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里还有另外两个人的心里也十分着急——那就是王福来和王永泰。
经鸿远介绍，王福来不久前当了公寓厨房的大师傅，管烧水做饭。王永泰是跑堂的伙计，干着给房客打扫房间、送开水等杂务。这时，他们心里火烧火燎地为曹鸿远、为柳明，也为常里平捏着一把汗。怎么办？连他们父子俩也被困在厨房里不许出门。
在闷热的屋子里，王永泰两眼忽闪忽闪地望着父亲额上堆起的皱纹，似乎要从那里想出什么办法来。他心想，曹大哥昨儿个又在看什么重要文件，要是没有收藏好，出了事可不得了！又想，那个常里平，马马虎虎的，他屋里准得有东西没有藏好。偏偏这工夫又闯进来一个柳明。怎么才能够帮助他们脱险呢？……
王福来也十分焦急。他手里拿着大铁通条，好像要找人打架似的挥上挥下，心里乱糟糟地想：小曹是我们的恩人，这么好的小伙子可不能出事啊！……半老头儿心里忧虑着，眼睛愣愣地望着门外——见那些警察一个个直棍似的站在各个房间的门外，监视着每个房客。他不由得泄愤似的抡起大通条，一会儿捅捅炉火，一会儿捅捅炉坑——大通条上下飞舞。要是这时候有特务走进来，他也许会猛地给他一下子！
不过，厨房门口并没有警察看守。王福来抬眼望望里院——特务带着警察还在那里搜查着。他们进入每一个房间都是一阵翻箱倒柜、大声喝叱，半天才出来。再一看，外院各个屋门口的警察已经站得疲乏了，有的打着哈欠，有的露出倦怠厌烦的神色——这些国民党留下的警察，连日来，被日本特务差遣着，起早趟黑不停地各处搜查。这份苦差事，使他们恼火透了。王福来仔细观察着——看着，看着，终于看出门道来了！事不宜迟，他立刻从炉子上拿下早就烧得剩下小半壶水的大水壶递到儿子手里，附耳对他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又沏了一瓷壶茶水，拿了几个茶碗步出厨房。
他先来到鸿远的屋门外，对站在那里的一个小头目样的警察笑嘻嘻地说：“辛苦啦！你们站着怪累的，喝碗茶吧，新沏的。”那警察正口渴，果然接过了茶碗。
就在这时，跟在王福来身后的王永泰，提着还在冒气的大水壶，指指鸿远的屋门说：“这里的客人病着，发了两天烧啦。昨晚上就要水吃药，封了火，没开水了，现在给他送点水吧？”喝茶的警察点了点头，算是默许。
“先生，病好点了么？送水来了。”王永泰一边推门，一边小声喊着。
鸿远一听是王永泰的声音，向柳明努努嘴，指指门口。柳明会意，站起身开了屋门。
王永泰提着水壶闪身进了房里。
柳明把门一插，用自己的脊背靠在门上——觉得不对，立刻又转过脸来，侧身望着窗外。
鸿远一见王永泰，立刻跳下床来，双手紧紧握住他的一只手，像见了久别的亲人，激动地低声说：“这么危险的时候，你怎么来了！？”王永泰指指大水壶。一边向桌上的瓷壶里高高地倒水，让水发出哗哗的响声，一边附在鸿远的耳边说：“就这点水，倒完了。有什么东西，快装在这水壶里带出去！”说完，故意提高了嗓音，“先生，您发烧好点了吧？您不是要开水吃药么？给您送来了。”鸿远的心怦怦跳着。刚才，当他往床下放那包危险的宣传品时他的心是平静的。可现在，当他看到王永泰这个青年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屋里解救自己，眼睛不由得湿润了……时间紧迫，不容多想。他立刻从床底下拿出常里平的那包宣传品，迅速地打开包。王永泰一把抢过来，一叠一叠往空了的大水壶里装——几下子就把水壶装得快要满了。还剩下一小叠子，他们正要向壶里塞进去时，站在门边放哨的柳明，忽然扭过头向他们紧张地摆摆手；同时，门外的警察也喊了起来：“我说伙计，怎么这水送个没完没了啦？”怕警察走进屋来看出破绽，鸿远果决地轻轻把壶盖盖好，又一努嘴，示意王永泰快走。
王永泰转身走出了屋门。
警察已经站到了屋门口，正要推门进来。
王永泰沉住气，一边笑着向警察点头致谢，一边说：“这屋的先生病可不轻。我打听打听，给他找个大夫瞧瞧……警察先生，这壶里还剩点水，我也给这位先生——”他指指常里平的房间，“也给他送点水喝吧？”“快回厨房去！哪儿也不许送水了！”这个警察怕里边的特务出来看见，会怪罪下来，眉头一皱，命令王永泰立刻回到厨房去。
“是，是……”王永泰一边点头，一边快步走向厨房。
厨房里，王福来烧好了一大锅开水，故意敞着锅盖，让水蒸气把个厨房弄得雾气腾腾，什么也看不清楚。加上又闷又热，谁也没法进来。
王永泰走回厨房，刚摸到炉台前，王福来一把抢过水壶，打开盖子，往外掏那些宣传品。
王永泰就势蹲在灶前，用铲子在炉坑里掏了个坑，伸手接过父亲手里的宣传品往坑里埋。偶然间，他发现那些宣传品正是常里平屋里的东西——这些东西怎么落到了曹大哥手里？王永泰心里不禁有些纳闷。忽然，他想起来，大清早在特务、警察打门的时候，曹大哥正跟常里平在门口说着什么话，而且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走回他自己的屋里。
“原来，这些都是那位姓常的东西呀！……”王永泰向灶坑里填着炉灰，泪水涮地流了下来。
鸿远又倒在床上，柳明仍挨在他身边坐着。他又轻声向她谈起他在红军里当过侦察员的历史。这时，柳明见他用手掀动了一下紧靠墙壁的铺板——掀得那么轻，那么随便。可是她觉察到他在藏东西。她想到刚才王永泰的机智、勇敢，心里一阵羞愧，立刻弯腰伏在鸿远的耳边，急促地小声说：“还有什么东西？放在我身上吧！我是女的，也许……”鸿远摇摇头：“没有了。你放心！”柳明闪动着迷惑的大眼睛，满脸绯红地说：“老曹，请相信我，不要瞒我！当真还有危险的东西没有？现在，咱们是患难与共的时候，我并不是那种胆小鬼……”“真没有了。你不是看见都给小王拿走了么？”其实，鸿远在和柳明说话的时候，一边听着屋外的动静，一边在思索怎么处理手中剩下的宣传品；他关心着王永泰把那些东西收藏好了没有；同时也在牵挂着常里平的屋里会不会还留下什么危险的东西……在这些纷繁、悬心的思缕中，他估计着、准备着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以及怎样补救的办法……
鸿远决定把剩下的一小叠宣传品塞到床铺最里边靠墙的那块铺板下面去——这是一张几块铺板搭成的床铺，下面有两条窄板凳。他把宣传品从裤兜里摸出来后，轻轻地塞压在铺板和板凳当中——好像铺板不平，有人用破纸把它垫平了似的。他想，如果敌人翻出这些东西来，他可以说，他刚搬来不久，不知道是什么人塞的。这样也许可以搪塞过去。
当他把剩下的宣传品完全藏好之后，心里踏实了，就和柳明轻声谈起别的话来。他躺在床铺上装病人，柳明守在床头挨近他。好像一对情人在密谈。守在外面的警察是听不清他们说什么的。
“伯父近来情绪怎么样？伯母还那么成天吵吵么？”柳明心绪不宁地说：“我爸爸还在唱那个亡国论调……嗯，他唉声叹气好像比以前少些了。我妈成天价为一家人吃喝发愁，已经顾不得吵嚷了。”说到这里，一双焦灼的眼睛使劲地盯着鸿远的脸——那里面蕴藏着忧虑、企望和期待：“老曹，咱们就这么等着受欺负么？日子真是难过呀！”说着，她转眼望着窗外，气愤地努着嘴巴，“奴才的奴才！正因为有了这帮人，中国才闹成这个样！”鸿远点了点头，明亮的眼睛闪烁着：“小柳，最近的形势听说了么？”鸿远的镇静感染了柳明，她扬起下颏，说：“听到一点儿，也是零乱的。你趁这时候给我讲讲吧。”“最近，敌人占领了咱们的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后，山西也在危急中。国民党抗战消极，处处被动挨打。南京、上海不要多少日子也会失守……”“真糟糕！”柳明插了一句，“要这样下去，中国真不堪设想了！”可是在鸿远的眼色里，反倒有一种似乎喜悦、兴奋的神采。他把头从枕上向外凑了凑，对柳明抱歉似的一笑——意思是请她原谅他不得不这样靠近和她说话。
“柳明，你说错了！你还没有听说吧？就在南口、张家口先后沦陷之后，鬼子更加不可一世地向山西进攻的时候，已经有一支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开到了华北前线。柳明，你相信么？八路军一开到华北，华北敌后的游击战争一展开，咱们的抗战形势就会改观的。”“八路军？……”柳明似乎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微微显出了惊讶，“国民党拚命向南逃；共产党八路军却向北开——开到敌人占领的地方。真是怪事！”“一点不奇怪。”鸿远的声音低得使她刚刚能够听清。但这声音又是那么铿锵有力，在柳明耳边轰响，“哪里困难，哪里艰苦，哪里需要，共产党就会向哪里去！”“太好了！中国真能得救就好了！”柳明的眼里露出喜色，“战争快点结束吧！那时，我还可以继续读书……”“读书？”鸿远打断柳明的话，笑笑说，“你可把战争想得太容易了！战争是要流血牺牲的，这场仗可能还要打很长时间。现在，柳明，我想给你念一首诗——我知道你喜欢文学，也喜欢诗。你愿意听么？”“诗？……”柳明惊奇地盯着鸿远，“这个时刻你要念诗？——那就念吧！”“‘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诗表达了一位爱国者多么崇高的精神世界！”“这诗是谁写的？我好像见过似的。”“这是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逮捕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写的。他恨自己没有死在抗日的前线上，却死在中国人——也就是蒋介石的屠刀下。为了危难的祖国，他是愿意牺牲自己的……当走向刑场时，他披上斗篷，好像出门散步。快到刑场了，他突然停下来，用小树枝在地上写了这四句诗。然后，对旁边的特务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了也不能倒下。去！给我搬把椅子来！‘特务只好给他搬来椅子。他又说：“我为抗日而死，要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叫你们这些刽子手从我背后打枪。你们就在我眼前开枪吧——我要新眼看看反动派的枪弹是怎么射入一个坚决抗日者的胸膛的！’特务无法，只好按他说的，从他的前面开了枪。他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胜利万岁！’英勇地牺牲在那把椅子上……他就是那种‘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人！”鸿远低声地娓媚地向柳明讲着这动人的故事。
“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柳明小声重复着这两句活。她为吉鸿昌将军的崇高精神所鼓舞；也为鸿远——这个近在咫尺的人的品质所激励。在这万分危险的紧急时刻，他却安详地向她讲他的出身历史，讲抗日，讲吉鸿昌的英雄故事，好像两个朋友在围炉谈心……有生以来，柳明第一次从心坎深处被深深地感动了……
就在这时，鸿远的房门砰地被踢开了。这是全公寓最后被搜查的房间。天色已过午，那个领头的特务已经疲乏，他的巴拿马草帽歪向一边，灰色绸长衫沾上了许多尘土，到处是皱折。他先不迈进门槛，小眼睛在门外滴溜溜转着，两道警犬般的凶光冲着鸿远、柳明的脸上身上直射过来——探照灯似的照了一阵。直到鸿远慢慢地从铺上下了地，和柳明并肩站在当屋地上，他这才迈腿进了门槛。一边瞟着柳明，一边歪着脑袋瓮声瓮气地向鸿远问道：“叫什么名字？”“曹仲平。”“从哪里来？”“察哈尔。”“干什么来了？”“考大学。”“考完了怎么还不走？住到这里干什么？”好像钓鱼的人发现鱼儿上了钩，特务微微一笑，露出一只虎牙，越发显得那黄蜡般的瘦脸阴森森的。
鸿远也笑了一下，不慌不忙的：“等着发榜呀。榜到现在还没发下来。”特务像捉到了把柄，猛一下子抓住鸿远的衣领，吼叫着：“胡说！发什么榜呀？大日本已经进了中国，他妈的，中国人考的那套还算数？快说！住在这里干什么？准是共产党、抗日分子！‘永定门事件’就是你这小子干的吧？”鸿远用力拨拉特务一下子，提高了声音：“有话好说，干嘛动手动脚！是日本人叫你这么发横的么？——我就是等着发榜！谁知道你们还发不发呀！你们下过通知说不发了么？再说，我就是想回家，回得了么？日本正在那边进攻，交通断了，难道你们这些人能不知道？”几句话把个特务说得哑口无言。他的两只小眼只露白的，不露黑的，使劲盯在鸿远的脸上足有一分钟。鸿远若无其事，静静地和特务对脸站着，渐渐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
一阵僵持。双方似乎是用眼睛在搏斗。终于，特务无可奈何地转脸问起柳明来：“干什么的？”他没敢向女人身上动手。
“中国大学的学生。”柳明说着，一下子紧挨在鸿远的身边。
“住在哪里？”“学生宿舍。”“到这儿干什么？”柳明按捺住心头的厌恶和不安，极力用平静的低声说：“曹仲平是我表哥。他病了，来看他呗。”特务见柳明是个漂亮女学生，睨着她乜斜眼睛笑了一下：“是真表哥还是假表哥？啊？……”柳明把头一歪，冲了一句：“是真是假随你们说！现在不是你们这些人说了算么！”特务瞪了柳明一眼。也许忽然感到肚子饿了，也许是累坏了，不再和柳明纠缠。他猛一下子打开两个抽屉——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他扭过头问鸿远：“怎么什么东西也没有？”“刚搬来，穷学生能有什么呀！”鸿远冷冷回答，一拉柳明，两个人紧挨着在小凳上坐下来。，特务又转脸看书架——这个破书架上只放着一本《辞源》。特务拿起《辞源》翻了又翻，看里面什么也没有，就咔嚓一声，一撕两半，把厚厚的《辞源》扔到地上。接着，一脚踢翻了书架，看看下面还是什么也没有，就转向床铺开刀了。
特务已经掀掉了铺上的铺盖。这时，柳明的心止不住怦怦跳了起来。鸿远虽然没有告诉她，但她知道紧靠墙壁的铺板下面放了东西——如果搜出来，他肯定会被逮捕，自己也难免……
哐当一声，最外面的那块窄窄的铺板被特务一脚踢到地上，接着第二块、第三块又被踢了下来……这时，不但柳明紧张，鸿远也有些紧张了。这个十分忠于日本鬼子的特务，仔细搜查着每个房间的每样物件，眼看最里边的那块铺板就要被踢开了——只要踢开那块铺板，下面的宣传品肯定就要露出来，特务肯定要查看，那么，那么……柳明不敢再往下想了。
空气仿佛凝滞了。
就在第三块铺板踢到地上以后，特务的脚酸麻了，显得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忽然，他瞥见鸿远对着柳明偷偷一笑——特务立刻以为，这里不会翻出什么东西来。于是一脚踢开房门，悻悻地走出鸿远的房间。
屋里的两个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柳明一下子拉住鸿远的手，因为过分激动，过分高兴，她的脸突然变得通红通红，红得好像一朵红玫瑰。
特务从公寓里抓走了两个贩卖鸦片烟的男人，和一个据说是“永定门事件”的指挥者——头上戴着红发卡子、屋里有把阳伞的女人。一场搜查风暴算是过去了。
特务、警察刚走，王福来立刻走进房间对鸿远和柳明说：“你们快走！他们一会儿还得来。”说着，一把拉住鸿远的手，露出十分焦急的神色，“小曹，你不能回这儿来了，我就去告诉老常，叫他也赶紧离开这儿——我听见他们说了，还要来蹲什么坑……”王永泰也进来了。八只眼睛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里面蕴蓄着多么真挚的同呼吸、共命运的深情啊！
鸿远附耳对王福来说了几句什么后，就和柳明走出了公寓。他们一块儿拐进一条弯曲的小胡同里。
“柳明，你不是想要离开北平么？现在还这么想么？”鸿远愉快地（目夹）着眼，好像不曾发生过刚才的风险。
“老曹，你快带我们去找八路军参加游击队吧！”鸿远扭过头，调皮地一笑：“你不久前还在想读书，想留洋，想当医学博士。要是去打游击，还怎么当博士呢？”柳明不好意思地说：“过去，我是有过那种想法——直到你刚才给我念那首诗之前，我还在希望暂时抗日，以后上学深造……但是，爱国志士为了抗日连头都在所不惜，我还惜什么上学深造？老曹，你一定想办法带我们走吧！苗虹，还有她那个男朋友高雍雅也都想走。”“可是，现在还有些知识分子情愿在敌人鼻子底下讨生活，还在做学者专家的美梦。确实，去抗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柳明明白鸿远是在试探她的决心。她低头想了想，忽然把头发一甩，头高高地一扬：“老曹，请相信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鸿远微微一笑，说：“你也把你的男朋友白先生一起动员走好么？这个人很聪明，不过，动员他你可要耐心点。”柳明的脸又红了：“这是个阔少爷，吃不了苦，肯定不会跟我们走的。”“现在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量争取吧——不过，柳明，如果他不走，你还走么？”“当然走！”柳明把短发一甩表示决心。
“那，咱们三天后动身可以么？在这期间你尽量多动员同学、朋友一起走。不过先不要露出我的名字。”曹鸿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组织上已和各方面联系好，决定送一批爱国群众先去根据地，由他带队。
“嗯，我知道。”沉默了一会。鸿远停下脚步，又对柳明说：“你就去通知他们准备好。三天后上午八点在西直门外护城河沿聚齐。有人问，你们就说上香山看红叶去。”柳明的心由于喜悦，怦怦地跳个不停。一双眼睛燃烧似的放射着兴奋的光采。
“我这就去找小苗，通知她——她和我一样，也急着离开这罪恶的地方。”说着，刚要走开，忽然又转回头来，怔怔地看着鸿远苍白的脸，低着头说：“你身体不好——疟疾还发吧？这回又要走许多路了，受得了么？”鸿远笑笑：“没事儿，你放心。怎么也比你们女士们能走路……”“给你！”柳明扔给鸿远一个纸包，扭头就走。
鸿远一看，纸包上面写着“奎宁”二字，并写着“发作前二小时服下”。他把纸包装进口袋里，柳明回过头来，对他加了一句话：“我就去找苗苗，有事你到我家找我吧！”鸿远对她点头微笑，直到望不见她的影子了，才大步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