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
我们是一个奇特的家庭。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做事情要么出于义务，要么出于炫耀，而我们喜欢率性而为，为做而做，喜欢毫无用处的模拟。
我们有一个缺陷：缺乏创意。我们决定要做的事几乎都是从知名范本汲取灵感——坦白地说，模仿过来。就算想表现出些许新意结果也总是一样：不合时宜或惹人惊异，耸人听闻。我大伯说我们好像复写纸拓出的副本，与原件一模一样，只有颜色、纸张，用途上的差异。我三姐则以安徒生的机械夜莺自比；她的浪漫主义情调达到令人恶心的地步。
我们是个大家庭，住在洪堡大街。
我们做事情，但讲起来并不容易，因为缺少最重要的部分，即事业进行时的焦灼和期望，比结果更重要的惊喜，以及失败——那时全家人像纸牌城堡一般轰然倒地，几天内只听见惋惜声和大笑声。讲述我们做的事不过是填补必不可免的空白的一种方式，因为有时候我们或贫穷或被囚或缠绵病榻，有时候死掉几个（说来令我难过），有人背叛，退出，或进入税务局工作。不过也不必由此认为我们过得不好，或者心情忧郁。我们生活在太平洋街区，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是个大家庭，家人都不乏想法，以及将之付诸实践的愿望。比如，绞刑架，事到如今对这个想法的出处意见不一，我五妹确认是我堂兄中的一位，他们都很有哲学头脑，但我大伯坚持认为是他看过一部袍剑小说后萌发的主意。说到底这对我们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做事，因此我对讲述兴味索然，只是为了远离这个无聊午后的阴雨而已。
家里的房子带后花园，这在洪堡大街实属罕见。花园不过一个院子大小，但却比人行道高出三级台阶。形成一个显眼的平台模样，实属安置绞刑架的理想场所。石砌加铁铸的栅栏将所谓的行人隔离在外，他们尽可以栅栏后驻足数个小时，但并不会打扰到我们。“我们将在月圆时开始”，我父亲下了命令。白天我们去胡安·b.胡斯托大街上的料场找木料和铁材，不过我的姐妹们留在客厅里练习狼嚎，因为我小姑认为绞架会引来狼群，激发它们对月长号。我的堂兄弟们负责钉子和工具；我大伯画草图，与我母亲和二伯讨论刑具的花样和质地。我记得讨论的结果：他们严正决定搭建一个很高的平台，在上面树立一个绞刑架和一个轮刑架，同时留出自由空间，视需要而定施行拷打或斩首。在我大伯看来，这比起他最初的蓝图简陋寒酸了许多，但家人的勃勃雄心总难免受到后花园的有限面积以及材料费用的制约。
在一个周日下午，吃过意式饺子，我们开始了工程。虽然我们从不在意邻居的想法，但很显然有少数看客已经留意，推测我们要在家里扩建一两间。第一位有所觉察的是堂克雷斯塔，住在对面的老头儿，他跑过来询问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做什么用。我的姐妹们聚在花园的角落里，发出一两声狼嚎。聚集起很多人，但我们仍继续工作到夜间，完成了平台及两架小梯子（分别供神甫和罪犯使用，二者不能一道登台）。周一，部分家庭成员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必要的营生是少不了的，我们其他人开始竖起绞刑架，与此同时我大伯在参看轮刑架的古代图样。他的想法是用一根微曲的长杆，比如妥善处理过的杨树树干，将轮刑架尽可能置于高处。为了讨他欢心，我二弟和堂兄弟们开着小卡车出外寻找杨木，我大伯和我母亲装配轮辐条入毂，而我负责准备一副铁箍。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感到极大的享受，听到铁锤敲击声此起彼伏，我的姐妹在客厅嚎叫，邻居聚在栅栏前交头接耳，在介于紫红色与锦葵色的晚霞中耸立着绞架的剪影，仰头可见我小叔坐在横梁上固定挂钩，准备活结。
到了这个地步，人们无法对我们所做的事再置若罔闻，抗议和威胁的浪潮激励着我们愉快地立起轮刑架，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不乏鲁莽之徒试图阻拦我二弟和堂兄弟们开着卡车将完美的杨树干运进来。全家人从头至尾齐心协力赢得了拉锯战，将树干成功拖进花园，一个小孩挂在树根上也被一并扯了进去。我父亲亲自把小孩还给气急败坏的家长，彬彬有礼地从铁栅栏中递过去，当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感人的场景，我大伯在我堂兄弟们的帮助下，将轮刑架安在树干一端，开始将其竖立起来。当全家人聚在平台上，对绞刑架的外观表示满意，就在此时警察赶到。只有我三姐离大门不远，便轮到她去与副警长交涉；她毫不费力地使后者相信，我们是在自己的私人产业内作业，该工程仅仅在功用上显出稍许违宪的特征，而左邻右舍的蜚短流长不过是源于憎恶，出于嫉妒。夜色降临为我们省去了其他浪费时间的麻烦。
在一盏电石灯的光亮中，我们在平台用晚餐，四周是百余名心怀怨恨的邻居在窥视；我们觉得腌乳猪味道更佳，内比奥罗红酒颜色愈深也愈加甘美。习习北风轻轻摇曳着绞索，轮子偶尔发出吱吱声，仿佛乌鸦已经栖落等待进餐。看客开始离去，嘟囔着威胁的话；剩下二三十人趴在栅栏上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喝过咖啡，我们关上灯，让月光登场，这时候月亮升到天台的栏杆上，我的姐妹们在嚎叫，我的堂兄弟和叔父们在平台上缓缓踱步，地基随着他们的步伐而震颤。寂静依然，月亮爬升到活结的高度，在轮刑架上像是漂着一朵银边的云。我们幸福万分，抬头观望，但邻居们在栅栏外窃窃私语，似乎近于失望。他们点起烟，渐渐离去，有些人穿着睡衣，另一些人步履更缓慢。街上空无一人，远处有警笛声回响，108路小巴士定时经过；我们已各自入睡，梦见节日、大象和丝绸礼服。
[3]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街道名。
礼物与教养
我一向觉得凡事慎重是我们家的特色。无论穿着饮食还是自我表达，以及上电车的方式上，我们都羞涩谨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比如，在别名问题上，太平洋街区的人都不负责任地随意行事，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值得认真对待，严肃考虑，甚至为之辗转反侧的事由。我们觉得不可随便赋予人某个外号，因为那是他要吸纳和承受一生的属性。洪堡大街的女士们将男孩叫作托托，可可或卡丘，女孩叫黑妞或小贝，但在我们家里不存在这种常见的乳名，更别提巴拉圭和戈多伊·克鲁斯一侧流行的那些像基罗拉，卡楚佐或马塔加多一类卖弄做作的名字。我们在这些事上的思虑周详从我二姑的例子即可见一斑。她明显拥有体积可观的臀部，而我们决不会屈从于常用名的诱惑，如“埃特卢里亚式广腹细颈瓶”这样粗鲁的绰号，我们一致决定选用最庄重且最富于家庭气息的名字：“大屁股妞”。我们一向如此谨慎行事，尽管有时不得不与坚持传统绰号的邻居和友人作斗争。我最小的从堂弟明显是个大脑袋，我们拒绝接受街角烤肉店里给他起的绰号“阿特拉斯”，相形之下我们的选择无比高雅：“大脑瓜”。我们一向如此。
我想澄清我们这样做并非刻意在街区里标新立异。我们只是希望在不冒犯任何人的前提下，逐步改变常规和传统。我们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粗俗，我们中的任何人只要在酒馆里听到这样的话：“这是一场进程激烈的比赛”，或者：“法乔利的连续射门归功于此前成功的中路渗透”，就会当场给出紧急情况下最纯正适当的示例如下：“两队互相乱踹”，或者：“先打他们个稀巴烂，再狂灌一通。”人们用惊诧的目光看我们，但总不乏有心人能捕捉到其中的微言大义。我的大伯父读过不少阿根廷作家的作品，据他说其中的许多人也该照此行事，但他从未具体解释。可惜。
[4]此处人名多为阿根廷西语中的昵称，托托（toto）即埃克托尔（hector），卡丘（cacho）即卡洛斯（carlos），也有“小段，小块”的意思，小贝（beba）即贝阿特丽采（beatriz）；在源起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黑话（lunfardo）中，基罗拉（chirola）意为“小钱币，小钢镚”，卡楚佐（cachuzo）意为“碎片”，马塔加多（matagato）或指人穷苦或怯懦。[5]埃特卢里亚（etruria）意大利中西部古城。
邮政与电信
一次某位远到不能再远的远亲做了部长，在我们的安排下家里相当部分的成员到塞拉诺大街的邮局就职。不错，时间不算长。在任的三天里，前两天我们以超乎寻常的迅捷高效接待公众，赢得了一位邮政总局视察员的意外访问及《理性报》上一条赞誉简讯。第三天我们确认自己已声名远扬，人们从别的街区赶来发信，汇款到布尔玛马尔加以及其他同样荒谬的地方。我大伯让大家自由行动，全家人便依据各自的原则和偏好开工。在邮资窗口，我二姐向每位购买邮票的顾客赠送一个彩色气球。第一个接到气球的是位丰满的女士，她手拿气球愣在当场，已经润湿的面值一比索的邮票在指间渐渐蜷起。一个长发飘飘的年轻人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他的气球，我姐姐对其进行了严肃的劝诫，同时在窗口前的队伍中开始激起不同的反响。一旁，许多愚昧地坚持将部分工资寄回遥远家中的外省人，不无惊讶地接过小盅的格拉帕酒，以及不时传过来的一个肉馅饼，这些由我父亲负责，他还向他们高声吟诵“老美洲兔”最好的忠告。与此同时我的弟兄们负责邮包窗口，正往邮包上涂抹沥青，投在一个满是羽毛的桶里。然后向瞠目结舌的寄件人展示，并解释收到这样美化后的邮包对方将多么欣喜。“这样就看不到细绳”，他们说明道。“并且免去了火漆的伧俗，您看，收信人的名字仿佛出现在天鹅翼下。”坦率地说，并非所有人都表示出欣赏的态度。
当看热闹的人和警察涌进邮局，我母亲以最优雅的方式结束了活动，她用电报、汇款单和挂号信的表格制成无数彩色纸飞机，令它们飞过观众头顶。我们高唱国歌，井然有序地退场；我看见一位小姑娘在哭泣，她排在邮资队伍的第三个，知道气球已经轮不到自己了。
[6]此处指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第二部第十五歌中人物“老美洲兔”（el viejo vizcacha）的箴言。
头发的失而复得
为了对抗实用主义和追逐功利的可憎倾向，我大堂兄坚持捍卫以下程序，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在中间打一个结，任其轻柔地落向洗手池的下水孔。如果这根头发卡在下水孔上常备的篦子上，只需打开水龙头就能使其在视野中消失。
刻不容缓，应当立即开始找回头发的工作。第一步操作只需卸下洗手池下连的虹吸管，看头发是否卡在管道的某一弯曲处。如果没有找到，就需要打开从虹吸管到主下水管道间的部分。无疑在这部分会出现大量头发，需要家里其他成员的帮助来一根根辨认出打结的那根。如果未出现，就要将一个有趣的问题提上日程，即将直通楼下的管道全部拆卸，但这意味着更大的努力，因为需要在某部门或商行工作上八年或十年，攒够钱买下我大堂兄楼下的四套房，这一切还包含着极大的不利因素，即在工作的那八年或十年间，无法避免头发已经不在管道中的悲惨可能，只能寄希望于微渺的概率，它还卡在管道某一处生锈的凸起。
那一天终将到来，我们打碎所有房间的管道，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将生活在盛满湿头发的脸盆和其他容器之间，还有我们高薪雇用的助手和乞丐，他们负责寻找，拣识，分类并将其中可疑的头发拿给我们，希望如愿找到目标。如果仍未出现，我们将进入更加模糊复杂的阶段，因为下一步将引向城市主干下水道。在购入一套特殊装束后，我们将学习如何配备强力手电和氧气面罩，在深夜沿下水道滑行，我们将走遍大小通道，在可能的情况下招揽鸡鸣狗盗之徒相助，将要屈尊与其来往并不得不把白天在某部门或商号挣到的薪水相当部分花在他们身上。
我们经常感觉成功近在咫尺，因为找到（或者旁人给我们拿来）相似的头发；然而从未听闻在无人工涉入的情况下存在任何中间打结的头发，我们几乎总是最终认定发丝中间的结只是头发直径的扩展（尽管我们同样不知道是否存在类似情况）或者由于长期接触潮湿表面而产生的任何硅酸盐或氧化物。可能我们就这样一步步调查了大大小小的管道，最终抵达无人愿意继续前进的所在：通向河流的总排放口，废水汹涌的集散地，在这里任何钱财，船只，贿赂都无法使我们的寻索更进一步。
但在此之前，或许，比如在洗手池下几厘米处，楼下房间的位置上，或在第一重地下管道中，我们就找到了那根头发。只需想想给我们带来的欢乐，计算纯粹出于好运而省下的人力物力（计算结果令人惊喜万分），就足以令我们去选择，去要求一件类似的作业，而每一位有远见的老师都应该从娃娃抓起进行辅导，而不是去学什么比例算法或坎查·拉亚达悲哀之役来禁锢心灵。
[7]坎查·拉亚达（cancha rayada）智利地名，独立战争中的重大战役发生于此。
姑妈遭困
我们怎么会有这么一位姑妈，整天害怕仰面摔倒？多年来全家人不懈努力试图治愈她的怪癖，但最后我们不得不以承认失败告终。无论我们怎样做，姑妈总是害怕自己会仰面跌倒；她这种无辜的怪癖感染了每一个人，从我父亲开始，无论她到哪里都陪伴在侧，满怀兄妹情谊一路观察路面，保证姑妈可以放心经过，我母亲每天多次精心打扫院子，我的姐妹们捡起她们在天台上无辜玩耍时留下的网球，我的堂兄弟们擦掉家里大量繁衍的猫、狗、乌龟、母鸡留下的一切痕迹。然而这都是徒劳，姑妈每次都要经过长时间的踌躇，无尽的观察，对那一刻路上出现的所有孩子恶语相向，才能下定决心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当她终于上路，挪出一只脚去，好像在松香盘里蹭鞋底的拳击手，然后换另一只脚，身体移动的姿态曾使幼年时的我们感到无比庄严，从一扇门到另一扇门足足要花上好几分钟。真可怕。
家里人曾不止一次试图让姑妈对仰面摔倒的恐惧做出某种合理的解释。有一次她报之以厚重得用镰刀方能划破的沉默；而另一次在喝下一小杯柑橘酒之后，姑妈隐隐暗示：如果她一旦仰面摔倒就将再也站不起来。尽管显而易见，三十二位家庭成员都时刻准备着帮助她，但姑妈只是报以恹恹的眼神和两个字：“没用。”几天后我大哥在夜里叫我去厨房，让我看水池下一只仰面摔倒的蟑螂。我们一言不发地见证了它为了翻身而进行的漫长徒劳的挣扎，与此同时其他蟑螂克服着对光线的恐惧，在地板上穿梭，在仰面朝天的同伴身旁蹭来蹭去。我们满怀哀伤回房睡觉，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从此再没有人去向姑妈刨根问底；我们只是尽可能缓解她的恐惧，到哪里都陪伴她，搀着她的手臂，为她购买各式防滑鞋和其他稳定装置。生活就这样继续，并不比其他形式的生活更糟。
姑妈之谜
尽管程度上因人而异，但我的四位堂兄弟都致力于哲学研究。他们阅读相关书籍，彼此展开讨论，家中其他成员则对他们敬而远之，遵循不干涉他人兴趣的原则，还尽可能地予以支持。这几位令我尊敬不已的年轻人曾不止一次提出过姑妈的恐惧之谜，并得出了晦涩难解但似乎值得重视的结论。像类似情况中常发生的那样，我的姑妈是对这些幕后活动所知最少的人，但从那时起家人对她越发迁就顺从。年复一年，我们陪伴她走过一次次几经踌躇的历险，从客厅到前院，从卧室到浴室，从厨房到食橱。她坚持侧身睡觉，整夜保持睡姿绝对静止，双数天朝右，单数天朝左，而我们从未感到有何不妥。在饭厅和庭院中的椅子上就座时，姑妈身体笔直，决不肯接受一把舒适的摇椅或莫里斯安乐椅。斯普特尼克之夜全家都躺在地上观看卫星，但姑妈仍坚持坐姿，结果次日脖子剧痛。我们渐渐接受现实，到如今已彻底妥协。我的堂兄弟们于此也有贡献，他们以智慧的目光示意，并说些“她是对的”之类的话。但究竟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不愿解释。比如对我来说，仰面朝天最舒服不过，整个身体躺在床垫或庭院的瓷砖上，感到脚跟、腿肚子、大腿、臀部、背、肩、手臂、后颈将身体的重量均摊，也可以说是在地面上扩散，如此美妙而自然地贴近那片贪婪地吸引着我们似乎要把我们吞噬的表面。奇怪的是就我而言仰面朝天是最自然的姿势，但有时候我怀疑姑妈正是因此而恐惧。我觉得那姿势很好，也相信在内心深处那是最舒服的姿势。是的，我没说错：内心深处，就在内心深处，仰面朝天。这甚至使我产生了一丝恐惧，我不知道怎样解释。我多想像她一样，却又多难做到。
[8]指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l号”。
虎栈
远在把我们的想法付诸实践之前，我们就知道老虎的住宿问题意味着情感和伦理上的双重难题。前者主要是指老虎自身的情感，这些猫科动物并不喜欢别人为其提供住宿，并且会发挥它们全部的能力——相当可观的能力——予以反抗。在这种情况下违背上述动物的天性是否合适？但问题又将我们引向伦理层面，在此层面上任何行动都可能成为荣耀或耻辱的起因或后果。晚上，在洪堡大街的家中，面对忘了加糖和肉桂粉的奶粥，我们陷入了沉思。我们并不真正确定能否为老虎提供住宿，并为此饱受折磨。
最终我们决定先试一头，只为了看看整体运作情况会有多复杂，晚些时候再根据成果作出评估。在此我并不涉及第一头老虎如何入手：那是一桩微妙而痛苦的工作，在领馆与药店间奔波，一系列涉及票据、航空信函与咬文嚼字的复杂筹划。一天晚上我的堂兄弟们浑身涂满碘酒归来：大功告成。我们喝内比奥罗红酒喝得酩酊大醉，终于我最小的妹妹用耙子掀翻了桌子。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
实验取得了我们已知的结果，由此我可以提供关于住宿的细节。或许最艰难的部分是住宿环境，因为需要一间基本无需家具的房间，这在洪堡大街十分罕见。在屋子中央设备配置如下：两块交叠在一起的大木板，一套弹力棒，以及几个盛放牛奶和水的陶罐。使老虎入住并不十分困难，尽管有可能操作失败需要重来；真正的困难在入住后才开始，老虎重获自由后决定——以多种可能的方式——发挥这一自由。在这一阶段，我称之为中间阶段，我家人的反应起到决定性作用：一切取决于我的姐妹们如何行动，我父亲能否巧妙地使老虎重新入住，如陶匠手中的粘土将其操控于股掌之上。最小的失误也可能酿成灾难，保险丝烧断，牛奶洒在地上，黑暗中荧光闪闪的眼睛引发的恐惧，每一爪下去温润的喷涌，……我拒绝再想象下去，好在到目前为止我们成功地使老虎入住，并未产生任何危险的后果。无论是设备还是我们大家，从老虎到我的从堂兄弟们需要履行的各种职责，一切都配合得完美无间，卓有成效。对我们来说为老虎提供住宿这一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仪式进行到底，不出差错。必须让老虎接受住宿，或者令其接受与否失去意义。这样的时刻令人情不自禁地称之为决定性的时刻——或许因为两块大木板的缘故，或许只是陈词滥调，全家人沉浸在超乎寻常的狂喜中，我母亲毫不掩饰自己的泪水，我的堂姐妹们不停交叉痉挛的手指又松开。为老虎提供住宿几近于全面的相遇，直面一种绝对存在；微不足道的因素就足以影响到平衡，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如此高昂，因而在住宿达成后的短暂时刻里我们激动不已，它的完美仿佛促成了我们自身的完美，抹除了虎性与人性的区别，这一切都发生在单单一样静止的运动中：晕眩、停顿与抵达。老虎、家人、住宿都不复存在。而存在者为何无从获知：一种不属于这肉身的战栗，一种居中的时间，一根连接柱。随后我们所有人走进带屋顶的庭院里，姑妈们端上汤，仿佛有声音在歌唱，仿佛我们是去参加一次受洗。
[9]西班牙及拉美国家常见的一种甜食。[10]西语中“crucial”一词兼有“十字交叉的”和“决定性的，转折的，关键的”之义。
守灵行止录
我们不是为了茴芹酒，也不是因为非去不可。或许有人已经在怀疑：我们去是因为无法容忍种种最矫情的虚伪。我最年长的从堂姐负责了解葬礼的性质，如果是真实的那种，如果人们哭泣因为那是这些男人女人在晚香玉和咖啡的气味中唯一能做的事，那么我们会待在家里，与他们遥遥相伴。最多我母亲会过去一下，代表全家人表示悼唁；我们不愿意傲慢无礼地介入到他人与阴影的对话中。不过一旦我堂姐从容不迫的调查显示在某个带顶庭院或厅堂中会有虚假的闹剧上演，全家立即盛装以待，等守灵进行到恰至好处时陆续登场，势不可挡。
在太平洋区几乎所有活动都在充斥着花盆和广播音乐的庭院中进行。在这种场合，邻居们会体贴地关上广播，只剩下茉莉花和家属交错分布在墙边。我们独自或两两出现，向家属致意——这些人并不难辨认，因为他们一看到有人进来就开始哭号。——我们由某位近亲陪同，到死者面前鞠躬。一两个小时后，全家人在丧家聚齐，尽管邻居们对我们十分熟悉，我们还是表现得仿佛每个成员都是独自行动，彼此之间基本不说话。我们的行动有严格的章法可循，选择谈话对象，到橙树下、卧房里，门厅中展开交流，并不时走开到庭院里或街道上抽烟，或者在街区里溜一圈，就政坛或体坛动向发表看法。探查丧家至亲的感受并未花去我们太多时间，啤酒、甜马黛茶和帕尔迪库拉尔牌柔和型香烟都是建立信任的良好媒介；在午夜前我们已经确认，可以放手行动而无需内疚。通常情况下由我最小的妹妹发动第一轮冲击：在棺木前老练地站好位，用一条紫色的手帕蒙住眼睛开始哭泣，一开始悄无声息，竟将手帕打得精湿，随后抽噎气喘，最后爆发出可怕的哀号，邻居中的女眷不得不将她扶到事先为这些紧急情况预备好的床铺，给她闻橘花水安慰她，与此同时另外一些邻居女眷忙着照料骤然间被此危机感染的亲属。一时间灵堂门口挤满了人，低声问询及交流情况，而邻居们则耸耸肩表示无奈。亲属们不得不全力以赴，已经精疲力竭，声势大减，就在此时我的三位从姐妹开始哭泣，毫不做作，并无嚎啕，但却如此令人动容，让亲属和邻居们都感到了竞争的威胁，意识到当另一街区的陌生人如此哀恸的时候，自己决不能这样在一旁休息，于是再次加入哀恸的行列，再次需要腾空床铺，为老年妇女扇风，为抽搐的老头儿们松开腰带。我和弟兄们一般会等到这个时候才进入灵堂，在灵柩旁就位。虽然听来奇怪，但我们的悲痛确是发自内心，每次听到我们的姐妹哭泣都会有无比强烈的哀恸充斥我们的心胸，使我们想起童年时代，比利亚·阿尔贝蒂娜附近的几处绿地，电车路过班菲尔德区罗德里格斯将军大街转弯时吱嘎作响，诸如此类，总令人悲从中来。一看到死者交叠的双手，就足以使我们大放悲声，不得不羞惭地捂住脸庞，我们五个大男人在守灵仪式上真实不虚地哭泣，而丧家亲属在绝望中拼凑力气与我们一争短长，他们感到必须不惜代价地证明，守灵是他们的事，在这间屋子里只有他们才有权利这样哭泣。然而他们人数不多，而且缺乏真情实感（从我大堂姐那里得悉了这一点，令我们更为振奋）。他们再怎样哽咽和昏厥也是枉然，那些最团结的邻居予以安慰，审时度势，送去接来让他们休息后重新加入战斗，但也都于事无补。现在轮到父母和大伯换下我们，这些来自洪堡大街，从街角算起五个街区外赶来为亡者守灵的老者令人肃然起敬。连最清醒的邻居们也迷惘失措，丢下丧家亲属，去厨房喝格拉帕酒，评论事态；有些亲属被一个半小时的持续哭号耗尽了精力，在鼾声中入睡。我们有条不紊地换防，并未显示出任何事先有所准备的迹象；在清晨六点之前我们已经是守灵仪式上无可争议的主宰，大多数邻居已回家睡觉，亲属们以不同的姿态，带着不同程度的浮肿四下躺卧，庭院里晨光初现。这时候我的姑妈们在厨房准备补充精力的点心，我们喝着滚烫的咖啡，在门厅或卧室相遇时看到彼此都精神焕发，好像来来往往的蚂蚁，路过时相互摩擦触角。当灵车抵达时，已然各就各位，我的姐妹们陪伴亲属在棺木合上之前与死者最后告别，扶持和安慰他们，而我的堂姐妹和兄弟们则加快进程，几乎是把他们赶了出去，缩短了最后的告别，自己留下守在死者身边。亲属们放弃了抵抗，迷茫中隐约意识到什么，却已无力做出反应，任凭摆布，喝下任何递到嘴边的东西，对我的姐妹及堂姐妹们亲切的要求报之以含混无据的反对。到了出发的时刻，家里挤满了亲朋好友，所有行动都在无形却天衣无缝的组织掌控中，殡葬负责人按我父亲的命令行事，按我大伯的指示搬动棺椁。偶尔会有些最后赶来的亲属不识时务地想要收回应有的权利；而邻居们早已认定事情本该如此，以惊愕与不满的目光看着他们，迫使其归于沉默。由我的父母和叔伯们上驻灵车，我的弟兄们登上第二辆，我的堂姐妹们身裹黑色和深紫色的大披巾，好心地接受几位亲属坐上第三辆。其他人自寻出路，其中一些亲属不得不去叫出租车。如果有些人在漫长的路途间，晨风的吹拂中头脑苏醒，试图策划一场在墓地的光复运动，他们将迎来苦涩的幻灭。棺木刚抵达柱廊，我的弟兄们便围上被死者家属或朋友指定的发言人，从他佯作悲伤的表情和上衣兜里鼓囊囊的稿子不难辨认出来。他们紧握他的手，用泪水浸湿他的衣领，用手拍打他发出类似木薯淀粉汤的柔和声响，于是发言人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小叔登上讲台，以一篇兼备真理与机智，堪称典范的致辞开始演讲。演讲持续了三分钟，完全围绕逝者展开，见证其美德也提及其不足，每个词都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演讲者深深沉浸其中，有时甚至太过动情而难以卒篇。他刚刚结束，我大哥立刻占领讲台，代表邻居致颂词，而那位事先指定的邻居代表在我的众姐妹及堂姐妹拥簇间奋力挣扎开路，她们边哭号边扯住他的外套。我父亲以和蔼却不可抗拒的姿态，调动起墓地的工作人员；他温柔地开始推动灵柩台，而那些官方发言人在讲台下面面相觑，讲稿在汗津津的手中揉成一团。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费神陪伴死者到墓地或地下拱穴，我们兜上半个圈子就全体离开，一路上盘点守灵仪式中的突发事件。我们遥遥望见亲属们如何绝望地狂奔想要抓住棺材上的挽带，并与邻居们展开搏斗，后者已经将带子控制在手，宁愿自己挽住拒不交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