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张敏感而稀薄的嘴唇边挂着绅士的微笑，向我说起了曾遭遇的一次厄运——一次撞机事故。他或许说的是另一个人。我喜欢他说话的语调，我也喜欢他这个人。
这事发生在新奥尔良，我曾在那里住过。他来的时候，他要找的那个人，也就是我朋友弗莱德，已经离开了，但是我迅速升起一种想要认识他一下的欲望，随后提议我们一起待一个晚上。我们从我的公寓走下楼时，我注意到他是一个跛子。他走路略微有一点儿瘸，脸上时不时会飘过痛苦的表情，他会故作愉悦地浅浅一笑，但似乎无法达到掩饰的目的，所有这一切立刻让我想起，我现在写下的这篇故事。
“我应该带他去见见萨莉姨妈。”我想。人们是不会随便带人去见萨莉姨妈的。但是，在她精神状况好，她想要见人的时候，她比谁都要热情。尽管在新奥尔良住了三十年，但萨莉姨妈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西部人。
不过，就这么讲我这篇故事，太过唐突了。
首先，我必须说说我的这位客人，为方便起见我就叫他大卫吧。一见到他，我就立刻意识到他想要喝一杯，而新奥尔良——一座拉丁气氛浓厚，夜晚热闹非凡的可爱之城——尽管处在禁酒期，但喝酒这事儿还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喝了好几杯，我的头有些晕了，但我能看清，我们喝的这点儿酒对他毫无影响。夜幕降临，白日骤然消逝，黑夜迈着烟雾般的轻柔脚步迅速登场，这是这座亚热带城市的典型特征。就在那时，他从臀后的口袋里拿出一瓶酒来。瓶子很大，我吓了一跳。携带如此大的一个瓶子，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身材矮小，体格纤细。
“或许，就像袋鼠，他的身体已长出了某种可用来装东西的天然育儿袋。”我想。说真的，他走起路来会让人想到一只在宁静的夜晚出来散步的袋鼠。我继续在想达尔文和禁酒令带来的种种奇迹。“我们这些美国人真是神奇。”我想。我们俩都很幽默，很快就喜欢上了彼此。
他向我说起了这瓶酒。他说，这东西是在他父亲位于阿拉巴马某个种植园里工作的黑人酿的。我们坐在新奥尔良先前的法国区（vieux carré）深处某个空房子前的台阶上，他向我说起他父亲并不打算犯法——也就是说，在禁酒令下酿酒。“我们家的那个黑人只为我们酿酒，”他说，“我们留着他就是为了酿酒。他没别的事儿可做，只给我们家酿酒，就是这样。如果他胆敢拿酒去卖，我们就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我敢说，若是父亲逮住他干一些非法的把戏，他会开枪打死他的，当然了，吉姆，也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家的那个黑人，他也明白这一点。”
“不过，他是个出色的酿酒师，你不觉得吗？”大卫补充说。他用一种热情友好的方式说起了吉姆。“天啊，他一直和我们待在一起，生下来就在我们家。他妻子给我们家做饭，吉姆给我们家酿酒。如果比较他俩的工作的话，我想吉姆会胜出的。他一直在进步，而我们家所有人——这么说吧，我觉得我们只爱威士忌，宁可不吃饭，也要喝威士忌。”
你了解新奥尔良吗？你是否在炎炎夏日、在冬日飘雨的日子、在壮丽的晚秋时节来这里住过？现今，那里的居民中一些更为激进的人开始嘲笑这座城市了。新奥尔良弥漫着一种耻辱感，因为这座城市并不如芝加哥或匹兹堡。
但是，这里很适合大卫和我。由于他的腿瘸了，所以我们走得很慢。我们穿过老镇的许多条街道，黑人女人在暮色中朝我们笑着，古老的建筑上人影攒动，孩子们尖叫着在老式的门廊里奔进跑出。这座古老的城市曾整体都是法国式的，现在却越来越意大利化了。不过，这里依旧拉丁气氛很浓。人们在屋外活动。家家户户都坐在可以看到全部街景的地方吃晚饭——所有的门窗都开着。一个男人在和他妻子用意大利语吵架。在一个老式建筑后的庭院里，一个黑人女孩在唱着一首法语歌。
我们从一条狭小的街道走出，在黑漆漆的教堂前喝了一杯，随后又在一个广场前喝了一杯。广场里立着杰克逊将军的雕像，他一直在向冬日里来这座城市观光的北方游客脱帽致敬。在他那匹马的脚下，刻着一排题词——“联邦必须而且将会得到保留”。我们庄严地敬了这句宣言，而这位将军的身子似乎鞠得更低了一点儿。“他肯定是个自负的人。”大卫这么说时，我们正朝码头走去，随后在黑暗中坐下，望着密西西比河。所有新奥尔良市的好市民一天会至少来看密西西比河两次。到了夜晚，这条河就像偷偷爬进卧室，探望熟睡的人一样——就是这种感觉——我的意思是说，它会给你一种温暖而和蔼的感觉。大卫是个诗人，所以我们在黑乎乎的河边说起了济慈和雪莱，所有有教养的南方人都爱这两位英国诗人。
你得明白，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带他去见萨莉姨妈之前。
萨莉姨妈和我都是中西部人。我们只不过是来此地的外来人，但或许我们俩都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融入了这座城市。诸如此类的事总会发生。但我不太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
一路上，我们看到了许多北方的男人和女人，等他们回到北方之后，或许会写一点儿有关南方的东西。诀窍在于写黑人的故事。北方人就喜欢看黑人的故事。他们会觉得非常稀奇。在写黑人故事的作家当中，有一个最有名的作家最近来到了这里，而我认识的一个南方人，曾去拜访了他。这位作家看上去有些紧张。“我对南方或南方人不太熟悉，”作家说。“但你很有名气，”我那位朋友说，“你可是一个远近闻名，专写南方和黑人生活的作家啊。”
作家感到他正在被人嘲笑。“你听好了，”他说，“我从未标榜自己是个有学问的人。我可是个生意人。在北方，我的家乡，我大多都与生意人交往，我不做生意时就去乡村俱乐部。你得搞清楚，我可没把自己当成是个有学问的人。”
“我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说。我的朋友说作家显然生气了。“你能想象那是什么吗？”他天真地问。
但是，我并没有在想那个写黑人故事的北方作家。我在想这位南方诗人。他双手紧紧握着那个瓶子，在黑暗中挨着我坐在面朝密西西比河的码头上。
他详细说起了他喝酒的才能。“我不是一直都有这种才能的。这是慢慢练出来的。”他说。有关他是如何偶然瘸腿的故事就这样慢慢带了出来。你记得吧，我的头已经有点儿晕了。在黑暗中，那条深不见底的湍急河流，流过新奥尔良市，慢慢爬进海湾。整条河就这么流过我们，随后悄无声息地汇入黑暗，就像一条会移动的宽阔人行道。
他第一次来见我时是个午后，我们一起出去散步时，我注意到他的一条腿得拖着走，他不停地把一只瘦弱的手放在同样瘦弱的臀部上。
他坐在河边时开始向我解释，语气就像一个男孩在说下山时绊到了脚趾一样。
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去了英国，打算入伍当一名飞行员，他那股子劲儿，在我看来，非常像一个乡下人来城里待了一晚上，看了一出戏一样兴奋。
英国人非常乐意让他加入，人越多越好。
那时，任何人来他们都非常乐意接纳。他身材矮小，体格纤细，但他入伍之后，却成了顶级飞行员，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英军的一个飞行中队里服役，但最终遭遇了撞机事件，从天上掉了下来。
他的两条腿都断了，其中一条还摔成了三段，头皮严重脱落，脸上的一些骨头还裂成了碎片。
他们把他送进了一家战地医院，给他缝合了伤口。“如果事情搞砸了，那都是我的错，”他说，“你明白吧，那是一家战地医院，简直就是个地狱。人们被撕成了碎片，在那里呻吟着等死。随后，他们把我送回了基地医院，那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我隔壁床的那个家伙，为了避免再上战场，朝自己的脚上开了一枪。那里的许多人都这么干，但为什么他们会挑自己的脚下手，我就不知道了。这是个极难处理的部位，布满了细碎的骨头。如果你打算给自己来上一枪，可千万别选那样的地方。别挑你的脚下手。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个好主意。
“不管怎么说，医院里的那个人总在制造混乱，我对他和那个地方都感到厌烦。我假装身体好转了，说我腿上的神经不怎么疼了。当然，这是我撒的谎。我腿上和脸部的神经就没不疼过。我寻思着，如果我说实话，他们就会一直让我待到把我治好为止。”
我懂了。难怪他这么会喝酒。我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就想继续和他喝酒，直到他厌倦了我，就像他曾对那个躺在位于法国基地医院隔壁床的家伙一样。
关键在于，除非他喝到微醺，否则就不会睡觉，睡不着觉。“我是个难对付的人。”他笑着说。
在我们去了萨莉姨妈家之后，他才把事儿详细说了出来。萨莉姨妈在我们到达时已经上床睡觉了，但她在我们敲响门铃后还是起了床，随后我们就一起坐在屋后的小天井里。她是个大个子女人，长着粗壮的手臂，挺着个大肚子，她什么也没穿，只在一件单薄的、可笑的少女睡衣外面套了一件薄薄的花睡袍。那时，月亮已经升了起来，在屋外法国区的一条狭窄街道上，三个从船上下来的水手喝醉了酒，正坐在路边唱歌：
我达成所愿。
你达成所愿。
我们赶上了好时候。
都达成了所愿。
他们用非常动听的童音唱着，每唱一段，完成和声之后，都会由衷地笑起来。
萨莉姨妈家的庭院里种着宽叶蕉类植物，一棵楝树在砖块铺成的地板上投下了柔和的紫色影子。
萨莉姨妈也和我一样对他十分陌生。我们并排坐在庭院里的一张小桌子旁，她跑进屋子，拿出了一瓶威士忌。她似乎立刻就理解了他，不用多说就理解了。她认为这个小个子南方人一直处在痛苦的深渊里，而威士忌对他来说有好处，它会让它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得到片刻的安宁。
“喝上一口，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我想，萨莉姨妈会这么说。
我们在沉默中端坐了一会儿，大卫不再那么客气了，从萨莉姨妈的酒杯里倒了两杯酒。随后，他站起身来，在庭院的地板上来回走着，地砖上精美的影子组成了一个个的方格，他在其中穿来穿去。“这条腿真没什么。”他说，“有什么东西压到神经了，就这样。”我感到了一种自我满足感。我把他带到萨莉姨妈这儿，看来算是做对了。“我把他带到了一个母亲身边。”自打我认识她，她就总让我觉得像一个母亲。
现在，我得把她的情况稍微交代一下。这事儿不那么容易说清楚。在新奥尔良的街坊中都流传着有关她的传闻。
萨莉姨妈很早就来到了新奥尔良，这个镇子在完全开放的日子里曾是一块狂野之地。没人知道她来这里之前是干什么的，但不管怎么说，她在这里打造了一块地方。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儿了，那时我还是个小伙子，住在俄亥俄。就如同我刚刚说的那样，萨莉姨妈是从中西部某个乡下来的。从某种模糊而微妙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如果她是从我家乡来的，那一定会让我备感荣幸。
她在此地经营的这个地方原先是法国区的一个老宅子，萨莉姨妈接手之后，就有了一种预感。她没有把此地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也没有把它切割成一个个小房间之类的，而是保持了原样，她把钱都花在了重建旧墙、修缮破旧的旋转楼梯、修补老房间里昏暗的天花板以及浅色的老旧壁炉架上。毕竟，我们似乎都有罪，有很多人都在忙着减轻罪孽。能看到有人走上了另一条路，这很好。要是萨莉姨妈把这个地方进行现代化改造，也就是说，就她当时所从事的买卖来说，可是大有好处的。几间老房间，宽阔的旧楼梯，嵌入墙壁的老式烤箱，如果说这些东西不能给在漆黑的夜晚偷偷溜进来的情侣们提供方便的话，他们至少还有别的事儿可做。她开设了一个赌钱喝酒的地方，但是人们看到女士有时候也会偷偷进来。“我当时急于成功。”萨莉姨妈有一次曾对我说。
她经营着这个地方，赚了钱，赚来的钱中有一半用在了这个地方。一堵原本已经坍塌的墙，现在修缮一新，立了起来，庭院里种上了一棵蕉类植物，楝树种下了，并在别人的照料下活得很好。墙上娇艳的蒙大拿玫瑰绚烂地开着。一团团芬芳的马缨花在墙角盛开。
当栽在院子正中央的楝树开始在阳光下生长时，整个街区都弥漫着春天的芬芳。
就这样过了十五年、二十年，密西西比河的赌徒和赛马人就坐在楼上大房间里靠窗的桌子上。毫无疑问，这栋房子曾经是某个富有的农场主——于四十年代的繁荣时期——在镇上买的房子。黄昏时分，女人也会偷溜进来。这里售卖酒水。莎莉姨妈从赌局中捞取小费，狠狠地捞了一笔。
到了晚上，从情侣那里也能捞到一大笔钱。不用多问，酒钱收入也不错。莫尔·弗兰德斯或许和萨莉姨妈住在一起过。他们多么般配啊！这棵楝树开始茁壮成长。马缨花绽放，到了秋天，蒙大拿玫瑰争相斗艳。
萨莉姨妈拿了她那份钱。她用这笔钱保养这座房子，也积攒下了一点儿钱。
她是一个慈母般的人，善良而又敏感的中西部女人，对吧？有一次，一个赛马人留给了她两万四千美元，随后就消失了。没人知道她有这笔钱。有报道说那个人已经死了。他曾在法国市场边的某个地方杀了一个赌徒，趁人们找他的时候，他溜进萨莉姨妈家，留下了赃物。一段时间后，人们在河里发现了一具浮在水面上的尸体，这具尸体后来确认就是那个赛马人。他是在纽约市的一次窃听行动中被捕的，六年都被关在北方的监狱里。
他出狱后，自然就溜去了新奥尔良。毫无疑问他并不安全。她收留了他。如果他敢声张，马上就会有一项谋杀罪名落在他头上，并会要了他的脑袋。他抵达时已经是晚上了，萨莉姨妈立刻走到厨房墙边的一个旧砖灶前，拿出一个袋子。“钱都在这里。”在那些日子里，整件事就是她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赌徒们坐在楼上房间的桌子旁，情侣们躲在老旧的庭院中芳香四溢的树下面。
等到了五十岁时，萨莉姨妈赚够了钱，随后就把钱全都花了出去。她不会在罪恶的道路上停留太久，也不会陷得太深，就像那个莫尔·弗兰德斯那样，所以她很好，过着舒坦的日子。“他们想赌博、喝酒、和女人们寻欢作乐。女士们也都很喜欢。我从没见过他们有一个人来抗议过。最糟糕的是早上他们走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既害羞又内疚。如果他们这么想，那又是什么驱使他们上这儿来的呢？如果我想要一个男人，我肯定是想得到他，而不是来这里胡闹或什么也不做。
“我对他们都有点儿厌倦了，这是事实。”萨莉姨妈笑了，“但那是在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之后。哦，呸，在我得到足够的钱，可以相安无事之后，他们占用我太多时间了。”
萨莉姨妈现在六十五岁了。如果你喜欢她，她也喜欢你，她就会让你和她一起坐在天井里，聊聊过去的时光，聊聊密西西比河的过去。或许——这么说吧，你看，新奥尔良依旧还在受法国人的影响，就是对生活抱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刚刚想要说的是，如果你认识萨莉姨妈，而她也喜欢你，如果碰巧你的女伴也喜欢夜晚庭院里的花香——说真的，我可能说得有点儿夸张。我只是想说，六十五岁的萨莉姨妈并不苛刻。她是一个慈母般的人。
我们坐在花园里聊天，南方小诗人、萨莉姨妈和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俩在聊天，我在倾听。这位南方人的曾祖父是英国人，是家里的小儿子，他来到这里当起了种植园主，并如愿以偿发了财。他和他的儿子们曾拥有几个大种植园，园里配备着黑奴，但现在他父亲只剩下一幢老房子附近的几百英亩地了——它就在阿拉巴马州的某个地方。土地被大量抵押出去，其中大部分已经多年没有耕种了。由于许多黑人都跑到芝加哥去了，诗人的父亲和家里的一个哥哥又不太会种地，黑人的劳动成本越来越高，干的活也越来越无法令人满意了。“我们不够强壮，也不知道该怎么种地。”诗人说。
这位南方人来新奥尔良是来探望弗雷德的。他想和弗雷德聊聊诗歌，但弗雷德不在镇子上。我只能和他一起散步，帮他喝他自制的威士忌。我已经喝了十几杯了。到了早上，我的头就会疼起来。
我听着大卫和萨莉姨妈说话，完全入了迷。这棵楝树已经长了这么多年了，她说起它来就像在说自己的女儿一样。“它年轻的时候患过很多不同的病，但它都挺过来了。”有人在天井的一侧筑了一堵高墙，这样攀缘植物就得不到足够的阳光。然而蕉树长得很好，现在楝树又大又壮，不用她多费心了。她不停地给大卫喝威士忌，大卫也说起了他的事儿。
他和她说起了腿上的伤，在那个地方有某种东西，或许是骨头，压在神经上，还说起他左边的屁股，在皮肤下面放了一个银托架。她用她那又胖又老的手指摸了摸那个地方。月光柔和地洒在院子的地板上。“我只能在户外睡觉。”大卫说。
他解释说，在父亲的种植园里，他整天都得烦恼自己晚上能否入睡。
“我上床睡觉，然后起床。楼下的桌子上总放着一瓶威士忌，我会喝上三四杯。然后就出门。”经常会有好事情发生。
“秋天是最好的时节，”他说，“你知道吧，那些黑人会做蜜糖。”
在那地方，每个黑人住的小屋后都有一小块地，那儿种着甘蔗，到了秋天，黑人们就在那儿酿酒。“我手里拿着酒瓶，走进地里，黑人们看不见我。我就这么带着瓶酒，喝很多，然后躺在地上。蚊子叮我几口，但我不太介意。我想我喝醉了就不会介意蚊子了。小痛为大的痛苦制造了一种节奏——就像诗歌一样。
“在一间棚子里，黑人们在酿酒，也就是说，把甘蔗里的汁液榨出来煮熟。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唱歌。我想再过几年我们家就没有土地了。如果银行要收，现在就可以拿走。但它们不想要。我想，这对它们来说太麻烦了。
“到了秋天，黑人们在晚上榨甘蔗。我们家的黑人就靠酒和玉米粉过活。
“他们喜欢在晚上工作，我很高兴他们这么做。有一头老骡子绕着圈转，压榨机旁边有一堆榨干的干甘蔗。黑人来了，男人和女人，老老少少都会来。他们在棚子外面生起了火。老骡子一圈又一圈地转着。
“黑人们唱起歌。他们又笑又喊。有时年轻的黑人和他们的女人会在干甘蔗堆上做爱。我能听到发出的响动。
“我从大房子里出来，手里拿着酒瓶子，贴着地面向前爬，一直爬到甘蔗堆就在那里躺下。我有点儿醉了。这一切都让我很开心。我可以睡一会儿，就那样躺在地上，黑人们在唱歌，没人知道我在那里。
“我可以睡在这里，睡在这些砖头上。”大卫指着蕉树宽阔的叶子投下的阴影里最深且最宽的地方说。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着，一条腿拖着另一条腿，穿过院子，躺在砖头上。
我和萨莉姨妈坐在那儿，面面相觑了好长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用胖嘟嘟的手指做了个手势，于是我们就蹑手蹑脚进了屋子。“你从前门出去。你让他睡在那个地方好了。”她说。尽管她身材高大，年岁已高，但她走在院子的地板上时，却像只小猫一样轻手轻脚的。在她身边，我觉得自己又笨重又飘忽。
我们进屋后，她低声对我说，她有一些以前留下的香槟酒，就藏在老房子里的某个地方。她解释说：“等他回家后，我要给他爸爸带一大瓶酒去。”
留他在那里喝得醉醺醺的，睡在院子的砖地上过夜，她似乎很高兴。“在过去的日子里，经常有一些好男人上我们这儿来。”她说。当我们从厨房进到屋里时，我回头看了看大卫，他此刻在墙角沉沉的阴影中睡着了。毫无疑问，他也很快乐，自从我把他带到萨莉姨妈面前，他就一直很快乐。他就这样躺在砖地上，躺在夜空下，躺在香蕉树的阴影里，就这么缩成一团，看上去是多么渺小！
我进了屋，走出前门，来到一条黑暗狭窄的街道上，心里想：好吧，毕竟，我是北方人。萨莉姨妈在这里待了这么久，可能已经完全变成南方人了。
我记得她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是她曾经和约翰·l.苏利文握过手，还认识了p.t.巴纳姆。
“我认识戴夫·吉尔斯。你说你不知道戴夫·吉尔斯是谁吗？他可是我们这座城市里最大的赌客之一。”
至于大卫和他的诗歌——是雪莱的风格。“如果我能写得像雪莱那样就好了，让我做什么都行。”那天傍晚我们一起散步时，他这样说。
我一边走一边思考，街上很黑，我偶尔笑一笑。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它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舞动着，我觉得这想法很棒。这想法与贵族有关，与萨莉姨妈和大卫这样的人有关。“天哪，”我想，“也许我确实有点儿了解他们。我自己就是中西部人，看来我们也能孕育出我们的贵族。”我一直想着萨莉姨妈和我的家乡俄亥俄。
“我希望她就是从那里来的人，不过，我想我还是不要太仔细打听她的过去为好。”我对自己说，一边微笑着，一边向烟雾缭绕的夜色中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