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上海以后，并没有在男学校教过书。我在山东，对付学生，觉得还好。到上海后，我惴惴然怕对付不了这班男学生。
况且我的职业，已命定我当新闻记者的了，我不能再分一半力量，来做教书先生。而且我立志也不愿教书，这不过变相的冷板櫈而已。
况且我青年失学，读书甚少，就我所学，也不足以为人师，仗一点小聪明，并无真学问，古训所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倒服膺龚定庵这句持，“但开风气不为师”。
至于在女学校教书，她们既不讨厌我，我也就我所知的和她们讲解，觉得很有兴味，而且女子往往别有慧心，较男学生聪明。在我所教的三个女学校中，以城东女学校教得时间最长，民立女中学次之，女子蚕业又次之。此外上海当时还有两个著名的女学校，一为务本女学，一为爱国女学。这两个女学校，我不曾正式受聘去教过书，但曾给朋友去代过课。务本只代过一星期，爱国却代过一人月，这个爱国女学，还是蔡元培先生那时所创办的，直到民国八九年时还存在着，那时的校长，好像是萧蜕呢？
此外上海还有个美国教会所办的中西女学，开设在公共租界的中心区，那是重西文而不重中文的。虽然它在三马路的时代，我的女儿可芬，也在那里读过书；后来那个“小中西”，我的孙女儿，也在那里读过书，那都是外国女教士当校长的，这个女学校，我总嫌它的贵族气太重，夕阳西下，门前汽车停了一条长龙，往后也就不再去上学了。
城东女学的地址，在南市竹行弄，一条极狭的弄堂，弯弯曲曲地走进去，里面却有古老式的，不像租界那种房子的一座房屋。杨白民便利用这座祖遗的房子，开办这个女学校了。他那个女学校是家庭式的。因为他的家眷也住在里面，除了有几间厅堂可以作课堂，其余的屋子，除了自己居住外，便作了女学生的宿舍，为远道来的女学生住宿（这时外县如松江、苏州、无锡，常熟，嘉兴等地，到上海来就读的女学生极多）。至于本地通学而走读的也不少。
城东女学的校长是杨白民，他的夫人，便当了管理学生的舍监（适与民立女学相反，民立是苏本喦为校长，而其夫王盂绿为教员）。杨师母虽在中年，尚有睡在摇篮中的小女孩儿，她主持中馈，更是一位家庭主妇。于是住在他们家里的女学生，课余之暇，便给她抱小孩，有时还帮着杨师母烧小菜。她们的课程中，本来有几项属于家事的，如缝纫、烹饪之类，缝纫不必言了，那时毛线工作，正在长足进步，而烹饪一课，亦别有风味。
杨先生主张烹饪一课，每月要实习一次，在星期六举行，以每一学生捐银两角，十个学生为一组，轮留当值。从前有两元，可以办很好一桌家庭饭菜，请各教师来白吃（还讲出“论语”有酒食，先生馔的古训来），吃后请加以批评。至于校长则贴酒饭与柴火，其事至为公平。不过有几位学生，本来是会烧菜的，当然很能入味，有两位从未烧过菜的，那些娇养惯的小姐们，鸡手鸭脚，烧出来的菜，咸不咸，淡不淡，令人攒眉。有位老先生正要加以批评，我拽了他的袖子，笑道：“吃了白食，不要瞎批评了。”于是大家都说道：“好！好！”
女学生们，向她们说了几句重话，都要哭的，但我不曾惹她们哭过。陈景韩在城东女学教书，常常骂得她们垂泪，他自己也撅起嘴唇，面相很觉难看。所以陈先生上课，她们不敢多说多话，背后却骂他“冷血动物”（因他的笔名是“冷血”也）。实在，像民立女中与女子蚕业，我所教的一班，都非常整齐，用不着疾言厉色。城东女学，班次既杂，人数亦多，往往不大整肃，似非稍加严峻不可。你若太放纵了，她们就愈加撒娇了。
要是诚恳地同她们讲，也并不是讲不通的。我最讨厌她们的，是把那些绒线生活，暗带到课堂里来，她们一面听讲，一面在桌子底下织那绒线生活。她们是熟极而流的，眼睛不必去看它。但是一不小心，钢针落地，丁零一声，大家都回首以观，掩口而笑了。有时候，的溜圆的一个绒线球，直滚到了教师桌子旁边，她又不好意思来拾取，倘把绒线尽扯，却是愈扯愈长。我已经几次托杨师母给她们说了，她们却还是老不改，我只得自己开腔了。说了以后，果然就没有带绑线生活上课堂来了。
城东女学的故事是很多的。有一次，他们那里招收了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年约十七八岁。虽然漂亮，但衣服穿得很朴素，不施脂粉，完全是个女学生型。这个女学生，是在黄任之所教的国文班里的。城东女学招生，不似别的女校里十分严格。因为学生都是幼年失学，到了年长，方始来补习的。在现代那种校风说起来，又要说她是“校花”什么之类了。在城东女学也来了有两个月了，倒也是很聪明而且很勤恳。
有一天，黄任之有应酬，人家请他在某一西菜馆里，内中是有许多商界中人的，他们“叫局”，（即召妓侑饮）黄任之自己不叫局，而不能禁止人家不叫局。
一时之间，莺莺燕燕都来了，可是其中有一人，恰好坐在他的对面，酷似城东女学每日上课的这一位漂亮的女学生，不过是遍体绮罗，装束入时，完全是两样了。他越看越像，而这一位堂子里来的姑娘，见了黄任之以后，也很为局促，侧着身子，不敢以正面对他。
偏偏那个叫她堂唱的商人，还对着黄任之夸说：“黄先生！你不要轻视她，她还是一位女学生哩。”那位姑娘脸涨通红，愈加不能存身，立即起身告辞了。黄任之也不待吃完西餐，说另有他事，起身离席，一脚奔到竹行弄，告诉杨白民以刚才所见的一切，于是学生们也大哗起来了。但这事也不能怪杨白民，他怎能知道她白天在读书，夜里在出堂唱呢？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她明天来时，把她开除就完了。可是不必等你开除，她从此就不再来了。
后才知道这人便是上海妓院里当时鼎鼎大名的小四金刚之一的金小宝。她和一位客人青浦名士陆达权很要好的，陆达权是留学日本的一位高才生，因为她的妹妹也是城东女学的学生，是她指引到城东女学来读书的，陆与杨白民、黄任之等，也全都认识，如何让一个妓女来附读呢？但是后来租界里美国教会所办的中西女学，它的校址在汉口路，四周围都是妓院，它那里附设的慕尔堂，办了一个妇女补习学校。妓院里的雏妓，在那里补习的不知其数。试从宽展处着想，那一等人是不应受教育呢？孔子云：“有教无类。”
城东女学每年一定要开一次游艺会，而这一次游艺会中，也一定要演一回戏。每一次演剧时编剧、导演，又一定是我充当的。那个时候，现代所称为话剧的那种新戏，已经流行到中国来了。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也在东京演剧，上海男女各学校，每逢什么节日、纪念日，学生们也常常在演剧，这个风气已经是大开了。我记得：第一年，我给他们编导的一个故事，名曰：“女律师”；第二年，我曾选取了我所译写儿童小说“苦儿流浪记”的一片段。
“女律师”取材于莎士比亚集，林琴南的“吟边燕语”中，译名为“肉券”。有的书上则又译为“一磅肉”。我因为在女学校里演出，而为安东尼辩护的，却又是一位女律师，所以便取了此名。
这时女学生中，大家都不肯演这个犹太人。我说：“如果戏剧中全是好人，没有坏人，这戏剧也演不成功了。”后来有一位女学生挺身而出，她愿意做犹太人，这位学生是吴传绚，苏州人，我友吴帙书、吴绾章的胞妹。学校演剧，当然草草不恭，却也有声有色。（按，吴传绚后嫁一李君，我忘其名，杭州人，日本士官毕业，为一旅长，革命有功，乃早逝世，传绚寡后，到上海即住我家，以与我妻甚友好。抗战期间，携其子同至重庆，后即不通音问了。）
“苦儿流浪记”，要选取一位年龄在十一、二岁的学生，饰为苦儿，且要是聪明活泼的。当时选取杨白民女公子中最小的一人，唤做杨雪珍。（杨氏姊妹，都以雪字排行，其长女曰雪琼，有一位名雪玖，今已成为女画家。）但剧中人是一个男孩子，现在以一女孩子权充男孩子，亦无不可，惟多一条发辫。因为那时候，中国妇女，尚未流行剪发，女学生们都拖着一条辫子。但雪珍当时为了演戏，竟毅然的剪去了那条辫子，（那时女人爱惜她的秀发，不肯轻易剪去的。）这一女，在女学校中，也传为佳话。
女子蚕业学校开办甚早，在那里毕业出来的学生，由各处聘请，或自设养蚕所，史量才办了申报馆后，它的后身，就是苏州浒墅关女子蚕业专门学校，扩大发展，归为江苏省立了。那民立女中学校，我所教的最高一班，不是说整整齐齐的十个人吗？但其后果，皆不甚佳。我后来听得人说：有一位嫁夫早寡，有一位以产难逝世，有一位带发修行，长斋礼佛，更有一人，竟正式做了尼姑。这位正式做尼姑的，乃即是民立女中学校长苏本喦的女儿。她在杭州近西湖主持一小庵，到上海来，必至我家，访问包师母，因我妻亦信佛，她们引为同志也。我问她：“官何刺激？乃至出家。”她说：“并无刺激。只是信仰。”
苏本喦女士兄弟姊妹颇多，其妹苏本楠女士习医，为著名儿科专家，他们本为一大族，下代所出，亦多学者。后来他们也不办学校了，那种私立学校，亦已被上海市政机关所接收，我在写此稿时的前三年，常在上海一家茶室中，遇到王孟绿、苏本喦一对夫妇，年在八十，互相扶持，互相爱好。老年不稀奇，老年夫妇而如此健康互爱，则不可多得。
孟绿嗜昆曲，唱旦角，以八十高龄，能迫紧喉咙，唱“游园惊梦”的杜丽娘给我听，真是不可企及呀！
我的女学生，后来颇多为我朋友的夫人，如蔡云笙夫人（孙润宇的妹妹），陆费伯鸿夫人（陆费伯鸿是中华书局总经理），顾树森夫人、宋春舫夫人等等。有的其初还没有知道，后来由其夫人道及，往往都亲治一餐以饷我。我在北京时，在宴会上，遇宋春舫，他说：“有一人要见你，明日我开车子来接，到吾家便饭，便可相见。”我问何人？他说：“现且不说，见后自知。”明日以车来迎，春舫筑室于清华大学之傍，至其家，夫人出迎，乃我学生朱润女士也。亦得饷一餐。春舫所筑之室，名“春润庐”，即以其伉俪之名名其室，室外花木环之，室内图书罗列，甚为雅洁。饭后，导游西山，至暮仍由春舫开汽车送归。至于黄任之夫人、杨千里夫人、朱少屏夫人等，都为我的学生，前文已说过，不赘。
