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垂统必先有创业，有创业则不尽有垂统。就西方历史言，希腊、罗马垂统已绝。即现代国家如英、法诸邦，能否常有垂统，亦在不可知之数。西方人重创不重垂，创斯为新，垂则旧矣。竞尚趋新，不尚守旧，此若为西方文化之特性。中国则不然。

中国重垂统，若尤过于创业。业之可贵，亦在其能有统。如治统，中国政治乃远自四千年前之唐尧虞舜，直垂至于四千年后之清末。今日国人言中国政治，率好言秦以下，而不详言秦前秦后之分别。自尧、舜以迄周末，一王在上，诸侯封国在下。自秦以下，一王在上，其下不复有诸侯封国，然其为治之道则一，非有异也。故治统即道统，道统之在上则为治统，在下则为学统。学统中有儒家，自孔子至今二千五百年，此统未绝。有道家庄老以来，亦逾两千年未绝。其他百家诸子，无不有垂统，唯久暂有别而已。固中国学人重传统。

家世亦有统。孔子一家，传至今超七十世。此非孔子一家为然。中国人尊孔，乃独尊此一家以作榜样。宋以下有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莫不有家谱。远溯数千年前，枝叶纷披，一脉绵延，家史乃与国史媲美。国史乃其大一统，家史乃其各分绪。由国史创兴出家史，由家史会合成国史。唯中国文化之家与国乃有如此之分合与异同。

中国人之重史，其好古守旧，乃其天性，为功为罪不在人。中国乃一大陆农国，在黄河长江南北东西方数千里间。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到处所见皆同等相似，无大差别。故使中国人认为此世界乃大同而小异。生斯世，则为斯世之所同。又农业必依仗于天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天有四季之变，但不失其四季之常。又使国人认为此世界乃在小变中有大常。变不失其常，所变小，所守大。故中国人非不知变与异，乃若终不如其常与同之可守而可信。此则中国人所谓之天人合一，乃人生大道之所在。

西方地形，割裂破碎，错纵复杂。既非大平原，亦无大河流。居民各自困处在一小区域内，出境所见多异多变。气候跨寒温两带。若在中国，不啻远自贝加尔湖以北，南达彭蠡洞庭。故其所遇天时亦无常。虽亦有农业，皆分在各小区，互不相闻。商业都市则大群聚居，家各相异。出外贸易，一切行为，又得随时随地而变。除俄罗斯天寒地冻，自有一范围外，其他各地则唯知有异有变，不知有同有常。中国人大同至常之天地观，在西方人心意中，则不见其存在。此亦自然所限，无足深怪。

于是而西方乃有耶稣教之信仰。唯有上帝，乃亘古今遍四方而不变。但耶稣言上帝事由他管，凯撒事凯撒管，则天上人间仍加分别。直逮罗马帝国崩溃，凯撒不再管世间事，人心所向，求耶稣之凯撒化，于是乃有罗马教皇之出现。但教皇非即耶稣，人间世亦终为天时地理所限，神圣罗马帝国之梦想难以实现。人间仍要有新凯撒来管理，而政教之争，乃在西方历史上兴起。政在人间，尚异尚变，教在天上，始有同有常。人间则在生前，天上乃在死后。则无怪西方之终不离于一多异多变之人生。

中国人生主同主常。举头在上之天，已降落人间。好好做人间事，既不啻如在天上。尧、舜、禹、汤、文、武，乃凯撒而耶稣化，故曰“克配上帝”。而如西方般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文化中，遂失其地位，不可得而存在。魏晋以下，中国转入衰世，佛教适自印度传来。印度之天地，又与中国及欧西不同。处在热带，林间摘果，即可充饥。身披一衲，即可御寒。可不需农商业，所忧则只在此身之生老病死，转瞬眼前，无可摆脱。释迦则既不重视人间，亦不重视天上，认为根本一切皆空，则生老病死亦不为患，佛教大意如此。皆据人间实事言，不据对天之空想言。此一层，却与中国人心理大体相同。于是佛教在中国，一时乃大行其道。

然中国之天时地理，终与印度不同，人间亦各相异。及唐代再转盛世，佛教中乃有禅宗特起，即心即佛，即身即佛，立地成佛，佛即在当下现前之吾身吾心中。推言之，佛即在现前人生中。不在天上，即在人间。一切空，转成一切有，一切实。由同时佛教中之华严宗言之，则事理无碍转成为事事无碍。又由同时之天台宗言之，则一切空乃一切真，一切假，一切中。一心三观，所变只在此一心。故天台、禅、华严三宗，皆是中国佛学，与印度原始佛学有不同。此亦由中国之天时地理人和来，与印度终有其不同。故出世成佛，转成为现世成佛，又转成为即身成佛，宗教亦化入人文，而相通为一体。如此亦可称为乃一种人文宗教。中国亦早有科学，唯亦当称为一种人文科学。讨论中国文化者，此层不可不知。

由唐代之新佛教，转入宋代，乃有理学之兴起。中国之学术思想，遂又成一大一统局面。佛教乃尽化入中国传统中，而成为中国人道至常大同之一部分，多相通，少相异，有所变而终不变，有所异而终不异。此诚可见中国文化独特精神之所在。故创业必求有垂统。非有垂统，则中国当成佛教化。今则佛教终成中国化，中国文化力量乃有若是伟大之成就，是亦大足矜尚矣。

中国人创业必求垂统。如农业，百亩之田，父子相传，可以百世。其他工业亦然。工业为农之副，本由农业分出。如陶业，亦世代相传，故古有陶唐氏。唐者，搪塞其外而中空，陶器即然。其部落中之酋长，为其他部落酋长公推为共主。其时中国或尚未发明有文字，不知当时每一人如何取名。后人传述，乃姑名其酋长曰帝尧。尧字上从垚，乃为累土之象。下从兀，乃一高出而能转动之器。垚在兀上，陶业从事即如此。此酋长乃以其共主地位，让于另一部落之舜。舜为有虞氏，虞乃掌山泽之官，常巡行山泽草间，当时亦视为一工业。舜本草名，其弟名象，则乃山泽间一兽，性善良，易受教，不似狮虎之难驯。舜弟亦终成为一善人。则舜与象之取名，或亦后世传述其事者姑托名之而已。舜父瞽瞍，双目有病，非其本名。

尧使鲧治洪水无效，舜殛鲧于羽山，又命其子禹继父业。鲧乃大鱼名。禹则乃一大虫，当亦水族动物。然则鲧与禹之名，亦以其父子以治水为业，后世取以名之。在当时则有其人，或无如后世相传之名。吾友顾颉刚，由此禹字生疑，创为古史辨。不知遇古史有疑，当就其时代善为解释，不当遽以疑古为务。倘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此岂不别生一甚大问题，令人无可回答。或谓中国古史乃一部神话。但中国古人亦非好作神话，仍与中国国民性不合。明属人文社会事，中国人信而好古，本之传说，而姑为之假托一名。则中国古史之异于神话，亦显然可知。宋代陆象山有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其时不仅无书，疑亦无文字。今故为之猜测如此，不知其有当否，则待国人衡定之。

自尧、舜又推而上之，有黄帝、轩辕氏，又上有神农氏、庖牺氏，更上有燧人氏、有巢氏，凡此均不得谓无其事无其人。但其人名则显由后人假定，非前世真有。故中国古史乃显属历代传述，非神话，非伪造，其故事亦少穿插。如大禹治水，岂不绝少想像穿插之故事。而其所穿插，则如三过其门而不入之类。故中国之上古史，乃以特见中国文化与民族心情之一斑。岂其他民族之神话伪造可相比拟。

尧、舜在中国邃古时代，诸部落之共主亦当时一高位，何以尧竟以让之舜，舜又以让之禹。尧、舜禅让遂成为中国古史一嘉话，永为后人所仰慕。此因中国天下大，居其间，凡事可让。让之人而仍有其自身及其后代之地位。西方天地小，居其间者唯有争，无可让，让则何以自容。在西方辞典上，乃无一字堪与中国让字意义相当。此亦中西文化一大不同所在。

再推说之，中国古代商人，亦由官设职，世世传袭。商人之祖先名契，乃券契之契。最早商人疑不用契。则商先之契，殆亦后人假托名之，与姬姓之祖稷，姜姓之祖神农相同。故在中国古代，农工商凡百诸业，皆世袭相传。故后代凡有创业，则必求有垂统。其风至春秋时犹然。如齐桓公有臣管仲、鲍叔牙，管氏治乐器，鲍氏治皮革，此亦世代相传之业。管仲、鲍叔牙，乃由其业中脱身为士。其后，士之为业，亦世代相传。孔子亦一士，其后人亦世代相袭为士。直至西汉孔安国，世为士，皆有名字可考。如颜渊、曾参，皆随其父在孔子门下，此亦世代相传以儒为业。于是中国社会，乃有士农工商之四业。有创必有垂，其中乃有甚深甚妙之精义。姑以余一人生平所历，微小一例，来加说明。

余幼居无锡荡口镇，家宅前门有一酒酿铺，已历数十年。酒酿味美，冠绝一镇。每晨一大缸，未及傍晚即销售一空。铺主夫妇有三子，年皆二十许，每日下午各挑一担，出街分售，不到薄暮，亦空售而归。每年秋，添制一缸糖芋奶，亦美味，三子亦分担出售。年以为常。其家老幼勤奋安祥之生活情况，常在余心。余年长，经验多，乃知此家之保泰持盈，只求细水常流，维持此一生活水准于不败不坏之地，不求扩大发展，此亦创业不忘垂统之一种精神。

余后移家苏州，城中有稻香村采芝斋两著名糖果店，两铺骈列，门面皆不大。时京沪铁路已开始，顾客麇集，朝晚不断。此两店皆有数百年历史，或云起于清初，或云传自明代。苏州糖食小品驰名已久，此两家招牌日老，而门面依然。因念此与荡口酒酿铺实同一精神，保泰持盈，不求无限向前，此亦我中华文化传统一特征。

又有一庆裕堂老药铺，亦盛名久传。药材来自四方，皆须精选精炼，又须善保善藏，此为药铺信用，可使购者安心。此药铺又发售一种膏药，闻系一江湖走方郎中所授，每年按时制造，求者自远而至。但膏药销售，本为药铺增加信誉，不为求利，乃从不增价。因念中国江湖多有秘方绝技，不轻传人，必慎择传者。或仅传一人，垂统不绝如缕，此亦有深意。多传则不胜防，或牟利，或争名，渐传而渐失其真，反以误人害世。故创业又必慎谋其垂统。湖南有辰州符，能赶死尸回家。在途四五日，其尸步行如常，一到家门即气绝倒地。对日抗战时，有两美国人亲访此术，邀两术人赴美，以广传授。许以巨额美金，两人拒绝。谓受此术时，曾誓言乃以济人，非为牟利。若背誓言，术恐不灵。此若迷信，实涵至理。凡事必具一心灵作用，非其心，则失其传。语大语小，无以异也。则垂统当守旧，又何讥之有。

苏州以园林名，狮子林创自元代，拙政园创自明代，留园在城外创于晚清。内容各别，各擅胜场，皆成一极高艺术境界。使游者生遗世之感，发思古之幽情。可以再至三至，屡至常至，不生厌腻。其他唐宋以来名园故迹，无虑尚一二十处。又如虎丘，仅近城一小丘，南朝生公说法之千人石，已历千五百年上下，来者不期而发思古之幽情。但仅山坡一小茶楼，可容数十人。倘亦效今俗，辟为观光区，多加增饰，尽广招揽，图眼前一时之利，则绝不能保此千古常垂之统矣。

故苏州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一商业都市，远超两千年之久，其实则艺术集中。自微小一糖果一食品起，上至名园古迹，使居者常置身在一艺术天地中。实乃居者所集合创造，而得永垂千古，举国涎羡。一部中国史，皆可举此一地推之。凡事凡物，各有其恰到好处一境界，常守勿失，不再求创新。亦可谓中国人心理，重视垂，更过于其重视创，故唯中国文化乃有传统可言，甚至达五千年之久。而今国人乃轻忽视之，一若平淡无奇，又转生厌弃之心。岂非一索解无从之奇事。

中国人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余童年常有修理家用金属品之行脚商来村中，都挂张小泉招牌，乃杭州一家有名刀剪铺。及去杭州，城中见有一街二三十铺，尽悬张小泉招牌，并都悬有只此一家并无分出的另一招牌。此或是不肖商人冒名顶替，否则由张氏一家分出，宜可注名二房三房，三代四代诸分别。又其他诸街，亦极多与此相似。同一铺名，可达十数家。此诚是一种恶劣风气，但仍从旧传统看重垂统一观念来。一若旧家世旧招牌则必更有价值，他人亦不敢轻加非议。但何以杭州一城此风特盛，则余未加详究。杭州乃南宋旧都，何以政府对此等事置若罔闻，亦可见中国人重视垂统一观念有如此。若在西方重商尚争之社会，商品必有注册商标，使人不得假冒。但又酝酿出另一种心理，一切商品，总是新的好，旧的差。求异求变，求创新，求进步，如张小泉旧招牌便成最要不得。试问此又岂是事理之公？此亦可谓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矣。

但杭州的西湖则不然，此是中国历代传统一大名胜。唐代有白堤，宋代有苏堤，循此以下释、回增美，续有新建，成为千五百年以来一集体创业。此则创业与垂统，乃融成为一体。以众名胜，成一总名胜，积新成旧，垂统亦同即是创业。到今已完成为一最佳最大之名胜，此可谓乃中国一种最高艺术结构，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特具的一种艺术表现。最近西方风气传来，即亦随之有破坏。在西湖边上创建了一所艺术学校，高楼耸立，全采西方式建筑，斗争性掩灭了融和性，四围风景尽受威胁。十景中之平湖秋月一景，虽只水边小小一亭，而规划周至，令人体味无穷。自艺术学校兴建，此一小亭即全无风景可赏。又湖边有诂经精舍，在自然风景中增添了人文历史之回忆，大可留恋。后又兴造西湖公园，公园是新的，精舍是旧的。但争新，不守旧。自然风景中抹去了人文精神，风味大异，全无深度可言。若循此以往，兴改不已，西湖可以面目全新，而精神则一非往旧，无可追寻。今日全国名胜，乃至全国人文旧统，大体尽然。知创不知垂，弊害如此。一切创实非创，仅乃追随他人脚步依样葫芦，此诚良堪嗟叹矣。

中国古都北平，又是一集体创业，千年垂统尽纳其内。即如小小一白切肉铺，招牌脍炙人口，至少亦有百年以上之历史。中国饮膳，亦一艺术，至今为全世界人所共认。所贵亦在其有垂统。又如昆明有一米线铺，以一小铺面，擅名全城。外省人来，必一赏其异味。余乡无锡，以肉骨头驰名。但标准美味，仅城中一家。于家门口每晨仅售一锅，九时至十二时即罄。相传其锅底留有原汁，已历百年之上。北平一煮羊肉锅，亦如此。昆明此米线锅，亦如此。中国地大，家传一两百年之珍味者尚多。昆明又一家售火腿月饼，远方争购，中秋前后一月间，即闭门谢售，谓让同业同沾利市。在其闭门期间，则航销京沪各地。利市不减，而美誉益盛。中国向称信义通商，无义则何信。不求暴利，不博虚名，不务广告，不争宣传，货真价实，深藏若虚，乃绝无如西方资本主义之出现，此亦中国文化一特征。成都有豆花，亦如昆明之米线。佛寺尤精制。有远起唐代之佛寺，其煮豆花，当亦远有垂统。常熟虞山佛寺筵席精美，亦远非市区素食店可比。中国工业制造多成艺术品，亦在其世代相传，有垂统。商业亦臻艺术化之境界。烹饪工而兼商，亦成为至高一艺术。而中国文化传统之富有艺术性，亦可由此为证。

民初新文化运动，有打倒孔家店之口号。孔家店三字虽属生造，亦具意义。中国学称家言，亦贵垂统。孔门七十弟子，递传以至子思、孟子，此谓成家。庄老之衍为道家亦然。此两家递传迄今已逾两千年。司马迁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使非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乌得成一家之言，而永久垂统不绝。中国学术思想凡成家言，乃亦一集体共创之大业。垂统亦如创业，前后相承，俨成一体。使无孟子，则后世所传之孔子亦必有异。使无程朱，则孔孟此下传统又必有异。使无班固，则司马迁史学之传亦当有异。使无欧阳、司马，马、班史学之传又必不同。使无李、杜、韩、柳，则古代诗、骚、辞、赋之成为中国文学者，亦将必不如今日之传。使无后起之桐城、阳湖，则李、杜、韩、柳亦有异传。故学术史上一家，亦如商业中一店。非有垂统，何成创业。今日则人人尽求创业，无统可垂，又何业之存。日新又新，须成一旧。政府有朝代，有守成乃见有开创。使无守，何来创。人人竞求开新，则一切旧皆必闭歇消失于无形。人生限于一空，则末日自将来临。故西方在科学开新中，必有宗教之守旧。两者对立，亦合成一体。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专主科学民主，乃不同尊西方之宗教，则无旧又何以见新。中国有平剧，本属新兴，乃成旧传。余幼年知有谭鑫培，后知有梅兰芳、程艳秋，姓名相传，历数十年，亦各弟子相传，音韵依稀，风格犹然。尚不闻在菊坛中昌言创造进步。今则风气已非，不能再有谭、梅等名角出现。同时如大学教授，亦竞创新说，不提旧传。不待其死，亦不待其退休，其门弟子即已群起代兴。讲台精神可谓新兴不已，各自创业，各无垂统。全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只在求变求新中，而后起之青年，乃为唯一可望之角色。但转瞬亦为老成，即无典型可言。只有新门面，更无老招牌。孔家店该打倒，百家姓中任何一家店面，都该打倒。社会一切商场化，而商场则不得成为资本化，仅求眼前暴利，商人亦有新无旧，则一国一民族之生命，又何所寄存。孟子曰：“亦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今日之人生，其大义亦仅在一新字，利害在所不计。打倒孔家店，仍沿孟子语格调，岂即此之谓新乎。

中国文化已历五千年，自当为一旧文化。当前如美国，仅两百年，自当为一新文化。如苏维埃，仅五十年，更当为一新文化。人生自幼童乃至成年，岂不群望能为一八十、九十之老人。宁得以幼童稚龄即为人生之准则。而八十、九十之耄老，则即当摒弃。岂必立国达于几何年，而其国必亡，其社会则必变灭无存。谁定此准则？谁为之证明？又谁加以信仰，以传授之于吾今日之国人。

伊朗为回教民族，王位传统已达一千五百年，此与吾今日国人所仰慕之西方国家亦有别。最近以石油骤增国富，乃亦引起内乱，王位传统中绝。其国人言，日产石油五百万桶，达二十年，油藏即罄。故欲减少产量，以为久远计。今试问石油岂立国之本？往年无石油生产，何以早得有伊朗之存在？而多产骤富，则适以增乱。乃有人能不图近利，而远为二十年后谋，则亦近代所少有矣。姑以美国言，科学发明，资本雄厚，举世莫比。然人生日常必需品，多赖国外输入。输出则多杀人兵器，如飞机、潜艇、大炮、坦克之类。试问二十年后，杀人利器充塞全世界，但即美国日常用品所赖。世界将是一何等世界？而美国又是何等一美国？又美国乃是今世民主政治之标准，其国内黑人日增，已有人出而竞选副总统。倘二十年后，果有黑人总统出现，那时之美国又将是何等一美国？而今美国人乃只争目前利害，不考虑二十年乃至二百年后事。果照中国人意见，眼前二十年可让步，二百年后事却当顾虑，绝不放松。此因中国天地大，不争空间争时间，不争眼前争身后，所以商业资本主义亦不在中国滋长。其他中西文化相异，实难屈指计数。中国史有统可垂，有成可守，乌得蔑弃而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