗中害怕去想的念头。我开始怀疑自己也有失去理智的危险。我几乎像是患了偏执狂，总是要把发生的每一件奇怪的事，听到的每一句意料不到的话，都追溯到那个神秘的根源，那股凶恶的力量。这一次，为了证明我的勇气和理智正常，我对凡是未经真情实况证明的现象决不作出结论，对任何要我推测的事决不妄加猜疑。

“如果可以追查写信的人，”我说着把那信递还给哈尔科姆小姐，“咱们不妨一有机会就进行追查。我认为有必要再去和花匠谈一谈，打听一下那个给他信的老太婆，然后到村里一路追查下去。但是，首先让我提一个问题。您刚才谈到明天还可以去和费尔利先生的法律顾问商量。难道就不可以早点儿去和他联系吗？为什么不趁今儿就去呢？”

“要解释这一点，”哈尔科姆小姐答道，“我必须详细说明有关我妹妹1婚姻财产契约的某些细节，可是我认为今儿早上还不必要，也不适宜于向您提起那些细节。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星期一到这儿来的目的之一，是要商定他的结婚日期，因为婚期至今还没说定。他急于要在今年年底办喜事。”

“费尔利小姐知道他的来意了吗？”我急着问。

“她压根儿没想到，而现在既然发生了这件事，我就不必再去向她提了。珀西瓦尔爵士只把他的意思告诉了费尔利先生，费尔利先生就对我说了，作为劳娜的监护人，他当然急于向我转告。他已经去信伦敦，请我们家的法律顾问吉尔摩先生前来。吉尔摩先生不巧有事要去格拉斯哥，他复信建议，在回伦敦的途中到利默里奇庄园来停留一下。他明天到，准备在我家待几天，这样就可以让珀西瓦尔爵士有时间说明他的理由。如果他获得我们的同意，吉尔摩先生就把有关拟定我妹妹婚姻财产契约的办法带回伦敦去。现在您总明白，哈特赖特先生，我为什么要等明天才去请教律师了吧？吉尔摩先生是费尔利家两代人久经考验的老朋友，也是我们最能信任的人。”

婚姻财产契约！一听到这几个字，一种妒忌与绝望之感就刺痛了我的心，毒化了我更高贵善良的本性。我开始想到（吐露这种心情是令人难堪的，然而，要叙述这篇可怕的故事，我就必须从头到尾一句话也不隐瞒），我开始想到匿名信中对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提出的隐隐约约的指控，恨得只希望那些话都是真的。但是，即使那些荒唐的指控是真实可靠的，那又怎样呢？即使在那几句同意后无法更改的话尚未说出口、婚姻财产契约尚未拟定之前，就证明了信里的话是真实的，那又怎样呢？此后，我也曾自宽自解，设想我当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心情，完全是由于只考虑到了费尔利小姐的利益，然而我毕竟无法使自己真的相信这一点，我不能欺骗自己，而且现在也不能试图欺骗他人。我之所以出现这种心情，完全说明我已不顾一切，存心报复，和一个要娶她的男子结下不解的冤仇。

“既然咱们要去查出一些线索，”我说这话时完全被另一种指导我思想的力量支配着，“咱们最好一分钟也别浪费。我再一次建议，应当再去问那花匠，然后立刻去村里打听。”

“我想，这两件事我都可以协助您，”哈尔科姆小姐说时站起身。“咱们这就去，哈特赖特先生，一起尽自己的力量去办吧。”

我已经握着把手，准备给她开门，但是又突然停下了，我要在出发之前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匿名信里有那么一段，”我说，“对某人作了几句细致的描写。我知道，信里并没提到珀西瓦尔·格莱德的名字，但那段描写究竟和他的外貌相符吗？”

“完全相符——甚至提到他是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可她还不满二十一岁呀！他这样大岁数的男人娶她这样大岁数的妻子，这种事每天都有，经验证明，这样的结合往往是极为美满的。这情形我也知道，然而，只要听人提到这个人的年龄，再将其和她的年龄相比较，我就会对这个人更加盲目仇恨，妄加猜疑。

“也和事实完全相符，”哈尔科姆小姐接着说，“甚至说他右手上有伤痕也是对的，那是他多年前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受的伤。写信的人肯定对他1英国贵族结婚前，规定授与丈夫或妻子遗产的契约。——译者注

身上的每一个特点都知道得非常清楚。”

“我好像记得，信里甚至谈到他患咳嗽吧？”

“可不是，并且讲得完全对。他自己并不重视，尽管他的朋友有时候为这件事替他着急。”

“大概，没听到谁在背地里说他有什么行为不检之处吧？”

“哈特赖特先生！您总不会偏听偏信，总不会受到那封下流的匿名信的影响吧？”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确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

“我希望不会吧，”我惶窘地回答，“也许我不应当问这句话。”

“我并不因为您问了这句话就感到不快，”她说，“您这样问了，我反而可以趁此机会说明珀西瓦尔爵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品。我和我家里人，哈特赖特先生，从来没听到谁在背地里说他坏话。他两次竞选成功，经过严格考验，从来没出过丑。在英国，一个人能有这样的成就，大家就公认他为人正派了。”

我默默地给她开了门，跟着她走出去。她的话并没有使我相信。即使是记录善恶的天使下凡来证实她的话，并且打开了他的善恶簿，让我用肉眼去看，他也不能使我相信。

我们找到了花匠，他正在做日常工作。无论怎样探听，你也没法从这个冥顽不灵的年轻人口中套出一句关键性的话。给他信的女人是个中年以上的妇女，她一句话也没对他说，就很匆忙地朝南面走了。花匠所能告诉我们的，总共就是这么几句。

村子坐落在庄园以南。于是我们朝南面走去。

到了利默里奇村里，我们不顾麻烦，四处向各色各样的人打听。但是，结果什么也没问出来。不错，有三个村里人向我们言之凿凿地说，他们都看到了那个女人，但是他们谁也不能说清楚她是什么样儿，而且，讲到最后看见她朝哪个方向走时，几个人的说法也不一致，所以，三个人虽然不像一般村人那样一无所知，但并不能比他们那些粗心大意的邻人为我们提供更切实的帮助。我们一路上不得要领地打听下去，终于走到村子尽头费尔利太太开办的那所学校。我们绕过男生上课的校舍时，我提到最后应当去向那位教师打听，因为，既然他担任教职，我们不妨假定他是当地最见多识广的人。

“那女人经过村里再回来的时候，”哈尔科姆小姐说，“也许老师正在给他的学生上课哩。但是，咱们不妨试一试。”

我们穿过操场，绕过教室的窗子，向房子后面的那扇门走过去。我在窗口停了一下，向里面张了张。

教师背对着我坐在他的高桌子跟前，明明是在向学生训话，学生都聚集在他前面，其中只有一个是例外。那是一个身体结实、淡黄色头发的男孩，这时和其他孩子分隔开了，站在角落里一个凳子上——这个孤零零的小克鲁1索被隔离在他的荒岛上，正在那里很不光彩地受罚。

1英国小说家笛福（约1660—1731）写的《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鲁滨逊·克鲁索航海遇难，在一个荒岛上过了二十八年孤独生活。——译者注

我们走过去时，房门半掩着，我们在走廊上停了一下，清清楚楚听见教师说话的声音。

“喂，孩子们，”只听见教师说，“注意我关照你们的话。如果我再听到这学校里有谁提到鬼，你们都要受罚。鬼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哪一个孩子相信鬼，那他就是相信一件不可能有的事；如果一个利默里奇小学的学生竟然相信一件不可能有的事，那他就是不讲道理，就是违反纪律，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会儿你们都看到雅各·波斯尔思韦特怎样站在那个凳子上丢脸。他这次受罚，并不是因为他说昨儿晚上看见了鬼，而是因为他太放肆，太倔强，不肯听老师的劝告，我已经告诉他，说不可能有这种事，但是他仍旧一口咬定说看见了鬼。如果再劝告仍旧没用，我就要用棍子把鬼从雅各·波斯尔思韦特身上赶走，如果你们当中有谁也学他的样，我就要采取下一步的措施，用棍子把鬼从校内所有的学生身上赶走。”

“咱们这次好像来得很不巧哩，”哈尔科姆小姐说，趁老师训完话时推开门，领着我走了进去。

我们一进教室，孩子们就是一阵骚动。看来，他们都以为我们是特地为了看雅各·波斯尔思韦特挨打而来的。

“你们都回家去吃饭吧，”教师说，“单留下雅各。雅各必须继续留在原地；鬼如果高兴，会送饭来给他吃的。”

雅各看到，不但同学们都走空了，而且连吃饭的希望也落空了，于是他那股倔强劲儿也随着消失。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双手，直瞪瞪地瞅着手指节儿，慢慢地把手举起，凑向眼睛，而手一贴近那儿，他就缓缓地来回揉搓着，并且随着这动作每隔一会儿就急促地吸一下鼻子：这是儿童在悲哀中施放的鼻1音分炮。

“我们到这儿来，是要请问您一件事，邓普斯特先生，”哈尔科姆小姐对教师说，“可是我们再没有想到，您这会儿正在赶鬼。这是怎么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瞧那个可恶的孩子把全校的同学都吓坏了，哈尔科姆小姐，他说昨儿黄昏看见了鬼，”教师回答，“我无论怎样向他解释，他仍旧说他的荒唐故事。”

“太奇怪了，”哈尔科姆小姐说。“我再也没料到，孩子会这样想入非非，说他看见了鬼。可不是，在利默里奇村教育这些孩子已经够累的了，现在又添上这些麻烦，我真希望您能顺利地解决这件事，邓普斯特先生。现在让我说明，我是怎样会到您这儿来，到这儿来又是为了要做什么。”

于是她向教师提出了我们几乎已向村里所有人提过的那问题。邓普斯特先生的答复同样令人失望。他没有注意到我们寻找的那个陌生人。

“咱们还是回去吧，哈特赖特先生，”哈尔科姆小姐说，“咱们所要了解的事，明明是打听不出来的了。”

她已经向邓普斯特先生鞠躬，准备离开教室，但是走过雅各·波斯尔思韦特身旁时，他正在受辱的凳子上可怜巴巴地吸着鼻子，那副孤苦伶仃的情景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止住脚步，且不急于开那扇门，先和颜悦色地向这个小囚犯说几句话。

“瞧你这个傻孩子，”她说，“你为什么不去请邓普斯特先生饶恕，别1分炮是举行丧礼时每分钟发一次的号炮。——译者注

再去谈鬼呢？”

“哼，我是瞧见了那个鬼嘛！”雅各·波斯尔思韦特仍旧一口咬定，这时他的眼睛恐怖地直瞪着，眼泪又扑簌簌地落下来。

“这可是胡说八道！你什么也没看到。真会看见鬼呀！什么样的鬼——”

“对不起，哈尔科姆小姐，”教师插话，显得有点儿尴尬，“我看，您最好别去问这孩子。他又倔强又愚蠢，说的话完全不能相信，您这样问他，他会不知轻重地——”

“不知轻重地怎样？”哈尔科姆小姐应声问道。

“不知轻重地使您受到震惊，”邓普斯特先生说，这时他显得十分不安了。

“嗳呀，邓普斯特先生，您认为我这样敏感，连一个淘气孩子也会使我受到震惊，那您未免把我的感觉评价得太高啦！”她带着嘲笑和挑衅的神气，向小雅各转过身，开始直接向他问话。“喂，”她说，“我倒要知道这件事的全部经过。你这个淘气的孩子，你什么时候看见鬼了？”

“昨儿黄昏，天快黑的时候，”雅各回答。

“哦，你是昨儿黄昏天快黑的时候看见的吗？那么，它是什么样儿？”

“全身白色——鬼都是那样儿，”见过鬼的人回答。没想到他这么小的年纪却这样自信。

“那么，它在哪儿？”

“在外面，那边，坟地里——鬼总在那个地方。”

“‘鬼’都是那样儿——‘鬼’总在那个地方！哟，你这个小傻子，听你的口气，你好像从小就对鬼的形状和习惯很熟悉嘛！不管怎样，你说起你的故事来倒头头是道呀。大概，接下去你就可以告诉我那是谁的鬼魂了。”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雅各回答，阴沉沉地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气点了点头。

哈尔科姆小姐盘问他的学生时，邓普斯特先生已经几次试图插嘴，这会儿终于坚决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对不起，哈尔科姆小姐，”他说，“我可要冒昧地说一句，您问孩子这些话，简直是在鼓励他。”

“我只要再问他一句就行了，邓普斯特先生。那么，”她转身向孩子接下去说，“那是谁的鬼魂呀？”

“费尔利太太的鬼魂，”雅各悄声回答。

这一句惊人的答话对哈尔科姆小姐产生的影响，说明教师那样急于阻止她听下去是完全有道理的。她恼得涨红了脸，突然怒气冲冲地对着小雅各，吓得他眼泪又一阵扑簌簌地落下，她张开口要对孩子说什么，但接着就克制住自己，且不去责备他，转而对教师说话。

“要叫这样大的孩子对他说的话负责，那是办不到的，”她说，“他会有这种想法，这肯定是别人教的。如果这个村子里，邓普斯特先生，有谁忘了这里每个人都应当尊重和感念我母亲，我一定要把他们查出来；如果我能对费尔利先生施加影响，那些人将为这件事受到惩罚。”

“我希望——应当说我肯定，哈尔科姆小姐——您是误会了，”教师说。“这件事完全要怪这个孩子倔强愚笨。昨天黄昏走过坟地里，他看见了，应当说想象自己看见了，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那个女人，真的也好，想象的也好，正站在云石十字架旁边，而他和利默里奇村里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是费尔利太太的墓碑。肯定是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这孩子就想出了那句答话，您听了当然感到震惊。”

虽然哈尔科姆小姐好像并没被说服，但是她显然感到教师这样说明问题很有道理，不能公然驳回了它。她不再说什么，只对他的殷勤表示了感谢，还答应等事情查明后要再来看他。说完了这些话，她鞠了一躬，就领着我走出教室。

在这件怪事发生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站在一边留心听着，同时自己在作结论。等到剩下我们两人时，哈尔科姆小姐就问我对所听到的那些话有什么想法。

“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想法，”我回答，“照我看来，孩子说的话是有事实根据的。老实说，我很想去看看费尔利太太的墓碑，在它四周检查一下。”

“那么您就去看那坟吧。”

她说完这句话就住了口；我们一路向前走时，她又沉思了一会儿。“教室里看到的情景，”她接下去说，“把我搅得完全忘了那封信的事情，这会儿再要去谈它，我倒有点儿恍惚了。要不，咱们别继续打听这件事了，还是等明儿把它交给吉尔摩先生去办吧？”

“千万别这样，哈尔科姆小姐。教室里发生的事更激发着我要继续追查下去。”

“为什么它激发着您这样做呢？”

“因为，它加深了您给我看那封信的时候我起的猜疑。”

“您把所猜疑的事对我一直隐瞒到现在，哈特赖特先生，这大概有您的理由吧？”

“以前我不敢妄加猜疑。我以为那种想法十分荒谬——恐怕那是出于我本人的一种偏执的想象。可是现在我的看法不同了。不但那孩子回答您的那些话，甚至是老师说明孩子惹事经过的时候，无意中吐露的那个词，都使我重新转到那个念头。也许将来事实还会证明那念头只是一个幻想，哈尔科姆小姐，但是至少现在我深信，坟地里想象中那个鬼和写匿名信的那个人，她们是同一个人呀。”

她止住了脚步，脸色煞白，急切地瞅着我。

“是什么人？”

“老师已经无意中说给您听了嘛。他谈到孩子在坟地里看见的人，说那是‘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

“总不会是安妮·凯瑟里克吧？”

“正是安妮·凯瑟里克。”

她勾住我的胳膊，沉重地倚在它上面。

“不知道什么原故，”她声音低沉地说，“您这样猜疑，就好像有一种什么力量使我感到惊慌不安。我觉得——”她不再往下说，试图一笑了之。“哈特赖特先生，”后来她又接下去说，“让我先领您看坟地在哪儿，然后立刻回去。我最好是别让劳娜一个人待得时间太久了。我最好是回去陪着她。”

她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走近坟地。教堂是一个灰石头盖的阴森森的建筑，造在一小片低凹地上，这样就可以掩蔽着从荒野中四面吹来的寒风。坟地从教堂旁一直延展到小丘斜坡低处。它四周由一道粗石砌的短墙围着，整个儿光溜溜地敞对着天空，只尽头溪水从石丘旁流下的地方有一丛矮树，把狭窄1的阴影投在稀疏的浅草上。就在树林和小溪以外，离开一个墙阶不远的地方（一共有三个石头墙阶，在不同的地方通到坟地里），耸立着那个白色云石十字架，一眼可以看出费尔利太太的那座坟造在四周散布着更低矮的碑碣当中。

“我不必陪您再向前了，”哈尔科姆小姐说时指着那座坟。“如果您发现了什么线索，可以证实您刚才对我谈的那种想法，您就让我知道吧。咱们回庄园里再见啦。”

她离开了我。我立刻向下面坟地里走去，越过直接通向费尔利太太那座坟的墙阶。

周围的草很浅，地面又坚实，看不出什么脚印。我这时很失望，接着就细心地看那十字架和它下面方形的云石座，再看座上刻的碑文。

由于风吹雨打，原来白色的十字架上面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斑痕，而它下面的方石座上，刻有碑文的一面，也是这个情形。但是，另外的一半上面却没有丝毫污迹和斑痕，这一奇特的现象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更仔细地察看，发现它已被擦洗过，而且是新近从上而下擦干净的。一部分已擦洗过，另一部分不曾擦洗，在云石上没刻碑文的地方能辨出二者之间的分界线，而且可以清楚地辨认出那是用人工方法留下的一条分界线。是谁来擦洗了这云石呢？是谁没把它擦洗完就离开了呢？

我四面看了看，考虑如何解释这个疑点。从我站的地方望过去，四周渺无人烟：荒凉中，这片坟地已成为死者的世界。我回到教堂跟前，绕过了它，走到它的后面，然后越过另一个石头墙阶，走到围墙外边，从那儿起是一条小路，通往一片已经荒废的凿石场。靠凿石场的一边，盖了一所两间房的小屋子，一个老太婆正在门口洗衣服。

我走到她跟前，找一些话和她闲扯，谈到那教堂和坟地。她立刻打开了话匣子，几乎是一开头就告诉我，说她丈夫一身兼任文书和教堂司事的职务。我接着夸奖了几句费尔利太太的墓碑。老太婆摇摇头，说我还没看到它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儿。她丈夫就是照管这块墓碑的，但是，过去好几个月里，他一直病病歪歪，甚至礼拜天都没法蹭到教堂里去当差，也就没法去照管那块墓碑了。现在他一点点好起来了，希望再过一星期或十天就有力气去干活，可以把墓碑擦洗干净了。

听了这些情况，从这些用坎伯兰最粗俗的方言闲扯的一大堆话中得知的情况，我终于掌握了最需要知道的一切。我给了这个穷老太婆几个钱，然后立即回到利默里奇庄园。

墓碑被擦干净了一部分，这件事分明是一个陌生人干的。刚才听到黄昏见鬼的故事，现在又发现了这些情况，一经将二者联系起来，我就决定趁那天傍晚在暗中监视费尔利太太的坟，准备日落时再去那里，在看得见坟的地方等候到天黑。墓碑没有全部擦洗干净，那个已着手擦洗的人也许会再来做完这项工作。

我回到庄园，把我的打算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听我说明这办法时，她显得惊讶不安，但是并没有坚决反对。她只说：“我希望您能顺利完成这件事。”她已经要走开了，可是我拦住了她，竭力装得很镇定，问费尔利小姐身体好吗。她的情绪好了一些，哈尔科姆小姐希望能劝她趁午后还有太阳时1围墙两面设有阶磴，可以拾级越过的地方。——译者注-----------------------page57

出去散一会儿步。

我回到自己屋子里，又去整理那些画。这工作本来就是需要做的，现在变得更加需要做了，因为它可以转移我的思想，使我不必多想到自己，更不必多想到我那毫无希望的未来。但是，我仍不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向窗外观察天色，看落日逐渐移近天边。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影出现在窗底下宽阔的石子路上。那是费尔利小姐。

我还是早晨看见她的，当时我几乎什么话都没和她谈。我只能在利默里奇再待一天，此后也许永远不会见到她了。一想到这里，我就不舍得离开那窗口。我很细心地拉好窗帘，这样，如果向上望时，她就不致于看见我了，然而，经不起引诱，我还是目送她一路走去，直到她从我视野中消失了。

她外面披着棕色斗篷，里面是一件纯黑的绸衣服。她头上仍戴着第一次会见我那个早晨戴的那顶很朴素的草帽。现在由于帽子上搭了一块面纱，我就看不见她的脸了。她散步时总要带着她宠爱的意大利种小猎狗，狗裹着一条深红色棉布护身，以免娇嫩的皮被冷风吹了，这会儿正在她身旁缓缓地跑着。她好像并没注意到它。她微微低垂着头，双臂裹在斗篷里，笔直地朝前走。那些枯树叶，早晨我听到她订婚消息时被风吹得在我跟前旋舞的，这会儿，她在暗淡的残阳中一路走着时，又被风吹得在她面前旋舞，腾上落下，纷纷散布在她脚跟前。狗颤抖着，紧贴着她的衣服，急着要引起她的注意和鼓励。但是她始终不去理它。她一直向前走，离开我越来越远，只有那些枯树叶在她身旁的路上旋舞——她一直向前走，到后来我眼睛发痛，再看不见她了，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我的心情又变得沉重了。

一小时后，我做完了手头的工作，太阳就要沉下去了。我在门厅里穿了大衣，戴上帽子，不让一个人看见，悄悄地离开了那儿。

乌云在西面天边乱腾腾地涌起，风从大海那面吹得冷飕飕的。虽然海岸离开很远，但是，我走进坟地时，浪涛声卷过沿海一带的荒野，凄厉地传到了我耳朵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四外显得比以前更加冷落，我挑选了一个地方，在那里等候和看守，眼睛一直紧盯着竖立在费尔利太太坟上的那个白色十字架。

坟地里毫无掩蔽，我必须十分小心，要选择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

教堂正门那面，一边是坟地，前面是门廊，门廊两头都有墙挡着。我犹豫了一下，由于一种自然的反感，我不愿意隐藏起来，然而，为了进行观察，又非隐藏着不可，于是我决定走到门廊上。廊上每一边尽头的墙上都开了一个小窗。从一边的小窗里可以望到边上盖有教堂司事住的小屋的那片凿石场。我前面走廊的进口正对着一片空荡荡的坟地、一堵石头矮墙和一溜荒寂的棕色小丘，日落时，层云在飒飒劲风中低沉地浮过小丘上空。看不见一个生物，听不到一点声音——没有鸟在我附近飞过，没有狗在教堂司事的小屋子里发出吠声。浪涛呆板地拍打着海岸，间歇中只听见坟旁的矮树凄凉地沙沙作响，溪水流过石底，传来清冷轻微的呜咽。那是一片凄凉的景象，也是一个凄凉的时刻。我躲在教堂门廊里，数着黄昏的每一分钟的消逝，心情很快地低沉下去。

那时天还没有昏暗，落日的余辉仍旧淹留在空中，我独个儿守望了不到半小时，就听见了脚步声和人语声。脚步正从教堂另一面移近，那人语声是一个妇女在说话。

“你别为那封信担心啦，亲爱的，”那声音说，“我已经很稳妥地把它交给了那个小伙子，他一声不言语就把它接过去了。后来我们两人各自走开了，并没有人跟踪我——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几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我急切盼望着事态的发展，紧张得几乎感到痛苦。接着是一阵沉默，但那脚步声仍在移近。又过了一会儿，两个人，都是女的，在门廊小窗口我可以看见的地方走过去。她们笔直走向那座坟，所以是背对着我的。

一个女人戴着围巾帽，围着围巾。另一个披着深蓝色旅装长斗篷，把兜帽罩在头上。里面的衣服在斗篷下边露出了几寸。我的心急剧地跳了起来，因为注意到了那颜色——那是白的。

走到教堂和那座坟的大约正当中，她们停下了，披斗篷的女人向她的伙伴扭转了头。但是她的侧影（这时如果她是戴的头巾帽，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却被兜帽张开着的僵硬的边儿遮住了。

“千万披好了这件舒适暖和的斗篷，”说话的仍是我刚才听见的声音——那个围围巾的女人的声音。“托德太太说的对，她说你昨儿穿着一身白衣服太显眼了。你待在这儿，我去走一会儿再来，不管你怎样想，我可是不喜欢坟地。赶我回来之前就把你要做的事做好了，咱们必须趁天黑前回去。”

说完了这话，她扭转身向回走，这一次却是面对着我走过来的。她是一个已过中年的妇人，粗碜碜的褐色面宠显得很健康，毫无奸刁或可疑的神气。她走近教堂，停了下来，把围巾裹得更紧一些。

“真古怪呀，”她自言自语，“打我记得她的时候起，她就是这样任性，这样古怪呀。可是，她真善良——可怜的人儿，像小孩一样善良啊。”

她叹了口气，紧张地向坟地里四面望望，摇了摇头，仿佛很不高兴看那凄凉的景色，然后在教堂犄角后面消失了。

我迟疑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应当跟上去和她谈话。由于十分急着要去见她的伙伴，最后我决定不去和她谈话了。如果要见这个围围巾的妇女，我尽可以在坟地附近等她回来（但是，看来她不大可能为我提供所要知道的事实）。传递那封信的人并不重要。这件事的中心人物，唯一能够提供事实的，倒是写那封信的人，而我深信写那封信的人就在我前面坟地里。

正当这些思潮涌进我脑海中时，我看见披斗篷的女人走近那座坟，站在那里向它注视了一会儿。接着她向四周望了望，从斗篷里掏出一块白亚麻布（又好像是一块手帕），向旁边的溪水转过身去。小溪从墙根下一个小洞里流进坟地，弯弯曲曲绕过去几十码远，再从另一个相似的洞里流出去。她在水里浸湿了布，回到了坟旁。我看见她吻了吻那白十字架，然后在碑文前跪下，用那块湿布擦干净它。

我考虑了一下，应当怎样露面才可以尽量少惊吓她，最后我决定越过面前的那道墙，在外面绕过去，然后再从靠近那座坟的墙阶走进坟地，这样就可以让她看见我逐渐走近。她只顾聚精会神地做她的事，一直等我跨过墙阶，她才听见我走近的声音。这时她抬头一看，惊讶得立起身来轻轻地喊了一声，吓得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对着我。

“不用害怕，”我说，“您肯定还记得我吧？”

我刚说到这儿就停下了——接着又很斯文地向前走了几步——接着又停下来——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向前移，最后走近她身旁。如果以前我还有一些怀疑的话，现在可以完全肯定了。说来也可怕，瞧这张脸，这会儿在费尔利太太坟前对着我的，正是那天夜里在大路上对着我的那张脸呀。

“您还记得我吗？”我问，“我们那天很晚的时候遇见了，是我帮助您去伦敦的。您肯定没忘记那件事吧？”

她的神情缓和下来，她深深地舒了口气。我看到，由于认出了我而焕发的生气，慢慢地使那因恐怖而变得死一般僵硬的脸重新灵活起来。

“暂时别急着和我谈话，”我接着说。“先定一定神——先认清楚我是您的朋友。”

“您待我非常好，”她嘟哝道，“现在仍旧和上次一样好。”

她不再往下说了，我也不开口了。我不但要让她有时间恢复镇静，也要为自己拖延时间。在凄凉暗淡的黄昏的光影中，那个女人和我又一次相遇；我们之间隔着一座坟，我们身旁都是死者，四面环绕着荒凉的小丘。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黄昏静寂中这片凄凉的低凹地上，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面站着；想到我们两人即将交谈的偶然的几句话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大事；想到劳娜·费尔利的整个前途，是吉是凶，可能都将取决于我这一次的成败，看我是将赢得或将丧失这个站在她母亲坟旁发抖的可怜的女人的信心：想到这一切，我就很可能失去镇静和自制力，然而我的成功与否又完全要靠这种镇静与自制力。当时我觉察出，我正在竭力施展自己的一切机智，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最好地利用这一点时间去进行思考。

“这会儿您镇静些了吗？”我一想到现在又该开口，就立即接下去说，“您和我谈话的时候，能不再害怕我，不忘了我是您的朋友吗？”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她问，并不理会我对她说的话。

“您不记得，我们上次遇见的时候，我曾经说要去坎伯兰吗？后来我就到坎伯兰来了——一直待在利默里奇庄园里。”

“利默里奇庄园！”她重复这句话时，苍白的脸上闪出光辉，转动着的眼睛突然露出感兴趣的神情紧瞅着我。“啊，您多么幸福啊！”她说时急切地注视着我，看来原先的疑惧完全消失了。

我利用她对我刚恢复的信心，仔细去看她那张脸（为了慎重起见，我刚才一直克制着自己，绝不露出好奇的神情紧盯着她看）。这样瞧着她，我就清楚地回忆起：在那月光下的草坪上我怎样看到另一张可爱的脸，怎样预感到不祥，而联想起了现在的她。当时我是在费尔利小姐脸上看出她和安妮·凯瑟里克如何相似。这会儿我是在安妮·凯瑟里克脸上看出她和费尔利小姐如何相似——而且更加清楚地看出了，因为我不但看出她们相似的地方，而且看出她们不相似的地方。面部的一般轮廓，五官的相互配称，头发的颜色，唇边微显紧张和迟疑的神情，身材的高矮肥瘦，头部和身体的姿态：在这些地方，相似的程度要比以前所看出的更使我感到惊讶。但是，相似之处到此为止，此外就是种种不同的地方了。费尔利小姐的柔媚的姿容，明亮的眼睛，光润的皮肤，鲜艳的嘴唇，都是现在我面前这张枯槁憔悴的脸上所看不到的。尽管我恨自己不该去想那些事，但是一瞧面前这个女人，我就不禁想到：只要将来发生一次不幸的变化，就会使我现在看到尚存有差异的地方也变得完全相似了。如果有朝一日悲哀和苦难在费尔利小姐青春娇美的脸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那时候（也只有那时候）她和安妮·凯瑟里克就会变成一对天然相似的孪生姊妹，两个一模一样的影子。

我一想到这里就打了个冷战。我想到，在莫名其妙地使人疑虑的渺茫的未来，存在着一件可怕的事物。幸而这时候另一件事打断了我的思路，我觉出安妮·凯瑟里克的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和上一次一样，她的手又是那样突然悄悄地触到了我，记得那天夜里我们第一次遇见时我被它吓得浑身麻木了。

“您是在看我呀；您是在想一件什么事情呀，”她仍旧那样气息急促、口气古怪地说，“是什么事？”“没什么特殊的事，”我回答，“我只是在猜想，您怎么会到这儿来了。”“是一个好朋友陪我来的。我到这儿刚两天。”“可是您昨儿就上这儿来了？”“您怎么会知道的？”“不过是猜测罢了。”她转过身，又在碑文前跪下了。“不到这儿来，我又到什么地方去呢？”她说，“这位朋友待我比我母亲还要好，她是我要到利默里奇来看望的唯一的朋友。哦，看到她坟上有一点污垢，我的心都痛了！想到了她，我一定要使墓碑永远像雪一样白。我昨儿就开始擦它，今儿一定要来这儿继续擦干净它。难道这件事做错了不成？我希望不会做错了。只要是为费尔利太太做事，那肯定不会是错的！”

显然多年前感恩图报的心情，至今仍旧支配着这个可怜人的思想——她那狭窄的胸怀，自从接受了年轻幸福岁月中最初的印象，分明已经不能再接受其他可以长期保留的印象。我知道，要赢得她的信心，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鼓励她继续到坟地里来从事这项天真的活动。我刚说出她可以这样做，她立刻重新开始动手，轻轻地抚摩着坚硬的云石，就仿佛又回到了已经逝去的童年，又在费尔利太太膝前耐心学习她的功课。

“您如果听到我说，”我尽量小心翼翼地准备进一步问她，“我在这儿见到您，感到又高兴又诧异，那您会觉得很奇怪吗？那天，您坐上马车离开了我，我为您十分担心。”

她赶紧抬起头，疑虑重重地看着我。

“担心，”她重复了一句。“为什么？”

“那天晚上，我们分手后，发生了一件怪事。两个男人驾着一辆马车，在我旁边赶过去。他们没看见我站在那儿，就在离开我不远的地方停了车，去和路对面一个警察谈话。”

她立刻停下了。拿着湿布擦碑文的那只手垂下了，另一只手紧握着坟头上的云石十字架。她慢慢地朝我转过脸，又呆呆地露出那副恐怖中透出迷茫的神情。我不顾一切往下说，因为现在已经来不及把话收回了。

“那两个男人去和警察谈话，”我接着说，“问他看见您了没有。他说没看见；后来一个人又说您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

她一下子跳起，好像我最后这句话招来了那两个追赶她的人。

“等一等，听我把话讲完！”我大声说。“等一等，您这就会知道我是怎样帮助了您。当时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让那两个人知道您是往哪条路走的——可是，我始终没说。这样我就帮助您逃走了——这样我就使您安然脱险。想一想，想一想吧。请听明白我对您说的话吧。”

我的态度似乎比我的言语更为有力地打动了她。她试着理解我这几句话的意思。这时她显得主意不定，两只手交换着那块湿布，完全像那天夜里我第一次遇见她时那样交换着她那小旅行包。慢慢的，我这几句话的用意打动了她那混乱和激动的心。慢慢的，她的神色缓和下来，她瞅着我，眼光中好奇的神情正在加剧，恐惧的成分迅速消失。

“您总不会认为我应当回到疯人院里去，对吗？”她问。

“当然不会。我很高兴您从那里逃出来了；我很高兴我帮助了您。”

“对，对，您确实帮助了我；您帮助我克服了困难，”她接下去说，显得有点儿茫然。“逃出来还是容易的，否则我就不会离开那儿了。他们对待我，不像对待其他人那样，他们从来不怀疑我。我非常安静，非常听话，很容易被他们吓唬倒。但是，困难的是怎样一路找到伦敦去，您在这方面帮助了我。当时我向您道谢了吗？现在我向您道谢，非常感谢您。”

“那疯人院离开我们遇见的地方远吗？说吧，既然相信我是您的朋友，就告诉我它在哪里吧。”

她说出了它的地址——从那地址可以知道它是一所私人开办的疯人院，是离开我遇见她那个地方不太远的一所私人开办的疯人院——接着，明明是担心我会利用她的答复去做什么事情，她又急着重复刚才的问话。“您总不会认为我应当回到疯人院里去，对吗？”

“让我再说一遍：我很高兴您逃了出来；我很高兴您离开我以后一直很好，”我回答。“您说有个朋友在伦敦，可以到他那儿去。您找到了那个朋友吗？”

“找到了。那时候已经很晚，可是还有一个女仆没睡，在那儿做针线，她帮我唤醒了克莱门茨太太。克莱门茨太太是我的朋友。她是一位忠厚善良的人，当然，不能和费尔利太太相比。啊，谁也比不上费尔利太太啊！”

“克莱门茨太太是您的老朋友吗？您认识她很久了吗？”

“是呀，从前我家住在汉普郡，她是我的街坊；我小时候，她就喜欢我，总是照看着我。前些年，她离开我们的时候，在我的祈祷书里写下了她伦敦的地址，还说：‘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安妮，就来找我好了。没有丈夫干涉我，也没有子女需要我照看，我会当心你的。’话说得多么仁慈，对吗？我记得这些话，大概就是因为它们说得很仁慈。我能够记得的事太少了，太少了。”

“当时您没有父母照看吗？”

“父亲？我从来就没见过父亲；我从来就没听母亲提到他。父亲？哦，天哪！他大概已经死了吧。”

“那么，您母亲呢？”

“我和她相处得不好。我们只能给对方带来烦恼和恐惧。”

只能给对方带来烦恼和恐惧！一听这句话，我就开始怀疑，禁闭她的人可能就是她母亲。

“别问到我母亲的事，”她接下去说。“还是让我谈谈克莱门茨太太吧。克莱门茨太太和您一样，也不认为我应当回到疯人院去；她和您一样，知道了我从那儿逃出来了也感到高兴。她为我不幸的事哭过，叫我千万别让人家知道了。”

她说“不幸的事”。她用这几个字，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以此说明她写那封匿名信的动机？是不是要以此表明许多妇女最普通习见的那种动机：由于自己受了一个男人的骗，所以写匿名信去破坏他的婚事？我决定在尚未继续谈下去之前，首先消除这个疑点。

“什么不幸的事？”我问。

“就是我被关起来那件不幸的事嘛，”她回答时对我的问话确实显得很惊讶。“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不幸的事呢？”

我决定尽可能委婉而耐心地继续追问。现在进行调查时，我每前进一步都必须稳扎稳打，这是十分重要的。

“还有一种不幸的事，”我说，“妇女也会遭遇到，并且会因为那种不幸的事一辈子感到痛苦和羞耻。”

“什么事？”她急切地问。

“遭遇到那种不幸的事，是因为过份天真地相信自己的品德，相信所爱的人是正人君子，”我回答说。

她抬起头朝我望了望，露出儿童般天真的困惑神情。她那张会将任何情感都十分明显地流露出来的脸，这时丝毫没有变色或显出慌乱，完全没有那种内疚的表示。当时她那种表情和神态，比任何语言更能使我深信：我刚才那样推测她写信给费尔利小姐的动机，明明是猜错了。无论如何，这方面的疑点现在可以消除了；但是，刚消除了这一个疑点，立刻出现了另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根据绝对可靠的证言知道，那封信虽然没提到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姓名，但指的确是他本人。肯定有一个性质严重的原因，使她深深感到自己受了伤害，所以才会用信里那些话暗中向费尔利小姐揭发他——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不能再将这件事归咎于她的清白和名誉受了玷污。他给她带来的伤害并不是属于这一类性质的。那么，它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呢？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她说，那神情明明是经过了一番思索，但仍旧想不出我对她说的那几句话的含意。

“好吧，”我回答说，“我们还是继续谈刚才没谈完的话吧。告诉我，您和克莱门茨太太在伦敦待了多久，是怎样来到这儿的？”

“待了多久？”她重复了一句。“我一直在克莱门茨太太家里，两天前我们才一同来到这儿。”

“那么，您是住在村里的了？”我说，“可是奇怪，我没法打听到您，即使您来这儿只两天……”

“不，不，不是住在村里。是住在三里外一个农庄上。您知道那农庄吗？那地方叫托德家角。”

那地方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驾车出去，常常经过那儿。它远离开海边，旁边有两座小山衔接，偏僻荒凉，是附近最老的一个农庄。

“住在托德家角的那家人，是克莱门茨太太的亲戚，”她接下去说，“他们家常常邀克莱门茨太太去作客。她说要去，并且要带我一起去，因为那儿幽静，空气新鲜。她待我真好，对吗？其实，只要是幽静、安全、没人干扰的地方，我都乐意去。后来我听说托德家角就靠近利默里奇村——哦，我多么高兴呀，哪怕是赤着脚也要一路走到那儿，再去看看那个村子，那些学校，还有利默里奇庄园！托德家角的人都是极好的人。我希望能在那儿待很长时期。只有一件事，我对那些人不满意，也对克莱门茨太太不满意——”

“什么事？”

“她们都取笑我穿一身白——他们都说这样打扮显得怪特别的。他们懂得什么啊？费尔利太太最有眼光。费尔利太太再也不会让我穿这样难看的蓝色斗篷！啊，她生前就爱白色；瞧她这坟上都是白石砌的；她总是用白衣服打扮她的小女儿。费尔利小姐好吗？快乐吗？她现在还是像小姑娘那样习惯穿白的吗？”

她一问到费尔利小姐，就把声音降低，渐渐把脑袋从我这面扭转过去，我从她的神态改变中觉察出，她是因为想到了冒险递送匿名信的事而感到不安；于是我立刻决定如何提出问题，要使她在冷不防中被迫承认这件事。

“费尔利小姐今儿早晨不大舒服，并且心情很不好，”我说。

她嘟哝了一两句什么，但是话说得很糊涂，声音又低，我甚至猜不出它的意思。

“您是问我：费尔利小姐今儿早晨为什么不舒服，心情不好吗？”我接下去说。

“不是的，”她急忙说，“哦，不是的，我根本没问这个。”

“您不问我也要告诉您，”我接着说，“费尔利小姐收到了您那封信。”

刚才我们谈话的时候，她有一会儿工夫一直跪在那里，很认真地擦拭碑文上最后的雨露斑迹。我向她说第一句话时，她听了便停下来，但不站起，只慢慢地向我转过身。我的第二句话一出口，她几乎僵在那里了。她刚才一直握着的那块布从她手里落下了；她的嘴唇张开了；一刹那间，她脸上的那点儿血色完全消失了。

“您怎么会知道的？”她有气无力地说。“是谁给您看的？”她的脸变得绯红——一下子红得很厉害，因为她突然意识到无意中已经吐露了自己的秘密。她在绝望中把两手一拍。“我根本没写那信，”她吓得气喘吁吁地说。“我根本不知道那封信！”

“知道，”我说，“是您写的，您是知道那封信的。投递这样的信是不应该的；这样吓唬费尔利小姐是不应该的。如果您有什么事应当向她说，需要她知道的话，就该亲自到利默里奇庄园去，就该亲自去对那位小姐说明嘛。”

她向坟上平坦的石座蹲下身，直到她的脸贴在它上面；她一句话也不回答。

“如果您是好意，费尔利小姐就会像她母亲那样厚待您，”我继续说，“费尔利小姐就会替您保守秘密，不会让您受累。您明儿在农庄上会见她好吗？要不，您在利默里奇庄园的花园里会见她好吗？”

“哦，我真希望死了也埋在这里，和您安息在一起啊！”她嘴唇紧凑着墓碑嘟哝了几句，口气中透出对地下死者的热爱。“您知道，为了您的原故，我是多么爱您的孩子啊！哦，费尔利太太呀！费尔利太太呀！教教我怎样去救她吧。还像以前那样，像是我的亲人，像是我的母亲，教我一个最好的办法吧。”

我听见她在吻那石座：我看到她热情地在那上面拍打。那声音，那情景，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俯下身子，轻轻地握住那双可怜的软弱的手，我竭力安慰她。

但是怎么说也没用。她挣脱了手，怎么也不肯把脸从石座上抬起。眼见无论如何急需找个办法使她安静下来，我忽然想到：看来她最关心的是我对她的看法，她要我相信她的理智是健全的、她的行动是正常的，所以，现在只有从这方面设法打动她。

“好啦，好啦，”我温柔地说。“还是安静下来吧，否则我就会对您有不同的看法了。别让我有这种想法，以为那个人把您送进疯人院也许是有道理的——”

以下的话已到唇边，但没说出口。我刚大着胆提到那个把她关进疯人院的人，她一下子就跪起来了。这时在她身上出现的变化是十分反常和惊人的。她那张脸，紧张中带有敏感、柔弱、迟疑的神气，一向显得那么动人，这时突然被强烈得类似疯狂的仇恨和恐惧笼罩住，并且每一部分都平添了凶悍倔强的神气。她在朦胧暮色中瞪大了那双野兽般的眼睛。她一把抓起那块落在身旁的布，好像那是一个她可以将其掐死的生物，双手使劲地抽搐般扭着它，它里面仅存的几滴水都滴在她膝下石座上。

“还是谈别的事吧，”她含糊不清地低声说，“您如果再谈那些事，我可要放肆了。”

不到一分钟以前她脑子里还存有的那种比较温和的想法，这会儿好像已经一扫而空。显然，不像我原先所想象的，费尔利太太并不是唯一留在记忆中的深刻印象。除了欣喜地记住了自己在利默里奇村上学的日子，同时她还仇恨地记住了自己被关在疯人院里所受到的伤害。是谁那样迫害她的呢？难道真会是她母亲不成？

我很想探听到底，绝不愿意半途而废，然而，我仍强迫着自己不再向下追问。看到她当时那种情景，出于人道主义，我必须使她安定下来，否则就未免太残酷了。

“我不再谈那些会叫您感到痛苦的事了，”我安慰她。

“您有什么企图，”她回答，尖锐的口气中透出猜疑。“别这样盯着我。对我直说，告诉我您打算怎样。”

“我只不过是要您安静下来，等到更镇定一些，您再考虑考虑我的话吧。”

“考虑他的话？”她停下了，把那块布在手里一前一后地搓着，小声儿自言自语：“他说什么来了？”接着，她又向我转过身，不耐烦地摇摇头。“您为什么不提醒我呀？”她突然气忿忿地问。

“好的，好的，”我说，“我来提醒您，您经我一提就会想起来。我刚才叫您明儿去会见费尔利小姐，原原本本地把有关那封信的事告诉她。”

“啊！费尔利小姐——费尔利——费尔利——”

那心爱的熟悉的姓我刚说出口，好像已使她安静下来。她的脸显得温和了，又像原先那样了。

“您不用害怕费尔利小姐，”我接下去说，“也不用害怕那封信会给您招来麻烦。她对那封信里说的已经知道得很多，您尽管把全部详情一起告诉她。根本不需要再去隐瞒，因为现在已经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您信里虽然没提名道姓，但是费尔利小姐知道您说的那个人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

我刚说出那个名字，她就一下子站起来，发出一声惨号，惨号声在坟地上空回荡，吓得我一颗心急跳起来。刚从她脸上消失了的那副阴森难看的神情，又一次倍加显著地笼罩着她的脸。一听到那名字就发出尖叫，紧接着又是那副仇恨和恐怖的表情，这已说明了一切。现在再没有丝毫可疑的了。将她关进疯人院，这件事与她母亲无关。关她的是另一个人——那人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

尖厉的惨号声被别人听到了。这一面，我听见教堂司事的小屋子的门打开了；另一面，我听见她的伙伴叫喊，叫喊的就是那个围着围巾的妇女，那个被称为克莱门茨太太的妇女。

“我来了！我来了！”从矮树丛后面传来喊声。

不一会儿，已经看到克莱门茨太太赶来。

“你是什么人？”她踏上墙阶，毫不畏缩地对着我大喊。“你怎么可以这样吓唬一个柔弱可怜的妇女？”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她已经站到安妮·凯瑟里克身旁，用一条胳膊搂住了她。“怎么啦，亲爱的？”她问，“他把你怎样了？”

克莱门茨太太大胆地向我怒目而视，这引起了我对她的尊敬。

“如果我是罪有应得，被人这样恶狠狠地瞪着，那我确实应当感到惭愧，”我说，“但是，这件事不能怪我。我吓住了她是出于无意，并不是存心。她也不是第一次会见我。您尽可以问一问她，她会告诉您：我是不可能存心伤害她的，不可能伤害任何妇女的。”

我把话说得很清楚，好让安妮·凯瑟里克听明白；后来我看出，她听懂了那几句话的意思。

“是的，是的，”她说，“她从前很照顾我，他帮助我——”以下的话她便凑近她朋友耳边悄悄地说了。

“多么奇怪！”克莱门茨太太说时露出困惑的神情。“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很抱歉，我不该对您口气那么粗暴，先生；但是，您要知道，那样是会叫一个陌生人看了犯疑的，这件事不能怪您，都怪我不好，不该由着她这样任性，让她独个儿待在这样荒凉的地方。去吧，亲爱的——这就回去吧。”

我看出来，这位善良的妇女一想到要一路走回去，就显得有点儿担心，于是我自告奋勇，要陪同她们走到能看见自己家的地方。克莱门茨太太婉言谢绝了我的提议。她说，只要一走到那片野地里，她们肯定会遇见农庄上的工人。

“千万原谅我，”安妮·凯瑟里克挽着她朋友的手臂走开时，我这样说。我虽然没存心惊吓和刺激她，但是，看见那张吓得怪可怜的苍白的脸，我心里感到很难受。

“我一定不加计较，”她回答，“但是您知道的事太多了；也许以后我见了您就会害怕。”

克莱门茨太太瞟了我一眼，惋惜地摇了摇头。

“再见啦，先生，”她说，“我知道这件事不能怪您，但是我希望您刚才吓倒的是我而不是她。”

她们走过去几步，我以为她们会径自离开了那里；没料到安妮突然站住，撇下了她的朋友。

“等一等，”她说。“我一定要去告辞。”

她回到坟旁，亲切地把双手搭在云石十字架上，吻了吻它。

“这会儿我舒服些了，”她安静地抬起头来看着我，舒了口气。“我原谅您了。”

她又走到她伙伴跟前，两人离开了坟地。我看见她们在教堂附近停下，和教堂司事的妻子说话，那女人刚才从小屋里出来，就一直候在那里，远远地看着我们。接着，她们又继续向前，走上了那条通往荒地的小道。我看见安妮·凯瑟里克的背影逐渐消失，最后全部隐没在暮色中——我担心而悲伤地望着，就仿佛是最后一次在烦恼的尘世间看见这个白衣女人。

半小时后，我已经回到庄园里，把全部的经过一一说给哈尔科姆小姐听。

像她这种性格的妇女，竟然会一言不发，全神贯注，从头到尾听我说下去，这就有力地证明，她认为我那些话的性质有多么严重。

“我很担心，”她听完了我的话，只说了这么一句。“我对未来的事非常担心。”

“未来的事如何发展，”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可能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现在的时机。如果安妮·凯瑟里克和一个妇女谈话，也许会比和我谈话更加随便，更没有保留。如果费尔利小姐——”

“这件事根本不必去考虑，”哈尔科姆小姐又像平时那样口气十分坚决地打断了我的话。

“那么我建议，”我接下去说，“就由您去会见安妮·凯瑟里克，尽可能使她相信您。至于我，我可不愿意再去使这个可怜的人受惊了，因为，真感到过意不去，我已经吓过她一次了。您认为明天和我一起到那个农庄上去有什么问题吗？”

“毫无问题。为了劳娜的利害关系，我什么地方都情愿去，什么事都情愿做。您刚才说那地方叫什么？”

“那地方您一定很熟悉。它叫托德家角。”

“可不是。托德家角是费尔利先生的一个农庄。我们家挤牛奶的女仆就是那儿一个农民的二女儿。她经常来往于我们家和她父亲的农舍之间；她可能听到或者看见一些我们知道了会有用的事情。要不要我这会儿就问那个女仆在不在楼下？”

她摇了摇铃，吩咐男仆传话。男仆回来说，挤牛奶的女仆到农庄上去了。她已经有三天没回家，傍晚女管家准了她的假，让她回去一两个小时。

“明天我可以找她谈一谈，”哈尔科姆小姐等男仆离开后对我说，“这会儿先让我明确我会见安妮·凯瑟里克所要达到的目的。您肯定那个把她关进疯人院的人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吗？”

“十分肯定。现在唯一无法理解的是他的动机。考虑到他和她两人绝对悬殊的社会地位，看来他们不可能有任何亲戚关系，所以，即使确实需要把她禁闭起来，我们也极需知道，为什么要由他来承担这项重大责任，把她关闭在——”

“一个私人开办的疯人院里，好像是您说的？”

“是的，一个私人开办的疯人院里，住院要付一笔看护费，那是穷人负担不起的。”

“我明白疑点在哪里了，哈特赖特先生；无论安妮·凯瑟里克明天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我向您保证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珀西瓦尔一到舍间，就必须向我和吉尔摩先生把这件事解释清楚。我最关心的是我妹妹将来的幸福，我可以向她施加影响，取得一部分决定她婚事的权力。”

那天晚上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第二天早餐后，我们没能立即去农庄，因为，被昨天傍晚的那些事一打岔，我忘了另一件需要做的事。今天是我在利默里奇庄园的最后一天；邮件一送到，我就需要按照哈尔科姆小姐出的主意，去请费尔利先生允许提前一个月解除我的聘约，理由是：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我必须回伦敦。

幸而那天早晨有两封我朋友从伦敦寄来的信，这样至少表面上看来我的借口可能是真实的。我立刻把信拿回到自己屋子里，然后吩咐男仆带话给费尔利先生，问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去和他商量一件事。

我等候仆人回来的那段时间里，毫不关心他主人会如何对待我辞职的事。不管费尔利先生允许也好，不允许也好，反正我是走定的了。一想到我现在已经在孤寂的旅程中迈出第一步，此后即将和费尔利小姐永别，我好像对那些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事都感觉迟钝了。我已经抛弃了我穷人的矜持；我已经抛弃了我艺术家的一切微不足道的虚荣。即使费尔利先生现在存心对我傲慢无礼，他也不能损伤我的感情了。

仆人带回来的话，果然不出我的预料。费尔利先生表示遗憾，说很不巧那天早晨他身体不适，绝对不可能接见我。因此，他请我接受他的歉意，并请用书面传达我所要谈的话。我来到庄园的三个月里，已经多次接到他类似的传话。在整个这段时期里，费尔利先生只一次表示因为“有了”我而感到高兴，此后就一直身体欠佳，没见过我第二次。每次仆人总是把另一批我裱装好的画送回去给他主人，带去我的“问候”；然后空着手回来，带来费尔利先生“崇高的敬礼”、“深切的感谢”，以及“恳挚的歉意”，并说，由于健康情况欠佳，他仍只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也许，无论对任何一方来讲，再没有比这样的安排更令人满意的了。很难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两人当中究竟是谁最为感谢费尔利先生的使人受惠非浅的神经。

我立即坐下来写信，在措词上尽量委婉客气、简洁明瞭。费尔利先生并不急于作复。几乎过了整整一小时，他的回信才送到了我手里。信上的字端正秀美，用紫色墨水写在光滑得像象牙、厚实得像硬纸板一般的信笺上；信里是这样写的：“费尔利先生向哈特赖特先生致意。费尔利先生（在目前健康欠佳的情况下）无法表达哈特赖特先生的辞职给他带来的惊讶与失望。费尔利先生平时不理俗务，但他谘询了熟谙这方面事情的管家，该管家认为费尔利先生的看法正确，即：除非为了可能属于生死攸关性质的大事，否则哈特赖特先生更无其他理由必需辞职。如果费尔利先生在病痛中为寻求慰藉与乐趣而对艺术与艺术家培养的高度欣赏感情能轻易动摇，那末哈特赖特先生目前的行动可能已经使其动摇了。然而，费尔利先生的这种感情并未动摇，动摇的乃是哈特赖特先生的这种感情。

“一经表明本人的看法——即在剧烈的神经痛楚所允许的限度内表明了他的看法——费尔利先生除发表他对这一十分违反常规的辞职已作的决定，更无他语可以奉告。由于身心的绝对宁静对他至关重要，所以费尔利先生不愿让哈特赖特先生在双方基本上都极感难堪的情况下继续留在此地，以致打破那种宁静。因此，纯为自己的宁静着想，费尔利先生放弃拒绝接受辞职之权，并通知哈特赖特先生：尊驾可以请便。”

我折好信，把它跟其它信件放在一起。从前，我会把这封信看作是一种侮辱，对它感到忿怒，但是现在我只能把它当作是解除我职务的一份书面通知而已。当我走到楼下餐厅里，告诉哈尔科姆小姐准备和她一同去农庄时，我已经把这件事丢在脑后，几乎忘记它了。

“费尔利先生给了您同意的答复吗？”我们离开餐厅时，她这样问我。

“他已经允许我走了，哈尔科姆小姐。”

她立刻抬头望了望我，自从认识我以来首次自动地拉住了我的手臂。再没有任何语言能这样细致地表明，她已经理解到我是如何获准辞职的，她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站在主人的地位对我表示同情。我并没有十分重视那个男子侮慢我的信件，但是却深深感到这个妇女宽慰我的温情。

在去农庄的途中，我们约好，应由哈尔科姆小姐独自走进那家人家，而我则在外面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方式，是有鉴于前一天傍晚在坟地里发生的事，唯恐我一露面就会又使安妮·凯瑟里克感到紧张害怕，更加猜疑这样一个素昧生平的小姐的来意。哈尔科姆小姐撇下了我，先去找农民的妻子谈话（她深信农民的妻子会热心帮助她），而我则在附近等着。

我满以为需要独个儿等上很久。但是没料到，刚过了大约五分钟，哈尔科姆小姐就出来了。

“安妮·凯瑟里克不肯会见您吗？”我吃惊地问。

“安妮·凯瑟里克已经走了，”哈尔科姆小姐回答。

“走了！”

“和克莱门茨太太一起走的。她们今儿早晨八点钟一起离开了农庄。”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了——我只感觉到，供我们查明这件事的最后一个机会已经随着她们一起消失。

“有关这两位客人的事，凡是托德太太所知道的，也都不外乎是我所知道的，”哈尔科姆小姐接下去说，“我和她仍旧无法解释这件事。她们昨儿晚上离开了您，平安回到寄宿的地方，和托德先生一家人像往常一样度过晚上的前一部分时间。但是，就在吃晚饭之前，安妮·凯瑟里克吓坏了他们，她突然昏倒了。她来到农庄的头一天也发过一次这样的病，但是没这样可怕；托德太太认为那一次的发病是和看了一份我们本地报纸上的什么新闻有关，当时报纸放在农舍里桌上，就在发病的前一两分钟她看了那份报纸。

“托德太太可知道，是报上哪一段新闻使她激动成那样吗？”我追问。

“她不知道，”哈尔科姆小姐回答。“她看了那份报纸，并没找出任何激动人的新闻。但是，我请她让我也看一遍，可就在展开的第一版上我发现，编辑因为缺少材料，就报道了我们家的事，在转载伦敦报纸发表的《名门婚事栏》中刊登了我妹妹订婚的消息。我立刻得出结论，相信正是这条新闻强烈地刺激了安妮·凯瑟里克，同时我认为，这也说明了她第二天向我们家投递那封匿名信的原因。”

“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有关她昨天晚上第二次昏倒的事，您还听到一些什么吗？”

“什么也没听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完全是一个谜。当时屋子里没有一个生人。外来的只有我们家挤牛奶的女仆，我已经对您说过，那是托德太太的女儿，大伙谈的话也很一般，不过闲聊了一些村里的事情。他们只听见她叫了一声，再看她脸色煞白，但看来好像完全是无缘无故的。托德太太和克莱门茨太太把她扶上了楼，克莱门茨太太留在那儿陪着她。一直到她们平时睡觉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大伙还听到她们在谈话，今儿一早克莱门茨太太就把托德太太拉到一边，说她们必须离开那儿，当时托德太太的那份惊讶是无法形容的。从她客人口中能够得到的唯一解释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那并不是由于农庄上任何人的错，但是性质却十分严重，所以安妮·凯瑟里克决定立即离开利默里奇村。主人请克莱门茨太太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一些，但无论怎样央告也没用。她只是摇头说，为了安妮的原故，只能请大家不要追问。她处处显得十分激动，一再重复说安妮必须离开，她必须陪安妮一起走，而她们要去的地方又绝不可让任何人知道。至于托德太太怎样苦苦地留客，客人怎样执意地拒绝，那些细节我就不必向您多说了。最后，过了三个多小时，她用车把她们送到最近的车站。一路上她再三要她们把这件事解释得更清楚一些，但结果仍旧不得要领；她让她们在车站前面下了车，见她们这样毫无礼貌地突然离开，这样不把她当朋友信任，她就感到又愧又恨，甚至没留下来向她们道别，就气忿忿地赶着车回去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您倒仔细回忆一下然后告诉我，哈特赖特先生，昨儿傍晚坟地里发生的事，有哪一点能说明那两位女客今儿早晨突然离开农庄的原因吗？”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哈尔科姆小姐，安妮·凯瑟里克突然发病，惊动了农庄上的一家人，是她已经和我分别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发生的事，即便我当时不小心，使她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过了那一段时间，照说她也可以恢复过来了。您可曾打听，她晕倒的时候，大伙正在屋子里谈一些什么吗？”

“我打听了。但是，昨天晚上托德太太好像为家务事分了心，没注意到堂屋里的谈话。她只能告诉我，谈的‘不过是一些新闻’，我想，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像平常那样谈了各人自己的事情。”

“挤牛奶的女仆也许会比她母亲记得更清楚吧，”我说。“我们回到家里，哈尔科姆小姐，您是不是可以就去和那女仆谈一谈。”

于是，我们一回到庄园，就按照我的主意行事。哈尔科姆小姐把我领到仆人工作的地方，我们在牛奶棚里找到了那个女仆，她正把袖子捋齐肩膀，一面洗那个大牛奶盆，一面无忧无虑地唱着歌。

“我领这位先生看你的牛奶棚来了，汉娜，”哈尔科姆小姐说。“这是我们家里值得参观的一个地方，瞧你多有面子。”

女仆红了脸，她行了一个屈膝礼，羞答答地说，她要永远把那地方收拾得最整洁。

“我们刚从你父亲那儿来，”哈尔科姆小姐接着说。“我听说，你昨儿晚上也到那儿去了，你看见家里来的客人了吗？”

“看见了，小姐。”

“我听说好像有一位客人身体不好，晕倒了吧？大概，那不会是因为谁说了什么话，或者做了什么事，吓倒了她吧？你们没说什么怪可怕的事情吧？”

“哦，没说什么嘛，小姐！”女仆笑着说。“我们只谈了一些新闻。”

“大概，你的姊妹们告诉了你一些托德家角的新闻吧？”

“是呀，小姐。”

“你呢，就告诉了她们一些利默里奇庄园里的新闻吧？”

“是呀，小姐。我肯定没说什么会吓倒这个可怜的人的话，因为我的话还没谈完，她就发病了。小姐，那样儿看了真叫人害怕呀，瞧我这人就从来没晕倒过。”

还没来得及往下问，这时候有人来唤她到牛奶棚门口去接收一篮子鸡蛋。她刚走开，我就悄声对哈尔科姆小姐说：“问问她，昨儿晚上她可曾提到有客人要到利默里奇庄园来。”

哈尔科姆小姐向我使了个眼色，暗示她已明白我的用意，挤牛奶的女仆一回到我们跟前，她就问到这件事。

“可不是，小姐，我提到了，”女仆毫不在意地回答。”我说有客人要来，还说花母牛出了事故：我在农庄上的人谈的就是这几件新闻。”

“你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吗？你对他们说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星期一要来吗？”

“说了，小姐——我告诉他们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就要到了。我想这样说不碍事吧——我想这总没犯错吧。”

“哦，不碍事。咱们去吧，哈特赖特先生，再多打扰汉娜干活，她要讨厌咱们了。

一见四面没人，我们就停下来，交换了一个眼光。

“现在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哈尔科姆小姐？”

“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必须消除这个疑点，哈特赖特先生——否则劳娜·费尔利就绝不能嫁给他。”

我们走到正屋前面，一辆轻便马车从火车站的方向沿庄园里车道朝我们这面驶来。哈尔科姆小姐站在门口台阶上，等马车停稳了，就走过去跟那个趁踏板刚放下就轻捷地走下车的老先生握手。吉尔摩先生到了。

我们被互相介绍的时候，我怀着几乎是无法掩饰的兴趣与好奇看着他。我走后，这位老人将留在利默里奇庄园，他要听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解释，还要凭他的经验帮助哈尔科姆小姐作出判断，他要一直等候到婚事问题解决了，然后，如果是顺利地解决了，将亲自为费尔利小姐草拟婚约。当时我虽然还没像现在这样了解他，但和以前初见到一个陌生人时不同，我对这位家庭法律顾问已经深感兴趣。

从外表上看来，吉尔摩先生和一般人想象中的老律师完全不同。他脸色红润，一头白发留得很长，梳理得一丝不乱，他的黑色上衣、坎肩和裤子都非常整齐合身，白色领带打得端端正正，淡紫色的小山羊皮手套毫不含糊，确实可以用来装饰一位注重仪表的牧师的那双手。他的一举一动都很舒坦地显出遵循老派礼节的人的端庄与文雅，同时透出一个在职业上需经常处于警惕状态的人所具有的精明与机灵。你首先看到，他具有健旺的体质和乐观的精神，接着你就想到，长期以来他的事业一帆风顺，他一向被人信任，老年时愉快、勤勉、普遍受人尊敬：以上是我被介绍吉尔摩先生时，他给我的一般印象，现在还可以公允地补充一句，随着以后我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一切都进一步证实我当时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让这位老先生和哈尔科姆小姐一起走进屋子，以免他们商谈那些家庭问题时会因为有陌生人在场而感到拘束。他们穿过大厅，到了会客室里，我又走下台阶，独自在花园里徘徊。

我留在利默里奇庄园里的时间已经有限，由于收到匿名信而不得不参与的侦察工作已经结束，我明天早晨就必须离开这里了。如果我在这有限的时间内，摆脱了那强行加给我的无情束缚，并让自己随心所欲地行动一次，这除了可能给我本人带来危害，总不致于累及旁人吧：我要去向那些景物道别，它们将来会使我联想到梦一般短促的恋爱与快乐。

我不由自主地踏上我工作室窗下的那条路，昨天傍晚我还看见她带着她的小狗经过这里，于是我也沿着她那双可爱的脚常常践踏的小径走去，最后到了通向她的玫瑰园的那扇边门。这时园内已是一片冷落荒凉的景象。她曾经教我怎样辨别那些名称不同的花，我曾经教她怎样当作模特儿去绘画的那些花，都已凋零，花坛间的白色小径已经铺着润湿的苍苔。我一直走上那条林荫道，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在那里闻到八月间黄昏时的暖香，一起在那里欣赏阳光与树影在我们脚下闪动着交织成的无数图形。这会儿树叶从呻吟着的枝条上坠落在我身旁，空中飘散着的泥土霉湿气冷冽刺骨。我又向前走过去一程，这时已出了庭园，顺着一条小径曲曲折折地登上了最近的小丘。老早斫倒在路旁、我们曾经在它上面坐着休息的那棵树，现在已经被雨淋湿，我画给她看的那簇羊齿和野草，从前安静地躺在我们前面那堵粗石头墙底下，现在那里已积了一潭死水，围着一丛泥污的蔓草。我登上小丘顶，观看我们在更幸福的日子里常常欣赏的景色。那里已经变得寒冷荒凉，再也不是我记忆中的景色。她在我身边时的阳光已经远离开我，她那柔媚的声音再也不在我耳边萦绕。记得就在这会儿我朝下面看的地方，她曾经向我谈到她父亲，说他在双亲中去世较晚，她还告诉我，说他们父女俩如何相亲相爱，现在每当她走进家中某些房间，重做某些从前曾经和他一同做的工作或游戏时，她仍会伤心地怀念着他。我听她说这些话时所看到的那些景色，难道就是我这会儿独自站在山顶上看到的这一些吗？我扭转身，离开了那儿，又曲曲折折地走回去，穿过荒野，绕过沙丘，向低处走近海边。那儿是白茫茫的怒涛，是汹涌奔腾的海浪形成的千变万化的奇景，但是，有一次她用小伞在沙上画着玩儿的那个地方在哪里呢？她谈到我和我的家人，她向我提出妇女细心注意的那些问题，问到我母亲和妹妹，很天真地猜测我要不要离开那冷清的宿舍，成家立业：我听她谈到那些话时，和她一起坐的那个地方在哪里呢？风与浪早已吹洗净她在沙上留下的印迹。我朝那白茫茫的海边望去，我们俩在那里度过愉快时光的地方已经不见，好像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地方，好像那地方对我是陌生的，我现在已经站在异乡的海岸边。

海边空虚寂寥，我觉得一直冷到心底里。我回到庄园和花园里，那儿留下的一些印迹处处使人怀念她。

我在西面草坪边走道上遇见了吉尔摩先生。他明明是在找我，因为我们彼此一看见，他就加快了步伐。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很不适宜于应酬生客；然而，两人的会见是无法避免的，于是我只得竭力和他敷衍。

“我就是要找您呀，”老先生说，“敬爱的先生，我要和您谈几句话；如果您不反对，我想就利用现在这个机会。这么着，索性直截了当地说了吧，哈尔科姆小姐和我谈了一些她家里的事——我就是为了这些事来这儿的——在谈话中，她当然提到和那封匿名信有关的不愉快的事，还提到您是多么热心，大力协助了这件事的调查工作。由于参与了这项工作，我很理解，您一定很关心，很急于要知道，已经由您开始的调查工作，将来是不是有可靠的人来接着搞。敬爱的先生，您在这一点上尽可以放心——这件事将由我来处理。”

“无论在哪一方面，吉尔摩先生，您都要比我更适合于协助办理这件事。您是不是已经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了？我这样问一句不嫌冒昧吗？”

“凡是目前可以作出决定的，哈特赖特先生，我都作出决定了。我要把那封信的抄本，再附一份事情经过情形的说明，一起寄交给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在伦敦我认识的一位律师。我要留下原信，等珀西瓦尔爵士一到就给他看。至于如何侦探那两个妇女，办法我已经有了，我派了费尔利先生的仆人——一个很可靠的仆人——到火车站去打听；仆人身边带了钱，接受了我的指示，只要一找到线索，就对两个妇女进行追踪。在珀西瓦尔爵士星期一来到之前，所能做到的就是这一些了。我本人相信，像珀西瓦尔爵士这样一位高贵的绅士，他是会立刻作出一切必要的说明的。先生，珀西瓦尔爵士是极有身份的——他据有显要的地位，享有不容怀疑的声望——我对这项侦查工作的结果很有把握；我高兴地向您保证：很有把握，根据我的经验，这类的事件是经常有的。比如：匿名信呀，堕落的妇女呀，社会上一些悲惨的现象呀。我并不否认这件事具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但是，至于它本身的性质，非常不幸，那却是普通的，很普通的啊。”

“不过，吉尔摩先生，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恐怕跟您不同哩。”

“这还用说吗，敬爱的先生——这还用说吗？。我是一个老年人；我有的是切合实际的看法。您是一位年轻人，有的是出于想象的看法。我们不必为各自的看法进行辩论了。干我这一行，我一直生活在一个进行辩论的环境里，哈特赖特先生；我总是希望对一件事可以不必进行辩论，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就等着瞧事态的发展吧——对，对，对，我们等着瞧事态的发展吧。瞧这地方有多么可爱。在附近打猎不是挺好吗？大概，不行——费尔利先生好像没给圈出一片地方来。不过，这地方是可爱的；这儿的人也讨人欢喜。我听说，您擅长绘画吧，哈特赖特先生？多么令人羡慕的才能。是属于哪一派的？”

我们开始了一般性的交谈——实际上是吉尔摩先生只顾说，我则是装作听。我根本没注意到他，以及他那滔滔不绝的谈话。我两小时孤独的漫步，给我带来了影响：我想到要早一些离开利默里奇庄园。何必把道别这件痛苦的事多延长一些时间呢？现在还有谁需要我呢？我留在坎伯兰已经毫无意义；东家允许我离开，并没有规定时间。我为什么不立即结束了这件事呢？

我决定立即结束这件事。这会儿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我尽可以当天下午启程回伦敦。于是，随便找了个措词委婉的借口，我离开了吉尔摩先生，立刻回上房去。

上楼到我房间里去的时候，我在楼梯上遇见了哈尔科姆小姐。她从我匆忙的举动和异样的神态中看出我有新的打算，于是问我有什么事。

我把以上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说给她听，告诉她为什么要赶快离开那里。

“别这样，别这样，”她恳挚亲切地说，您应当和我们依依惜别，再和我们一起聚一次。就留在这里用晚饭吧；留在这里，让我们像您刚来的那些晚上一样，尽量快乐地度过这最后的一个晚上吧。这是我的邀请，是魏茜太太的邀请——”她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补充说：“也是劳娜的邀请。”

我应允了她的要求。天知道，我真不愿意给她们任何人留下丝毫不愉快的印象。

我自己的房间在打晚饭铃之前永远是我的安乐窝。我在那里等候着，最后到了该下楼的时候。

一整天里，我没有和费尔利小姐说过一句话，甚至没有和她见过一次面。我走进客厅刚看见她的那会儿工夫，对她和我的自制力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她也竭力要使我们的最后一个晚上恢复过去的快乐时光——虽然那种时光是一去不复返的了。她穿了我平时最赞赏的衣服，那件用深蓝色绸制的、用老式花边镶得又别致又漂亮的衣服；她又像以前那样赶上前来招呼我；她又像在以前快乐的日子里那样坦率、天真、亲切地向我伸出了手。冰冷的手指握着我的手时在颤抖，苍白的面颊上映出鲜艳的红晕，淡淡的微笑勉强挂在唇边，但经我一看它就随着消失了：这一切向我说明，她作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才能保持外表的镇静。我的心已经最紧密地和她联系在一起，我再不能比当时更加强烈地爱她。

吉尔摩先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兴致勃勃，一直孜孜不倦地引着大家谈话。哈尔科姆小姐存心跟他一唱一和，我也竭力学她的样。我已经知道如何解释她那柔和的蓝眼睛里的表情的些微变化，我们刚坐上桌时，她的眼睛是那样恳求地注视着我。“帮助我妹妹吧，”她那张恳切、可爱的脸好像是在说，“帮助我妹妹，这样你就帮助了我呀。”

我们吃完了饭，至少外表上看来一直是很愉快的。太太和小姐们都出席了，餐室内只剩下吉尔摩先生和我两个人，这时候另一件事情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使我能在急切需要的片刻沉默中有机会安静下来。那个被派去侦探安妮·凯瑟里克和克莱门茨太太的仆人前来回话，他立刻被领进餐室。

“怎么样，”吉尔摩先生问，“你打听到什么了吗？”

“我打听到，先生，”仆人回说，“那两个女人在我们附近的火车站买了去卡莱尔的车票。”

“听到这个消息，你当然到卡莱尔去了？”

“去了，先生，可惜后来就找不到她们的下落了。”

“你在火车站打听了吗？”

“打听了，先生。”

“还问过所有的客栈了吗？”

“问过了，先生。”

“你把我给你的那份报告交给警察局了吗？”

“我交了，先生。”

“好啦，我的朋友，你已经尽了你的一切力量，我也尽了我的一切力量；这件事暂时就只好到此为止了。我们已经打出了自己的王牌，哈特赖特先生，”仆人退出去，老先生接着说。“至少是到目前为止，那两个女人占了我们的上风；现在我们更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等候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下星期一到来了。您不要再来一杯吗？这红葡萄酒很好，是那种味醇劲足的陈酒。可是我家里藏的比这种还要好一些。”

我们回到客厅里——我曾经在那间屋子里度过生平最快乐的晚上，但过了今天的最后一晚，以后就再看不到它了。自从白昼渐短，天气更冷，这里的情景也随着改变了。临草坪的玻璃门关上了，上面遮了很厚的帘子。我们不像往常黄昏时那样坐在柔和朦胧的光影里，这会儿灿烂的灯光耀花了我的眼睛。一切都改变了——不论室内或户外，一切都改变了。

哈尔科姆小姐和吉尔摩先生一起在牌桌前坐下；魏茜太太占了她习惯坐的那张椅子。他们都在毫无拘束地消磨他们的晚上；但我消磨我这个晚上却感到很拘束，而且，由于注意到他们那样安详，就更感到痛苦。我看到费尔利小姐在乐谱架旁边徘徊。以前，每逢这个时候，我总会走到她跟前。这会儿我却迟疑不决——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该做什么事。她向我很快地瞥了一眼，忽然从架上拿了一份乐谱，自动地朝我走过来。

“我给您弹几首您平时很爱听的莫扎特的小调好吗？”她问道，一面紧张地打开乐谱，低下头去看。

我还没来得及道谢，她已经匆匆地走到钢琴跟前。我以前坐惯了的那张在琴旁的椅子这会儿空着。她弹了几个和弦，转过身来望了我一眼，然后又回过头去看她的乐谱。

“您不坐在您的老地方吗？”她突然声音极低地说。

“最后一个晚上了，我就坐在我的老地方吧，”我回答。

她没答话，仍旧注视着乐谱——她原来背得出那首曲子，以前弹过多次，从来不去看那乐谱。我看见她靠我这一边的面颊上的红晕消失，一张脸完全变得苍白，就知道她已经听见了我的话，并且觉察到我正靠近她身边。

“您就要离开这儿了，我非常难过，”她说这话时，声音降低，几乎像是耳语，眼睛更专心地注视着乐谱，我以前从未见过她的手指这样异常兴奋有力地在琴键上迅速移动。

“过了明天，费尔利小姐，我会天长日久永远记住这几句亲切的话。”

她的脸变得更苍白了，更加朝我另一边避开了。

“别去谈明天的事，”她说。“让音乐用更愉快的语言向咱们谈今晚的聚会吧。”

她嘴唇一阵哆嗦——她试图抑制住，但仍禁不住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她手指在琴键上迟延了一下，弹错了一个音符，试图矫正，但这一来更加慌乱，终于气忿忿地把双手往膝上一放。哈尔科姆小姐和吉尔摩先生正在斗牌，这时都吃惊地抬起头来看。连坐在椅子里打盹的魏茜太太听见琴声突然中断也惊醒过来，问出了什么事。

“您过来玩惠斯特牌好吗，哈特赖特先生？”哈尔科姆小姐问，深有含意的眼光望着我坐的地方。

我已经知道她的用意，知道她这样提议是对的，于是立刻站起身，朝牌桌走过去。我一离开钢琴旁边，费尔利小姐就翻了一页琴谱，更沉着地弹起来。

“我一定要弹好它，”她说时几乎是热情激动地弹着。“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一定要弹好它。”

“来吧，魏茜太太，”哈尔科姆小姐说，“我和吉尔摩先生两个人玩埃1卡特，已经厌了——您来和哈特赖特先生合伙玩惠斯特吧。”

老律师露出讥笑的神情。他是赢家，刚翻到一张王牌。哈尔科姆小姐突然变换牌局，他明明认为那是妇女不肯认输的表现。

那天晚上其余的时间里，她再没有说一句话，再没有看我一眼。她一直坐在琴跟前，我一直坐在牌桌上。她不停地弹琴——那样弹着琴，就仿佛只有音乐可以使她忘了自己。有时候，她的手指触到琴键，显出留恋，流露了柔和、幽怨、缠绵悱恻的深情，听来是那么无比地优美而又悲哀；有时候，手指顿了一下，没能弹好，或者机械地在琴上迅速抚过，仿佛弹奏已经成为一种负担。虽然一双手在音乐中表达情感时那样游移变换不定，但是她仍旧坚持弹下去。直等到我们都立起身来道晚安了，她才从琴跟前站起来。

魏茜太太离开房门最近，她第一个和我握手。

“恕我不送您了，哈特赖特先生，”老奶奶说。“我真舍不得您走。您非常殷勤周到；我这个老太婆也感谢您的照顾。祝您幸福，先生——祝您一路平安。”

接下去是吉尔摩先生讲话。

“我希望咱们将来有机会再见，哈特赖特先生。那件小事我会妥善处理的，您总明白了吧？对，对，不成问题。啊，瞧天气多么冷！我别让您老站1在门口了。bonvoyage，敬爱的先生——bonvoyage，我也学法国人说。”

哈尔科姆小姐跟着走过来。

1埃卡特是一种两人对玩的三十二张纸牌游戏；惠斯特是一种四人玩物类似桥牌的游戏。—译者注

1法语：一路平安。——译者注

“明儿早晨七点半见，”她说，接着又小声儿说：“您没想到，我凭耳闻目见知道了更多的事。看了您今儿晚上的举动，我要一辈子做您的朋友。”

费尔利小姐最后一个走过来。我一握住她的手，一想到了明天早晨，就再不敢看她了。

“我明儿很早就要离开这里了，”我说。“我走的时候，费尔利小姐，您还没——”

“不，不，”她急忙打断我的话，”那时候我已经起来了。我要和玛丽安一起下楼进早餐。我不会辜负您的教导，我不会忘了过去三个月——”

她的声音哽咽了，她轻轻地握住我的手，但接着就突然撒开了它。我还没来得及道“晚安”，她已经走开了。

我演的戏很快就要收场了——利默里奇庄园上的最后一个早晨，曙光初露，结束的时刻终于无可避免地到来。

我走下楼刚七点半，但是看见她们两人已经在餐桌旁边候着我。在那冷冽的空气中，朦胧的光影中，晨间整个庄园里阴沉和静寂的气氛中，我们三个人一起坐下，勉强让自己吃一些东西和谈几句话。虽然大家都竭力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结果怎么也没法自持，于是我站起来准备走了。

我伸出了手，离开我最近的哈尔科姆小姐刚和我握别，费尔利小姐突然扭转身，匆忙离开了屋子。

“这样更好，”哈尔科姆小姐等房门关上后说，“这样对您和她只会更好。”

我又等了一会儿，方才说出话出——没能向她道别，没能看她一眼，就这样分离了，这叫人多么难堪啊。我克制着自己，试图在临别时和哈尔科姆小姐说几句比较得体的话，然而，我总共只想出了这么一句。

“凭自己的名分，我可以要求您给我写信吗？”我只能挣出这么一句。

“只要我们都活着，您要我为您做任何事都是名正言顺的。不论那件事结果如何，我都会让您知道的。”

“将来有一天，等到我的轻率和愚蠢的行为早被忘了以后，如果我再能效劳——”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不由自主，我的嗓子堵塞了，我的眼睛湿润了。

她拉住我的双手，像男人那样用力紧握着它们，乌黑的眼睛炯炯闪亮，黝黑的脸上深深泛红，一张奕奕有神的脸，由于宽大与同情的本性从内心发出的纯洁光芒而显得美丽了。

“我有事会拜托您的——有那么一天，到了那个时刻，我会把您当作我的朋友和她的朋友，当作我的哥哥和她的哥哥那样拜托您的。”她不再往下说，只把我拉得更靠近她一些——瞧这个大胆的、高贵的姑娘啊——像亲姊妹一样在我额上吻了吻，并且唤我的教名。“上帝保佑你，沃尔特！”她说。“你就一个人留在这儿，让自己冷静一下吧——为了咱们考虑，我还是别待在这儿了；我还是上楼，到阳台上去看你走吧。”

她离开了屋子。我转身走向窗口，从那里望出去，只见一片凄凉的秋天景色——我准备留在那里，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也跟着离开那间屋子，永远离开那间屋子。

过了一分钟——不大可能超过一分钟——我听见房门又轻轻地开了，一个女人的衣服在地毯上窸窸窣窣响着朝我这面移近。我转过身，一颗心开始狂跳。费尔利小姐正从屋子的那一头朝我走过来。

我们的眼光一接触，她一看见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就止住步，迟疑不前。接着，她又鼓起女人在细小的紧急事件中常常被吓走的、但在重大的危难事件中却难得会丧失的那种勇气，向我走得更近，脸色异常苍白，神情异常安详，一只手背在后面，一路走来时摸着身边的桌子，另一只手拿着一件什么东西，把它藏在腰间的衣服褶缝里。

“我刚去客厅里找这个，”她说。“看了它您就会想起曾经来过这个地方，想起留在这里的朋友。记得我画这张画的时候，您说我有了很大的进步，我想，也许您喜欢——”

她把头扭过去一点儿，把一小幅画递给了我，画的是我们初次在那里见面的凉亭，全部是她自己用铅笔画的。她递给我时，画在她手里颤抖着——我从她手里接过时，它在我手里颤抖着。

我不敢吐露我的心情，我只回答说：“它永远不会离开我，它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我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件礼物——我非常感谢您，因为您让我能在临行前向您道别。”

“哦！”她天真地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那么多幸福的日子，我怎么能让您就这样走了呢！”

“永远不会再有那样的日子了，费尔利小姐，我们的生活道路距离得太远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能献出我的整个心灵和全部力量，给您带来片刻的快乐，或者为您消除片刻的烦恼，那时候您能想到我这个曾经教过您绘画的可怜的教师吗？哈尔科姆小姐已经答应有事可以托我——您也能答应我吗？”

从她那双噙满热泪的温柔的蓝眼睛里，隐约地闪现出一片离愁。

“我答应您，”她哽咽着说，“哦，别这样瞧着我！我是真心实意地答应您。”

我大着胆向她走近了一些，伸出我的手。

“您有许多爱护您的朋友，费尔利小姐。许多人都热切地希望您将来生活幸福。在这临别的时刻，我可不可以说一句：我也这样热切地希望？”

泪珠很快就从她颊上滚下来。她把一只颤巍巍的手放在桌上，扶稳了自己，然后把另一只手递给我。我拉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我向它低下头，泪水落在手上，嘴唇紧吻着它——这并不是在表达爱情，哦，不是在最后片刻表达爱情，而是在绝望中流露出痛苦，忘记了一切。

“看在上帝份上，离开了我吧！”她声音微弱地说。

她在这一句恳求的话中突然道出了心底的全部秘密。我没有权利聆听这句话，没有权利答复这句话——这句话表示，她是柔弱的，也是不可侵犯的，它迫使我离开那间屋子。一切都完了。我松开了她的手，再没有什么话可以对她说了。眼睛被泪水迷住了，看不见她了，我挥去泪，再向她看最后一眼。我望过去，只见她已在一张椅子里坐下，手臂摊在桌上，俏伶伶的脑袋疲软无力地伏在手臂上。最后，我又看了一眼，接着那扇房门便把她关在后面了——一道巨大的鸿沟隔开了我们——劳娜·费尔利的身影已经成为我对过去的回忆。

（哈特赖特的叙述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