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群与孤之两面，不能偏无，但亦不能无偏向。为求平衡，于是尚群居者转重孤，尚孤住者转重群。姑举农业社会与工商社会，或乡下人与城里人为例说之。

农业社会以乡下人为主，工商社会以城里人为主。似乎乡下人常见为孤，而城里人必群居聚处。其实不然。农村人都以家庭为本，又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而葬于斯。又有宗族乡党，户宅与坟墓相毗连。不仅与生人为群，亦复与死人为群。故农业社会实是一群居社会，而城市工商社会则不然。

工业人各操一艺，如梓匠轮舆，皆封闭在各自之工作场所，可以互不相关。农业人，同此田野，同此耕耘。在双方心理上，农业是和合的，群而不孤。工业则分散的，孤而不群。商人更甚。各是一店铺，同卖一种货品，如药材等，可以一条街尽是药材铺，而相互孤立，有竞争，非合作，不成为一群。

工商人亦各有家，但与农业家庭不同。农业家庭乃成一工作单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举家人随其工作之变异而内心有合一之感。故农民心理，个人与家庭，工作与生活，常若成为一体，不加分别。工人则不然，主要工作在于一人，凭其一人之工作养其家，家人不易参预此工作。其工作又是朝夕不异，寒暑如一。故在工人心理上，每视己之与家，工作之与生活，若可各别而为二。庄子言：“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马曰：子巧与，有道与。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故工人之用心常孤。轮扁之告桓公曰：“臣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臣不能以喻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然则虽父子传业，其工作之甘苦则不能传。捶钩之与斫轮，年达七十八十，其家可以有孙曾，然所操工艺，则存其一心，不得与家人共喻，故其心则常孤。古人以家业世世相传为畴人。然农与工传业不同，国语云：“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后汉书云：“农服先畴之畎亩。”农尚辛劳，不尚技巧。苟有技巧，亦与人同之。且农业必通于天时地利，而成其和。不如工之较可自外于其他万物，而专一以成其技巧。故虽同称畴人，而演繁露必曰：“畴人者，筹人也，以算数名之。”此见农之传业与工之传业有不同。在农人每见其业之可以相通而为群，而业工者则每感其为分别而成孤。

抑且庄子所言业工者之技巧，乃就农业时代之工业言，迄于近世工商社会之工业，转以机器为主，一工厂麇集数百千工人，不啻为一机器之奴。纵言工作八小时，晨往晚返，在其工作时间，转苦无所用其心，而其心之孤可想。逮其归，乃始见为有生活，故生活与工作更见隔绝。而工作外之生活，若唯剩有消遣与娱乐。家庭又未必为其消遣与娱乐之最佳场所。于是歌厅舞场剧院餐室，乃至电影院与电视机，专供其消遣娱乐者，其中之意义价值，乃转若在其家人之上。

业商者则更甚，虽曰贸易通有无，必投入群中以为业。然往往离家去乡，独出孤往。重利轻别，久而不归。故商人心理，尤易抱孤独感。人生常求平衡，习于群居生活者，一旦离群孤处，其心易生异样感觉，故中国诗人好咏孤况。孤寂虽若有不惯，而孤清之生活亦觉可喜。抑且其人生即偏重于群的一面，故能孤立孤往，孤独超群，每易见为可贵。而心情之孤，实因其人之能不忘其群而然。盖习于群居之人生，虽处孤境，其心犹常有群。而偏向于孤的一面之人生，其身虽处群境，其心亦犹不忘其为孤。

农业文化与工商文化，在物质生活上，其相异处易见，而在其精神心理方面之相异，则非善观人生者不能知。徒见工商城市人好群，农村乡里人好孤，此皆皮肤之见。于双方内心深处藏于隐微，则窥见不易。此乃文化相异处，即亲身生活其中者，亦难自知，更何论于他人之了解。

西方工商社会，好言自由恋爱，一若视此为人生主要一事项。其文学作品，亦多以此为主题。实因男女双方，自始即都抱一种孤立感。双方既各自孤立，其结合为夫妇，进入共同生活，宜必先有一番恋爱之情，庶使两心结为一心，然此两心之孤立则始终存在。故自由离婚，亦为顺理成章之事。甚有认结婚即为恋爱之坟墓者。夫妇如此，则家庭之结合，其内情亦可想。在其物质生活上，固有一团结。但在精神生活上，未必与之相称。故西方工商社会，则必尚小家庭。老年分居，成为必然之常事。中国以农业文化为传统，首尚家庭团居，年老不离其家。为父母必尚慈，为子女必尚孝。兄弟姐妹相处又尚弟。一家人相互间以一心相处。孝弟之道即仁道，即是人与人相处之道，而以家庭为其出发点。孔子曰：“为仁由己。”仁道贵于由一己做起。父母之慈，子女之孝，皆贵于双方之各自分别遵循。其修行固在己，其对象则在己以外之他人即属群。故中国人自婴孩幼小，即在此种群居心情中培育长大。与人相处，极少孤立感。人与人无甚深之隔别。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若人间一例行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皆为我谋，不为剥夺我自由。夫妇结合，乃是一种群居生活之开始，唯求和好。相亲相爱，事属当然。故恋爱之主要在婚后，不在婚前。但夫妇在相爱中又须相敬如宾，常保留有对方之地位，此乃在群之中求别，在合之中求分，求孤与群之平衡。不如西方人自幼至老，皆重个人自由。婚姻必先恋爱，则在别之中求群，在分之中求合。双方人生目标，本无大异，而途径有不同。此非深透双方人文心理，则不易有了解。

西方人因在孤的心情中生活，故自外面观之，若其甚爱群。如日常健康运动，中国人往往属个人的，如八段锦、太极拳之类。西方人则爱群体运动，乃成为竞技性，则参加运动者，仍在群体中发挥其孤独感。尤其是参加竞技者尚属少数，围而观者，则每在万人数万人以上。外面看是大群体，其实仍是个别娱乐。中国旧俗，此等现象较少见。中国人主要在从群中求有孤，西方人主要在从孤中求有群。双方之心理出发点不同，斯其表显在外之一切事象亦不同。农业文化与工商文化之实质相异，当从其内心求之。若仅从物质生活经济条件作外面观察，则自难中其肯綮，得其症结之所在也。

即就宗教言，西方耶教信仰，本属个别的，各由每一人之内心直接上通于上帝与耶稣。其在同一教堂，同作礼拜，同唱赞美诗，同为祈祷，正亦是从孤中求有群。西方社会每星期必有此一共同仪式，乃为西方孤立人生一莫大之调剂。及至近代，科学与宗教，显相对立，然终不能偏废。中国人亦信天，并信祖宗。于天之下，共同存此人类，成为一体。于祖宗之下，共同存此宗族，亦共同成为一体。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礼乐之共同仪式下，尤贵保留有各别之心情。此则为从群中求有孤之一例，与耶教心情，显有不同。

人生所内蕴之心情，每于文学中流露宣达，中西双方人生不同，亦可于其文学中寻取。西方文学重戏剧与小说，莫不以人事为主，但非个人的。分立的个人，不易成一本戏剧与一本小说。中国文学则重诗歌，诗歌所咏，常属个人，不属群众。常属个人之内在心情，而非外在之人事。在中国诗歌中，又常爱咏一孤字。其仅咏心情境界，而不明落一孤字者姑不论，专就其明白拈出一孤字者，在古今诗人中，几乎触目皆是，随手可得。此下试略加申释。

如张衡赋：“何孤行之茕茕兮？”陶潜辞，“怀良辰以孤往”。又诗曰，“中宵尚孤征”。又陈子昂诗，“日暮且孤征”。杜甫诗，“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又曰，“骨肉满眼身羁孤”。又谢绛诗，“夜永影常孤”。又苏舜钦诗，“江湖信美矣，心迹益更孤”。陆游诗，“灯孤伴独吟”。又曰，“僵卧空山梦亦孤”。元好问诗，“雪屋灯青客枕孤”。此等诗句，皆明著一孤字。但读者当知诗人之心情，正为常有其家人或更大之乡里亲族之一群，乃至于一国之与天下，存在其胸怀中。所以以孤为咏，正以咏其离群之独。则咏孤正所以咏群。心情之孤，正从其群居生活中来。商人重利轻离别，只身孤羁，在其心中，不觉有孤，此自不见于吟咏。其远行探胜，结队旅行，江湖信美，正足怡情悦性，亦不感有孤。其一意从事于艺术学业工作者，永夜一灯，正是其工作之好时光，其心中亦不存有孤独感。

正为人生求平衡，中国文化传统重群居生活，故于自然现象中偶值景物之孤，往往别有会心，特加欣赏。书经已称峄阳孤桐。如陶潜诗，“万物各有托，孤零独无依”。谢灵运诗，“乱流正趋绝，孤屿媚中川”。此皆传诵千古之名诗句。又如柳贯诗，“千峰不尽夕阳孤”。庾信诗，“石路一松孤”。元好问诗，“霜松映鹤孤”。杨万里诗，“夕阳雅照一塔孤”。水经注，“独秀孤峙”。何以中国诗人于自然景物中，独爱此一孤。一则人生遇孤独，此等景物，可以相慰，元稹诗所谓“我与云心两共孤”是也。此正见爱孤之内心乃由爱群而来。二则为仁由己，人生大道，正贵从孤往独行之士率先倡导。老子云，“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此为菲薄忠孝而发。但教孝，本求群道之和。教忠，本求群道之治。而忠孝诸德，亦必先期于人类中之少数。故尊孤亦即为善群。

晋书，“挺峻节而孤标”。旧唐书，“尘外孤标”。沈约赋，“贞操与日月俱悬，孤芳随山壑共远”。柳宗元诗，“孤赏向日暮”。孟郊诗，“孤怀吐明月”。陈与义诗，“先生孤唱发阳春”。韦应物诗，“孤抱莹玄冰”。欧阳修诗，“倏然发孤咏”。陈傅良诗，“忽然一长啸，孤乡起空寂”。凡此之孤，皆须人立意追求。岑参诗，“来寻野寺孤”。苏轼诗，“中休得小庵，孤绝寄云表”。陆游诗，“偶来徙倚小亭孤”。此等小亭小庵野寺之孤，亦成为中国画家之绝好题材。中国诗人皆爱取孤处入诗，陆铿诗，“天际晚帆孤”。孟浩然诗，“开轩琴月孤”。僧皎然诗，“清影片云孤”。司空图诗，“人影塔前孤”。苏轼诗，“茅檐出没晨烟孤”。此等诗句，岂不皆可入画。昧者不察，乃谓中国诗人画家，其心无群。王昌龄诗，“谁知孤隐情”。张九龄诗，“孤兴与谁悉”。齐书薛侃传，“欷园琴之孤弄”。李群玉诗，“雅操入孤琴”。张羽诗，“岁寒谁可语，莫逆有孤琴”。白玉蟾词，“何处笛，一声孤”。群中不能无孤，而孤者终不见谅于群。孔子已勉之，曰：“德不孤，必有邻。”至于其孤而至极，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乎！”可见此孤中乃寓甚深境界。梅尧臣诗，“共结峰峦势不孤”。苏轼诗，“道人有道山不孤”。文天祥诗，“本是白鸥随浩荡，野田漂泊不为孤”。此皆极咏其不孤，然亦正以弥见其心情之孤处。

近代国人，竞慕西化，即主追随潮流，又主个人自由。然个人亦当有不追随潮流之自由。又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群认旧文学为已死之文学。不知中国旧文学与其艺术，其间莫不有中国文化传统中甚深的人生理想，与其亲切之体会与实践。今只群认西方文学戏剧小说中有人生，然此乃从外面叙述，又都限在人事圈子之小范围以内。而中国诗人与画家之所咏所绘，则直抒其心坎所得，从人生内部叙述。又其所得，不仅限于人事上亲切之经验，并亦旷观宇宙自然之大，天地品物之繁稠，兴感涵咏，陶情冶性，而达于人生之广大隐微处。今顾不认其与人生有关涉，否则鄙之为封建人生与贵族人生，譬之以冢中之枯骨。则如本文所举，人生心情孤处，岂亦尽限于封建时代之贵族，乃始有之。今即尽力提倡个人自由，又宁可只向群处，只向社会物质人生方面去斗争攘夺，却不了解人生别有此内心孤处，如中国诗人之所咏，孤高孤独，孤吹孤唱，孤韵孤标，孤超孤出，孤论孤赏，苟非尊重个人自由，何来有此等吟叹。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之谓乡愿。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乐意追随潮流，此固不得不谓其亦属个人之自由。然孔孟儒家所重，别有狂狷之士，慕为绝群殊群拔群出群越群迈群高飞不逐群者，此亦同一种个人之自由。舍己从人，唯变是尚，固是自由。然国有道不变塞，国无道至死不变，宁得谓其独非有一己之自由意志者之所能？近代西方，政界争选举，工商界争罢工，必结党合群而争，所争者乃谓是个人自由。然个人之在党，其自由亦当有限。遁世无闷，独立不惧，如伯夷之清，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此亦一种个人自由。韩昌黎伯夷颂有云：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一国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此亦可谓其表扬个人自由之心情之达于极致。中国人因尚群居人生，故必言仁。但在群居人生中必贵有孤立精神，故言仁又必兼及义。孔子许伯夷以仁，昌黎颂伯夷以义。既不能有不仁之义，亦不能有无义之仁，个人自由与群居为生，乃可相得而益彰，故中国人又贵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中立二字大可参。所谓中者，实本于每一人内心之孤，和则是群道之公。尊群而蔑孤，斯将有仁而无义，群道亦将丧。元好问诗：“端本一己失，孤唱谁当从。”此一孤，正即每一人之心，乃群道之大本大源所在。苟非深有会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义，亦无可以浅见薄论作阐说矣。

西方十八世纪有名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已成为近代西方三百年来一部家喻户晓之文学名著。在西方之评论家有谓：此一书，乃为每一个人之生活写照。每一人都是命定要过孤独生活的。鲁滨逊漂流荒岛，正是人类生活普遍经验之一种戏剧化。此正足证明本篇上文所述，西方人生之偏于孤而疏于群。亦同样可以证明西方文学之偏于人事而较缺于内心之认识。但就东方人观念读此书，鲁滨逊亦并非真能营为孤立生活者。鲁滨逊之流落荒岛随身尚携带有铁钉长钉、大螺旋起重机、大剪刀、斧、枪、玉蜀黍和米种，以及其他物品。此诸物品，论其来历，有在其当身，并有数百千万年以上之相传。苟非其随身有此诸物品，此下在荒岛之生活，必然和本书所述，有绝大之相异。如是言之，鲁滨逊实非能由其个人单独营生，乃是其倚仗于其当身及其以前数百千万年人类生活之共业，以完成其在荒岛之一段生活者。故中国人言人生，必首重一仁字，人不赖群，更何从营其生。然如鲁滨逊漂流记所描述，则只描述其个人之如何奋斗努力，却不见在其内心流露怀念群居为生之情感，此则东西双方文化相异、生活性情相异一重要之证明。今我国人，几乎群认中国前代人生已死去，唯当一意追求西方人生，以为吾侪之新人生，斯诚不知其立论根据之何在。

又鲁滨逊之流落荒岛，已廿七岁。在其先廿七年中，实已接受了人类群居为生之不少训练与经验。果使鲁滨逊在十七岁或七岁时流落此荒岛，更不知将何以为生。鲁滨逊在荒岛过了廿八年，逮其回到人群中，已快近六十。人生最重要之一段生活，恰在荒岛上度过。是不啻谓重要人生过程，乃如鲁滨逊之在荒岛。苏东坡诗，“万人如海一身藏”。就东方人之人生经验与人生理想言，即在京华宦海中，人事错杂，果其人自身有修养，仍能保留其一份孤独心情之存在，仍不失其个人内心之自由。此乃中西双方文化人生理想上大异不同之所在。至于如伯夷之采薇首阳，亦属单独营生，与鲁滨逊之漂流荒岛，实无甚大之不同。唯鲁滨逊乃遇不得已，而仅恃个人活力，自谋生存。在伯夷则岂不可已而不已，彼孤独之心情中，别自有一番为人类大群之怀抱。此双方之故事流传与文学想像，各自有其寄托与深义。为求了解双方文化人生之内情者所当兼取并观。终不宜仅取一面，而摒弃其另一面于不顾不议之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