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权在民能在政”一语，可引历史为证。西欧君民分隔，卢梭创为民约论，法英革命继起，遂有近代之民主政治。然政府领袖虽经民选，而民众终须接受政府之领导，此亦权在民能在政之一证。

中国历史，自始即然。先是一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即从宗法来。在下者拥护其上，在上者领导其下，君民一体，实即氏族一家。政府不向民众争权，民众亦不向政府争能，夏、商、周三代之政治制度即如此。

周代东迁，王室无能，一统之业，转归霸者。齐桓、晋文挟天子以令诸侯，唯天下终不心服。霸政衰，而民权遂出现于下。唯中国社会与西欧社会有一大不同处。西欧乃一商业社会，故民权乃操之于商人。中国自宗法社会转成四民社会，故民权乃见之于士人。管仲相齐，首创霸业，管仲即一士。晋文公亦赖多士辅助。孔子以下，士退在野。战国游士，即表民权，但多不抱国家主义，而抱天下主义。秦始皇帝之统一中国，不得不谓其仗此风气，凭此意态来。唯始皇帝藉靠秦之强力，乃乘机以起。李斯谏逐客书，极言秦之立国乃借助于东方之游士。此皆权在民而能在政之证。

始皇帝未一天下，即读韩非书而好之。此下始皇帝暴政，不得不谓由韩非启其端。所谓权在民，乃属发踪指示。所谓能在政，乃属实际践履。民意为行政者所本，发踪指示是其权。然如何达其理想，则必待政之能。战国百家风气皆在讨论此为政之道。民权提升，已有极深渊源。始皇帝好法家言，其长子扶苏则好儒家言，少子胡亥受学于宦者赵高，亦守法家言。儒与法之为道，高下判然。为政者其所学异，而其政之高下亦随以判。始皇帝以李斯为相，亦以其所学之同。从政者之选于学，此则尤为能之所在。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多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而亦本之民意。代表民意者乃商人，此外尚无与抗衡。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又当如何善为推行，则能在政，必由少数人任其责，又岂民众多数之所得预。马克思倡为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兴起，列宁借其说推翻帝俄政权，创为苏维埃共产国家。英、法诸国，则资本主义之旧势力一时骤难推翻，然罢工风潮亦屡起不息，法国今政府并已有共产党参加。是英、法政府终不能不接受民意，此亦为权在民一证。而主政者如何善为调处，使英、法暂不为苏维埃之继起，此则其事在政。

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其议首创于卢梭。共产政权，其议首创于马克思。虽亦自一二学人发其端，而西方社会传统则学术并不重视，必待众议从同，其间必历有一阶段。中国社会尊贤重士，学术高踞在民众之上，而学又尚同不尚异，故学之影响政，其势更直捷。若可不再经民众一番抉择，如西方之分歧纡回。此则治史者所当注意分别。

如刘、项争天下，群士皆归沛公，项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遂以败。故汉高得天下，即有求贤诏，谓愿与群贤共此天下。此乃中国政治特有现象，非沛公之特出。国人习于见闻，亦加忽视。贾谊之于汉文帝，董仲舒之于汉武帝，皆发生重大影响。两人皆在野寒儒，乃遭帝王赏识。此下中国政治传统尊贤，上层领导人亦有其功，而士人政府之基础，遂以奠定。在西方绝无其例。政治必尚学尚道，然实际执行则终在政，故曰能在政。其学其道则在民，故曰权在民。今人乃以西方观念，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为帝王专制，斯则远失之。

近代国人羡慕西化，以传统之士与官僚一体视之。不知中国社会，士为四民之首，民权正表现于士之一阶层。士若无权，而如西方之商权亦骤难表露。民国以来，政权操于军人之手。军阀割据，为祸有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军阀方解体，而日本侵略，八年抗战，初得宁息，共产党已踵起。其实近代国人所称之知识分子，即传统之所谓士，其在社会，本属有权，乃误以西方观念，认为无权。心怀忿闷，不甘自居为士，必提倡民权，乃倡为新文化运动。但民权于何表现，一派则主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通俗文学，发泄自由思想，但比较所需时间较长，较不见速效。一派则主共产主义，此则最为直捷，可使民众立刻起而参预政治，又有具体之外援。乃先有陈独秀、瞿秋白，继之有毛泽东。其实三人在中国社会中，亦皆一士。士即有权，即三人之影响现代中国可知矣。一国家，一民族，必有其文化传统，即社会传统、历史传统，其权势潜伏不可侮岂不即此可见。

故权在民而无法表达，能在政而无法施展，则势不能免于乱。即就清代言，清政府初建，如孙夏峰，如史可法，如顾亭林、李二曲、黄梨洲、王船山、陆桴亭，有其力量，有其影响，此即所谓权在民。清王室之有康熙，亦可谓是一种能在政之表现。如雍正之所为，则离于在民之权，亦不得谓之在政之能矣。嘉、道以下，如川楚教匪，如洪杨，如捻，亦可谓皆求表达民权。而真实表达民权者，乃在曾国藩之湘军，以及李鸿章之淮军，清廷能加利用，遂以苟延咸同以下之残喘。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此诚民权之表现。而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在政无能，即无以表此民权之要求，乃始终不免于乱。故民权不表现，政能不确立，此皆一世之乱源。唯中国传统士人政府，下以表达民权，上以确立政能，使二者能紧密和合，融成一体，则为中国传统政治之理想所寄。故自秦以下两千年，虽不免时时有乱，而终能拨乱以返治。今日则士传统已绝，资本传统与劳工传统则尚未成立，而知识分子之西化信仰则充斥而益盛，遂无民权与政能之表达，此为现代中国之危机。

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首民族、次民权、殿以民生。今国人观念则正相反。首重民生，家财富裕，则改入外国籍。美国加拿大近二十年来，国人入籍者已难计数。全国民意以及俊秀，多不愿安居国土为一中国人，多愿迁移国外为一外国人，则中国前途又何望。此一风气，乃从近百年之鄙华崇洋心理来。以如此心理，而昌言自由，则尽属个人自由，而非国家民族之自由。

近代国人又好言自由平等独立，乃从当时日常生活言，不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言。故民权亦必模仿近代西方之民权，而非中国自有民族传统之民权。言及中国历史，则必曰专制政治，封建社会。民既无权，政又何能。故必先言民生在民权之上。而所谓民族，则实当为以后继起之新民族，而非历史传统以往之旧民族。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其书尚存，然乎？否乎？国人其试再究之。

故就中国传统观念言，民有权，始可使政有能。果使吾全国民众一是皆以鄙华崇洋为怀，则政府之能亦尽在崇洋。唯崇苏崇美，则又成问题，又须选择。当前世局无安定之望，即美、苏，亦同有此感。落后国家，又何待先事扰攘，自讨苦吃。暂守中立，以待美、苏敌对之解决，世局平定，如今所谓之第三国际，亦属一道。当前弱小国家政治之能，其唯在此矣。

世变逼在眉睫，孰高孰强？孰胜孰败？美、苏不自知，但转瞬即可知。安于故土，安于旧俗，安于落后，莫求前进，此亦处当前乱世之一道。不法孔孟，亦可法庄老释迦。不得已而思其次，亦一道矣。五代时有冯道，自称长乐老。当时亦受称慕，宋儒乃始非之。冯道为人，亦儒亦道亦释，但求自安自乐。

今吾国人既不甘为孔孟，又不愿为庄老，更不肯为冯道，而必西方人是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西方人亦岂易慕。则何不真心诚意以中山先生为师表。信守其所创三民主义之首先第一项民族主义，不慕美，不慕苏，自己看重自己。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不当忽视。乃始于权在民能在政一语，亦知精研以求其深义之所在。而民生问题，亦庶获得一出路。国人贤达，其勿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